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
简单地讲,所谓的科学,从最广泛意义上讲,是指导人与外部事物之间打交道的理论知识,通常首先是指导人与自然界之间打交道的理论知识。这种知识的最原始的形态是博物学。从我们人类的远古开始,从我们的农耕文化开始,人类就开始辨认周围的动物、植物,哪些是有害的,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毒的,哪些有药用,哪些是可以吃的,哪些动物可以用来驯化,哪些动物是驯化不了的、肯定对我们有害的,这就是基本的博物学知识。
博物学知识有两个功能,第一种是功利性的,刚才讲的那些都是功利知识,大家比较容易明白。第二种是精神性的,它帮助我们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沟通渠道,建立一种交流的方式,使我们人和自然有一种亲近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博物学知识首先不是功利的,而是要领悟自然,沟通自然,这是人类对待外部世界最原始的动机。这样的知识无论哪种文明都有,西方文明、中国文明、非洲文明、美洲文明都有。但由于博物学知识在今天这个大讲功利的时代并不能提供最功利化的知识,因而成了末流,人们有意无意觉得它不怎么科学,至少也是过时了的科学。总的来说,博物学被极大的边缘化了,较少进入现代人的视野,有意无意被遗忘了,人们一提起“科学”,通常不大会想到它。
什么是理性科学呢?理性科学就是那种单纯通过头脑中的思维和思辨,构造出一套逻辑严密的推理体系,它认为“理”是这个世界的本质,“讲理”“推理”是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恰当方式。这样一套理性科学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很陌生、没有见过的,照我的理解,它是独独属于希腊人的,所以我们称之为希腊理性科学。
我想先从希腊理性科学说起。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都认同,从希腊理性科学到近代欧洲的数理实验科学的发展,构成了“科学”的正宗来源。即使没有把我们中国看成是科学的发源地,我们似乎也可以暂时承认这一点,因为对现代中国人而言,“科学”这个词确实是一个外来词,我们的古汉语嘛面没有科学这个词,它是英文science的一个翻译,而且还不是我们中国人翻译的,是日本人翻译的。大概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传到中国。早期我们中国曾经把science翻译成“格知”,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老词,格物致知的意思。日本人觉得西方人的这个学问,science,跟我们中国儒家的学问不大一样,儒学是综合性的学问,文史哲不分的,而这个science是一个分科性的学问,数、理、化、天、地、生,所以把它翻译成“科学”,取分科之学的意思。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我们就“科学”进行追根究底,首先要承认它是一个洋学问,来自于西方。此外,我们今天沉浸于其中的所谓科学的时代,实际上也是以数理实验科学为主体的科学的时代,所以我们今天谈科学从希腊开始谈起是有根据的。
希腊人的理性科学与希腊的人文理念有关。我在别处多次讲过,不同的人文理念伴随着不同的人文形式,“理性科学”在希腊时代,作为一种人文形式,是与希腊人对于“自由”的追求,与他们把“自由”为作基本的人文理念密切相关的。比较起来,我们中国古代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文理念,因而也伴随着不同的人文形式。我的意见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是把“仁”作为基本的理想人性,而把“礼”作为达成这种理想人性的基本形式。
苏格拉底有句名言说,一个没有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句话反映了希腊人的人文追求。在他们看来,一种生活的理想是通过批判方式而获得的,它不是通过祖宗传下来的,不是通过某种宗教信条灌输下来的,而是通过理性的考察,理性的论证才获得的。内在性、纯粹性和批判性是希腊理性科学的基本特征。
这样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自由的追求,这样一种精神,并不是每个民族每个文明都有的。现代思想家普遍意识到,近代欧洲的科学之所以能够出现,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吸收和综合了希腊的科学精神有关系。
好,我们已经谈过了希腊理性科学,这个理性科学我把称为沉思型的科学。一说沉思,大家肯定想到罗丹的雕像“思想者”,实际上,许多流传下来的希腊雕像都是沉思的形象,流传下来纺一尊亚里斯多德的雕像也是沉思的形象。为什么把理性科学称为“沉思型的科学”呢?因为希腊人相信真正的世界,真正的意义世界,真正的价值世界,是理性的世界,而通达这个理性世界的方式是沉思。
近代数理实验科学
过去的哲学史经常说笛卡尔是讲演绎讲推理的,培根是讲观察讲归纳的,笛卡尔是理性主义者,培根是经验主义者,这些都对,但比较表面化。其实他们俩之间有内在的一致性,他们的一致性就在于他们共同的认同科学都必须是力量化的,都必须是有效率的,都必须是能看到物质效果的,所以近代科学一开始,它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有所作为。所以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是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这是我们新科学的一个使命,这样的使命在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过去有科学,但是过去的科学的任务是理解,是comprehension,是一个综合型的、理解型的知识。人生活在世界上本来就是一个很渺小的物种,它属于大地,属于自然,在中世纪属于上帝。人生的使命在于意识到这种归属。但是近代以后,这种思想全都变了,世界是属于我们的,自然是属于我们的,地球是属于我们的,一个主体意志正在上升,这个上升的主体意志要表现自己,因而新型的科学必须是力量化的。这种力量化的、主体外化的新型科学的范式体现在很多方面:
近代科学经过20世纪的发展,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然界本身未必是一个机械论的体系,我们的生命系统未必是可以完全还原的,所以20世纪兴起的很多新的学科,比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理论,非线性科学、混沌学和生态科学等等。这些新的学科越来越展示了一个和古典科学不相同的世界图景。人们发现,世界本质上可能是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也不是完全可控制的。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新的科学理念,实际上构成了对近代数理科学的一系列形而上学基础的质疑。
在古典的科学图景中,世界是一个无穷的舞台,可以供人类的主体意志充分地展示。因此我们今天从不怀疑星际移民的可能性,尽管这在古代是很可笑的念头。今天的人类把坟球看成一个能源库、垃圾场,把这个星球全部破坏完了我们可以离开,我们可以换一个地方,因为宇宙是无限的,适合于人类居住的星球肯定不止一个。但是我们今天知道,适合于人类居住的星球也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地球。
第一个界限就是所谓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规定的熵增现象。热力第二定律是19世纪发现的,它和能量守恒定律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你即使不违反能量守恒定律,也不能逃避熵增过程。这个熵增过程指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封闭系统的混乱度必然增加、秩序度必然减少,可用的能量越来越少,最终宇宙会进入一种热平衡状态,所谓的热寂。这当然是一个让人悲观的结论,但19世纪时也有人觉得,宇宙如果是无限的话,热力学第二定律对于整个宇宙可能就会失效。不过,大家尽管觉得这个定律很重要,但究竟为什么重要还不大清楚,到了20世纪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个定律确实重要,而且在许多领域里发挥作用。大家发现,一切机械体系都必定向外界排出高熵,我们的物理体系很难避免熵增的后果,并且我们对世界的控制越厉害、越是追求和制造新的秩序,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向外界输出的熵就越多,这是宇宙论和物理学上的一个限制。
博物科学
作为对近代数理实验科学及其限度的反省,我愿意提出博物科学的复兴问题供大家讨论。刚才我提到,所有的古老文明、所有的原始文化都有博物科学,都有对居住地周边生态环境和动植物的一个基本认识,对周围的地质地貌特征的基本认识,这样的认识符合原始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是一种基本的、内在的生存知识、生活知识。
第二条路线就是博物科学的复兴。下面我多说几句。博物学英文是natural history,直译是“自然史”,但译成“博物学”更准确。博物学是对大千世界丰富多样的自然现象进行收集、分类、整理的知识,在早期,它实际上差不多涵盖了除数理科学之外的所有自然科学。像法国18世纪的博物学家布丰的44卷本《博物学》,不仅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的知识,也包括天文知识、物理学知识,属于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这个百科全书式的风格正是博物学特有的风格,我们中文称为“博物学”也含有博学的意思在里面。
博物学在近代以后慢慢的丧失了它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在生命科学领域里,过去那种单纯的收集和发现生物多样性,以及对它们进行分类,研究它们的亲缘关系,这样的一些学问渐渐被认为没有什么用,对自然界隐藏着的决定论的“规律”没有足够的洞察,因而在近代征服自然的时代主题面前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生物学的其它分支,就是那些按照数理实验传统的方法对生命世界进行研究的新兴学科,慢慢取得了重要的地位。今天我们一提到生命科学,就想到了实验室,想到了分子生物学。越来越多的大学不再开设博物学的课程,认为这是小儿科,是哄小孩子玩的,是非常初级和低级的学问。
第二个特点,博物学改变的是科学对待研究对象的一种心态。博物学的对象不是无情的,而是有情的,博物学家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是要付诸情感的。所有的博物学家都对事物本身有一种热爱,有一种同情和了解。近代科学主流从某种意义上培养了一种人对于自然的“自豪感”或者叫“傲慢感”,那是一种因为拥有科学知识而产生的对于自然的傲慢,以及对于其它物种的“优越感”,缺乏对其它事物的“同情”,没有一颗同情之心。这里的同情并不是可怜的意思,而是不认同,不认为能够交流。总体上讲,近代主流科学事实上培养了一种对于自然万物的“无情”之心。近代的数理科学就其形而上学的基础处,就认为自然界本质上是冷冰冰的,是一种纯粹物的结合,是一个数学体系,是在人类之外跟人类毫不相干的一个体系。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的一个要求就是把科学家的个人的追求、个人的爱好、个人的情绪排斥在科学研究之外,通过这样一个去人化的过程,来保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我们知道,这样的一种要求对实验科学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的目标是达到一种有效的控制,如果你加进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因素,当然难以保证它的高效性。与数理实验科学传统相反,博物学要求一种对自然的亲近,对自然的情感。
