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lixingmeibec 于 2011-4-25 08:09 编辑
是台湾一位学者的博客里的内容，看了觉得很受启迪。转贴过来。
5楼有peter妈帮忙转的简体，谢谢peter妈！！为了大家看贴舒服，把繁体的删了！请移至5楼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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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了一下，没来得及仔细看，不知有没有错误
教育的目标与人的价值
第四讲：教育的目标与人的价值
教育的目的，是教养出能爱自己，能自得其乐，值得让身周的人爱他，而且又有吸引人的魅力人格。但是，既有的教育目标与社会价值却狭隘到只剩「赚钱」和「拼斗」两个目标。因此，我们用尽各种手段在教养出只会赚钱与斗争，不会爱自己，没有能力自处，乏味而不值得人爱的孩子。教育是为了要激发人的热情，让我们的孩子可以终身怀着热情与憧憬，浑身带劲地活下去。但是，流行的社会价值或者乏味、无聊，或者浅薄、虚无，使得真正心灵聪慧的小孩不知道活着有什磨意义。家长和社会流行里这些狭隘的价值观如果不能解除，即使把小孩从小送到国外，这些价值观仍将在国外箝制孩子的成长，成为孩子未来的梦魇。国内现阶段最严重的教育问题不在制度不良，或师资养成过程有问题。而是家长自己就找不到可以活得有趣、或者有意义的生活目标。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的教育改革都是换汤不换药！
一、教育的目标与人生的意义
人和其它动物最大的不同在于：除了生存的本能之外，他需要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人生寻找或赋予一个意义。这种「意义感」的需要，经常比单纯地求肉体的生存还强烈。因此，在存活边缘的史前时期、中世纪，乃至于当代的西藏、印度和尼泊尔，人可以压榨自己已经不足的物资，去装饰宗教场所，并寻求宗教的灵感与安慰。假如我们误以为人生中一切精神性的价值都是虚幻的，而人完全一如动物般，只会靠本能去从事「优胜劣败」的生存兢争或强取豪夺，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解释任何一个人类文明的诞生。
从口述历史时期的宗教，到五大古文明的肇始，不同的族群在不同的时空领域里，各自提出他们为人生所赋予的「意义」，并将这些「价值」流传给后代，成为整个后继人类文明发展的依据。虽然这些文明初期所提出的人生价值、意义或理想一再遭到后继者的质疑和修正，但是至少到十九世纪为止有一件事一直不曾改变：对人生价值、意义与理想的再思考与再反省，是所有文明活动的核心，以及再造的原动力。因此，自有口述历史以来，一个族群代代相承的价值、意义与理想，就成为所有教育的核心。而在传统英文里，大学（university）和技术学院（polytechnique）的主要差别就在于：技术学院关切的是产业技术与谋生的技能，大学则是对文明与意义的探讨和反省，以及理想的再造与承续。简言之，大学（以及各级教育）的任务，在于为它所属社群提供人生的「意义感」或「理想」。这些意义、价值或理想虽然在历史上一再被修正，但修正的方向却是愈来愈多元，使得各种不同禀赋与天性的人，都愈来愈容易找到适合他们扮演的角色。
不过，在达尔文主义的误导下，我们一方面把传统论述中的各种意义感、理想和价值当作「迷信」和「意识型态」，另一方面又往往误以为自己可以像狒狒一样，在资本主义残酷的市场兢争中，过着「弱肉强食」的纯属物质性生活。事实是，当代人对「意义感」的需要从不曾消失或减弱，只是被过分扭曲而有着太多的伪装。试问：如果将男人的成就欲和女人的虚荣心一概去除，这个社会还能剩下多少野心？而这些成就欲和虚荣心，岂不都是披着物质性外衣的精神性向往？它们背后真正的原动力，不就是想要借着压服别人来肯定「自我」的一种「被扭曲的意义感」？真正的「自我」，只有自己才能真正肯定；需要他人肯定的「自我」，其实是一种潜意识里对空洞化的自我所生的惶恐，以及对此惶恐的伪装。这里头所牵扯的各种扭曲与纠缠，导致人把自己内在的尊严和性情彻底抹杀，使男人变成生产在线的工具，而女人则成为生小孩、照顾家庭的工具，或者甚至进一步退化为男人拥有的一件家具。
