最近还是在看柴静的《看见》，不由地还是被打动，一直在看，尤其是写到“卢安克”部分，特别细读了。
以前在电视里看到过柴静采访卢安克的节目，当时印象就很深。
253、《看不见的眼泪》艾明雅
昨天夜里听百乐的节目。一位结婚六年的女子打电话来，说，男人太贪玩，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后来问及何谓贪玩，才知道那玩既非赌也非嫖，而是夫妻二人各开一个店，女主人大概要尽心很多，而男人却不知道何谓紧张，钓鱼，打球，样样用心就是不花心思在店里。说到半路，也许是心过于累，经济压力也很大，委屈一瞬间腾起来，女人压低声音开始啜泣。那一声又一声午夜电波里的哭泣，突然把我的心也哭得很紧。 阿毛在旁边笑：说这是什么事，就这点事。这女的哭成这样。
看，男人只当是笑料。而身为女人，那一瞬间，若那女子站在我面前，我只想给她一个拥抱。那样的压力，除开女人，无人会懂。
我有个朋友说，生了孩子以后，孤独翻江倒海。夜里三点，孩子哭得都要断气，老公鼾声如雷。她心如刀绞。觉得自己像个女战士，觉得孩子才是亲的，只想把老公丢下楼去。你说这是男人狠心吗，不，是他们永远觉得，那都是小事，连吵架都犯不着。
其实，对于一个已婚的女人而言，究竟怎样的痛苦可以称之为痛苦？年轻的女子大抵以为，小三来砸门，婆婆来吵闹，已经是最最不堪忍受。可是若你去问任何一个主妇，她们都会摇头。痛苦莫过于，你身边的男人，从来不觉得你有什么好值得去痛苦。他们眼里，日子安稳，薪水全交，从来未做过对不起家庭的事，如此便已恨不得给自己颁奖了，问心无愧到回家倒头就睡再无其他想法。可若是睡到半路，心思满满的女人拉他起来谈谈，聊聊，永远只会换来一句：好累，明天再说。可第二日清晨，他去公司，她送孩子，分开走远。日子很安稳。只是她内心又多了一些话，自己消化。
对于男人而言，除开军国再无大事。女人的事，永远都是小事。他们永远不会懂这样的小事，就像一只一只的白蚁，吞噬的尽是青春与快乐。
每到一个夜晚结束的时候，这座城市里有多少女人翻来覆去难以入眠。望着身边早已熟睡甚至是鼾声如雷的男友或者丈夫，一瞬间身心疲惫。会突然间生出回家的欲望。虽然明白如今所谓的家，就是睡着的这张床，身边的这个男人，隔壁房里睡着的孩子。而依然可望另外那个家，自己想要回的那个家，早已经在岁月的涤荡中再也回不去的那个家，是无需每日早起一小时准备孩子的书包老公的领带的家。是无需每日晚睡一小时收拾孩子的可乐瓶老公的臭袜子的家。
我出嫁那日，母亲抱着我嚎啕大哭，一遍又一遍地说：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好，嫁去别人家怎么会有自己家里好。就这样的一句话，她一直一直念，一直一直被我记得。一开始以为她说的那别人家，是婆家。如今却渐渐懂得，这家不是别家，正是我自己的家。和这个男人，爱恨吵闹，亲力亲为的日子，贴心贴肺的家。最爱最痛的自己的家。这秘密只有母亲早早懂得，知道亲生女儿从此再不完全属于自己，再不会有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的日子。这女儿从此要与吃别家的饭，受别家的气，开始一个女人从早到晚脚不沾地的日子。对于母亲而言，除开亲手庇护，从此女儿站的，都是“别人家”的屋檐底。
长久的婚姻生活里，每个女人都有过一瞬间逃走的冲动。我也有过。只是这冲动过后，依然是哼着歌，浇着花。笑着晒衣服。可依然有多少女人的心在夜晚男人的鼾声中渐渐变硬，从此连一点一点的热都不再渴望。心脏满满，无法言说的委屈，拿旁边这个男人毫无办法的失落，充斥着一个又一个的夜。只是第二日起床，却依然无事一样，照样要送着孩子上学。
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主妇出轨后，老公还来不及愤怒，第一件事就是错愕。因为，全无征兆。她看起来那样平静，几十年一如既往，可是心却已万年。有些男人甚至说：痛苦？她吗？我都没有见过她掉眼泪啊！
只因已婚的女人早已经不习惯在人前流泪，尤其是孩子，或者是丈夫。因为知道那泪滴永远不会被理解，甚至会被不解。孩子永远不会知道妈妈吃着饭为什么就掉下泪，丈夫猜测着这女人是不是生理期又要来了赶快躲远点。文开头的那位姐姐，甚至连哭都不敢，说孩子在睡觉。说，心中委屈，根本无法与家人讲。
《阳光姐妹淘》那部电影里，女主角送完老公和女儿上学，呆呆地在家里看影碟，做家务。突然间流泪。
我突然很想跟很多男人说一句，看你的女人幸福还是不幸，便是要看你睡着后，你走后，她是否依然醒着，或者睡着，甚至流泪。
只因女人依然永远渴望被温柔对待，耐心理解。她们和生活隔着太近太近的距离，点滴，微末，都可以颠覆一天的情绪。她们渴望着交流，理解，却知道这是最最奢望的事情。这世间有多少夫妻，在长久地柴米之中已经早已经懒得沟通，因为知道永远无法沟通。最近的人，最远的心。女人习惯了用最最隐秘的泪来诉说委屈，代表着最恩爱的夫妻，也无法跨越的那些两性思维不同所产生的折磨。这不是夫妻的问题，这是男女，男人和女人永远无法沟通，若这是痛，这是原痛。与生俱来的痛。
一个女人，宁愿在夜里十二点打电话，给一个素未谋面的电台DJ诉说伤痛。丈夫呢？朋友呢？这本身就是一种痛。
一个男人，理解不了自己妻子为什么有那么多疲惫与痛楚，这是罪过吗？在这个需要男人不断拼搏的时代，谁又敢说他们是罪过呢。
无人征讨，不知道始作俑者是谁，但是痛苦，就是这样真真切切来到。眼泪，就是要这么不卑不亢地偶尔流一流。
夜深了。今夜不会有什么不同，这座城市，依然有主妇难以入睡，或者，流泪。她们依然热爱孩子或者丈夫，却依然让自己流泪。她们哭泣那些无法言说的痛，因为爱而逃不脱的责任。她们哭泣那些男人永远听不懂的话，永远理解不了的委屈。她们哭泣，也因为爱，因为爱，才让她们有面对明天的勇气。主妇，来不及绝望。只因再好的男人也不懂女人，欲望都市里那些女子，才会彼此视若生命。
（摘自《视野》2014第10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5-21 21:14 编辑
254、《回“家”的路才是旅途》李遥岑
大学毕业那年，我被某著名国企录取，那年竞争相当激烈，三万个候选人里，总部只需要三个人。拿到Offer之后，我狂喜了一段日子。直到入职培训的电话打来，我恐惧了，不用想象，就知道自己十年后甚至退休后面目安详的样子。犹豫再三，告诉他们我不能去上班了，好在对方财大气粗，并未向我索要违约金。那天，我豪情万丈地摊开中国地图，勾选了十个我喜欢的地方，给自己订了十年十城的计划——每年去一个城市生活、工作，顺便旅行。
北京是计划中的第二站。刚入职时，我就对主管坦白了我的十年十城计划，很快成为一个笑话流传开。有次和大老板同乘电梯，万籁俱寂，大老板忽然转向我：“听说，你的理想是流浪？”我窘迫地摇摇头，一开电梯门就落荒而逃。
我和他可能都没料到，到今天，我在北京已经待了整整五年。
曾经，我在博客里写过一篇谈梦想的短文，被转载分享五千多次。很多人留言都说看得泪流满面。文中写道：“其实，有这么多的生活方式可以选择，梦想的形态有千千万万种，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和你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为什么要把一份做到死的工作和一间未必能住到死的房子作为唯一的目标呢？那真的是你内心最需要的吗？”
可是，当我如今重读那篇文章的时候，我意识到，那是一种非理智的煽动，我必须对那些流泪的读者道歉。做一份安稳的工作，为家人准备一处温暖的居所是同样珍贵的梦想。而今放眼望去，四处都是挠人心痒的标语：“不去会死”“有些事你现在不做就永远也不会做了”“辞职去旅行”“说走就走”“三步两步就是天堂”“再穷也要去旅行”。好像旅行一夜之间成了拯救糟糕生活的解药，好像许多朋友一提起梦想，就失去了想象力，哦，梦想就是不用工作去环球旅行。顺风车，沙发客这些曾经散发着温情的词汇，因为旅行的无节操而渐渐让人抵触。因为工作关系，我见过太多号称××元走中国的人，他们大多数没有职业，没有生活来源，用极少的钱可能走完这么多地方吗？要么逃车票逃门票违反社会规则，要么一路活在别人的施舍之下，这和乞讨有什么区别？更让人难过的是，经过媒体的炒作，很多孩子开始效仿。亲爱的，这不是旅行，这是逃窜。
太多人分不清“想要”和“需要”的区别。如果旅行是你的需要，像吃饭、睡觉一样重要，那么就带上你的心和人民币去享受旅行。如果你想通过旅行去解决生活里的难题，去寻找所谓的安全感、梦想、勇气，甚至用它来逃避现实生活，那么你一定会失望，它就是生活本身，那扇没有推开的门终究还是会矗立在你面前。
不去真的不会死，有些事现在做不了以后总有机会再做，说走就走前别忘了了解户外常识，没有钱就努力工作为下次旅行做准备，无论走多远只有走回内心才是天堂。世事还长，人间很美，不急这一刻。
也许你曾东奔西走，在世界各地都不曾找到让你内心安宁的片刻。是啊，囚犯逃到世界尽头也会随身携带他的小监狱，把生活搞到一团糟的人在哪里都是颠沛流离，你就像一个追着自己影子满世界乱跑的人，心力交瘁。向外寻找终是徒劳，当你的身体追赶上你的心的时刻，就是你真正该在的地方。
走出去，还得走回来，回“家”的路才是旅途。
（摘自《读者2014第3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5-25 15:57 编辑
255、《我在剑桥学说话》濮实
有人问我在剑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说是人。
那些历史上的名人不必多提，只说在平时的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去学院餐厅吃饭，对面坐过来一位长者，英国人，已经90岁，一口流利的汉语，说自己1947年曾在北平工作，后来在剑桥东亚系做了汉学家；酒会上偶遇学院的酒保，这个人在学院貌似只负责管理藏酒，但其本人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社长，也算是学术界的江湖人物。随便一顿日常午餐，可以听到德国战后的历史，可以了解意大利中世纪的宗教，可以搞清楚助听器是怎样发明的，可以讨论法国戏剧、美国电影、埃及政局及日本法律。 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已经不太准确，因为事实上每个人都一定是你的老师。
语言能力决定发展潜力 在所有这些人中，有一位作家是我非常敬重的。他本人在美国一所大学教授文学写作和加勒比研究，除教学以外主要以写作为业。和他接触的过程中我学到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使用语言的准确性。 去植物园散步，他可以边走边告诉我们路边的植物叫什么名字，有什么气味或者怎样辨别。每次提到某个信息说之后发邮件，他都一定会拿出本子记下来，回家后立刻就发。跟他随便闲聊让我逐渐意识到自己使用语言的时候是多么不准确——我发现自己经常用“这个”“那个”来指代事物，描述东西的位置就说“这边”或“那边”，描述距离就用“不远”或者“比较远”。而每到这个时候他都会让我解释清楚到底是哪个，到底在哪边，到底有多远。 然后我注意到，他在描述东西的时候都会说得非常准确，很少用代词，很少有歧义。甚至在蛋糕店里看到不知道名字的蛋糕都会问清楚它叫什么，怎样拼写。想想自己有时候见到不认识的词都懒得查一下，有时候说不清楚事情就干脆放弃不讲，有时候觉得没必要什么东西都知道名字，反正当面一比划或者用手一指别人就能明白了。但现在想来，自己写作不能很快提高，词汇量不见增长，这真的是没办法怪别人。之前学英语到处找方法找技巧，殊不知捷径就在于这种日常的积累和准确使用语言的意识。 这些道理貌似一直都懂，也一直觉得自己已经算是一个肯下功夫的人，但只有亲身遇到了这样一位作家才看到了什么叫下功夫，才明白了什么叫良好的学习习惯。以至后来，写一段文字拿给他点评，本来以为已经写得很清楚的地方居然也被找出很多歧义。之前往往会抱怨说为什么我写得已经这么清楚了别人还是不明白，但那次被挑出问题之后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读者意识”。 从国内读研开始，已经不知道写了多少论文，练学术写作的时候已经不知听了多少遍要有“读者意识”，要从读者的角度看自己有没有写清楚。但其实只有在真的被人从每个词每句话中挑出问题的时候，你才会有特别具体地明白到底什么是“读者意识”。 这样的学习经历是我之前没有过的，平时即便有人说你写得不清楚，也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告诉你为什么不清楚，哪里不清楚，怎样才能更清楚。能给出这样精准的反馈，需要的不只是耐心，更重要的是足够强的表达力和解释力。 我记得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准备选英语专业，一些人提出质疑，说英语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干嘛要把它当专业呢？虽然我当时自己有明确的方向，但却无力解释，后来也常常见到有人郁闷，觉得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人人都会说英语，英语专业的学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优势可言。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英语的确是工具，但恰恰是这个工具，如果你掌握得好，那它可以给你打开很多很多大门，通向很多不同的世界。如果掌握得不好，就没有办法准确地表达自己，表达不出来就不能让别人领会你的意思，就没有办法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英语世界使用英语是这个道理，在中国使用中文也是一样的道理。看上去貌似人人都会说中文，人人都会写汉字，但是事实上，会用中文上街问路还是做公共演讲，会用汉字聊QQ还是写文章，这是有天壤之别的。 纽约时报中文版曾经刊载过一篇文章，叫《人文学科不该成为冷门》。文章的作者克林肯博格曾在美国许多知名大学教授非虚构写作，他在文中提到说，“在每个学期我都充满希望又十分恐惧，如果我的学生已经掌握了写作，我将没什么可教，而每个学期我都一再发现，他们还是不会写作。他们能够组合起一串串术语，堆砌起大段大段腹语般的句子结构。他们能够围绕碰巧得到的主题和意识形态概念四散转移，而仅仅这么做就能得到好成绩。但说到清晰、简洁的写作，毫无障碍地阐明自己的想法和情绪、描述身边的世界——做不到。" 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并让别人明白你的意思，这件看来简单的事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可以不夸张地说，在现代社会里，使用语言的能力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发展潜力。 很早之前就有老师告诉我们说，辩才一定是人才。不是说人人都要当作家或以文字工作为业，但不论是口头语言表达还是书面写作，能够找到合适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来传达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这是在现代社会立足所必需的一个能力。
写作不仅仅可以怡情 拿写作来说，写作本身能够给人带来巨大的愉悦感。去年在学院结识了一位来自澳门的访问学者，她在大学任教的同时是当地报纸的专栏作家。看到她近半年发在报纸上的都是她在剑桥的亲身感悟。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也有看到，我也有经历，但是看到她亲笔写出那些经历，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为彼此保存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也为他人贡献出了很多好的故事和想法。 对于作者本人来讲，写作会让人变得更精确，更注重细节，更刨根问底，更真切地关注他人。写作可以把私人的记忆变成群体共享的身份认同，可以把会流走的过去变成凝固不变的历史。即便是非公共场合的写作，比如日常的邮件，如果能写得漂亮，也会让人很欣赏很感动。所有这些文字其实都不是浮于生活表面的薄薄的一层纸。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可以不夸张地说，文字即是人的思想，是生活本身。 难怪克林肯博格在文章结尾时说：写作，“没有人找得到一种为这种能力定价的方法……但每一个拥有它的人——不论如何，何时获得——都知道，这是一种稀有而珍贵的财富。” 回到选专业和个人事业发展的“实用”话题，写作不仅仅是一个用以怡情的艺术活动。正相反，写作，以及口头表达，是每一个人日常都会用到的一项技能。有调查表明，事业的发展、收入的多少与人的词汇量有很大关系。很多人常常抱怨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或者自己的能力没有得到对等的认可，这种事情的原因有很多，但语言使用能力往往是其中之一。 从教育的角度看，人的教育最根本的是读写能力，因为在现代社会几乎所有的知识都存在于语言之中，即便是口头传授的经验，其内容本身也会受到语言表达的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往往取决于书写历史的人是如何叙述的，而叙述即是语言的表达。那些影响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人，包括政治家、科学家和思想家等等，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通过语言表达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他人，引导大家通过某一个视角看世界。可以说，语言的作用不可低估，语言表达能力是领导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很多人可能说，我不想当领导，但事实是，对于语言的使用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读者意识”也并非只是关于作家和普通读者的关系。在广义上看，我们表达任何信息，接收信息的对方都是我们的“读者”，无论你的读者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
说出别人说不出的话 在学院遇到的那位作家告诉我说，“读者意识”其实讲的就是怎样获得读者的信任；如果你的表达中很多地方都很模糊、有歧义，那么对方接收不到你想表达的真实意思，可能就会不再信任你，从而放弃阅读。这个道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完全适用的。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离不开语言的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像作者和读者的信任一样，如果表达不准确、不合适、不得体，都会对人际关系造成直接的影响。 有时候我们抱怨别人不理解自己，但退一步想想，你真的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了吗？可能很多人都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是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也相信这一点。但同时，通过跟这位作家的接触，我慢慢意识到很多时候其实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借助别人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有时候看到一句话会突然觉得这就是我们长久以来想说却说不出来的。 一个会使用语言的人，一个能够准确掌握大量词汇的人，就有能力说出别人说不出来的话。这样的能力，会让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在人与人的交流中，掌握很多的主动权。而所有这些，如果不是在剑桥亲眼目睹了一位作家的日常言行，我不可能有这样深切的体会，文字于我来说可能至多还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工具，我也可能仍旧会沾沾自喜于自己已经算是过关的论文写作技巧。 我2011年秋天开始在剑桥读书，到现在已经将近三年。每当别人问到我在这边学到了什么，我总是先想起身边接触到的人，以及这些人在不经意间展示出来的经验和学识。 很多人相信真正的教育是靠师长的言传身教，这一点我在剑桥体会很深。 关于写作，尤其是学术写作，我们去过数不清的讲座、研讨和研修班，但我从这位作家身上学到的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道理，没有什么宏大理论，没有什么框架和系统，但往往真正的学习就是发生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是通过朴素的日常语言引发的感悟和思考。 而一所好的大学最值得珍惜的也往往不是它能直接教给学生的书本知识，而是它为这样的日常学习所创造的环境和氛围，是它对人精神生活所提供的细致入微的关照。
（摘自《读者》2014第9期）
256、《从钱穆那里选定人生道路》黄昉苨
我曾对钱穆不以为然，尤其是他身上有种老派的不现实。 这种不以为然也许能追溯到小学，在杨绛的散文《车过古战场》中，我第一次读到了钱穆，他看起来是个一肚子典故的固执老头，贫困，自尊心强。
与杨绛同车上北京的他，始终不愿吃一口她给的饼干。为维系困窘中的尊严，宁愿趁人不注意时去站台上胡乱买些食物。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初商品经济的浪潮中成长着的小孩，怎么能理解钱穆这种书呆子气的自尊心呢？
那年头，经济迅速发展，万事都有新景象，老规矩彻彻底底过时了，不懂变通的人是被嘲笑的对象；这篇平淡的散文，也很快被我置诸脑后。
再听闻钱穆，就是上大学之后。我无比惊讶地发现，在港台教授的世界里，“钱穆”是一个崇高的名字，代表着某种我们并不熟悉的信念。
譬如我在学校的方柱子上磕破了皮，有人建议我向校长反映此地设计的不合理，并相信一定会得到解决，因为“你们的校长，那是钱穆的学生啊”！
再譬如来自香港的郭校长，每逢学校里有个大小事，他总爱在演讲里回忆在新亚书院讲课的钱穆：当年，在一座破房子里，先生和学生都穷得没饭吃，但即便这样困窘，为了传统文化的使命，钱穆先生还是穿学士袍来授课。
