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妈阁城的谜语》严歌苓
第一次踏进拉斯韦加斯的赌场是1988年，亲戚们是把赌城一游作为一道美国文化盛餐来款待我的。我们乘坐的大巴上赫然印着“发财团”的大字，车上座无虚席，大部分赌客是来自台湾又在美国定居的中国人，一小部分是到美国走亲戚的大陆同胞。大巴的行李箱爆满，因为不少旅客带了成打的软饮料，可乐、雪碧之类。赌城的饮料比其他城市要贵，因此他们宁可劳其筋骨随身携带，能节省一听是一听，八分、一毛的财富也是财富。即便赌博，他们照样勤劳谨慎，一看就是中国人中的规矩人，中华民族的美德差不多就写在他们的气质和容貌上。入住的米高梅大酒店，目光穷尽处，望不断的赌台、赌局，眼睛和耳朵根本盛不下那么多声和光。女招待的着装比当地法律还开明，让人看到赢钱的下一步可以通向哪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堂而皇之的赌窟。回程的车上，绝大多数人比原先穷了几百或几千，3天前的陌生旅伴因为共同吃了赌场的亏而亲密起来。相互热议的都是如何与赢局擦了个边，似乎每个人都得到过财神爷刹那的眷顾，但由于种种的小意外又与财富失之交臂。几乎没人怪罪赌场不公正的设置，在输的定局里看到赢的幻影就够了。
在赌场里逛了3天，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赌场里的中国人从比例上要比美国人多，社会层次要比美国人高。美国赌客中很大一部分从气质上看都是离犯罪不太远的人，明显地带有一种自我憎恶但更憎恶社会的眼神，而中国赌客基本上个个是良民。
几年后，我结交了一个朋友，她向我诉苦说，一个从北京来的老教授跟她借了不小的一笔钱，理由是国内老家发洪灾，急需修房子和治病的钱。他还要我的朋友保密，绝不告诉他的女儿，因为女儿刚毕业，工作婚姻都还没着落，做父亲的不忍给女儿增加压力。钱借出了，就此一去不回。我的朋友唯一可宽心的是，这位老先生是北京名校的教授，知书达理，从哪方面看都是正人君子，迟早会还钱。两三年后，老先生的女儿告诫她，假如自己的父亲背地向她借钱，千万借不得，因为老教授染上了赌瘾，背着她向她周围的人都借过钱。一旦钱到他手里，他就乘上华人“发财团”的大巴跑去拉斯韦加斯，带上预先做好的9份三明治——够3天的伙食，至于睡眠，干脆就戒了，连轴转地坐在老虎机前，跟机器熬，直到输光最后一个角子。在一次聚会上，我也见到了这位老教授，典型的白面书生，想到他仔仔细细做出9份三明治，克己自律地奔向赌场，输掉几万美元，实在难以置信。赌场和他，谁是更大的谜？
于是我写了第一部有关赌徒的故事——《拉斯韦加斯的谜语》。那是十几年前，我初次对人性中的赌性产生感触，开始探索。
后来，我无意中接触到北美华人的移民史，其中写到早期的美国华工赌博的故事。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沿海地带的华人远渡重洋，参加美国西部开发，淘金、修筑大铁路、填沼泽造田，初衷是要用这些工程的所获给家族脱贫，为父母盖上一座房，为自己娶上一房媳妇，再生一群儿女，却在回乡的轮船底舱赌场里输得一无所有，到达家乡码头的时候，甚至比离开时还穷。很多人因为没钱娶许定的媳妇，没脸见乡里父老，便直接乘船原路返回彼岸，再签一单5年或10年的苦役契约，忍受种族迫害和歧视，为别人的家国富强继续出生入死。其中有些人，居然又在回乡的船上屈服于赌瘾，又一次沦落得不名一文……
读到这些段落，我想，这些悲剧都惨得引人发笑了，这些人是怎么了？
前年，我偶然又听到了另外几个赌徒的故事，相较于老教授和华工的故事，它显得更加壮烈、血腥，甚至魔幻。故事中的赌徒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历经艰辛并靠自己的智慧获得财富的人。他们来到一海之隔的澳门（妈阁），一夜输赢往往几百万、上千万，有的人进赌场时是亿万富翁，出赌场时却欠了一屁股债，被黑白两道的追债人全世界索命。也有决心改过自新的，甚至还有断指起誓的——你不能怀疑他们的沉痛和真诚了吧？但最终还是输给了赌场，也可以说他们是输给了让赌场夺走魂魄的自己。
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更好的关于赌博的故事。接下来的两年，我一有时间就去澳门赌场，学赌博，体验赌博心理，采访赌客和赌场经纪人，终于得到足够的细节来丰满故事和人物。
我原先以为，人之所以成为赌徒是因为穷，穷红了眼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赌，因为没什么可输的。但我最近听到的故事中的人都是阔人，都是掌握了致富规律，具有一定致富经验的人。这样的人竟会舍弃必然，随偶然去摆布，放弃规律和科学的可重复性，听信无序和所谓的天命，实在是令人失望。这些故事再一次引起我的怀疑：赌性是不是我们的先天弱点？我们是不是被动惯了，被世世代代的统治者摆弄惯了，不做主惯了，理性和规律总是让王者权贵颠覆，那就不如把自己交给未知和侥幸，以被动制被动，反而有了点主动——这种宿命观是不是积淀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里？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对财富的渴望是那么热切、危急、致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连年战乱饥荒，天灾人祸。不说远的，就说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战争、灾荒、政治动乱留给中国人多少的空暇来创造和积累财富？基本上是刚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干净自己的血迹，就要迎接下一场灾难了。因为我们最缺致富的机会和时间，所以在致富时就难免带有紧迫感、危机感，也难免短视，急功近利。似乎我们冥冥中感到限期要到了，政策要改了，不抓紧时机，时机就过去了。因而，富要暴富，财要横财，在一切没来得及改变之前，捞一把是一把，捞了还来得及跑，来得及躲。而一切财富得来之快，快不过赌台，尽管那些大款阔佬已经有了生财之道，已经致富成功，但他们战胜不了几千年的遗传密码，那就是灾民意识，是贫穷给我们留下的心灵耻辱和创伤。中国人摆脱内忧外患才多久？不到一个世纪。我们占据足够的居住面积、吃饱穿暖才多久？还有多少中国人仍然缺乏吃、穿、住的体面和尊严？这些都继续作用于我们的集体潜意识，继续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对于贫穷、饥荒的忧患和恐惧。这种与生俱来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恐惧和忧患意识使我们的狩猎者和当家人——中国男人，永远暗怀一个梦想，就是闪电般地获得巨大财富。赌台似乎成全了他们的梦想，提供了“三更穷五更富”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缩写。一头是赢，一头是输，与其把命运交给一个个陌生的主宰，不如把它交给未知的老天，老天暗中给你洗的牌未必更不公平。赢是生，输是死，求生不得求死总可以，但凡是求，总有点抗争的意味，好歹纸牌筹码自己还过了一下手，往哪里下注，下多少注，还是归你选择，总比一觉醒来的未知要让人甘心一些。
（摘自《读者》2014第16期）
326、《我是文学的“吉普赛人”》 张惠清
从军、出国、游历世界,她有着不逊色于自己笔下小说人物一般的传奇故事
5月8日,在北京市首届“京华奖”颁奖典礼上,当王安顺市长将代表北京华人华侨最高荣誉的奖项——“京华奖”授予十名获奖人时,镁光灯竞相闪烁,场面极其热烈,甚至“一度有些失控”。
即便如此,你也总能在“混乱”的人群中一眼认出严歌苓。精致的淡妆,黑色卷发随意的披在肩上,一袭飘逸的白裙更显身姿婀娜。早已习惯了聚光灯的她面对媒体笑容温婉,举手投足间不失从容优雅。
这位享誉世界文坛的华裔女作家背后,有着不逊色于她笔下小说人物一般的传奇故事:年少参军,从舞蹈演员到战地记者,经过一次婚姻后旅美留学,成为著名作家,嫁给美国外交官……
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严歌苓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她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作品被译成英、法、日、荷、西班牙等二十余种文字,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
由于多部作品被陆续搬上荧屏,她也被称为“华裔第一女编剧”。
获得本届京华奖,严歌苓坦言:“这是我除了小说和电影之外,唯一获得的由政府颁发的奖项,这对我很重要,因为它赋予我除了文学艺术方面肯定之外的肯定。”
不得已操刀做编剧
严歌苓这次从柏林的一堆事务中抽身赶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助阵宣传将于5月16日在全国公映,由张艺谋执导的文艺大片——《归来》。
电影《归来》改编自严歌苓2011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当记者问起她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时,作为原著作者,严歌苓毫不掩饰对《归来》的称赞:“当我看过《归来》后不得不惊叹,张艺谋切入的角度太刁了,电影完全浓缩了小说最核心的内容。”
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是一部时间跨度近百年的家族史。小说中,严歌苓塑造的陆焉识生活在1920年代到1990年代民族历史的大背景下,记录了他漫长起伏、荡气回肠的个人经历。她透露,陆焉识的角色原型来自于家人对于祖父的碎片化的记忆。
“可您曾经认为,《陆犯焉识》具有很强的‘抗拍性’?”记者追问。
“这篇小说的抗拍性基于近40万字的巨大篇幅,史诗性的叙述,一般来讲不适合拍成一个近一百分钟的电影,更何况故事叙述上来说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严歌苓认真地解释,旋即又笑了起来,流露出孩子般的任性,“还有人说严歌苓每一部作品都被导演买去拍电影,所以我写的时候就有一种抗拒的想法:这么大一部作品,这下让你们谁也买不了,拍不了电影了!”
没想到小说刚刚出版,张艺谋就跟她直言看过小说后被深深感动:“现在能够触动我的作品不多,但这个触动我了,所以一定要用一种形式把它拍成电影。”
“我想他也是挑战自己,挑战整个观众群。要知道,这并不是讨好观众的那类作品,这样干不是跟自己过意不去吗?”但严歌苓非常理解,“做艺术的人一定是任性的。”
经过两人反复商讨,张艺谋最终决定将发生在南方的故事情节搬到北方,邀请资深演员陈道明和巩俐作为主演。
谈到两位主演的表现,严歌苓感叹,“看片时,我被震惊了,陈道明简直就是我的祖父。”她补充说,“他那种高贵的知识分子气质,和我祖父留下的老照片非常相似。”
不过,对于巩俐饰演的冯婉瑜,严歌苓一开始有些拿不准,“导演把她搬到了北方,这个和我印象中的祖母完全不同。但看过巩俐的表演,我却非常佩服,她用演技告诉我,她才是我创作的那个冯婉瑜。”
从早期的《少女小渔》《天浴》,到近期的《金陵十三钗》《归来》;从《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到《铁梨花》《当幸福来敲门》,翻看严歌苓的作品列表,其中很多都曾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然而,当记者问起她对自己 “华裔第一金牌女编剧”的称号有何看法时,她却连连摇头。对记者说“其实你在问我这个问题时就是自相矛盾的,说‘改编’了我的作品,就证明我是一个小说家。”她笑了,“我想不断地更正我是一个作家,编剧是一种副业。我的很多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有的时候就属于不得已操刀做编剧。”
严歌苓直言,做编剧的过程并不是她的第一度创作,所以有的时候就让她觉得“不那么冲动”。当然,自己的作品被纷纷搬上荧幕,也是一件乐事,只不过,她是为了借此把影视观众“拉拢”成为自己的读者。
“小说和电影是小众和大众的关系。读我小说的人,不会超过一二十万,《金陵十三钗》上映后,读者就可能变成三十多万——电影可以使更多的人读起书来。”严歌苓说,“在当今这个时代,文学出版物很多,读者也不知道读什么。这时一个有号召力的导演出来挑选,何乐而不为。”
继2011年票房火爆的《金陵十三钗》之后,电影《归来》是张艺谋与严歌苓携手的第二次“亲密合作”。
“张导为人很好,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作过程是很开心的。当然,希望《归来》能够得到观众们的肯定。”
“神经裸露”的寄居者
有人说,严歌苓之所以屡次受到大牌导演偏爱,是由于她的叙述大多是在对人性残酷的情感描述被逼上绝境后,又都在逻辑上给予了安抚。正是因为如此,非常适合电影故事的讲述方式——铺开崎岖山路后,即使不柳暗花明,也能峰回路转,把情感的寄托做心理归属。
而作品中深刻的情感,最终应追溯到她非同一般的传奇人生。
“我的经历就像吉普赛人,到处走到处看。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不是那里的主人,只是一个旁观者。正因为这样的身份形成了我独特的敏感,如同神经裸露在外,所接触的痛感格外的痛。”
严歌苓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著名作家萧马。由于成长于一个“文学断裂”的时代,严歌苓学生时代的教育都是在父亲的书房里完成的。而“那个时代最终使我毫无选择地选择了文学。”
12岁那年,严歌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舞蹈演员在祖国大江南北奔波巡演。而意想不到的是,八年后突然爆发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将她送到了前线,当起了一名战地记者。这让她发现,原来在一个舞者严歌苓的身体里,休眠着一个作家的人格。于是,在调到部队的创作组之后,严歌苓以军旅作家的身份创作了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分获十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直到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国新闻总署在英文版《中国日报》上看到了她的作品,邀请她去美国作访问研究,当看到美国对艺术家的支持,年轻艺术家在一起激发出的思想碰撞时,她动了心。
1989年,严歌苓怀揣艺术的梦想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她一边要背负繁重的课业,一边辛苦地在餐馆打工挣钱。那段时间里,她总会有一种“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感觉。
文化的冲击,表达能力的缺失使得严歌苓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复杂,情感越来越丰富。在拼命学习英语的同时,她以留学生的身份开始感受周围移民的生活,搜集了大量中国先辈移民的故事,以丰富的情感创作出了《少女小渔》《扶桑》等一大批以移民题材为主的小说。其中《少女小渔》一经推出便获得了台湾《中央日报》第三届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
《扶桑》则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旧金山淘金时代的心碎往事。那是一个爱恨交织,物欲横流的时代,一切都围绕着神秘的女主人公扶桑——一个基于史实的中国妓女与美国白人少年克里斯的纠结爱情而铺陈开来。
这部小说得到了美国、英国等国家各大媒体的关注。美国《纽约时报》曾如此评论:《扶桑》是一部以丰富的感性书写的、令人难以平静的作品。它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种族间情爱,是对神秘莫测的人类情感的一次敏锐的探索性对话。
记者问:“在美国求学时,学业负担很重,还要打工赚钱,但还保持作品高产的这种坚韧源自于什么?”
“在创作时的我像一支燃烧的蜡烛,因为燃烧得特别快,不能睡觉,创造力极高,很多时候都在写作、都在思考,然后‘哗’一下就跌下来了。到浪峰的时候基本是一个蜡烛有很多捻子在燃烧,很多夜晚睡不着觉。我这个人还有一种病态,就是疯狂地想象,特别是只有不多的素材时,要把它们丰富起来、立体化起来,对我来讲非常开心。”
在美国,严歌苓也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自此,人生在事业与爱情的双轨道上快乐行驶。2004年,她跟随自己外交官丈夫劳伦斯去了非洲。
“非洲是一个可以给我大量时间和思考空间的广袤土地,同时也提醒我人类很多历史上或正在进行中的苦难,这样我就自然而然想起了很多以前一直想写但是又没有时间和空间来思考的小说,尤其是一些思考比较深刻的小说。比如《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
严歌苓喜欢写民族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探究个人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发生的变化。同时,她十分强调自己与人物的共感,将自己“掰成”不同的部分,给笔下的每个人物都安上一点自己的影子。她坦言,“任何一个男性人物或女性人物都有一点我自己,像《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甚至是《扶桑》中的恶霸。这是一个作家必要的素质,和任何人物都要有共感力,如果没有,那这个作家一辈子只能写一本书,即自己经历过的。”
多年来,严歌苓跟随她的丈夫行走了世界多个文化迥异的地方,在不同的文化对照甚至冲突中,她更加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这样的一种存在,而这种存在感给予她更多思考的空间。在不断行走,不断阅读,不断听说和不断思考中,她对人性对历史对民族深深的爱和痛,铭刻在每一个字的灵魂里。翻手苍凉,覆手繁华。
聚焦中国当下
严歌苓曾在文章中这样比喻她与写作之间的关系——
写作之于我,便是一种秘密的过瘾。我每天写作,就是图这份浓烈。一连多日不写,就如半打盹儿地过活,新陈代谢都不对了,完全像犯了毒瘾的人。对我来说,生命一天不达到那个浓度和烈度,没有到达那个敏感度、兴奋点,瘾就没过去,那一天就活得窝囊。
她把自己的写作总结为四个阶段。“我最开始在国内,写作刚起步时写的都是军旅题材,这跟我的军旅生涯有关;出国后,作为留学生了解到很多移民的生活,因此就写了一些移民小说;在非洲游历的时间告别移民题材,写了一些以现代中国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例如小姨多鹤。”而目前,她开始进行新的尝试,开始书写当下的中国。
“我们社会转型期产生了种种巨变,不断地产生很好的故事。很多事情我可以从网上看到,我也喜欢听别人讲一些故事给我听,之前我在国外时还有一个叔叔经常给我做剪报,把报纸上有意思的故事剪下来寄给我,于是,第四个阶段的写作目标就是当代的中国人。”
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加饱满生动,严歌苓会亲身体验生活。在她写《老师好美》的过程中,她就奔赴安徽马鞍山和山东泰安的学校“蹲点”,而在北京的一个中学做“卧底”时还是被老师一眼认出,问“你就是那个作家严歌苓吧”?
而她近期推出的新作《妈阁是座城》,就是在书写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感,她把视角对准了大众并不熟悉的“叠码仔”群体。小说主要讲述了2008年至2012年,澳门赌场女“叠码仔”梅晓鸥和三个男赌徒之间的故事。
尝试这个题材,是因为严歌苓有一次回中国,听到朋友讲了一些赌场的故事。“特别是听到中国最先致富的一些成功企业家在赌场输掉江山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惊心动魄。”为了创作这部涉及赌博题材的小说,她专程去澳门的赌场里体验生活,与赌徒谈,与“叠码仔”谈,甚至亲自赌了几把。“至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懂赌博的,才能更有信心,写出来的文字才不会让人觉得是外行话。”写完之后,她拿给赌徒和叠码仔看,他们连声称赞:“写得太好了!”