假如我们可以看透当代人的「成就感」、「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等，无非是「意义感」的各种不同变形，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自有文明以来的，人活着最重要的需要是「意义感」、「理想」和「价值」。一个社会所能提供给它的成员的「意义感」、「理想」和「价值」愈深刻、活泼、丰富而近于人所能企及的事实，他的成员就生活得愈精神饱满而昂扬。从文明肇始到启蒙运动，乃至于当代的左派文化批判者，人类在过去历史上所认定与展现的意义感、尊严与价值，是非常地宽广的，不分智愚都有他的位置与值得奋斗的目标。
不幸的是，时下的教育理念被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严重扭曲，以致于人的价值被严重地窄化为社会地位的高低和收入的多寡，而社会地位的高低和收入的多寡则取决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下的价格原理。这个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在十九世纪和达尔文主义结合，形成了今天的主流价值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于是，人的价值、理想、意义与尊严，完全取决于他的市场价值，而人活着唯一的意义与幸福，退化为：在「优胜劣败」的市场兢争过程中，力争上游，乃至于「踩在别人头上」或「践踏别人的尊严」的那种骄傲。在这样的社会价值体系中，不但生产力较薄弱的人会被无情地踩在社会的最底层，连不认同主流价值的人也会被排挤到社会边缘去。于是，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人在精神上可以有的生存空间却急剧地被压缩，难有喘息的空间。当代人的苦闷与精神压力，基本上肇始于此。
但是，可悲的不是总有人想践踏别人的尊严，而是绝大多数人总是甘心被人践踏，或者为虎作伥。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历史上所有占据社会主要资源的阶级，不但会设法合理化自己的权益，还会通过媒体与教育体制，将这个合理化过程灌输给社会上其它被宰制、利用、剥削的阶层，使被统治阶层「欣然」拥护统治阶层的利益。用社会学的术语说，这就是所谓价值「内化」的过程。君主专制时期用「君权神授」将贵族的权益合理化，再「内化」到领地佃农的心理，以致于十八世纪末革命的主要阻力，竟来自于被奴役的农民。同样地，十九世纪兴起的资本阶级为了巩固他们以非人道手法获取的利益，也创造出「市场价值」、「工作伦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合理化说词，并藉由教育与媒体，将这些被扭曲过的价值观，内化成常民百姓，乃至于知识菁英的内在价值。
表面上联考是扭曲今天台湾教育的元凶，实际上，联考只是前述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牺牲者。根据最近报纸的报导：由于国内产业的升级，不同学历者的平均所得逐年加大。这条消息，清楚地说明了联考的媚力来自于：高学历保障了高收入，而每次升学兢争中的胜利，都意味着未来有较好的机会获得较高的学历，以及较高的平均收入。更何况，高学历还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接近相近教育水平的异性（未来的婚姻伴侣）。古话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用在联考的胜利者身上，似乎真的丝毫不假。因此，当今社会上所谓的「菁英阶层」，通常意指着联考战场上得意，而在专业工作岗位上一帆风顺的人。但是，大家只看到这些人得意的一面，却很少去注意到他们所付出的代价。