所以校长深有感触： “知识是有生命的，钱穆的《国史大纲》是在战乱中写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有血有泪。书院的重建也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用生命去支援生命。这样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带走的就不是学位，而是一生要走的方向……”
他讲得动情，教学楼外的建筑工地也正一片热闹，学院的教学楼只建造了一半，无人知晓它能否坚持下去。报考的学生，多是奔着这里国际化的“全英文教学”与一纸港校文凭而来，学校最热门的专业是商科，大家最大的目标，无非练好英文，顺便从苛刻的教授那里争取好一些的成绩，以后上外企找份光鲜的工作。
这时候，竟然有人来跟我们讲，学位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是从钱穆那里传来的书院教学的理念？！一个大一新生从人群中冒出来，带着老成的姿态对郭校长说：“您现实一点好不好？”
说到现实，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学生，看起来可比年过六旬的校长更现实。入校第一年，能让大家联合起来嚷嚷的事，是让学校引进英文四六级考试——因为有四六级证书，求职才保险。后来学校增设了党支部，尽管只在五楼的一溜教师办公室里占了一间，计划去体制内的同学便安心了，能体会港式大学教育，而又不耽误入党，国内国际两周全，于是皆大欢喜。
我也不例外，上大学是为了一个好出路。我喜欢的是中国的文史，喜欢中文的写作，但那又怎样呢，准备出国，学好英文，这才是正经路途。梦想，又不能当饭吃。
很长一段时间，我犹豫于是否应该遵从自己的心意追求未来的道路：要不要出国？是不是从此走在英文的世界里？
一度我对此毫不抱希望，但读着钱穆的书，我还是动了心。他想必也曾饱受质疑与挫折，也是在疑惑与动摇后找到自己最终想走的路。这个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接受了新式教育，在常州读中学时，还曾与瞿秋白一起带头闹学潮的乡间少年，最后却长成了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在95岁高龄时，就因为有人质疑其享受特权，钱穆便搬出住了三十多年的素书楼，他也只说一句“人各有志，余亦惟秉素志而已”。
这份固执，让我想起在火车上婉拒杨绛的钱穆。合上书本，我只能深深叹一口气，相信自己绝没有这么彻底的孤高的心。
本科毕业时，尽管一位教国文的老教授建议我 “试着去写点值得成为铅字的文字”，我还是选择了一条更实用更保险的道路，出了国，继续读国际新闻的专业。
可是，即便身处伦敦的课堂上，我也常常想起钱穆。这里的师生会为着资本家掌握媒体对言论自由的损害而激辩，痛斥着“默多克与卡梅伦要好得共进晚餐”的传媒现状，那情状，竟像极了老辈人笔下的“东林风韵”：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曾以为钱穆对主流的不妥协是一种偏执，原来，英国的知识分子也一样。
在英伦三岛的雨雾中浸淫，看着这里高校中知识分子对自由与真理不松懈的追求，我明白了上世纪50年代的钱穆，在饭都吃不饱的景况下，还穿着学士袍去上课的意义所在。 那是在花果飘零的绝境中，依然要守护知识尊严的努力，是到困窘之际，也依然心怀天下的属于知识分子的傻气。
他们不向现实投降，不向污浊妥协。因为即使整个世界都贫困无力，只要教育还在坚持着对人类灵魂的关怀，不放弃对激发学生更高贵品性的可能，社会总有希望。
要读过这些书，走过这些路，见过这些人，我才终于相信，坚持自己的信念，并没有那么古怪；追求自己的梦想，也并不一定那么不现实。相反，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现实，生活才有这些美好。
终于有一天，处理完课业后，我打开文档，决定学学钱穆的“傻气”，开始写一些自己内心真正想写的话，把对现实的考虑都扔一边去。“不论未来如何，我都想在符合自己信念的道路上走下去”，我对自己说，只要饿不死就好。
现在回头看，就从那一刻起，我已经踏上了回国的道路。还好，够不切实际的我，还没饿死。
（选自《读者》2014第9期）
257、《你一无所有 ，你拥有一切》卢思浩
嘴上说说的人生
那年我在离家的时候一个劲地往自己的硬盘里塞《灌篮高手》，我妈一副嗤之以鼻的表情看着我，似乎是在说：“这么大的人了居然还这么喜欢看动漫。”
我不知道怎么回应她，只好耸耸肩，因为我实在无法对我亲爱的娘亲说明这部动漫对我的意义。
你知道，有些歌有些东西就是有那种力量。哪怕它在你的手机里藏了好几年，哪怕它早就过了黄金期，哪怕越来越少的人会提起它。你就是知道，当你一听起这首歌的时候，当你一看起那些漫画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以前的自己，你就会获得一种莫名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让你感受到自己的节奏，让你以跟世界不同的方式独自运转着，你能听到自己。比如那首永远的butterfly和直到世界的尽头，它们比记忆更可靠。
在记忆里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一定是当年的你自己。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在你嚷嚷着“时间变化太快”的同时，在那些所谓的“物是人非”里，变化最多的人是你自己。我不知道怎么样的人生是最可怕的，但是我知道当你有一天你回头看，当你发现你曾经所说的一切，你曾经信誓旦旦的一切变成说说而已的时候，一定不会好受到哪里去。
好像人一长大，就会把很多东西给弄丢了。比如那些简单却能让自己充实开心一天的东西，比如让自己肆意哭和笑的能力，还有那些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人。最可怕的不是弄丢了这些东西，而是你变得心安理得。你开始安慰自己，这就是成长，这就是我们最终会变成的样子。你只是找了个借口继续这样的生活，对以前的自己嗤之以鼻。
只是每当你听起以前的歌的时候，或者你看到某个人在他自己的道路坚持下去的时候，你都会像被自己扇了一个大嘴巴。
看着别人的努力羡慕一下然后转身回去过自己的生活的你，又凭什么去过自己想要的人生？
努力，是为了给自己交代
曾经跟好友为了商谈一个项目去北京，对方是一个标准的八零后，北漂。这是他飘着的第三年，伴随着他一直没有改变的直来直往的性格。这是他第三年换的第三份工作，一直没有安稳过。他说：“这些年我看过了很多人，有些人不用做什么就可以有很好的前景，有些人拼死拼活还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城市里生存。”
在沪江上认识的一个小姑娘，她曾经差点为了她的男朋友去国外陪读一年，可是后来他们偏偏分手了。后来她决定一个人去上海，最苦逼的时候连饭都没得吃，就拿着几个包子躲在地铁站里，不知道去哪里。
曾经我总是无法理解，明明回到爸妈身边工作更好，也可以陪在爸妈身边，何必在大城市里摸爬滚打，还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就像我曾经写过的那个在动车里哭泣的姑娘，到最后没办法了只能回家。我曾觉得这样太不值得，然而当我有一天面临选择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他们做决定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那个北漂着的哥们说过，哪怕自己奋斗了一辈子也是个屌丝，那么至少这样子自己不会再有借口了，不会在老的时候悔不该当初。你说值得么？我觉得值得。虽然我直来直往的性格给自己带来了很多麻烦，但这就是我，这就是我存在的方式。
其实所有漂泊的人，不过是为了有一天能够不再漂泊，能用自己的力量撑起身后的家人和自己爱的人。你觉得最好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我觉得最好的生活状态莫过于，在你的青春年纪傻逼地为了理想坚持过，最后回到平淡用现实的方法让自己生活下去。能实现梦想自然是最好，但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也没有什么可惜的。成长的第一步就是接受这个世界的多样性，认识到现实的不美好，然后还是决定要坚持最初的坚持。
小时候我总嚷嚷着，努力是了改变世界，然而现在的我会觉得，有些人努力只是为了变成一个普通人，有些人努力只是为了给自己交代，也许我们始终都只是一个小人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活下去。窃以为，那些在看透了生活的无奈之后，还是选择不敷衍不抱怨不自卑依旧热爱生活依旧努力做好身边的事的人，努力便是他们对自己的交代。
就像我曾经跟李婧讨论去哪里工作的时候，最后我们得出结论，其实无论在哪个城市存活都不容易，但无论过成什么样子，都要自己承担的起。
我有勇气做选择，自然要有本事承担地起后果。
只有行动，才能解除你所有的不安
你说你想要当自由撰稿人，可从不见你努力写稿；你说你想考研，可从不见你背词做题；你看到学霸出没于是嗤之以鼻说这样活着没意思，你看到有人旅行又不屑一顾说这只是从大流。我开始怀疑你挂在嘴边的是不是逃避现实的借口，我开始怀疑你是不是在一遍遍逃避和自我安慰中变得惴惴不安。
于是你慢慢屈服于自己的欲望。明明在几年以后能有更好的生活，却一定要在现在买上最新的包。每个人都开始想要达到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物质条件，似乎结果才是最重要的。然而，你有没有想过，你所谓的所有努力，是为了满足你的欲望还是真的追求上进？就像汪峰的歌里面说的：“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
终于有一天，你发现你取得了当时所要的结果，可是在那之后，却再也不知道怎么继续了。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请把自己摆在二十岁出头的位置上。你没有理由也没能力去拥有一个四十岁的人拥有的阅历和财富，你除了手头的青春你一无所有，但就是你手头这为数不多的东西，能决定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安全感，还是因为每个人都说自己没有安全感，所以你也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我对安全感的定义只有两个：一是别人给你的能量总有一天会消失的，只有自己给自己的安全感最可靠，只有行动才会给你带来安全感；二是永远要记得，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德行，你都是你父母的安全感。
所以当你觉得不安的时候，请想一想身后的父母，想想他们正在为你打拼；请想一想自己的初衷，然后抬起头继续倔强地走下去。
唯有行动，才能解除你所有的不安。
有梦想，不抱怨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终会因我们的努力或堕落变得丰富或苍白。
有时间我就每天花两小时看书，没时间就睡前看二十分钟，周末的话可以看完整本书。做论题做一遍做不好我就做两遍，文稿要求我写一万字我就写将近两万字然后删。写出一篇好文是运气，如果一个人一直在写的话，那就是靠努力。更多时候，世界对你的态度取决于你对世界的态度，没什么好抱怨的。
为什么我们一再打击还要继续向前走？为什么明明很失望了我们也不愿意放弃一个人和一个理想？
所有人，所有人还坚持向前走着，只是因为他想要向前走着，只是因为他还不愿意像世界投降。也许没有人跟你完全一样，也没有人可以时时刻刻地陪在你身边，也许我们很久以后回过头来看，会连现在的珍惜的人的样貌都记不清。可是我最大的幸运却是，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愿意在有限的时间里用心地陪我走过这一段。愿意跟我一起为了梦想努力，经历那些孤单流离。
这样一想，人生也还真是不错呢。
当你看书看到头痛两眼通红的时候；当你按着遥控器不停转台的时候；当你翻着通讯录不知道打给谁的时候；当你独自穿越人群看着两岸灯火找不到归属感的时候；你就应该听起一首歌，看起一本书，想想自己最初的坚持和你站在这个地方的理由，然后抬起头勇敢地走下去了。
这首歌有一句话是：“是否找个理由随波逐流 或是勇敢前行挣脱牢笼 ”，我想，你知道答案。
你现在一无所有，但你却拥有一切，因为你还有牛逼的梦想。只要路是自己选的，就不怕走远，生活总会留点什么给对它抱有信心的人的。
（摘自《读者》2014第9期）
258、《合成谬误》 吴伯凡
香港的很多马路很窄，两三个车道而已，但是公共汽车开得非常快，呼啸生风！而北京的很多路，宽达七八条车道，车仍然开不快。从这个角度来说，在香港开车，一直沿一条道走会比较快。而在北京，马路很宽，左边不行就右边，右边不行再左边，有很多车在不停地并线，这让马路的运营效率大大下降。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把这种现象归纳为“合成谬误”。就是说每一个局部看上去都是理性、正确、有效率的，加起来却是一个谬误。萨缪尔森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让我们想象一个非常简陋的露天剧场，大家可以坐在地上看，但是坐在后面的人觉得看得不够清楚，为了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一些，他们就会站起来。他们一站起来，更后面的人也会站起来，结果大家就都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还是看不清楚，成本增加了，福利却没有增加。聪明人又会想出一些办法来，站着不行就踮着脚，结果全场的人都会踮着脚看，整体的福利又下降了。如此循环往复，整体福利一直在下降，个人成本不断在上升，这就是“合成谬误”。
“合成谬误”只是萨缪尔森的一个概念，他真正要讲的理论叫“公共改进”，就是要终止恶性循环。剧场内的阶梯形设计，就是一种“公共改进”。表面上看这是一种设施，实际上它是一种制度设计，使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让大家不至于陷入低水平的过度竞争中，不至于陷入一种集体的谬误当中。
（摘自《读者》2014第9期）
259、《欲望与志气》梁漱溟
在这个时代的青年，能够把自己安排对了的很少。在这时代，有一个大的欺骗他，或耽误他，容易让他误会，或让他不留心的一件事，就是把欲望当志气。
这样的用功，自然不得其方。也许他很卖力气，因为背后存个贪的心，不能不如此。可是他这样卖力气，却很不自然，很苦，且难以长进。虽有时也会起一个大的反动，觉得我这样是干什么？甚或会完全不干,也许勉强干。但当自己勉强自己时，读书做事均难入，无法全副精神放在事情上。甚且会自己搪塞自己。越聪明的人，越容易有欲望，越不知应在哪个地方搁下那个心。心实在应该搁在当下的。可是聪明的人，老是搁不在当下，老往远处跑，烦躁而不宁。所以没有志气的固不用说，就是自以为有志气的，往往不是志气而是欲望。仿佛他期望自己能有成就，要成功怎么个样子，这样不很好吗？无奈在这里常藏着不合适的地方，自己不知道。自己越不宽松，越不能耐，病就越大。所以前人讲学，志气欲望之辨很严，必须不是从自己躯壳动念，而念头真切，才是真志气。张恒渠先生颇反对欲望，谓民胞物与之心，时刻不能离的。
自西洋风气进来，反对欲望的话没人讲，不似从前的严格，殊不知正在这些地方，是自己骗自己害自己。
（摘自《读者》2014第9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5-29 12:33 编辑
260、《彬彬有礼不等于心地善良》 贺什 .费里德曼
高中时母亲曾带我到德国的威斯巴登小住，一个温泉疗养城市，二战中曾被美军占领将其用作空军基地轰炸周围地区，所以这里的一切基本保存完好——娱乐场所、博物馆、湖泊、歌剧院、温泉浴场——德国战前优秀文化修养的证明。 我们住在一幢很舒适的百年公寓里，宽大的落地窗，高高的天花板上雕塑的小天使俯视着我们。我们明白了为什么犹太人固执地不愿离开这里，所有的文明和装饰使我们心旷神怡。虽然结交了很多德国新朋友，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自问：为什么这样一个彬彬有礼、举止优雅的国度却在半个世纪前犯下如此暴行?每当我沿着林荫大街散步，脑海里反复问这样一个问题：“彬彬有礼和心地善良之间有什么不同?” 拉宾·汉特，纽约叶史瓦大学已故校长，常常讲述一个令人心寒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战前他还是个欧洲年轻犹太学生的时候，一位同学很羡慕地回忆彬彬有礼、很有教养的德国人在他们最近一次德国之旅时是如何对待他们的。该学生回忆说，每当他们问路，德国人告诉完以后还会很有礼貌地问：“不会错吧?”五十年后在美国，一次邂逅，汉特想起他就是当年那位同学。他乡遇故知很是高兴，汉特抓住他的手热情拥抱，很吃惊地发现一只手是假肢。这位同学解释道，“我曾经是主张向德国人学习的男生之一，却没想到自己是多么地错误。在集中营里，一个纳粹锯掉了我的手，一边锯还一边很有礼貌地问，‘很疼，不会错吧?’” 来德国前我一直认为礼节是善意的表达，得体的举止就是善良的表现，但现在我看出文化、文明并不等于善良。那么缺失的成分是什么?如何把一个孩子抚养成人并教会他善良?作为父亲我找到了答案。一天，把一岁的儿子放上滑梯时我看出他很害怕，但我还是轻轻推了他一把，心想，他会喜欢的。他滑了下来，惊骇地用头撞着滑板不停尖叫，一个月后还对滑梯心怀恐惧。 我霎时间认识到自己温柔举止下面掩盖的是对他人的完全无视。把他抱在怀里看他大哭不止，我觉得地狱之门在我面前轰然打开。我并非在真正培养孩子的勇敢精神，只把他当做玩具取乐而且被抓了个现形。我感到烦躁异常，觉得自己就像个魔鬼，不该那样只是一意孤行地在一个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孩子身上寻自己的开心。事过之后我暗想：如果纳粹德国期间，我是个德国人，突然有了这样的性格特点那会怎么样?我不寒而栗地油然想到，自己文质彬彬的外表下隐藏着人性的另一面——对人类价值的全然无知。 认识到自身的这个特点，我感到些许安慰并很震惊地看到他人也有同样的性格缺陷：正在给女儿照相的母亲全然不顾蹒跚学步的儿子走到了大街上；开心戏弄侄儿的叔叔没有注意到孩子有些吃不消；奶奶不顾孙女的感受强迫腼腆害羞的她参加鼓噪一时的选美比赛。 这些人都可谓彬彬有礼得无以复加，却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意识到他人的痛苦。我又想到自己的母亲，她从不强迫我做任何我不愿做的事，即使在得克萨斯我还很小时，她给我穿戴的也仅仅是牛仔服、靴子和牛仔帽，从未迫使我穿我不愿穿的服装。她可能也因我的样子感到难为情，但她不是仅靠彬彬有礼生活的，有自己截然不同的待人标准。 我三岁时就感到了母亲的尊重，她从不曾强迫我做任何我不肯违心去做的事，从不使我感到尴尬或侵犯我的空间感。 向“真正善良”迈出的第一步是心怀敬畏地对待他人，我们应该培养这样的意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以不愿他人对我们自己的方式对待他人时，会给他人造成什么样的痛苦，如果我们有了对他人痛苦的敏感性，我们就能明白他人也有感到被伤害的人性。 这需要一辈子的培养，直至今天我还发现自己不慎弄乱孩子的头发，不太注意洗澡水太热还是太凉或因过于专注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而忽视了他人的要求。我们的痛苦经常来自对我们自身价值认识的缺乏，因为并非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认识到人人都是独立而唯一的形象，而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小心翼翼地捍卫他人的尊严，这是人性战胜兽性的法宝。
（摘自《读者》2012第9期）
261、《学校有“老虎”》刘伟鹏
孩子一天中最难过的时间是哪一段？有多少父母明确地知道，孩子为什么会在出门上学前磨磨蹭蹭，毫无快乐可言？
某教育机构1月初发布了一份题为《孩子，你为什么不愿上学》的研究报告。报告称，很多孩子一天中心情最沉重的时段，是他准备出门上学的时候。无论孩子的个性多么开朗，当他意识到将要前往学校上课的时候，心情会瞬间变得黯淡。而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受到重视的孩子，处境可能会更糟。
但是，对于这些，父母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是什么挤压了孩子的内心？孩子究竟在学校遭遇了什么？
琳达的畏惧
最近几天，罗方明显感觉到女儿琳达的抵触情绪。琳达今年5岁，上幼儿园大班，罗方发现琳达出现畏学情绪，是在1月14日，那天罗方的母亲正好从老家来京。
那天，琳达在穿鞋一项上就用了5分钟时间，通常她只需要1分钟就能完成。接着是收拾书包，琳达一直在桌前磨蹭。她的举动激怒了罗方，罗方问琳达是不是不舒服，琳达低着头不吭声，两人对峙了差不多5分钟。这样一来，琳达那天上学的时间比往常晚了半小时。
在路上，罗方反复询问，琳达才说出不愿意出门的原因。
琳达喜欢画画，班上的陈老师发现了她的天赋，就把琳达编进了绘画兴趣班。但是，琳达不喜欢兴趣班老师的教学方式，对老师讲的内容和方法不感兴趣，也不接受。这样，原本是生活中最有乐趣的事，却成了一个负担。
最严重的是，陈老师对琳达的态度大为转变。此前，陈老师对琳达很亲密，当琳达对绘画兴趣班抗拒并几次吵闹之后，陈老师感到非常尴尬。琳达感觉到了老师的态度，所以对学校产生了畏惧。
罗方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但琳达和老师之间的隔阂已经形成，想马上消除，并不容易。通过朋友介绍，罗方把她的困惑讲给了一个专门从事儿童行为心理研究的机构，这家机构当时正在做一个主题为《孩子，你为什么不愿上学》的问卷调查，琳达遇到的问题，正是她们的研究范围。
培训可能抹杀创造力
根据这家机构的研究，平均每4个孩子就有一个受过“畏学情绪”的困扰。其中，靠自己调整度过的占到80%。这些孩子中，因幼年时的畏学而对学习造成困扰的，占到了40%，另有6成左右的孩子，则因父母的及时干预回到了正轨。
