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好孩子”是怎样的标准

     “这个孩子真听话，是个好孩子。”家长经常这样说，“某某同学十分听话，真是个好孩子。”老师也这样夸学生。家长和老师叫干啥就干啥，不乱说乱动、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便成了家长和老师眼中的“好孩子”标准。

　　长期以来，许多家长和教师就是沿用这一思想来规范孩子的言行，孩子也自觉不自觉地用着这一观念校正着自己成长的足迹，结果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随遇而安的“良民”和一批又一批“高分低能”的“人才”。

　　前几年，《燕赵晚报》以通版的形式报道了一个悲剧故事。题目叫做《XX，你可听到你的妈妈在哭泣》。大体内容如下：XX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家人就要求他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不允许随便下楼，他就不下楼。他所有的事情都在家人的安排下进行，从上学到参加工作，再到恋爱。家人无比溺爱着他，他也理解并感激家人的爱。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XX越来越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感到自己好像一个玩偶。这种痛在他内心深处暗暗滋生、生长，最后到了不能承受的程度。心理上长期的压抑和痛苦，最后演化为神经系统异常。家人带着他奔走于全国各大医院，均没有改变。后来，家人带着XX走进心理门诊，心理医生建议让他的父母给他创造一些自主、自立的条件。父母遵从医生的建议，XX的情况也有所好转。可是，毕竟积习难改，不久又旧疾复发。几经反复，经过痛苦的抉择，XX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决定离家出走。于是，在XX与家人含着眼泪吃完最后一次晚饭后，拎着行李箱走出了家门。

　　这是一个悲剧案例，做父母的都应该从中能得到一些反思：听话教育，是否真的就是为了孩子好？

　　在对女儿的教育上，我从不要求女儿必须服从我。比如有一次我带她回农村的爷爷奶奶家，路上经过一个开满了野花长满了野草的空地，甜甜不走了，非要下来玩一会儿。我停下车子，甜甜像小鸟一样跑进了野草丛，她采了野花插在头上，跑来跑去地追赶着蝴蝶。春天的阳光洒在她身上，她整个小身影都被笼罩在一片明媚中。甜甜抓住了几只粉白的蝴蝶，她让我帮她拿着，说要回去做成标本，她还抓住了几只金甲虫，她让小虫子在她掌心爬着，发出愉快的尖叫声。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玩得超过了12点，母亲打来电话，焦急地问怎么还没到，饭菜都凉了。我说我们在半路上呢，甜甜喜欢在野地里多玩会儿。母亲叹口气说：“你俩都是不听话的孩子。”

　　等甜甜玩够了，我们才回家，母亲埋怨道：“你看看都几点了？我觉得够惯你了，你比我更惯你丫头。”我撒娇着说：“妈，要不是你会教育我，我哪有这么优秀？”母亲也笑了。母亲虽然识字不多，但她从不像别的妈妈那样，要求孩子绝对地服从，我从小就是有主见的孩子。我向母亲道歉，但另一方面，我觉得给了孩子一个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这对她今后的成长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了“六大主张”，即：“解放儿童的头脑，使其从道德、成见、幻想中解放出来；解放儿童的双手，使其从 这也不许动，那也不许动 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解放儿童的嘴巴，使其有提问的自由，从 不许多说话 中解放出来；解放儿童的空间，使其接触大自然、大社会、从鸟笼似的学校解放出来；解放儿童的时间，不过紧安排，从过分的考试制度下解放出来，给予民主生活和自觉纪律，因材施教。”陶行知在那个年代尚且能提出如此主张，难道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有理由要求孩子一定要听话吗？“听话教育”在扼杀孩子的童心、童乐、童趣的同时，更扼杀了孩子的个性与创造性。

著名的德国心理学家海查曾做过如下的实验：他对2至5岁时有强烈反抗倾向的100名儿童与没有这种倾向的100名儿童追踪观察到青年期。结果发现前者有84％的人意志坚强，有主见，有独立分析、判断事物和做出决定的能力。而后者仅有26％的人意志坚强，其余的人遇事不能做决定，不能独立承担责任。这一研究说明，反抗行为强的孩子，长大易有坚强的独立意志，而这一点正是二十一世纪的人才应具备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