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14

“把读书的时间还给学生”的呼声已经深入人心，读的次数多少甚至成为评判一节课好坏的标准。目前，语文教师们对读的训练很舍得下苦功。比如，为回应老师的抒情而多次齐读一句话或者一个词，为了突出某一个主旨而要求学生反复朗读某一个段落或片断，为增强感染力选一句作总结性宣读……然而，这种过于功利的、充满了“技术”因素的朗读不仅显得欠缺真情，更因那种种花样繁多、支离破碎般的朗读，让我们鲜见学生有机会能把一篇文章完整地来回读上两三遍；汉语言内在的音韵、节奏之美学生更是无从体验——因为朗读的时候老是惦记着老师种种深奥的问题，哪里还顾得上其他。故而，通常是感人至深的文章，学生却只存留了内容上碎片似的记忆。

唐代诗人杜牧在《答庄充书》中论述：好文章是“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兵卫”的。可见，任何一篇好文章绝不是字词句段的拼盘，可以随意拆散随意组合，它是“意”“气”相连，受“兵卫”呵护而贯穿始终的。倘若断章取义似的读，大多数学生连整体的印象都难以形成，对文意的深刻感受自然也就很难奢望，更谈不上对作者行文“气”势的参悟了。难怪一个学期下来，学生翻一下语文书似乎都学过，可真要说点或写点什么，又什么都不会。

不由得想起南怀瑾先生说的话：现在的读书是“中学以后，小学的不要了；大学以后，中学的不要了。大学读到考试出国留学，以前几十年读书都浪费了，都不要了。”他还说：“我们以前读书是这样读的，会背来的……不要讲理由，老师说读啊，我们就开始吟唱了……结果几十年过去了，还装在脑子里。”（《南怀瑾讲演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南先生所讲的这种读法跟我们今天的读法是大相径庭，这就是中国古代沿用了两千多年的私塾读法，被日本人定义为“素读”法。

国际著名的右脑开发专家、日本教育学博士七田真在《超右脑照相记忆法》的“第五章——教育的原点是背诵和记忆”里这样论述：“‘素读’就是不追求理解所读内容的含义，只是纯粹地读，明治以前的日本教育就是这样按字面来教孩子‘素读’中国的四书五经的。”现在我们知道，这种做法的初衷和终极目标都体现为“积累”：在童蒙时期输入大量的文字信息，以期达到将来的厚积薄发之功。这种理念照说该被沿用传承才对，可为什么被摈弃了呢？这跟废止经典诵读的举措有关。

从春秋时代到清末废除科举，中国人读经（主要指“四书五经”）的历史有2400多年，一直是采用私塾授课，而私塾授课其中最主要的学习方式之一就是“素读”。1912年1月19日，首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教育法规：下令“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四书五经”更是首当其冲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罪魁祸首而遭批判。从此以后，入选中小学课本的都是大白话一样的文选，自然不需“念经”似的记诵，以背诵为主要目的的“素读”在课堂上就此式微。而此时，西方杜威经验主义新教育观传入中国，加速了被斥之为“死记硬背”的读书法连同读经理念的衰落。（《中国教育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应该说，五四时期的反文言文、废除“读经”，对于当时的社会追求科学与民主有独特的价值，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对于彻底废止文言、彻底禁绝“读经”，似乎也有反思的必要。当然，这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话题，不是这样一篇小文章所能够说清楚的，也不是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小学语文老师能够研究透彻的，暂且放下不提。

我们还是来看我们的母语教育。当我们以理性的眼光回顾母语教学的历程时，却发现：今天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本科毕业，用了16年的黄金年华却不及旧时只读了几年私塾的童子那样能够出口成章、下笔成文，更遑论在“经史子集”里的较量了！中国有句家喻户晓的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可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做过这样的“熟读”呢？有人问日本著名的作词家左藤八郎为什么总能写出好诗，他回答：“因为我记得很多诗，能够背诵下来的有五千首左右，知道大概意思的有五万首吧。……如果没有它们，我就写不出好诗。”我们再看看犹太人是怎样重视背诵的：在孩子刚会说话时就教他们读《旧约》，到5岁时就要记住全部《旧约》。（《犹太文化精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谁能说犹太人的这种做法跟这个民族今天能以种种智慧的优势屹立世界没有根本性的联系呢？

