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邹金灿 解读仁义礼智信
“金声玉振——中华人文经典朗诵会”内容解读之一
仁：仁者爱人
特邀点评嘉宾：邹金灿《论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今译】：樊迟问：如何是仁？孔子答：爱人。樊迟问：如何是知？孔子说：知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今译】：仁者只要自己想立，便也帮助别人能立；只要自己想达，便也帮助别人能达。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译】：自己所不欲的，莫施于人。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今译】：不仁的人，将不能久处在困约中，亦不能久处在逸乐中。只有仁人，自能安于仁道；只有智者，便知仁道于他有利。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今译】：子夏说：博学而能笃守其志，又能就己身亲切处去问、接近处去思，仁道就在这中间了。
《论语》最重言仁。然仁者人心，得自天赋，自然有之。故人非求仁之难，择仁安仁而不去之为难。慕富贵，厌贫贱。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处一切境而不去仁，在一切时而无不安于仁，故谓之君子。——以上均摘引自钱穆《论语新解》
邹按——关于什么是仁，笔者认为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里已经说得很透彻。他的书中还有一个精辟的比喻，那就是桃杏的核也称“仁”，桃杏从此核生长，而一切人事可久可大的，也是从“仁”生长。失去仁，就失去长居久安之家，此时无论外境的困约还是逸乐，都不可能使人长久自安。仁的意义，不点自破。所谓仁，无须玄乎其玄的解读，它就是一种醇厚的本质。只要具备了醇厚之心，即有仁心，然后可以执一御万。《论语》最重仁。这是一种可以培养出来的品性，其实不难得到。钱穆认为，“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一个仁字，影响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多年。以下所选文本，有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唐代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及叙述汉代蔡文姬故事的《胡笳十八拍》。三篇作品当中，有忧，有苦，有悲，然而都不改当事者精神的长久流传。心醇厚而人自安，人自安则困苦逸乐不改其志。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邹按——这是千古传颂的古文名篇。作者范仲淹，被南宋大儒朱熹盛赞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有意思的是，范仲淹在写《岳阳楼记》时，并没有到过岳阳楼。当时他的庆历新政失败，正贬居邓州，身体状况欠佳，此时朋友滕子京从湖南来信，请他为重修的岳阳楼作记。但文中景色并非想像，而是凭借附信的那一幅《洞庭晚秋图》而来。本文的优胜之处，在于它的骈散结合。首句“庆历四年春”，短短五个字，就有阴平、阳平、去声、入声，吟诵起来，音韵极佳。下字不苟且，这是作品能够传世的前提。当然，促使它进入历代古文选本的一个原因，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句话以及范仲淹本人的精神力量。范仲淹是唐代宰相范履冰的后人，但是传至范仲淹这一脉时家族已经式微。范仲淹的父亲早逝，在母亲改嫁后，他曾易姓为朱，后来复宗姓范。当时宋代的士人已经有了一种自觉精神，使得他们有意识地去承担起天下的大任，范仲淹只是这批人之一。跟他同时期的胡瑗、孙复，两人在泰山的一个道院中读书，世传胡瑗接到家书，只要看到“平安”两个字，就不会再看下去，随手就把信扔到山涧里，如此苦读十年，在学问上有所成就才出来。宋代士子这些精神气度并非官府赐予，他们都是贫苦人家出身，在他们的成长路上，始终对这个国家充满热情和希望，在学有所成之后，他们纷纷介入国事。即使不在其位，在野的则大兴书院进行讲学。宋朝这个为后人群起诟病为积贫积弱的政府，却为当时的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最大自由度的舞台，历代莫之能及。所谓仁政，即此之谓也。事实也证明，正是由于这些读书人的掌权，宋朝才成为陈寅恪眼中文明最为鼎盛的一代。挥笔写《岳阳楼记》时，范仲淹的心情并不好。当时他的新政遭到了打击，人也不在庙堂。满腔的报国热情与残酷的现实的冲撞，所产生的复杂情绪在文中表露无遗。“若夫霪雨霏霏”一段，说的是“悲”；语毕而笔锋一转，“至若春和景明”则又是喜。但情绪的表达也到此为止，文末最后一部分则是坚定态度的强调。大抵文贵雅醇平正，激切的哀欢始终有妨中正之气。这一篇《岳阳楼记》，已经做到了这两点：一方面，文章中的语句只能用在岳阳楼身上，不能往他处移易；另一方面，岳阳楼在这里终为作者所用，做到了情不为景牵。这两点都兼备的作品，其实很少见。就像古代众多文学名家里面，能够做到诗文兼擅的，不过韩、苏数人而已。因此，《岳阳楼记》为历代选家所钟爱，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唐·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邹按——杜甫是最为人熟悉的一个诗人了。在规则被破坏、秩序被藐视的时代，人们更喜欢谈论李白这个天纵之才。但在古代，杜甫才是对诗人影响最深刻的诗人，这并非说杜甫水平比李白高，而是因为他的诗有法度可循。历代诗家都会提倡学杜，但敢明言学李的不多。事实上，躬行学李的人不少，但成就往往不高。老杜这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并不是他的最高水准之作，但却是最见情怀胸襟的作品。了无蕴藉与其说是它的遗憾，不如说是它的特点。因为这是“歌”，为便于诵唱，音律一定要响亮，诗意不便过于蜿蜒。全诗大意一目了然，无须郑笺费辞。秋风的无情，南村群童的恶作剧，均不能使这位衣衫褴褛的老人过分伤悲，在那一刻，他还想了与他有着共同心性及处境的人。