今天我们一提到“科学”二字,大概指的都是近代的数理实验型科学,是功利性的、力量型的、征服和控制型的科学,而沉思型的理性科学和亲近自然的博物科学,不大被人重视。今天我借“究竟什么是科学”这个标题,主要想揭示这三种科学传统在今天的不均衡状态。揭示这种不均衡状态,也为了恢复它们之间的平衡。为了恢复平衡,就需要对主流传统做一个限制,对边缘传统做一个扶持。这种限制和扶持也不是简单地一贬一扬,而是要通过回溯到根源处,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发现均衡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讲,希腊的理性科学是近代数理科学之根,博物学则是近代实验科学之根,近代数理实验科学传统的根在两千年前的希腊,更在更加久远的古代。希腊那种非功利的理性科学精神在今天的主流科学共同体中也不缺乏,我经常跟很多科学家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科学研究的动机,他们说其实我们对科学的功利的方面也不重视,我们更看重在探索过程中迸发出的灵感火花,更看重那种有所发现、有所获得的快乐,这种精神恰恰是希腊人的那种沉思型的、非功利型的、审美型的科学精神,那种将对真理的探索与人生理想的实现结合在一起的人文精神。
应该说,希腊的理性科学是我们中国文化所不熟悉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存在为学问而学问,为追求自由而追求真理这样的科学精神,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纠偏现代科技,我们中国文化是插不上嘴的。但是,从另外一条路线,即从博物型科学角度去纠偏现代科技,却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可以说上的话,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博大精深的博物学资源,我们的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我们的中医药学,都是非常好的博物科学。我们的天人合一的智慧为今天对生物多样性的追求和环境保护的思想,提供了精神资源。所以,我们今天提倡博物学,实际上是要激活古老的东方文化传统中的这个因素,来纠正或者克服当代主流科学中出现的某些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这也是我今天讲科学的三种传统的目的所在。
听众:吴教授你好,我认为,环境污染也好,生态破坏也好,就说这些问题是由科学带来的吧,最终还不是得靠科学来解决?
吴: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不认为我能够彻底回答它。现代技术的危险被20世纪后期的许多西方思想家提出过,你这个想法很像他们中的“技术决定论”者,就是认为现代技术已经脱离了人的控制而自主的发展,人不过只是技术自主发展、自主进化的一个工具。比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是一个“座架”,enframing,起绑定作用的一个东西,像是一个瓮,就是我们叫瓮中之鳖的那个瓮,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当然,海德格尔也未必认为完全出不来,他在后期不断地谈到通过艺术的方式来拯救,通过一种“思”思出来。
我个人的想法,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可以有两种方式突破这个技术之“瓮”。一个是外援的方式,即从西方文化的源头即古希腊精神中吸取外援,另一个就是内部发掘的方式,即发掘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的资源。当然,对我们的外援的东西对于西方是内援,反之,对我们是内援的东西对西方是外援。这两条路,其实大家都在走。西方的内援一直没有断过,所以他们这些年比较重视外援,而我们中国内援中断,外援不足,麻烦更大,问题更多。我刚才提到的科学的三个传统、三个类型,就是想为争取内援外援提供一些线索。
为了解决当代思想的困境,当代人类的问题,当代科学的限度,我们需要向内向外重新寻找新的资源。从西方方面来讲,我们需要寻找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的源头,它的“源头活水”是什么?没有这个源头活水,科学本身是很难持续发展的。对我们中国人而言,除了有一个富国强兵科教兴国的问题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对传统文化的总体评价的问题。一个伟大的文化,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民族,如果只是单纯的追求活着,仅仅把人种延续下去的话,那当然是不够的。它需要有一个文化上的发扬光大,可是这样的文化光大怎么样能够跟西方当今最最强势的科学文化结合起来,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复兴博物型科学可能是一个思路,当然这样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容易走下去的。刚才我们提到托马斯?阿奎那,把希腊的理性精神与基督教精神相结合,实际上这种结合也不是他一个人做的,前面有很长的准备,前前后后也得有200来年吧。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过去的100年,完全是西学一边倒的100年。19世纪后期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打倒孔家店了,就德先生,赛先生了,直到现在的科教兴国。但是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我们中国今天有两个基本的国策,一个是科教兴国,一个是可持续发展,反映了这个情况。
不客气地说,今天有多少搞科学的,知道科学的来源是希腊,知道这种学问的最神圣之处在于它是自由的学问?从上到下,有多少人不是把科学当作实用工具的?有多少科学家以追求自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而不是仅仅把科学作为一种职业?又有多少科学家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与民族文化的复兴有着内在的关联?我今天只是把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