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candlepeace 于 2011-12-3 13:35 编辑
注：上周发帖《快乐地战胜应试体制》，其实这封信本身是有很多深意的，而每个人从中的解读都会有所不同。但我之所以欣赏这个案例，并不在于文中的北京孩子成功地考上了北大，而且相对比较轻松，而是我看到这个孩子在应试体制之下，仍然为自由的身心教育保存了一片天地，这片天地的存留恰恰是父亲为她撑起来的，正是这片天地让孩子获得了真正适合于她的素质教育，当然这个孩子在高三最后一年，为了应付高考，全力拼搏了一年，最后也获得了应试的成功，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她获得了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双重丰收。但我认为这个案例中，真正可喜的、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国如此高压而令人逼迫的应试氛围下，仍然可以找寻到一片天地（尽管是在夹缝当中），让孩子呼吸到自由的气息，从而构建出个体成长与文明对话的真正的教育。我由衷地为这种幸存感到欣慰和鼓舞。
但这种真正的教育在中国竟然只能在夹缝当中存在，如此艰难地存在，这是何等的悲哀，为什么我们的孩子（甚至当年我们自己）只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与成长？孩子无助！家长无奈！但我们比孩子要有力量，我们可以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无论能否最终产生改变，但只有这种声音能够汇聚了更多的人、更多的力量，我们才有希望打破这种不合理的教育局面，为孩子争取到本应获得的人性化的教育。
今天偶然看到了博文《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作者蔡朝阳是浙江稽山中学高中语文教师，他就《快乐地战胜应试体制》一文，写了一篇很详尽的点评，分析得清晰透彻，抓住了更加深刻的问题，拿来与大家分享。
《快乐地战胜应试体制》原帖地址
http://www.ebama.net/thread-41628-1-1.html
——对《快乐地战胜应试体制——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来信》的评点
作者: 蔡朝阳
王卉媛同学的经历印证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看法，我在2010年高考结束后写的文章《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里面说到过：“在现有的教育体制和高考制度下，明真相的孩子，会有更聪明的做法，他能找到一条调和的狭窄路径；而不明真相的孩子，多只能在消极厌学中苦捱岁月。一种俗见的观点，总觉得自由思想和高考高分是相矛盾的。其实不然，一个聪明而有自己的想法的孩子，他能尽可能地将两者统一起来，这样的孩子并不少见。”
王卉媛同学的快乐学习法，是基于她认识到了现行教育体制的荒谬而产生的一种反抗。她“也不喜欢做题，更不喜欢毫无意义的作业”，她“喜欢英语，但不喜欢英语课”，这正是一个识破了现行的应试教育本质的人，才敢于说的话和做的事。作业“毫无意义”，在一切是分数为准绳的评价尺度下，在多年来被应试束缚一切的中学生中，能够这么说的，难能可贵。确实，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处于生命力最旺盛，创造力最丰富时代的青年人，怎么可能沦为单纯的应试机器呢？整封信中，王卉媛对自由、快乐的追求和坚持，十分动人。这本来就是生长在我们生命本能之中的，只不过长期以来，制度的巨大力量僵化了学生的思维，摧折了这种生命力而已。于是，产生一个王卉媛，就成了珍惜的种类。
值得庆幸的是她还有一位好父亲。这位始终保护女儿自由天性的父亲，我相信在从进入小学到高中毕业的12年中，没有少为孩子担忧。正如我们现在对自己孩子的担忧。同样这位父亲需要有对教育的较为深刻的认识，有对孩子的充分信任和尊重，他才能十几年如一日，对孩子“放任自流”。之所以对“放任自流”这个词语加引号，是因为这是一种习见的误解，而其实这位父亲的“放任自流”正是对孩子好奇、怀疑、自由、快乐等天性的善意保护。
王卉媛同学有理由为自己庆幸，她的中学生涯结束了，而这六年的中学生涯，相对于别的孩子，她还算是快乐的。正如她自己的认识，求知，不应该是快乐的吗？在这个刚性的体制网罗天下的时代，这样的孩子实属凤毛麟角。并且王卉媛是一个有见地的同学，她对教育的直觉，也许会让很多体制内的名师汗颜。并且王卉媛同学心智较为成熟，尤其有较强的自我反省意识和同情心，当她以快乐的学习方式抵达彼岸的时候，她尚有能力来同情那些比她更辛苦的孩子。这些博爱的情怀，也我颇为感动。但正如周国平先生所言，痛苦是混蛋的体制造成，她不必愧疚，而快乐却需要莫大的智慧才能寻到。
