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场优秀毕业论文答辩，我是评委之一。论文研究的课题是“教育能否改变命运”？
那位年轻的女孩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向我们展示了她在大学生群体中进行深入调研与独立思考的结果 —— 答案是NO，教育不能改变命运。
女孩认为：同样资质与勤奋，同样考分投档，最终进入同样的大学和专业，然而四年之后，家境贫寒与家境殷实的学生之间，在校园生活、毕业去向、薪资水平与社会资本积累等方面，差距明显。
除了这些社经指标外，女孩还通过访谈与个案分析等方法，力求透视这种差异性的具体表现和潜在根源。
她发现，家境不好的学生，往往外语能力欠佳，尤其是口头表达能力薄弱，这令他们无法参与一些国际化的社团、竞赛和海外交流项目（而非单纯受制于财力限制）。
同样，这类学生在入学后不仅适应性较差，沟通能力弱，对未来也缺乏有远见的规划，往往只能被潮流夹裹，被动做出择业或升学的选择。
此外，清贫学生往往生活简朴兴趣单一，对于社团和社交可以说既无经验又无能力，反而容易沉湎网络、游戏等封闭活动，进一步影响社会交往。
她同时指出，学校对贫困生的资助力度很大，但学生们却没有主动申请资助的意愿与能力，没有开发和利用身边社会资源的意愿/经验，使每年的助贫经费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那位女生反复强调：这些差异并非来源于财富差距，而在于更为深刻的文化意识层面。套用 Mullainathan & Shafir 在他们那本超级畅销书 Scarcity：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中的概念，就是生活“带宽”的差异。带宽影响着学生们的学习策略、社交偏好、休闲娱乐和人生规划，带宽决定你能看到多大的世界，带宽决定着你到底能走多远。
是这样的么？
我想补充说两个工薪家庭孩子的故事。
一个是女孩儿，工厂上班的父母巴望她毕业后找个好工作。于是她对啥事都不上心，不参加社团也不参加交流，就琢磨着弄个“对口的专业”。大二班会课上她又不耐烦地抱怨“学英文的没啥对口专业”，我就告诉她，不要被你爸妈工厂车间里那套思路限定了。你如果是想找个工作对口的专业，当初就应该直接去蓝天技校。同学们哄笑，她也很窘迫，会后找我来解释，说她确实就是很想早点工作。我喜欢她单纯直率的个性，直接建议她申请提前毕业。她睁大眼睛说“真的可以吗？”当然可以，只要修完学分就能毕业，既然有目标，何必不情不愿地浪费青春？于是她心无旁骛，再不抱怨，一口气修完所有学分，写完毕业论文，妥妥地提前一年毕业（这据说只是我们学院实行自由学分制以来的第二例） —— 然后并没有直接工作，而是申请去香港学金融学了（就是她觉得“对口的专业“）。毕业前她给我短信，说谢谢老师帮我找到了明确的目标。这目标其实是她自己找到的，我只是换了个思路和说法，再给她推了一把而已。
还有个男孩儿，父母都是铁路系统的，从小就在火车上晃悠来晃悠去。他天性乐观热情，从容淡定，大学里最喜欢的就是给同学们规划旅游路线。在我们学校，一般学生都只参加一次海外交流，因为缺课半年后学业压力挺大的。可他倒好，先后参加了两个交流项目，在丹麦和台湾晃悠了一整年。家境一般，他就穷游，做沙发客，一路向北看到了极光。可惜回来后果然学分完不成，只能申请“延期毕业”。我对他说：人这辈子很长，真不差这一两年。就这样，他宽宽松松地读了五年本科，除了一年游学之外，其余时间还做了许多志愿者工作，逐步看清方向，如愿考上港大社会学系，推荐信还是我给他写的。
我说的这两个孩子，都来自普通的工薪家庭，一个提前毕业，一个延迟毕业，或早或晚拿到了一张文凭，走到了更远的地方。
与那些进入“四大”或者申到“牛津”的精英同学相比，他们的成就不算卓越，却令我特别宽慰和欣喜。因为他们都不拘泥于眼前的格局，企望着某个朦胧的未知的远方，并勇敢地朝着那个方向走去。我也感谢他们的父母，即便给不了显赫的身家，却给了孩子们更为可贵的包容与信任。
我有个学生有选择障碍症，她半开玩笑地说，“从小到大，复习题都是精英妈妈翻好了页码递到面前的“。 这样精细化标准化养育的结果，就是长到18岁20岁，都不知道自己抬头看看这个世界。
多少孩子从小到大的一路“被苟且”，全身心限定在分数和排名的小格局世界里，却不得不在大学四年中猛然面对爱情、职业与更大的人生选择。同样20+的年轻人，有的只知道“电力系统福利好”，有的就想着“爸妈让我考公务员”。
有几个孩子能真正看到诗和远方呢？
这还真不是家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