这些「菁英」朝气蓬勃，锐利聪敏，却又充满自己完全意识不到的内在矛盾。表面上，他们在求学过程中「聪颖过人」；实质上，他们却为了联考而牺牲掉人在青春期应该要培养出来的情感能力，甚至于没空去思考任何有关人生价值或社会正义的议题。因此，他们牺牲掉生活中所有陶醉的可能性，以及「简单的快乐」的能力。春天的妩媚，秋光的的亮丽，他们完全没有感受的能力，也分享不到子女成长的喜悦。他们在工作冈位上充满干劲，不畏艰难；但是面对自己或亲人的情感问题，却严重欠缺处理能力和耐受挫折的能力。当小孩子在外头受到委屈，他不知道如何帮小孩调解；当小孩对人生有不同的抱负或梦想时，他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当太太抱怨生活枯燥的时候，他们只会赶快带太太上「高级」餐厅，渡假旅游；当太太逐渐在妇女成长班中发展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不再事事倚赖他时，他突然惶恐得不知如何自处。甚至到这种节骨眼的时候，他都警觉不到一个事实：他的一切知识的有效性，仅限于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有关的范域；对于不能用金钱换取的人性事实，他不但一无所知，甚至于完全没有任何应对的能力。在晚年的时候，他把庞大的积蓄与资产转移给子女，却只能在凄凉而无人闻问的独处中，苦涩地怨叹别人的无情与现实。但是，终其一生，他体会不到：子女的现实，是从小到大逐渐从他的身教中学会的；晚来无伴，只因为他本质上根本就是个「乏味」的人。
看穿了，许多所谓的「精英」，只是一群被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牺牲掉，糊里胡涂地「以生命中的喜悦换取社会上的成就」的人。反之，在「联考的失败者」中，却不乏抗拒这个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特立独行之士。要成为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下的「社会精英」，经常意味着必须牺牲掉一切与市场价值无关的个人幸福。当我们迫切地期待着子女「成龙成凤」的时候，必须找到充足的时间，扪心自问：「这样的代价，换取这样的成果，值得吗？」
在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操控下，当今的主流价值不只是牺牲掉个人幸福就算了，还进一步使我们牺牲掉对他人原有的尊重与同情心。在这种意识型态下，「正义」是由市场机制在维持的。穷人在他眼中，只是「好吃懒做，咎由自取」，或者「没有兢争就不会有进步，有兢争就有胜败；大家有饭吃的齐头式平等，根本就是假平等」。简言之，正义的意思就是富人有权享受辛苦所得（只要是凭本事获得的，有时候合不合法也不重要），穷人无助活该。人心是肉做的，原本有悲悯的能力，使我们变成铁石心肠的，其实是我们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人被扭曲到这个程度，早已失去他的原貌，却浑然而不自觉，更显得悲哀。更何况，中、低收入户中不乏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不图私利的公益人士，和被社会不当剥削的弱势族群。他们收入的低下，丝毫不是因为他们能力的低下，而是单纯地反应着社会体制的僵化、扭曲，以及当权者的不公不义。假如我们对这些事实毫无警觉，而一心迷恋当今主流价值的「成龙成凤」，我们是在「栽培」子女，还是在帮着既有体制「麻痹」他们作为一个「属灵」的人的尊严，以及更高的价值？