如今,严歌苓与丈夫定居在柏林,生活清净、规律。“我每天保持6个小时的写作时间。”早晨一杯浓咖啡,然后带着狗出门跑步,回来后开始写作,一直写到女儿下午放学回家做功课,到晚上和家人共进午餐,有时也会和劳伦斯共饮一些红酒。”
（摘自网络“中华儿女”）
很好很好同，受益多多
《小姨多鹤》的确很好看。看得人很沉重。
327、《在德国考驾照记》子初
在国内已有近二十年驾龄的我，原以为凭我的中国驾照可以在德国轻松换得一本驾照，却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接受美国、欧盟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驾照，其他国家的驾照一概不予接受，必须重新考取。尽管心中愤愤不平，也只得接受现实。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考取驾照期间几个月的所见所闻，让我感触良多。德国人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和守法观念，不仅仅是简单的遵纪守法问题，涉及到更广泛、更深层的社会人文层面和道德层面，更有法律及社会保障体系层面。
各种急救的案例
首先我需要做的是把国内的驾照做公证，再去一家眼镜店做了个视力测试，然后把这两份文件送交所在地交通局，得到他们的批准后，再拿着这些文件去一所驾校报了名，买了一套上网自学交规的材料，满以为等自学完了就可以参加交规考试了。然而我却被告知还需要去参加一个紧急救护学习班，取得一个证书后才有资格申请交规考试。所谓紧急救护，我的理解就是顾名思义在交通事故中可能发生的伤情救助吧，对其必要性我很是不以为然。到了那儿我才知道，这竟然是一个从早九点到下午四点的全天学习，让我觉得很是太小题大作。那天来了十二个人，教员是位三十多岁的女士，十二个人的座位排成凹字形，一开始让每个人介绍自己为什么来学习，其中八人是十几岁青年，因为新考驾照而需要学习，另有四个是中年人，他们当然早已经有了驾照，有一人是因为从事体育工作，需要经常性地更新有关紧急救援知识，另外三人是自愿来听一次讲座，不为别的，只为着在自己碰到有人需要紧急救治时可以正确地施救。为了这个目的，他们自愿自费还花时间每两年来这里学习更新一次。随着学习一点点地展开，我才了解到原来所涉及的紧急救护不仅仅是在道路上、在驾车过程中，而且还包括在日常生活的任何场合所。
学习分几个单元进行，第一个单元是在公共场所当别人需要帮助时，你应该怎样做。案例一，幻灯片上显示一名妇女倒在马路上，手捂着一只脚，像是崴了脚，表情痛苦，身旁苹果撒了一地，下面的问题是：我能帮助她吗？我会帮助吗？我必须上前帮助吗？教员讲到对他人实施帮助，并非只有在看到流血时才需要，而是应该从哪怕是很小的事情开始，显然这名女士发生了什么情况，路人这时应该上前询问，了解有什么伤情，看是否应该打电话给急救中心，至少可以帮她把苹果捡起来。应该适时地给她安慰，通过轻轻的拥抱、或轻轻地抚摸来使她感到好过一些。抚摸也是有讲究的，并不是浑身乱摸，特别是对异性应特别注意，正确的做法是轻轻地抚摸手背或膝盖，这样做会给她些慰藉，而最重要的是你是否真心愿意给予帮助。至少你可以做的是打个电话给警察，而德国的警察管很多事情，包括救死扶伤。
案例二，在公路上有一辆轿车斜着停在路边草丛里，两个紧急黄灯在车后部闪烁着，这时你开车经过，你该怎么办？一名学员回答虽说看上去这辆车好像有点什么情况，但是她不敢上前询问，担心有诈，尤其如果车上有多人时就更不敢，万一是坏人怎么办？为自身安全考虑，她不会上前查看。教员说好吧，如果大家都不管，可能第二天在报纸上就会有一则新闻，说昨天在公路旁的一辆车上，司机因心脏病发作紧急停在路旁，但是有二百多辆车通过，却无人问津，结果此人因贻误抢救时机而死亡等等。答案是，应该停车上前查看情况，如果你担心自身安全，至少可以打个电话给警察，告知情况和地点，或者也可以拦截其他车辆，然后与多人一起上前查看情况。也可能你做不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可是你总是可以提供些帮助，也可以组织他人实施帮助。对于在困难处境或是伤病中的人，看到有人试图帮助自己，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支撑，会让他们感觉好过得多，会让他们坚持下去。
案例三，在一个公共厕所内一名男子晕倒在地，胳膊上留有针眼和血迹，地上散落着针管，显然这是一名吸者，那么大家是否都认为不必救助了呢？错，教员说即便这样，还是应该给警察打电话，报告情况，而且一旦你给警察打了电话，就必须留在现场直到警察到达，这无疑会给自身带来麻烦，所以人们往往很难决定该怎么办。可是正确的做法是你应该给警察打电话。
案例四，在街上一名男人倒在一处高石台阶中间不省人事，下半身湿漉漉的，旁边扔着一个空酒瓶。这显然是一名醉酒者，表面上看他只是醉了，似乎不存在生命危险，所以不必救治，但是仔细推敲的话，也有几种可能性。如果这时是在冬天，室外气温太低的话他会冻死或冻伤；另外他躺倒的位置正处于高台阶，身边不远处就是低洼处，如果他醒来翻，可能会不小心滚落下去伤及身体；还有如果这男人是从台阶上往下走的时候不小心跌倒的，有可能在摔下去时台阶伤到了脊椎骨或肾脏，致使小便失禁，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的下身湿漉漉的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受了伤，应该得到救治。所以答案是无论上述哪种可能，总之应该打电话给警察。
接下来的案例是老年人摔倒在商场的自动滚梯上、孕妇晕倒在商场、或者在公共场合老人气喘嘘嘘呼吸困难等等，问该怎么办？答案不外乎是要上前查看情形、决定是否需要拨打急救电话，还是送医院救治，总之不能坐视不管。
出现事故的紧急救援
第二个单元是如何实施紧急救援。案例一，在公路上当你看到有两辆车相撞时，应该如何实施救助？如果你正在驾车，应该在距前车至少十米处停车，在车后一百米处设置警示三脚架，顺便说一句如果你的三脚架因此被别的车压坏了，保险公司会赔偿你的。你应该上前查清楚情况，如果伤者意识清醒，可以与之交谈了解情况，然后拨打电话给120。你应该说清楚发生事故地点、人数、伤势等，并准备被问及其他问题。120服务中心接到电话时，会一边询问，一边同时将有关事故信息输入电脑，并根据所报告的伤情安排相关的抢救设施和医务人员，所以你报告情况的准确性将关系到之后的抢救。打完电话后在等待救护车到来之前，应该回到车旁边，与伤者谈话、陪伴他，这样能给予伤者精神上的支持。如果发现汽车有漏油，需要将伤者救出车外。讲到此处，我们全体人员来到外面，由教员演示如何从一辆车的司机座位上把已经受伤昏迷的伤者拉出来。
案例二，假如你遇到一个人正躺在地上昏迷不醒时，应该如何实施救助？你会不会走近他用脚碰碰：“哎，你怎么了？没事儿吧？”这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对于躺在地上的人来说，一个站在他眼前的人显得太巨大可怖了，应该尽量拉近和他的距离，正确的姿势应该是双膝跪下来，靠近他与他讲话，询问情况，如果此时他处于昏迷，要查看他是否有呼吸，用手卡住伤者一边牙壳，使他张开嘴巴查看是否他咬住了自己的舌头，或者是否舌头掉到喉咙里卡在里面，因为这很危险。之后为了不使他被可能溢出的呕吐物呛住，应该把他安放成侧身卧姿势。教员边演示每个动作的要领，边细心解释其中道理。对于昏迷的人，不能用手拍他的脸使他苏醒，那样的话当他醒来时，因感觉到被人打脸会感到心里很不舒服，正确的方法是触碰他的手臂或肩膀。这时如果周围围观了许多人，你应该立刻组织其他人拨打急救电话。
在等待救护车到来的时候，伤者因无法起来只能躺在地上，但是地上太凉，毋庸说在冬季，即便是在夏季里让他躺在地上也是对他不利的，你应该马上找来东西铺在他身下，任何可以隔凉的东西如薄铝板或一块毯子都可以。问题又来了，对于一个昏迷的人如何将毯子铺到他身下呢？你显然不能指望他配合你了。她为我们演示了正确的操作方法，首先把毯子卷起来，然后你可以绕到伤者的另一边紧靠他的身体把卷着的毯子放下去，注意切勿从伤者的身上夸过去，这是极为不礼貌的举止，从他的头部一边走过去也同样不礼貌，即便对于一个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的人也不应该如此。正确的做法是从他的脚边绕着走到他身体的另一侧。然后将他的左腿立在地上，一手扳住他的左肩，另一只手扳住他的左胯将他的身体向你的身体一边侧转，然后再将已经卷好的毯子铺开在他的身后，再将他侧卧的身子放平在毯子上面。应该注意的是如果毯子太小的话，应该首先顾及到头部和上身，而不是顾了脚而不顾头。如果伤者有知觉，可以一边操作一边跟他讲话，缓解他的紧张情绪。
她演示完后，把我们十二个人以两人为一组分成了六组，每组在大家面前演练一遍这套动作。一个躺在地上当伤员，另一个则作施救者，试着把一块毯子放到他身子下面。有意思的是这样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总是有人做得不得要领，教员就在一旁很认真地指出错误之处，不厌其烦地演示，她真的是把耐心和亲切发挥到了极致。我感受到德国人把对于他人的尊重，看得多么重要，即便是面对一个昏迷的人，也不应有一丝一毫的不尊重举止，哪怕是在对他进行施救的过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点点滴滴、细致入微地为伤者着想，体现出德国人关切他人、尊重他人的人文关怀。
案例三，对于重伤和有生命危险的伤者，如何实施人工呼吸？这时教室里已经放置了六具人形模特，教员拿出带有人面五官的塑料面罩、牙齿、气管、一个塑料袋代替肺，七手八脚地套在了躺在地上的一具模特上，给我们演示人工呼吸的要领，边演示边讲解。然后按六组每组发一套已经消过毒的用具，两人一组对着模特演练起来。教员带来的录音机里传来一阵刺耳的汽车刹车声和撞击声，然后她大喊一声“开始”，每组开始练习人工呼吸抢救，伴随着有节奏的音乐，两次嘴对嘴的深度吹气后，紧接着是胸部按压，下压深度要求达到五公分的三十次胸部按压，再来两次吹气，再是三十次胸部按压。此时教员挨组查看，指出和纠正错误动作。教员来到我的身旁，指出我按压的部位太低，太靠近胃部，这样大力的按压，会导致伤者把胃里的食物呕吐出来，并再次耐心地教给我如何准确地找出按压位置，当我继续练习时，教员又去给别人纠正动作了。
音乐还在继续，一遍又一遍，数着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教员在喊“救护车还没有到，继续”.......“已经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在响了”、“救护车到了”、“停止”。喔.......我们都长出了一口气，十分钟的练习，让每个人都气喘嘘嘘。这时教员说每个模特的肚子里还有一个仪表，可以测试人工呼吸的效果，看吹进去了多少气，以及测试胸部按压的效果，就是看每个人是否掌握了正确的人工呼吸要领。经过这次的练习，下次我真的碰到了这种需要的时候，就有了相当的自信，对于救死扶伤也许能发挥些积极的作用。
第四个案例，是伤口包扎。教员拿出一个密封包，内装绷带和一团棉纱布，向我们演示了如何正确地包扎伤口，她向我们纠正了影视节目里经常出现的错误包扎方法，就是常常他们会用一条长布条扎紧伤口，以阻止流血过多，这种包扎也会使整条胳膊血液流通受阻，时间长了会导致组织坏死。之后教员发给我们每人一套一次性的绷带、纱布、创可贴，让我们两人一组，练习给对方包扎胳膊和手指的伤口。
至此，为时一天的急救学习完毕，我拿到了证书。活了几十年，平生第一次接受这样的培训，只因为我想取得一本驾驶执照。路见意外事故，不仅要救死扶伤，而且还要知道应该如何正确地施救，德国把这种教育和培训视为每一个驾驶员必备的常识和素养，在他们取得驾照之前进行专门培训。【德国刑法大典】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急救，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大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一年以下徒刑或罚金。”同时明确规定施救者在救助过程中所受到的财物损失和身体的伤病，由被救者的保险公司赔偿，无保险者则由社区保险赔偿，从而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对施救者的利益提供了保障。
（看自《青年文摘》（删节版），摘自网络（未删节））
328、《你让上帝如何分辨蚂蚁》姬霄
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家里买了当时很流行的平板电视，我好奇地凑近观察液晶屏幕，发现电视中的画面由无数细小但相似的闪光颗粒组成，这些颗粒在近处看只不过是闪着单调色彩的亮点，但组合到一起，却可以展现出绚丽多彩的世界。
那段时间正好在播放探索宇宙奥秘之类的纪录片，凝视着那些从几十万米高空拍摄到的地球，我不由得开始怀疑，上帝站在这么高的地方穿过厚重的云层往下看，能看到些什么？他的视力可以好到看见刘卡卡因为没写完暑假作业挨老师的竹尺吗？他的听觉可以灵敏到听见谢小文在操场上喊得那句“赐予我力量”吗？
大概都不可以。
尽管当时正处于中二病时期的我也曾一度认为自己是上天赋予特殊使命的与众不同的人，但仅有的思考能力告诉我：上帝于人类，就像我们在观察地上的蚂蚁，树上的叶片，还有液晶电视里的闪光点时一样。
在上帝的眼中，人与人之间百分之九十九都应该是相同的吧，渺小、脆弱、举止可笑，甚至随便指着一个人问他是男是女，上帝大概都无法一眼分辨，更别谈美丽和丑陋了，不信你来告诉我那只蚂蚁更美一点？
如果在他老人家眼里，人类世界是这番景象，那么所谓的信仰、祭拜、仪式，以及我每天祈祷考试成绩晚点公布的意义又有多大呢？而人们的海誓山盟、光辉伟业、生老病死又算得上什么？如果是这样，那么当我小心翼翼地递出写着“放学后操场见”的纸条给暗恋的女孩时，当我郑重其事将“拯救世界”的愿望填在同学录上时，当我每每失意时安慰自己振作起来，以为浸浴在上帝的注视中时，他有看到我吗？即便有，他是会为之动容还是嘲弄蔑视？如果有，那么他也一定会看见刘卡卡的惨状，谢小文的呼喊，那时的他又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冒牌天神中，金·凯瑞被上帝赐予在一天内自由行使其职能的权利，但除了用来满足自身享乐和报复他人之外，这份差事显然并不是万能的，当他对全世界的祷告一挥而就批量满足却搞到天下大乱时，当他竭尽全力利用能力挽回心灰意冷的女友时，他终于品尝到上帝也会失败的滋味。上帝万能，却依然无法左右人的意志。
我想，或许这份独立在外的意志对于上帝来说，正是那百分之一的差异。
但恰恰，这百分之一的微小差异影响着我们对待同类的看法，全世界的爱恨情仇都逃不开它的控制。任谁都有过一念之差，悖行千里的经历，在学校里学着相同的专业，转眼一个做了大腹便便的房产商，另一个在建筑工地吃十块钱的盒饭；感情路上爱着同样的姑娘，一不留神她已嫁作他人妻，追根溯源不过是某一次当她需要倾诉时你忘了开机。中考高考前父母老师学校的大喇叭一起告诉你这是人生的重要抉择，但人生又何止这区区几个分岔路口。事实上，我们每一次前行，每一次停歇，每一次辗转反侧埋头思索，都在不断的与同类分道扬镳，将那百分之一的差异不断拉大，将隔壁的王二小变成王吹牛不打草稿，将楼下的李三万变成李妻管严，时过境迁后，谁还记得当初那一群在家属院里追逐打闹着的，同样活泼稚嫩的孩子呢？
上帝眼中的我们并没有差异。差异是我们亲手造就，渐行渐远的道路，我们一开始时不以为意，却在一个偶然间发现，曾经携手相伴的人面前，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天堑。
上帝眼中的我们是怎样的？也许这并不重要，因为作为个体的我们之间的差异、烦恼、感情、困惑，对上帝来说都不重要。但正如我小时候在平板电视所看到的画面那样，也许上帝压根看不到人类世界中每一个类似像素的单体，而他却看得到这整个世界的美好与和平，肮脏和灾难。连同蚂蚁搬家、枝叶换季一样，兴许这是上帝眼中，我们所能贡献的唯一意义。
（摘自《青年文摘》2014第16期）
329、《用心的悲哀》五岳散人
人总是有很多个侧面。比如说我这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人吧，至少在兴趣爱好上，除了各种古董刀剑、杂件之外，最为上心的就是吃了。而且吃完以后还要到处显摆，显摆不算，有时候还要写出来给人看，久而久之就有了“吃货”之名。
在网上有了这个名头且有不少关注者后，自然也就有很多相关机构或者个人愿意让我品鉴他们的产品。有一次，某人发了图片过来，说是想让我尝尝他们家做的土猪腊肉，我看了看照片就拒绝了，明明是拿饲料猪冒充土猪嘛，你真以为“二师兄”是谁都能当的？
也有不太一样的时候。前几天，有位微博网友说要给我送个蛋糕过来，他自我介绍说是开烘焙店的，说自己的东西是我没吃过的味道。这种事我见得多了，也就随意约了个时间让他送货上门。
结果自然没啥好说的，这位真属于那种人群中做事很认真的那一小撮。对于我这种味蕾过于发达的人来说，只要一口，就能知道烹饪者对于原材料是不是真的用了心。比如他做的榴莲卷，肯定是当天刚运到北京的新鲜货，稍微差一点都不是那个味道。吃完以后我就心甘情愿地给他做了个广告，因为真正用心烹饪的人确实太少了。
在这个工业时代里，“用心成为一个匠人”有时候基本算是贬义的话。因为匠人不但赚不了多少钱，而且总是会招来很多质疑。中国古代就不是很看好匠人，除了营造故宫的“样式雷”之外，估计只有行家才知道几位做紫砂壶的师傅，年代更远一些的那些能工巧匠连名字都很少能够流传下来。走到今天，除非是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否则那些匠人的名字早就消失在历史的车轮下了。
应该说中国从古至今都不是一个很适合匠人生活的国度。从理论上讲，“君子远庖厨”之外，还有很多贬低匠人的言语。根据道家的说法，能工巧匠除了败坏世道人心外基本没啥其他的用处，这只是“术”而已，人真正要寻求的是“道”。然而我们的君王们都极其热爱各种“术”，却在指导思想上对其鄙视之。
这种思维导致的结果，就是真正用心做的东西基本成了稀缺品，甚至当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喜欢烘焙的人用心完成的杰作时，很多人都表示了种种怀疑。在一个匠人精神与诚信精神双双缺乏的时代，这难免让人感到一丝悲凉了。
（摘自《读者》2014第15期）
330、《王瑶先生的四次教诲》钱理群
相比学术语言的严谨、简约，王瑶先生私下的谈话是最具特色的，采取的是“王瑶式”的表达方式，充满幽默和机智，常出人意料，又入木三分，发人深省。
先生给我留下了九句印象深刻的话，首先是对我的四次教诲。
1978年，我入学不久，他跟我说：“钱理群，我知道，你已经39岁了，年纪很大了。你急于在学术界冒出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一个传统，叫作‘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
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当先生助手，先生专门找我谈话：“钱理群，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会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这个时候，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你主要追求什么东西，就要牢牢地把握住，利用你的有利条件尽量做好，充分发挥。其他事情要抵挡住，不做或者少做，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要拒绝诱惑，牢牢把握自己所要的东西。”
在担任助手期间，先生对我的教诲反而不多。一次在闲聊的时候，先生突然对我说：“你说人的一天有几个小时？”
当时我就蒙了，只得随口回答说：“24小时。”先生接着说：“记住啊，你一天只有24小时。你怎么支配这24小时，是个大问题。你这方面花的时间多了，一定意味着另一方面花的时间就少了，有所得就必有所失，不可能样样求全。”他秃头秃脑地讲了这一句，就不再说了。
最后的教导，是王瑶先生逝世之前留下的遗训。那时形势非常紧张，大家都有点惶惶不安。先生就说：“你们不要瞻前顾后，受风吹草动的影响，要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
第五句话是关于他自己的选择。有一天，先生突然对我说：“我现在老了，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垂死挣扎’；什么事也不做呢，又是‘坐以待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
我听了却为之一震，立即联想起鲁迅《野草》里“死火”的两难：或者“烧完”，或者“冻灭”，而最后的选择也是：“那我就不如烧完！”
第六句到第九句话，都是谈知识分子的。第六句话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所谓分子，就是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有一次，王先生突然跟我谈起一些知识分子的表现。这是很少有的，因此，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王先生说，某些知识分子看起来很博学，谈古今、说中外，其实是“二道贩子”：向外国人贩卖中国货，又向中国人贩卖外国货，贩卖而已。
王先生又说，还有些知识分子，很聪明，开始时也用功，在学术上确实做出了一些成绩，取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然后，就吃老本，不再做学问了，而是到处开会、演说、发言、表态，以求最大限度地博取名声，取得政治、经济上的好处。这就成了“社会活动家”了，却还要打着“学者”的旗号。这时候，学术就不再是学术，而成了资本了。当年的研究，不过是一种投资，现在就要获取最大的利息了。
今天的中国学术界里，这样的“二道贩子”恐怕是越来越多了。我不能不感佩王瑶先生的“毒眼”和远见，同时也时时警诫自己：不要做这样的“伪学者”。
王先生关于知识分子的第九句话，现在已经几乎是社会流行语了：“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我记得王先生先是私下里和学生、朋友说的，后来，在政协会议上一说，就传开了。
一直到今天，人们说起知识分子的处境与选择，也总要提起这句话，王先生也确实把知识分子的尴尬、无奈和顽强坚守说透了，而且用的又是“王瑶式”的表达方式。有意思的是，今天人们提起这句名言，已经差不多忘记了其发明者是王瑶。
我给他做助手时，王先生还说：“钱理群，我让你做我的助手，你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吗？现在这个时代，你要是不动，人家就把你忘了，你就负责在外面替我晃来晃去，表示王瑶的存在。”我当时非常震惊，心中悲凉，先生太聪明，看得太透。
20世纪80年代不做事的学者有两个，一个是王瑶，一个是钱锺书。
钱锺书在那时也是只整理过去的文章，新作很少。王瑶太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看得太透了。他知道现代文学研究不能做得太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真正有作为的是古典文学研究，可是他回不去了，所以他绝望，但他还是积极有为的，体现的还是鲁迅精神：反抗绝望，看清楚一切，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摘自《读者》2014第15期）
331、《幸福比优秀更重要》李镇西
在一次和我校一位年轻老师谈心时，我说：“作为普通教师，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世俗的名利——‘优秀’呀，‘先进’呀，‘学科带头人’呀，‘特级教师’呀，一点都不可耻，相反，这让我们都感到自豪，因为这本身也是我们价值的标志之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哪怕这些‘优秀’你都没有，也不要紧：我不‘优秀’，但我很幸福啊！这也就够了。” 我现在越来越坚定地认为，一个教师，是否“优秀”不是最重要，是否“卓越”更无关紧要，最最关键的是，是否“幸福”！ 所谓“优秀“，至少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我们做得比别人相对出色一些的工作及其成果；二是指我们获得的各种荣誉称号。不管是在哪个意义上使用“优秀”这个概念，我都认为幸福比“优秀”更重要！ 如果是在第一个层面说“优秀”，那么我们总要和别人比较，因为“优秀”总是相对而言；因为比较（攀比），我们求胜心切，我们精益求精，我们永不满足，我们“欲壑难填”……当然，从积极意义上看，这正是我们上进心的表现，“永争第一”嘛！但同时，在这比较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失去了从容自如的心态，失去了“慢教育”的智慧，也失去了教育的优雅与情趣，甚至我们潜在的或者说沉睡的功利心渐渐苏醒，让我们备受折磨，于是，教育的幸福也不知不觉远离我们而去。 如果是在第二个层面说“优秀”，那么我们免不了要关注教育以外的人和事，因为“优秀”不能自己说了算，总得要人家来评比和选举。也许你的工作的确比别人做得好，去年高考你也“培养”（？）了一个县状元，于是你自认为优秀，可这次学校却只有一个“优秀”的名额，而还有比你更优秀的——和你同一教研组的一个同事今年还“培养”（？）了一个市状元呢！于是，这“优秀”的桂冠便落到了他的头上。你想“优秀”也不能。何况，如果你所在的学校风气不那么正，即使你的工作和成果的确出类拔萃，可是你不善于搞庸俗的人际关系，更不善于和领导拉关系，那无论是群众投票，还是领导推荐，人家就是不让你“优秀”！ 想“优秀”而不得，怎么办？我的回答是，那就别管什么“优秀”不“优秀”啦，还是追求纯粹的教育幸福吧！因为—— “优秀”与否是别人的评价，“幸福”与否是自己的感觉。 也许有老师会说：“您现在功成名就了，当然会这样说。就像有钱人总会说‘钱不重要’、明星们总会说‘做名人难’一样。”其实不是。从对工作的投入来说，我从教29年来一直保持着同样的痴迷状态；但很长时间里，按一般人的眼光，我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我的好些富有个性的创新做法不但没有被领导鼓励，反而多次招来批评。围绕我的争议，一直没有中断过。我的“特级教师”是几年前才评上的。各种荣誉也是近十年来才拥有的。但无论是我被穿小鞋的时候，还是现在“风光”的时候，我都把我和学生的关系——或者说把学生对我的爱看得比任何“荣誉”更重要。因为这是我内心的幸福，是别人不可能给我的，是不必看别人脸色就可以得到的。 我现在所任教的成都武侯实验中学有很多这样幸福的老师。比如邹显慧老师，几十年来就是踏踏实实地上好每一堂物理课，认认真真地带好每一个班集体，直到快退休才评上高级职称，可是她很幸福，因为面对学习基础和行为习惯都不甚理想的学生，她却取得了让人敬佩的教育成果；更重要的是，一届又一届的学生爱她。今年教师节那天，邹老师班的三个男生天不亮就起来，为他们敬爱的邹老师熬鱼汤，上学的时候三个男孩子小心翼翼将热腾腾的鱼汤送到学校，放到邹老师的办公桌上。邹老师非常感动。中午，她把鱼汤热了之后又端到教室里去，让每一个孩子都品尝这份鲜美，分享这份情感！邹老师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荣誉称号和“优秀”证书，但是她从不为此烦恼，反而随时都乐呵呵的，因为她幸福！ “优秀”教师是有限的，而且往往和机遇甚至人际关系有关；但幸福的教师有千千万万，而且就在我们身边，或者就是我们自己！
（摘自《教师博览》2014第9期）
332、《钱基博是如何教育钱钟书的》刘继兴
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有四位国学大师：太仓唐文治，余杭章炳麟，吴江金松岑，无锡钱基博。今之世人，多知钱钟书而不知其父钱基博。其实，钱基博的国学造诣在儿子钱钟书之上。古今父子皆为大师者十分罕见，无锡走出的这对父子就是这样的佼佼者。钱基博是如何教育儿子钱钟书的？