安史之乱使唐室元气大伤，此后一蹶不振，无复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流落江湖的士人，忧心天下失道，生民流离，为世人留下了无数催人泪下的沉重诗篇，杜诗即是此中的翘楚。杜甫之后，有宋代的陈与义，他在南渡之后，身当乱世，渐得杜诗精髓，笔下别开广阔境界，“登临吴蜀横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时”，令人叹为老杜复世。他们的可贵之处，就是即便在极端艰难的生存环境之中，心所忧、意所系的，不仅是自己以及家人，还有天下。这不是某一个人所具有的品质，而是普遍存在于古代士人身上。这如果放在今天，可能首先引起人们的质疑。近人见古之恶则喜，闻古之善则疑，这不是在疑古，而是詈古，结果只导致信仰的没落。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学如此，诗文亦然。纵观数千年来文字长河中的闪亮恒星，大多是将时代和身世结合得最紧密的作品，李白《将进酒》，杜甫《登楼》，王安石《明妃曲》，都是如此。再往深一层来说，历来传世的作品，却又都不仅抒写一己悲欢，古之上乘之作，体现的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深沉情怀。一姓之兴亡尚不足论，一己之悲欢更何足道？像苏东坡悼念亡妻的《江城子》，一辈子只能有这么一首。你在《杜工部集》里，能经常见到他的家人，却很少见到他专为家人不幸遭遇的悲戚。这不能说明他对家人不具备情感，事实上是因为他的情感太深沉，所以他才想到了更多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更多优秀的人——假如他们的妻儿都跟我的妻子儿女一样，甚至情况更差，该会如何？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这种信念支撑之下，一个人的思想格局自此变大，视野也更开阔。
《文姬归汉·胡笳十八拍》（节选）东汉·蔡文姬身归国兮儿莫之随，心悬悬兮长如饥。四时万物兮有盛衰，唯我愁苦兮不暂移。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梦中执手兮一喜一悲，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时。十有四拍兮涕泪交垂，河水东流兮心是思。
邹按——以上为《胡笳十八拍》中的十四拍。《胡笳十八拍》是一篇长达１２９７字的骚体叙事诗。这首诗是否为蔡文姬所作，目前尚有争议。但从诗中的情感来看，不是当事人写不出来。蔡文姬生长于东汉末年，是名流蔡邕的女儿。在动乱之中，她被匈奴掳走，嫁给了匈奴左贤王。十多年后，她父亲的一个学生曹操统一了北方，想起了恩师的女儿，于是把她赎了回来。归汉后的蔡文姬，除了给汉语文学殿堂带来了《胡笳十八拍》之外，还有《悲愤诗》，同样是极具盛名的作品。此处所摘的，是文姬归汉、思念胡儿的故事。大抵情感如此浓烈的题材，非骚体不能承担表达之任。身为汉人，蔡文姬为胡人臣虏；身为女人，蔡文姬嫁与胡人。双重身份的耻辱，令她这一生都刻骨铭心。但她最本质的身份——女人，却又为她带来另一层复杂的情感，与胡人所生的儿子，她不能带回中原大地。挥手自兹去之后，她这辈子或者都不可能再与亲生骨肉谋面。汉人的身份，并未妨碍她作为女人、母亲的天性。这种真情的迸发，在复杂矛盾的心境之中，更显珍贵。更多的笔力，没有浪费在对汉政府的赞美上。带着对胡儿的无限思念，她终结了这一篇《胡笳十八拍》。回到中原后，蔡文姬嫁给了董祀。起初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后来董祀犯法当死，蔡文姬不顾梳洗，披头散发赤足赶往丞相府向曹操求情。世皆誉曹操重情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蔡文姬的遭遇，却又是结结实实地给了当朝的肉食者一棍。东汉是一个奇怪的朝代。它的经学昌盛，垂法后世，单是郑玄一人，就已笼罩百代。风气之醇厚，被顾炎武誉为三代之后最善者。修撰《后汉书》的范晔也慨叹，东汉是“政乱于上，俗美于下”。但反过来看，东汉的动荡，却又是非常惨烈的。它导致了门阀的兴盛，三国的鼎立，乃至后来胡虏的盘踞北方。蔡文姬的遭遇，是乱世之中弱小个体的一个缩影。作为名流的后人，尚且如此，那么普通家庭的子女，其情可想而知。所幸的是传统文化中，从来不乏对个体的尊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有自然的规律，但人道却不能随着自然的规律而走。蔡文姬受到后人的缅怀，她的悲痛没有被后人遗忘，她和王昭君、班婕妤频繁出现于后世士子的诗词歌赋里——既然每个时代都有着不能完全抹杀的不公和悲惨，那么就让后人记住这些承受着非凡痛苦的人，他们的可贵，让人们储备着足够的精神力量，去坦然面对每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明日推出“金声玉振”内容解读之二：义）
“金声玉振——中华人文经典朗诵会”内容解读之二
义：舍生取义
特邀点评嘉宾：邹金灿《论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今译】：富与贵，人人所欲，但若不以当得富贵之道而富贵，君子将不安处此富贵。贫与贱，人人所恶，但若不以当得贫贱之道而贫贱，君子将不违去此贫贱。
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今译】：一个士，见危难能授命（不爱其身），见有得能思及义（不妄取）。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今译】：品德不加以修养。学问不精勤讲习。听到义，不能迁而从之。知道不善，不能勇于改正。这是我的忧惧啊。
见义不为，无勇也。【今译】：遇见该做的事不做，就是没有勇气。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今译】：可以把六尺的孤儿托付他，可以把百里的政令寄放于他，临到大关节处，摇夺不了他。这等人，可称君子了吧？真可算得君子了。
《孟子》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今译】：鱼是我所喜欢的，熊掌也是我所喜欢的；如果两者不能并有，便牺牲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喜欢的，义也是我所喜欢的；如果两者不能并有，便牺牲生命，而要义。这就是舍生取义。