我们愈是体会到当今社会主流价值对人的扭曲与压榨，就愈有需要设法通过教育的过程，把自己的下一代从这个主流价值的牢笼里解放出来。因此比以往更不可妥协地，教育的首要和最终的目标，必须是让每一个不同禀赋的人，通过教育的过程，找到他可以实现的理想和人生意义，并有能力看到每一个诚恳的人生命里的尊严。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乃至于成人教育，都应该本着这坚持，针对不同学习阶段的需要与特性，朝这最终目标去设计。如果我们能够秉持这个理念去教育下一代，人将只有活着的尊严，而没有职业的贵贱。不同的人，可以根据他天性里不同的偏好与不同的擅长，选择最适合他扮演的角色。在这样的社会里，教授、政治人物、小学教师、木匠、艺术创作者，还原成不同的职业角色扮演。人的禀赋也许有高低，性向也许各有偏好与不同的选择，但所有的人都可以保有他的尊严。收入的高低永远不可能齐平，人的性情与多元的人性价值却不因市场的操作而有所损益。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智商」才会还原到「只是人的多种能力中的一种」，在「智商」之外，手艺、情感的敏锐、对人的温柔体贴等让这社会更温暖、更精致的特长，才会得到与「智商」同等的重视。如果社会真的可以「进化」到这个程度，那么即使是弱智或者残障的人，也可以因为他们待人的勤恳与温厚，而得到身周人群的肯定，充满尊严地活下去。只有当所有勤恳踏实的人都重新拾回他们应有的尊严时，才有机会化解社会上的冤屈与暴戾之气。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生活质量才会随着历史前行的轨道而逐步改善，文明的发展才重新变得有意义。
二、「享有」与「拥有」
小市民的无奈，经常反应在对既有体制与价值的恐惧。现实确实是每一个人都必需要照顾到的面相，甚至于是无可回避的。但是，台湾在过去这些年来所累积的财富，虽然还没到达使我们「免于恐惧与忧虑」的程度，却也已经足以明显地缓和我们的忧虑了。
其实回顾我们自己的童年，在那种物资不充裕，甚至于贫乏的年代里，除了因为缴不出学费，没钱买学校规定的制服外，我们稚嫩的心灵里，真的曾经感受到多大的不足吗？我们在那样的童年岁月里，都还充满田野里的欢笑与眷恋不舍的回忆。反之，现在我们的经济条件都明显地比小时候好，我们会更快乐吗？恐怕不见得！女儿小时候叫我去看院子里紫色的小野花，兴奋地说：「这是今年的第一朵诶！」儿子小时候和一只小狗玩得舍不得回家。这种情景，我们小时候不也有过？如果我们今天不如童年快乐，为什么？会不会说我们都已失去童年那种「简单的快乐」的能力？今天我们拥有的好像很多，但是「拥有」并不等于「享有」。我在一个豪华的客厅里听过一套三百万的音响，可惜放的却是普普通通的流行音乐。在一个热爱音乐的朋友家里，听到简单音响里卡萨尔斯演奏的巴哈无伴奏大提琴，朴实而动人，远非三百万音响里的流行音乐可比。与其到大饭店吃饭，有些人宁可留在家里。餐厅的排场和音乐，其实经常是喧闹乏味，却故做高雅。在家里，我们可以一家人围着小小的餐桌，随意听着巴克豪斯演奏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或者卡拉斯唱的歌剧咏叹调精选，惬意地听小孩子学校里发生的趣事，适时给他们一点意见，再偶而静下来听欧依斯特拉夫演奏的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顺便提醒他们注意欧依斯特拉夫的特色。这种惬意，不是任何餐厅所能提供的。但是这样一套音响也不过十来万，而一张ＣＤ更只要五百块。中秋节的晚上，全家人找个安静的地方，泡一壶好茶，准备着几盒台湾传统喜饼与小吃，全家人边看塞尚和达文西的复制画，边吃零嘴边看画，也一边讨论、聊天。这不也是比上餐厅更惬意而温馨的享受？