  古人说：“劳于读书，逸于作文。”我们现在的孩子为什么怕写作文？是见闻不够吗？当然不是，现在的媒体信息大量充斥孩子的世界，他们的活动也是精彩无限，放眼一看，哪一个孩子不是在忙碌中过日子的？是看的书少么？你去掂量一下孩子的书包，哪一个朝代的童子会像今天的小学生这样不是背着书包而是要拉着带滚轮的书包上学的？那书包里装的书五花八门！可是，真要动笔写点小文，就犯难了。旧时的童子，只要有机会上学的，一两年功夫，就可吟诗作对。窍门就在于旧时的学子能“劳于读书”，不似今天翻看般的“读”，是唱，是背，是 “劳”于诵，也是“劳”于记，在肚子里扎扎实实地装下了大量的文字，将典范文章的行文立意之法揣摩个透，被视为“兵卫”的辞采章句早已烂熟于心，自然就可信手拈来。这些文章成了一个人一生所需的文化“酵母”，到了一定时期就酿出芳香无比的醇酒了。并且，这样的“酵母”素一定要在小学阶段植入方能事半功倍。格雷厄姆·格林在《消失的童年与其他散文》中告诫人们：“从人生的前14年所读的书中，我们获得的激励与启示，如今从书中所获得的，怎么能与之相比呢！”可见前人所言的“幼学如漆”，确是真知灼见！

  作为语文老师，在今天应该如何借鉴流传了两千余年的“素读”法呢？简而言之，“素读”就是一种朴素纯粹的读，一种“不求甚解”的读，一种声音朗朗、音韵和谐、抑扬顿挫的读，一种“唱歌”一样的读（南怀瑾语），一种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通篇的读。“素读”的指导，不需要过于微格的技术指导，贵在坚持！每个孩子每天坚持“素读”成诵100字左右的文段，早读10分钟，下午10分钟，有时语文课亦可挪出5到10分钟，坚持五六年，奇迹就会发生。一学年除去节假日，每个孩子按在校日为180天计算，6年就可背诵10万多字的文章。这还是最低的估算。假如所背诵的文字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本，试想一下，这烂熟于心的10万字对一个人的影响会是怎样的呢？谁能估量！

  当然，老师除了充分认识到“素读”的价值外，也不能照搬旧时私塾的做法，那是被证明了行不通的僵硬呆板的方式，难以为现在的儿童接受。但我们完全可以运用现代的教学手段，让“素读”焕发出新的活力。比如适当运用多媒体，设计趣味诵读游戏，读读议议，再疑再议再读，最终落实为熟读成诵。基于是集体授课的模式，就调动学生的兴致而言，笔者认为将“比赛”的方式巧妙地运用在每一个教学环节中，会有很好的收效。比如，跟音响中的“老师”对比读，跟授课老师比读，跟同伴比读，小老师领头读，擂台读，发现好词好句似的读……我经常把录音机带进课室，录下孩子们集体的或个别的朗读，然后放给他们听，评议优劣处。我发现这真是常用不厌的兴奋剂，学生总是争着要“录音”。

但不管怎么读，“素读”的精髓一定不能丢失，那就是朗读不要带有太强的功利性，不要一定追求完全理解基础上的读（事实上这也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因为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每一个人生阶段、不同的情境中都会各有不同，每个人也会存有差异。不管老师讲解得多么透彻细致，孩子们也很难达到老师所期望的理解层面——孩子与成年人的思维总是存有很大差异。）

总之，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创造能力是以拥有丰厚扎实的知识为基础的，丰厚扎实的知识基础是需要记忆的，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摆脱记忆而形成自己的知识素养！我们要做的不是反对记忆，而是反对死记硬背。赋予古老的“素读”法以新的生命力，让它成为孩子们记忆经典的一条高效渠道，毫无疑问，这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一种崭新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