邹按——五常之中，如果说仁是人身上的一股绵厚正气，那么义就是这股正气的外发。对于一切符合正义道德的事，做了就是义，不为则是不义。仁使人致远，义使人伟岸。在大家并不陌生的司马迁《史记》里，《列传》第一篇《伯夷列传》，讲的就是一个义字，以及司马迁本人对义人遭际之感慨。在这篇非常特殊的列传里，伯夷叔齐的事迹只占了很小的篇幅，更多的是作者的沉思和感慨。司马迁也是一个义人。他为李陵说话，招致惨祸而丝毫不惧。因行义而被载入史册的人，在古代不胜枚举。这是汉代读书人的气节。一个义字，让他们有了一种刚劲不屈的力道，使其独立于所在群体之中，为世人铭记。美国学者白璧德曾形容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前者是“人知型圣人”，后者是“意志型圣人”。两者的区别，导致人们对孔祠林立的现象不以为异，而认为供奉亚里士多德是一件怪事。正因为意志型圣人导致后人对精神力量的重视，于是我们不止看见孔祠，还看见武侯祠、岳武祠——中国史上各种有义行之人，都有被立祠供奉的可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对于富贵，取之有道；对于贫贱，安之若素，去之以道。义是一种勇悍，非动辄舞刀弄剑的莽夫所能比。
《陋室铭》唐·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邹按——铭是一种文体。《释名》：“铭，名也，记名其功业。”为陋室作铭，这是在记扬其功。区区一间陋室，有何必要为之作铭？这是读者的疑问，也正是作者刘禹锡所寓的深意：“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对于这一句，钱穆先生认为，“若在己无应得此贫贱之道，虽贫贱，君子将不求去”。钱先生的意思，是你尽管有足够的才能，本身应享有更多的物质待遇，但却因为各种不正常的原因而身受贫贱之厄，但尽管如此，也不应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急着去摆脱。钱氏的解释曾被一些人视为迂腐，有人认为此句应该是强调“去贫贱而有道”。但孔门哲学并非成功学，它并不教人怎样摆脱贫贱，它所传达给你的声音，是以怎样的态度面对贫贱。“摆脱贫贱”和“怪力乱神”一样，是孔子所不语的。因此，钱先生的解释，与孔门精神一脉相承，它并非陈腐。因为《论语》的这一段话之后，还有“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么一句，说的是贫贱与富贵，对于一个求道之人来说，是无关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坚执信仰，躬行思想，即使颠沛也不违背。刘禹锡的《陋室铭》，就是“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的注脚。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古代这种毫不足道的处所，是主人贫贱的一个凭证，但它们最终都因人而显。尊重知识，揄扬德性，风雅自此而起。人们习惯于喟叹风雅的没落，而却不注目于引发风雅的内在力量之消失。历来赏析刘禹锡这一名篇，都不忘说上一句“安贫乐道”，喜欢大做文章的人便批评此为消极做法。这种过度的诠释显然有违儒家原意，因为儒家并不反对人摆脱贫贱，孔子曾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刘禹锡性情高洁，颠沛一生，也从未阿谀过权贵，面对他们，他挥笔写下“前度刘郎今又来”。佞敌如林，但他从未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好友柳宗元为了他而请谪柳州，为报厚恩，他在柳宗元死后，收养柳的一个儿子，并搜集整理柳的诗文——做一个不严谨的假设，如果不是刘禹锡做了这个工作，我们今天或许读不到“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或许不知道“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那些权贵已经烟消云散，但刘禹锡凭借着他出色的诗文以及昂扬的精神，芳名传百世。一辈子的困顿偃蹇，并未消磨他的意志，没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是做不到的。刘禹锡被称为“诗豪”，这个豪字多少掩盖了他困顿的一生。在他的诗文中，“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仅仅是一时兴到之笔；如果稍稍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等句上寻研，便能发觉这位失意士子心境之苍凉。嚼着这种苍凉，更能明白那种不屈的心态，是如此难得。
《满江红》宋·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邹按——这首词昂扬激烈，音节响亮，为宋词中的异品。下阕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显然是为求刚劲，下字虽不免鲁莽，当然这也更贴合岳飞的武将身份。《满江红》尽管没有身世之慨，却带上了深刻的时代标签，且最贴合岳飞身份。正是有了这种特殊性，赋予了《满江红》一股强劲的生命力，让人们对之深切铭记，并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岳飞作为一种捍卫家国的精神标签，无可争议。《满江红》以及岳飞已经血脉相连，成了一个图腾。历史上能上升到图腾的人物，就那么几个，圣有夫子，廉有伯夷，孝有子路，信有尾生，忠有岳飞。这些人不同于特殊时代塑造的典型人物，他们经受过上千年的质疑。后人若推翻他们，则有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危险。岳飞对华夏大地的最大贡献，就是注入一种不屈之精神，至于其忠君爱国的形象，则属于副产品。岳飞忠君，这在过去是一种美德，也是义行。我们今天没有必要提倡忠君思想，然而忠义所延伸开去的忠人忠己之精神，却仍应为人们所秉执。譬如对于那些帮扶过自己的“贵人”，不需任何人提醒，人们都会自觉要求自己尽量对之尽忠尽信。是以今人回首看岳飞，没有任何理由去嘲笑他的这一美德。假如今天培育对历史的一种“温情与敬意”，日后收到的将是后人对自己的公允评价。辽金两国将兵南下，对中原百姓所犯下的罪行，已经被载入正史。但由于各种原因，到了今天，我们往往容易忽视文明所曾经遭受的灾难，而赞誉起那些征服者来。是以今日诠释历史，鄙薄宋朝，尊仰强力的辽金，对于再塑文明来说，没有任何益处。面对野蛮的入侵，岳飞抗金有其合法性和必要性。今天人们讴歌岳飞，并非是在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倡导捍卫家园、守护文明而杀身成仁的精神。（明日推出“金声玉振”内容解读之三：礼）