他们认为，造成孩子畏学的原因分为3大类、共6种，一类是暴力伤害行为，包括肢体接触暴力、语言暴力和行为歧视；第二类是大众普遍行为对个体的压力及制度对个体的影响；第三类是成人化信息的包围。其中，第一类原因在生活中比较常见，常人稍加留意便能注意到，第二类原因隐藏在表象之下，需要借助数据分析才能明白其影响和意义，而第三类原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它解释了为什么孩子在没有直接受到肢体和心理伤害时，还容易畏惧上学，情绪低落，并且有恶梦等情况的发生。
琳达所遇到的问题属于第二类原因，即普遍行为对个体的压力。通俗的解释就是：对于某一类事物，一般公众会形成大致相同的看法，并给出大同小异的分析和判断，再根据判断采取基本一致的行动，而有一些人的价值判断和行事方式完全不同于大众，他们有自己的看法和行为方式，往往这一类人会遭受来自大众的压力，从而产生困扰。
大成心理研究中心的儿童心理研究专家贾芝长期从事儿童心理教育，她认为，琳达就是这种大环境对小个体侵害的受害者。“琳达对绘画有自己的理解与表现方式，她的绘画是天然的，是没有加工痕迹的，这是我们一般称为的天赋，但老师和家长，希望对她进行培养，培养方式让她不适应，从而变得消极，影响到她对人际关系的处理，以及对其他事物的积极性。”这是贾芝认为的目前教育使孩子恐惧和抵触的一个原因。
在谈及这种行为是否会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时，贾芝说，这是肯定的，它极有可能毁掉孩子对绘画的爱好。但在《民生周刊》记者进行的随机采访中，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大多数家长对孩子的天赋感到骄傲，担心在他们小时候不加以培养，可能会剥夺孩子未来的发展机会。“但实际上，他们更应该考虑的是，专门学习是否会毁掉孩子对绘画的天然爱好。”方圆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启明也如此认为。
英国教育专家肯·罗宾逊在题为《学校如何扼杀了创造力》的演讲中谈到，好的创造力，往往在孩童期过后就被成批量地杀死了。贾芝认为，这也是目前培训教育中的大问题，对于培训带来的伤害，中国家长们从来都忽略不计。
研究报告给出的结论是：在天性与文化所构成的矛盾中，家长们总是把文化排在前面。在现在与未来的选择中，家长会选择牺牲现在，只为对付明天。他们认为，与此后漫长的一生相比，孩子最初那几年的快乐时光是可以牺牲的。
制度之伤
在各种造成孩子畏学的因素中，最无解的一个是学校制度的影响。研究人员接触过的案例中，与琳达同校区的几个孩子是这个问题的受伤害者。他们不愿意上学的原因更隐蔽，其父母是经过了多次交谈，并且是在专业的指导下运用了沟通的方法，才得知原因的。
一位姓邓的家长也是因为孩子发生了严重的厌学情绪才找到研究机构的。孩子名叫邓晓林，去年年中开始闹着不去上学，整个小区都知道了。“不去，就是不去，怎么哄都不行，打也打了，骂也骂过，有时打得楼上楼下都知道。”到了去年11月，邓晓林的父母开始寻求帮助。
研究机构花了近20天的时间调查分析，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这一类孩子之所以厌学是“学校制度对孩子的影响”。
学校制度对孩子带来的首要影响是‘官本位’和功利主义教育的蔓延。这里的“官本位”是指，升学率等指标是校长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校能否升级的要素，具体说就是与校长的官职有关。市重点学校的校长是处级，区重点是副处级，而普通学校校长仅为科级。而且，获得重点名号的中小学校，会享有各种优惠政策照顾。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内部就成了一个封闭的权力结构。一般来说，老师带毕业班有奖金，升学率对教师也有很大帮助，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某些“软性收入”，而无论是哪一种，都会引起老师之间的竟争。
老师们的竞争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其行为是在鼓励学生之间软硬条件的竞争，要超过别人，要提防别人的超越。时间一久，孩子们的价值观发生变化，开始不屑于与人交往，而只追求最功利的目的，对权力、金钱表现出与实际年龄不符的膜拜。“这往往使孩子们从小就区分阶层，标准则以金钱和权力为主，对于家庭条件一般甚至较差的学生来说，压力可想而知。”贾芝说。
邓晓林的父亲说，邓晓林明年升初中，一年前家里就开始托关系，现在虽然是电脑随机筛选，但有关系的学生可以避免进入电脑筛选系统。“我们觉得不公，孩子呢，对此更难接受。”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以北京为例，市重点中学、区重点中学以及少数高校附属中学等优质教育资源数量有限，对于孩子来说，这种对其人生具有重大影响的竞争，使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但学校并不愿意承认孩子不想上学是由学校制度引起的。琳达所在小学的校长表示，他并不认为孩子不愿上学是由于学校的压力，同时他也表示，研究机构所说的问题不可否认，但解决这一问题，并不是一两天能完成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它与更深层次的制度设计有关，如果深层制度不变，谈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空谈。
歧视是第一暴力
引起孩子畏惧上学的原因中，最广泛被提到的是发生在学校的暴力事件。这些暴力事件包括肢体行为上的暴力、语言暴力和歧视行为3项，发生范围为老师对学生、学生对学生。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2013年发生在国内的学生暴力事件达10多起，造成10几个人伤亡，施暴人群包括学生、社会人员等，另有10多起伤害事件来自教职人员。而发生在学生之间的伤害事件，则多达近百起。
有据可查的事件之外，每天发生在校园的言语侮辱事件则不计其数。然而，给孩子造成最大伤害的，则是来自老师和同学的歧视。
贾芝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她们在做调查问卷时，一个小男孩塞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恨他们，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有钱有什么了不起？我恨老师，为什么以貌取人，我不想让妈妈骑着电动自行车来接我，他们笑话我，老师还调我到后排，我不敢告诉妈妈，我怕她伤心。”
写这张纸条的男孩姓孙，他的父母是外地来京工作人员。当贾芝和男孩父母沟通此事后，孩子的母亲哭了，说他们其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每次接孩子时都尽量等在离校门远一点的地方，碰上家长会也会穿得尽量体面一点，就是为了照顾孩子的自尊心。
小孙的妈妈难过的是老师的态度，像她们这样的一般工薪家庭，老师是不大爱搭理的。“其实平常也不少往她那里送东西。”
研究表明，来自同学和老师的歧视是造成儿童伤害的头等元凶。研究认为，在孩童时代，学生如同幼兽，自控能力不强，有时凭动物的本能进行接触，他们的肢体接触行为如同幼兽间的撕咬玩耍，是自然生长的一部分，带来的伤害有限。然而，来自精神方面的打击，比如他所认为的权威人群的否定和刺激，对孩子的影响则可能伴随终生。
成人世界的信息压力
一位姓秦的家长认为，外在环境对孩子造成的压力，可能也是孩子不愿出门的一个原因。
这位家长举了一个例子：加拿大摄影师乔纳森·霍宾(Jonathan Hobin)曾拍摄过一组名为《在游戏室》的摄影作品。在作品中，摄影师让孩子站在一间空屋子的中间，四周是当天发生的国际国内大事，如朝鲜导弹事件、巴以冲突事件、校园伤害事件等各类头条新闻，形式有报纸头条、电视访谈、广播等。
结果，在拍摄完的照片中，孩子们的面孔大都紧张甚至惊恐，由于被铺天盖地的信息包围而显得弱小无力。“孩子们每天睁开眼，接受的就是这样的信息，这些信息通过各种媒介铺天盖地而来，你说能对孩子的情绪和心理没有影响吗？”
家长的担忧不无道理，在《孩子，你为什么不愿上学》的研究报告中同样提到了这一问题，他们把其列为影响孩子情绪的最可悲因素，因为这种因素几乎不可避免，无处可躲。
“外围环境是每一个成人营造出来的，大家一起使力，把它造得牢不可破，然后来围压我们的孩子。”贾芝说，这个命题之前也有机构研究过，但很少把它和孩子的厌学情绪联系在一起。最近，日本一家机构对这一命题投入了大量资金，并扩大到孩子的叛逆行为与青春期反应。“希望用以警示成人们，要注意我们自己营造的环境对孩子的影响。”
（摘自《教师博览》2014第6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6-5 06:33 编辑
262、《不可颠倒的教育顺序》凝然
儿子上高中两个月了，刚刚进行完入学的第一次统考。晚上回家，他敲开母亲的房门：“妈妈，我睡不着，你能和我说说话吗？”
“可以，你说吧！”
“你对我的成绩满意吗？”
“你对你自己的成绩满意吗？”
“还行吧，感觉挺有自信的。”
“有时候自信比成绩更重要！”
“难道你真不在乎我的成绩吗？妈妈！”
“不在乎！你想一想，我什么时候在乎过你的成绩呢？”
“小学的时候，我写作业一不认真，你就把我的作业撕了，没有任何余地！”
“哈哈，我那是在乎你的学习态度。书写汉字不要求你写得怎么美观，首先必须认真，那是端正的态度问题，态度出问题了，学习肯定出问题，这个人就会出问题。”
“嗯，有道理，我中学的时候你重视我的成绩，每天都关注我的听讲情况。”
“那是我在乎你的学习品行。一个学生不尊重课堂就是不尊重老师，不尊重老师就是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他的品行也好不到哪里去！”
“嗯，那我上高中了，你肯定在乎我的成绩，因为关系到将来的高考呀！”
“说实话，我真的不在乎！我在乎你的是学习品质！具有良好学习品质的学生就能够享受学习的过程。不想结果会怎样，愉悦地面对所有的过程。”
“妈妈，那我考上大学后你在乎我什么呢？听人家说，上了大学就是玩乐，很轻松的。”
“儿子，等你上大学了，妈妈就一定在乎你的成绩了。你想想，别人都在玩乐，都在挥霍学习的时候，你依然坚持，最后得到实惠的必定是你自己。”
“我明白了，小学的时候你在乎我的学习态度，中学时你在乎我的学习品行，高中时你在乎我的学习品质，上了大学你在乎我的学习成绩，是不是？”
“哈哈，我儿子感悟深刻呀！”
“妈妈，上了高中我有很多自己的感悟呢。第一，高中只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台阶，如果不上高中，我的发展空间就会相对小一些。第二，在学习过程中，我在班级找到一个自己突破的目标，时刻和他进行对比，看看自己到底差在哪里。第三、珍惜每一堂课，即使不复习，成绩也会很理想。第四、不跟别人比较，只跟自己比。第五、享受每一个学习的瞬间，收获自信。
“我很赞成，你知道我对你大学毕业后的期待吗？”
“哈哈，妈妈，你想的很远呀！”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你将来踏上社会，我在乎你是否能够明智的选择。选择自己的事业，选择自己的爱情，这些都将左右你生命的大部分。”
“这些对我来讲很遥远的，我还没有想过。”
“不着急，但是妈妈给你一个忠告-----宁静致远！你看这两个字，宝盖头代表着家，下面一个丁，说明你必须具有担当，为自己的将来负责；静是一个青一个争，争得春天，春天意味着希望、美好和憧憬。只有时刻让自己的心宁静，才能让自己达到更远的境界！”
“妈妈，你可真会曲解汉字，哈哈！”
“怎么叫曲解呢？想想看，十年前你又哭又闹要玩电脑，我果断拒绝了，到现在，你可以和自己的同龄人比较比较，你的心不浮躁，这一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呀！明确了每一个学习阶段的重点和目标，再过十年，你会更加受益。我很欣赏你的------不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体现了你乐观积极的心态！有了阳光般的心态，无论你将来做什么，你都会不辜负自己，都会做到享受生活的本身，这就是幸福！”
“跟你一谈话，心里感觉有更大的力量了。”
“儿子，快12点了，睡觉吧！”
“好的，妈妈晚安！”
“晚安！”
儿子带着满足很快进入了梦乡，母亲却平生第一次失眠了，没办法，就让自己享受这失眠的当下吧……
反思：小学重态度，中学重品行，高中重品质，大学重成绩，将来重选择，不可颠倒，因为教育没有回头路可走。还有，家长的引导很重要，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地球的手。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6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6-5 06:32 编辑
263、《真慈善需要智慧》 佚名
国人去藏区见小孩就发笔，发糖，发钱，导致今天的小孩 很多公然站在路上拦车要钱的后果，有时候简单，粗暴地所谓行善会带来更坏的后果，慈善真正需要智慧!
卢旺达的贫寒场面可能对于一般人只能想象，中国的义工下了卡车以后，看到一位瘦骨嶙峋，衣不蔽体的黑人男孩朝他们跑来，那个男孩很少看到这样的大卡车。 顿时，义工动了怜悯之心，转身就去拿了车上的物品向小男孩走去。 “你要干什么？”美国义工大声呵斥，“放下！” 中国义工愣住了。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们不是要来做慈善工作吗？ 美国义工朝小男孩俯下身子，“你好，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车上有很多东西，你能帮我们搬下来吗？我们会付报酬的。” 小男孩迟疑在原地，这时又有不少孩子跑来，美国义工又对他们说了一遍相同的话。 有个孩子就尝试从车上往下搬了一桶饼干。美国义工拿起一床棉被和一桶饼干递给他，说：“非常感谢你，这是奖励你的，其他人愿意一起帮忙吗？”
其他孩子也都劲头十足一拥而上 ，没多久就卸货完毕，义工给每个孩子一份救济物品。 这时又来了一个孩子，看到卡车上已经没有货物可以帮忙搬了，觉得十分失望。
美国义工对他说：“你看，大家都干累了，你可以为我们唱首歌吗？你的歌声会让我们快乐！” 孩子唱了首当地的歌，义工照样也给了他一份物品：“谢谢，你的歌声很美妙。”
中国义工看着这些若有所思。 晚上，美国义工对他说：“对不起，我为早上的态度向你道歉，我不该那么大声对你说话。但你知道吗？这里的孩子陷在贫穷里，不是他们的过错，可如果因为你轻而易举就把东西给他们，让他们以为贫穷可以成为不劳而获的谋生手段，因而更加贫穷，这就是你的错！” 这天，来自中国的义工度过了不寻常的一天。 义工把东西给孩子，可要求他们以劳动获取。 家庭教育也如此，不要轻易的给与让孩子认为一切都是父母应该给与的。
（摘自《教师博览》2014第6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6-8 06:37 编辑
264、《那些人，那些爱》Chelsent Fagan辛献云 译
小时候，你有一个天天见面的好朋友。他/她和你一起搭建城堡，讲恐怖故事(为了不第一个入睡)，在街巷里奔跑嬉戏，直到你不得不回家吃饭。在你成长过程中，在你探索一个远比你自身视野庞大的世界的过程中，你会遇到一些最令人惊悚、最使人恐慌、最让人困惑的东西，但有了他/她，所有这一切都不在话下。逮萤火虫，在睡袋里翻来覆去，在后院里搭建帐篷，这一切似乎就是一次充满危险的狩猎之旅。你相信，只要有合适的装备，你们在一起连狮子都能捕到。
但世事无常。你搬家了，或者他/她搬家了，或者只是你们很难再见面。哪怕只是转学这样的小事也能使你们分开。不知不觉间，你已真的长大成人，而那个在你人生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最了解你的人——那个唯一能够和你分享一桩桩一幕幕童年记忆的人——却已不在你身边。
那是一个教你如何去爱的人，一个在你身边会令你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更真实、更充实的人，一个似乎连你身上最隐秘、最丑陋的地方都会喜欢的人——虽然你自己总想把这些地方隐藏起来。他/她为你舔舐伤口，告诉你你很美。他/她甚至不需要你离开家门也能带你踏上探险之旅。从卧室到厨房再到舒适柔软的沙发，你生活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别人你谁也不需要。你们整天在汽车里亲吻、交谈、欢笑，在变速杆上方手握着手。你还记得他/她给你看的那些东西——那些你确信别人根本不知道的东西。和他/她在一起，你就像王孙贵族一般，受到百般呵护，远离外界的丑恶。
但世事无常。进行一次艰难的、令人心力交瘁的交谈，显然，说了一些伤人的话，这些话让你怀疑这一切是否只是一个幻觉，你是否应该把它想象成一个因为太渴望在某种程度上被爱——而产生的美丽插曲。你感到泪水在眼里打转，灼烧着你的眼角，但在此之前，你已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了一千次：不，今晚你不能哭。但你还是哭了。他/她也哭了。你们相拥而泣。但第二天早上，这一切还是结束了，消失了。
那是一个与你一起长大的朋友。你们一起学会了亲吻，学会了偷喝啤酒，学会听到某个“权威人士”走来就赶紧跑开——他/她似乎让成长教育变得容易，甚至舒心，你不管学什么都有他/她在身旁陪伴。你们一起交换心得，一起成长，你们开始渐渐明白人生，懂得了成人世界的甘苦。你们开始明白攒钱的意义，开始做一些艰难的选择，开始为将来担忧。不知不觉间，童年已完全消逝，成为过去，你们俩手牵着手，一起向童年挥别。尽管未来让人担忧，尽管前途未卜，尽管你知道未来会枯燥乏味、消磨斗志，但知道有个人正和你一样也在迈步前行，你心里就会无比踏实。“一切都会改变的。”你轻轻地说。那是在一个夜晚，你凝视着天上的繁星，你们两人轮流喝着一瓶酒。“我知道。”他/她会这样回答。你也知道，非常肯定地知道，和你一起亲历这种变化的一定非他/她莫属。
但世事无常。有些变化是你无法解释清楚的，这些变化使你们各奔东西，使你们成了某种意义上全新的人，使你们彼此渴望忘掉成年之前那些疯狂的日子，忘掉伴随着成年而来的一切。隔着遥远的距离——不管这距离是感情上的还是地理上的——你们重新聚首、分享一切的机会越来越小，直至完全消失。最终，因为时间太久已无法将他/她唤回。一切都变得那么陌生。记忆就像蒸汽一样，在你身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当你想起这一切，嘴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味道。
这些人去了哪里？他们都在做什么？这世上有没有一个特殊的结界，在那里他们都生活在一起，手拉着手，思念着和你一起共度的时光？当然没有。人是自成一体的实体，有着自己的奋争、自己的历史，也有不回顾过去的理由。他们不可能把余生都花在回忆你们俩在一起的日子是多么美妙上。但你们在一起的日子确实很美妙，不是吗？一想到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回头，不会感受到那种痛苦的、颓丧的感觉，那种令人心碎的伤感，这简直比天各一方的现实更令人难以忍受。但当你知道你们都在深情地回忆往事，也总是希望在机缘巧合的时候能够见上一面，喝喝咖啡，那么天各一方也就不那么难以忍受了。
不要以为仅仅因为你俩已经不再是那个一起看漫画书的二人组了，你就不想收到来自他们新家庭的圣诞卡，不想听到他们的大变动，或者不想了解他们那不可思议的绘画才能现在怎样了。这并不牵涉心碎的问题。心如果碎了就会散落一地，你恐怕要趴在实木地板上寻找那有可能散落在沙发下面的碎片了。你的心并没有碎，它早就被缝合在一起了，虽然偶尔会有点故障，但功能却正常。这是一颗痛苦的心，载着太多的记忆，以致那小小的、脆弱的形体已无法容纳；这是一颗因爱而膨胀的心，渴望有人接纳，或者至少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这是一颗缓缓地、悄悄死去的心，在那一切结束的时刻，还要假装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爱去了哪里？因为很难相信爱就这样从我们的宇宙中消失了，不再是它的一部分；很难相信爱掉进了某个针孔大的黑洞里，不再徜徉于我们中间。你们曾约定一起捉萤火虫，你们曾含着东西亲吻，你们曾在KTV音乐开得震天响——因为有了这一切，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失去的爱一定还在什么地方存在着，转化成更多的爱，更美的爱，让没有感受过爱的人也能感受到的爱。爱一定还存在着，因为它就活在你记忆里。
也许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爱也活在他/她的记忆里。
（摘自《读者》2013 第9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6-8 12:24 编辑
265、《小鸟为什么歌唱》王学富
德国漫画家卜劳恩（E. O. Plauen）的一幅画：一只鸟在忘情地唱歌，一只很凶的猫却不允许它唱歌，但小鸟没有理睬，一直唱歌。这只猫悄悄溜到唱歌的小鸟身后，一口把它吞到肚里去了。接下来，我们在这幅画上看到：这只小鸟从猫的肛门里钻出头来，它的嘴巴依然在唱歌。这幅看似夸张的画，却表达了一种很高品质的精神要求。这只小鸟内心里有一首歌，它必须把这首歌唱出来。 心理学家克雷格（Erik Craig）在存在主义心理学大会做了一场演讲，演讲中，他问了一个问题：小鸟为什么要唱歌？ 听众做出各种各样的回答。 最后克雷格自问自答道：小鸟为什么要唱歌？因为它有一首歌。 克雷格的回答不是当今社会流行的“脑筋急转弯”，其中有很深的“存在”意味。所谓“存在”，就是关注人生最根本的方面，如：一个生命为什么存在？对于小鸟来说，它存在的意义就是唱歌。而对一个人来说也一样，生命的意义就是唱自己的歌。
狼爸爸 有一次我和妻子一起去学校参加一个家长会。这天，学校请了一位从事儿童辅导的心理专家来给家长们讲课。这次课堂上，有一个学生家长（是一位爸爸）向心理老师讲了一件让他很生气的事情。原来，就在他来参加家长会之前，他在女儿的抽屉最底层发现一幅漫画，看到这幅漫画，爸爸气得没有办法，就跑到学校来，马上要去找女儿算账。 心理老师问明了原由：原来，这位爸爸为了让女儿学好钢琴，每天都站在女儿面前看着她弹琴，对女儿要求十分严格，自己也不辞辛苦，觉得这是为了女儿好。然而，女儿却画了这样一幅画—— 画中，一只小羊在那里弹琴，一个老狼站在小羊旁边；小羊显得可怜巴巴，老狼却是青面獠牙，舌头伸得长长的，恶狠狠地盯着弹琴的小羊…… 心理老师看了这幅画，反而笑了，对这位爸爸说：在你女儿放学之前，你赶快回家，把这幅画放回原来的地方，原封不动，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 听了心理老师的话，这位父亲十分惊讶，一脸惶惑。 心理老师对这位爸爸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出口”呀。现在，想起这句话，我便想到了“小鸟为什么要唱歌 ”。
