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教育，点亮孩子生命之路！
热度 2 已有 244 次阅读 2015-2-27 08:07 系统分类:成长记录
近年来，发生了多起学生自杀事件。仅对2013年媒体关于中小学生自杀的报道进行统计，就搜集了79例。 前不久，湖北十堰市郧县城关一中一名八年级男生跳楼自杀。郧县教育局回应称，学生系上课不遵守纪律被老师批评后自杀。
这样的悲剧，近年来发生了太多。在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中，《2013年全国中小学生自杀问题调查》一文的作者指出，仅对2013年媒体关于中小学生自杀的报道进行统计，就搜集了79例。
学生对生命的轻视，或许最该反思的是脆弱的教育。教育健全，才能培育出健全的学生。如何用教育之重去拯救个别孩子的“生命之轻”，让孩子快乐阳光地成长，已经成为教育不得不面对的“生命之问”。
孩子需要更全面的生命教育
曾有这样一份学生调查问卷，其中一个问题是“你认为生命属于谁”，选择“属于自己”的小学生占了58％，认为属于父母的占了22％，少数人认为属于社会。而在回答问卷中关于“你是如何理解死亡现象”的问题时，有学生认为人死可以复生。
近日，在第二届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命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上，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研究生郑芙琳说：“我们的生命属于自己，也属于家庭和社会，如果小学生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选择轻生的时候就会考虑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的感受。”而孩子对生命的认识缺乏，正是因为生命教育的缺失造成的。
在内地，生命教育从1996年发展至今已有18年的时间，虽然推行时间不长，但其发展却非常迅速，尤其是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特大地震，引发了国人对生命的普遍关注以及社会媒体对生命教育的特别关注。在这之后，多起学生轻生、学生人身伤害等新闻，让内地学校的生命教育对安全意识又多了一些关注。
“从社会背景来看，内地生命教育一定包含安全层面，但从本质上讲，安全教育内含于生命教育之中，安全教育只是生命教育的一个基本部分。”首都师范大学儿童生命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刘慧认为，对迅速发展的内地生命教育而言，需要的是更全面的生命教育。
与内地生命教育发展迅速相反，香港教育学院国际教育与终身学习学系副教授王秉豪认为，香港的生命教育发展缓慢，并存在两极化的现象，“在香港，生命教育的发展主要是以校本为主。因此，不同学校对生命教育都有不同诠释。但如今，推动生命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人士，对生命教育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
台湾的生命教育与内地一样从1996年开始萌芽，据台湾文藻外语大学进修部主任陈立言介绍，台湾的生命教育更注重让学生成为自己的人生导师。他举例说：“台湾高中的生命教育，会以人生三问为基础而建构生命三学，即伦理思考、灵性发展、终极关怀。”他还提到，如今台湾的通识教育也开始重视生命教育，让学生在反省中提升自我境界。
开展生命教育难在哪
虽然生命教育必要性和重要性得到认同，可是在真实的学校教育环境中，生命教育却在繁忙的上课下课之间最容易被遗忘，生命教育有着发展之困。
一是生命教育意识不强。许多家长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普遍忽视对孩子的生命教育。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研究生程锦说：“不少家长认为，对孩子谈论生命意义似乎‘太玄’，于是生命价值及生命意义的教育被最大程度地忽视甚至搁置。”
这样的忽视还来源于教师。首都师范大学儿童生命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夏鹏翔提到这样的例子：一节公开课上，教师正在讲课，突然，一名学生连椅子一起摔倒在地上。学生慌张地站起来，满脸通红。所有学生和听课教师都屏住了呼吸，等待授课老师的处理。可授课教师并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回应，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教学……
“这就是典型的‘冷处理’。教师为了‘顾全大局’，连倒在眼前的学生都看不到，在这位教师的眼里，课堂是‘大局’，教学是‘大局’，学生的事情无关紧要。”生命教育意识不够强烈是生命教育中最明显的问题，即使是一再被生命教育理念熏陶的教师，在突发事件中也会习惯性地以“大局”为重。
二是师资问题。有教师说：“生命教育很重要，但我们没时间；生命教育很重要，可是该怎么做？我没有主修过生命教育的课程。”还有教师问：“我们教师自己呢，谁可以帮忙提高我们的生命力？”首都师范大学儿童生命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张志坤认为，生命教育的教师首先应具备生活的积极意识与能力，才能够通过自己的教育智慧和行动，传递给学生。