“金声玉振——中华人文经典朗诵会”内容解读之三
礼：不知礼，无以立
·特邀点评嘉宾：邹金灿《论语》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今译】：孔子说，不知命，便无以为君子；不知礼，便无以立在人群中；不知言，亦就知不得人。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译】：有许多朋友从远而来，我心不更感快乐吗？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今译】：有子说：“礼之运用，贵在能和。先王之道，其美处正在此，大事小事都得由此行。但也有行不通处，只知道要和，一意用和，不把礼来作限节，也就行不通了。”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今译】：司马牛很忧愁地说：“人人皆有兄弟，独我没有啊。”子夏说：“我曾听先生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只要能敬，做事没有差失，对人能恭、有礼，那就四海之内都是你的兄弟啊。君子哪怕没有兄弟呢。”——以上均摘引自钱穆《论语新解》
邹按——礼是秩序，要求的是克制。没有秩序，没有克制，就没有群体的自由。在“五经”之中，《礼》又有三，分别是《仪礼》、《周礼》、《礼记》。其中《仪礼》记载了周代士大夫的各种礼仪，然而它有着太强的时代性，其影响力反而让位于属于“记”的《礼记》，因为《礼记》有着更长久的普适性。对于典籍所记的各种具体的礼仪，今人大都不去遵守甚至不需了解。但对于礼背后的精神，却不能抛弃。儒家为后人抨击的一点，就是强调人的等差。但专意抨击者很少思量到，儒家只是正视不平等的事实，用礼来规范社会各阶层的言行，要求在下者恪守向上之道，在上者躬行更多责任，在历史上也杜绝了极权政府的产生。颇耐人寻味的是，在近现代极端强调平等主义的地区，最终都衍生出了极权政府。谁也无法否认，完全意义上的平等是不可能存在的。儒门相信“惟上智下愚不移”，是因为他们清楚人的差分。但儒门同样强调“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强调在分差等的社会中，建立一条向上的通道，让下层的优秀之士凭借知识与美德走向上层。礼让人们遵守符合其身份地位的秩序，不当其位，不谋其政，对于自己不擅长的领域，要守礼虚心，不轻慢僭越。樊迟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樊迟请学为圃，孔子说：“吾不如老圃。”南宋初期，士林对朝中议和派的攻击；明朝末年，在野士人对朝政的清议，影响甚巨，但也有着坏礼的危险。不在其位，不当其政，“利害不切于己”（赵翼语），群起快意臧否，有时往往会令事情更糟糕。是以宋颓于议和、主战两派之争执，明亡于书生之意气用事。倘使其时士人各司其职，戮力韬光养晦，未必不能延迟甚或避免文明夷陵的惨剧发生。
《诗经·呦呦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 以燕乐嘉宾之心。
邹按——《毛诗序》：“鹿鸣，燕（宴）群臣嘉宾也。”高亨认为此说可从，“周代国君宴会群臣和嘉宾，要奏乐为娱，所以特撰《鹿鸣》，以备歌唱”。这是国君礼遇臣下的一个小故事。在这里君臣和谐，无权力倾轧，不见勾心斗角。事实上，人们只要翻开《诗经》，便能感受到一股醇雅温和的气息。即使诗中有怨怼，如“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最终也是温厚地谴责。金刚怒目式的语言，在《诗经》不容易找到。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个总结再精当不过。《诗经》为人们展现了一个天清地明的世界，很难在其他的典籍之中找到一个比《诗经》更清亮的天地。也正因为《诗经》的这种柔和气质，后人往往喜欢从《诗经》中为自己的女儿取名，而男儿的取名则更多求助于乾健的《周易》。《诗经》中的赋比兴三义，开启后世作文的法门。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认为，战国纵横之文，多出于《诗》教。因为当时的聘问诸侯、出使专对，言谈之间不离《诗经》。纵横家乃将“比兴之旨，讽喻之义”推衍至极致，使各自的文章“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不过，尽管中国这一部最早的诗歌总集为后人开启多重作文法门，但它却并未成为后人学诗的一个范本。《诗经》的本质是经，《诗》教中的温柔敦厚，对后世诗人的为人影响更大。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里的“诗”，专指《诗经》。《诗经》里的花草鸟虫增长人的见闻，而典章制度则能让士人用于外交时的进退应对。是以此书在让人增长知识之余，也体现出经之地位。
《诗经·菁菁者莪》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见君子，我心则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见君子，锡我百朋。泛泛杨舟，载沉载浮。既见君子，我心则休。
邹按——莪音俄，是蒿的一种。锡同赐。朋：上古以贝壳为货币，十贝为朋。关于此诗的主旨，历来歧义迭出。《毛诗序》说是“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朱熹《诗集传》则说《毛诗序》“全失诗意”，认为“此亦燕饮宾客之诗”。高亨的解释跟毛亨相近，认为是“作者深受贵族的扶植与恩赐，写此诗来表现感激和喜悦的心情”。今人则多以为是古代女子喜逢爱人之歌。从字面上看，此诗的确像是女子喜逢爱人之歌。但是从《诗经》所习惯使用的寄托手法上看，此诗的格局未必会这样狭小。虽然诗无达诂，各种独立起来的有道理的推测都是站得住脚的。然而回到《诗经》本身的系统运作法则，毛亨的说法是最为贴近《诗经》的。汉代士人喜欢将“天”与“人”并举。董仲舒说“天人感应”，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五经之中，《诗》及人，《易》近天。
