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仁：仁者爱人
“金声玉振——中华人文经典朗诵会”内容解读之一
仁：仁者爱人
特邀点评嘉宾：邹金灿
《论语》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
【今译】：樊迟问：如何是仁？孔子答：爱人。樊迟问：如何是知？孔子说：知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今译】：仁者只要自己想立，便也帮助别人能立；只要自己想达，便也帮助别人能达。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今译】：自己所不欲的，莫施于人。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今译】：不仁的人，将不能久处在困约中，亦不能久处在逸乐中。只有仁人，自能安于仁道；只有智者，便知仁道于他有利。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今译】：子夏说：博学而能笃守其志，又能就己身亲切处去问、接近处去思，仁道就在这中间了。
《论语》最重言仁。然仁者人心，得自天赋，自然有之。故人非求仁之难，择仁安仁而不去之为难。慕富贵，厌贫贱。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处一切境而不去仁，在一切时而无不安于仁，故谓之君子。
——以上均摘引自钱穆《论语新解》
邹按——
关于什么是仁，笔者认为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里已经说得很透彻。他的书中还有一个精辟的比喻，那就是桃杏的核也称“仁”，桃杏从此核生长，而一切人事可久可大的，也是从“仁”生长。失去仁，就失去长居久安之家，此时无论外境的困约还是逸乐，都不可能使人长久自安。仁的意义，不点自破。所谓仁，无须玄乎其玄的解读，它就是一种醇厚的本质。只要具备了醇厚之心，即有仁心，然后可以执一御万。
《论语》最重仁。这是一种可以培养出来的品性，其实不难得到。钱穆认为，“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一个仁字，影响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多年。以下所选文本，有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唐代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及叙述汉代蔡文姬故事的《胡笳十八拍》。三篇作品当中，有忧，有苦，有悲，然而都不改当事者精神的长久流传。
心醇厚而人自安，人自安则困苦逸乐不改其志。
《岳阳楼记》
宋·范仲淹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邹按——
这是千古传颂的古文名篇。作者范仲淹，被南宋大儒朱熹盛赞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有意思的是，范仲淹在写《岳阳楼记》时，并没有到过岳阳楼。当时他的庆历新政失败，正贬居邓州，身体状况欠佳，此时朋友滕子京从湖南来信，请他为重修的岳阳楼作记。但文中景色并非想像，而是凭借附信的那一幅《洞庭晚秋图》而来。
本文的优胜之处，在于它的骈散结合。首句“庆历四年春”，短短五个字，就有阴平、阳平、去声、入声，吟诵起来，音韵极佳。下字不苟且，这是作品能够传世的前提。当然，促使它进入历代古文选本的一个原因，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句话以及范仲淹本人的精神力量。
范仲淹是唐代宰相范履冰的后人，但是传至范仲淹这一脉时家族已经式微。范仲淹的父亲早逝，在母亲改嫁后，他曾易姓为朱，后来复宗姓范。当时宋代的士人已经有了一种自觉精神，使得他们有意识地去承担起天下的大任，范仲淹只是这批人之一。跟他同时期的胡瑗、孙复，两人在泰山的一个道院中读书，世传胡瑗接到家书，只要看到“平安”两个字，就不会再看下去，随手就把信扔到山涧里，如此苦读十年，在学问上有所成就才出来。
宋代士子这些精神气度并非官府赐予，他们都是贫苦人家出身，在他们的成长路上，始终对这个国家充满热情和希望，在学有所成之后，他们纷纷介入国事。即使不在其位，在野的则大兴书院进行讲学。宋朝这个为后人群起诟病为积贫积弱的政府，却为当时的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最大自由度的舞台，历代莫之能及。所谓仁政，即此之谓也。事实也证明，正是由于这些读书人的掌权，宋朝才成为陈寅恪眼中文明最为鼎盛的一代。
挥笔写《岳阳楼记》时，范仲淹的心情并不好。当时他的新政遭到了打击，人也不在庙堂。满腔的报国热情与残酷的现实的冲撞，所产生的复杂情绪在文中表露无遗。“若夫霪雨霏霏”一段，说的是“悲”；语毕而笔锋一转，“至若春和景明”则又是喜。但情绪的表达也到此为止，文末最后一部分则是坚定态度的强调。大抵文贵雅醇平正，激切的哀欢始终有妨中正之气。
这一篇《岳阳楼记》，已经做到了这两点：一方面，文章中的语句只能用在岳阳楼身上，不能往他处移易；另一方面，岳阳楼在这里终为作者所用，做到了情不为景牵。这两点都兼备的作品，其实很少见。就像古代众多文学名家里面，能够做到诗文兼擅的，不过韩、苏数人而已。因此，《岳阳楼记》为历代选家所钟爱，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唐·杜甫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邹按——