有时候我会想：像我们这时代这样的享受，在十八世纪只有王族才有份，在十九世纪初也只有世袭的贵族能触及。但是，拜科技发展之赐，原本只有王公贵族才请得起的顶尖演奏者，却可以变成一张五百元的ＣＤ；原本只有公侯才看得到的不世名画，竟然可以化为一张一两千元的复制品。而其品质，几可乱真。由于复制技术的发达，在这个时代，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享有」。不懂得音乐和绘画的人，在现场或真迹前面，他们所能享受到的远不如一个精通艺术的人在复制品中所感受到的。面对这样的时代，到底是赚钱的能力重要，还是欣赏的能力重要？是「拥有」重要？还是「享有」才重要？不幸的是：欣赏和「享有」的能力，并不是金钱或社会地位可以换来的。
我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告诉我：「我有一个心愿，就是趁年轻时全力冲刺，在企业界打下一片天地，退休后就可以重拾我从小以来一直记在心里的愿望：学画画，学拉小提琴，读哲学。」我心里只有一个回声：「一辈子都可以麻木地活着了，怎么还会在乎退休后怎么活下去？」
托尔斯态的短篇小说里有个故事，题名「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一个俄罗斯的穷苦佃农省吃俭用，勤奋耕作，终于在老年的时候用积蓄买下了一大片土地，变成一个富农。这时候，他听人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部落，他们的田黑黝而肥沃，任何人只要给他们一小袋黄金，就可以买一块一天步程可以绕完一圈的土地。他算一算，这可比他现有的土地大十数倍，土地还更肥沃呢！所以他就带着一个仆人到那个部落去。酋长很乐于和他交易，不过提醒他：如果没办法在日落前回到出发点，这袋黄金就归那部落，但是他一分地也得不到。于是，他当天先挑定一块最肥沃土地的边缘，和酋长约好第二天天亮前在那里见面。第二天他起个大早，太阳刚露出第一道曙光就带着仆人匆匆出发，朝东方走去。每走一段固定的距离，他就叫仆人尽快钉下木桩。上午过了一半左右的时候，他明知道该往左转了，却舍不得前面更肥沃的土地。快中午了他才往北走。到了中午，他舍不得往回走，也舍不得坐下来休息。于是边走边咬了几口干粮，继续朝着北边走。等到警觉到下午也过了一半，才朝西往回走。原来他希望能走出一块整整齐齐的方形地，现在时间不够了，他只好改向朝着位在西南方的出发点加速赶路。太阳已经接近地平线了，却还看不到站在出发点等他的酋长和部落的族人，慌得他不顾早已支撑不下去的体力和带来的干梁，拼命赶路。天已经几乎黑了，太阳在地平在线只剩下最后的一丝微光，他才隐隐约约地看到远方出发点的山丘上有着一群人。再回头一看，太阳早没入地平线，他一身汗湿透衣服好几遍，正懊恼万分的时候，却发现山丘上的人群在为他打气、吶喊的声音。他才突然警觉到：山丘上还看得到最后一丝夕阳，于是他又在仆人的撑扶下，没命地奔向山丘上的出发点。到达的时候，夕阳的最后一道光芒正好没入地平线。酋长正想向他道贺，却发现他趴在地上，已经断了最后一口气。于是他们为他挖了一个坟坑：六尺长，三尺宽，三尺深。这正好是他忙碌一天后所需要的土地。
念剑桥时，一个英国朋友告诉我他的人生态度：「每年全心工作十一个月，然后轻轻松松地渡一个月假。」我问他，为什么不是每天适度地工作，也每天去享受身边俯拾可得的喜悦？快乐不是金钱或社会地位堆砌起来的，而是一种或者单纯，或者细腻的「享有」的能力。这些能力有些是我们从小就会的，但一不小心就消逝无踪；有些是要去逐步开发、培养、与累积的。当社会愈来愈富裕时，「享有」的能力就愈来愈比「拥有」的能力更重要。可惜，大部份的人都不曾警觉到这个事实。随着年纪的增长与财富的累积，新的能力没有养成，旧的能力却逐渐失去。当人彻底失去「享有」的能力时，他只能坐在奔驰轿车里嫌交通拥塞，在大饭店里嫌吃来吃去都是一样的菜，在巴黎抱怨美术馆里挂的都是没人看得懂的「涂鸦」。这样的人生，确实可以换得不知情者的羡慕，但身在其中的人，真的幸福吗？