《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邹按——《毛诗序》：“蒹葭，刺（秦）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历代的人们都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篇刺喻之作，作者认为秦襄公没有恪守周的法制，因此作诗讽喻。秦襄公是秦国列为诸侯的第一任国君，秦国的勃兴正由此人而起。《蒹葭》的“真实”诗旨，人们已经无从知晓。甚至诗中的主人公是男是女，作品也没有交代清楚。然而这不妨碍此诗的流传。读此诗的人，相信不会忘记苏轼《前赤壁赋》的“望美人兮天一方”，此句化用的就是《蒹葭》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牡丹亭·游园》明·汤显祖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遍青山啼红了杜鹃，那荼蘼外，烟丝醉软。那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闲凝眄，兀生生燕语明如翦，听呖呖莺声溜的圆。
邹按——《牡丹亭》的成功之处，不是所谓的“反封建主义精神”，而是语言的以雅为俗。尽管戏剧面对的是普罗大众，但作者并没有为了讨好读者而下顾。细看这一个片段可知，作者的用词都很讲究，异常典雅，毫不粗俗。中国的诗词曲也有礼法，有着等级的差别。在古代，各种文体中以诗为高，词曲次之。今人所修的文学史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说的只是各个朝代的风气变迁，诗词曲三者的地位，在历史上却并没有改变，诗庄词媚曲俗，仍旧是常识。即使在清末，诗仍是文学大宗。诗词的退位，是在风雅被击沉的民国，那时候小说才盘踞文学庙堂高处。尽管诗词曲在古代有尊卑之差，却并不妨碍各自的价值。诗词曲这三者有雅与俗的区别，曲更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在具体的写作中，诗不宜用词句，词不宜用曲句。但反过来，却可以词用诗句，曲用词句。这透露出中国人的一种内在诉求：见贤思齐。就文学作品而言，再没有比作者的低首下心更可怕的事情。汤显祖的不迁就，却为他赢得意想不到的读者。事实上，折节往往不能获得世俗的认可。清乾隆年间，最高统治者提出编纂《贰臣传》，将降清的明臣收录其间，认为他们“大节有亏”。时代或者会一时堕落，但没有人喜欢自甘堕落的人，这就是人性。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邹按——知道这首诗的人，恐怕不比能背出《静夜思》的少。这当然不是代表李白最高水平的诗，但正因为李白有着太高的知名度，以致此诗也成了一个典故，“我有新诗珍重久，只无人送踏歌声”（黄仲则）。古代朋友以礼相送，往往有佳作诞生，比如“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无论怎样，离别总是一件感伤的事，李白此诗却没有丝毫的坏情绪传出。事实上，李白不会把感伤放在这种事情上。李白也常有怀才不遇的愤懑，但都一一被他化在了酒杯里。所以李白的诗，气力从不弱，这就是他的天才所在。除了李白，几乎没有一个诗人能在不如意的境遇里不感伤一下——即使被称为最旷达的苏轼，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不免自嘲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或者是李白参透了人生，又或者是他的确对前途彻底绝望。但诗歌里的他，永不自伤，字里行间，流淌着的总是骨子里的自信和高傲。这就是李白，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拥有强大的精神气场，而不仅仅因为诗写得好。
（明日推出“金声玉振”内容解读之四：智）
“金声玉振——中华人文经典朗诵会”内容解读之四
智：明道达义
特邀点评嘉宾：邹金灿《论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今译】：三人同行，其中必有我的老师了。只择其善的便从，不善的便改。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今译】：遇见贤人，当思与之齐等；遇见不贤之人，当自反省（莫要自己亦和他一般）。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今译】：君子因于礼乐文章之讲习来会合朋友。因于朋友会合来互相辅助，共进于仁道。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今译】：知（智）者心无惑乱，仁者心无忧虑，勇者心无惧怕。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今译】：不要愁得不到职位，该愁自己拿什么来立在这位上；不要愁无人知道我，该愁我有什么可为人知道的。——以上摘引自钱穆《论语新解》
邹按——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所谓智者，就是明道达义之人。儒门尊智，但不刻意尚智，智过了头，即属智巧，而儒门对智巧有着一种深刻的警惕，为免除智巧所带来的灾难，很多地方还会着意尚拙。例如就诗中的对仗而言，宋人陈师道就明言“宁朴毋华，宁拙毋巧”。陈师道是一个气节高昂的儒者，为了不接受他看不起的人的衣物御寒，最终染病而死。这种人格力量，连老杜都有所不及。然而儒门的警惕智巧，又与《老子》的“大巧若拙”不同。《老子》的“大巧若拙”，终究还是要归于巧，其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目的一是明哲保身，二是伺机取胜，有着浓郁的权术味道。所以汉初的最高统治者如薄太后，皆尚黄老，即黄帝、老子之术。儒门讲究智慧，但不提倡这种智巧。仁者静，智者动。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历代士人对山的赞美要多于水，因为水属于智者。相比仁者而言，儒家弟子不刻意强调对智者的尊仰。谈起儒家的智，不能不说到《公羊传》首倡的经与权；说到经权，又不能不说到春秋时期的祭仲。在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所谓“经”，指的是恒定不变的道义法则；所谓“权”，即是权变、圆通的手段。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遇到需要权变时，往往没有恒定的、具象的或可参考的处理方法。