钱基博字子泉，号潜庐，生于1887年，与弟基厚孪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古文学家、文史专家和教育家。他自幼聪明好学，5岁由长兄子兰授课，9岁读完《四书》、《五经》和《古文翼》并能背诵。10岁时由伯父仲眉课以《史记》和唐宋八大家文选，并教其学习写作策论。13岁读《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先后将2部巨著圈点7遍，又精研《读史方舆纪要》。16岁撰《中国舆地大势论》，发表于《新民丛报》，深得梁启超赞赏；撰《说文》一篇，发表于《国粹学报》。
1909年，江西提法使陶大均看到钱基博的文章，“骇为龚定庵复生”，遂招之入幕，那时他年仅 22 岁。他被陶大均赏识招为幕僚后，月薪白银百两，待之如上宾。民国二年，直隶都督赵秉钧、江苏都督冯国璋皆因其才学，招他为秘书，他毅然谢绝，后进入教育界，曾先后任圣约翰大学国文系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浙江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受聘于武昌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大前身），直到1957年病逝。
勤奋治学是钱基博父子的共同特点。钱基博“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以至“生平读书无一字滑过”。他博通四部之学，以治集部之学见称于世，有“集部之学，海内罕对”的美誉。鼎鼎大名的张謇赞叹他的文章“大江以北，未见其伦。”国学大师钱穆赞曰：“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钱钟书也曾这样称赞父亲：“先君遗著有独绝处。”
钱基博著述颇丰，其著作主要有《韩愈志》、《韩愈文读》、《明代文学》、《国学必读》、《经学通志》、《古籍举要》、《文心雕龙校读记》、《骈文通义》、《版本通义》、《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等，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在教育儿子钱钟书方面，钱基博也很有一套。
据钱钟书在《槐聚诗存》序文里回忆说：“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钱钟书一出世就出嗣给伯父钱基成，伯父对钱钟书采取放羊式教育，管教不严，每天下午授课，上午则带着他上茶馆、听说书、品民间小吃，钱钟书玩得非常开心，逐渐染上了晚起晚睡、贪吃贪玩的坏习惯。父亲钱基博为此很是担心。气得他想惩戒一下钱钟书，但又担心兄长不满，于是就提出让钟书进入新式小学读书。在家里，钱钟书没有学过数学，进入小学后跟不上班，钱基博就为他“恶补”数学，可是，无论他怎样讲解，儿子就是不开窍，气得他拧儿子的皮肉，用以惩戒。
1920年，伯父去世后，由父亲钱基博直接管教，终于使儿子改变了坏习气。钱钟书才思敏捷，只要静下心来读书，几乎是过目成诵，一旦与伙伴们玩耍时，就信口开河，臧否古今人物，钱基博就为他改字“默存”，取意于《易经·系辞》中的“默而成知，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意思是告诫他少说多做，以防口生祸端。
据钱钟韩（钱基博的孪生弟弟钱基厚的儿子，中科院院士）回忆说，当他们两人在东林小学读书时，每天下午放学后钱基博（时在无锡第三师范任教）就要他们去他办公室自修或教读古文，等到三师在校学生晚餐后才带钟书和钟韩两兄弟回家。据钱基博的弟子王绍曾教授说，钱钟书在中学读书时，其父在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教书，每星期五晚上两节课，即跟他父亲到国专随堂听课。
钱基博对钱钟书管教很严，为其学习不努力不惜饱以老拳。1926年秋到次年夏天，钱基博应清华之聘北上应教，当年寒假就没回无锡，那时钱钟书正读中学。少了拘管，钱钟书狂读小说，直到假期结束，才恍然记起连课本书角都没翻过，1927年暑假钱基博赶回来考问功课，自然是不能过关，被痛打一顿。这次痛打竟然起了作用，激起钱钟书发愤读书的志气，广泛涉猎《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
钱钟书后来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起笔一挥而就，如果是八行笺，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这般功夫也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想当年他的额头上为此挨过不少“爆栗子”呢！钱基博还让钱钟书“单日作诗、双日作文”，养成了很好的写作习惯。
有其父必有其子，钱钟书的文风直逼父亲，钱基博很是欣慰与自豪。1930年，国学大师钱穆的《国学概论》出版前，要钱基博给他写篇序文，钱基博就将这件事交给儿子钱钟书来写。钱钟书写完后，钱基博通读一遍，觉得言辞肯綮无懈可击，就写上自己的大名交稿了。
1929年钱钟书考进清华大学之后，他父亲经常给他写信，告诫他“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还在信中写道：“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胜我，我心尤慰！”并希望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他还曾赞赏有加地说：“儿子钱钟书能继承父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予父子日记，取其中有系集部者，重理为篇，乃知予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言语之中，洋溢着做父亲的自豪。
钱钟书对父亲也很孝顺，1938年秋，学成归国的钱钟书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因为父亲钱基博时任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这一时期是钱钟书的多产期，他在蓝田着手写《谈艺录》，出了一册《中书君近诗》，并撰写了《写在人生边上》的半部。最重要的是他在蓝田构思，孕育了小说《围城》。
父子同校，交流机会自然多。在国外学会了炖鸡手艺的钱钟书，还经常亲自为父亲炖一钵好汤……钱钟书还曾妻子这样谈论其父亲：“爹爹因唔娘多病体弱，而七年间生了四个孩子，他就不回内寝，无日无夜在外书房工作，倦了倒在躺椅歇歇。江浙战争，敌军抢劫无锡，爷爷的产业遭劫，爷爷欠下大笔债款。这一大笔债，都是爹爹独力偿还的……等到这一大笔债还清，爹爹已劳累得一身是病了。”
钱基博是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精神境界很高。建国后，钱基博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赠给华中大学（后改为华中师范学院）。1952年，他又把历年收藏的甲骨、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等文物200余件，捐赠给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此外，尚有碑帖宇画1000余件、方志1000余种，悉数赠予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江苏泰伯文献馆。不把这些宝贝留给儿子，却造就了同样淡泊名利的一代鸿儒、“文化昆仑”钱钟书，留给了世界一个文化奇迹。
（摘自《教师博览》2014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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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情困与物困》林清玄
我的一个朋友，爱玉成痴。
他不管在何时何地见到一块好玉，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据为己有，偏偏他又不是很富有的人，因此在收藏玉的过程中，吃了许多苦头，有时到来节衣缩食，三餐不继的地步。
有一回，他在一个古董商那里见到了一个白玉狮子，据说是汉朝的，不论玉质，雕工全是第一流的。我的朋友爱不忍释，工作也不太做了，每天都跑去看那块玉，看到眼睛都发出了红火，人被一团火炙热的燃烧。
他要买那块玉，古董店的老板却不卖，己经折腾，最后，我的朋友牺牲了他所居住的房子，才买下了那个白玉狮子，租住在一个廉价的住宅区内。
他天天抱着白玉狮子睡觉，出门时也携带着，一遇到人就拿出来欣赏，自己单独的时候，也常常抚摸那座洁白的狮子发呆。除了这座狮子，他身上总随时携带着他最心爱的收藏，有时候感觉到一个男子，从口袋里，腰带间，皮包内随时掏出几块玉来，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他玩玉到了疯狂的地步，由于愈玩愈精，就更发现好玉之难求，因为好玉难求，所以投入了全部的当家，幸好他是个单身汉，否则连老婆也会被他当了。到最后，他房子也卖了，车子也没有了，工作也丢了，为什么丢掉工作呢？说来简单：“我要工作三年，才能买一件上好的玉，这样工作不做也罢了。
朋友成为家徒四壁的人，每天陪伴他的只有玉了。后来不成了，因为玉不能吃，不能穿，只好把最心爱的玉里等级比较差的卖给别人，每卖一件就落一次泪，说：“我买的时候是几倍的价钱，出现这么便宜让给别人，别人还嫌贵。”
有一次，他租房子的房东逼着要房租，逼得急了，他一时也找不到钱，就把白玉狮子拿了出来，说：“这块玉非常的名贵，先押在你这里，等我筹足了房钱，再把它赎回来。”可惜他的房东是个老粗，对他说：“俺要这臭石头干什么！万一不小心打破了，还嫌烦呢！你明天找房钱来，不然我把你丢出去！”
有一次我在故宫博物馆看玉的展览，正好遇到了乡下的一个旅行团，几个乡下的欧巴桑看玉看的饶有兴趣，我凑过去，发现他们正围着那个最有名的国宝“翠玉白菜”观看，以下是他们对话的传真：
“哇！真巧，雕的和真的一摸一样，上面还有一只肚猴呢！”
“这个刻的那么像，一个大概是值好几千快吧！”
一位看起来是权威人士的欧巴桑说：“你嘛好了，不识字有兼不卫生，什么好几千，这一个一定要好几万才买得到！”
我把这个故事说给朋友听，他因此破涕为笑，我说：“你看故宫博物院得好玉何止千万块，尤其是小品珍玩的部分，看起来就知道曾有一位爱玉得人在上面花下无数得心血，可是他死的时候不能带走一块玉，我们现在看那些玉也不知道它曾经有过多少主人，对于玉，能够欣赏得人就算拥有了，何必一定要抱在手里呢？佛经里说“智者金石同一观”就是这个道理。”
“爱玉固然是最清雅得嗜好，但一个人爱玉成痴，和玩股票不能自拔，和沉迷于逸乐又有什么不同呢？”
朋友后来彻底得觉悟，仍然喜欢着玉，却不再被玉所困，只是有时他拿出随身得几块玉还会感慨起来。
物固然是足以困人，情更比物要厉害百倍。对于情得执迷，为情所困，就叫“痴”，痴是人世间的三毒之一（另外两毒是贪与嗔）情困到了深处，则是三毒俱现，先是痴迷，而后贪爱，最后是嗔恨以终。则情困是一切烦恼得根源，没有比这个更厉害了。
被情爱所系缚，被情爱所茧结，被情爱所迷惑，被情爱所执染，几乎是人间不可避免得，但当情爱已经消失得时候，自己还系缚茧结自己，自己还迷惑执着自己，这就是真正的情困。
有一次我遇到一位中年妇女，她的朋友都已经儿女成群，可是她没有结婚，没有结婚得理由很简单，因为她忘不了二十年前得一段初恋。
她的初恋有什么不凡吗？为何她不能忘却？其实也没有，只是一个少男一个少女在学校里互相认识了，发誓要长相厮守，最后这个男的离开了，少女独自过着孤单得心灵生活，一过就是二十年。
这么普通的故事，她也说得眼泪涟涟，接着她说：“不过，这也都是过去得事了。”
我说：“在时间上，你得故事已经过去了，实际上一点也没有过去，因为你得心灵还被困居在里面。到什么时候才算过去呢？
就是你想起来得时候，充满了包容和宽谅，并且不为它所烦恼，那才是真正过去了。”
“做得到吗？”
“做得到得，在这个世界上为情所沉溺得人固然很多，但从沉溺中走到光明得岸上的人也不少。因为他们酒拔了自己，不为情所困。”
我把情说成是沉溺，把救拔说成是走到光明得河岸，是有道理得。我们在祝福一对新人时，最常用得一句话是“永浴爱河”。
“爱河”的譬喻出自《华严经》，华严经上说：“随生死流，人大爱河。”为什么说是爱河呢？由于爱欲和河一样具有三种特性，一种是容易使人沉溺，不易自拔。第二种是爱欲得心就像河水一样，能浸染人最深得地方，例如我们用铁锤击石，石头会碎裂，但不能击碎每一个分子，年深日久甚至把它们分解成粉末。第三种是难以渡越，不管是贩夫走卒，王公将相，都无法一步跨过河得对岸，同样的，第一步从爱的束缚中走过也非常的不易。
我想起《杂阿含经》里记载的一个故事：有一次释迦牟尼对弟子说法，他问他们：“你们认为是天下四个大海的水多，还是在过去遥远的日子里，因为和亲爱的人别离所流的眼泪多呢？”
释迦牟尼的意思是，从遥远的过去，一生而再生的轮回里，在人无数次的生涯中，一定反复不知多少次遇到过父母的死，那些眼泪累计起来，正不知有多少！在遥远的无数次生涯中，反复不知多少次遇到孩子的死，或者遇到朋友的死啊！或者遇到亲属的死啊！在每一个为所爱者的生死离别含悲而所流的眼泪，纵是以四个大海的海水，也不能相比啊！
这是多么可叹可悲，人因为情苦与情困，不知道流下多少宝贵的泪珠，情困如此，物困亦足以令人落泪，束缚在情与物中的人固然处境堪怜，究竟不能算第一流人物。什么是第一流人物呢？古人说：“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自是第一流人物。”
第一流的人物看白云虽是至美，却不想拥有，只想心领神会，这是多么高的境界。当我们知道其实在今生今世，情如白云过隙，物则是梦幻泡影，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抱老以终的呢？
第一流人物犹如一株香花，我们不能说这株花是花瓣香，也不能说是花茎香；我们不能说是花蕊香，也不能说是花粉香；当然不能说是花根香，也不能说是花叶香……因为花是一个整体，当我们说花香时，是整株花的香。困于情物的人，往往只见到自己的那一株花里的一小部分的香，忘失了那株花，到后来失去了自己，因此，这样的人不能说是第一流的人物。
第一流的人物，不在于拥有多少物，拥有多少情，而在于能不能在旧物里找到新的启示，能不能在旧情里找到新的智慧，进出无碍。万一不幸我们正在困局里，那么想一想；如果我是一只蛹，即使我的茧是由黄金打造的，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是一只蝶，身上色彩缤纷，可以自在的飞翔，则即使在野地的花间，也能够快乐的生活，又哪里在乎小小的茧呢？
可叹的是，大多数人舍不得咬破那个茧，所以永远见不到真正的自我，真正的天空。
（摘自《读者》2014第16期）
334、《中国人独有的“时间”去哪儿了》钟瑜婷
中国式“时间荒”是一种结构性现象，在通货膨胀、房价过高、福利保障制度长期缺位等问题的裹挟下，年轻人不得不选择主动放弃自由时间，延长工作时间赚更多的钱。
中国人实在是太忙了。2013年春晚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持续火爆，连习近平都为它“打广告”。向来被标签为“优雅”、“奢华”的中产也成了“忙一族”，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2011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指出，中国中产阶层对实际休闲的满意度不高，最大的原因是“工作忙，没时间”。
中国人的时间去哪儿了？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宁写了《压力化生存——“时间荒”解析》一文。他认为：“时间荒”已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病症。“关键还是制度的问题。在包括通货膨胀、房价过高、福利保障制度长期缺位等等所有问题的裹挟下，人们不得不疯狂工作。”
美式“时间荒”源于过度消费主义，中式“时间荒”是结构性现象。
美国人早就意识到过分忙碌带来的各种社会病症。1998年，美国学者朱丽叶·斯戈在《过度消费的美国人》一书中提出“时间荒”。她认为，消费本身也成为促成工作时间延长的一个因素。工作时间的延长，使美国人陷入了“工作然后消费”的隐性循环。人们一边拼命工作一边拼命消费，以补偿休闲时间不足造成的缺憾。
在王宁看来，过度消费主义只能部分有效地阐释中国人的“时间荒”现象。“在中国，‘时间荒’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比如近十年住房市场的持续上涨，使没有购买或已经购买了商品房的人不得不拼命工作。对于已经购买了商品房的人来说，20年或30年的分期付款构成了他们的一个持久的经济约束。一旦购房者失去收入，很可能陷入家庭经济破产。许多年轻人不得不选择主动放弃自由时间，延长工作时间赚更多的钱。
“房子的负担本该由政府承担部分，但政府显然做得并不够。”王宁举例，“同样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英国工人的工资与城市住房价格发生脱节后，英国政府推出了保障性住房以弥补工人工资的不足。”
中国人还不懂得尊重他人拥有私人时间的权利。
这些年王宁经常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不得不感慨国内的办事机构太僵化，太多形式化的程序浪费了办事人的时间。“比如美国的一些机构可以用驾照证明身份。但中国只能用身份证。”
让王宁深感无奈的是，中大社会学系每年的博士论文答辩、硕士论文答辩都只能安排在周末，因为老师们平时都太忙了。他分析这个问题源于制度僵化。例如，由于少数人在提交的成果清单中存在作弊现象。为了避免人们作弊，学校管理部门要求所有的人在职称晋升或年度考核中，必须上交成果原件，以供学校管理人员核对。制度环节的增加使得教师们无端耗费了额外的时间。
中国人付出的“无效时间”太多。我们一生需要办103个证。办理这些证件需要经过18个部委局办，39个处室、中心、支队、所审批，盖100多个章并需要缴费。
4月13日，微博上疯转着一条“法国的最新劳动法规定”——晚上6点后到早上9点之前的非正常工作时间，公司将不允许向员工发送邮件，也不可以向员工打电话。“国外的员工都很少会在周末工作。可在中国，老板以各种借口要求员工加班加点，侵占员工的私人时间，甚至要求他们必须随叫随到。中国并不存在明确的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王宁认为，“这说明中国人还是不懂得尊重他人拥有私人时间的权利。”
如何治疗拖延症？用“分割重组任务法”。
老是太忙的人跟老是太穷一样， 会变傻——这是美国一个跨学科团队得出的研究结论,研究的起点始于哈佛教授穆来纳森对自己拖延症的憎恨。
谈到拖延症的问题，王宁的第一反应是：“工厂里不存在拖延症的问题。”在漫长的人类史上，拖延症的数字在1978年才有所增加。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工作的性质发生了转变，与工厂里的流水作业相比，越来越多的人本质上都是在管理自己的时间，单项任务的时间也变得长期。这一工作性质的变化使得人们更有可能拖延。
拖延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如果你是生活在两万年前热带草原的人类，担心灌木丛后面的东西比担心三个星期之后的事情来得重要得多。现代的行为经济学家观察到：当一件事或一个目标其时间设定在很远的将来，它就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从而使这件事看上去没有它实际上那么重要。
王宁本人并不存在拖延症的焦虑，这源于他长期以来严格的“自我训练”：将一项重要任务分割为无数个小任务，而消解焦虑感。每年他都会用同样的法子训练新学生：这些学生将一篇需要长达半年甚至一年以上时间写作的论文拆解为多个不同的任务。在他们的时刻表上写清楚完成文献回顾的Deadline、进行经验收集的Deadline……在无数个Deadline面前，一个可供延迟的未来时间也就被取消了。在他的经验里，这个办法百试百灵。
在王宁看来，解决拖延症的最佳路径正是这种分割并重组任务法——将看上去遥远的任务重组为一个个清晰而紧迫的目标。这个办法跟穆来纳森的发现不谋而合：当判断问题的心力不够时，利用片段时间或多任务解决方式，反而会加剧时间焦虑感，专注于主要任务变得更加困难，拖延症愈加剧烈。最好的办法是分割问题，淡化处理问题的焦虑。
（摘自《读者》2014第16期）
335、《术语》穆涛
听村里人说过一件事，一位小学老师的舅舅去世了，她回家奔丧，在灵堂前这么哭：“我坚强勇敢、勤劳忠诚的舅啊！”这是被当笑话讲的。
我做过一所重点大学自主招生考试面试的评委，面试分为两个步骤，先用一分钟的时间做自我介绍，再从题库里抽出题目现场回答。我所在的组有60多位考生，听着自我介绍，感觉不像来自全国各地，倒像一个师傅调教出来的。语气和语调都差不多，用的词汇也相当，我“开朗活泼，乐观向上，为人正直，成熟稳重，关心集体，乐于助人，勤奋读书，积极思考”等，用同组一位评委的话概括，全是中学生个人鉴定里的词。有一位女生别出心裁，换了人称，语调是朗诵式的，每句话均字正腔圆：“她文静大方，美丽善良，待人诚恳，博览群书。小提琴十级，极大地陶冶了她的情操。六年的班长经历，是老师的好助手，是同学的知心人。有人说她是淑女，她的内心可不是这样的，她追求大海一样宽广的人生。今天，她来了！评委老师，她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我。”如实说，这是一位很出众的女生，长得也漂亮，即兴回答抽到的问题时，也可以看出她有着挺扎实的功底基础。但听着她带手势的自我介绍，我就想，是什么样的教育，把好端端的一个女孩子祸害成这个样子。
我在一所大学的文学院兼职带研究生，也讲一点课。一次在课堂上，一个研究生谈自己的读书体会，说某某作家是现实主义的，某某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某某是写实的，某某是新写实的，还有现代的、后现代的，说了不少。这位学生阅读面比较宽，读的东西也多。我请他不用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写实与新写实、现代与后现代这些术语，用自己的话说。这位学生说得挺为难，也凌乱。我再请他解释一下这些术语，他是真的说不清了。一个士兵在战场上，瞄准敌方目标是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还要了解自己手里的武器，用着也要顺手。我有些心疼那位学生，读了那么多作家的作品，却被定义和术语拖累了。离开这些术语，他不知道怎样表达。读研究生论文，我最突出的印象也是术语满纸，拿掉这些词汇，却所剩不多。
（摘自《读者》2014第16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9-14 21:25 编辑
336、《遥远的自然》韩少功
城市是人造品的巨量堆积，是一些钢铁、水泥和塑料的构造。标准的城市生活是一种昼夜被电灯操纵、季节被空调机控制、山水正在进入画框和阳台盆景的生活，也就是说，是一种越来越远离自然的生活。这大概是城市人越来越怀念自然的原因。
城市人对自然的怀念让人感动。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大能接受年迈的父母，却愿意以昂贵的代价和不胜其烦的劳累来饲养宠物。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可忍受外人的片刻打扰，却愿意花整天整天的时间来侍候家里的一棵树或者一块小小的草坪。他们遥望屋檐下的天空，用笔墨或电脑写出了赞颂田园的诗歌和哲学，如果还没有在郊区或乡间盖一间木头房子，至少也能穿上休闲服，带上食品和地图，隔那么一段时间(比方几个月或者几年)，就把亲爱的大自然定期地热爱一次。有成千上万的旅游公司在激烈竞争，为这种定期热爱介绍着目标和对象并提供周到的服务。
他们到大自然中去寻找什么呢?寻找氧气?负离子？叶绿素？紫外线?万变的色彩?无边的幽静？人体的运动和心态的闲适……事实上，人造的文明同样可以提供这一切，甚至可以提供得更多和更好，也更加及时和方便。氧吧和医院里的输氧管可以随时送来森林里的清新。健身器上也可以随时得到登山的大汗淋淋的感觉。而世界上任何山光水色的美景，都可以在电视屏幕上得到声色并茂的再现。但是，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取消人们对自然的投奔冲动，如果文明人的一个个假日仍然意味着自然的召唤和自然的预约，那么可以肯定，人造品完全替代自然的日子还远远没有到来。而且还可以肯定：人们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的，是氧气这一类东西以外的什么。
也许，人们不过是在寻找个异。作为自然的造化，个异意味着世界上没有一片叶子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一个生命的个体是完全相同的。这种状况对于都市中的文明人来说，当然正在变得越来越稀罕。他们面对着千篇一律的公寓楼，面对着千篇一律的电视机、快餐食品以及作息时间表，不得不习惯着自己周围的个异逐渐消失。连最应该各个相异的艺术品，在文化工业的复制技术下，也正在变得面目相似，无论是肥皂剧还是连环画，彼此莫辨和新旧莫辨都为人们所容忍。现代工业品一般来自批量生产的流水线，甚至不能接受手工匠人的偶发性随意。不管它们出于怎样巧妙的设计，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类型之间的差别，而不是个异之间的差别。它们的品种数量总是有限，一个型号下的产品总是严格雷同和大量重复。而这正是生产者们梦寐以求的目标：严格雷同就是技术高精度的标志，大量重复就是规模经济的最重要特征。第1000个甲型电话机必定还是甲型，第1万辆乙型汽车必定还是乙型，它们在本质上以个异为大忌，整齐划一地在你的眼下哗哗哗地流过，代表着相同的功能和相同的价格。不可能成为人们的什么惊讶发现。它们只有在成为稀有古董以后，以同类产品的大面积废弃为代价，才会成为某种怀旧符号，与人们的审美兴趣勉强相接。它们永远没法呈现出自然的神奇和丰富——毫无疑问，正是那种造化无穷的自然原态才是人的生命起点，才是人们不得不一次次回望的人性家园。
也许，人们还在寻找永恒。一般来说，人造品的存在期都太短促了，连最为坚固的钢铁，一旦生长出锈痕，简直也成了速朽之物，与泥土和河流的万古长存无法相比。它甚至没有遗传的机能，较之于动物的生死和植物的枯荣，缺乏生生不息的恒向和恒力。一棵路边的野草，可以展示来自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的容貌，而可怜的电话机或者汽车却身前身后两茫茫，哪怕是最新品牌，也只有近乎昙花一现的生命。时至今日，现代工业产品在更新换代的催逼之下，甚至习惯着一次性使用的转瞬即逝，纸杯、易拉罐，还有毛巾和袜子，人们用过即扔。这种消费方式既然是商家的利润所在，于是也很快在宣传造势中成为普遍的大众时尚。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工业正在加速一切人造品进入垃圾堆的进程，正在进一步削弱人们与人造品之间稳定的情感联系。人们的永恒的感觉，或者说相对恒久的感觉，越来越难与人造品相随。激情满怀一诺千金之时，人们可以对天地盟誓，但怎么可以想像有人面对一条领带或者一只沙发盟誓?牵肠挂肚离乡背井之时，人们可以抓一把故乡的泥土入怀，但怎么可以想像有人取一只老家的电器零件入怀?在全人类各民族所共有的心理逻辑之下，除了不老的青山、不废的江河、不灭的太阳，还有什么东西更能构建一种与不朽精神相对应的物质形式?还有什么美学形象更能承担一种信念的永恒品格?