在上述这一层面上，我很赞赏王卉媛同学，也非常认同周国平先生的意见。周国平先生对体制的批判不可谓不沉痛，“混蛋”这个形容词，一定是对这个体制有极大的愤恨才会说出口的！而周国平对人自由天性的呼唤，对体制之下幸存者的殷切期盼，亦十分令人动情。这样一位人文学者，他持续的对教育问题发言，并以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树立一个范本，又以自己的写作，影响到了王卉媛这样在体制裹挟之下的孩子，善莫大焉。我相信绝对还有另外的孩子，在周国平的文章中寻找到了力量。作为中学教师，作为直接与学生一起面临体制的压力的一员，我也感谢周国平先生的仗义执言。
然而，作为80年代便名满天下的思想者，周国平先生是以思想名世，他毕竟不是教育家。教育和文史哲固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实在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范畴。如果周国平能有对教育的应有之义有更深刻的了解，他的发言或许更能击中要害。而王卉媛则只是一名中学生，突破网罗，能有此见地实属不易。因而整个案例，我要赞扬的，前文都已说完，而我的遗憾，则远大于这些值得表扬的地方。事实上，我们这些人，包括老师、家长、学生，以及所有与教育看似关系疏远的社会力量，都应该更多的去了解什么才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什么才是好的教育，如果大家都能建立一个好的教育体系的尺度，我们在批判或者自身陷于教育现状时，也就会更有力量，更充满自信。
王卉媛的看法的问题即在这里，她说是以快乐抵抗教育体制，而事实上，她对于自己身成绩的衡量标尺，从来没有高于应试体制的尺度。也即是说，她其实只是在用体制提倡的那一套标尺，来反抗体制本身。她没有另一个价值参照体系可供观摩，她本身对教育的应有之义就处于模糊之中。当然我这个要求太高了，但既是批评，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应然的尺度，来衡量我们的所作所为呢？
王卉媛同学的来信全文，处处充满着成功的自豪感和欣喜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只来自一个结果，即，她考上北大了。在世俗的眼光看来，在匍匐在应试体制之下的中学生看来，确实，考上北大就是人生的顶点，毫无疑问，我也理解王卉媛的自豪，并祝福她。问题是，考上北大，就意味着战胜了应试教育吗？情况恰恰相反，考上北大，无非亦是衡量应试成果的标尺之一。这个结果只说明一个事实：她获得了应试的成功。从这点来看，她并没有能逃出应试的体制。这不怪王卉媛同学，只怪我们的应试体制太强大了，无所逃于天地间。前年吧，我记得笑蜀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我的孩子即将乘桴浮于海》，为什么要去留学，笑蜀先生实在不是为了给儿子镀金，而是为了逃脱应试体制而已啊。
王卉媛同学的不彻底还在于，她一方面不喜欢做习题，但总是很在乎名次。也即是说，她的学习好坏的标准，仍是应试分数的标尺。她津津乐道于考了班级第几名，年段第几名，同时另一方面她说不喜欢考试，要笑傲考试，这种自我矛盾，王卉媛同学并没有意识到，点评人周国平先生也没有意识到。难道我们就不能设想，可以换一下参照系，真正的把人的多元智能、各项发展指标作为不同尺度吗？
所以，我说，王卉媛的成功，仍是应试制度内的成功。唯一不同的是，她对付应试的方法比别人聪明，她没有用题海战术这种低成本而高效率的做法，仅此而已。在通往高考高分的道路上，有万千小径，现在全国最流行的，无非就是题海战术，没完没了的习题、模拟、训练。作为中学教师，我深刻理解这种方式大行其道的原因，因为对于一线教师和普通学生而言，这是最少成本、最合理、最直接，也最有成效的方式。为什么王卉媛读很多课外书的方式不能被多数人接受，即便王卉媛的父母也免不了忧心忡忡，因为这只是偶然事件。
早在2004年，在杭州，傅国涌主持的一次关于教育的研讨会上，我发言时说，没有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分，只有人的教育和非人的教育之分。当时我还没有接触到华德福的教育理念，没有听说过光亚学校的IBO课程，不知道卢安克，也不知道吴蓓。当时只是直觉到，我们老是被一些人为制造出来的名词纠缠，陷于名词的表象，而不能直达核心。而制造这些名词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可能是出于某种禁忌，不便直说；又一个可能是故意被制造，以便我们陷于两个看似对立的表象的纠葛之中，永远处在虚妄而自以为是的争辩之中，而不能达到本质。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这组看似截然对立的词语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而终于成功的搅扰了的多数人，没有充分的余裕去思考，教育，究竟是什么。这个纠缠经常使我想起《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这个地方的政治阵营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剥鸡蛋应该从大的一端开始，叫做大端派，一派主张剥鸡蛋应从小的那端开始，叫做小端派。两派间不可调和，终成敌国。