这时候，就需要有一定的“行权之道”：反于经然后有善者。祭仲是一个懂得经权互济的智者。读懂了祭仲这个人，或者更能明白孔子为何会有这样的喟叹：“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祭仲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卿大夫，深得郑庄公的重用。庄公死后，祭仲立太子姬忽为国君，是为郑昭公。昭公的大弟弟姬突的母亲是宋国人，姬突联合宋国的势力，意图取昭公而代之。宋国首先诱捕了祭仲，祭仲被迫无奈，同意废昭公而立姬突，郑昭公闻讯，流亡他国。姬突即位，是为郑厉公。后来祭仲在郑国专权，郑厉公联合祭仲的女婿，图谋杀害祭仲。祭仲的女儿向其告密，于是祭仲先下手为强，杀掉女婿。郑厉公亡命他国，祭仲迎回了郑昭公。祭仲最为人诟病之处，就在废昭立厉这一抉择。臣子妄行废君，乃是非法之事，这是为《春秋》所责备的。史上对祭仲褒贬不一，司马迁在《史记·郑世家》里对祭仲阙而不论，然而在《太史公自序》里隐约地说上一句：“祭仲要盟，郑久不昌。”显然对祭仲应允宋国的要求有微辞。然而《公羊传》却谅解祭仲的行径，颂扬祭仲的决定，认为他符合行权之道，因为“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公羊传》认为，即使祭仲以死殉国，也不能保全郑国，甚至郑昭公也可能不得活命。而接受宋国的要求，则可以保存宋国，存活郑昭公，以俟来日复位。《公羊传》进而论道：“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公羊传》对祭仲的肯定，或有可商之处，但这里的“自贬损以行权”，不“杀人以自生”，则是明确点出了儒门对权变者设定的最后底线。一旦突破了这条底线，则是正史里所贬斥的“乱臣贼子”。对于行智之人，儒门观其行而约束之，如提倡经权互济的同时，还强调“行权有道”、“自贬损”、“反于经然后有善”，内里的精神核仁，还是仁义两字。
《师说》唐·韩愈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邹按——韩愈是一个复杂的人。他自接孔孟之后，扛起儒学复兴大梁，抗颜为师，其言论多成为宋儒的思想源头。他的一句“孔子传之孟子”不免轻率武断，直接忽略另一大儒荀子。而荀子却是孔门传经最为重要的人物，汉儒之道，正从荀子而来。他对儒学，可谓有功也有过。但功过孰为大小，则不能轻易估量。这是体现在韩愈身上最大的复杂性。当然，此公身上还有很多让人费解的事情。例如他辟佛，但与佛门中人的交往暧昧不清。他说“人生如此自可乐”，但谀墓起来却又不亦乐乎。他与柳宗元的友谊似乎成了千古传颂的话题，但两人的交往却又像云中月镜中花，捉摸不透——他在祭柳宗元的文章中写道“非我知子，子实命我”；而柳宗元则在自己的文章（《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直接称呼他的名字“愈”。但正是这么一个复杂的人，却对后世的影响难以估量。《师说》是韩愈众多名文之一。骈文是唐代文章的主流，但韩愈一反而为散体，并取得很高的成就。他的古文很有气势，也有法度，唐以后学韩的人多不胜数。苏轼在《韩文公庙碑》里说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虽有过誉之嫌，但对韩愈的贡献形容恰当。不过，《韩文公庙碑》里没有提及一项，那就是韩愈对诗的贡献。韩愈写诗像写散文，为诗道别开一崭新面目。宋诗的脉络，可以一直追溯到韩愈身上：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没有“嘲风月，弄花草”，没有华丽辞藻，散体单行的文章方便于说理。韩愈文章学古，内容也阐发古人之道。《师说》里谈及的，便是师道的式微。这篇文章在今天仍然有极高的价值。然而韩愈所处的时代，师道其实还很昌盛。人们尊重知识，敬畏学问，事师如事父，这些传统一直绵延至清末。韩愈撰写此文，是在“先天下之忧而忧”。今天，教师仅仅被作为一种职业，不复传道授业解惑之任，而学生也仅为求得知识，而非学道，求得人格的完善与提升。现世的师生关系，往往如同一桩买卖，大家按照合同行事。即便如此，违反合同的事情还时常发生。如果韩愈复生于今天，看见师生互相对峙、质疑、嘲弄甚至相残的场景，相信他会“提笔四顾心茫然”。
《前赤壁赋》宋·苏轼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邹按——赋是要押韵的，留心此文的第一段可知。在宋代，尽管散体赋已经很流行，但还是有韵，只是韵押得相对较疏而已。历史上无韵之赋，屈指可数。苏轼的古文，有《韩文公庙碑》的纵横，有《前赤壁赋》的飘逸，有《刑赏忠厚之至论》的凝练，变化多端，格局宏大，窥汪洋恣肆之崖略，冠绝两宋，独标千古。他的诗词也在其有生之年声名远播，人人争诵。苏诗的妙处，自不待言。宋诗如果没有他，将不能与唐诗相提并论。但对前贤的作品“低首下心，敛衽无异辞”，无补于学古之道。所以我们以李杜等人的标准来看，苏诗也不无可议处。苏诗太像苏文了，不但句法相像，就连情感的浓烈度也类似。一个人在一篇文章里将“九死南荒吾不恨”的因由娓娓道来，会成为一篇优美睿智的名文，但如果在诗中表达这种观点，则显得有点浪费诗这一体裁。因为诗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浓烈的情感。这对苏轼来说，无可指责。如果不是旷达的生活态度，多舛的命途将会连他的“黄州惠州儋州”的待遇也要剥夺。苏子这一存世的智慧，后世无论得意还是失意者，都纷起学之。但苏轼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顺境之中，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后期的他，处世方式近庄，然而在知识的进取方面，却丝毫不会停滞。这个世界没有仙乡，但文章里有。《前赤壁赋》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它向宇宙提问，有穷无穷之话题，永远让人思渺然。一连串如梦似幻的想像，让人似乎堕入一个梦境，这个梦境庶几近于《庄子·逍遥游》里的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苏轼的精神气脉，得益于庄子甚多，此亦不待言。“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正是接《庄子》里的大年小年而来。在这篇名文中，苏轼高旷的人生境界全出，他对彻底的个体自由追求之精神，也跃然纸上。对照他坎坷的人生来看，这种精神何其可贵！