不许唱歌 显然，这个小女孩内心里有苦恼，她感到压抑，就用这种隐秘的方式把情绪表达出来了。如果没有这个出口，那压抑的情绪会累积起来，可能在某一天以更为激烈甚至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许多人有各种类型的心理困难，其根源往往在于，受到太多压抑，却没有表达的渠道。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为了实现某一个目标，他变得越来越强求自己，越来越违背自己，以至于变得像一只小鸟不能唱歌了。 我这些年来从事心理辅导，发现一个普遍的情况：许多父母对孩子面对的压力和内心的感受全不知情，还在不断给孩子加压，以为这是“为了孩子好”。结果，当孩子出现心理症状，他们却不知所措。在中国社会，许多心理症状的根源，总跟高中时期受到过大的压力有关。学习压力过大是一个原因，缺乏情绪疏导是另一个原因。 生命有多样的需要，成长的条件就是，这些基本的需求能够得到适当的满足，而不是试图用“一枝独秀”取代生命的“全面蓬勃”。特别是到了高中时期，我们的教育变成了对孩子的强求，压倒一切的声音就是让他们为单一的目标（考学）奋斗，限制甚至禁止孩子的其他需求。这给许多人造成了内在的伤。当人们陶醉于教育带来的片面、表面的成功时，对生命受损害的情况却隐而不察。也就是在高中时期，许多人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它的基本话语如：为了一个目标，必须豁出一切；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个人成功了，什么都有了；考上（好的）大学才是成功，考不上就没有出路，就会被人看不起；世界是不安全的，一个人必须拥有许多的“证”来应对竞争的时代??所有这些话语，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在生活中可以找到许多例子来证明，因此，它们变成了我们孩子的生活风格。 在本质上，当今的教育，受到不安全感的驱动，它的结果是，为了成功，损伤生命。人们只看到表面的成功，却看不到背后的损害，虐害者看不到，受害者也看不到，不觉之间，受害者正在变成虐害者。我们的孩子，曾经是会唱歌的小鸟，因为长期不被允许唱歌，他们慢慢变得不会唱歌了。他们不会唱歌，不敢唱歌，也会要求其他小鸟不要唱歌，成了压抑小鸟唱歌的人。最开始，他们劝导要唱歌的小鸟，说：为了实现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可以忍着不唱歌；后来，他们会让一只小鸟因为唱歌而感到羞愧——在周围，有许多小鸟已经噤若寒蝉了，在这个时候，你竟然还有心思唱歌；最后，他们说：一只非要唱歌的小鸟该有多傻呀，它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无歌可唱 当一个社会接受“小鸟不必唱歌”的时候，唱歌的人就会受到压制。前面提到卜劳恩的那幅画，也就是他的歌。卜劳恩本人也是一只小鸟，他认为，是小鸟就要唱歌。一只小鸟要唱歌，是因为它有一首歌。如果无歌可唱，还是小鸟吗？如果一个社会，一种教育，它就不是健康的社会、健康的教育。然而，卜劳恩真的为自己唱歌付出了代价：他自己唱歌，也为更多的人争取唱歌的权利，后来被一个不允许人唱歌的人杀害了，这个人就是希特勒。希特勒有一个目标，他要所有的德国人都不要唱自己的歌，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做人上人，做人类之上的人类。 好的社会，好的政治，好的教育，不会强求人为实现某个单一的目标而压制甚至牺牲个体的需求，而是尊重生命的自然需求，让每一只小鸟唱自己的歌！
（摘自《读者》2013 第9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6-8 12:22 编辑
266、《纠结的GDP含金量》许一力
2012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GDP含金量”排名出炉，含金量这个字眼让大家眼前一亮，引起全民讨论。 有不少记者采访过来，大家最纠结的是，GDP含金量是比GDP进步了，但怎么还是建立在GDP基础之上。就没法发明一种指标来完全代替GDP么？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但过于疯狂，从GDP的本源和GDP核算来看，GDP是有很多的巧妙之处的。 关于GDP的由来，太多人有意想不到：二战时期，一批美国的经济学家第一次提出GDP的概念，出发点是为了描述美国经济的全貌、定义经济的发展。怎么定义经济的发展呢？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构造一个国家在1个年度里生产了多少物品的指标，通过比较这些最终物品、劳务的总量，就能大概知道一国的经济是发展还是退后了。这就是GDP的本源出发点。 发明一个指标不难，难的是可操作性。怎么去统计一个国家生产了多少物品（劳务）？成千上万种的物品（劳务），再加上新发明的物品，统计局恐怕连一种最基本的物品都统计不过来，更别说成千上万种了。 GDP统计上的精妙之处在于，它通过巧妙的恒等式让统计方法更简单。首先，生产了多少最终物品，这是一个国家的产品总供给。而产品总供给等于产品总需求加上库存增加。而按照支出法，产品总需求刚好等于大家买产品的支出，分为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国外需求的支付、政府支出。 GDP=产品总供给=产品总需求+存货 产品总需求=总支出=消费+投资+净出口+政府支出 以上公式中，核算的时候，将存货当成一种存货投资并入到投资项目下，GDP核算就可以简单的分为消费、投资、净出口、政府支出。最后一项是可控制的，前三项是不可控的，这就是把前三项称为GDP三驾马车的由来。 包括很多宏观经济学的学生学了好几年都不理解这种本质，GDP核算确实非常精妙，这也是日后它流行起来的重要原因，如果换成任何一个指标想完全脱离GDP而去描述一个经济的全貌，眼前不太现实。 只是从提出GDP概念的第一天起，实际上这些经济学家自己也没有想到，日后GDP会成为宏观经济中最耀眼的指标。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指标其实是存在一个大漏洞的：那就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群众生活富足，GDP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民众的幸福感，这比GDP本身更加重要。换言之，如果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居民收入和福利，那么GDP数字再漂亮，对民众来说也只是镜花水月。 从GDP本源来看，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并不代表综合国力成为世界第二。财富分配不均、社会文明水平还很落后等等，复杂、多元的中国发展水平远远超出了GDP数据所能涵盖的内容。 大清朝时的中国GDP曾超过世界的40%，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孱弱的时期。这个GDP化的悖论恰恰提醒我们，要让世界准确认识中国，不管对内对外都必须采用更加科学的计算指标。 那么，怎么改进GDP呢？ 这在学术上有太多路子：考虑能源消耗、考虑环境污染，五花八门。都在讨论途中，真正实际应用起来的太少。回到这次的“GDP含金量”，正是基于这一思路的一种应用：用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GDP，即为“GDP含金量”。这是一种进步。 从整份榜单来看，2012年31个省份GDP含金量排名：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海南、江西、云南、安徽、重庆、贵州、黑龙江、福建、广西、宁夏、山西、湖南、四川、湖北、江苏、甘肃、辽宁、天津、河北、河南、吉林、山东、陕西、青海、新疆、内蒙古、西藏。 我们能看出有不少省份，GDP总量较大、人均GDP较高，但含金量却很低。原因可能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在GDP蛋糕分配方面，政府分得太多，民众分得太少，很多民众并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其二，建也GDP、拆也GDP，GDP数字上去了，但并没有创造多少民生，这是一种典型的“高增长、低发展”；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也不能排除，那就是虚报GDP了。这次中国全民开始对于GDP含金量的关注，与长期以来，中国在高速发展中存在的财富分配问题不无关系。 如果将国家看做一家企业来研究，那么GDP就是企业一年的营业收入，而公司对于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恰恰体现出的就是以往中国在GDP高速增长后，依旧存留的国富民穷的现象。按照正常的思路，对于GDP也就是企业收入的分配，应该首先将所得给投资方的股东和债权人作为投资回报。 其次，则应该将收益分给出力的人员，这其中既包括管理者也包括工人，而这一喻体反馈在国家层面上即是“公众”。 最后，是公司自身要留存一部分收益作为进一步发展的资本——反映到现实中可以理解为各种名目下的财政收入。 可以看出，公众的可支配收入和国家的财政收入，都是在瓜分同一块蛋糕，这是一个零和博弈，国家为了留有加速发展所需的资本，就需要尽可能的将发展所得来的好处留存在自己账户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国家体系对于财富的大肆瓜分。导致这种结果的因素很多，比如由外企主导的地方经济，国际资本作为投资人拿走了比较多的经济成果，比如江浙。 又或者这其中的主角换成国企——既是被国家拿走的会占据较多的份额，比如山东、云南等地；还有可能一部分是私企大老板拿走了，或者被垄断企业的高薪员工拿走了，而其他人工资没有跟着上涨，具体表现出来就是大家天天骂的贫富悬殊。 而除了这些之外，政府还以大量货币超发来稀释民间财富的实际价值，也同样造成了在GDP高速增长的环境下，居民反而觉得钱不够花的尴尬现象。 诚然，对于所谓GDP含金量问题的研究，开始触及到我们通过发展经济所产生的财富的流向问题。只是这次对于GDP含金量的讨论却忽略了中国原有的国情，其中最大的问题，便是忽略了贫富差距对于所谓人均收入的粉饰太平。 对于GDP含金量的研究若仅仅止步于斯，那么相关的数据则无异于落入了与当年“唯GDP是用”同样的发展模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的贫富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而贫富差距越大，所谓的GDP含金量统计的实际意义就越小，甚至可能与实际情况南辕北辙——如果GDP含金量的提高只是将财富从国家转移到了少数人手中，那么改革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从过去我国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情况看，该数值在1983年达到56%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7%，目前中国已跻身于劳动收入占比最低的国家之列。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比则在65%—70%之间。 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绝大部分并没有流入公众的口袋中，即使流入也流入了少数富人的口袋中。在这近20年间，中国收入最高和最低的10%的人群间的收入差距，已经从过去的7倍上升到当下的23倍。而落实到家庭上，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一差距甚至扩大到了65倍左右。 被人均的情况已经是既成事实，我们更需要担心的是，贫富差距巨大化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的恶化，出现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泰效应。 现存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不仅扩大了不同收入阶层在财富创造和财富积累上的差距，更会将这种财富积累会一代一代的继续“传递”下去，进一步恶化代际之间的“分配不公”。再回过头来看文章开头提及的GDP含金量问题就不难看出其中的隐患所在——在没有改变中国收入差距甚至于贫富差距的大环境的前提之前，盲目的追求所谓GDP的含金量对于普通的基层公众来说，并不会带来更多额外的好处。 反而很有可能在盲目追求这一数字的情况下进一步导致资本流向富裕人群，进而恶化国内的贫富差距情况。（摘自《读者》2013 第9期 ）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6-10 05:43 编辑
267、《书读不去就回家》陈可
午饭后打电话回家
老妈说：“你爸老年痴呆了，早上在家发神经，赖在床上不起来，对着天花板叫‘可可’，然后学你的声音回应‘干吗哦干吗哦？有话快说哪！’”
在嘈杂的路上，举着手机，心头有些发酸。
大一时经常忘记打电话回家，打电话也大多是打给老妈，爸爸就会像个孩子一样发脾气：“干吗不给我打电话？”“打老妈的手机不要钱嘛！”我敷衍道。“下次给你报销！”他就这样说。
我理解不了他们的期盼。因为每一次打电话，其实也说不了什么，最多是嘱咐我吃饱穿暖，好好学习。姑妈说得好，给在远方念书的孩子打电话，就是你问他：“吃得好吧？穿得暖吧？睡得香吧？一切都还顺利吧？”然后等着他回你两个字：“都好。”
这就是爸妈。
反正你吃得也不多
爸妈有时候会问，最近哪一门考试考得怎么样，我就说：“考得乱七八糟的。”对于成绩，总不能给父母太多的期待。如果一开始就显出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喃喃“考砸了，考砸了”，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安慰你、鼓励你，等最后拿到成绩单说：“哟，也没有那么糟嘛！”若是一考完就回家说“考得可好了”，他们就会批评你、打击你：“成绩还没出来呢，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
然后他们就会“安慰”我——“以你的智商能考成这样也不错了。”“考零分也没关系啦，身体最要紧哦！”“你不会真考了零分了吧？”
虽然他们好像从来没有个正经，可是那一次数学分析我真的学得很烦躁的时候，他们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了。当时我很奇怪，我不记得我曾在电话里表现出什么沮丧或异样啊。或许我的一切，本来都是瞒不过他们的。
他们说：“听说科大的数学分析挺难的，很多同学都学得很辛苦。”他们说：“我去问了别的家长，他们的孩子说XXX书比较好懂，你要不要买来看一下？”他们说：“书什么的要是读不下去就回家，虽然爸爸妈妈钱赚得也不多，一个你我们还是养得起的。”说完又补充道：“反正你吃得也不多。”
我知道他们是认真的。他们用轻巧的语气说出来的，是一个承诺。告诉我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我走了多远，永远有一个地方，有一间小屋子，有一张铺好的床，有一张摆满了我喜欢的饭菜和三套碗筷的桌子，有两个人，笑着等我回去。那个地方，叫家。
长大的我们，老去的父母
不可避免的是，随着我们慢慢长大，我们会觉得他们离我们的世界越来越远。
小学五年级时，我有一次喊老爸帮我做竞赛题，自己回屋写作业去了，过了半小时想起来去看他做出来没有，结果发现他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我当场就掀了他的被子，不过很快我就想明白了，我学的东西，我爸或许已经不懂了。并不是我太迟钝，只是，在那之前，爸爸从来是无所不知的。
于是我渐渐学会了自立，渐渐学会了把一切藏在自己心底，渐渐学会了一句话——“你们不懂”。
我是个不安分的人，从来不会在原地逗留太久，父母不会阻拦我，也不会抱怨我，他们只是在不远处，默默地追随我的脚步。
高三时，我说我大学想读心理学的时候，他们不无担忧地说：“以后你要怎么挣钱呢？”我就说：“你们不懂。”我就跟他们说我的理解，说心理学的前景，说我的计划。指点江山了半天，他们也不吭声，只是第二天饭桌上，妈妈突然问我：“你是想去北师大还是浙大呢？好像那两所学校的心理学比较好。”
不能把他们描摹得太完美，不然他们也得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这里还要说到他们生命中最感兴趣的事，就是——打击我、讽刺我、挖苦我。比如在光棍节打个电话来——“今天是光棍节！”“你不会还是赤条条的一根光棍吧？”“哦，那你也别太伤心了。”比如在我抱怨“别的家长都夸他们的孩子聪明，你们从来都不夸我”的时候——“想夸的啊，每天都想从你身上找个优点夸夸，不过找了很久，就是没找着。”“像你这样一个优点都没有的人，也很难得的哦。”
可是，虽然天天网络词汇挂嘴边，还穿印着卡通图案的衣服，爸妈还是越来越老了。就像这次回去，我在拨老妈的头发的时候看到了好几根白发，然而在此之前，她是深以自己到了这个年龄还没有白发而自豪的。
老爸老妈之间互相调侃的时候常说：“你老年痴呆了吧？”“你才老年痴呆呢！”然而笑完了以后，我想，很不吉利地想，如果哪一天，爸妈真的老年痴呆了，我该怎么办呢？
你们两个我还是养得起的
先前去看我爷爷的时候，他总会拉着我的手问：“阿可是上哪儿去上的大学啊……中科大在哪儿啊？”
然后过不了多久，他又会问：“你上的是什么大学啊？”而我奶奶就常常会说起爸爸小时候的事：“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自己一个人去少年宫参加比赛……”好像所有上了年纪的人，都会把一件事翻来覆去地说。
突然想起“三下乡”的时候。那时我们正挨家挨户做调查，有一个老大爷正坐在门槛边晒太阳，看到我们就很热情地问：“你们是从合肥来的？我孙子也在合肥，他学计算机的，去年买了台电脑，要6000多呢。”我笑着听完，但总不能忘了正事儿，就问他：“大爷，您家有几个子女在家种田？”
他就说：“啊，我孙子在合肥啊，他是学计算机的，去年买了台电脑，要6000多。”我只好提高嗓音，说：“大爷，您家有孩子在家种田吗？”他把耳朵凑过来，然后笑道：“哦，我孙子在合肥呢！刚买了电脑，6000多块啊……”他拉着我们，我们又不好意思走，结果在他家耽搁了半小时，只听这一段话。那个大爷家的条件看起来并不好，但是当他说起“6000多”时，一点也没有心痛的样子，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其实农村有很多这样的老人，他们的子女进城打工去了，孙子孙女进城读书去了，留下他们守着空荡荡的房间和一亩半顷的田。他们其实是很希望也很需要有个人能够听他们说说话的。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三下乡”老要去做什么调研，就不能只是陪那些留守老人们聊聊天吗？
我当时进乡时第一户去的是一个敬老院。院子里有一个老妇，拄着拐杖，走路很艰难。我上去扶住她，问了她几句话，她不懂，她回了我几句，我也不懂。后来我们去请工作人员配合我们做调查的时候，她安静地走进来，坐在对面。我们语言不通，我就坐在那儿冲她笑，她便也冲我笑。阳光从窗口斜斜地照进来，顷刻之间，我觉得世界就这么美好。村子里的那些老人，他们的子女没办法与他们团聚，是迫于生计；我们无法时时与父母在一起，是为了求学。这些本都是太正常、也太无奈的事，然而有时候我觉得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我们的关系也在被西化。在我的很多同学看来，父母的生活是父母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生活，即使其中有些交集，也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传统中那种两代人之间的牵绊渐渐变得淡薄。
我听说有学生家长来学校见孩子，孩子说学业太忙不肯见面，甚至还发脾气说“都叫你别来了偏要来”。也听说有家长来见孩子，孩子说学业太忙不肯见面，家长就径自进了宿舍楼，结果到门口发现，孩子在寝室里看电影。当然，道听途说，不足为据。然而当我听到这些故事却并不觉得它们是假的，这就让我觉得可悲了。
我无权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我只是在想，假如现在我要把我的父母拒之门外，以后有一天，当他们老了，也拉着我的手反复说：“可可你小时候……可可你小时候……”
我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所以现在，我只希望好好学习，好好生活，虽然有很多人可以优哉游哉地过他们的大学生活，虽然有人说女生何必那么功利那么拼命。虽然你们总说“你只要能够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家里的事情你不用顾虑”。
不只是为了自己。我也希望早一天能有能力对你们说：“爸，妈，工作不想干了就回家，你们两个我还是养得起的。”
（摘自《读者》2013第9期 ）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6-16 19:35 编辑
268、《千万不要去考验人性》修瑞
