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毕业二十多年了，我们华师七七级中文系的同学聚会，主要话题是怀旧，尤其是有关老师和课堂的趣话轶事，总是津津乐道，兴味盎然。酒后评选当年授课教师最有趣的话语，排第一位的是先秦文学的石声淮老师讲《诗经》时点同学起来背名句子，同学不会，老先生总会摇头晃脑地慨叹：“书生哇！书——生——哇！”
我们的书读得很生，而先生的书实在是读得很熟。先生多才多艺，会多门外语，钢琴弹得好，绘画也很精，所讲古典文学经典都烂熟于心。他给我们讲课从来不带书，有时带几张卡片也是用英文、法文写的。讲课时先大段地背诵，然后边讲解边信手在黑板上画速写，数笔画过，人或物神形毕肖，直观而形象，易懂而有趣。
先生重视、强调背颂经典，背书是他的基本功课，数十年如一日。他曾要求自己的研究生每天早上必背诗文，下午亲自检查，一一背来，别想蒙混过关。背书是有方法的，先生一日傍晚散步，顺便到我们住的宿舍（二食堂对面二楼左边第一间）聊天，告诉我们，背书先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反复朗读，边读边加深理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理解透了也就背会了。“会背书者背结构”，是先生的经验之谈。篇下有章，章下有段，段有层次，层次由句子组成。由句到层，由层到段，由段到篇章，由零到整，有步骤有规律，容易背熟，且记得牢实。
石声淮先生有家学渊源，兄弟三人都国学功底深厚。石声河，解放前任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教师，与蔡尚思等曾为同事。石声汉，早年饱读诗书，青年时期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植物生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同济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教授，后任西北农学院教授，撰写农学专著达15种之多。石声淮先生是著名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的乘龙快婿，也就是钱钟书的妹夫。华师广传钱基博选石声淮作女婿的轶闻：钱基博的女儿钱钟霞美丽端方，二十五六岁还侍伴老父而未论婚嫁。这时钱基博的得意门生石声淮也是单身，但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然老师却非常喜欢这个才华出众学生。一天，钱基博在家里一手牵过女儿，一手拉过石生淮，把俩人的手放在一起，郑重地宣布俩人结为夫妻。钱钟霞本不情愿，但不敢违抗父命，只好依从。能得钱老夫子如此钟爱，可见其国学功底和才气非同一般。
其实背诵经典是国学大师们的基本功，也是华师教授们的传统。章太炎少年烂熟于群经，黄侃在北大背诵、讲解《文选》形成“黄调”，钱玄同五岁就在乃父严格规定下每日背《尔雅》多条等等，是众所周知的故事。建国后的华师，有家学渊源深厚、熟读群书、数年不下藏书楼的张舜徽教授等国学名家，在背诵经典方面最突出的，是文革前中文系的系主任、元明清文学专家方步瀛先生。他是1953年院系调整时随原广西大学校长杨东莼先生调过来的。有关方步瀛先生背诵经典的趣闻很多，如说他每年除了背经书外要把前四史全背一遍，从大年初一开始。他不住在校内，而是乘公汽来校和回家，从教学楼到校门口要走很长的路，于是师生们总是看见他旁若无人地一边走一边背书的样子，乃当时校园一景。再说他60年代初曾出考试题为“默写红楼梦第22回”，学生都傻眼了，考试不能进行，经学校领导做工作，才换了考题。又说他在“李清照学术讨论会”上一气背诵李清照词作及相关佐证性诗词百数首，各地与会的专家、教授无不叹服。还说他参加学术会议，凡论文报告中出处不明的引文，他都能当场补出版本、卷次和页码，等等。不一而足。
对比起来，我们今天治国学、学国学的人们的确是“书生”。书为什么生？有人认为老先生们从小就只是读经典背经典，而我们要学数理化、学英语和计算机。可石声淮先生不是还通那么多经典之外的知识和技能，石声河先生不还是学问卓著的农学家么？
有些事情很令人费解，比如我带的国学、古文献学研究生，要他们默写一下《说文》五百四十部首，背一背《广韵》的韵目，都会“听取哇（蛙）声一片”地“哇……哇……”叫一通，不得已而为之。可考起雅思、托福来，那巨量的生僻单词要背熟，没有人“哇”叫，而是不厌其烦地百千次反复记诵，一旦考过，都扔到爪哇国去了。
背熟常用的国学经典，实在比背托福单词容易得多、有趣得多，也一劳永逸的有用得多。可为什么“哇”叫而不爱背、不肯背？可见有时代的价值取向和流行趋势问题，说到底是观念问题。背诵经典的好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就是真下苦功去做到的人太少了。如今我们工作在国学教育的第一线，比石声淮先生更深切地感受到学生们“书生”的程度。要改变观念，就需要真正的“重视”，比如从娃娃抓起、教学和学术以及就业上的强调等等，中小学语文课及其考试多一些经典名篇背诵，公务员及多种就业考试换上一点经典名篇知识及人文素养的基本内容，背诵经典的意识不断增强起来，“书生”的程度才会逐渐减轻下去。
因为在同学聚会上谈起石声淮先生，有了感慨，才写了这些话。还有一个动因：我还在咸宁工作的时候，先生以七旬高龄应学生们的邀请前往讲学，管教学的副校长、教务长和我，正好是先生三个不同时期教过的“书生”。空闲时，我陪先生游览温泉、竹海，先生一路说了好多话，有学界趣闻、做人道理，当然还有“书生”和背书的问题。我那时编了一本《中国饮食文化品鉴》，先生看过书稿，写了一篇序。如今，先生仙去道山已久，音容笑貌宛在，“书生”之慨盈耳。而我的书至今还未出版，自己翻开来看，实在浅陋，羞于付梓。然先生的《序》是遗世手笔，不可淹灭。遵同学李大玖之嘱咐，录出并附真迹照片，公诸网页，以示书生恳念先生并努力读书之情！
(图略，见万先生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