（明日推出“金声玉振”内容解读之五：信）
“金声玉振——中华人文经典朗诵会”内容解读之五
信：言而有信
特邀点评嘉宾：邹金灿《论语》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今译】：与人有约信，当求所约近于义，始可践守。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今译】：我每天常三次反省我自己：我替人谋事，没有尽我的心吗？我和朋友相交，有不信实的吗？我所传授于人的，有不是我自己所日常讲习的吗？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今译】：与朋友相交，言而有信。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今译】：钱穆：人类若相互间没有信心，我不知还能做些什么。杨伯峻：做为一个人，却不讲信誉，不知那怎么可以。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今译】：君子把义来做他一切行事的本质，又把礼的节文来推行，把谦逊来表达，把诚信来完成。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今译】：天冷了，才晓得松柏树是最后落叶的。
——以上今译，最后一条摘引自杨伯峻《论语译注》，其余摘引自钱穆《论语新解》。其中，钱、杨二公关于“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解释有不尽相似处，特并举以备有心人。
邹按——《说文》：信，诚也。对于单独的个人而言，信之一字，含有具备信义之意。这也是我们今天理解“信”字的最普遍的一个维度。关于信义，大家不难想到尾生。这是先秦时期的一个小人物。他与一名女子约会，女子姗姗来迟，但洪水却无情地扑至，尾生抱柱而死。这对于尾生来说，是一件大事，但对于历史长河来说，却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但尾生却仍然被史官载入史册，可见古人对信之重视。从个体的人往外扩开，信之一字，则要求我们要拥有信任的能力，在今要相信他人，对昔要相信古人。“相信他人”，并不难做到。在“相信古人”这一方面，中国人在１９１９年以前的数千年内，一直都做得很好，那时候的人们不需要对祖宗惭愧，因为他们并没有丢掉先贤传下来的美德和知识。今人在对古典的学习中，大概很少不被牵扯到信古与疑古的冲突中。对古人的信与疑的冲突，尤其是对孔子的信疑，在近世显得更为突出。清末朴学殿军章太炎先生，也是民国的开国元老之一，他在１９０６年发表《诸子学略说》一文，认为“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萌芽……虽然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把孔子说成欺世盗名之徒，学得老子的东西而欲逢蒙杀羿，要加害于老子。老子惧怕，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想发一言而不可得，于是不得不西出函谷关，躲避杀身之祸。老子经此“奇遇”，便有了《道德经》一书。鲁迅是章太炎的弟子，他曾将这个故事敷衍成一篇小说，名字叫《出关》。但他将乃师的这一说法保留意见，称之为不一定的事实。１９２１年，史学大家柳诒徵先生在《史地学报》创刊号上发表《论近人讲诸子学者之失》一文，批评章太炎诋孔的学说，认为章太炎的孔、老猜忌之说，“是直不知老、孔为何等人物，故以无稽之谈诬之”，流毒匪浅。章太炎读到这篇文章后，发表公开信向柳诒徵致谢，自述《诸子学略说》是自己“十数年狂妄逆诈之论”，后悔“前声已放，驷不及舌”，表示自己“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尽信书不如无书，同样，尽信古不如无古。章太炎和柳诒徵两人的这一段掌故，正好说明了，学问人生，有信有疑，但如将一个疑字推向极端，所闹出的不止是“大禹是一条虫”这样的笑话，更有信仰缺失，世情堕落的境地。章太炎在信中敦请柳诒徵多为后生讲学，足证他对世情之忧心：当一切都被消解的时候，人群将无异于兽群。人而有信，说的不止是一个人有信用。往更深层次去理解，是要有“信心”。此处“信心”二字，用钱穆在《晚学盲言》里的说法，是信任、信仰之心。所以钱氏解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人类若相互间没有信心，我不知还能做些什么”，是侧重于信任、信仰之心而言。将信推衍为信念、信仰，是更深一层次的阐发。人有信仰，其心自淳，其情不诈，“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的信义，自然而发。然而信仰又未必一定要以宗教作载体。儒门精神之一种，是“祭神如神在”，对于涉及信仰之事，一是存而不论，二是敬而畏之。其之于信仰大抵可从“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里寻迹。对于这一句话，一个曾经流行的解读是儒家给人枷锁，只能禁锢人的思想，使后人缚手缚脚，无法超越前贤。这是一种预设立场的解读，因为儒门在敬道重义之外，还有崇优，如果这种解读成立，那么它无法解释孔子“后生可畏”这一句话。儒门信仰并不幽眇难触，“立己立人”四字足可尽之。
《幽兰操》唐·韩愈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今天之旋，其曷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贸贸，荠麦之茂。子如不伤，我不尔觏。荠麦之茂，荠麦之有。君子之伤，君子之守。
