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谁都知道要读书，也都知道读书的好处，那么究竟我们应该读什么书呢？怎么读呢？这都值得探讨。如果我们不辨别筛选，什么书都拿来就读，那极有可能不仅不能受益，有些书还会对我们的人生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的正确做法是要读好书，那什么样的书才算是好书？在这里，我认为是非“经典”莫属了。
一、经典的力量
“经典”这个词，本身就给人一种威严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那么何谓之“经典”呢？
经典是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最能表现本行业的精髓的、最具代表性的、最完美的作品。尤其是那些重大原创性、奠基性的著作，更被单称为“经”，如老子、论语、圣经、金刚经。有些甚至被称为经中之经，位居群经之首，比如中国的《易经》，佛家的《心经》等，就有此殊荣。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指出：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卡尔维诺认为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经典，有种子的力量！
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曾经说过说：“如果我现在要教孩子的话，也要他们念这些古书（《史记》《汉书》），暑假也盯着他背古文、背诗词，我觉得这几千年的文化遗产，非常可贵。我认为念中国诗词，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背书，多背古文，多背诗词，这对于文字表现是一种最好的训练。”
如此一来，对于读书这件大事儿，我们便知晓该从何入手了。那么下面就是要讨论该怎么读的问题了。
二、什么是“素读”
“素读”是指在阅读或观赏时不加以任何个人的偏见或喜恶，平和地完成，以更好的悟出原作者的思想和诉求！素读是对我国古代私塾教学方式的定义，不追求投入理解，只是将其反复诵读，烂熟于心，从而达到夯实文化根基的目的。
（一）当代人读书
早在1978年3月，吕叔湘先生就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批评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程度严重。“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语文教学中两个切近的问题》）
在1995年《人民日报》上一篇名为《大学生的汉语怎么了》的文章也指出中小学语文教育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时至今日，一个学期，教研室的教研员，学校领导，老师，家长和学生几乎全民皆兵，费尽心计，却奈何不了那本只有三十篇课文的语文课本，绝大多数学生学得苦不堪言，这怎么得了！
（二）素读经典的益处
当代的语文教学出现问题后，遭殃的是学生，反观旧时只要有机会进私塾的童子，两三年功夫，就可吟诗作对，出口成章，挥豪成文。而在那时，读书时提倡的正是素读。
1、传承经典的义务
朱自清先生早已看到抛弃“素读”经典的问题的严重性。他在《经典常谈》中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因此，他提出：“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一股脑儿反对读经，走极端，弃之如敝履，造成文化的断层，这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这却是‘五四’运动未曾解决好的问题。”（见《经典常谈》朱自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年 4月）
今天我们不能不审慎地思考这个问题，“经”原来是文明的结晶，杂文生命根底的道理，不读经，中国人的理性架空了，一个没有自我文化的名族，总有再大的本事，终究不能为世人所尊重。
足见，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接受本国经典的训练是必须的义务。经典，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血。
2、“素读”经典，给读书留一片干净的天空
我们提倡素读。首先，素读的学生是没有压力的。据王财贵估计，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光是朗读文字，跟读一年之后，约可认得三千字；两年后，可有一般大学生的国文程度；三年者等同于大学中文系学生的程度，至于全然展现成果，约得学习十年之后才能检视。