她年轻时候，曾经有过三次恋爱到谈婚论嫁的经历。第一次，也是她的初恋。他们是大学同学，男孩清瘦俊朗，朴实乐观。他对她的好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比如每次中午她躺在宿舍懒得下楼的时候，他总是自己简单吃些食堂里最便宜的饭菜，然后买她喜欢吃的清蒸鱼或者水煮肉片放在保温盒里，送到她楼下。 再比如每次她要给他买衣服或者鞋子，他总能找出一百个不买的理由。而他为了能有相对宽裕些的钱随时给她买她喜欢的东西，做了两份课余兼职。直到毕业后，他专程去到她老家所在的城市，有了稳定工作，并且仍然坚持业余兼职，一如既往地对她好。 就在他们已经开始研究订婚和以后生活的时候，她的父亲一句随口的话，她却当真了。她父亲是做煤炭生意的，有自己的煤矿，家底不是一般的殷实。她突然想试探一下即将成为她丈夫的他。于是她让她父亲出面，用50万元的条件让他离开她。这是一个多么俗套的情节，但现实生活中偏偏就有这样的故事不断发生。50万元，这在二十几年前，当是一个何其庞大的数字。而偏偏他生在农村，父亲糖尿病却没钱治疗，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刚读初中。对于最终他收下了那笔“分手”费，我丝毫不觉得他薄情寡义。 因为在两难之间，如何选择都注定是错的。只是我似乎更能理解当时他做选择那几日，该是如何的煎熬。而顺理成章的，她和他没再见面。只是后来的二十几年里，她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他寄来的钱。我想，那是他在偿还，不论是钱，还是情。 第二次恋爱，情形与第一次差不多，最后也是因为一次关于金钱的试探，男的没有接受，也没再见她，换了手机号，带着尊严去了外地。 第三次恋爱，男方家底也很殷实。对于她父亲的试探，男的有些轻蔑地接受了，但随即用这些钱买了几件名贵的金饰品送给她，男的还自己添补了些，她觉得这个男人并不是看重自己的钱，后来他们结婚了，两年后有了孩子。再两年后，她发现丈夫有了外遇，而且不止一个。所以，他们离婚了，她自己带着孩子，一直再没找到合适的男人。上门提亲的倒是不少，但大多一眼便看得出来，人们看好的不是一个带着孩子的母亲，而是那个掷钱如土的家庭背景。 前几日，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位临床医生——芬森，晚年时候想寻找一个接班人。他的助手担心他选中的徒弟会因为家境贫寒，而容易被金钱诱惑，所以建议通过其他人以高新聘请的方式，试探他能否把持住自己。芬森断然拒绝了，理由是这样的考验必定会让徒弟在现实与梦想面前做两难选择时，内心无比纠结，而且无论结果怎样，都必定两败俱伤，这毫无意义，且愚蠢至极。而最后，成为他的徒弟、且若干年后功成名就的哈里在得知此事后，老泪纵横。如果当时师傅那样做了，他坦言会被诱惑，甚至因此一生碌碌无为，而世界上会因此少了一位著名的医学家。 我们每个人都会希望有一个幸福的明天和未来。我们在追求幸福的生活中必定会经受很多的考验，同样也会发出很多考验，这些考验是对人生的负责。但请记住，千万不要去考验人性，尤其是在被考验者深陷困境时候，拿被考验者的软肋作为筹码。这样的考验本身就荒诞且不道德，更无任何意义可言。
（摘自《视野》第11期 ）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6-17 21:58 编辑
269、《从历史的僵化定义中还原“五四”那代人》许知远
1970年冬天，唐德刚访问台湾，林语堂请他吃饭。唐按时抵达酒店，店内喧哗嘈杂，他问衣冠楚楚的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总招待一脸茫然，大声反问道。
在唐德刚所作的《胡适口述自传》的序言里，我读到这个插曲。历史如此健忘，不用一代人的工夫，曾经的声名显赫就变得无人问津，那些生动的情节，就变成了定式的僵化。
大约28年后，我在北大电教报告厅看到了唐德刚，他正在做一场关于胡适的演讲。我忘记了演说的内容，只记得一个七十多岁的身材短小的老人，滑稽可爱，在台上手舞足蹈，普通话中带着浓重的安徽口音，经常说“兄弟”。尤为难忘的是，他提到好几次“胡适对我说”。
走出报告厅后，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颤动。那是个初夏的下午，道路两旁的杨树枝叶茂盛，烈日下的马路上是斑驳的树影，阳光与阴影交错，仿佛是历史的明与暗。胡适？是那个27岁就名扬天下的胡适吗？他和他同处一室，握手、交谈、吃饭、骂娘……
那一年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偌大的校园被装饰成一个游乐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被不断地提及。我们这些学生，也早已习惯将胡适、陈独秀、鲁迅这些名字、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办学原则挂在嘴边。老北大已经变成一个神话，新文化运动是神话的序幕，而“五四”运动则是高潮部分。至于这神话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些神话中的人物是何种模样，又有着怎样的内心，甚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间内在的关系是什么，则没人清楚，有的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团。
我们住在燕园里，它是司徒雷登的遗产，与沙滩红楼没有渊源，记忆被割裂了。入学的第一天，辅导老师带着我们参观28楼后面的铜雕，两个海狮模样的动物扭曲着身体，头顶上是个圆球。这两条海狮是S与D的变形，正是“科学（Science）”与“民主（Democracy）”之意，它是新文化运动的嘹亮口号，激励了几代青年人的成长。不过此刻，铜雕获得了新含义，调皮的学生给予它新含义——“科学、民主顶个球”。
真实的悲哀、历史的嘲弄在笑声中被掩盖了——将近一个世纪后，当初的期望没有实现。不仅如此，它们的含义也在口号声中抽象化了，你很难再去理解它们曾经的情绪与力量，它们如何让一代人热血沸腾，认定自己找到了拯救中国的要义。那些名字、那些理念、那些运动，既获得了不朽，也迅速腐朽了——它们只是存在于历史中，与现实的我们难有关联。
吴虞是谁？那位曾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如今沉睡在历史的烟尘里，他的故居被改装成了麻将馆。蔡元培是谁？人们似乎只记得他再造了北大，但至于怎么再造的，却是一团模糊，只记得了“兼容并包”这句口号。胡适又是谁？记得15年前读高中时，我以博学多闻在班里著称，一次逛书店时，同桌的女生指着一本书上面问我“胡适是谁”，“著名的反动文人”，我想也没想地说。在一本充满阶级斗争思想的文学史里，我读到过他的简介。而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我压根就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东西，他的知识分子色彩总是让位于他的政治角色——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但很可惜，他似乎是脱离了党，变成了巨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吞噬了他的一切。至于最著名的鲁迅，他肯定早就把我们的胃口倒坏了，课本里选了太多他的文章，他的头衔又太多太伟大，“话说三遍如烂草”，再没有比不断重复强调他的重要性更容易摧毁一个作家的了。倘若我们此刻去北京的餐厅吃饭，恐怕除去鲁迅以外，所有人都要被更加衣冠楚楚的招待问上一句：“他是哪家公司的？”
在1998年初夏的那一瞬间，唐德刚似乎建立起这种联系。那个胡适离我并不远，他的余温仍在。短暂的恍惚感很快就过去了。整个大学时代，我经常向别人说起新文化运动，说起“五四”精神，却从未试图真正理解这一切，谈论它们更像是一种对此刻环境的否定，你看，那是个自由宽容、百家争鸣的年代，那也是个学生能够表现自己力量，改变国家命运的年代。我抒情化地理解这一切，夸张他们精神的纯粹性，似乎是对现实生活下意识的报复——这思想日渐沉闷与狭隘、知识分子日趋边缘化的年代啊。
一年前，我无意中阅读到陈独秀的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它写作于1914年11月，正是袁世凯复辟的高潮前夕。那也是中国社会一个价值混乱的时刻。1911年辛亥革命、共和制带来的希望，早已让位于一种巨大的失落。宋教仁被刺，国会解散，袁世凯的个人野心，正让历史倒流。政治腐烂又导致了社会的衰败，道德系统迅速崩溃，大多数个人在这种转变中无所适从。外来压力又无时不在加强，伴随着欧洲卷入一战，日本加速了对中国的侵蚀，一种爱国情绪在中国社会兴起。正是此刻，陈独秀提出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不应盲目卷入爱国的热忱中，被国家的需要吞噬个人，而应作出理性的判断——这个国家是否以保护其中的国民为目的，只有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国家，才是值得爱与奋力支持的。读到这篇文章时，正是“爱国”再度成为时髦之时，新一代青年在各种即时通讯终端上签名，大声辱骂……个人消失了，只是汇集成一个集体；爱国的内涵也消失了，只变成了一种口号式的情绪。
接着，我又开始阅读胡适、鲁迅、蔡元培，出人意料的是，这些九十年前写就的文章，似乎正是为此刻中国而作。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国民性的弊端、对传统的态度、个人的解放、教育的目的……这些命题都曾被如此广泛地讨论过。白话文的发展仍不算成熟，这些夹在新旧世界间的人物使用的半白半文的修辞，经常重复、繁冗、急躁、简单化，但是他们的洞察力却经常是惊人的。倘若将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富兰克林视作美国的建国之父，那他们则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奠基一代。倘若将因德雷福斯案件而团聚在一起、突显力量的法国知识分子视作现代知识分子的缘起，那么他们在1919年的表现，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崛起的标志。
好奇心引诱我去重读他们的作品，也试着了解那段历史。它随即变成了一场没完没了的追寻。倘若要了解他们这一代人，就必须了解晚清到民国艰巨的转变，必须了解比他们年长一代的康有为、梁启超一代的思想变化，再了解比他们更年长一代的曾国藩、张之洞、郑观应们的内心转变……正是这三代人，逐次目睹着中国从中央帝国的位置坠入了被瓜分的境地。第一代人相信，是我们的军事技术不行，第二代人则说只有改变政治制度才行，但到了第三代，在之前的尝试都失败之后，开始认定是我们的文化出现了问题，必须重新洗刷一切，才能创造出新的国家与民族，他们必须开启人们长期被蒙蔽的头脑，让他们能独立思考，尤其是青年人，他们是未来。
但倘若你不理解中国在这时期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化，你也难以理解他们。正是中央极权的崩溃，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才为知识分子创造出思想的自由，这在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正是因为近代出版业的繁荣，才使报纸、杂志成为公共舞台的中央，既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表演的舞台，也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正是学堂的大批出现，培养了数量众多的学生，才使得学生运动成为可能。
倘若将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的创刊视作文化拯救一代兴起的标志，那么1919年5月4日的街头行动，则标志这个阶段的终结。四年的蜜月时光后，那一小群才华横溢的人物聚集在《新青年》和北大周围的同舟共济的气氛，让位于分裂。通过文化来改造中国的设想，看起来太缓慢了，一些人想要采取更直接的行动，所以需要更严密的组织；仅仅对着一小群知识分子说话的魅力不够了，一些人想要寻找更广阔的听众。中国面临的问题太多了，挑战太急迫了，这些启蒙者们不能像他们18世纪的欧洲先辈那样，在沙龙里、在书籍里、在谈话中，从容优雅地讨论他们的观念，让这一切更清晰、更深入。他们被催促着要行动。
于是，在5月4日的激情和权力最巅峰的时刻，这场思想上的运动也耗尽了它的生命力，准备褪色与暗淡了。那些曾经的年轻人，热情地、投入地，也经常急躁地试图理解和改变自己生活的世界，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经常犯错误。也正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当初的思想与行动中，获取灵感和鼓舞，支持我们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并为下一代留下新的遗产。
从历史的僵化定义中，还原那一代人，体验他们内心的冲突与转变、希望与失落、成就与局限，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与社会。这种探索，不仅将丰富我们对于中国的理解，也可能为我们此刻道路带来新的光亮。这或许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摘自《视野》2014 第11期）
270、《人世间，那无奈的从容》东东枪
1. 曾听人说，女人如果只有一个名牌手包，那还不如没有的好。因为旁人若不是见你手上一年半载雷打不动全是它，反倒不会看清你的捉襟见肘。
读书少的人也有同样的苦恼。所以见到两脚书柜般的职业读书者，我一般是选择闭嘴。否则，谈来谈去就是那几本，很容易露馅。还不如做个宁愿委屈自己的懂事太太，咬紧牙关淡淡说一句：“我不是很喜欢这些奢侈品牌。”
可惜，懂得这道理时，已经晚了。熟悉的朋友对我读过哪几位作家了如指掌，陈年故交里有几位怕是连我只读过这些人的哪些篇目都知道个大概——实在是因为那些作家、那些篇目都被我翻来覆去的赞叹了不知道多少个回合。
老舍的《断魂枪》就是那些篇目之一。而初次读到，是在读中学时的语文课本上——瞧，家里唯一的名牌手包，也是在奥特莱斯购得。
2.
在当时的那些语文课文里，这篇小说是十分怪异的一篇，我记得当时身边的很多人都说没有看懂，后来的这些年里我也遇到过很多不知道《断魂枪》是在说什么的人。可是很奇怪的，我很喜欢这篇《断魂枪》，喜欢到数年前曾经自己读过一遍，录了音，配了音乐，放到网络上。
一个人，认清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自己与这个时代的格格不入。他判定，自己、以及自己所爱的东西，是终将被淘汰的、落后的东西。他甚至有一些认同这样的时代，这样的趋势。他也许觉得这些是自己不能改变的，也许觉得这是不该被改变的：新陈代谢，才是人间正道。
于是，他选择不费力挣扎、不苟延残喘，而是体面地、从容地接受这一切，让自己、以及自己所爱的、所信仰坚持的东西一起，坦然接受命运的抛弃。
我觉得，《断魂枪》说的就是这种从容。
3.
《断魂枪》描摹的是一个明白了“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之后的人，是如何从容地接受这一切的——像一个知道海潮将要来临的人，怀抱着一束自家园中的野花，睁着眼睛，微笑着，缓慢地沉没入漆黑的湖水。
在不可抗拒的时代与命运面前，这未必是最英雄的作为，却有可能已是最体面的抉择。尤其是一些明知自己做不了英雄的人。
而老舍的另一篇短篇小说，《恋》。讲完故事之后，结尾一段突兀地扔出来一句论断：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
我觉得那说的就恰巧是事情的另一半，是这种“无奈的从容”里“无奈”的那一部分——既然有所贪恋，有所执迷，那为此牺牲就是必然的。
说的远一些——从选择贪恋的那一刻起，就要认清这种必然，并准备迎接这种必然。
于是想起老舍自己的命运来。我愿意相信，他在赴死之前，是怀着这样的从容的。
4.
沙子龙在月夜之下自己练罢一套五虎断魂枪，是爱。之后轻叹两声“不传，不传”，是死。沙子龙的徒弟，是懵懂的，沙子龙的爱他并不理解，那些招式只是他用来谋生炫耀的资本。来拜师学艺的老者，则是只知爱，而不知死。
沙子龙、老舍，对于那老者，想必是怀有怜悯的。
《断魂枪》讲的是大时代变革下的小人物。《恋》也是。我自己却经常在讨论一些身边事的时候跟身边的人谈起这两篇小说来，因为在我看来，这种无奈不只是鼎新革故之时才会有，这种从容也不只是生死抉择之际才需要。
忍不住想：个人面对自我、面对时代时的无奈，或许是老舍一生创作的“中心思想”之一。
5.
可能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事儿尤其在一些创作者的身上显现的清楚。创作了一辈子，回头看看，其实翻来覆去说的讲的唱的画的，不过是同一件事而已。究其一生，不过是在这一件事上沉浮周旋 。
想起曾见人在网上问：你觉得哪句诗最虐心？
我当时想起的是元稹的那句“唯梦闲人不梦君”。其实后来想，人家问的是诗句，否则的话倒可以换做子弟书《忆真妃》里唐明皇自思自叹的那句“欲梦卿时梦不成”。好像更直白一点。
记得蒋方舟老师也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她答的是“所见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蒋老师比我年轻很多，还曾出书宣称自己“不曾经历沧桑”，但一出口，还是一副人老心苦之相。我猜，对于少年成名的她，“年轻还是老去”可能就是她一生也躲不掉的“中心思想”，无论抗拒或是皈依。
6.
我老忍不住猜测自己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有时候觉得自己猜到了，有时候又觉得没有。有几次觉得被别人说中了，但又不大想承认，就胡扯几句遮掩了过去。
反正，带着这个“中心思想”的想法再去看旁人如何回答那个“虐心”的问题，就越发地有意思。因为可以试着从那最虐其心的诗句，去一一揣测其“中心思想”。当时看了很多，觉得果然更有滋味。
不过那是早先的事了，到底看了哪些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只记得有一个高票答案是“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不得不说，这个中心思想，还真是虐得厉害。
（摘自《视野》2014 第12期）
271、《听着听着就老了 》黄昱宁
是要到了地铁里的每只手机都会飘出神曲的年代，才会突然想起，以前听歌可真不是一件如此轻便的事。“小时候守着电台等我最爱的歌”（When I was young-and-listened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不仅仅是卡朋特的一句歌词，更是穿越时空滋养了好几代人的生活方式。如今想重温这首《昨日再来》，你只须轻点鼠标，打包下载，七八个中外版本信手拈来，但是你没办法复制当年国门乍开时，端坐在收音机前，被汹涌而来的新鲜潮水打湿的仪式感。对于八十年代的中国人而言，可以听到时髦音乐的电台节目屈指可数（仅就上海而言，印象最深的是港台系的“上录音乐万花筒”和欧美范的“立体声之友”，这些节目的名称都像当时刚刚打进内地的ELLE中文版的正式刊名“世界时装之苑”一样，带着中规中矩的时代烙印），确实要用“守望”二字才能形容彼时“人民日益增长的听歌需求与落后的社会传播方式之间的矛盾”。
但是那会儿真有守望的劲头啊。初中同学几乎人人都练就了边听歌边解数学题的绝招，往三角形上添辅助线的同时也牢牢记住了排行榜上的最新动态——那几乎总是翌日早读课上的第一个话题。（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我记忆里有一次印象深刻的例外：某天，我在电台的早新闻里听到陈百强深度昏迷的消息，一到学校就隆重宣布，女生群里立时响起一片低低的呜咽。早读课上非但再没人提昨晚的排行榜，而且好几个女生一整天都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我……）总而言之，当时的收音机里藏着多少让人兴奋或者沮丧的理由啊。你会觉得电台DJ是天底下最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把持着垄断渠道，每天只吝啬地放出一小部分资源，而且一肚子阴谋诡计，只顾着袒护自己的偶像——比如，喜欢谭咏麟的听众会认定他们放了太多张国荣的歌，而热爱张国荣的则怀疑他们故意让谭咏麟多拿了一周的冠军。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饥饿感，使得每一首从电台里流出来的新歌都显得稀缺而动人。我们甚至在上床睡觉前嘴里还在哼着那些刚刚学会的调子（通常都只来得及记住副歌），草稿簿上随手写下几句歌词，等着明天到班上跟别的同学拼凑出相对完整的一首——到后来干脆发展成分工协作，有人专攻开头，有人坐镇中央，有人包抄结尾。在八九十年代里上中学的人，大概很少会有人没攒过至少一个手抄的歌词本。讲究一点的是裹上一层旧挂历的硬面日记簿，美人玉腿或者桂林山水露在外头，里面按歌星姓氏拼音字母A到Z分段排列；翻一翻，这边跳出一句“外面的世界很无奈”，那边冒出一条“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间或还能看到明星大头贴，刚粘上去的时候鲜亮，年深日久了就会黑一块白一块得恍若沦落风尘。还有，我总依稀记得，或者说分明相信，字与字之间晕开的泪痕——黄黄的，假假的，是最纯真与最刻意的交集，正是那个年纪的主色调。
那时没有卡拉OK，没有“我爱记歌词”，甚至很少能在电视上看到音乐录影带，记录歌词主要还是靠一双“肉耳”，间或闹出“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笨驴”（伴侣，《恋曲1990》）和“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夜夜，《鲁冰花》）这样的笑话，真是再自然不过了。某些疑难歌词的真相往往要到哪位金主买来盒带，打开封套的时候才能揭晓——说“金主”不算夸张，从六块八到七块九再到九块八，盒带向来都是童年的奢侈品。不过，当时正式引进出版的盒带因为要经过层层审批，比起电台来，它们与境外同步的速度永远都滞后好大一截。