三、现实好可怕
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某些阶段，必定曾经有过梦想或理想，以及浪漫的时刻。但是，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从父母、师长和同学那里，学会把这些东西当作不成熟或不负责任的表征，并且学会把这些东西逐渐丢到脑后。长大的意思，就是忘怀曾经深深地吸引着我们的梦，和热情。因为，「现实很可怕」。
在贫穷的社会里，现实确实可以是很可怕的。在农业时代的黄土高原上，荒年甚至可以迫使人「易子而食」。但是，台湾社会的富裕程度，在两代之间已有极其戏剧化的剧烈改变。还记得，小时候好不容易在桌上有一锅炖肉，可是我们必须等祖母夹到你碗里。如果谁擅自伸筷子去夹，你的筷子马上会被祖母挡开，只能乖乖看着那锅肉继续吃酱菜。这样的日子，如果我们熬得过来，我们的下一代还会有熬不过去的现实吗？仔细思量，真正让我们惶恐的，其实并非物质匮乏的压力，而是成就感、输不起的心理压力，和面子问题。
即使是清华大学这样的名校学生，考硕士、博士也是靠惯性：因为别人都考，而且除了念书之外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什么。可是学历保障了什么？一个月前中国时报有个悚人听闻的标题：「产业升级，高低学历所得差距扩大」。乍看，似乎学历的高低真的决定了人一生的幸福。可是，事实上赚钱靠的是野心和能力，而不是学历。一个有能力念完博士的人，如果高中毕业就去从商，他绝对有很大的机会赚比大学教师多。相反的，一个佼幸拿到博士学位又佼幸进入大学任教的人，天天和能力明显优于自己的人共事，在学生眼中被当笑柄，日子会好过吗？有人会为了子女差一分没考上台大而痛心疾首，但是即使勉强考进台大，真的未来就业后不会被人把「台大」当笑话？高学历与高所得的因果关系根本被颠倒了：能力强又野心大的人，通常收入较高，也往往较愿意牺牲青春华年，不顾一切地争着入第一志愿，因此他们的平均学历与平均收入较高。能力不够强的人，即使勉强挤入名校，谋得好差事，反而会因同事能力太强，而在每波裁员的浪潮中首先遭殃。学历到底保障了什么？
即使聪明程度或念书的兴趣不如人，一个成熟的木工师父日薪三千，一个月只要工作二十天，就可以月入六万。而一个博士从助理教授干起，月薪也不过六万多些而已。木工师父看来辛劳，一个助理教授六年不升等就要解聘，其心理压力远非木工师父能比，而工作时数更经常是「日以继夜，风雨无阻」。园区的收入远比大学教师高，但为了工作而牺牲家庭与个人其它需求的，比比皆是。助理教授比木工师父好在那里？社会地位高！但是，如果一个木工师父输得起，不在乎面子，热爱并真正地投入自己的工作，他一定不会比大学教师活得更有尊严，更踏实吗？
人的智商，打出娘胎就已定夺。一个资质平庸的人，勉强争名校，抢金饭碗，在过程中牺牲一切成熟人格所需要的成长空间，最后还是会在严酷的兢争下，渐露疲态而还回一切他不该得的虚名。等到这个时刻，偏偏在成长过程中从来不曾培养过面对挫折的能力，也不知道如何放下身段去找适合的工作。这样的一生，是不是反而被早年的佼幸所害？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在升学与谋职的过程中，常保几分实力，去注意培养自己人格成熟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能力，即使面子上少几分光鲜，收入较不丰厚，却可以在升学与就业过程中胜任愉快，还有多余的心力去「享有」他所拥有的一切。这样的人生，会不会更惬意？
现实的可怕，不再是「野有饿殍，路有冻死」的那种情境，而是输不起，担当不起，面子放不下的那种可怕。我们真正欠缺的，不是更高的学历或收入，而是心中一份对自己的坦然，和对人生较宽广的视野。如果学校与家庭教育不能帮我们的下一代解开这个心结，反而去强化它，则教育才是比现实更可怕的东西！