三是实践问题。如何把看似“玄乎”的生命认识融入学校教育？这是目前生命教育在实践探索方面面临的困难。“未曾听闻过社会、家长、教师甚至学生对生命教育的理念有任何不认同，但在推行上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香港救恩学校校长陈梁淑贞说。在该校的实践中，她发现因为受制于应试为主的教育，要花大力气为课程松绑，腾出空间做生命教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她介绍说，学校每学年上课共190天，除了常规的课程外，所剩余能作他用的时间和空间实在不多。要在课程外投放“生命教育”的元素，这有一定的挑战。而目前来看，“香港学校虽常强调‘全人’发展，然而此取向并未在正规课程中体现出来”。
如何点亮生命教育之光
“1、2、3……17、18、19、20！”在第二届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命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上，随着现场逐渐高扬的呼声，全国残疾人游泳比赛冠军代国宏做了20个特别的俯卧撑。随后，他坐回轮椅，会心地对大家一笑。他说，这20个俯卧撑是他对于生命的敬畏，也是生命教育最好的“教育蓝本”。
“地震之后，我开始想去帮助别人，开始想做一些对于他人、社会更有意义的事情。那时候我不懂这样的行为具体是什么，也许只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代国宏是全国残疾人100米游泳锦标赛的冠军，几年来一直保持创下的纪录。汶川地震中，代国宏被埋在废墟中两天两夜，靠从背后流下来的雨水活了下来。他告诉记者，在失去双腿之后，他才更清楚什么是生命。
台湾著名生命教育专家、台湾南华大学教授纪洁芳说，代国宏的经历就是一种体验式生命教育。亲身体验之后，他懂得了生命的真谛，更珍惜生命，这就是生命教育的意义。
面对生命教育之困，如何去点燃生命教育之光？生命教育一定需要课堂吗？答案并不肯定，课堂只是生命教育的方式之一，形式并没有局限性。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冯建军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多年前的一天下午，一只刚出生不久的云雀掉落在学校的花园里，成都锦西外国语小学的校长带着孩子在草丛中为云雀做了小巢。不料晚上下起了大雨，第二天早上小云雀被雨淋死了。于是校长带着全校129名孩子，在操场上为云雀举行了一个特别的葬礼。
葬礼上，孩子们轻轻为云雀擦去雨水，用梳子为云雀梳理好凌乱的羽毛，又在校内为云雀挖了个墓。此后，那些才6岁的孩子再也没有惊扰过云雀，他们对生命的敬畏已经像种子一样播撒在了心中。这就是一堂生命教育的课堂，没有课程，只有一只云雀，一个葬礼。学校正是需要用这种触及灵魂的生命教育去成就学生的健康成长，点亮孩子的生命之路。
这样的悲剧，近年来发生了太多。在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中，《2013年全国中小学生自杀问题调查》一文的作者指出，仅对2013年媒体关于中小学生自杀的报道进行统计，就搜集了79例。
学生对生命的轻视，或许最该反思的是脆弱的教育。教育健全，才能培育出健全的学生。如何用教育之重去拯救个别孩子的“生命之轻”，让孩子快乐阳光地成长，已经成为教育不得不面对的“生命之问”。
孩子需要更全面的生命教育
曾有这样一份学生调查问卷，其中一个问题是“你认为生命属于谁”，选择“属于自己”的小学生占了58％，认为属于父母的占了22％，少数人认为属于社会。而在回答问卷中关于“你是如何理解死亡现象”的问题时，有学生认为人死可以复生。
近日，在第二届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命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上，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研究生郑芙琳说：“我们的生命属于自己，也属于家庭和社会，如果小学生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选择轻生的时候就会考虑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的感受。”而孩子对生命的认识缺乏，正是因为生命教育的缺失造成的。
在内地，生命教育从1996年发展至今已有18年的时间，虽然推行时间不长，但其发展却非常迅速，尤其是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特大地震，引发了国人对生命的普遍关注以及社会媒体对生命教育的特别关注。在这之后，多起学生轻生、学生人身伤害等新闻，让内地学校的生命教育对安全意识又多了一些关注。
“从社会背景来看，内地生命教育一定包含安全层面，但从本质上讲，安全教育内含于生命教育之中，安全教育只是生命教育的一个基本部分。”首都师范大学儿童生命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刘慧认为，对迅速发展的内地生命教育而言，需要的是更全面的生命教育。
与内地生命教育发展迅速相反，香港教育学院国际教育与终身学习学系副教授王秉豪认为，香港的生命教育发展缓慢，并存在两极化的现象，“在香港，生命教育的发展主要是以校本为主。因此，不同学校对生命教育都有不同诠释。但如今，推动生命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人士，对生命教育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