邹按——《幽兰操》又称《猗兰操》，是古琴曲。操是指琴曲名及演奏方法，如《箕子操》、《龟山操》，还有蔡邕的《琴操》。相传孔子最先写下《猗兰操》，其辞如下：“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何彼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定处。时人谙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写作的背景，被认为是孔子周游列国而不被重用，同时面对着年迈多病的境况。语句质朴易懂，与汉朝古诗的风格相似。有可能是某一位贤者根据孔子一生的遭遇，托孔子之名而写。这首《幽兰操》引起后世许多人的唱和，韩愈就是其中一位。相比世传作者为孔子的《幽兰操》，韩愈的和作力道稍弱。原作有一种历尽世变之后的深沉感慨，而韩作则淡泊自守的味道更浓。但两者同样都焕发出一种执道独立之昂扬气质。韩愈以承继儒学道统为己任，曾因上书皇帝，极力反对朝廷迎佛骨而差点被处死。他的出现对于宋儒来说非常重要。宋儒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气概，多多少少有着韩愈的影响。古人讲求道德、经济（经世济民）、学问三体完备，缺一不可。宋儒心性之学衍漫在元明，又历经胡虏乱华，朱明无道，学风渐行空疏。那时候的人们都喜谈性与天道，说良知，独不笃力读书。明儒更有一天时间里半天拿来读书、半天用于打坐的风气，有了道德，没有学问，更无“经济”。于是明亡之后，这种风气为当时的魁杰之士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所痛斥。到了清代中叶，文网日密，乾嘉朴学占据主流，大家喜言考据，矫宋儒之弊过甚，鄙薄宋儒渐成士林所尚。流风之下，道德开始沦落，人心不再淳朴。就连朴学大师段玉裁晚年也说：“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从孔子到司马迁，到韩愈，到范仲淹，到顾炎武，这些儒门标杆式的人物，哪一位不是刚阳有道之人？现代人们嘲笑古代文弱书生，但在儒门正流之中，你找不到这类人物。
《晚春》宋·王令三月残花落更开，小檐日日燕飞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邹按——这首诗又名《送春》，所谓三月，指的是农历的三月，时令上属于晚春了。诗的前两句，是说花落了还会开，燕子飞走了还会来。随着时令的转换，天地间的一些生物，都有着各种不同的轮回，以适应天道。独有杜鹃不肯随春而去，夜半仍旧泣血啼叫，希望能将春天留住。然而东风能唤回来么？显然不能。但更显然的是，不能坐实地去论诗。杜鹃的执着信念，是这首诗想要表达的。此诗作者王令，就是这一只“杜鹃”。王令是一个异人。他拥有很多人无法具备的人生境界：不参加科举，要“读书学古”，以贫贱为业。但另一方面，世俗的事情却又将他逼迫得喘不过气来。他五岁时就已经没有了父母，十几岁就不仅要养活自己，更要奉养寡妇姐姐。他将自己的贫贱生活反映在诗文里，读来令人凄然。但王令却并不是一个自哀自怜的人。年少的他，就已经敢于当面指责他人不符合道义的行为。长大后作诗属文，也劲健有力。他的诗写得很有特色，用字往往试图追求一种“刺眼”的感受，也就是古人评议诗文时所常用的“语有沙石”。例如他有名的两句诗“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首句的“屠”字，就用得很别致。也正因为气盛而易折的缘故，王令只活了二十八岁，就弃世而去了。王令的这种生活态度以及遭遇，就是属于典型的“不可无一，不能有二”的例子。他那颗向道之心值得人们赞誉，但其过于刚直的态度，却不能成为后人学习的标杆。在任何年代，都没有可能让每一个寒士皆得晋身之道。野外总有一些“遗贤”，在劬劳辛酸地活着。所以像王令这样的士子，其实为数不少。清代的汪中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一位敦古笃学的士子，学问做得很好，骈文写得更佳；其经历也跟王令相似，都是不肯仕进，坚持自己的求道理念，试图垂言于后世。王令的诗文得以为后世见知，有赖王安石对他的称誉。王令去世之后，王安石写过《思王逢原》的诗，其中一首是：“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风又一吹。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惟有故人知。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逢原是王令的字。王安石和王令的气质接近，都是狷介刚直之士，所以他会慨叹“微言惟有故人知”。正因为过于狷介刚直，未能执中而用，造就了两人的遗憾——王令早逝，王安石轰轰烈烈的变法以失败告终，同时将大宋推向深渊。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功过，大可交由史家评议。但他和王令在生命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坚持信念之气力，则垂法后世。
《三字经》（节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邹按——《三字经》僭用了“经”的名字，却没有经的内容。名不符实，言不附行，最能引起争议。首句“人之初，性本善”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商议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孟子》的理论皆从性善而发。然而，对人性作最好的猜测，是否能导致最好的结果，则是一个诡异的问题。正如极端强调平等的思潮往往产生极权一样，极端强调性善的理论是否会导致人群往恶的方面进展，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西方人说恶之花，认为人有原罪，却最终催生了有限权力的政府。不知是幸与不幸，我们还有荀子。同样是孔门再传弟子，但在人性的本质方面，荀子与孟子唱反调，他强调人性本恶，所以需要不断善化、提升。这种观点不好听。尤其是一个“恶”字，让人看了心里不舒服。然而，这个世界总有一些很难听的话，却又往往是最有道理的。一些善意的话，却往往导致最坏的结果。所以评判历史人物，对之作动机猜测往往没有任何意义。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民国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曾著《生物学观点下之孔门哲学》以及《孔门哲学的又一方面》两文，系统地阐述孔、孟、荀三人的哲学观点，深刻独到，为近世独有。总体来说，《三字经》可以一读，但不必对它过分推崇。古人在识字之后就开始读四书，进而读五经。对于四书五经，他们并不只读白文，而是连经典注疏也要诵读。如清代大儒戴震，能背十三经原文及注，可以背出一部分疏。所以，古人没有多少时间浪费在“百三千”这些初级读物上。但是，这些初级读物的作用也不可磨灭，毕竟这个世界总有那么一些桥梁，你走过之后是不需要再往回走的，但它不可或缺。《三字经》似乎仍然不能偏废，或者是这个道理。（连载结束）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