如果细心体会一下，自然能使人们为之心动的，也许更在于它所富含着的共和理想。在人们身陷其中的世俗生活中，文明意味着财富的创造，也意味着财富的秩序和规则。人造品总是被权利关系分割和网捕。所有人造品都是产品，既是产品就有产权，就与所有权和支配权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论是个人占有还是集团占有，任何楼宇、机器、衣装、食品一开始就是物各有主，冷冷地阻止着权限之外的人僭用，还有精神上的亲近和进入。正因为如此，人们很难怀念外人的东西，比如怀念邻家的钟表或者大衣柜。人们对故国和家园的感怀，通常都只是指向权利关系之外的自然——太阳、星光、云彩、风雨、草原、河流、群山、森林以及海洋，这么多色彩和音响，尽管也会受到世俗权利的染指，比如局部地沦为庄园或者笼鸟，但这种染指毕竟极其有限；大自然无比高远和辽阔的主体，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无法被任何人专享和收藏，只可能处于人类公有和共享的状态。在大自然面前，私权只是某种文明炎症的一点点局部感染。世俗权利给任何人所带来的贫贱感或富贵感、卑贱感或优越感、虚弱感或强盛感，都可能在大山大水面前轻而易举地瓦解和消散。任何世俗的得失在自然面前都微不足道。古人已经体会到这一点，才有“山水无常届，闲者是主人”一说，才有“山可镇俗，水可涤妄”一说。这些朴素的心理经验，无非是指大自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慷慨接纳，几乎就是共和制的政治伦理课，指示着人们对世俗的超越，最容易在人们心中轰然洞开一片万物与我一体的阔大生命境界。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自然的全部。人们在自然中可以寻找到的，至少还有残酷。台风、洪水、沙暴、雷电、地震，无一不显露出凶暴可畏的面目——人们只有依靠文明才得以避其灾难。自然界的生物链存在方式则意味着，自然的本质不过是千万张欲望的嘴，无情相食，你死我活。敦厚如老牛也好，卑微如小草也好，每一种生物其实都没有含糊的时候，都以无情食杀其他生命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即便在万籁俱寂的草地之下也永远进行着这种轰轰烈烈的战争。文明进程之外的原始初民，同样是食物链中完全被动的一环。山林部落之间血腥的屠杀，也许只是一种取法自然并且大体上合乎自然的方式，只能算作野生动物那里生存斗争的寻常事例。他们还缺乏文明人的同类相悯和同类相尊，还缺乏减少流血的理性手段——虽然这种理性的道德和法律也可以在世界大战一类事故中荡然无存，并不总是特别的牢靠。
由此看来，文明人所热爱的自然，其实只是文明人所选择、所感受、所构想的自然。与其说他们在热爱自然，毋宁说他们在热爱文明人对自然的一种理解；与其说他们在投奔自然，毋宁说他们在投奔自然所呈现的一种文明意义。他们为之激情满怀的大漠孤烟或者林中明月，不过是自然这面镜子里社会现实处境的倒影，是他们用来批判文明缺陷的替代品。他们的激情，不能证明别的什么，恰恰确证了自己文明化的高度。换一句话说，他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常常不过是对现存文明品质的某种测试：他们正是敏感到文明的隐疾，正是敏感到现实社会中的类型原则正在危及个异，现时原则正在危及永恒，权利原则正在泯灭人类的共和理想，才把自然变成了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文明符号，借以支撑自己对文明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以及自我改进。他们对自然的某种绿色崇拜，不仅仅是补救自己的生存环境，更重要的，是补救自己的精神内伤。
（摘自豆瓣）
337、《当中国人成为镜子》章诗依
来自他者的关于中国的书写与影像，近现代以来不绝如缕。从文学到电影，都不乏鸿篇巨制。其中，赛珍珠的《大地》、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都是个中翘楚。对当代中国的书写，何伟是佼佼者。他的中国系列《江城》、《寻路中国》、《甲骨文》是耐心、专注的结晶，对昨天与今天的中国人都有细致而别致的观察与挖掘。影像中，以日本NHK拍摄的《激流中国》影响较大。
对当代中国人的书写，还有一个相对特殊的角度，即将笔与镜头对准域外中国人，在全球化的坐标里去予以观照。这些中国人，或是移民，包括合法与非法的移民，或是在海外从事经贸活动的商人、施工者。这其中，由德国导演拍摄的纪录片《输家·赢家》，由意大利记者撰写的《不死的中国人》，也堪称描写域外中国人的优秀作品，但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被德国人赞美的中国工人
2006年，某央企的400多名员工，来到德国多特蒙德。他们的任务，是将当地一家焦炭厂拆迁、搬运到中国。这家焦炭厂因运营不善而倒闭，中国兖州煤矿集团乘机接手。德国导演拍摄的纪录片《输家·赢家》就是对中国公司及工人拆迁焦炭厂过程的真实记录。根据片中中方负责人介绍，将该厂7.63米焦炉搬到中国后，将使中国的焦炉炉型向前推进20到30年。
在德国人眼中，这些不远万里来到德国的中国工人，个个都是英雄，是工作狂。他们拿着不到德国工人十分之一的工资，在没有任何保护的高空中作业，劳动时间长，有时候还被拖欠工资。但就是这些人，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在德国人看来应该三年才能完成的拆运工作。
不过，整个片子看下来，不难体会到，《输家·赢家》的影像内涵是复杂、多义的。影片拍完后，导演意识到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故事。他们担心，在全球化的世界上，拥有取之不尽、物美价廉的劳动力资源的中国人，会是全球化的大赢家，而德国人将是输家。但是，由于对事实的忠实，影片传递出更复杂、深刻的意味。
中国工人由农民工组成，他们吃苦耐劳、淳朴简单，权利意识淡漠，对于其高效的工作，最大的奖赏是佩戴大红花——一种很前现代的奖励方式。导演眼光够犀利，捕捉到了这奇葩的一幕。一朵大红花，在工地上不同的地点转悠，给一个获奖者戴上、拍照，然后摘下来，到另一个地点，给不同的获奖者佩戴、照相，照片洗出来后，整齐地张贴在光荣榜上。但是，伴随这种在德国导演看来十分古怪的奖励方式的，是对工人权利与利益的忽视。影片抓到了一个工人因未能及时发工资而向公司打借条借钱的镜头，至于生产安全问题，更是全片最具张力的情节。
拆运过程中，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一个工人从高台摔下来，造成腿部、头骨骨折，肝脏、心脏、脾脏都受到严重损伤。尽管发生过如此严重的事故，但当德方技术人员指出某处施工地点在滴油，存在安全隐患时，中方负责人却豪迈地表示：咱们在井下800米深那个支柱，别说滴油、渗油了，那是嗞嗞嗞字往外冒油，像他们（指德国人）那样，就一天都别干了。咱们的煤矿顶着岩层的千斤顶，嘎嘎嘎地响，还不照样干？当有人批评这是拿工人的生命开玩笑时，该负责人嘻嘻哈哈地说：毛主席说了，革命的道路上总是难免牺牲的，对吧？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与工人们高强度的劳动相映成趣，这位开着奔驰车上下班的负责人，不只有不怕（他人）牺牲的精神，还有不时吟诗作赋的闲情，更畅想“下次来搬迁的，是德国生产空中客车的飞机制造厂”。
尽管不乏这样的质疑与婉讽，但影片对普通中国工人极尽赞美，充满温情。很多时间里，镜头静静地扫过工人们吃饭、看电视、春节联欢、电话间里给妻儿打越洋电话等场景，而淳朴、木讷，有些羞怯，差不多是这些工人的标准脸谱。此类镜头，不带一句旁白，但却令人动容。
普通工人们在见识上或许比不上豪迈的管理者，但在德国工作一年多，也自有自己的看法。一个工人临回国前发表感言说：在德国一年多，我最大的感受是，不要说超过德国，一百年后，就是赶上他们现在的水平，我就很骄傲了。这话听起来不够豪迈，但毕竟也是一个中国人自己体悟到的感受。
影片结尾，打出字幕，鲜明地表达导演对中国工人的敬意：2006年在德国工厂搬迁中劳作的中国人终于凯旋回国，而他们留下的是中国人的骄傲。他们每星期虽然只有50美元，但对他们来说却是得之不易的，每一分钱都来自辛苦的劳动。这次国外之旅带给工人的，不仅仅是微薄的工资，还有永远的记忆。
中国工人配得上这份骄傲。
能量激昂的劳动大军
“我们眼前出现的是一群能量激昂的劳动大军，用纸盒子和货柜武装起来的‘蚂蚁’，脸上毫无表情，搞不清楚是高兴还是沮丧。干活，干活，干活。如果我们对中国人一无所知，说到底是他们的过错：他们不说我们的语言，不喜欢我们的饮食，也不给英特、米兰或尤文图斯喝彩，只知道干活。”
读到这段文字的人，可能会感到不可思议：这是人间何地，劳动，居然成了原罪？
这段文字，来自意大利重要报纸《晚邮报》、《共和国报》两位记者出版于2008年的《不死的中国人》一书。该书描写意大利的中国移民故事，这些移民，包括合法与非法的移民，其中许多今日为合法移民者，都有非法的昨日。
由于移民数量爆发性的增长，近年来，中国移民进入意大利媒体、学界，乃至工会及教会的视野。根据该书提供的数字，上个世纪80年代，意大利仅有中国移民2000人，1996年3万人，2000年6万人，作者成书的2008年，则骤增至15万人，而这只是合法居民的记录。在意大利的中国移民，十分之九来自浙江，而来自浙江的移民中，又有三分之一来自贫穷的山地地区青田。关于浙江与意大利的关系，书中通过一个中国人之口，讲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浙江的一个电视播音员，在播报意大利与澳大利亚的一场足球比赛时，特别偏爱意大利的队员，以至于澳大利亚的大使写信给电视台表示不满。
移民数量是可见的因素之一，这支“能量激昂的劳动大军”背后的另一种能量——崛起的中国经济在意大利的存在，才是搅动意大利社会的深层力量。2004年，中国在意大利外来投资国中排名第33位，2006年已进入前10位。用作者的话说，以两位数增长的祖国是一个伟大的乳母，进口商是脐带，海外华人就是长在外面的孩子。
这些来自中国的“长在外面的孩子”，让意大利人五味杂陈。
在意大利人看来，这些一律长着杏仁眼的中国移民，只知道疯狂地干活、攒钱，与雇主签协定时会因为每周被要求必须休息一天而感到不满。意大利在他们眼中很小，他们沿着半岛，根据他们所感应到的市场温度的微小变化，蜂拥而至或迅速撤离。中国移民人人都遵循三部曲行事：不可想象地辛勤劳作，最大限度地攒钱，然后自己当老板。最令意大利人不解的是，这些中国人一边含辛茹苦地赚钱、攒钱，同时却又爱好赌博，将自己辛苦挣来的钱输在赌桌上。他们潮水般漫过意大利的一些地区，让这些衰败的地区重新有了活力，房产得以升值，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但也打破了当地原有生活的宁静。“对许多意大利人来说，他们像蝗虫一样咬住我们的舒适生活。”
米兰被称作意大利的“中国首都”，有1.4万中国人，2800个中国人的企业，每年5.5亿欧元的营业额。他们集中在米兰市中心，由卡诺尼卡路、萨勒匹路和布朗曼特路组成的区域。这里的衣服比外面便宜一半，做头发只花8欧元，因此一些意大利良家女孩经常悄悄来这里消费。中国城的批发商给摩洛哥人的流动商贩供货，也给都灵等地的中国商人供货，当然也给意大利人供货。但是，这没能阻止对中国移民不满的爆发。
一些意大利人认为，中国人将他们的街道塞满了批发商店和服装作坊。吃了多年的面包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批发商的破布头。中国人攻城略地，他们走进商店，微笑着问：出让吗？他们只会这句意大利语。
有的人开始怀念“为我的教堂服务的鞋匠”，他们也是被中国的批发商挤走的。在一个满是中国批发商的街道上，如果你是唯一的意大利商户，将留不住客户，结果是街道只能让给中国人。不长的时间里，一条街上就只剩下中国商人了。他们的效率极高：周一还是那家修鞋店，周三就摇身一变，成为牛仔裤和短袖衫的批发商，并开始营业。“我们被包围了”，这是当地许多意大利人的看法。
但其实，意大利生意人的经济理性并不比中国商人差。中国商人给出的价格，往往让他们不能抗拒，他们拿着中国商人给的钱，把商店开到比原来高级几倍的街上。他们和中国商人，玩的其实是双赢的游戏。因此，尽管有人冲着中国人高喊：黄嘴脸，滚回你自己的家去！但是，挡不住中国人牢牢地在意大利扎下自己的根。
《不死的中国人》的作者对中国移民所取的立场，称得上客观而务实。在他们的笔下出现的中国移民，一般被称为中国人，表现出他们对第一代中国移民还存在认同上的勉强，但是，对于移民的第二代，他们则表现出明确的接纳意识，他们知道，这些在意大利出生、长大并接受教育的第二代，就是“我们”，因此，对于第二代移民的教育及融入问题，格外关注。
与《输家·赢家》异曲同工，《不死的中国人》写的是中国新移民，用意却在于警示意大利与意大利人。在他们眼中，意大利已经是一个衰败的国家，意大利人是懒惰的一群，在中国人眼中，意大利遍地是机会，而意大利人自己却已经没有力气和激情去利用它们了。如此下工夫去调查、描写中国新移民群体，却不过是为了发出警世之言，敲打同胞，这样的命意，不能不说用心良苦。
当出走的中国人成为他者的镜子，给他者带去启示，他者的清醒，也应该成为我们的镜子。
（摘自《视野》2014第17期）
338、《地狱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叶倾城
那是唯一的一次，我为我生的是个女儿，庆幸不已。
女儿四岁半，我开始送她学游泳。游泳池管理颇到位，成人浴室与儿童浴室分设，儿童浴室也一样分男女。每到下课时间，家长们就像接机一般，巴巴地在楼梯下翘首期盼，欢欢喜喜把自己的宝宝带到浴室去。我每次进去，还会把更衣室的帘子多拉几下，遮得更严实些。
一次，站在等待大厅里，无意一转身，赫然发现几个妈妈，拿着洗浴用品，匆匆进了男童浴室。我一愣，眼光一扫——那边帘幕大开，整个浴室尽收眼底：水龙头底下都是光溜溜的小屁股；更衣室里在为孩子们洗头、擦身、换衣服的，有不多几个爷爷，大部分都是奶奶或者妈妈。嘈杂，水汽蒸腾。
我当时一冲动，就想冲过去，至少把帘子挂好。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漠然转过身去。我能理解妈妈们的心情：孩子这么小，不会洗头——虽然洗发水绝不会致命；万一在浴室摔倒怎么办？小男孩还会打架，打输了的一方哭声直冲云汉，两边的妈妈集体喝叱，其他妈妈都在拉扯。
为什么不是爸爸们帮忙洗澡洗头？这问题问的。我只知道：一般日子，幼儿园门口、儿童乐园、医院，打眼一看，会觉得到处都是在老一代帮助下的单亲妈妈在带孩子。爸爸去哪里了？谁知道。
再过一段时间，我慢慢发现，妈妈们进男童浴室似乎已是常规，游泳池的相应对策就是：孩子们分批下课，五六七八岁的小朋友们先期下来；十分钟后，十岁上下的小哥哥们才下来。但十分钟，对爱子心切的妈妈们哪里够，浴室里仍旧男女混杂。一次，一个男孩在浴室门口直接刹车，硬生生转身，死活不肯进去，浴袍也不肯脱。他妈急着催他：“后面还有课。”男孩索性径直进了等候大厅，坐下来，往桌上一趴，满脸通红。他妈弯下腰，好言细语问清楚，直起身啼笑皆非地宣布：“他说，里面有阿姨。”
旁边的妇女们不约而同都笑起来：“唷，小大人了。哈哈。”
我再次冲动，想冲过去对他妈妈说：你儿子是对的，他已经进入知耻之年，知道男女有别。他不肯在陌生女性面前裸露身体，是出于本能，也是出于对自己的爱护和尊严。
难道尊严不值得肯定与鼓励？一定要让孩子大大咧咧，对谁裸露、为谁开放都若无其事，千人看万人瞅都无所谓，最后成为所有女人都骂的渣男？
我也想站在高处，作公知状，对所有男童的奶奶妈妈们说：女人进男童浴室是不对的，不管有多少理由，都等于逼陌生人对你们裸露，逼他们在异性的眼光下洗浴——不管他们几岁，他们生来就是男人。你们都正在老去，见过不止一个男人的身体，经历过多次妇检、产检以及生育，为孩子们把屎把尿擦过屁股，早已忘记少女的羞怯心情，恒常只有母仪天下的心情。但你们不在乎，不意味着小男孩们也不在乎，他们会看到什么记住什么，是否会建立某种条件反射，你们都不管吗？还是，那对你们来说，都是别人的孩子？
但我只是缩缩头，还是什么也不说。在中国，养儿育女，基本上是父母自己的事，旁边人指手画脚非常讨人嫌，激起公愤更是要不得——再说，被看光光的孩子们，亲妈都在场，她们还没发话呢。当然了，她们有什么可抱怨的，几年前，她们就是大步流星闯男童浴室的妇女。
中国妈妈，大体上都是“拜子教”：视儿女为世界中心，为存在的意义，愿意付出一生来供奉儿女。为了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更谈不上旁人的利益、路人的想法。有子在手，妈妈们平趟天下，千山万水都得为她们让路。
只是，她们忘了一件事：旁人也是父母生的，路人也是某人之子。你的自私狭隘其他人也一样有。你为了自己的孩子，肆无忌惮侵犯他人利益；他人也会为了自己的孩子，侵犯你的。于是，能不能带男童上女卫生间、幼童便溺事件、当街哺乳的是非对错——每每是话题中心，不过是因为，每个人都只想到自己的难处、自己的需求，理直气壮认为其他人“应该”体谅忍耐，都觉得虽有规则，自己是特殊情况——唉，哪里有这么多特殊情况。互不原谅互不相让，互相指责互相斥骂，到最后，彼此彼此。
你做得，我也做得，大家合力把社会变成了垃圾堆。地狱不过是一群自私自利、丝毫不为他人着想的普通人组成的。
（摘自《视野》2014第17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0-1 08:14 编辑
339、《情怀》张晓风
陈师道的诗说：
"好怀百岁几时开？"
其实，好情怀是可以很奢侈地日日有的。
退一步说，即使不是绝对快活的情怀，那又何妨呢？只要胸中自有其情怀，也就够好了。
1
校车过中山北路，偶然停在红灯前。一阵偶然的阳光把一株偶然的行道树的树影投在我的裙子上。我惊讶的望着那参差的树影--多么陌生的刺绣，是湘绣？还是苏绣？
然后，绿灯亮了，车开动了，绣痕消失了。
我那一整天都怀抱着满心异样的温柔，像过年时乍穿新衣的小孩，又像猝然间被黄袍加身的帝玉，忽觉自己无限矜贵。
2
在乡间的小路边等车，车子死也不来。
我抱书站在那里，一筹莫展。
可是，等车不来，等到的却是疏篱上的金黄色的丝瓜花，花香成阵，直向人身上扑来，花棚外有四野的山，绕山的水，抱住水的岸，以及抱住岸的草，我才忽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美的重围了。
在这样的一种驿站上等车，车不来又何妨？事不办又何妨？
车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忘了，事是怎么办的，我也忘了，长记不忘的是满篱生气勃勃照眼生明的黄花。
3
另一次类似的经验是在夜里，站在树影里等公车。那条路在白天车尘沸扬，可是在夜里静得出奇。站久了我才猛然发现头上是一棵开着香花的树，那时节是暮春，那花是乳白色须状的花，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它叫马鬃花。
暗夜里，我因那固执安静的花香感到一种互通声息的快乐，仿佛一个参禅者，我似乎懂了那花，又似乎不懂。懂它固然快乐--因为懂是一种了解，不懂又自是另一种快乐--唯其不懂才能挫下自己的锐角，心悦诚服地去致敬。
或以香息，或以色泽，花总是令我惊奇诧异。
4
五月里，我正在研究室里整理旧稿，一只漂亮的蓝蜻蜒忽然穿窗而入。我一下子措手不及，整个乱了手脚，又怕它被玻璃橱撞昏了，又想多挽留它一下，当然，我也想指点它如何逃走。
但整个事情发生得太快，它一会撞到元杂剧上，一会又撞在全唐诗上，一会又撞到莎剧全集上，我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
然后，不着痕的，仅仅在几秒之间，它又飞走了。
留下我怔怔地站在书与书之间。
是它把书香误作花香了呢？还是它蓄意要来棒喝我，要我惊悟读书一世也无非东撞一头西碰一下罢了。
我探头窗外，后山的岩石垒着岩石，相思树叠着相思树，独不见那只蜻蜒。
奇怪的是仅仅几秒的遇合，研究室中似乎从此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一直记得，这是一间蓝蜻蜒造访过的地方。
5
看儿子画画，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他用原子笔画了一幅太阳画，线条很仔细，似乎有人在太空漫步，有人在太空船里，但令我失笑的是由于他正正经经地画了一间"移民局"。
这一代的孩子是自有他们的气魄的。
6
十一月，秋阳轻轻如披肩，我置身在一座山里。
忽然一个穿大红夹克的男孩走入小店来，手里拿着一叠粉红色的信封。
小店的主人急急推开木耳和香菇，迎了出来，他粗戛着嗓子叫道：
"欢迎，欢迎，喜从天降！你一来把喜气都带来啦！"
听口音，是四川人，我猜想他大概是退役的老兵，那腼腆的男孩咕哝了几句又过了街到对面人家去挨户送帖子了。
我心中莫名地高兴着，在这荒山里，有一对男孩女孩要结婚了，也许全村的人都要去喝喜酒，我是外人，我不能留下来参加婚宴，但也一团欢喜，看他一路走着去分发自己的喜帖。
深山、淡日，万绿丛中红夹克的男孩，用毛笔正楷写得规规矩矩的粉红喜柬……在一个陌生过客的眼中原是可以如此亲切美丽的。
7
我在巷子里走，那公寓顶层的软枝黄蝉嚲嚲地垂下来。
我抬头仰望，把自己站得像悬崖绝壁前的面壁修道人。
真不知道那花为什么会有那么长又那么好听的名字，我仰着脖子，定定地望着一片水泥森林中的那一涡艳黄，觉得有一种窥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快乐。
我终于下定决心去按那家的门铃。请那主妇告诉我她的电话号码，我要向她请教跟花有关的事，她告诉我她是段太太。
有一个心情很好的黄昏，我跟她通话。
"你府上是安徽？"说了几句话以后，我肯定的说。
"是啊，是啊。"她开心地笑了，"你怎么都知道啊？我口音太重了吧？"
问她花怎么种得那么好，她谦虚地说也没什么秘方，不过有时把洗鱼洗肉的水随便浇浇就是了。她又叫我去看她的花架，不必客气。
她说得那么轻松，我也不得要领--但是我忽然发觉，我原来并不想知道什么种花的窍门，我根本不想种花，我在本质上一向不过是个赏花人。可是，我为什么要去问呢？我也不知道，大概只是一时冲动，看了开得太好的花，我想知道它的主人。
以后再经过的时候，我的眼睛照例要搜索那架软枝黄蝉，并且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心--因为知道它是段太太的花，风朝雨夕，总有个段太太会牵心挂意，这个字既有软枝黄蝉，又有段太太的巷子是多么好啊！
我是一个根容易就不放心的人--却也往往很容易就又放了心。
8
有一种病，我大概平均每一年到一年半之间，一定会犯一次--我喜欢逛旧货店。
旧货店不是古董店，古董店有一种逼人的贵族气息，我不敢进去。那种地方要钱，要闲，还要有学问，旧货店却是生活的，你如果买了旧货，不必钉个架子陈设它，你可以直接放在生活里用。
我去旧货店多半的时候其实并不买，我喜欢东张西望的看，黑洞洞不讲究装潢的厅堂里有桌子、椅子、柜子、床铺、书、灯台、杯子、熨斗、碗杓、刀叉、电唱机、唱片、洋娃娃、龙韪划玳瑁的标本，钩花桌巾……
我在那里摸摸翻翻，心情又平静又激越。
--曾有一些人在那里面生活过。
--在人生的戏台上，它们都曾是多么称职的道具。
--墙角的小浴盆，曾有怎样心慌意乱的小母亲站在它面前给新生的娃娃洗澡。
--门边的咖啡桌，是被那个粗心的主人烫了三个茶杯印？
--那道书桌上的明显刀痕是不是小孩子弄的，他闯了祸不想起大红色的球衣，以及球衣背后的骄傲号码，是不是被许多男孩嫉妒的号码？是不是令许多女孩疯狂的号码？
每次一开一阖间，我所取出取进的岂是衣衫杂物，那是一个呼之欲出的故事，一个鲜明活跃的特定，一种真真实实曾在远方远代进行的发生。
我怎么会惦念着一个不知名姓的异国老人呢？这里面似乎有些东方式的神秘因缘。
或开，或阖，我会在怔忡不解中想起那已是老人的球员。
9
和旧货店相反，我也爱五金店。
旧货店里充满"已然"，充满"旧事"，而五金行里的一张搓板或一块海绵却充满"未知"。
"未知"使我敬畏，使我惘銇，我站立在五金店里总有万感交集。