记忆中最轰轰烈烈的一次“团购”盒带的行动发生在初二。现在的孩子很难想象小虎队在二十多年前红成什么样，如果非要类比的话，不妨设想：把韩庚、周杰伦和李宇春绑在一起打包组团，可你不能一想他们就上网搜点东西来解馋；无论是消息、歌声还是形象，你都得透过极有限的渠道守株待兔。《青苹果乐园》在西藏路音乐书店开售的那一天（说来奇怪，当时并没有成熟的营销链，甚至没听过“首发”这个概念，可班上愣是有几个消息灵通的同学早早就知道），还没等捱到中午，我的心跳就开始加快，只觉得四周处处弥漫着出逃的气息，随时要溢出来。三个自行车技高超的男生被公推为代表，收齐十几份钱（两三个人匀一盒），从杨浦区双阳路一直骑到西藏路。现在想来，也只有在荷尔蒙过剩的年纪，才能唱着“周末午夜别徘徊”、顶着西北风，轻易打发掉这一个多小时的艰苦跋涉。至于我这个班长，必须替他们编一个缺席政治课和英语课的完美借口——在市重点中学里，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桩考验智商和刷爆RP的任务。
那时候，时常会看到城市里的行道树上缠绕着一大卷棕色的磁带，我总觉得那是某盘质量欠佳的盒带卡在机器里，最终被愤怒的主人扯出来扔到窗外，就势挂在了树枝上。与此形成美学对称的是那些半明半暗的角落，出没着一种叫“拷兄”的人——对于那些渐渐不满足于引进版盒带的歌迷来说，这些人既可爱又可恨。说可爱，当然是因为他们神通广大，两周前在香港上市的带子，他们就能弄过来，用收录机转录在TDK空白带上，附一张封套的黑白复印件——它们往往模糊得令人发指，从那上面看歌星的照片，你会觉得梅艳芳和蔡琴长得没什么区别。六十分钟的空白带要比原版母带的时间稍长，通常“拷兄”会从别的带子上扒两首歌填满那些空白，如果这自制的bonus track挑起买家的兴趣，就等于为下一单生意提前做了广告。说他们可恨，是因为这些拷带比音像店里的正规引进版还要贵上至少两三块，买一盒足够吃三四碗大排面。念中学时，我既没钱也不敢跑得太远，只能听男同学们描述延安路中图公司门口和五角场这两个著名的拷带据点，他们通常添油加醋，将整个过程形容得有如地下党接头般惊心动魄。最后，在经过我刻意加工的崇拜的目光中，他们会乐意借两盘听厌的带子给我，让我回家制作“拷带的拷带”。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介质，我迷上了黄舒骏和Queen。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一上大学，活动范围终于突破两点一线后，很快就在吴淞路海宁路口的胜利电影院旁边找到了“组织”。我记得，无论天上阴晴雨雪，那个拐角总也照不到阳光，地上总有一摊水。我还记得，那个戴眼镜的拷兄总是背着大包坐在那里打盹，这样就省得顾客在摊位上一盘一盘看过去的时候他还得费神招呼，弄得大家没话找话。不过，每当我找到一盘心痒的目标时，他都会适时睁开眼睛，恰到好处地补两句背景材料以显示专业水准：“这个录的是黑胶唱片，买就赚了”；“这人冷门，可我有全套，你要下礼拜我给你再拿几盘过来”……时至今日，我都觉得这是我见过的最掌握顾客心理的小贩，既做成了生意，又让一个总想窥视城市隐秘的乖孩子，不至于被过于热情的阵势吓跑。
不过，此时拷带本身已经快要走到头了，它的升级版——盗版CD很快就要将它驱逐进地下文化史册，而后者，连同所有的正版唱片，紧接着又被互联网共和国逼到如今苟延残喘的境地。不过，在回到高效而乏味、让想象力无处容身的今天之前，还有一个名词解释可以供我多缅怀一会儿旧日时光：打口碟（带）。这些从包装到内容都被或深或浅地打上一个缺口的唱片和盒带，是大学宿舍里迅速提高段位的音乐介质，上门兜售它们的商贩多半也是“兼职”的学生。关于它们为什么要打口，当时同学们的解释多半语焉不详，语气里却总带着掌握秘密知识的兴奋——“呃，海关拦截嘛，你懂的。”直到后来，我才在某些怀旧文章里看到比较靠谱的官方说法：国外出版商因为高估销量而大量生产，结果卖不出去只好打口销毁，但一般打得不太阴损的话大部分歌都还能放得出来……这说法听起来有点像以前政治课上反复渲染的故事：资本家宁可把多余的牛奶倒进海里也不会免费送给穷人。
但我们终究通过“种种渠道”喝到了这些廉价的、没来得及倒干净的“牛奶”，从中补充了一点不那么主流的蛋白质。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张Judy Colins翻唱Bob Dylan的专辑，清泉般吟哦，声带松弛到让听者不好意思绷紧神经——于是，我回过头再去听以前从来没听懂的Dylan的原唱，居然有一通百通之感。其实，听这些“打口制品”最大的乐趣就在于此：意外的名字，意外的声音，以及碟片意外地在某些地方跳针、打滑，发出某种意外的尖叫，然后戛然而止——在你第一次播放之前，你只看见唱片的毁容，却不清楚它的内伤有多重，甚至总有“打卡碟拉伤CD机”的江湖传闻让你隐隐担忧，却也享受着类似于赌博的刺激感。以后每次放，快到伤痕处，你都会有一点害怕和期待，等着一粒刺尚且柔嫩的仙人球慢慢从内脏上碾过。一如青春本身。
（摘自《视野》2014 第12期）
272、《谢谢收看》刘瑜
我人生中最急中生智的一刻可能是6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深夜。那天我又在邻居杨丽丽家看了一晚上电视。先是杨丽丽困了上床睡觉去了，后来是她妹妹杨萍萍上床睡觉去了，后来杨爸爸杨妈妈杨奶奶全都困了上床睡觉去了。只有我，一个人，6岁的邻居小朋友，还死皮赖脸地坐在他们家客厅的小板凳上，在黑暗中看着一闪一闪的屏幕，目不转睛地看完了一个又一个节目，直到电视都困了，深夜的屏幕上猝不及防地打出四个大字：谢谢收看。 我只好恋恋不舍的回家去了，一边钻进被窝一边意犹未尽地回味着电视屏幕上的一切。这时候爸爸问我：你在杨丽丽家都看了什么电视片啊？我思绪翻滚，我想说我看了这个，我想说我看了那个，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看了些什么，于是脑子里灵光一闪，郑重地告诉爸爸：“谢谢收看”。
这件事情说明：第一，当时我们的国家还是相对贫困的，还有很多家庭买不起电视，造成很多家庭间的电视移民；第二，一个小朋友是先学会念字后学会理解它的含义的——她也许已经能够拼读谢谢收看四个字了，但是她不知道这四个字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就像她被强迫背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但是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第三，小时候的我，非常热爱看电视。
后来通过我的两个小侄子，我看到了儿童看电视的那种眼神。那个闪亮的方盒子，像个在巫师一样在发功，而他们则被催眠了一样，灵魂一点一点被吸走。目不转睛、目不转睛、目不转睛。你往他们的左边一挡，他们的脑袋就齐刷刷地往右边一偏，你往他们右边一挡，他们的脑袋就齐刷刷地往左边一偏，甚至没工夫跟你交涉你所站的位置是否合理。动画片当然最好，但是古装电视剧也行，甚至经济台的生猪市场价格变动都能看得下去。啊，关键是整个美好世界在那个盒子里色彩缤纷地一闪、一闪、一闪。
初中时代大约是我一生中最苍老的时候。那时候，为了学习，为了争当三好，为了传说中金灿灿的未来，我无师自通学会了“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变态的哲学。灭人欲的表现之一当然是消灭一切恋爱的细菌，将一切男生给我抛的媚眼写的纸条以及我对一切男同学产生的情绪波动都毫不犹豫地扼杀在摇篮中，并踏上一万只脚；表现之二就是用非常严苛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穿着打扮。披头散发，是不行地。高跟鞋，那简直骇人听闻。超短裙？我30岁以前从来没有穿过！有一天王勇琴披着头发来上学，我当场质问她为什么不梳辫子，她说她中午洗的头发干不了，我简直气愤填膺，你就不能早点儿洗头吗或者晚点儿洗头吗你为什么要中午洗头呢，骗人！肯定是骗人的！
啊，21世纪的青年们原谅我吧。那时候我想在一切动词前面加上“秋风扫落叶般地”这个状语，那时候我的床头还贴着一个小标语，叫“战胜自我”。一个少女被她所处的时代都给逼得在床头贴出“战胜自我”了，那不但是可原谅，甚至是可心疼的吧。
“存天理、没人欲”的最重大表现就是不看电视。我不需要爸妈告诫我不要看电视，也没有学会用这件事作为砝码去讨价还价得到一些东西（真是太缺乏生意头脑了）。每天晚上吃完饭，我像个机器人一样，啪，落入书桌前。啪，开始看书做习题。啪啪啪，做完了一切变态题之后心满意足的睡去。在这个过程中，另一个房间里《昨夜星辰》、《星星知我心》、《笑傲江湖》、《六个梦》等经典电视剧在如泣如诉地上映。我虽然看不到，但我知道《星星知我心》那个感人的妈妈有5个小孩，分别叫秀秀，东东，弯弯，佩佩，彬彬，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佩佩”，因为她的名字用台湾腔念起来是那样的，佩——佩——另外我还知道它的主题曲是那样的：昨夜的！昨夜的！星——辰——啊，不对，那个是《昨夜星辰》。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变态哲学导致自己错失了多少东西。上大学以后，在别人都能够搞清楚刘雪华、林青霞、吕秀菱都演过谁谁谁以及萧峰令狐冲韦小宝都出现在哪部电视剧里时，我对这些几乎一无所知。我就这样错过了通过电视剧接受宝贵的爱国主义教育、正确的恋爱观教育以及八荣八耻道德观教育的机会。
上大学以后住宿舍，听电视都不可能了。我的电视时代就这样中断了，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一断就是八年。期间电视上再发生了些什么，我也不大清楚。只是每年寒暑假回去，隐约看到刘培、张国立、徐帆等人不停地在电视上晃。噢，对了，还有“小燕子”风暴。一群疯疯癫癫的男男女女穿着古装在电视上或发嗲或咆哮，对于当时已经暗暗自诩文化精英的我，真是风乍起，吹皱一身鸡皮疙瘩。要是不小心看到武打剧里一个高人一掌把一座大山给劈了个窟窿，我就接近崩溃了。什么呀，不就是个“武林至尊”地位吗，这么多年了，这么多电视剧了，这么多演员了，还没分出高下啊。别打了，都热兵器时代了，各个门派提高一下研发经费好不好。再说这些长衣飘飘的美男美女整天在山水田野——也就是江湖上——马不停蹄地奔跑，到处搞串联，不用上班啊，不用交税啊，福利国家啊。
等到2000年末，在一个纽约的小公寓里再打开电视时，我悲哀地发现，我已经不爱看电视了。外国的电视剧和中国的一样不好看。美剧分为午间的和晚间的两类。午间的就是美式琼瑶剧——总有一个男青年的爸爸不是他亲爸爸，总有一个女青年在不该怀孕的时候怀孕了，总有一个好人听信了坏人的谗言，总有一个坏人最后变成好人。晚间的电视剧就是美式武打剧——破案。每个城市，纽约，芝加哥，迈阿密，洛杉矶，都有自己的破案系列，每次节目都以发现一具尸体开始，以人民警察光荣破案终。当然了，美式破案剧比中式武打剧还是稍微人道一点：基本上没有考验神经的“嚎啕”片段，而中国的电视剧，无论武打剧家庭剧破案剧历史剧，都有阵发性嚎啕防不胜防地出现，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大珠小珠落玉盘。不过，美剧在这方面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了。美式破案据里，基本上人人都胸有成竹，面无表情，语气冰冷，那些办案人员，人人都似乎见识过大世面，看到一具惨死的尸体，就象看到一块石头一样无动于衷。我就不信了，死成那样还面无表情？头给锯下来还给劈成了两半。装得很辛苦吧。
让我恢复对电视爱好的，是发现了各类情景喜剧和脱口秀。好看的情景喜剧包括（排名分先后）：Seinfeld；That 70s Show；Will and Grace；Everybody Loves Raymond；Simpsons；Two and Half Man…排在最后的，就是那个最流行的Friends。有一个据说很好看的动画情景喜剧叫South Park，但是奇怪的是我没怎么看到电视上演。最好看的脱口秀是Jay Leno和Connar O’Brien。还有几个据说很有名的脱口秀比如Stephen Colbert之类，但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太左了，我这个反动派实在看不下去。老是抓着布什不放，既没有新意，又安全无比，柿子专找软的捏，太没劲了，有本事你骂奥巴马试试看！
我之所以喜爱情景喜剧和脱口秀，是因为其中的对话特别聪明，稀里哗啦噼里啪啦地聪明，那小机智小幽默，那线路，那速度，那弧旋，那扣杀，比乒乓球冠军决赛还好看。前一段有朋友给我发周立波的单口相声视频，说是特别好玩，已经红遍大江南北了。我看了之后，就觉得中国人真可怜，这不让说，那不让讲，一会儿有关部门很生气，一会儿广大群众很受伤，那么一点蹑手蹑脚的小玩笑，大家就迫不及待奔走相告了。
到了英国之后，我惊恐地发现，英国人的电视节目里几乎没有情景喜剧和脱口秀。而英国的电视剧真不好看，既没有中国式波澜壮阔的嚎啕，也没有美国式胸有成竹的紧凑，他们的故事无色无味无盐无糖——怎么说呢——好吧，我从来不能坚持连续看10分钟以上，所以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也有一两个类似脱口秀的节目，一群喜剧演员聚在一起损政治家、电影明星、体育明星。聪明也是真聪明，可是特别特别mean！连我这么邪恶的人，都看不下去。而且那些残酷的笑话，明显卖弄的成分大大超过了娱乐的成分，所以我不爱看。英式幽默比起美式幽默，那是要颜色深很多，如果说美式幽默是帮观众抓痒，英式幽默则是一把匕首飞过来，躲得过算你命大，躲不过算你倒霉。
英国的电视节目相对好看的是纪录片和时政新闻。比如Paranoma，就是通过这个纪录片系列，我了解到日本的贫困阶层有多穷，中国的贩卖儿童业现状，苏丹的近况，联合国的腐败……时政新闻的好看之处在于，任何一个问题，主持人都会请正反两方表达意见，但是英国的国内政治，大多是鸡毛蒜皮的争执，正方反方似乎都是无聊方。
好在还有《Friends》。我在英国的两年里，BBC 4+1在重放美剧《Friends》。这个曾经在我的排名中名列最后的情景喜剧，在与自己的竞争中，一举跃为第一名。每天晚上6-7点，Rachel, Phoebe, Monica, Ross, Joey, Chandler准时出现。6-7点大约是我每天回家的时间，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调到《Friends》。其实我也不总在看，有时候就是开着电视，让欢声笑语充满整个公寓。此情此景说起来似乎有些凄凉：一个中年女人身在异乡，一个人回到空荡荡的公寓，她在厨房里切菜，电饭煲里的饭在滋滋冒气，空空的沙发对面，电视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
出国时间长，对国内与时俱进的电视业发展已经无法追踪了。《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汉武大帝》、《雍正王朝》、《新少林传奇》、《少年包青天》、《可爱的你》、《潜伏》……每年回家，发现嚎啕的还在嚎啕，劈大山的还在劈大山，韩剧仍然是女主角在第8集打了一个喷嚏，到了第80集才抽出纸巾来。一个新现象是近几年突然涌现出很多歌颂“我军官兵”的电视剧。我想这个地球上还有哪个国家如此热衷于拍摄歌颂暴力机器的电视剧呢，我想这个地球还有哪个国家把同胞互相残杀的悲剧拍摄成可歌可泣的伟大胜利呢，我想这个地球上还有哪个国家的电视里几乎从来不报道关系国计民生的“群体性事件”但是所有电视台狂热报道日全食呢……我想啊想啊百思不得其解。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我家的电视基本上永远是停留在中央二台，我不看电视剧不看综艺节目不看时政新闻就看看经济新闻总可以吧。经济频道好歹有时候还拉我的偶像任志强老师和买房消费者辩论辩论呢。当然有时候我也偷偷看看新闻联播，我主要是想研究研究我国的“领导排坐学”、“领导表情学”、“领导视察学”等领域近年有没有实现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在美国的时候，我认识一堆家里没有电视的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很有文化。作为文化人，他们很清高，而电视则是很低俗的东西，为了避免被低俗文化污染，于是他们毅然决然的放弃了电视。对此我很困惑：第一，他们家来客人又没话说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都往哪里投放呢？第二，在他们怀疑人生的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来找到更倒霉的人从而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呢？第三，在他们想通过骂人来建立智力优越感的时候，怎样迅速找到大规模的傻叉呢？（画外音：网络……）第四，如果他们家里有孩子，他们怎样让正在哭闹的、特别粘人的、满地打滚的小朋友迅速消失恢复安静呢？啊，小朋友多么热爱看电视。至少有一个小朋友曾经如此。很多年前的那个夏夜，她仰望着那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良莠不分，来者不拒，坚持把所有的电视节目看了个底朝天，看到“谢谢收看”为止。她后来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但是当时，她坐在小板凳上，美好世界从那个小盒子向她奔涌而去，她眼里装着全世界的惊喜。
（摘自《视野》2014第12期）
273、《锤下人生》和菜头
今天是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一日，王小波十六周年忌辰。王小波曾经在《黄金时代》写过这样的句子：“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最早接触到王小波的那批人当时都在校园，时代三部曲刻录在盗版书的CD里，在宿舍之间传看。如今，包括我在内的这帮人都已经被生活锤过多年，我们又在哪里看云？最早宣称自己是“王小波门下走狗”的人群散得最快，生活很快让他们知道王小波孤独的原因。长大之后，逐渐变成当年自己所厌弃的那种人是一种情非得已，不过看起来也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当初爱得有多深，背弃的时候转身就有多快。王小波在尘世里偶然兴建的花园让人心旌动摇，靠近了却容易被其上摇曳的光影所灼伤。面对纯粹的精神生活，我们都是十足的业余爱好者。无论当年踮起脚尖偶然瞥见的那一眼何等惊艳，按揭会指引我们前往另外一条道路。生活不曾真的锤过我们，它只是让人难于抗拒。有人说自己当年被王小波骗了，油光可鉴的脸上始终带着一种讪讪的表情，似乎为自己曾经如此文艺而深感抱歉。 这是我们的命数，生长在这样一个国家，我们的人生总是会从文艺青年开始，然后才是政治中年、商务中年、学术中年、愤怒中年。所有人都早慧而多情，在课本的一角涂涂抹抹，让情绪缠绕蔓延。不去喜欢王小波很难，他站在文艺青年向往的彼岸。我们把他想象为游吟诗人，又或者是孤独骑士。他的小说有一种美，轻而易举地把你吸引，沉溺在他的那个精神家园里，浑然忘记自己饭盒里只剩下一包方便面。文科生觉得似曾相识，只是自己远不能做得那么好。理科生觉得智性终被荣耀，从未见过它竟然可以如此性感。然后我们要面对人生，在王小波精神家园之外的真实人生，开满牵牛花落满蓝蜻蜓小径之外的坚实人生。美在这个世上孤零零的，柔弱，无力，随便一场生活的小雨就能把它撕个粉碎，零落一地。我们得换一套装备，脱掉青衫换上甲胄，扔掉笔管提起长矛。文艺青年拥有所有的观赏性，但只有战士能存活于残酷的世间。十六年后再看王小波，无论你是否还记得，世界正是按照他安排的次序，告别黄金时代喘息着经过白银时代，我们正一点点深陷铅灰色天空下的黑铁时代。王小波曾经描述过燃烧柴油而成的棕黄色云团笼罩在城市上空，我想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它具体的模样。有些时候会惊叹于王小波的预言能力，仿佛他并非是在创作小说，而只是记录下他所看见的未来。王小波死了，而我们活在他笔下的未来世界里。此时并非是我一生中的黄金年代，流年似水，默默挨锤。可是，我还是偶尔会停下来，停下来去看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想爱，想吃，想那些注定无法完成的奢望。我承认我不可能如同十六年前一般无二的温柔和多情，那些情绪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心底里的某个角落。不再拿出来展示，甚至不想和别人交流，长大以后情怀会变成让人害羞的事，唯有沉默是得体而恰当的。可是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对我来说很重要，哪怕是不会随时翻检。因为每当生活的重锤落下，有它们在，我总觉得自己可以再多支持一下。能多支持那么一下，也许会有所不同。我不知道最终我会被锤击成什么样子，王小波说生活就是一个缓慢挨锤的过程，他又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被摧残的。知道这一切并不能降低我一丝一毫的痛苦，但能让我感觉心安。重锤一下一下砸下来，我真的看见篱笆上牵牛花开，每个花蕊上都停着一只蓝到透明的蓝蜻蜓。
（摘自《读者》2014第11期）
274、《我怕惊动湖畔那些精灵》谢冕
好久没来这湖边了。我拣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来这里跑步，为的是重温往日的记忆。清晨，严寒，有点风，还有点雾——可能是轻霾，这城市为雾霾困扰已久，我们也习以为常了。这湖是我的最爱，我的生命的大部分已弥散于此，常居昌平之后，我总找机会回来，回来一定找机会到湖滨跑步，这已是我数十年的习惯了。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记忆，也都会说话。我脚步轻轻，怕惊动那些沉睡湖畔的精灵。严冬，湖面已结上薄冰，工人正在整治今年的冰场。再过几天，冰场就会启用。
我有自己的跑步路线。从住处畅春园出发，进西校门，过鸣鹤园小荷花池，绕池一周。经民主楼、后湖、入朗润园。紧挨着路边，出现一座小院，正房住着温德先生，东厢房住着他的中国佣人。温先生终身未娶，中国是他永久的家。他九十岁还能骑自行车上街，还能仰游，他为美丽的燕园增添了精彩的一笔。温德的小院种满花草，其中不乏他喜爱的富有营养的野蔬，他不仅精通汉学，还是营养学家。温德先生是闻一多先生的朋友，当年闻先生“引进人才”，一引就是终身。中国成了他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选择。
我跑着，想着。眼前就是十三公寓——季羡林先生的家到了。先生住在东边单元二层，那边窗户里深夜的一盏灯，是朗润园的一道风景。那灯光我是熟悉的，因为我和季先生曾是邻居，我住过十二公寓。记得那一年，火焚一般的夏天过去了，好像是萧瑟秋风时节、已是落叶满阶。那日在朗润湖边遇见先生。久别重逢，他关切地问：“还写文章吗？”答：“还写，但不能发表。”先生意态从容，沉吟片刻，说：“那就藏诸名山吧！”我们相对无语，只是淡淡，在我，却是如沐春风。