有钱真好，这倒是真的－－如果有钱的过程不需要我们牺牲任何东西做为代价。但是，如果有钱意谓着必需眛着良心去剥削别人，或者牺牲和家人相处的亲密时光，或者发展自己「自得其乐」的能力，那么有钱的过程代价实在太大了。我们羡慕有钱人，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他所拥有的，而看不到他所失去的。再者，钱真的很好用吗？有钱人上馆子一餐上万，真的比家里好吃几倍吗？有钱可以经常出国，但是如果没有能力看到国外文化较细腻、深刻的部份，出国会比懂得「自得其乐」的人在台湾登山、郊游的乐趣更大吗？有钱人的乐趣到底是我们想象出来的？电影虚构的？还是真实人生中每天发生的事？
其实，人活着，除了温饱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受人肯定。学位与收入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们都会替你赢得别人的尊敬和肯定。可是，我们如果非常务实地想一想，一个人一天里面接触最多的，无非是工作上的同伴和家人。而工作伙伴中，最影响到你的喜怒哀乐的，又是和你较亲近的工作伙伴。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他的工作伙伴多半也是有博士学位的；而一个高中毕业的人，同样地他的工作伙伴也多半是相近的学历。因此，学历并不会为你赢得工作伙伴的敬意，反而是一个人在工作上的认真、执着，和待人的诚恳、厚道，才真正会帮他赢得工作伙伴真实的敬意。同样的，家人（父、母、夫、妻、子女）无论如何不是你要兢争的对象，他们也不会从你学历和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对你的态度。真正最深切影响你和家人的关系的，通常是你对家人的关怀。因此，在关系较深厚的人群中，影响别人对你的肯定程度的，通常不是学历与收入的高低，而是你作为「人」的质地或性情。愈会因为你的高学历或高收入而敬重你的人，反而是和你关系愈疏远，而不值得你重视的人。
这样说来，如果我们真的在乎别人对我们真心的敬重，我们要努力的，其实是我们的「人品」以及在工作岗位上的执着与诚恳，而不是学历与收入的高低。如果学历或收入真的可以赢得别人的尊敬，其实那也止于一生难得见几次面的陌生人，或者交情极浅的「熟人」。我们真的有必要牺牲自己和家人真正的幸福，就只为了赢得这些平时不相干的人的敬重吗？怎么想，我都觉得不划算。
不可否认的，由于台湾近年财富分配愈来愈不平均，以及福利政策的严重缺乏，以致于有部份人仍生活在赤贫边缘。不过，绝大多数人的所得都足以让他们自己和家人足衣、足食，和有个安居的处所。一般说来，物质条件的改善首在满足需要，次在获得舒适，而最后止于奢华。但在台湾，绝大部分人的收入都可以满足他们生活上的需要，少数人可以享受衣食的奢华，却罕有人可以活得舒适－－在满是噪音、污染、塞车、暴戾、不安、恐惧，而没有绿地与蓝天的日子里，谁能过得舒适？即使住在数千万的豪宅里，也通常是紧密着门窗，以防周围环境的视觉和空气污染。英国人说：「家是每个男人的城堡。」在台湾，家却像是每个成员的豪华牢笼。这样的都市与住宅景观，是另一种世界奇迹。
如果我们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和这个世界，在台湾的超级富翁，他的住家环境往往还不如英国的低收入户。我们终年辛苦工作，向资本主义下的新佃农般，把一生辛苦积蓄的所得交给土地炒作者和营建业者，换来的只是价钱不等，公共环境却同样恶质的一栋房子。而这么劣质的居家及生活空间，却要我们以可贵的青春，加上一生的辛劳去换取，值得吗？公平吗？我们总以为：只要努力赚钱，就可以买到好房子，改善生活质量；至于公共空间，实在不是我们管得着的。但是，我们却一直忽视了更重要的一件事实：事实上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无法再改善，瓶颈就在于大家普遍地忽视了对公共事务的参予，以致于我们的公共空间和生活质量，变成官商勾结下的牺牲品。