仿佛墨仔的悲丝，只因为原来食于一棵桑树，养于一双女手，结茧于一个屋檐下的白丝顷刻间便"染于黄则黄"、"染于苍则苍"，它们将被织成什么？织成什么？它们将去到什么地方？它们将怎样被对待？它们充满了一切好的和坏的可能性。
墨子因而悲怆了。
而我站在五金行里，望着那些堆在地下的、放在架上的、以及悬在头上的交叠堆砌的东西，也不禁迷离起来。
都是水壶，都是同一架机器的成品，被买去了当然也都是烧水用的。但哪一个，会去到一个美丽的人家，是个"有情人喝水都甜"的地方？而哪一个将注定放在冷灶上，度它的朝晨和黄昏？知道有没有挨骂？
--龙韪的尾巴怎么会伤的？
--烟灰缸怎么砸了一小角，是谁用强力胶沾上去的？
--那茶壶泡过多少次茶才积上如此古黯的茶垢？那人喝什么茶？乌龙？还是香片？
--酌过多少欢乐？那尘封的酒杯。
--照暖多少夜晚，那落地灯。
我就那样周而复始的摩挲过去，仿佛置身散戏后的剧场，那些人都到哪里去了？死了？散了？走了？或是仍在？
有人吊贾谊，有人吊屈原，有人吊大江赤壁中被浪花淘尽的千古英雄，但每到旧货店去，我想的是那些无名的人物，在许多细细琐琐的物件中，日复一日被销磨的小民。
泰山封禅，不同的古体字记载不同的王族。燕山勒铭，不同的石头记载不同的战勋。那些都是一些"发生"，一些"故事"。
我喜欢看到"故事"和"发生"。
那么真实强烈而又默无一语，生活在那里完成，我喜欢旧货店。
10
我有一个黑色的小皮箱，是旅行时旧箱子坏了，朋友临时送我的。朋友是因为好玩，跟她一个邻居老先生在"汽车间市集"（即临时买旧货处）贱价买来的，把箱子转变给我的时候，她告诉我那号码是088，然后，她又告诉我当进卖箱子的老先生说，他所以选088，是因为中学踢足球的时候，背上的号码是088。
每次开阖箱子，我总想起那素昧平生的老人，想起他的少年，炒起蚵仔煎来。
我惊得目瞪口呆。
原来，这样也可以是一种婚姻的。
原来，他们是可以骂完或者打完而不失其为夫妻的，就像手心跟手背，他们根本不知道"分"是什么。
我偷眼看他们，他们不会照那些权威所指导的互赠鲜花吧？他们的世界里也不像有"生日礼物"或"给对方一个惊喜"的事，他们是怎么活下去的？他们怎么也活得好端端的？
他们的婚姻必然有其坚韧不摧的什么，必然有其雷打不散的什么，必然有婚姻专家搞不懂的什么。年轻的情侣和他们相比，是多么容易受伤，对方忘了情人节，对方又穿了你讨厌的颜色，对方说话不得体……而站在蚵仔铁锅后的这一对呢？他们忍受烟熏火燎，他们共度街头的雨露风霜，但他们一起照料小食摊的时候那比肩而立的交叠身影是怎样扎实厚重的画面，夜深后，他们一起收拾锅碗回家的影子又是怎么惊心动魄的美感。
像手心跟手背，可以互骂，可以互打，也可以相与无一言，便硬是不知道什么叫"分"--不是想分或不想分，而是根本弄不清本来一体的东西怎么可能分？
我要好好想想这手册之外的婚姻，这权威和专家们所不知道的中国爱情。
一式一样的饭盒，一旦卖出去，将各装着什么样口味的菜？给一个怎样的孩子食用？那孩子--一边天天吃着这只饭盒，一边又将茁长为怎样的成人？
同样的垃圾桶将吞吐怎样不同的东西？被泡掉了滋味的茶渣？被食去了红瓤的瓜皮？一封撕碎的情书？一双过时的鞋？
五金店里充满一切可能性，一切属于小市民生活里的种种可能性。
我爱站在五金店里，我爱站在一切的"未然"之前，沉思，并且为想不通的事情惊奇。
11
这个世界充满了权威和专家，他们一天到晚指导我们--包括我们的婚姻。
婚姻指导的书也不知看过多少本了。反正看了也就模糊了。
但在小食摊上看到的那一对，却使我不能忘记。
那天刚下过小雨，地上是些小水洼，摊子上的生意总是忙的，不过偶然也有一两分钟的空闲。那头家穿着个苯笨的雨靴，偷空跑去踩水，不知怎的，他一闪，跌坐在地上。
婚姻书上是怎么说的？好像没看过，要是丈夫在雨地里跌一跤，妻子该怎么办？
那头家自己爬了起来，他的太太站在灶口上事不关己似的说：
"应该！应该！啊哟，给大家笑，应该，那么大的人，还去跃水玩，应该……"她不去拉他，倒对着满座客人说自家人的不是。我小心地望着，不知下一步是什么，却发觉那头家转身回来，若无其事地。
（看自《特别关注》摘自网络）
340、《中西绘画比较》 范曾
古希腊为什么雕塑那么好，我们看到米洛岛的维纳斯像仅仅是其中的一尊，它有数以千计的古希腊雕刻，丰富的不得了，而且一个个都是那样的精美，为什么？古希腊有大理石，古希腊人高鼻深目，在那阳光光照时间又长，在阳光光照之下，大理石所投出的雕刻上的阴影这是个美的所在，你在没有大理石的地方你很难用其他的质地来塑造这样的东西。可是在中国，我们有彩陶，我们的陶土无论是大汶口的，无论是仰韶的，无论是马家窑的，或者是河姆渡的，陶器之发达在那个时代也是在全世界了不起的，因为离现在已经五千年了，甚至到七千年了，所以我们远古的先民的艺术创造和他所居住的条件和他所可能提供的材质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审美的习惯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凡是意识领先的审美都是不能久长的，你譬如讲，叫人们做一件事情，一定规定大家都要做，你能久长吗，如果讲这个事情是能够凭着一些意志能够久长下去的，那么它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所有从事这个的人和你有同感，如果讲没有同感的话，用意志来驾驭人们的审美，他必然的局面就是不能持之以恒，不能长久继续，这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以希腊和中国为例，你知道古希腊的神话和中国的神话是完全不同的，古希腊的神话它因为它的地域有限，它就是爱奥尼亚海和地中海，还有一个奥林匹斯山，这个山形成的神话，这里出现的神，各司其职，譬如讲太阳神，他主持公正，狄奥尼索斯主持音乐舞蹈，因为它地域有限。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神话面积太大了，有东海系统的神话，有楚文化的神话，有昆仑系统的神话，在上古又没有交通联系，不可能构成像古希腊那样有体系的为人所公认。那么我想这就是古希腊神话和中国神话不同的地方。
中国古代，人的语言和思维方法和古希腊的语言和思维方法是不一样的，你看从苏格拉底开始，他要分析一个人死了以后有没有灵魂的存在，他可以写上数以万计的字来说明论证这个问题。中国古代的典籍要言不烦，你们知道禅宗的典籍，它讲妙悟者，不在多言。不光是佛教如此，道教的经典、儒家的原创经典也是很精炼的，也是要言不烦。可是古希腊不是这样，他的思维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推理的思维，演绎的思维。推理的思维就要追根究底，感悟的思维就是得其大要。一个是追根究底，一个是得其大要。这两个思维方法不一样。追根究底这种思维方法影响了西方的雕刻和绘画，你看西方的雕刻你摸了它，像皮肤上有温度，而东方的雕刻你摸摸那个秦始皇陵兵马俑，你再摸摸乐山大佛，它不在于解剖那么样的精确，那么样的讲究，你看罗丹《青铜时代》出来以后，竟然评论家认为他是根据真实的模特翻的，根据一个真实的模特体型翻石膏，然后铸出来一个铜雕，他能精确到这个地步，米开朗基罗为了研究他解剖尸体，我们讲了解一下浅层肌肉就行了，他们这个雕刻家要了解深层的肌肉。米开朗基罗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雕刻家，我们可以看他佛罗伦萨城的《大卫像》，这个像雕的是杰作，还有他的美第奇陵墓上雕刻的《晨昏昼夜》，这四个雕刻那简直是令人震撼，如果讲他没有严格的科学解剖的常识和知识，他对肌肉的把握哪里可能那么好，你看他画的西斯廷教堂里面《最后的审判》，里面出现了几百个裸体，每个裸体画的都那么好，西斯廷天顶画也是米开朗基罗画的《圣经故事》，从洪水到失乐园，整个都是米开朗基罗，他曾经跟人家讲，我希望我画的油画人们看了像雕刻，一般我们人的视角只能六十度，在六十度视角里面所看的远近物体构成的它的形状，构成的它的透视的变化，都离不开我们这个六十度的视角，古代西方的油画都是在六十度视角之内的一种透视关系。可是中国你看，我举一张画，《清明上河图》这张画画的是几十里的一个场景，屋里屋外，桥上桥下，各种人等，船里船外都能画出来，这是任何西方绘画做不到的，在中国用的是一种散点透视，你看到哪画到哪，没关系，在一副画上绝对不会影响。伦勃朗的《夜巡》他一定是六十度视角，人们的关系一定是在一个非常确切的科学的空间里存在着。中国人从一开始一直到后来，就没有用过焦点透视法，在中国我们称它为散点透视法，散点透视法对中国画的表现提供了一个极大的自由。
人类判断好坏还是有一杆秤，尤其是经过历史的考验的是比较准确的。在卢浮宫里可以看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圣母与圣安娜》，两幅画摆在那里，其他的画大家不看了，不是画的不好，能进卢浮宫的都是了不起的，可是就这两幅跳出来了，《蒙娜丽莎》为什么好，她在微笑，可是这个微笑是个永远不解之谜，她的美貌，可是端庄，可远睹而不可近亵，她后面的山川衬托了她的心境，这是一个非常安详而美貌的一个夫人。十七世纪荷兰的大画家伦勃朗在欧洲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画家，从我对艺术的爱来讲，我超过了对达芬奇，超过了对拉菲尔，超过了对波堤切利，他可以讲是从古典主义走向浪漫主义的不可忽视的一个伟大存在。他的油画被中外所有的艺术大师所崇仰。伦勃朗的《夜巡》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在亮光之下，有三分之二投到阴影里去，而阴影里所描写的东西是无限丰富的。如果讲西方有个画家像中国八大山人使我这样推崇的话，那西方我就选择的是伦勃朗。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高度，两个同样使我敬仰的艺术上的偶像，他们的表现是那样的不同，可是他们的画达到一个同样的至高的境界，为什么伦勃朗就比前面达芬奇还高，比拉菲尔还高，为什么八大山人就超过其他画家，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是我以我从事艺术研究实践六十年的经验来看我想我的看法比较接近事物本体的价值，你们看八大山人这个荷花，虽然寥寥几笔，有一股扑面而来的清新之气，它的荷杆具有生命的，我们可以想象它在风中摇曳，有一种清香，而这个东西都是通过最简略的笔法描写出来，这个人影响了整整四百年，到今天，中国没有一个国画家不推崇他，没有一个写意花鸟的画家没有临摹过八大山人的画。
莫奈的《日出印象》画虽然不大，但是这张画成为历史的一个里程碑，所谓印象主义就是从莫奈的《日出印象》这个题目出现的，为什么他会这么伟大，因为是西方的画家从来没有像他这样把主观的情怀投入到客观对象里去，中国画家离开主观对象对客观物体的投入是不存在绘画的，西方的写实主义他可以非常严格的把对象描画出来，可是主观的投入就相对的减少，可是莫奈他的《日出印象》我把它比作《圣经》上那个圣徒克里斯多夫，他托着一个新时代的大婴孩，走向了人间的艺术史。这幅画只可有一，不可有二。美术史只属于首创者，只属于没有愿望的人，你有此愿望，就不可能走进美术史。这就是莫奈当初画《日出印象》的时候他绝不会想到它的影响力之大。
唐代基本上在中国绘画上还是重写实，还没有到达一个写意的境界，因为写意的境界只有到了宋代文人介入以后，中国的写意画才得以发展。所以只要文人一介入，文人介入了禅宗，使禅宗的理论提升，使印度禅变为中国禅，文人介入绘画，使工笔画变为写意画，最后变为大泼墨，文人只要他们的智慧光照，就会月满中天，花开满树。这就是文人的力量。
材料对艺术语言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形成了东西方艺术一个根本的不同。中国的纸来自自然，檀皮、稻草，檀皮稻草要泡在水里，再晒，再泡在水里，再晒，然后沤起来，最后成为纸浆，它接受了大自然的风雨，接受了大自然的阳光。而墨，大家知道，松树在窑里烧，它的煤烟集聚，然后刮下来，和了胶捣，讲究的墨里面还要加香料，更讲究的里面还有珍珠粉等等。一块好的墨，工人要打十万杵。一根好的毛笔大概要几百个黄鼠狼的尾巴上最尖的部分，这个毛笔才富有弹性。孔子不是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所以画家对纸、笔、墨的要求是极高的。西方不是，它是化工产品，油画颜料。西方的化学发生的很早，那就是各种各样的精美的色彩它会研究出来。譬如讲我现在用的金粉，我现在用一些西画的颜料和中国的黄金的颜色一样，可是它一点不贵，很便宜，中国过去的金粉仅仅是在一个酒杯上有一层金子，要用小笔慢慢舔下来，一点点。西方的笔也是化工产品，它和大自然没有像中国这样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水墨画这个水非常重要，这个墨因为是大自然的，这个水是自然的，毛笔是自然的，因此水墨交融，这种境界只有中国画家能够体会到它的奇妙。为什么我的诗里有一句总觉胭脂成腐秽，须教水墨画阴晴。总觉得有胭脂粉就会使我的画不那么美。我将来的画一定会一点颜色都没有，因为我相信中国的水墨本身它具有一种对人的视觉的征服的力量。什么是好画，就是这个画挂在屋子里你每天路过它的时候它还能留住你两秒钟，这就是好画，如果讲这张画虽然挂在你那儿，你今年经过它根本不看一眼，这一定是坏画，坏画，好画就在这两秒钟。
西方的工具善于描写，而中国的工具善于抒发。因为油画它可以涂了改改了再涂，甚至用刮刀刮掉，因此它塑造一个物象可以非常真实而且体积感，质感。你看看委拉斯凯兹画的《教皇英诺森十世像》中的绸布，你都可以摸，感到是绸的。中国人不讲究这个，中国人讲究这个人所透露出来这种气象，透露出来一种神采，西方的工具善于慢慢塑造，中国的工具善于抒发，塑造是需要耐心的，抒发需要即时的激动。我曾今讲过，尤其在中国画领域，一定不要靠耐久力作画，而要靠兴奋，这种兴奋的感觉是中国的工具本身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塑造只有理性的深度介入，而抒发是感性的，飘风而逝。塑造则为持续而耐久的探求。而抒发则是即兴地来把握瞬息。
西方到了后期印象派以后，尤其莫奈的《日出印象》，那时候主观投入就多了，而且他把握的一个即时性，要消失的，因为日出的时候是瞬息，日落的时候也是瞬息。莫奈他渐渐的把主观的情怀投入到把握瞬息的感觉，对西方来讲是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西方油画画到像委拉斯凯兹或者安格尔，他们的写实技巧已经到了登峰造极了，这是很难逾越的，艺术界能够达至这个极限，这正是每一个大艺术家所应该终生的朝斯夕斯、念兹在兹的所追求。一个永无完结的一个境地。艺术家没有讲功成名垂这个事，艺术家永远在行动中。
当然我们不可以一并抹煞西方的方法。罗丹非常了不起，罗丹雕刻著名的很多，《加莱义民》《地狱之门》《老娼妇》《思想者》等等，他还有一个名雕《巴尔扎克像》，那个头雕刻的非常好，底下就像中国的大泼墨一样，写意，啪啪几笔，行了。这怎么形成的呢，他每天雕完了以后，都要用这个布把它遮住，那天不知道是刮风下雨啊，把他的布全拉下来，把那块泥全部弄掉了，大家一进来看说好，头还好，是不是罗丹把底下再修补一下，罗丹讲不要动了，现在最好。罗丹如果再多活一些年代，他可能他的雕刻要走上中国的大泼墨。这是很可能的事。也有相反的情况，过去有个雕刻家，雕刻自己的女朋友，这个女朋友本来长得就不怎么样，他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他就把她当作美女来雕，雕完了以后大家都说不像，有一天雕塑台子倒下来脸打扁了，大家讲像了。这和《巴尔扎克像》完全不是一回事，可是他遇到的情况倒是有点相似。《巴尔扎克像》出来以后，罗丹雕刻有些变化，像他的《老娼妇》，他雕刻一个老的妓女，这是个被社会蹂躏，看不起，蔑视到极点的女人，可是他能雕出一个崇高的圣象来，使人感到无限的同情恻隐，对社会的一个愤怒。这是罗丹的一个绝。而他当时的刀法，我觉得有写意的因素。我告诉诸位，有一个欣赏的惯性，这个人已然在我们的心目里，在我们的视觉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大家很清除了，他偶尔出来一个《巴尔扎克像》，塌掉了，巴尔扎克讲好，大家讲好。你没有前面人们的视觉惯性的话，你成不了。
我们讲比较学，叶嘉莹先生是很卓越的诗论家，她有次谈中国诗和西方诗，她谈了半天是谈它们有哪些地方是相同的，讲完以后我就讲你应该比较学，更强调它们的不同，为什么？因为我们比较学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文化的趋同，而是为了加强它们的区别。如果讲文化都趋同了，世界还有什么意思。
（看自《特别关注》摘自网络）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9-30 21:33 编辑
341、《课本已进死胡同 小改根本没用》叶开
核心提示：“教材改编所有内容被限定在‘爱国主义’等二十多个框架中。”上海作家叶开就当下语文教科书的问题接受凤凰网文化专访，他大声呼吁要求教科书不能受控于框架；他痛陈教材编写者读视野狭隘，“很多编者都是从《读者》类杂志挑一些非常糟糕的文章给孩子读。”叶开希望有关部门痛下决心放开手脚，将教科书真正作为语文学习的引导，拓宽孩童视野，培养有想象力的人才。
意识形态先行应让位于文化传承
凤凰网文化：你曾提到初中级语文课本被限制在各种框架中，甚至为此杜撰各种故事，能否介绍一下你认为最荒诞的几篇？
叶开：现在全国中小学的教材更选模式，主要是转向“组团编辑模式”，就是说它先有一个主题，然后找几篇课文来刊发这个主题，比方说这个主题如果是爱国主义的，那么它就是找几篇关于爱国主义的文章来说明爱国主义。
但是很多文章就是杜撰出来的。比如俄罗斯航天员返回地球，最后只有70分钟跟家人告别的故事，其实2008年有普通网友发现这个属于杜撰，《新京报》在11月也曾做过一个小专题，采访过像叶永烈这些作家，基本上确定是一篇完全杜撰的课文。
这种课文其实很多。我现在就发动很多教师、学生和家长一起来找，一个人的力量很微薄，大家一起才可能去伪存真。
凤凰网：篡改是否当下我们文化单元的一个惯例？
叶开：无论是哪一个文化领域都是这样，我们的教材首当其冲。更让我觉得尤其遗憾和沉痛的，是教材对孩子的影响实在太大，过多篡改，使得文化基本传承功能被隔离，被消失。
我和我的孩子年龄相差30多年，现在他们的课文跟我们过去没有任何两样。比方说以阶级斗争这样的角度来选文章，《刘姥姥进大观园》，《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这是《红楼梦》选的，但可以算是《红楼梦》最没有意思的一个章节。但为了说明阶级斗争、贫苦人民、封建社会冤案等，完全是主题先行，把《红楼梦》这么伟大的一部作品肢解成如此可笑的小小部分，孩子们以为原来《红楼梦》这么可笑，就不读了。
课本最重要是人道主义 教育应培养个性思想
凤凰网文化：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说，课堂知识不应该是说教，应该告诉学生社会发生了什么。民国老课本被认为编写透着“仁义礼智信”和“情趣”，我们应该从民国老课本里学些什么？
叶开：最重要的就是人道主义教育，我们首先要强调，教育就是面向人服务的，是人道主义，而不是狗道主义，兽道主义。你要培养活生生的，有个性思想这样的人才，就必须围绕着这个角度来进行教材的编写。民国时代它当时也有它比较相对明确的主题，一个是培养能够适应新时代的新型的人才，为中国当时的这个文化建设和国家的复兴做铺垫，很多伟大的教育先行者，他们都是这么实现的，所以他们也是非常成功的。
民国时期具体编写的内容，可能不见得每篇都合适我们现在，但是我觉得面向人的教育，个性化的教育，差异化的教育，尤其说培养独立，有思考能力的个人的这种教育，至今他们编写的思想，仍然超过了我们现在的编写思想。
凤凰网：在当下提倡回归传统、追寻国学文化的时候，尤其是许嘉璐委员长曾说，中华文化要走出去，我们自己的课本如何做到雅俗共赏，小朋友易懂，而又能够遵循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呢？
叶开：我一直在提教材差异化的问题，包括个性差异化，另外还有就是说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设置，另外我坚决反对教化先行。
中国传统文化有大量非常优秀的典籍，它不仅存在四书五经、那些我们现在知道的一些经典里，还存在其他编写者不大知道的经典里面。
包括比方说“唐传奇”里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故事，这些故事实际上在唐时所使用的语言，并不像后来明清时代的文言文那么晦涩，故事比较漂亮所以反而比较容易懂。
另外小孩对字形的记忆理解能力远远超过成年人。30年代朱自清先生就写过文章来谈论繁体简体字的问题。著名的心理学家在美国、中国做过大量的实际的研究来判断汉字的认知能力和西方文字认知能力，经过大量的研究，发现复杂字形在记忆上，中国汉字反而具有优势，因为它有个性化，更容易记住。另外小孩认字是非常容易的，尤其是这种复杂的字形，只要你把它说清楚，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凤凰网文化：儿童真正的审美和阅读能力，是否在当下中国被曲解、被贬低？西方教育体系中，常会让小学生就开始写研究社会科学的听起来很艰深的论文，这是否是中西方两种文化语境下对智力培养的区别与差异？而这恰恰会影响未来儿童的创造力与发展？
叶开：目前就是这样的现状，这跟我们当下的中外的教育体制，以及教育思想的巨大差异有关。中国它不培养个性化，不培养个人思考能力，也不主张个人想象力的发展，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所编撰的教材，以及它的教学思想，它都是不鼓励孩子发挥自己个人能力，或者说是逐渐培养它个人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另外一个还是服从我们的教育思想，意识形态化这么的一个教育背景。
另外在这样的一个教育思想下，有意的贬义和压低我们的学生的这种能力，就是说好像我们的学生就是它们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没有能力来接受理解，或者独立思考一个问题，我都讲过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孩子在初中和小学的阶段，绝对不比国外的那些同龄孩子差，我们恰恰相反，就是在后面，因为我们是，过去受的是打压式的教育，而他们是鼓励式教育，就是说鼓励你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你的想象力。
但学生毕业到了成年之后，已经完全是类同化了，就是缺乏了这样的一种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创造能力和想象力。
好教材注重引导阅读 课外书利于开拓视野
凤凰网：您对西方，或者近一点，东亚教科书有哪些了解？他们和我们有哪些异同？
叶开：我有一个同班同学，现在也是中学界资深语文教师，他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对比大陆人教版和那个香港一个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同时选入的、许地山那篇著名散文加《落花生》，这里面他总结出了两个非常重大的差异。
一是香港版是原文一字不删不改照录，人教版的那个教材呢，就是做了多处改动。
香港是完全照录了。其次对于这篇文章的设问，香港教材课后的设问和帮助，香港教材做的极其完善，其中有一条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阅读拓展”和“研究缩影”，告诉学生：在哪里能找到许地山的作品，如果去阅读这些作品，然后这些作品是怎样分类的，也就是说把教科书作为一个引导。
就像一个观光手册那样的，你不是看观光手册就够了，你是真正要透过观光手册的介绍去看更多的名胜古迹，语文也是这样。语文介绍了许地山的一篇《落花生》，只不过是一个很简短的介绍，它在引导。香港那个教材的编排就特别好，它在引导你如何去寻找许地山其他的作品去读，并介绍还有其他的什么作品，然后呢，他基本的一些作品的阅读方式，这个就是特别好。