由此向东，是十二公寓了。情景如昨。也是冬天，湖水凝冰。透过湖面薄雾，依稀是儿子正在滑动他的冰车。迷蒙中我欲唤他，却是伤痛攻心，遂止。想起那厢住着吴组缃先生，他是直接教我的，我要向他执弟子礼。吴先生当年从镜春园搬过来，也是二楼。他搬来时我已搬走。那次拜望是为北京作协的朋友引路。记得有林斤澜、张洁、郑万隆、李青，可能还有严家炎。那年我们为吴先生庆八十大寿，吴先生说自己是“歪墙不倒”。陈贻焮先生住在吴先生的楼下，他也是镜春园搬来，不仅搬来了他的书房，也搬来了那边的竹林。先生有名士风，爱竹。先生一如既往地欢迎我，一如既往地款我香茗，与我谈诗论文，也一如既往地展示他湘人的傲骨，湘人的才情。
朗润园四围环水，有石桥通往内园。岛内崖畔，镌有季羡林先生手书“朗润园”三字。整座园子晴朗温润，宛若一块浮于水中的美玉。此刻冬寒，花事式微，已是满眼枯瘦，只能于记忆中寻找旧时芳华。此刻这一带枯水寒山，一路唤起我的记忆，有欢愉，也有无尽的怀想。金克木先生的家我是去过的，也是那年夏季过后，风雨萧疏中大家都很寂寞，我在北大想约请学界纯正人士，谈些那时已被冷落的学术。约请金先生出席，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爽朗而诙谐：“不行啰，我现在除了嘴在动，其他的都不能动了。我已是半个八宝山中人了！哈哈……”北大人都这样，他们会把沉重化解为谐趣！
从朗润、镜春两园逶迤向西，林间山崖，婉转隐约，顷刻间未名湖展开了它冰封的湖面。湖滨柳岸萧瑟，叶已落尽，空有枝条在寒风中摇曳。沿湖小道两旁，昔日葳蕤的花草也已枯黄。这边是斯诺墓，这位充满爱心与正义的美国人，选择这里的一角长眠。墓地面对着花神庙。花神庙那边有一片略为开阔的地面，稀疏地立着供人们休憩的几张靠椅。那年也是清晨，也是在这里，晨曦中但见朱光潜先生在练拳。趋前请安，先生告诉我，这套拳法是他自编的。80年代，先生还未退休，他身材精干，脸色红润，双目炯然，那时正在紧张地翻译维柯的《新科学》。他是康健的，记得当年英国一剧团来华演出莎士比亚的剧，朱先生挤公共汽车去展览馆看戏，一时引发舆论热议。在北大，年长资深教授挤公共汽车是常态，不稀奇的。
临湖轩优美地隐藏在竹林中。竹子仍然呈青绿色，有点暗，带着与霜冻抗争的痕迹。这里曾是司徒雷登校长的住所。司徒校长当年主事燕京大学，这里是燕大师生感到亲切并且向往的地方。据说冰心先生的婚礼是在临湖轩举行的，司徒雷登校长主持了她的婚礼。此刻竹影婆娑，似乎参加婚礼的人们还沉浸在昨夜美丽的香槟和鲜花的回忆中。对于司徒雷登而言，这里当然也是他最不忍离开的地方，不想，那年北平围城的一声“别了”，竟是他与友好、挚爱、终身视为朋友的中国的永别。燕大的校友们、北大的师生们对他的思念是永远的。我选择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清晨，向至今还活泼泼地生存在这里的精魂致敬。我怕惊动他们，蹑轻脚步，又不免沉重，因为这方土地负载太沉重了。
绕湖一周，习惯地回到了燕南园，这是我从学生时代至今都隐秘地钟情的地方。院子不大，内涵却是深厚，花径弯曲，总觉是绵长无尽。三松堂人去楼空，三棵“院树”（宗璞先生“封”的）依然凌寒而立，发出严寒中凝聚的苍绿的光焰。路经冰心先生当年的小楼，仿佛见她正推着婴儿车款步花荫，裙裾迎风，风姿绰约；周培源先生的家在近旁，那日我陪徐迟先生访问过他，在他的书房聆听他关于湍流的论说——周先生到最后都没有同意三峡工程。
燕南园集中了燕园最瑰丽的风景，他们劳作过，思想过，快乐过，也痛苦过。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作为学者，他们的人格是独立的。一旦试图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试图摧毁他们的学术尊严，雍容尔雅的他们，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抗争。燕园的居民都记得，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及夫人，曾经以最断然、也最惨烈的方式把自己写进了历史。他们、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以自己的方式的决然离去，是这座园林始终不能愈合的伤口。尽管我的脚步轻轻，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触动了历史最敏感的一页，我还是惊动了那些曾经爱过，曾经痛过，曾经辛劳过，也曾经幸福过的灵魂。
（摘自《读者》2014第11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6-19 18:18 编辑
275、《中国海归，归去来兮》一多
相对于一大批学成归国、与父母团聚的小海归来说，那些已经拖家带口的中年海归在游弋中表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
五年前，当我陪着孩子来加拿大读书时，我最好的朋友在这里生活七年之后，带着孩子回流北京。我们仿佛交换场地一般开始体验彼此曾经描述的生活。
她的回流是典型的“海归”，尽管“海归”这些年变成“海待”的不少，但她在加拿大读了学位，赚了四年的北美工作经验，加上国内曾经的大项目经验，可谓内外通吃，回去之后的起点并不低。孩子在加拿大出生，接受了幼儿园的启蒙教育。之所以回流是两方面的考虑：探索自己事业的更大空间，让孩子学习中文、接受国内相对扎实的基础教育。
当我在加拿大正翘首以盼回归北京指日可待时，听闻她又要卷土重返加拿大。惊诧之余听她细细道来，啼笑皆非间又有多少无法言说的无奈。
她说打算再回到加拿大，并不是事业不顺利，恰恰相反，她这个行业国内相对机会更多，但是近两年间北京一轮又一轮的雾霾让她感觉比高房价的压力更喘不过气来。孩子已经没有户外活动了，喜欢运动的孩子每天如困兽一般关在屋子里，还没进入冬天她和孩子就已经开始此起彼伏地咳嗽。一段时间以来总感觉嗓子里有异物阻塞，各种不好的念头在脑子里频繁闪现。一番检查之后确诊是慢性咽炎。她说，本来身体的本钱就没多少，现在更不敢拼了。于是，在这个北京时间还是凌晨时分的时候，因为咳嗽、更因为纠结难以入眠，她在电话里既是向我通告也仿佛是帮着她自己下定决心：她说给自己回流加拿大的期限限定在来年暑假。一个家庭的跨国迁徙，谈何容易。当初下了多大的决心回国，现在同样就得下多大的决心再出来。
她说刚回去的一两年最纠结的是房子。当年出国时基本一穷二白，是卖了房子走的。回流北京时，思虑再三没把温哥华奋斗了七年买的房子卖掉。但她回到北京的时候，正是房价迅速攀升期，当时只想着落定之后慢慢再看吧。结果看来看去，房价还是只涨不跌，自己虽然挣得钱远比在温哥华多，但大多楼盘还是不敢问津。情况和她相似的一些“海归”回去后大多数就职国内相对高薪的职业，但是真要想彻底扎根在北京，买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时，却发现北京的房价早已让他们错愕不已。即便是租房也是一年一个价，关键是有些房东想涨价又不肯明说，只说不租了，每到临近年底房东一个电话告诉你要收回房子，就得满世界找房子搬家，结果回去五年搬了三次家，一次比一次租金高。北五环附近的学区房，直从6000涨到近万了。回流这些年看着比在温哥华多挣了些钱，但基本都消费掉了。在北京日常生活成本一点不比他们曾经居住过的那些发达国家的城市低，这些年算是赔本赚吆喝地体验了一把国内火热的生活，最后还是居无定所。还有每况愈下的自然环境和交通状况成了天天需要面对的烦恼。思前想后，好歹温哥华还有自己的房子，生活虽然清净了点儿，但小富即安的小日子还是过得比较踏实的。进入不惑之年，国内在这个领域里还拼在一线的，她大学一个班里她是唯一一个女生了。而且，回去的这几年，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身体也是状况频出。
说起孩子的教育，又是诸多的无奈。她的孩子就读的是北京一所著名的国际学校，最初班里的孩子以“海归”子弟居多，但是最近这一、两年已经走得差不多，都又回流回去了。孩子曾经很好的几个玩伴儿，最近回澳大利亚的、回美国的都走了，看着形单影只的孩子，心里很是难过，心更不定了。再加上国际学校的教育也差强人意，不仅外籍老师流动性大，国内的老师也更换频繁。这些国外回来的孩子，中文依然停留在听说尚好、读写不佳的水平上。孩子已经入读五年级了，竟然拼音没有完整地学下来，因为老师的更换，中断了就没有接续下去，而拼音对于国内一些普通小学转过来的孩子是学前班就过关的内容。所以他们这些国外回来的孩子就这样夹生饭一吃吃了四五年。
对孩子学业的担忧只是一方面，孩子受环境的影响是让他们忧虑的另一个方面。目前的这所国际学校正在朝着贵族学校的模式发展。在一次学生作品的慈善拍卖会上，一幅作品拍到近万块钱，那些被邀请来的外教和学校老师揣着几百块钱，都没敢举牌。她自己孩子的一幅近似于涂鸦的作品还拍了3000块钱。不能指责这些一掷千金来支持孩子的富有家庭，毕竟这些拍卖所得是捐助慈善。但孩子对生活的理解却发生了严重偏差。她自己的孩子一段时间以来觉得他都可以卖画为生了，而且就涂鸦到这个水平已经如此了得，父母的进一步要求在孩子看来就是不可理喻的苛求。于是光在这个问题上，朋友给孩子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心理纠偏和建设。孩子班上新转来一个孩子，为了迅速建立起和同学的交往，向每个同学发出了有条件的邀约，你和我玩、听我的，我就给你带一个价值60元的高档三明治，不跟我玩儿也不听我话的就没有。在学校的一天里，任何一点小吃对孩子来说都是格外的诱惑。看到已经有同学在享受这种友谊带来的收获，吃着美味的三明治，朋友的孩子格外纠结，既羡慕人家的三明治但却不喜欢和那个孩子玩。朋友说，孩子也是身处小江湖呀，赶紧再做心理建设。
五年在国际学校里，孩子进步最明显的就是对汽车品牌的理解和识别，仿佛修了一门名车选修课。朋友原本没有给孩子灌输过名车的理念，但渐渐发现孩子开始给她这个当妈妈的做名牌车的扫盲工作，每天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孩子对学校附近的名牌车的品牌名称、LOGO、产地、价位甚至配置都耳熟能详，快赶上汽车销售了。单就这种知识的普及来说不是坏事，但孩子对名牌车的另一层理解上升到了特权的概念。他告诉妈妈：知道为什么你的车不能在校门口停车下人，而Hansen妈妈的车就可以经常在校门口停下让他下车吗？因为他妈妈开的是宝马X6。在孩子的观念里，对秩序的遵守显然已经被物质的强大力量击败。可能失守的还不只是这一点点，朋友所担忧的是她自己苦心给孩子建立起来的是非标准，正在被一种环境的力量处处渗透和改变。
在孩子的围棋课上，老师给每个孩子发了一块糖，然后告诉孩子，下棋追求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既要把你手里的糖吃到嘴里，还要把别人手里的糖想方设法夺过来。朋友说，她不希望孩子建立这种掠夺和攫取的价值观，但是她无法时时处处为孩子过滤现实的环境。
让朋友更加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加拿大只是三年懵懂的幼儿园启蒙教育却对孩子有那么深的影响？每次回到加拿大，孩子都一定要回到他的幼儿园看看。当她和孩子产生分歧时，孩子每次搬出来说事儿的都是幼儿园时期的老师。当孩子向她表达不满或因为她食言，暑期不能回到加拿大时，孩子几次都是站在北京的街头高唱加拿大国歌向妈妈抗议。当孩子每每问起：我们什么时候会回家时，朋友会对孩子强调：爸爸、妈妈都是中国人，我们的家就在北京。曾经孩子会沉默以对，但是有一天，当孩子面对她的解释不再沉默而是很执拗地说：我是Canadian(加拿大人)，我的家在加拿大时，轮到她沉默以对，内心却怎么也不能平静了。
作为移民潮中走出家国的一代人，无论出去还是归来，她探索寻找的都是她意愿中的人生轨迹。现在，孩子长大了，她不能漠视孩子内心的那份渴望了，她只能为孩子选择适合他的环境。至于孩子未来是否还要迁徙，将来让孩子自己选择他的飞翔吧。
（摘自《读者 》2014第11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6-22 12:51 编辑
276、《去体验一个更大的世界》 程嵩
在成都这个悠闲的城市读了好几年书，那时候只要一出太阳，学校的草坪和茶馆马上就会被潮水一样的成都人民占领。整个下午他们就坐在太阳下面，聊天喝茶打麻将。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真是爽爆了，为什么我要这么努力嘛？ 那时住的地方下楼有家苍蝇馆子，做的宜宾燃面很好吃。我觉得我就这么吃一辈子便宜的川菜肯定也会活得很爽的，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嘛？
大二的时候骑自行车出去转山，三十多公里的大上坡。海拔2300米到海拔4500米，零下好几度。不巧早上出发又起大雾。能见度不到20米，衣服不晓得是被汗水还是露水弄得一直滴水。出发前豪情壮志地说：“这次要征服XX山了啊吼哈哈哈哈。”出发后变成了：“啊，我要回去晒太阳啊！！”“呜，我要回去吃燃面/冒菜/蹄花汤/回锅肉/钵钵鸡啊！！”
我清醒地意识到：只要放弃努力，生活会立即过得比努力时要滋润得很多很多。那么，为什么我还要这么努力？
因为有时候会想撒：“一辈子满足于一个吃回锅肉的地方，那肉夹馍怎么办？那锅包肉怎么办？”
是的，我会想这世界还有很多地方我没去过，很多美食我还没吃过，很多人我还没遇到，很多知识还没有掌握，很多事情还没有想明白……
一想到这些，心里就躁动不安，屁股就坐不住。
虽然说爬山爬得像个傻瓜一样，虽然说爬上去了被高原反应真的弄成了傻瓜。但是爬着爬着大雾一下子像幕布一样散开，蓝天突然盖过来。你就傻瓜兮兮地站在那里看着云海和雪山自己跳出来横在你面前，那种感觉是在山脚感受不到的，还是很不一样的。
高中课本里王安石的一段话：“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所以要去加倍努力啊。
不是为了去换取成功，不是为了去超越别人。
加倍努力，只是想去体验一个更大的世界。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1期）
277、《青春不是一块遮羞布》留几手
最近这半年，各种青春题材的电影、书籍大热，掀起了一股怀旧风。从刚毕业的90后，到一帮中年大叔大婶都在讨论青春。可什么是青春？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青春是无数个日日夜夜为了梦想发奋努力，有美好有汗水有心酸，让人永远无法忘怀的时光。但是也有一类人以青春做幌子，做着荒诞不羁令人生厌的事情。 从他们口中造出来许多脑残语录：“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架、不翘课、不谈恋爱，你的青春被狗吃了吗？”听听，说得多么义正词严，仿佛年轻人就应该抽烟、喝酒、打架……是啊，有一句话“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可以原谅”，但是从没听谁说上帝鼓励年轻人去犯错误吧？这种话说得是不是有点臭不要脸了。当然，身体是你自己的，学业也你自己的事，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但是怎么有人居然光明正大地开始高调标榜自己的行为，难道不会误导他人了吗？
认识一个女孩，是我老乡，某时尚网站编辑，几年前刚毕业，在北京工资七八千的样子，可以算比较优秀了，自称女权主义者，她逢人就宣传她的理念，也是网上烂俗的那套嗑：“女孩是不需要攒钱的。女人年轻时最好的投资，就是把钱花自己身上，去旅游去护肤去享受，让自己在最好年华里爆发最好的光彩。你对自己好，别人才会对你好，事业家庭爱情才会出色。”为啥我怎么看，都觉得这句话像扯淡呢？在她眼里，天天上班下班老老实实的都是不会享受生活的木头人，对那些中规中矩的人也是嗤之以鼻。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青春本来就应该放纵，干吗压抑自己。”
她显然把生活从这句名言上扩展了，消费是从来不会去计划的，啥名牌都敢买，欠了一堆的信用卡，每天下班后就是往夜店里钻，胡吃海喝一顿，捡到长得过得去的，甭管是五湖四海、古今中外的就往家里领。也没个固定男友，一次我问她：你就这么折腾，你能攒下钱吗？以后万一有点意外，日子咋办啊？
她又跟我来那套理论了：“女人是不需要攒钱的……”我说：“行了，不用说你那套理论了，你不是倡导男女平等吗？那你以后结婚买房哪来钱啊？全靠男人啊？”她：“对啊，男的买不起房，还结什么婚？反正我还年轻，青春就是用来挥霍的，不是吗？现在不享乐，等到老了不会后悔吗？”我也懒得反驳她了，心里暗暗想：说好的男女平等呢？
结果前几天一个聚会上又见到她了，她跟我们道个别，已经准备收拾细软回老家了。她絮絮叨叨抱怨了半天，无非是压力太大了、上岁数了、没个靠谱的男人，累了倦了之类的。回家安排相相亲，找个老实人过安稳日子算了。最终，她青春不再了，也有了打算嫁给他过去眼中瞧不起的“老实人”，真是一个莫大讽刺啊。
我的青春我做主，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青春如何度过，我无意指责他人。但是这些拿青春来做遮羞布的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边贬低着别人一边标榜着自己的人，是不是有点可耻？
为啥青春就必须要疯狂？就必须要恋爱？不疯不闹不叛逆就不是青春了吗？我就喜欢读书，我坐在课堂里安安静静地上课读书，我就不想恋爱上床，宁可看两本小说意淫一下不行吗？招谁惹谁了，凭啥成为这些“青春”嘲笑的对象，还振振有词：“青春就应该给自己留下点回忆嘛，至于喝茶看报可以退休之后再做嘛。”可别人的青春是在读书学习，你的青春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千里送逼。
有些人总是拿青春给自己做过的丑事做遮羞布。比如：“什么年纪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青春就应该放纵，青春无悔，成熟那是以后的事情。”呵呵，有些事情明明不用吃一堑也可以长一智的，可为了欲望，偏偏去撞个遍体鳞伤。前面明明有路可走，可偏偏要摸着石头过河。
年轻的时候，人都有那种向往自由，想要去流浪的冲动。会羡慕那些交不起房租落魄的音乐人，郁郁不得志的诗人，满脸胡茬饥一顿饱一顿的画家……可是，某一天才会真正地发现并且承认，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文艺浪漫的事，安安稳稳平平淡淡才是大多数人的归宿。为了能自食其力而默默努力，不那么文艺浪漫的青春反而显得更加的可贵。
（摘自《青年文摘》2014第11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6-24 14:37 编辑
278、《你说你是个什么人》王国华
朋友韩冬问我,你说现在什么人是好人,什么人是坏人?
我说,满大街走的都是活人。
他说,别玩深沉。
我说,所谓略见一斑者,即从水珠里看太阳。小事便可看出来一个人的本质。
韩冬笑了,正好有两个故事可以佐证。
他就讲给我听。
其一:在文化广场,一个人手里拎着手拎袋,袋里装着几颗吃剩的果核。袋子掉在地上。那天风大,吹得袋子沿着马路牙子跑,那个人追呀追呀,绕了两道弯儿,终于把袋子擒在手中。正要扔进垃圾箱,见到不远处有一团废纸也跟着风在跑,他又追上去。又绕了两道弯儿,头上冒了汗,才追上。这样,他就把两件脏物都处理掉了。
我给他分析:爱护公共环境,不仅仅从自己做起。可贵的是他还能把不是自己丢的垃圾拣起来。
其二:在车棚里,一个人骂骂咧咧地扶起一辆倒在门口的自行车——哪个王八蛋给碰倒的?!他从兜里掏出手帕把车座、车轮上的灰尘轻轻擦掉,正了正摔歪的车把。他又拿出钥匙来开车子。没打开,车锁也摔坏了吗?他疑惑地抬起头扫视了一圈——啊。他脸上露出茅塞顿开的笑容,直起身奔向不远处那辆和身边这辆一模一样的自行车,把钥匙插进去,一扭,开了,他推起自己的车子走出来。经过门口时,一脚把刚才扶起的那辆踹倒了。嘴里说,可惜了我的手帕。
我给他分析:既然顺手做了件好事,还要把它破坏掉,真是不可救药。
韩冬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我答,前者虽不一定是好人,后者虽不一定是坏人,但他们两人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韩冬问,本质?
我答,是的。
韩冬神色黯淡了下来,唉,两件事都是我做的。
这回轮到我愕然了。
另一文：《找人谈心》肯迂
《读书》有文谈钱穆，说他认为读古代诗人如不读全集，特别是像读杜甫读苏轼，如不按照年谱一首首去读，而只读选本，又爱看选家批语，这样最多领略些作诗的技巧，永远读不到诗的最高境界去。钱穆还说：“跑进一个大会场，尽多人，但一个都不认识，这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找一两个人谈谈心。”读书确是有门径的，钱穆教我们“找一两个人谈谈心”，就是给我们指点门径呢。
（摘自《读者》2014第11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6-25 18:43 编辑
279、《我硕士毕业为什么卖米粉》张天一
2014年我即将结束在北大的硕士学习生涯，也面临着毕业的选择，我选择了开一家米粉店。
就亲友的期待而言，我或者应当去律所，或者应当去机关，或者应当出国。从6岁上小学开始当学生一路过来，评判我个人价值的标准非常简单，就是考试与得分，所以我思考的问题大多关注在是什么，即标准答案是怎样的，而很少放在为什么上。
现在即将进入社会了，我发现自己的身份不再是学生，我同时也发现过去事事都有标准答案的日子一区不复返，很多人生选择如果不问个为什么，你就无法为它找到合理性基础。
比如有的朋友告诉我，他要留在北京，要通过奋斗在北京有车有房，我便疑惑，要有车有房而不是当国家主席，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机会成本在北京实现这一在任何一个三线城市都很容易实现的目标。这时朋友便会抛出另外一个论点，北京的机会很多。可是在我看来，北京的机会是有门槛的，比如在没有户口之前，北京的一切福利都和你无关，所以这里面还是存在着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
连续着问了无数个为什么后，我开始畏惧每天挤两个小时上下班的律师生活，也畏惧循规蹈矩的公务员生活，最后简直不知道自己去干什么好。
持续了大半年后，我想通了，因为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我去驾校学车，和驾校的教练聊天，对话如下：
教练：你们大学生都好找工作吧?