我以为，如果单纯应试，那仅是一件技术层面的小道，是器用，而非本体。以应试为目的的知识传授和技巧训练，应归于一种技术指导，或者就业培训，和山木学校无异。而教育，本身便应该更多的指向个体的心灵、灵魂、精神、意志、情感等方面的要素的。教育是与我们的灵魂相关的，教育着眼于每个个体的不同的潜在可能性。我们把“以人为本”这个词语说滥了，问题是以人为本，这个本在哪里呢？李泽武在《我在英格兰学师范》一书中，引用约翰•汤普生说：“教育的任务是必须培养独立的人。而独立的人的意义就是顺应人的‘外部和内部的改变’，促进人的发展。外部的改变是指身体的成长和与其对应的环境，内部的改变是指个体的精神发展。”这段话中，“独立”、“精神发展”等词语处于核心的位置。在《解放孩子的潜能》一书中，作者马丁•洛森以一个章节的篇幅提及了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这种多元理论为我们教育的评价提供了新的尺度。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倾向于某些类型的智能，而其它类型的智能较差。除了天才，孩子经过小心的培养、整体的教育和适当的机会，各种智能都可以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应试，如果这也算得上是技能之一的话，也仅占全部潜在智能中的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我们用之来作为大学选拨的唯一方式，不亦殆哉？
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应试教育是个伪词语，这个伪词语恰恰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目前的教育制度把人异化与扭曲到了什么程度！那么，真正的教育是什么呢？我不能给出一个定义，我只能说我心目中至今最好的教育，就是华德福教育。在我对华德福有皮毛的认识之时，便犹如醍醐灌顶，我觉得心灵的某个层面，开始有了一道缝隙，有明亮的阳光照入。另一方面，就教育的社会意义而言，我认为，教育是这么一种东西：因为有了教育，人在社会化的同时，其自由天性得以保全和发展，而不是被遏制。教育，最终要面向人的自由，自由是价值之源，失去了自由，则无所谓教育。而我们目前的应试体制，无疑是与自由为敌的，非但不鼓励自由，而是奴役。我这里所谓的奴役，不是指等级、尊卑等制度性的规则，而是指束缚人的自由创造，扼杀人的自由天性，破坏人的各种发展的潜在可能。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理想毕竟理想，现实依然沉重让人无法透气。对王卉媛同学的高要求，也仅是我借题发挥，谈一种心目中的应然的教育而已。无论如何，快乐的度过6年中学生涯，最后得以名列名校，无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我也如周国平先生一样，更坚定了对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观念的认定。虽是偶然，仍令人鼓舞。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教育外部的问题。前文我说王卉媛同学的所谓成功只是偶然，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王卉媛与周国平先生都在北京。教育的地域差异在这个案例中也得到了深刻的呈现。因为，据北大校长讲，因为北京市政府在税收跟投资方面对北大有更多贡献，因而北大在北京招生的名额，远大于在外省招生的名额。集合在北京的高校也远多于外省的高校。所以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北京的中学生上大学和上好大学的几率，远比外省来的多。这些地域差异，是现实存在的，这也是北京的中学生可以更多的将时间放到所谓的“素质教育”上的原因之一。而外地尤其是边远省份的考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谁敢拿自己的前途甚至全家的前途来作为一个赌注，赌你看闲书和学习相对论呢？在另一个案例《永远都来得及》中，家长和孩子尽管最终进入了自己心仪的中学，问题是，其中奔波的辛苦和忧心如焚的煎熬，又能向谁诉说？在教育资源被垄断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不要为自己庆幸得太早，也许，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归根到底，教育制度如不公正，那么每个人都会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