过去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你要把宝藏的大门打开。
我不希望用“课外书”或者“闲书”这样的词来贬义对其他非教材作品的阅读，我对这个词特别敏感，因为我们过去当学生的时候，老师动不动就打击你，说你看闲书。就好象一不是教材的书，都是非常不重要的，是闲书，现在我们要扭转这样的观念，恰恰是那些可能要比我们的教材要重要的多，或者说起码它的重要性不亚于教材，教材所承载的含量。
如果一部非常好的教材，它也只能导游手册的功能。学生们要学会在老师这样一个导游解说员的引导下，在大概知道这些文化经典的状况情况下，学会脱离教材，而进入到其他的相关的学习领域中去，这样的学习方式是西方、东方都通用的，不仅是西方，我们东亚的金融，像日本，像我们的自己大华文文化圈，像台湾、香港、澳门，它们都是这么做的，就是教材它只是一个引导，我们的学生不能之专注于教材，停止于教材，禁闭在教材里，就像我们目前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一个局限性之一，就是把学生禁闭在教材这个狭窄的圈子里。
凤凰网：这是否是禁锢想象力的一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因素？
叶开：谈下去就很多了：比方说我们的考评模式，我们答案的唯一性，因为在文科，尤其是这个人文学科里面，这个文艺性的答案对小孩的伤害是最大的，就是说这个探讨开去，确实有方方面面有很多问题要谈，就是说我现在要报点喜，有很多教师，他们也在做着，很不容易的做着基础工作，包括很多教师，寄他们的专著来给我看，他们即便在封闭性如此强的教学领域里面，他们也是有良心的，有良知，有反思性能力的这些教师，他们都在尽量的开拓学生的视野。
比方说我收到一本书叫，苏州的一位高级语文教师，他的一本书叫《不拘一格不教语文》，就是说它里面即便说有一些东西我不见得特别同意，但是他就是说把语文这样的一个事业，扩展到相关的其他意识领域上面去，包括看电影，评价电影，包括听音乐，评价音乐，包括阅读其他的文学作品等等这些实践活动中去，我觉得相当的难得，我非常感动，因为他们在第一线做这样的教师，他们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有升学的压力，有考试成绩的压力。
所以我谈教材，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相当小的一个缺口。
凤凰网：有没有一些教师提出比较有建设性的看法？
叶开：从我个人来讲，对我来讲没有特别有价值的建议，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所以改革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的教师长期封闭在这样的一个语文教学圈里面，把这个当做整个世界，而且我刚才也讲，我刚刚发明了一个词叫做他们把语文当做一种特殊工种，特殊行业，好像我不教语文，我就没有资格谈语文了，他们会产生这样很奇特的这样一种信念，我不可能这样的事情，就是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都没有资格谈的话，你想想还有谁能谈？这样一种封闭性的思维，在目前语文教学界里面伤害性是最大的，而且是排他性非常强的。
所以我觉得要改革是目前来讲及其困难的，在教师的这个目前这个圈里面，挑选教师来进行教材的编撰，我觉得不可能跳出目前的这种思维模式，更何况我们目前所挑选的教师，还远远不是优秀教师，据我所知，都是一些相对一般的教师在编撰这个教材。
编教材变成抢肥肉 编者视野狭隘
凤凰网：那么为什么没有说，挑选一些像您这样的文学家、作家，真正的就是文化传承者去进行我们教科书的编撰，而一定要是通过教语文的这些老师来做呢？
叶开：你这个问题提到一个很敏感的问题，目前的语文教材是一块肥肉，是小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一个领地，这个确实尤为可恨，因为在这里面牟利，我觉得是非常缺乏责任感和道德洗礼，但是这个确实是事实。教材的编写是由他们控制，排他性非常强，你任何跟他意见不合，甚至说比他更好的这样的一些人是不可能进入这个编写组的。
像我这样的，接到过四五个编写组的邀请，我都拒绝参加，因为在那里面我根本无法体现我个人的思考，就是你完全按照他的那种条条框框，20个框架放在那，条框非常细的，非常可笑。
但是这些教材编写者的阅读视野非常之狭隘的，他们不管对传统的文化，还是各方面的文化，各方面阅读的面，不是说跟真的优秀的专家相比，跟我比那也是差很多；他们很多人都是从什么《读者》这样的一些杂志里面挑选一些非常糟糕的文章，来给我们孩子读，属于恶性循环，这点比较可怕。
目前来讲，我刚才在回答其他的那几个，我提问的时候也说到，目前要打破这个僵局，就是希望我呼吁，也借你们这个呼吁就是说教材真正放开。
就是目前有一个风声说是教育部又准备回收编写权，重新编写全国统一性的教材，并且打通文史哲，我个人是对“打通文史哲”这样一个说法是持赞同的态度，但是我大声的呼吁，就是不要再收回中央统一编写教材的这样一个模式，然后要放权。
像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教材是放到地方，有几个重要的地方省市去。我希望真正的放权，然后教材引入有实力的大型出版社，有能力，有实力的大型出版社，让他们自己组织相关的优秀专家、学者来自主的编写教材，并且允许学校自主挑选，真正做到教材编写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才是对我们中国民族文化教育的一个真正有效的一个提升，不然的话，尤其是教材这一块，已经走入一个死胡同了，任何的小修小改已经无济于事。
我要提醒一个小小事实是，你我看到的这几本民国教科书，只是一千多种民国教科书中的优秀代表作。当时有一千多种教科书，而我们现在小学教科书只有12种，初中只有8种，高中只有4种，全国13亿人口，就是说要真正放开，能不能痛下决心放开，为中国文化复兴大业，就要看教育力度改革有多大，教材的放开力度有多大。可以在良性的循环中，竞争中，让优秀的教材不断的优化下去，这个才是真正培养中国新的创新性人才的一个非常基础的部分。
鲁迅文章增删不必过度关注 否则破坏教材自主性
凤凰网：鲁迅的文章今年在课本中也大删除了，被民众评价为“教育需要改革，可是有点矫枉过正”，您怎么看？
叶开：鲁迅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件，他不是一个文学人物。如果我们把鲁迅当做一个优秀文学家，一个文学大家，你就很容易明白，因为一些文章的被选用，和被不选用，它本来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在中国，鲁迅有特殊的含义，被放大了。鲁迅有一些文章被选用教材确实不怎么样，鲁迅本人也有更好的文章可以取代这些，这是一。
其次呢，如果说真正的是公正的考量，适当更换，删减一些篇目都很正常，因为鲁迅占据了被选文章的第一份额，稍微进行一些变化本来应该是很正常的事，而且即便是撤换，他仍然是最多的被选入作为教材。
他的一举一动牵动了方方面面的关注，这种过度的关注，反过来确实也破坏了教材编写的一个独立性和自主性。
(摘自凤凰网）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0-1 12:53 编辑
342、《高考语文改革的走向分析及建议》温儒敏
高考改革紧锣密鼓。不久前，教育部宣布2017年将全面实行高考改革，虽然提得比较原则，但一石激起千层浪，影响巨大，最近一些省市相继出台了改革框架方案，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拿北京的框架方案来说，办法是逐步推进，这两年先改填报志愿等规定，到2016年，就有大动作，即：高考只考语文、数学与文综理综，语文180，数学150，文综理综分别为320，英语社会化考试，一年两考，满分100。预计到2017年，就可能不分文理，只考语文数学，英语和其他各科全改为学业水平考试或社会化等级考试，不再列入高考。 其他省市的方案也大同小异。虽然一些细节仍然未有定夺，但路线图大体出来了，改革的总的思路已非常明确。
现在大家所关注的，主要还是考试科目的变动，以及招生制度的改革，其实非常要紧的，还有考试内容、形式的改革。可能因为改革的措施来势汹涌，人们对此还来不及仔细思考。拿语文高考来说，随着总分的增加，考试的内容、方式会有哪些变化？对教学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备考应当朝哪些方面调整？都应当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最近我认真研究教育部相关的意见，以及一些省市的框架方案，认为未来的高考语文除了增加分值，很可能还将朝几个方面做大的改革。
1、命题将更加注重运用教育测量理论和命题技术 教育部正在组织相关部门重点研究基础教育语文学科质量检测体系，包括检测工具、模板、手段的制作，虽然主要是面向学业水平考试的，但其某些原理、方法也可供高考语文参照。以往每年高考结束后也都有人对考试情况进行测量研究，问题是往往不够重视，未能很好地将这些研究用来指导命题。估计未来几年高考语文的命题将从过多依赖经验，转向适当运用先进的测量理论和命题技术。比如，如何提高语文高考的信度和效度，命题如何设定适当的区分度和难度系数，怎样的题更能考察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各种题型如何搭配，等等，都将会有更科学、更有可操作性的设定。
这几年有些省市语文高考试卷的设计水平不一，难易程度相差较大，可能有的是由于行政干预，或者为了照顾地方特色，其实离科学性仍然较远。举例说，去年有个别语文试卷的题量猛增，特别是阅读题，有15%-20%的考生是做不完的。对此有些争议。其实选拔考试总要拉开距离，一部分考生做不完，这很正常，但估计到底多少考生可能做不完？设计考题时，就应当使用测量理论和技术去预测，要先有合理的设定。
2、命题所依赖的材料范围将大大拓展 现在全国卷和各省市卷的命题有很多是依赖题库的，而多年建立的题库覆盖的范围偏窄，都有点陈陈相因，彼此克隆，不足以支持高考语文的改革。因此一些省市可能会致力于题库的建设和扩容，广泛征集考题。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高考语文命题依赖的材料主要是文学方面的，也就是“文学化”太过了。这当然也受制于整个语文教学的状况：我们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太偏重文学，视野不够宽，而且文学的教学也并非就是往审美和情感教育方面靠，而是局限于琐碎的分析，这肯定不利于培养现代人才的。
我看到去年某市的语文卷，六七道大题全都是文学类的，很少涉及其他领域。这恐怕就不太合适。其实这几年有些省市的语文高考已经注意到这一偏向，逐渐拓宽命题的材料来源。比如2013年的全国卷和一些地方卷，命题材料覆盖面就比以往要宽得多，除了文学，还有哲学、历史、科技、社会、经济、时政等。估计这也会是今后改革的一个方面。
3、更加注重逻辑思辨能力的考查 这是多年来语文高考的弱项，现在越来越受到质疑。前年高考刚结束我在《人民日报》等媒体曾呼吁，语文高考特别是作文命题，要适当往理性靠拢。我们终于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些改进。比如去年全国卷的阅读题，就采用了“非连续文本”，给一组材料，观点并不连贯，甚至彼此相左，让考生去辨识、归纳和发挥。这有点类似于考公务员的“申论”，看重的是思辨能力。去年广东卷提供的阅读材料之一是贺麟的《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哲学文章，读起来有些难度，难在思辨。这是可以考思维能力的（可惜给的选择题太浅）。可见命题者开始重视朝理性考察这个方向努力。
现在的学生普遍缺乏逻辑思维训练，缺少理性分析能力，这和语文教学的偏颇相关，而高考语文对此也责无旁贷，一定会想办法去引导改善。
4、有意识考查读书的情况，包括课外阅读、经典阅读、阅读面与阅读品味 现在的语文课只注重精读精讲，注重做题，读书很少，学过语文却不怎么喜欢读书，这样的语文课是失败的，语文素养更无从谈起。课标提倡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读整本的书，是有针对性的。课改之后探索开设选修课，本意就是拓展阅读面，可是受制于高考，很难实施。近年来也有个别省市高考语文开始重视考察读书的情况，甚至围绕课外阅读情况的考察来设计试题。另外，这两年很多试卷都出有背诵填补经典名句名段的试题。我认为都是应当鼓励的。读书状况其实最能体现语文素养，高考语文理所当然要重视。
我们看到已经有这方面更“大胆”的尝试，如去年四川卷就有这样的题：从曹雪芹、贝多芬以及文学形象大卫·科波菲尔中任选一人，用二三百字去续写下面的话：“即使在最恶劣的境遇中，人仍然能有一种不可剥夺的精神力量，这就是苦难带给人生的意义。”这样的题其实就是考文学修养和阅读面，考表达能力，非常好。我相信类似的考察读书情况的命题，在今后的高考语文试卷中肯定会增多。
5、作文的改革，估计分值不会大增 语文高考提分180之后，按理说水涨船高，原来60分的作文分值也会增加，本来作文考试最能检测综合能力，分值就应当更多一些。甚至有人认为语文可以只考作文，但我估计作文分值不会大增。因为作文评判有一定的主观性和模糊性，如何尽量限制和克服这一点，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但作文评卷的特点决定了不可能做到像数学那样精确，如果作文的分值太大，就增加了不公平的可能性。看来高考作文还是会维持60分的分值。也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设计一道60分的大作文，另加一道15至20分的小作文，或者叫“微写作”。大小作文各有分工。大作文注重综合能力考察，小作文则指向应用或某一方面写作能力，一二百字，比如写一封信、一篇倡议书、一则说明或评点，甚至仿写一段论辩词，等等，可以很灵活。也不必全都设计成应用文，前面提到的去年四川卷的那道“续写”的考题，其实也是小作文。高考作文无论大小，都会有“限定动作”，与平时写文章毕竟不同，但又会引导开放思路，发挥个性。两者之间恰当的平衡，体现命题水平，也是一种改革。
还有一种现象也值得探讨，现今的高考语文几乎都是做完全部考题之后，再做作文，往往剩余时间不多，作文只能草草收场，本来最适合考察综合素质的，却变成最难考出水平的。这也是高考作文的一弊。于是有专家主张高考语文分为两段时间，一段是考作文之外其他试题，按规定时间交卷后，开始考作文，这样就保证作文有充裕时间。这种建议有合理性，就看如何操作。这都需要在改革中去探索。此外，我在不同场合多次批评过的高考作文评分“趋中率”畸高，导致选拔功能大为弱化，并影响到作文教学的“痼疾”，也期望能在这次改革中得到医治。
如今中学作文教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全线崩溃，全都是瞄准考试的套式训练，几乎人人喊打，又人人参与。未来高考作文的命题者不会再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充耳不闻。无论如何，一种改革的共识正在形成，那就是让高考作文回归理性，强化思辨，摒弃宿构、套作、模式化与文艺腔。
6、题型和各类题搭配的改革 现在每年高考全国有十多套试卷，大致就是一种模式，即语文知识运用、古诗文阅读、现代文阅读和作文等几个板块，大约20道左右的题量。因为题型模式单一而且固定，就导致不断强化应试式教学，熟悉答题套路就能得高分，结果难于考出实际水平。改革之后试卷模式应当更多样化，不再年年套路相近。只要符合课标要求，完全可以放手去开发新题型。加强综合也是一种改进，以往同一试卷中几个板块彼此分散隔离，甚至同一个试题中几个小题也缺少联系，以后不妨改为从一个（组）材料中同时引发五六个题，将阅读、写作结合起来，在同一个语境中去解决词语、名句填写、文学常识、内容理解辨析等问题。这也能更好地考察综合能力。改革后的命题应紧密联系学生的日常语文生活，体现语言文字的实际应用，考查学生利用语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目前课改在强调研究性学习和综合性学习，高考命题也应当往这方面有所靠拢。
再具体一点说，语文基础题除了历来常见的字、词、音、病句挑错等考题之外，有可能增加对语感或者语用是否“得体”的考查。文学作品的赏析题将更加注重考察感悟力，而不只是辨识“情景交融”“对比手法”之类。
现在的高考语文阅读部分只注重考阅读理解，题目往往切割得很琐碎，反而忽视了整体把握能力，还有，就是很少关注阅读速度，并不利于考出真正的阅读水平来。高考语文阅读部分应当有新思路，适当增加对整体感受力、理解力的考查，而不只是出技术性的细部分析的小题，最好还能考一考阅读速度。增大阅读材料的长度，可能是办法之一。此外，阅读题中“非连续性文本”肯定会成为“新宠”，而且分值不低。
7、文言文命题的改革 预计今后断句题和翻译题会增多，虚词等的知识性的考查相应减少。现在的文言文命题也是套路化，大都是以“读通”为标准，这对教学的直接影响就是把文言文当成“死语言”来教。文言文命题应当多一些与现代生活的关联，多一些文化意味。近年有些省市的文言文命题有创意。如2012年浙江题：“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让学生谈两种标点方式反映出的孔子对人、对马的态度，并要求谈对后一种句读的看法，就不满足于“读通”，而有文化思考。这就是一种改进。
因为现在强调重视“传统”，很多人预测文言文“地位”将在高考语文改革中飙升，增加分量。但不见得会这样。我觉得现在高考语文的文言文所占分值（除去作文）普遍已经达到40%甚至更多，这个比重不宜再增。道理很明白，现代社会还是用现代语言思考和交流，再说，文言文因为好“拿分”，现在中学语文教学的精力一大半都给了文言文了，如果高考的文言文再增分值，就会加剧语文教学厚古薄今的失衡态势。我想高考语文命题是会考虑这一状况的。
改革的锣声刚刚响起，有些人就担心“换汤不换药”。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也要看到改革的大趋势已不可阻遏。高考的政策性很强，虽然总是饱受诟病，但考虑公平和维稳，改革的步子一直是很沉重而缓慢的。而这一次改革框架的出台比较猛，是因为整个社会大的改革潮流在推动。如果这场改革不满足于减少考试科目，而切实地在考试内容方式以及命题、阅卷等方面做一揽子改革；如果能进一步解放思想、纠正弊端，那改革就是很值得期待的。
（摘自《教师博览》2014第10期）
发点张贤亮的文章吧？
我刚下载了他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343、《 教育的狂欢》佚名
好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几千人披着暑热聚集在开阔的场地，密匝匝地挨在一起，听一个人在台上激情演讲，跟着一个人高呼口号：“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老师，您辛苦了！”“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一忽儿，几千个学生涌向队伍前和老师拥抱；一忽儿，几千个学生站起来，向身旁的爸爸或妈妈鞠躬。突然间，几千人鸦雀无声；骤然里，几千人掌声如潮。
六月的暑气羞涩地消失了，火红的晚霞收敛了，天色越来越晴明，风越来越清爽了。
这样的场面小时候经历过。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也是成千上万的人跟着一个人高呼口号，也是成千上万的人耸立在广场上，也是一样的是群情激昂，热情似火。
不一样的是，过去的是革命的狂欢，今天是教育的狂欢。
以我的观察，这里的学生大多是朴实的，说话和做事都有一种沉静的气息。平日里上课时，无论是怎样的话题，也无论他们知还是不知，他们总是安安静静的。他们的发言，可能是滔滔不绝，但不会盛气凌人。我没有看见过他们激烈的表现形式，即便是生气，也难得见粗蛮。遇到好笑的人事，也笑，但不是笑不可抑，他们好像经常拿了一个尺子，遇到过分时刻就自己退回了。我常常暗暗地拿他们和我以前的学生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属于内向型的。有时我想，可能这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粤菜是不见有像辣椒之类的刺激物，煲汤也很清淡，防避火气似乎是基调。南国的天，热的时间长，但很少见35度以上的天气，而且再热的天，晚上总有凉爽的海风，这好像是南国人天赐的尺度。
我已习惯我的学生了，并且自己叮嘱自己，上课不要像以前那样放开喉咙，不然跟整体气氛不对劲儿。但我今日感到十分的诧异，在台上那个人的一再鼓动下，他们的声音渐渐地高了，越来越高了，为的是符合台上那个人向他们提出的声音方面的要求。我感到了不安，不断将眼光放到沉静的远山上和清明的苍穹里，以免被这样狂欢的热浪淹没了。在我的意识里，感情是固体，而情绪是感情蒸发成气体。我感到这几千人的感情在蒸腾，在挥发，不由地对这样的教育狂欢抱有深深的忧虑。
开学初，我也经历过一次狂欢。那是在剧院里，当演员在不停地旋转，不停地蹦跳，不停地声嘶力竭，不停地开放，不停地要求我们加入狂欢时，我和别的观众一起站了起来，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光明棒，不停地敲打着手中的人工掌，不停地和演员一起唱。我感到我的心在渐渐地开展，越来越饱满而富有弹性，终于轻松得无比宁静。但今天的教育狂欢，我却是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沉重。
狂欢终于结束了，人群在瓦解，听得扩音喇叭里传来一遍又一遍的推销员的声音：“……现在还有少量的演讲书，少量的光盘，少量的录音磁带，请要购买的同学，家长，老师到前面来……”我随着人流往回走，遇到一位女老师，她感慨地说：“我们一年也比不上人家一两个小时！”我问：“怎么的？”她说：“太感人了，学生都被感动得眼泪汪汪的，哪像我们，教育他们一年也没有这样的效果！”我差点表示我的怀疑，但还是止住了，还是慢慢观察事实吧，也许是自己的感觉有误。何况在这样的大势面前，最好是和人流一起走。
我到了房间，回想刚才的事，怀疑的阴影又笼盖上来。在人们热烈感动的时候，你能扫人的兴吗？但现在，在我的私人空间，我可以发表我的意见，可以摹拟着向演讲人询问。人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意思是教育是个慢活儿，教育人不容易，但今天晚上几千人的思想问题被一个人瞬间解决，为什么有这样的神奇效果？真的是教育水平、教育能力相差太远的缘故？人们又常说，大爱无言，润物无声，可今天晚上这样声嘶力竭，这样盛气凌人的演讲，真的是教育的另一种模式的诞生？前不久，我还聆听塞涅卡的谆谆教诲，他跟我说：“发表冗长而激烈的演说，这种精力和热情更应为沿街叫卖的小贩所具备，而不大适合于就一个严肃而重要的内容作演说的人，不大适合于一个教师。”我把这话谨记在心，因为里面明晃晃地提到了“教师”。塞涅卡又跟我说：“况且语言注重的既是表达真理，就该简洁明了，朴素自然。所以你谈到的那种演说作风与真理格格不入，它的目的只在折服大量的听众，凭借其狂热的煽动力量，使涉世不深的人们为之着迷，失去理性。那种演说不允许别人对它加以仔细的讨论，总是话音一停即烟消云散。”塞涅卡说对了呢，还是过时了呢？毕竟他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几千年前的古罗马人。不过塞涅卡说的有一点可能不符合今天的情况，那几千学生的感动是真的感动，因为我在往回走的时候，就有一个学生跑到我的身边，腼腆笑着对我说：“老师，谢谢你！”当时我一愣，问她：“什么事呀？”她显然不知说什么好，又说了一次：“老师，谢谢你！”这下我明白了，她是受了刚才演讲的影响，心里激动，见到老师就说：“老师，谢谢你！”我不知道她是泛泛地从普遍意义上说这样的话，还是真的感到受了我的教育点滴之好。我害怕的是，如果她是因为情绪激动才这样说，或者因为一种情势压迫才这样说，那么，等到有天她平静了，狂欢的气氛没有了，以及这种气氛所产生的一时压力消逝了，是不是有一种好笑的感觉留在心头，就像我小时候接受革命的狂欢今日觉得好笑一样？