另外，素读是没有任何人将杂质参与其中的，这是说带领学生读经典的老师是不给学生讲解的，有人可能会担心这样“不求甚解”的教学不能教好学生，然而，在读经典这一领域，这种所谓的“不求甚解”恰好正是“素读”的魅力所在，经典的意义是博大精深的，老师对其讲解，很容易误导学生对经典的理解片面化，会妨碍将来可能有的丰富而深刻的体会。
我们在孩童时期就需要接受国学素读经典的教育了，儿童经过正确的引导，在记忆力最好的时期，熟读背诵历史上的智慧精华——经典（论孟学庸、老子、庄子、顾问、唐诗……），那就可能再生命中渐渐产生影响力，等到长大，理解力增进了，他十五岁会懂一些，二十岁会再多懂一些，三十岁懂的又不一样了……随着人生经历的增长，对经典内涵会有更多的了解，伴着生命体验的丰富，对传统智慧将有更深的领悟，这就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源头活水。
3、“素读”经典与中国优秀人才的缘分
“素读”对我们本民族的优秀人才有过怎样的影响呢？远的不说，单是20世纪前半叶的那一代文化人，哪一个不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钱穆9岁就熟背“三国”，除把“四书”全部“吃”到肚子里外，还背熟了《朱子章句集》；更令人不敢想象的是，他后来还能背《史记》——史学大师就是这样锻造出来的呀！现在又有谁能像茅盾一样把《红楼梦》倒背如流、像鲁迅一样在幼小时期就背下了《纲鉴》？倘若不是有确凿的文字记载，谁能相信辜鸿铭竟然把37部《莎士比亚》戏剧全部背诵下来？而杨振宁在初入中学时背诵过整本《孟子》……
私塾里走出来的梁实秋先生在《岂有文章惊海内》中说：“我在学校上国文课，老师要我们读古文，大部分选自《古文观止》、《古文释义》，讲解之后要我们背诵默写。这教学法好像很笨，但无形中使我们认识了中文文法的要义，体会摅词练句的奥妙。”
南怀瑾先生也不止一次袒露自己的心得：“我们以前读书是这样读的，会背来的……不要讲理由，老师说读啊，我们就开始吟唱了……结果几十年过去了，还装在脑子里。”（《南怀瑾讲演录》）
在这些中国历史上的优秀人才心中，早在他们“素读”的时候就已在不知不觉中埋下了智慧的种子。
4、“素读”经典开发智力
国际著名的右脑开发专家、日本教育学博士七田真在《超右脑照相记忆法》的“第五章——教育的原点是背诵和记忆”里这样论述：“‘素读’就是不追求理解所读内容的含义，只是纯粹地读。明治以前的日本教育就是这样按字面来教孩子‘素读’中国的四书五经的。”七田真还说：“这种不求理解、大量背诵的方法是培养天才的真实方法，也就是右脑教育法。犹太教育培养出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的教育就是以记忆学习为中心，强调反复朗读。”
日本筑波大学的加藤荣一教授在《天才满世界》一书里讲述了一件事。他说：“1991年3月1日，我在竹村建一先生的宴会上遇到了创业家井深先生。我向他请教‘使脑子变聪明的方法’。他回答说：就是要大量的死记硬背啊。古代日本人的做法就是‘素读’——不求理解含义、只照着字面朗读汉籍（即中国的经史子集）。战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科学家有10个人，他们全都作过这种‘素读’练习。汤川秀树先生从3岁就开始接受这种训练了。”
原来，“素读”中国的经典（经史子集）真的会使脑子变聪明。不难理解，倘若坚持“素读”古今中外的经典，脑子肯定会更聪明。
5、“素读”经典有助于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现在很多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或者游戏，不能自拔，荒废学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方向不明确，对自己未来很迷茫。我们可以从价值观的方向来探索一种解决孩子普遍“网虫”化的问题。
素读经典可以让孩子学习先贤圣者的正确思想，得到圣贤思想的熏陶，学生的行为和思想会向先贤靠齐，较之其他的孩子更容易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面对现代社会的各方面信息时更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因而更能抵抗住诱惑。同样地，这样拥有正确价值观的孩子一般都有良好的自控力，在接触网络的时候，能把握好这个“度”，不会偏离太远，也无需家长担心。