杜甫是最为人熟悉的一个诗人了。在规则被破坏、秩序被藐视的时代，人们更喜欢谈论李白这个天纵之才。但在古代，杜甫才是对诗人影响最深刻的诗人，这并非说杜甫水平比李白高，而是因为他的诗有法度可循。历代诗家都会提倡学杜，但敢明言学李的不多。事实上，躬行学李的人不少，但成就往往不高。
老杜这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并不是他的最高水准之作，但却是最见情怀胸襟的作品。了无蕴藉与其说是它的遗憾，不如说是它的特点。因为这是“歌”，为便于诵唱，音律一定要响亮，诗意不便过于蜿蜒。全诗大意一目了然，无须郑笺费辞。秋风的无情，南村群童的恶作剧，均不能使这位衣衫褴褛的老人过分伤悲，在那一刻，他还想了与他有着共同心性及处境的人。
安史之乱使唐室元气大伤，此后一蹶不振，无复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流落江湖的士人，忧心天下失道，生民流离，为世人留下了无数催人泪下的沉重诗篇，杜诗即是此中的翘楚。杜甫之后，有宋代的陈与义，他在南渡之后，身当乱世，渐得杜诗精髓，笔下别开广阔境界，“登临吴蜀横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时”，令人叹为老杜复世。
他们的可贵之处，就是即便在极端艰难的生存环境之中，心所忧、意所系的，不仅是自己以及家人，还有天下。这不是某一个人所具有的品质，而是普遍存在于古代士人身上。这如果放在今天，可能首先引起人们的质疑。近人见古之恶则喜，闻古之善则疑，这不是在疑古，而是詈古，结果只导致信仰的没落。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学如此，诗文亦然。纵观数千年来文字长河中的闪亮恒星，大多是将时代和身世结合得最紧密的作品，李白《将进酒》，杜甫《登楼》，王安石《明妃曲》，都是如此。
再往深一层来说，历来传世的作品，却又都不仅抒写一己悲欢，古之上乘之作，体现的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深沉情怀。一姓之兴亡尚不足论，一己之悲欢更何足道？像苏东坡悼念亡妻的《江城子》，一辈子只能有这么一首。你在《杜工部集》里，能经常见到他的家人，却很少见到他专为家人不幸遭遇的悲戚。这不能说明他对家人不具备情感，事实上是因为他的情感太深沉，所以他才想到了更多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更多优秀的人——假如他们的妻儿都跟我的妻子儿女一样，甚至情况更差，该会如何？
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在这种信念支撑之下，一个人的思想格局自此变大，视野也更开阔。
《文姬归汉·胡笳十八拍》
（节选）
东汉·蔡文姬
身归国兮儿莫之随，
心悬悬兮长如饥。
四时万物兮有盛衰，
唯我愁苦兮不暂移。
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
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
梦中执手兮一喜一悲，
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时。
十有四拍兮涕泪交垂，
河水东流兮心是思。
邹按——
以上为《胡笳十八拍》中的十四拍。《胡笳十八拍》是一篇长达１２９７字的骚体叙事诗。这首诗是否为蔡文姬所作，目前尚有争议。但从诗中的情感来看，不是当事人写不出来。
蔡文姬生长于东汉末年，是名流蔡邕的女儿。在动乱之中，她被匈奴掳走，嫁给了匈奴左贤王。十多年后，她父亲的一个学生曹操统一了北方，想起了恩师的女儿，于是把她赎了回来。归汉后的蔡文姬，除了给汉语文学殿堂带来了《胡笳十八拍》之外，还有《悲愤诗》，同样是极具盛名的作品。
此处所摘的，是文姬归汉、思念胡儿的故事。大抵情感如此浓烈的题材，非骚体不能承担表达之任。身为汉人，蔡文姬为胡人臣虏；身为女人，蔡文姬嫁与胡人。双重身份的耻辱，令她这一生都刻骨铭心。但她最本质的身份——女人，却又为她带来另一层复杂的情感，与胡人所生的儿子，她不能带回中原大地。挥手自兹去之后，她这辈子或者都不可能再与亲生骨肉谋面。
汉人的身份，并未妨碍她作为女人、母亲的天性。这种真情的迸发，在复杂矛盾的心境之中，更显珍贵。更多的笔力，没有浪费在对汉政府的赞美上。带着对胡儿的无限思念，她终结了这一篇《胡笳十八拍》。
回到中原后，蔡文姬嫁给了董祀。起初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后来董祀犯法当死，蔡文姬不顾梳洗，披头散发赤足赶往丞相府向曹操求情。世皆誉曹操重情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蔡文姬的遭遇，却又是结结实实地给了当朝的肉食者一棍。
东汉是一个奇怪的朝代。它的经学昌盛，垂法后世，单是郑玄一人，就已笼罩百代。风气之醇厚，被顾炎武誉为三代之后最善者。修撰《后汉书》的范晔也慨叹，东汉是“政乱于上，俗美于下”。但反过来看，东汉的动荡，却又是非常惨烈的。它导致了门阀的兴盛，三国的鼎立，乃至后来胡虏的盘踞北方。
蔡文姬的遭遇，是乱世之中弱小个体的一个缩影。作为名流的后人，尚且如此，那么普通家庭的子女，其情可想而知。所幸的是传统文化中，从来不乏对个体的尊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有自然的规律，但人道却不能随着自然的规律而走。蔡文姬受到后人的缅怀，她的悲痛没有被后人遗忘，她和王昭君、班婕妤频繁出现于后世士子的诗词歌赋里——既然每个时代都有着不能完全抹杀的不公和悲惨，那么就让后人记住这些承受着非凡痛苦的人，他们的可贵，让人们储备着足够的精神力量，去坦然面对每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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