有一段时间，我常常想，我们中国大多家长、老师，总以为教育是语言上的事，所以教育的故事充斥着教训、唠叨。其实教育是心灵的事，是实践体验，一个教育者是从心灵的深处明白了一个人生的道理，再加上所付出的人生经验，这才可以把它说出来，这样的教育，儿童就会敏锐直觉到话语里面的温暖、润泽，就好像感觉到血液流淌、心脏跳动一样。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教育这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运用心灵的力量，而是运用逻辑的力量。我们的逻辑是，既然这些规则、原则、原理等等是对的，那么，受教育者就有责任和义务将它接受下来，并付诸实践，而全然不考虑教育者是否付诸实践。教育者好像只有教育的权力，而不存在实践教育话语的义务。
今天教育的话题是爱，这是一个最为温柔的话题。爱是自发的，不是自觉的，它是因可爱而爱，而不是必须爱而爱。今天演讲人讲爱国、爱老师、爱父母，这无疑是对的，在一个缺乏爱的时代，宣讲爱正逢其时。但是，整个演讲下来，一个基本的命题是：你们缺乏这些爱是不对的，你们必须爱。譬如讲爱国，演讲人采取的策略是，用仇恨和耻辱来激发爱国之情，但给人总体印象不是谈爱，而是谈恨。当然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策略，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更多的谈谈我们的体验，谈谈我们体验到的国家是如何如何的可爱。今天你大谈美国轰炸大使馆的事件，大谈非洲运动员如何遭受发达国家歧视又如何为国家争气的事，然后问几千名少年：“你们说，要不要爱国？要不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那些少年当然激愤地说“要”了。但激愤消逝了呢？或者我们国家强大了呢？他们还能不能说“要”？更为重要的是，将来他们成为国家的建设者，他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应不应该将民族的仇恨渗透其中呢？那样符不符合国家利益？再如谈论学生热爱老师的事，反复强调老师付出如何如何之多，而他们并不知晓；老师是如何如何爱学生，甚至比爱自己的孩子还爱得深，并且举例说某某女老师因为爱学生决定三年不要孩子。这些都不是真理，虽然是真事。一个老师是不是付出劳动越多就越是爱学生？一个老师爱学生超过了爱自己的孩子，这平等吗？符合人性吗？女老师为了学生不要孩子，她的母性在哪里？我们不能给下一代灌输非真理的东西，那不是教育，那是误人子弟。
学生要爱国，要爱老师，要爱父母，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是孩子，而我们是长辈。我们要让我们变得可爱，才能让孩子自发地爱我们；我们要不断地实践爱人的信念，他们才能对世界充满着爱。我们不能将我们的付出拿来交换孩子的爱，不能让爱变成一种沉重的赎罪行为。爱应该是美好的。
我在反思我们的教育狂欢行为，绝对没有丝毫不尊重演讲人的意思。他无疑为演讲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而且许多材料、体验是非常感人的，在听讲的过程中，我的胸中不时涌起澎湃的激情，我的眼眶有时也悄悄湿润。但是，我不会忘记我是个教育者，我应该更多地思考，更多地辨别。
（摘自《教师博览》2014第10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0-5 20:06 编辑
344、《台湾的主人》李承鹏
我流窜台湾，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我两眼放光，因为又发现一件好玩的事情：每天傍晚七点左右，我住的小酒店旁边那个巷口就会准时涌出不少男女，拎着制式相近的袋子站在路边，秩序井然、蔚成建制，仿佛在等待一件重大的事……等我吃完便当返回街口，人们退潮般忽又不见了。训练有素、每天如此。我一度在“快闪行动”和“传销组织”中做着大胆选项。后来才明白，这其实是居民们在排队倒垃圾。
这就是著名的“垃圾不落地运动”。我曾很奇怪台北街道很干净，为什么却看不到什么垃圾桶？原来，台湾不仅随地扔垃圾被人鄙夷，每个人也必须是垃圾的第一个处理环节，台北规定市民须用专用垃圾袋把垃圾自行分类，分“可回收”“不可回收”“厨余垃圾”……在指定地点、时间直接交给垃圾车收运，连马英九都亲自上阵示范。由于垃圾袋需付费，更由于民众已建立减少垃圾制造的自觉意识，仅台北就由上世纪90年代中期每日掩埋2501吨减少到现在的每日掩埋55吨。垃圾焚烧量大大减少，空气质量大为好转。
想像2300万人口的台湾，每天傍晚固定时间，成千上万的居民在路口整齐划一分类和运送垃圾，风雨无阻，这画面实在有些震撼。差不多同一时段，不少的大陆居民正守看疗伤节目，或大跳广场秧歌，骂环境污染，然后一地垃圾……也挺震撼。
肯定有人要夸台湾民众就是素质高。可是，大量的历史图片和文本记忆表明，过去的台湾也垃圾遍地、蝇蚊成群。你要是批评餐馆老板乱扔厨房垃圾，他还会瞪眼睛。又有人归功于台湾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德。也许吧。就在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时，蒋介石针锋相对地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大力宣扬传统道德文化，每一间教室都挂上了“礼义廉耻”。可是如果你不那么诗意化，就会发现这项运动推行了一、二十年之久，台湾仍旧肮脏不堪，官商勾结、警匪沆瀣一气。人们互不信任，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
为什么传统文化和美德二十年不显灵，忽就大放异彩？我问过很多台湾人。他们也莫衷一是，有的甚至奇怪地看着我，反问：爱护环境不好吗，待人礼貌不好吗。当生活已习以为常，置身其中的人们倒忘了最初的原因。
一名台湾学者说：解严之前，政府也投入过上亿巨资治理污染，但效果不佳。1996年，台湾第一次开始直接民选总统；1997年，全民参与的垃圾不落地行动，大获成功。另一名曾因上了国民党“黑名单”十年被禁止回台湾的教授说：过去台湾人也凶巴巴的，1990年我回国以后发现，人们忽然变得讲礼了，制度变了、人心就会变。
对于他们的答案，我没有答案，我甚至怀疑这太偏于政治诠注。民主并不能直接带来美德，南非打劫、印度轮奸的事也并不少见。我不得要领，仍然每天看到人们拎着大包小包在路口等待垃圾车响起那标志性的音乐，低声交谈、邻里融洽的样子。有一天，我忽然有个阴暗想法，忍不住问一名卖“面线”的摊主：“既然专用垃圾袋需求量这么大，有没有商家生产更便宜的仿冒垃圾袋，商家赚钱、居民省钱，反正收运垃圾的人员也不会仔细检查是否正版垃圾袋。”他显然没准备充分，眼神直直地看着我，想了一会才说：“这袋子卖的钱用来做环保的，我们买假冒商家的，政府怎么有钱做环保。”我又问：“政府又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悄悄得点好处就可以了。”他看着我，有些恼怒地说：“要什么好处，这里就是我的家，这样子做对不起自己啦。”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曾访问过的方荷生也这么说过。我被触动到了什么……台湾过去垃圾遍地，也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里就是他们的家；现在台湾全民参与垃圾不落地，其实是在参与一场每天进行的社会管理。
当台湾在独裁时代，即使独裁者真心诚意进行道德建设、呼吁社会责任，但一切由独裁者决定，民众不会认为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无权参与管理社会，也就无意公共道德。垃圾遍地、同流合污成为常态……当台湾转型，哪怕并不十全十美，可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主动配合，其实是保护自己的权益。人性就是这样，参与度是与道德感成正比的，无权利、无义务，无参与，也就无责任。
我本还想问那摊主一句：“不怕那些垃圾袋的钱被官员贪污了吗？”但是没问。我想起那天在台北市议会，我问“有没有市民跑来告官。”工作人员带我到一间大办公室，说：“这就是告官的地方，议员接到投诉就可以发动质询。”想不到台湾也有上访办，联想到于建嵘先生的经历……
我就问：“要是议员包庇官员怎么办？”他说：“怎么会？议员巴不得有斗官的机会呢。”我又问：“要是官员贿赂他，怎么办？”他说：“多少红包能堵住他的嘴啊，下次选民就不选他当那个选区的议员了，他就亏了。”我继续追问：“要是红包大到让他无法抵挡诱惑呢。”他耐心地解释：“就算这名议员私结官员，民众还可以找其他议员，那些议员正愁没有出名的好机会呢。”我近乎耍赖地问：“要是这个官足够大，把其他议员都买通了呢。”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多大的官，陈水扁的官够大了吧……”
这样奇怪的眼神，我已很熟悉了。有一天逛马路，我心血来潮地问陪同：“如果老人摔倒路边，你们敢不敢扶起来？”她看了我一眼，回答“当然会快快扶起。”我追问：“如果老人说是你撞倒的怎么办？”她眼神震惊，问：“老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都觉得自己有些阴险了，但坚持问：“要是老人没钱治病……”她斩钉截铁回答：“不会啦，所有老人都有健保计划，为什么要诬赖别人。”
台湾的全民健保（也就是我们说的医保），曾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称为“台湾奇迹”。它获得的盛誉就不用说了，总之它是以个人所得横向转移，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转移，从而真正实现了社会共济，很有点社会主义的味道。可是它也常被诟病。比如有的老婆婆没病也要一个星期跑几次医院，有的人明明在美国工作，却坐飞机回台湾看牙齿……由于政府补贴太多，台湾民众就批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在养懒人。
睹此现状，大陆官员也忧心忡忡地指出：“台湾全民健保有种种弊端”。原来，这些年官员们一直在帮我们享受免费医疗的种种弊端。
体制内还是有好心的官员。我知道一个叫朱幼棣的人，曾任国务院研究院社会发展司司长，多年来一直坚持调查中国的医改问题，仗义执言。退休后他写了一本《大国医改》，讲过一些故事：有一天，他到北京肿瘤医院附近的地下旅馆采访，那儿住满了求医的病人。他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癌症病人，因为工厂改制，医药费无处报销，四处借来的钱也很快用尽，这个绝望的老工人将全部希望放在一块170元、青白发亮的石头上。朱幼棣问有用吗。老工人说：“疼时按一按，痛苦似乎就减轻了”。相信石头能治病……朱幼棣说，这一幕至今历历在目。
有一次在医改会议上，朱幼棣提出政府是否应该为公众提供一部分“免费药”，让底层患者得到一些必要救济。社保部的专家当场就表示反对，他警觉地表示：“这样搞，边境上的农民就会排队领取免费药，然后倒卖到国外去”。
朱幼棣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这位专家，与中国接壤的越南、泰国早已推行免费药。就连同样人口众多的印度，都能为低收入群众提供免费药。
这个故事的悲伤，其实还不是民众看不起病，而是有些官员和专家，习惯性把看不起病的民众当贼看了。
不好意思跑题了。回到台湾健保，台湾民众时时防贼一样防着马英九，他们说这个总统力挺健保，其实是为捞政治利益、攒民意。马英九只得解释：过去五年世界动荡、金融危机，但台湾的社会安全网之所以一直发挥效果，这与完备、低廉的健保有绝大关系。他重申，健保对“病”和“穷”的民众，是很重要的保障。在台湾，民众才是真正的主人。
说实话，台湾也问题多多，两党之争影响效率，失业率上涨，在大陆这个巨大经济体面前，它那么寒酸，一个项目的上马得吵好多年。台湾转型并不完美，可是走在街上，每个人长着一张从容不迫的脸，每双眼睛里都透有主人的尊严。他们配合“垃圾不落地”，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不怕官，自己才是这座岛最大的官。老婆婆不讹路人是因为她有“健保”，很多超市门口会有一个捐发票的爱心箱，人们买完东西就自觉把发票投进去，最大限度保证发票中奖的彩金能锁定病穷群体……他们投票的动作一向这么熟练，表明这已是生活的一部分。
传统很容易消失，道德也不太靠得住，台湾人并不比大陆人更有道德，他们从容不迫地活着，只是因为没有被当贼，他们确知台湾不属于蓝也不属于绿，确信自己才是家园的主人。
（摘自《读者》2014第18期）
345、《愚蠢也会成群结队地出现》侯虹斌
习惯性刷微博时，发现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重庆某栋15层高的楼房电梯被停，只因一高考考生家长认为电梯运行时噪音太大，影响孩子休息，遂向物管申请关停。这导致96户业主只能从楼梯上下，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几岁的小孩都觉得有点吃不消。但也有人表示理解：“都是当父母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呢。”
以一己私利干扰别人，这样家庭的孩子，即便考上了大学，成就怕也有限。不过，看到评论我就放心了。绝大多数人在这一点上还是能达成共识的。
但这位家长的行为是个案吗？事实上，极品经常是成群结队出现的。
从这几年的媒体报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地方的高考考生家长，自动扮演起交警的角色，组成人墙把考场外的路封住，集体指挥过往的自行车、电动车绕道而行。有的家长逐户拜访邻居，要求邻居23点后不得使用抽水马桶。更有甚者，2012年，杭州一家长怕小区池塘里的蛙声影响孩子学习，竟然下药将一池青蛙毒死。
我实在不能理解，凭什么一人有病，全楼吃药？
我也不认为这说明高考太重要了，而只能说明某些人习惯性地以自我为中心。
这样的例子随便就能举出好多。就在前不久，还有人发微博：“天哪，我现在住的这栋楼有一家人，貌似他媳妇怀孕了，然后说Wi-Fi有辐射，影响他媳妇的健康，便逐家逐户敲门叫我们不要用……今天已经敲了4次门了，非要进来看我家有没有用无线路由器……”这条微博成为热门话题，转发量就达到了1万多，评论2000多条。
推而广之，我们著名的广场舞大妈们，虽然是高考家长们的死敌，但其行为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记得在一次微博的争论当中，有人为广场舞大妈鸣不平：“她们想跳舞，但政府又不提供场地，只好在公共场所跳了；戴耳机跳不过瘾，必须放大音量才有气氛。这有什么不对？”
还有“女权主义者”（是否真女权主义者，存疑）声称：“如果上女厕所时需排队，女生就可上男厕所，天经地义；男人觉得不自在就对了，这样可以促使他们进一步考虑增加女厕所的空间。”
简而言之，就是我是天下的中心，不管是什么理由，是考试、怀孕、穷，还是图爽快、图方便，我有需要时，大家都得让路。如果人家就是不愿意让路呢？那一定是他们的错！
以自我为中心者也很容易迁怒于他人，要求别人必须为他的失败、不爽负责。正如心理学专家武志红所说的：“我的不幸必须找一个人去怪罪。这些现象的根源，不是失德，而是这些当事人都是‘巨婴’。我们活在一个‘巨婴’遍地的时代。”
所谓的“巨婴”，表现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没有行为边界，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不高兴则是你造成的。没有行为边界还有一个要义就是，不在乎个人尊严，对体面没有概念——可你一旦指出问题所在，他们又会很生气，认为你冒犯了他们。
前一段时间，在谈到各种各样的老人涉嫌“耍赖、耍泼”的恶行时，很多人认为“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与高考考生家长、广场舞大妈的情况又不太一样。高考考生家长、广场舞大妈相对年轻，从年龄上来说，他们的生活阅历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从行为方式和心理来说，也很难归罪于“文革”。如今50多岁的这一辈人，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分子，很多人并没吃多少亏，说不定还占了时代的便宜。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某些“高考考生家长”“广场舞大妈”？不怪罪于时代，还能怪罪于谁呢？
鲁迅喟叹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我觉得说得真对。今人把各种活生生的新闻主人公的素质差、没文化、无是非观，归咎于“洗脑教育”，我也觉得很有道理。但唯有一点不能同意：即便从历史、传统、社会制度、教育问题上都能找到根源，也不能减轻当事人的愚蠢。
如今的教育固然是大有问题，但那是18岁以前的事，过了18岁，到了30岁、40岁，人的基本价值观、是非观还是一团糨糊，就不能怪别人了。如果你不是生活在穷乡僻壤，如果你可以轻松地上网、读书、看报、看英剧美剧、吸收各种各样的资讯、享受最现代的科技，却仍然没有学到“何为行为边界、何为自尊”这样的常识，还停留在年少时的课本价值观中不能进步、不能自拔，就没有可开脱的理由了。抛开被灌输的知识，自主地学习——至少学会明辨是非，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吗？
而所谓的劣根性亦如是，中国人确有懦弱、愚蠢、蒙昧、自私、毫无责任感的一面，但何必急于把这些劣根性像集邮一样集到自己身上呢？在有条件拥抱文明的时候，在有无数好榜样的时候，你偏偏“见不贤而思齐”。这不是我的臆断，在讨论“小孩便溺”一事时，有许多网友举例，我在外国时也曾见到小孩当街便溺……
我不看足球，但我记得好多年前曾在报纸上看过一句话，出自英超阿森纳队的主教练温格。在一名重伤队员被对方球迷嘲笑和讥讽时，温格评论道：“聪明和愚蠢都没有止境。”我太同意这句话了，所以至今不忘。
我们这个世界的聪明人实在是太多了。你看，上面提到的人群，谁都不弱，谁都不傻，甚至相当精明，所以才敢把手伸到别人家里。然而，他们的价值观又如此混乱，他们不认为他们影响、侵犯了别人，甚至还认为这种影响和侵犯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的解释就是：“等你有了孩子你就明白了”“等你怀孕了你就明白了”——他们难道不明白吗？正常人有孩子也不会让孩子当街便溺，家有孩子高考也不会去毒死青蛙，媳妇怀孕了也不会挨家挨户去检查别人家里的无线路由器——唯一的解释是，他们生活在一个失真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人不仅应当自私，而且应当成群结队地自私。
香港专栏作家王迪诗写过一个故事：某同事的弟弟想进她所在的公司，求她帮忙交简历，然后一天三遍地催，责备她不给力、不热情。她不仅懒得生气，还热心回复。为什么呢？“他不是我弟弟，又与我非亲非故，我没有责任教他学精，这样的人以后一定会碰钉子，就让我微笑着送他一程吧”。
（摘自《读者》2014第18期）
346、《一支烟的故事》 毕飞宇
亲爱的孩子：
你一直讨厌我抽烟，我也十分渴望戒烟，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做到，很惭愧。
今天就给你讲讲我抽烟的事，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1983年，十九岁的那一年，我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
我们宿舍里有八个同班同学，其中有两个是瘾君子。他们有一个习惯，掏出香烟的时候总喜欢“打一圈”，也就是每个人都送一支。这是中国人在交际上的一个坏习惯，吸烟的人不“打一圈”就不足以证明他们的慷慨。我呢，那时候刚刚开始我的集体生活，其实还很脆弱。我完全可以勇敢地谢绝，但是，考虑到日后的人际，我犯了一个错：我接受了。这是一个糟糕的开始，许多糟糕的开始都是由不敢坚持做自己开始的。
但人也是需要妥协的，在许多并不涉及原则的问题上，不坚持做自己其实也不是很严重的事情。我的问题在于，我在不敢坚持做自己的同时又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虚荣。其实，所谓的“打一圈”是一个十分虚假的慷慨，如果当事人得不到回报，他也就不会再“打”了。这是常识，你懂的。我的虚荣就在这里，人家都“请”了我好几回了，我怎么可以不“回请”呢？我开始买香烟就是我的小虚荣心闹的，是虚荣心逼着我在还没有上瘾的时候就不停地买烟去了。
不要怕犯错，孩子，犯错永远都不是一件大事情。可有一件事情你要记住：学会用正确的方法面对自己的错，尤其不能用错上加错的方式去纠正自己的错。实在不知道如何应对，你宁可选择不应对。
我抽烟怎么就上瘾了的呢？这是我下面要对你说的。
因为校内禁烟，白天不能抽，我的香烟并不能随身携带。放在哪里呢？放在枕头边上。终于有那么一天，你爷爷，也就是我的爸爸，来扬州开会来了。在会议的间隙，他来看望我。当你的爷爷坐在我的床沿和我聊天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我枕边的香烟，藏起来已经来不及了。以我对你爷爷的了解，他一定是看见了，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你知道的，你爷爷也吸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赞成他的儿子去吸烟——他会如何处理我吸烟这件事呢？我如坐针毡，很怕，其实在等。
十几分钟就这样过去了，我很焦躁。十几分钟之后，你爷爷掏出了香烟，抽出来一根，在犹豫。最终，他并没有把香烟送到嘴边去，而是放在了桌面上，就在我的面前，一半在桌子上，一半是悬空的。孩子，我特别希望你注意这个细节：你爷爷并没有把香烟送到你爸爸的手上，而是放在了桌子上。后来你爸爸就把香烟拿起来了，是你爷爷亲手帮你爸爸点上的。
现在，我想把我当时的心理感受尽可能准确地告诉你。在你爷爷帮你爸爸点烟的时候，你爸爸差点就哭了，他费了好大劲才忍住了眼泪。你爸爸认定了这个场景是一个感人的仪式——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了，他男人的身份彻底被确认了。
事实上，这是一个误判。
我们先说别的，你也知道的，作为你的爸爸，我批评过你，但是，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爸爸几乎没有在外人面前批评过你。你有你的尊严，爸爸没有权利在你的伙伴面前剥夺它。同样，你爷爷再不赞成我抽烟，考虑到当时的特殊环境，他也不可能当着那么多同学呵斥他的儿子。我希望你能懂得这一点，做了父亲的男人就是这样，在公共环境里，如何和自己的儿子相处，他的举动和他真实的想法其实有出入，甚至很矛盾。这里头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做父亲的总是维护自己的儿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儿子的举动就一定恰当。