我：嗨，不好找啊，形势不好啊。
教练：你们一毕业出来工资水平大约是多少?
我：七八千差不多吧。
教练：嘿!那工作还不好找啊。我小学毕业，觉得全国就业形势好着呢，到处都是工作机会。这也是我图舒服，当驾校教练，原来开出租挣得多。就是我啥也不会，去工地搬砖，还一天300管吃饭呢。怎么工作就会不好找呢!
这件事情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如果找工作的定位仅仅是谋生手段，那我发现我的谋生手段有一万条更多，而绝不仅限于这么两三条。当然，道理想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并不容易。就像北大的那位卖猪肉的校友，哪怕已经做成企业了，演讲词还是要一个劲地说对不起母校，给母校丢人。人毕竟是社群动物，都得在乎家人、周围人的期待和目光：是大学生，就得做大学生“应该”做的事情。
给我触动更大的一件事，是我的导师吴志攀先生给我的教导。在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致谢词里面，我曾经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无论未来如何，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体验过程而非结果，生活着而不是生存着。纵使将来去扫大街，若能获心安，也自认是人生大温拿。”
这段话在我看来，是表达了我的关于人生的想法。结果先生看到以后，就批评了我。他告诉我，环卫工人和其它职业一样没有任何区别，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我的表述有问题。这时我才想起先生经常对我们的一句教诲：“岗位无高低，只是分工有所不同。”
通过这件事情，我读出来了事情根本就没有“是大学生做的”和“不是大学生做的”的区别。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做好，用心去做，最后都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
我的另外一个顾虑，是学习了六年的法律，却从事和法律没有关系的工作，好像有一些浪费。但很快我也就想通了，法律在我看来，除了具体的条文，背后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和思维。六年法律学习带给我的，其实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知识点，法条我早已忘记了大半，更主要的是我由此敢腆颜地说自己掌握了一些法律、法学的思维与做事方式。用一种思维去做事情，我觉得行业就不一定那么限制了，就像互联网思维，你可以拿它去做互联网，也可以拿它去做金融、房地产、餐饮。这样看来，假设世界上有一种法律人思维，那我拿它来做餐饮，似乎也可以。
心理的负担都七七八八卸下得差不多，我开始认真考虑开餐馆的问题。我开始问我自己，我的理想是什么?
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岗位无高低，分工有不同”这句话，道理每一个人都懂，可是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大概这也是小学文化的驾校教练觉得工作好找而我这样的大学毕业生觉得工作不好找的根源所在，不是不好找，而是很多工作看不上。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社会不再以“北大学生卖猪肉”、“清华学生当保安”这样的新闻当炒作和噱头，我们尊重每一种生活方式、尊重每一个职业岗位时，我们的这个社会才算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或许我们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至少，大学生就业，不会如此困难了。
这就是我的理想，去开一个餐馆，坚持自己的选择和生活方式。就像《寿司之神》里卖了一辈子寿司的二郎，因为尊重职业，所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大概我的人生目标，就算是实现。
我最后联系了三位朋友，和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这也让我很受鼓舞与感动。这个团队里，有硕士、有MBA、有公务员，我们经营米粉，也经营一种生活方式。
我究竟想开一家什么样的餐馆?本科时已经经营过两家小餐馆，开小餐馆的经验是有了，这一回能不能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最后，我想到了常德牛肉米粉。
我最终下了决定。从2014年2月份开始筹备，回到常德，走街串巷地吃遍了常德的每一家米粉店，一天吃一碗是享受，一天吃十碗则是噩梦，我的一位合伙人和我开玩笑说，吃米粉已经吃得菊花冒火。
最后，我们选了一家口味最正宗的米粉店，经历了拜师、学艺一系列的过程，又进行了标准化提炼，买了一把小秤在无数个夜晚里面一小勺一小勺地称量每一种中草药、配料的分量，又通过常德餐饮协会邀请到当地最有名的几家米粉店的主厨品尝，最后才制作出这几张配方。
2 月中旬回到北京，开始找门面，走遍了北京城，最终蜗居在了金台夕照的环球金融中心。再把相关手续的时间算上，4月4日正式营业。这个速度应该是神速了，因为为了这件事情，已经搭上了大学所有的积蓄，不尽快营业，吃饭的钱都成问题。在筹备开业的时候，为了挣生活费，还干着不用坐班的三份兼职，一个意外之喜是体重轻下来了将近15斤。
在写字楼里面开餐馆，有的时候忙到半夜，可是心里面却充满愉悦。
昨天，有人问我有没有想过事情失败了会怎样。我想了想，从这家餐馆开业的第一天起，或许对我自己而言，我就已经成功了吧。我觉得，外在的东西，没有可以再争取，不难，难得是打破自己内心的条条框框。
二 你不过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有一位娱乐记者朋友，毕业数年，约我出来聊天。他和我说，受不了在北京生活的巨大反差。一方面，他经常接触各种明星大佬，与他们谈笑风生，出入酒店豪车，来回有人接送。可是另一方面，他蜗在一个十平米的出租屋，解决不了户口，一个月拿着加上车马费刚够维持自己表面光鲜生活的薪水，真正有事儿时，他所认识的这些大人物也没有人会帮他。
他说，自己的生活犹如奇幻，今天见xxx,明天和xxx喝茶，很容易感觉自己非同一般，是个人物，在朋友面前也倍有面子。可是当他回到那个狭小的出租屋，才会被一闷棍打回现实。
我还有一位朋友，在北京金台夕照旁边的一家全球顶尖审计所工作。他说，每当他走进公司那座宏伟的大楼，总会有一种无以复加的优越感，感觉这家全球前四的会计事务所连带着把自己也捎带成了全球最顶尖的4%的人才，而出差的豪华套房、不错的收入待遇、黄金的工作地段，也确实加重了他这种感觉。然而，与他说话时，与他年纪不相称的白发以及眼角里掩饰不住的一种恭顺自卑与自大狂傲混合而成的光芒，却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他有着和我那位记者朋友一样的困扰。
这就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在这里，十三亿人中生物链的顶端与底层发生交集，制造出百年孤独般的魔幻效果。最富有的人与最有权势的在这里肆无忌惮地挥洒着他们人生的绚丽，而一无所有一文不名的人也在这里挣扎寻觅着他们眼中的机会。
这里的高楼大厦是真的，这里的地下室出租屋也是真的;这里的会所酒店是真的，这里的成都小吃和地铁公交站前的小路边摊也是真的;这里一掷千金是一种活法，可这里一天30元的生活标准也能过活。两种极端与两种反差构成了这座城市，说不上协调，也说不上不协调，一如这千年古都自身也在现代化与传统的漩涡之间撕扯分裂。
这是一种奇异，一种五光十色的奇异。奇异到这一刻你还在充满着汗臭的一号线车厢，那一刻你已经与某位大人物见上了面;这一刻你还在充满异味的出租隔间，那一刻你已经出现在富丽堂皇的会所;这一刻你还捧着一碗岐山臊子面大快朵颐口，那一刻你已是嘴里满是Andy如何，Mary怎样。
这是一个巨大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每个人或大或小地扮演着一些角色。可正是因为这出戏过于华丽，很容易让本来不过是场务、龙套的你产生错觉，以为自己是主角是导演是制片。然而事实上，如果把北京比作一台昂贵的机器，你不过是组成这工业化艺术品的千万枚普通螺丝钉中的一枚。
这座城市从里由外散发着一种做作的精致，刻意的古典，矫揉的西化，苍白的浮华。这样复杂的底色让人不知所措，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同时也归属于这座城市的本色。于是人们东突西撞，急吼吼地为自己贴上一个又一个的标签，或者为自己寻找着一个又一个的标签，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自己心安。把一切都做出来给别人看，别人看到了，自己的成就感也就找到了。所以，哪怕买不起奢侈品，提着一个打有奢侈品标志的手提袋装着一套煎饼果子走在大街上，也能够自我心情大好。
这误会是那么的容易产生，不仅仅让别人误会，甚至让自己也误会自己。那些刚刚开始追逐梦想的大学毕业生，口头上，参加过某某超大型国家活动，出席过某某高级会议，筹备过某某特大型项目，在某某国字头机关工作，见过某某通天人物，都是他们在老家朋友、在家人面前的谈资，都是让自己足以骄傲的资本。可是在心里面，到底如何，冷暖自知。
我本科就读的学校，以培养语言专业的人才而著名。所以大家都以能够去一个国家部委为荣，那里可以参加很多国际级活动，可以去到世界很多地方，可以陪同很多要员，可是在这个有着超过6万人的巨型怪兽里面，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到底是什么情况，只有在梦想破灭时才能说得清。
这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很容易就掉下去，而且执迷不悟。偶尔会上一下应届生网的论坛,我可以在这里很容易地看到大量地大学生求职者做这样的表述：去XXX(通常是某500强企业或者某国家机关)，是我追求的梦想!同时，还不乏成功者以一种功成名就的语气写下一篇篇笔经面经。大学培养了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他却把一个标签当做自己的追求和梦想，把一份工作当做事业，把一个起点当做终点，不能不说是大学教育的悲哀。当然，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作为一个起点，足以值得骄傲。可是把这当做梦想，当做追求与目的，在我看来未免有些睡眠太浅，梦太杂多。
这里面的逻辑，也不难理解。哪怕自己是一个刚刚走上岗位的微不足道的新人，可是出入那堂皇富丽的写字楼，总会让人不由自主的昂首挺胸;往来都是国际化精英都是白领，总会让人生出那么两三分的优越;口头谈论的都是英文资本资本运作金融市场，也总会让人有着那么几分自豪感。去了500强，似乎自己也就是500强了;去了国家机关，似乎自己也就是代表国家了。就好比穿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就好像自己也就漂亮了;买了一本有深度的书，自己也就有深度了。
北京是一个宏大的叙事，我们是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微观存在，很多时候，个人这样的微观实质上连构成这宏大的背景的资格都没有，可是我们却像拥抱太阳的蚂蚁，或许那个在蚂蚁眼睛里面只有芝麻大小的光球，是一手可以攫入手中的东西。蚂蚁不会知道问题出在自己的眼界上，而我们也很难能够脱出这座城市以第三者的角度去俯看这头巨大得不可思议的怪兽般的城市的本来面目和我们自己在里面的真正作用与位置。
我经常喜欢站在北京国贸CBD一些高楼的高层往下俯视。在这里，我可以看到两种东西，一种是工地，密密麻麻的建筑工人在忙碌。一种是大学毕业生白领，熙熙攘攘挤来挤去。在那个高度上，你实在分辨不出这两种人的区别，你也看不出哪个在昂着头意气风发哪个在低着头卑微渺小。一样的微不足道，一样地好像工蚁一般乞食奔波。实际上也一样，他来自左家屯，你来自张家庄，你参与了国际顶尖项目，他还参与了鸟巢的工地建设。他最后回到了左家屯，你也必然回到张家庄。
我也喜欢在上下班高峰时期去坐地铁，这时你眼前的看到的景象总会带给你一种别样的震撼或者一种怪异的美感。人群来来往往，一样的疲惫表情，一样的脚步速度，一样的化妆，一样的穿着，一样的拿着手机面无表情，一样的终点和目的地。如果你能够忽略耳边那些没有意义的杂音，你甚至会发现这个时间的这个世界甚至连真正的声音都没有，整个周遭是一种没有生气的死寂，你不知道这些一个个冷冰冰好似模板的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有一个日本艺术家，把鱼买回来，给它们穿上西服，穿上裙子，配上公文包，然后把这些鱼给拍下来。你会发现这些穿上了人类服装的生物，与人类是如此惊人的一致，一样的没有表情，一样的套着华丽的标签，一样地麻木。你也会惊讶，现代人的异化，与一件机器、一个东西、一只动物的区别只是那一套套服装标签或特属于人类的社会标签。至于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身份而存在的那个灵气，已经被一头头的北京似的洪荒巨兽吸取榨干殆尽。
大学生到北上广这样的大都会求学，难免会被灯红酒绿与浮华繁荣弄得有不知所措、眼神迷离。而这些个大舞台，就是这样容易让卑微好似高贵，让便宜好似奢华，让自卑好似自信，让虚浮好似深邃，让你好似个人物，让你觉得自己不是自己，让你丢了根，忘了本，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欣欣然加入一场又一场的演出。可是，戏总有终了时，那时，你才会发现你得到的仅仅只是一盒盒饭。
年轻的大学生逐梦者，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以为自己追求地最正确，以为投行证券，机关部委，出国留洋，奢侈品夜店豪车，是自己的梦想。可是在我的眼里，我宁愿去佩服那个大学毕业不顾周遭人异样的眼神，做了自己的选择去开了自己的小餐馆创业的男孩。同样是螺丝钉，我至少觉得那个来得踏实牢靠。
（摘自网络）
280、《你家周围三公里的盲区》和菜头
除非一个人正处于青春期，荷尔蒙爆棚，体力槽全满，智商为负，否则他一定拥有固定的生活模式。每天上学上班走什么路，去什么饭馆吃饭，去哪里看电影，去什么地方购物，统统都有固定的模式。唯有年轻人，愿意在城市里无头苍蝇一样乱窜，仿佛不是在这里生活，而是在这里寻宝。
于是，无论城市有多么大，设施有多么齐备，有多少娱乐消费场所，一个人生活在这里，只会选取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而且懒得变更。我曾经说过：在一个城市里生活，只需要有一个熟悉的酒保，一家美味的馆子，一处相宜的超市，加上一间亲切的书店，一个人就足够在这座城市里过活。
在你所居住的城市里，绝大部分地区对于你来说是个盲区。你最多知道街道的名字，小区的楼盘，但你不知道那里有什么。不单如此，就算是在你居住的地方，周围方圆3平方公里范围内，也有超过七成的地方你从来没有去过。
我们可以用计算的方式证明一下。
3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也就是以你的住处为中心，980米为半径画一个圆。这个范围，相当于从你家里出发，朝着任意方向前进一公里。
一公里对于一个成人是什么概念？普通人走一步的距离是0.7米，70cm。走一公里相当于1428步。在各种计步器的网站上，看参与每日万步走的记录，大部分人每天连2000步都走不到。别忘了，这2000步包括离家一次，回家一次。
这样计算下来，一个人在自己家附近会走1000步左右，距离1428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而且，我们前面说过，由于生活模式固定，你进出自己的驻地，大多走相同的路径。所以，即便是在你家周围3平方公里的范围，也存在大量的商店、饭馆、洗衣店、理发店、宠物店、培训课堂，你根本没有去过，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人们说要去看世界，人们说要热爱生活。其实，根本不需要去看乞力马扎罗的雪，乌斯怀亚的火车，艾尔斯岩上的落日，在你家附近都有海量的存在等待你去发现，也有大量盲区等待你去探索。
如果你肯选一个周末，在自己家周围3平方公里内仔细转一圈，也许你会对生活有一种全新的看法。在你自认为了若指掌的这块小地方，竟然有如此之多千姿百态的存在，提供着千奇百怪的服务，驱使难以计数的人忙忙碌碌地工作和消费，那么，你也就能切身地感觉到生活中所蕴藏的热量。
他们管这个叫“接地气”，中国古人管这个叫“人间烟火”。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2期）
281、《3.7万人如何写一篇论文》金煜
近期，一份学术期刊上刊登了一篇有着37000多名作者的研究论文。这些“作者”又是玩家，通过一个名叫EteRNA的在线科学游戏，参与到现实生活中的RNA研究中。众筹，这个利用集体智慧做同一件事的概念，正在慢慢进入科学界，以好玩有趣的形式发动科学爱好者的热情。科学家认为，众筹的力量将改变科研的形式，成为今后科学发展重要的能量。
【个案】 玩家网上玩科学“游戏”
杰西卡·佛内尔的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脑力。她每天在密歇根州一家仓库负责跑鞋的储存。20年前，杰西卡曾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名天文物理学学生，毕业后她未能在学术领域得到长期的工作机会，今天只能通过每天给跑鞋分类养活自己。
杰西卡可能放弃天文物理学了，但她却依然是名科学爱好者。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她便坐在电脑前，开始了她的“第二份工作”：设计核糖核酸（RNA）的分子来创造蛋白质。
在一个在线网络游戏EteRNA上，网名叫做“星光灿烂的杰西”的杰西卡成了排名第二的玩家。就是这个游戏，让杰西卡在内的37000人以“玩家”的名义参与了他们喜爱的科学。
从设计来看，EteRNA有点像休闲游戏“宝石迷阵”或者经典游戏俄罗斯方块，玩家可以通过点击对各种颜色的小块进行重组。但是和休闲游戏不同的是，在EteRNA里的小块，事实上是构建生物最基本单元RNA的物质——核苷酸，玩家对其的自由组合，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分子。
除了休闲、科普的作用外，EteRNA游戏事实上还有着更重要的功能。游戏设计来自于由斯坦福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科学家，通过几万名玩家对RNA的自主操纵，游戏事实上也在模拟真实世界中RNA的运作规律。
【成果】 游戏成果获科学界认可
和普通游戏一样，EteRNA也有着激励机制：得分最高的玩家可以有机会让自己的RNA设计在真实世界中存在。每周，斯坦福大学将选拔4到16名玩家设计的分子进行人工合成。
纽约律师罗伯特·罗格斯基说，作为玩家，他的14条设计被选拔为人工合成名单。“它可以解码出一种前所未见的蛋白质，它可能是未来治疗青光眼或癌症的基础，也可能会导致‘僵尸末日’的出现。”
这种奖励成为很多玩家的动机。他们仔细地研究实验室提供的各种数据，看如何合成分子在自然界中有怎样的功能，然后再进一步修改自己的设计。这样，玩家在做着原本是科学家的工作，他们可以帮助科学家来解开各种未知的谜题。
现在，这个游戏已经真正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在最近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刊登了EteRNA游戏得出的第一个重要的学术成果。在名为《海量公开实验室所得RNA设计规律》的论文中，研究人员写道，通过37000名科学爱好者的参与设计，参与者不仅在进行分子模拟，而且直接参与了RNA的合成实验，这使得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此前未知的设计规律。
论文的署名作者有11位，最后一名署名作者为“EteRNA参与者”，对其注释中，显示了所有37542名玩家的注册名。这超过37000名玩家中，只有10%是职业科学家。
【影响】 科学家干十年不如玩家玩三周
EteRNA并非第一个通过众筹游戏开展科学实验的游戏，它直接来自于此前一个同样有名的游戏Foldit。同样，Foldit让玩家捣鼓各种蛋白质的3D结构，虽然披着娱乐游戏的外衣，实质却是一种众筹科学实验。
“众筹”的概念早在2006年就已经提出，简单理解，就是一大群人通过集体的智慧来解决同一个问题。“众筹”的概念今天已遍及互联网，并开始进入科学领域，尤其是需要海量组合数据的生物化学界。
此前的Foldit游戏，吸引了超过5万名玩家。其被证明比传统的蛋白质展开软件有效得多，玩家曾经在三个礼拜内便模拟出了一种逆转录病毒蛋白酶。相比之下，科学家曾经花了十年来解码这种病毒。
在另一个由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生物信息中心创造的Flash游戏Phylo中，玩家可以自主操作彩色的DNA序列，以和不同物种匹配。有趣的是，玩家操作的DNA序列事实上经过精挑细选，被科学家认为有可能导致人类癌症、代谢失常、神经失常等疾病，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开这些疑难疾病。
另一个尝试是称为“银河动物园”的互联网互动游戏，全球估计有25万名注册用户，在各自的电脑网页上共同参与辨别深空天体。设计者原以为要一年时间才能区别100万银河图像，而事实上，第一年大约15万用户做出了500万条辨别分析。
【趋势】 众筹改变科学研究形式
过去的两年中，通过众筹的力量，EteRNA游戏已经得到了RNA展开的40条新规律，研究人员在论文中显示，他们不仅找到了新的规律，而且也证实集体智慧的力量超过了超级计算机。他们同时通过超级计算机算法来进行模拟，结果显示，计算机得出的结果准确度远低于众多玩家得出的结果。
“在让非职业科学家在线参与复杂科研方面，我们还真是走在很前面。”科学家安德烈·特努烈说，“RNA组成美丽的分子。它们本身形态简单，但却可以自我组成复杂的形状。在科学界，现在正在掀起RNA革命。生命的复杂性可能正来自于RNA信号。”
科学家认为，互联网可以令“集体智慧”进入科研领域，以游戏等方式来收集业余爱好者的共同脑力，推动科研进步。
此前，游戏“愤怒的小鸟”开发者曾估计，全球所有的玩家每天花在该游戏上的时间大约有2亿分钟，如果这些关注能够被利用，将是科学研究上不可估量的能量。
“大量的玩家一起合作，用游戏的形式来解开复杂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研究。”正在对EteRNA和Foldit众筹游戏进行研究的信息传播学者凯西·奥唐纳说，“它并不简单，但却是完全不同的科学研究形式，我们应该去深入了解它更广的含义。”
“通过游戏和玩家来参与科学，我们改变了科研的形式。”奥唐纳说。
（摘自《新京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