台湾的生命教育与内地一样从1996年开始萌芽，据台湾文藻外语大学进修部主任陈立言介绍，台湾的生命教育更注重让学生成为自己的人生导师。他举例说：“台湾高中的生命教育，会以人生三问为基础而建构生命三学，即伦理思考、灵性发展、终极关怀。”他还提到，如今台湾的通识教育也开始重视生命教育，让学生在反省中提升自我境界。
开展生命教育难在哪
虽然生命教育必要性和重要性得到认同，可是在真实的学校教育环境中，生命教育却在繁忙的上课下课之间最容易被遗忘，生命教育有着发展之困。
一是生命教育意识不强。许多家长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普遍忽视对孩子的生命教育。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研究生程锦说：“不少家长认为，对孩子谈论生命意义似乎‘太玄’，于是生命价值及生命意义的教育被最大程度地忽视甚至搁置。”
这样的忽视还来源于教师。首都师范大学儿童生命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夏鹏翔提到这样的例子：一节公开课上，教师正在讲课，突然，一名学生连椅子一起摔倒在地上。学生慌张地站起来，满脸通红。所有学生和听课教师都屏住了呼吸，等待授课老师的处理。可授课教师并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回应，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教学……
“这就是典型的‘冷处理’。教师为了‘顾全大局’，连倒在眼前的学生都看不到，在这位教师的眼里，课堂是‘大局’，教学是‘大局’，学生的事情无关紧要。”生命教育意识不够强烈是生命教育中最明显的问题，即使是一再被生命教育理念熏陶的教师，在突发事件中也会习惯性地以“大局”为重。
二是师资问题。有教师说：“生命教育很重要，但我们没时间；生命教育很重要，可是该怎么做？我没有主修过生命教育的课程。”还有教师问：“我们教师自己呢，谁可以帮忙提高我们的生命力？”首都师范大学儿童生命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张志坤认为，生命教育的教师首先应具备生活的积极意识与能力，才能够通过自己的教育智慧和行动，传递给学生。
三是实践问题。如何把看似“玄乎”的生命认识融入学校教育？这是目前生命教育在实践探索方面面临的困难。“未曾听闻过社会、家长、教师甚至学生对生命教育的理念有任何不认同，但在推行上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香港救恩学校校长陈梁淑贞说。在该校的实践中，她发现因为受制于应试为主的教育，要花大力气为课程松绑，腾出空间做生命教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她介绍说，学校每学年上课共190天，除了常规的课程外，所剩余能作他用的时间和空间实在不多。要在课程外投放“生命教育”的元素，这有一定的挑战。而目前来看，“香港学校虽常强调‘全人’发展，然而此取向并未在正规课程中体现出来”。
如何点亮生命教育之光
“1、2、3……17、18、19、20！”在第二届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命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上，随着现场逐渐高扬的呼声，全国残疾人游泳比赛冠军代国宏做了20个特别的俯卧撑。随后，他坐回轮椅，会心地对大家一笑。他说，这20个俯卧撑是他对于生命的敬畏，也是生命教育最好的“教育蓝本”。
“地震之后，我开始想去帮助别人，开始想做一些对于他人、社会更有意义的事情。那时候我不懂这样的行为具体是什么，也许只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代国宏是全国残疾人100米游泳锦标赛的冠军，几年来一直保持创下的纪录。汶川地震中，代国宏被埋在废墟中两天两夜，靠从背后流下来的雨水活了下来。他告诉记者，在失去双腿之后，他才更清楚什么是生命。
台湾著名生命教育专家、台湾南华大学教授纪洁芳说，代国宏的经历就是一种体验式生命教育。亲身体验之后，他懂得了生命的真谛，更珍惜生命，这就是生命教育的意义。
面对生命教育之困，如何去点燃生命教育之光？生命教育一定需要课堂吗？答案并不肯定，课堂只是生命教育的方式之一，形式并没有局限性。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冯建军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多年前的一天下午，一只刚出生不久的云雀掉落在学校的花园里，成都锦西外国语小学的校长带着孩子在草丛中为云雀做了小巢。不料晚上下起了大雨，第二天早上小云雀被雨淋死了。于是校长带着全校129名孩子，在操场上为云雀举行了一个特别的葬礼。
葬礼上，孩子们轻轻为云雀擦去雨水，用梳子为云雀梳理好凌乱的羽毛，又在校内为云雀挖了个墓。此后，那些才6岁的孩子再也没有惊扰过云雀，他们对生命的敬畏已经像种子一样播撒在了心中。这就是一堂生命教育的课堂，没有课程，只有一只云雀，一个葬礼。学校正是需要用这种触及灵魂的生命教育去成就学生的健康成长，点亮孩子的生命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