我想清清楚楚地告诉你，父爱就是父爱，母爱就是母爱，无论它们多么宝贵，它们都不足以构成人生的逻辑依据。
我最想和你交流的部分其实就在这里，是我真实的心情。我说过，在你爷爷帮你爸爸点烟的时候，你爸爸差一点就哭了。那个瞬间的确是动人的，我终生难忘。就一般的情形而言，人们时常有一个误判，认定了感人的场景里就一定存在着价值观上的正当性。生活不是这样的，孩子，不是。人都有情感，尤其在亲人之间，有时候，最动人的温情往往会带来一种错觉：我们一起做了最正确的事情。你爸爸把你爷爷的点烟当作了他的成人礼，这其实是你爸爸的一厢情愿。如果你爷爷知道你爸爸当时的内心活动，他不会那么做的，绝对不会。一个男孩到底有没有长成为一个男人，一支香烟无论怎样也承载不起。是你爸爸夸张了。夸张所造成的后果是这样的：爸爸到现在也没能戒掉香烟。
孩子，爸爸最享受的事情就是和你交流。囿于当年的特殊环境，你爷爷和你爸爸交流得不算很好，你和爸爸的环境比当年好太多了，我们可以交流得更加充分，不是吗？
附带告诉你，爸爸一定会给你一个具备清晰表达能力的成人礼。
祝你快乐！
（摘自《读者》2014第18期）
347、《感恩的窗帘》莫小米
这是一对师生的故事。
年代久远，老师如今80高龄，学生也已60多。
老师刚搬进这个住宅区时，心下不免忐忑，自己与老伴都老了，子女不在身边，拆迁之前的房子住了30多年，邻居都很熟，有点事情会相互照顾。现在不知会怎样。
学生正好就住在前面的一栋楼里，有天在厨房洗菜，看到对面阳台上坐着晒太阳的老太太，越看越面熟，想了很久，那不是自己的小学老师吗？就跑去认师。
毕竟相隔50多年。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有多少学生啊，老师一时想不起来。
学生说：老师，那时我家里穷读不起书，是班上年龄最大的一个你记得吗？我妈妈生病要陪她上医院，缺了课到你家来补，我怕影响你休息，总是等在外面。后来你对我说，只要看到窗帘拉开了，就敲门进来，老师你记得吗？
从这天开始，学生经常会去老师家转转，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捎去一把青菜，拎走一袋垃圾，捶捶腰背，说说闲话。
渐渐摸熟了老师的生活规律，每天早晨6时，学生都要留意老师的窗帘是否已经拉开，如果过了7点还没动静，她就不放心，会过去探视。
有时她正看着呢，窗帘就忽然打开了，师生两人，就会很默契地，相视一笑。
应该是个很懂得感恩的学生吧，可到底怎么才叫感恩？
现在感恩教育很时髦，有下跪的，有洗脚的，有节日送别出心裁礼物的，电视上经常看见他们热泪盈眶。当然，比不教育好，但我觉得过于刻意。
更有媒体大张旗鼓地做文章，某某老人怎么捐资助学，得了捐助的学生怎么忘恩负义，节日没一个人来看望，让捐助者心凉……仿佛非要他常常记起、时时温习，才算感恩。
上述那个学生懂得感恩么？50多年她并没与老师联系，节日也从没打电话送贺卡，以至于老师一时都想不起她；上述那个学生不懂得感恩么？当生活让她们相遇，当老师需要帮助时，她可以做到最细、最好。
感恩之心她从来都有，深深地藏在心底。
（摘自《意林》2014第19期）
348、《弹幕来袭》韩紫婵
在中国，黑暗的放映厅和沉默的陌生人长久以来让看电影成了一种庄重的仪式，与看演唱会或者听相声不同，看电影时高声叫好或相互讨论都是不礼貌的。然而弹幕电影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禁忌。由于允许观众实时评论、互动，弹幕电影突然间在全国火爆起来，动画片《秦时明月》在北京、上海和杭州几个城市试水了弹幕电影，准备8月在全国举办100场弹幕专场，《绣春刀》也紧跟潮流在北京举办了弹幕专场以吸引观众。
“弹幕”原本是军事用语，在二次元世界则表示“像密集的炮弹一样飞过屏幕的评论”。在专门的视频网站上，它是观众评论视频内容的独特方式：观众一边看视频，一边发表评论，不同观众发送的文字评论以视频播放时间为主轴串联在屏幕中，其他人也能看到。由于弹幕的实时性，各类搞笑吐槽内容在一个活跃的“讨论场”中能瞬间引起共鸣。国内最有名的弹幕网站AcFun和bilibili有着几千万的用户。
陈肃的团队琢磨了几个月，终于把这种二次元爱好者热衷的体验从线上搬到了线下。8月4日的放映会比普通电影放映成本高出很多。放映会前三天，20多人的团队开始在北京东四环的一家影院进行实地测试。临开场前，在电影院的放映厅搭建WiFi热点和发送弹幕的网络用了两个小时，为了能让近300个观众一起使用WiFi不掉线，他们花了3万块钱的宽带费，连给观众用的充电宝也备了20多个，整场成本超过5万元。
当天，《小时代3》弹幕专场的观众有三分之二是从新浪微博、bilibili弹幕网上征集来的。热衷网络吐槽和发弹幕的观众很快适应了“弹幕电影”的新玩法，他们通过手机发送评论到大银幕上，并可以看到其他人的评论。电影刚开场，工作人员为了暖场放了网络神曲《小苹果》的MV，观众们马上进入吐槽状态，筷子兄弟这首用于电影宣传的歌曲早已在bilibili网站上成为弹幕吐槽的焦点。
整场放映中，除了服务器由于请求过多而宕机的20分钟，平均每5秒大银幕上就有20多条弹幕飞过。由新晋导演郭敬明执导的电影本身充满“槽点”，当剧情进行到高潮，表情严峻的女演员们认真地表演着吵架和互掐时，五颜六色的评论盖满了整个银幕，评论内容大部分是调侃、大笑和戏谑。
弹幕网站在2008年左右被引进中国，原型是日本的Niconico网站，国内最具人气的两家网站是AcFun 和bilibili，他们的发展都和动漫亚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的风靡有着直接的联系。AcFun的一位资深员工告诉《博客天下》，2012年是日本动漫新作品的爆发年，包括《进击的巨人》、《FateZero》等一系列精品动画在AcFun网站上播出后，一天之内点击量就能达到千万以上。也是在这个时间点，弹幕开始大规模流行，成为互联网上二次元年轻人中的一个时尚。“交流方便，实时互动”是他看好弹幕的原因。
所幸90后们善于在互联网上发泄孤独感，玩弹幕的过程让他们产生存在感、获得身份认同。弹幕网站上活跃的不仅是观众，还有大量乐于上传视频的原创者，他们之间能产生内部循环的良性互动。
张小锐是bilibili网站上的一个小有名气的视频作者，擅长自拍搞笑视频，他一年前注册了账户，上传的每个视频点击量都在十万以上。通过弹幕，张小锐可以第一时间感知观众的反馈，“知道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到底在别人眼里是怎样的，不管是吐槽还是赞，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支持。”他说，看到自己的视频上飘满弹幕，有一种成就感。
如今弹幕及其背后年轻人热衷的亚文化正向影视行业蔓延，网络原生内容成为一些大众影视作品的灵感与品牌来源，在网络上走红的叫兽易小星、白客创作出了搞笑神剧《万万没想到》，而普通网友喜欢创作的搞笑四格贴图“暴走漫画”催生了王尼玛的热点事件吐槽脱口秀节目《暴走大事件》，《老男孩》大电影也是几年前网络微电影品牌的延伸。
在陈肃看来，这些都是互联网内容、品牌正在崛起的迹象。放映会后第二天，乐视影业CEO张昭分享自家电影公司的互联网经验时也提到了这个概念，在前两部《小时代》粉丝经济与O2O商业模式的融合基础上，今年他加入了“互联网IP”（互联网知识产权）和“影院社交”的提法。
“我们这一代人做电影该怎么做？”这是陈肃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无论弹幕电影是否真的有强大生命力，但是至少目前有一个方向是清晰的，“90后思维”与日趋主流的90后亚文化都存在无限可能性。
（摘自《意林》2014第19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10 05:42 编辑
349、《什么是好的生活》 葛红兵
那年一个朋友携子到加坡读书。他儿子参加了新加坡教育部组织的智力测试，成绩非常好，新加坡教育部允许他的孩子报考新加坡最好的11所中学。这种做法，在中国恐怕是行不通的。
中国人相信的是人在智力上平等，每个人都能做伟人、做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等，只要后天努力。通过一项智力测验，就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很可笑的。但是，新加坡的做法真的可笑吗？
新加坡承认人有不同的智商，因而有不同的潜能。他们把最好的教育资源留给那些智能高的学生;把一般的资源给一般的学生。反过来，也绝不要求所有的人在学习上都达到一个水准。比如，他们中学的外语教学，就和我们的不同，对于跟不上的学生，他们准备了一个“B”级课程，允许他们选修比较低级的内容。这和我们中国完全两样，我们中国不管你是什么资质，一律学难度一样的课程，还要你学好。
新加坡承认精英是要天分的，所以，他们不鼓励每个人都做社会精英。在新加坡社会生活得久了，有个很明显的感觉，这里人人都心平气和，没有那么多怨气;相反在中国，似乎总有那么一些人怨气冲天，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本来是可以做大人物的，但是，社会压抑了他，让他没做成。新加坡，他们每年只是选拔很小比例的学生精英由政府资助出国留学，这些学生回国后，无论是进入政府机关，还是个人创业，都会获得政府的扶持。他们宁可全额资助那些精英出国留学，也全额资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优秀学生到新加坡留学，但是，却没有提出普及大学教育的口号。新加坡有许多技术学校，智力不够的学生可以进这些学校，学习一门技术，将来做技工。
当然，在新加坡做技术工人，工资比一般白领高，这是重视技术工人、体力劳动的表现。这个在中国要改变。中国的情况，鄙视体力劳动，重视脑力劳动，逼得人人都要读大学，做办公室，最后谁去田野和工厂呢？
相比较而言，我们国家的理想教育可能过了头。我曾经在上海一个小学听课，那堂课上，老师要学生们说出自己的理想，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想做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没有一个想做工人和农民的。事实是，无论是我们的学校还是家长，我们都要求孩子无一例外地去设立那些高不可攀(能做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不到)的理想。
我们在教育上的一些做法过了头，让一个中等或者下等资质的学生去和高等资质的学生竞争。我们承认人在体力上有差别，却不愿意承认人在智力上也有差别，实际上是害了那些学生：他们付出的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勤苦，得到的却是学习、工作跟不上的苦恼以及因为自己不成功而衍生的怨天怨地的愤恨。
他们永远也得不到乐天知命的乐趣。我有一个朋友，他鼓励他的女儿，将来要到美国留学，做杨澜，仿佛只有做了杨澜才叫成功。但是，依我看，他的女儿只不过是中等资质，做到杨澜那样的成就，不是绝对没有可能，但是，恐怕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体力和心智代价。我很可怜他的女儿，在这样的父亲的教育下，她恐怕永远也不会有心满意足的那一天了。她有一份高不可及的理想，对她来说难如登天，但是，她却偏偏要坚持这份理想，她将来会怎样呢？我但愿她早早放弃那种高不可攀的理想，否则她会一生不幸。一个以杨澜为楷模的中等资质的人，能有多少机会体验人生的快乐呢？
我在新加坡工作期间，常常坐的士，我感到他们的的士司机都心平气和，可以说是安贫乐道，没有人宰客，更没有人抱怨不停。他们认为他们做司机也很好，和教授有很大区别，但是，人本身就是有区别的，所以，他们能接受。这个和中国的的士司机完全两样。中国的的士司机都认为他们本来可以成就大业，最后被迫忍受劳苦，所以，都愤愤不平，恨不得都宰人一把。
再谈谈我在马来西亚马六甲旅游时的一点儿感受。马六甲旅游，最有趣的是坐人力三轮车，早晨瑞文纳海湾宾馆门口就停着很多这样的车子，每辆车子都打扮得非常光鲜，边沿上挂着花串，前面还插着花束，车主的胸口也挂着花束，马来人之喜欢花，由此可见一斑。这种三轮车最叫绝的是上面都有放音设备，放的多是马来音乐或者是来自西方的流行音乐。车夫们虽然穿得没有他们的车光鲜，但是，也是干净而体面的，见到游客过去，他们都热情地站起来招呼，但是，并不显得热情过分。这也是让我喜欢马来的原因之一。东南亚几个国家，这方面最好的是马来，印尼的生意人太过热情，往往让你害怕，他们让价的时候又没谱，刚刚开价500万盾的东西，一会儿他就会自动降价到100万盾，这种情况在马来是很少见的，马来市场上的东西，还价20%就到顶了，他们开价是有规则的，不会漫天要价，不会杀生。
马六甲华人很多，但是，做三轮车生意的却没有华人，都是马来人。不过，不用担心，他们大多会一些英语，而且他们都很有专业精神，完全不需要你格外关照，就可以为你服务得很好。为我服务的那个先生，非常专业，他知道我是来自中国的，特地先介绍我去三宝山、青云亭等景点去，每一个景点，他都能介绍一番，很有导游的韵味，他介绍我吃饭的地方、步行参观的地方的确都是马六甲游览的软肋。喜欢旅游的人都知道，旅游城市大多有面皮、软肋之分，面皮是专门做给外地游客看的，真真假假浑然一处，光鲜可人，各种物事以外地人的价格标注;而软肋呢？就是当地人穿着睡衣出没的地方，那里的一切都没有修饰。面皮犹如那个城市的客厅，而软肋犹如那个城市的厨房和卧室啊。
那天晚上，因为我要买电池，他拉着我跑了好几个街道，最后在他认识的一家小店，敲了好一会儿门，才买到。晚上7点多，各种店铺关门。当地人的生活是很休闲的，他们不愿意让生意影响生活，店铺们静静地立在那里，并不特别在意旅游者，没有人拉你，没有挑逗和邀约的眼神，有的只是不紧不慢、不张不弛的生活风景，它们似乎是无目的地存在于那里，不会因为你的到来或离去而改变，他们没有迎合你，也没有拒绝你。
马六甲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没有因为游客而改变，倒是那些来这里的游客会因为看了这里的人和建筑，而改变一些对生活的看法呢!这样的旅游地才是旅游爱好者的天堂。
这种情况和国内的旅游景点是天壤之别。
马六甲的三轮车先生似乎也是如此，他陪你一天，在马六甲的大街小巷里走，他是很有耐心的，你说在哪里停，他就停了，你下车走走，闲闲的，没有目的，说不清的，只是突然的一个念头。有时候你就在一家酒吧里坐了，看里面的雕塑和绘画，竟然忘了时间，他也不催你，远远地在街头站着，直到你再次上车。如果你放心他，他就会给你安排一切，那个线路一定是非常经济、非常地道的，你吃饭的时候，他就悄悄地退到不知名的地方去了，等你吃好了，他又出现了，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但是，要的报酬却委实不多，只有7元新币，这是他一天的报酬，你当然希望再给他一点小费，但是，他却拒绝了。
新加坡和马来的的士、三轮车司机，能安贫乐道，怡然自得地生活，为什么呢？我觉得是观念——不占有，不嫉妒，这种心平气和，应该值得我们学习——当然，反过来，我们整个社会也要有一种气氛，一种是保护和尊重体力劳动，一种是尊重那种安贫乐道的平凡生活。
（摘自《意林》2014第19期）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谢了！！！！！！！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10 05:43 编辑
350、《揭开钱钟书过目不忘的秘密》赵昶伟
以嗜书和博学著称的钱锺书先生，在其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数量惊人的读书笔记。
2014年5月29日，《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一辑新书发布会在商务印书馆低调而隆重地举行。三卷本的第一辑收入钱锺书1935年至1938年间在欧洲留学期间的10本笔记。从这些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中，可以看到钱锺书是如何做到学贯中西的，也能隐约看到动荡的岁月里命运的波澜。
字迹中的人生起伏
德国汉学家、《围城》的德文版译者莫芝宜佳负责整理这批《外文笔记》。1999年夏天，在钱锺书逝世半年后，莫芝宜佳第一次见到了装在大箱子里的外文笔记。
莫芝宜佳称之为“ImpossibleMission”(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将丈夫莫律祺也动员了起来——钱锺书《外文笔记》囊括七种语言，莫芝宜佳夫妇两人加起来懂六门语言。
在清华大学档案馆的大会议室里，钱锺书的笔记原稿摊开放在桌子上。莫芝宜佳和莫律祺给原来随意排列次序的笔记重新编排合理的顺序，他们按年代、根据钱先生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转折点分成四辑；将散页整理成第五辑，而以期刊为摘录对象的笔记本归入第六辑。
莫芝宜佳总结，整理这些笔记不仅需要侦探式的嗅觉，也需要慧眼识珠的能力，如果这些都没有用，还需要勇气妥协或者留下空白。“像钱先生在牛津时期完成的最早两本笔记中那样准确记录时间和地点的并不多。”莫芝宜佳说偶尔会有好运气，如钱先生使用的是埃克塞特学院(Exeter?College)的笔记本，他或者在本子前面记下他在巴黎的地址，或者写上他想去的图书馆的名字。“连笔记本的封皮也有用，还有偶尔印在笔记本上的出版社名字和年份。”
“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外文笔记的内容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文字，可是钱先生精心挑选的细节常常出乎我们意料，令我们刮目相看。”莫芝宜佳说，这些笔记是钱先生生命的一部分，反映出他对书籍的热情、惊人的语言知识、对生活的好奇和兴趣。“他的笔记里内容很丰富，有时候是优美的诗歌，有时候是通俗的笑话，你感觉到像跟很有趣的人在沟通，它们总是使你惊奇，让你有新的发现。”笔记中甚至还能看到他的涂鸦，画的是他本人的自画像。
1938年，钱锺书偕妻女回到战乱频仍的故国。在西南联大做了一年教授后，钱锺书前往父亲钱基博当时所在的湖南省蓝田师院工作了一年，随后在上海“孤岛”以靠给人补课和代课为生。从1938年至1949年的十一年有29本笔记。莫芝宜佳说，这个时期的笔记，内容比之前更加丰富，也有准确的目录信息。除了英文，还有用法文和德文摘录的文学原著。一部分系列笔记被钱锺书命名为“RoughNoteBooks”、“NoctesAtticaeNotesinanAttic”(亭子间读书笔记)。“由此可见，钱先生对他的笔记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到五七干校，钱锺书记下了82本笔记。其间，他从清华大学调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选入英译毛选专家组，也随政治运动而起伏。他的夫人杨绛描述，干校期间，女儿钱瑗每个月都给他寄各种外国报刊。其中凡有好的，他都看，看完做笔记，即使读马恩原著，也做笔记。1972年，钱锺书从干校回到社科院，到生命最后的1998年，钱锺书共留下了35本笔记，其中包括生病期间。
在杨绛的笔下，笔记本意味着过往钱锺书逝去的时光：“锺书的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锺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
“特别有启发性的是钱先生的字迹，随着岁月流逝，它们也随着他的生活状况发生着变化。”莫芝宜佳说，在早期的笔记中，能看出钱锺书年轻时候的洒脱，篇首字母写成花式的大写字母，小写字母上边出头部分和下边出头部分拖得长长的，非常遒劲有力。他偶尔插入的图画体现出细腻的观察和准确、流畅的线条。“当然，他的字迹也随着岁月变化着。疾病也在他的笔迹中留下了痕迹。”
七十年代从干校回来之后，钱锺书有一段时间病得非常严重：路走不稳，话说不清，字写得歪歪斜斜看不清。经过医生诊断，确诊是哮喘使得大脑皮层因缺氧而硬化。对这个病没有药物，痊愈的唯一机会是静养。生病的这一段时间，钱锺书也还在记笔记。杨绛说：“那时他写的笔记字都飞出来了，都飞到格子外头来了。”
钱氏读书法 其实，这些笔记首先解开的秘密是关于钱锺书读书过目不忘的“神话”。在翻译家陆谷孙看来，钱锺书的《外文笔记》可算是大学问家读书的第一手“实时”(real-time)观感记录，其中有些或许已经写入《管锥编》等著作，更多的可能不及整理而散落至今，不为人知。“钱锺书先生饱读中西诗书，精通多门外语，凡东西文化有交集或有相悖之处，引用经典，信手或信口拈来，精妙无比。确实，钱有摄影机般的天才记忆力，但是恐怕更多的是与钱嗜书如痴，读书全神贯注，对于书中内容巨细靡遗有关。凡有心得，眼既心动手至，不惮烦挐，随时取笔批注，摘引，记录。” 杨绛也在《钱锺书手稿集》的序中娓娓道来实情：“许多人说，钱锺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工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 杨绛说，钱锺书做笔记习惯是在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Bodleianlibrary，钱锺书将这座英国最早的图书馆称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蠹楼”的图书向来不外借，到那里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杨绛说，钱锺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二倍。“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钱锺书在清华读书时是喜在书中画线并批注的，但牛津学习期间，读书做笔记成了习惯。不过杨绛也解释，这一习惯的养成，也因为两位学者多年来没个安顿的居处，没地方藏书。“他爱买书，新书的来源也很多，不过多数书是从各图书馆借的。他读完并做完笔记，就把借来的书还掉，自己的书往往随手送人了。锺书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有书就赶紧读，读时总做笔记。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 社科院外文所的很多学者都对钱锺书读书不藏书的习惯印象深刻。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曾经负责替钱锺书先生借、还外文书的薛鸿时有机会常与钱锺书打交道。“有时他把书留下，有时他一边和我交谈，一边迅速地翻阅一大堆书，等我辞行时，统统让我带走，说是已经用完了。”薛鸿时当时很惊讶，后来才知道，这些书钱锺书早已读熟，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后，发表前需要认真检核。他“甚至记得某书藏在哪个图书馆，封面什么样，拿到书时，如旧友重逢般高兴”。 文学所研究中国文学的老先生余冠英曾说过一句话，“如果社会科学院要评劳动模范的话首先应推钱锺书，因为他读书、治学最勤?奋。” 翻译家李文俊看到社科院图书馆的借书卡上有钱锺书名字的书都尽量借来读。1959年他去看钱锺书，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夸西莫多，李文俊问夸西莫多怎么样。“他对我说夸西莫多没什么，他先用意大利文念了几句夸西莫多的诗，后来又翻译成英语，最后一句，it?isdark(它是黑暗的)，钱先生不以为然。他让我那时候知道对诺贝尔奖也并不能迷信。”
（摘自《青年文摘》2014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