6、“素读”经典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单从识字而言，我们知道一个人只要掌握2400个常用字就可自行阅读。可是，我们现在要用六年的时间才让学生学完2500多个汉字，按六年的语文课时计算，平均每天识字才一个多点，这在任何一个语系的学习里都是不可能有学习成就的。最可惜的是，六年后，一个人的阅读兴趣培养期已经错过了，再补就为时已晚了。而古代私塾的“素读”，不追求讲解的精深透彻，学生有足够的诵读时间，在反复的朗读中自悟自得。那时选用的教材都是《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唐诗三百首》等韵文或诗词，每个汉字都是置于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学童在大量的诵读中不知不觉地熟知了文字的音、形、义，无须独立识字。经口诵心唯的训练，一两年时间就可以认识大量的汉字。为早期的拓展阅读和写作提供了条件。比如一篇《千字文》不用一个月学生就可背得滚瓜烂熟，文中只有6个字是重复使用过一次的。也就是说，不用一个月背熟它，基本能认990多个汉字，而四字一词的《千字文》每一句都是有具体意境可帮助记忆的，背熟了终生难忘。
另一方面，汉语那些 “能把种子种在读者身上的作品”，几乎都集中在被我们称为“古文”的典籍里。那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大厦之基础，更是一个中国人的母系血缘，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靠着那些典籍为载体一路舒展到我们眼前，我们不能舍弃。
三、“素读”经典的积累
虽然当今的学生已经被要求要大量阅读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明确一个清晰的概念：阅读的积累和“素读”的积累是不一样的。“素读”积累更以背诵为目的。
朱自清先生在《论诗学门径》中说：“偶然的，随意的吟诵是无用的，足以消遣，不足以受用成果。得下一番切实的功夫，便是记诵。学习文学而懒于记诵是不成的，特别是诗，与其囫囵吞枣或是走马观花地读十部诗集，不如仔仔细细地背诵三百首诗。这三百首虽少，是你自己的，那十部诗集虽多，看过了就还了别人……读了还不和没读一样！”（《朱自清全集·第二卷》）
我们通常佩服学者的渊博学识，更倾慕他们的功底深厚。其实，他们读过的书许多人都是“知晓”的———知道其书名，晓得书中的片言只语。然而，正如钱伯诚先生所言，对经典的学习现在是“浮在表面者多，赶时髦者多，而注意基础训练者少。”（见朱自清《经典常谈》）
所谓浮于表面就是“翻看”，雁过无痕或蜻蜓点水似的阅读，这适于浏览书刊；所谓注意基础训练就是扎扎实实做到熟读成诵，要进行“素读”训练。
比如就作文和读书的关系而言，古人有言“劳于读书，逸于作文”。我们现在的孩子接触的信息量很大，阅读的书籍也不少，可是，真要动笔写点小文，就犯难了，原因就是只进行了阅读的积累，没有进行“素读”的积累。
旧时学子的“劳于读书”，是背，是 “劳”于诵，也是“劳”于记，在肚子里扎扎实实地装下了大量的文字，将典范文章的行文立意之法揣摩个透，被视为“兵卫”的辞采章句早已烂熟于心，可信手拈来。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个“破”字就是让书中的文字烂熟于心。这些文字成了一个人一生所需的文化“酵母”，到了一定时期就酿出芳香无比的醇酒了。并且，这样的“酵母”素一定要在小学阶段植入方能事半功倍。格雷厄姆·格林在《消失的童年与其他散文》中告诫人们：“从人生的前14年所读的书中，我们获得的激励与启示，如今从书中所获得的，怎么能与之相比呢！”印证了前人对“幼学如漆”的知见。有人问日本著名的作词家左藤八郎为什么总能写出好诗，他回答：“因为我从小就记得很多诗，到现在能够背诵下来的有五千首左右，知道大概意思的有五万首吧。……如果没有它们，我就写不出好诗。”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记忆是智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任何的学习都不可能只凭理解而不依靠记忆，尤其是语言。清人张潮说：“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为难；读书不难，能用为难；用书不难，能记为难。”张潮对书的“藏、看、读、用、记”的取舍态度告诉人们，“记”是第一位的，是背诵量决定了一个人的运用语言的能力强度。所以，好文章背诵得多，灵巧的词采、晓畅的章句、铿锵的声律、精密的谋篇，口诵心维，日长月久，习焉不察，内化为自己能力的一部分。加上日后的泛观博览，慎思笃行，人性世情的历练后，常于不经意处却已层楼更上。
“素读”经典的训练，贵在坚持，难以速成。但只要巧妙地利用好零碎的时间，组织好有趣的形式，每个孩子每天坚持背诵100字左右的文段，早读十分钟，下午十分钟，有时是语文课挪出五到十分钟，坚持五六年，奇迹就发生了。一学年除去节假日，每个孩子按在校日为180天计算，六年就可背诵十万多字的文章；而此外再引导孩子每天阅读5000字左右的文选，一学年就是90万字左右的阅读量，六年就是500万字以上的阅读量。这还是最低的估算。我们可以想象，如此“素读”之后，我们的人文素养、处事待人、品性修为都将有着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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