现实有多可怕？以前，现实意味着死生大事。但是，现在它却意味着房子的账面价值和被严重地牺牲掉的公共空间和生活质量。假如现实让我们不满，我们已经不可能再靠着「个人自扫门前雪」的精神去图谋解决，而必须诉诸「群策群力」的精神了。问题是：我们是否已经真正地体认到这层最现实的含意？
四、路是无限地开阔
几年前，北一女两个优异学生的自杀曾经惊动整个社会。时值青春年华的她们，为什么要自杀？仔细想想我们这个社会所提供给年轻学生的「人生目标」，除了兢争，还是兢争。不会让人乏味吗？这样的人生，生有何欢，死又何惧？仔细想想，我们为年轻人提供的人生前景，是不是真的很乏味，乏味到活着也是种无趣？整个社会和学校教育，所能提供年轻人的远景，竟然只有「野心」和贪婪，对于那些真正有能力看透的人，这个社会曾经提供他们任何别的出路吗？在师长沉重而虚荣的期望下，他们真的能有别的选择吗？
这两年来，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连续因情而杀人。最令我惊讶的是，我们的学校和社会竟然废弛到这个程度。有能力进入硕士班的学生，竟然不曾学会面对情感的挫折。殉情或许还勉强可以理解，因爱而杀人根本就是俗烂小说创造出来的情节，而年轻人竟然完全没有能力分辨此中真假。假如人活着连情感都没有能力处理，有再高的学历与收入，这种人生还有什么「味道」？
在今日的台湾，物质的供应早已超出人的「动物本能」之所需。随便任何人，只要肯花心思体力，都绝对可以求得温饱。假如我们还需要努力工作，卖命地和别人兢争，无非是为了「成就感」、「社会地位」等「意义感」的满足。可是，人活着的意义，并不在于把别人踩在脚底下的那种快乐。如果我们必须靠别人欣羡的眼光活下去，与其说这是强者的人生，不如说是内在空虚者的表现。而这个社会之所以会充满空虚的强人，就因为他们空有一身钻营进取的本事，去看不到人生值得追求的价值有多么宽阔。
新约福音里耶稣说过：「我是你生命里的盐，没有了盐，生命还有什么味道？」这句话在新约里有它独特的诠释脉络，但是即使跳开新约的论述脉络，「如何使生命有味」仍是一个最值得深思的问题。很多人不愿意去深思这个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众说纷纭，好像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答案。事实上，我们会有这个错误的印象，完全是误以为真实的答案必须只有一个。假如答案本来就应该有很多个，而且每个都有它的真实性呢？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对生命的意义有着接近而不完全一致的阐述，而它们和佛经所揭示的信仰又有更大的差别。但是，他们都在提醒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身外之物的富足，而在于内在心灵世界的开发，以及内在具足的喜悦之泉。这种内在生命的具体内涵，一旦诉诸文字的形容，往往只能是非常概约而间接的譬喻和暗示。但是，如果我们有能力欣赏音乐、绘画、电影等艺术与诗歌、小说、剧作等文学，我们确有机会借着这些艺术与文学形式的直接呈现，而更具体地体会到宗教情感的庄严，人类内在情感的渊深、丰厚，并且从而体会到人生中值得追求与开发的内在世界，不但比单纯的经济活动更宽阔，也更值得追求。
试想想看，假如一个人可以培养出对艺术、文学、建筑、音乐、宗教、哲学等人文表现与思维的兴趣，并从中获得喜悦与意义感，这不比拥有亿万家财更富足吗？这些活动所带来的喜悦与满足，完全不需要别人的艳羡，不需要他人的肯定，因此，也更不会造成财富所带来的后遗症：怀疑别人的亲近与尊敬是对财富与权柄而发的现实与谄昧，而不是对自己的肯定。这样的喜悦与满足，不是比财富更值得人追求，也更符合「自我肯定」的原意？此外，这样的喜悦与满足，完全不需要践踏别人的尊严，这不是更符合我们理想中「人」的形象？
退而求其次，假如我们能够培养下一代欣赏自然景物的能力，以及「悦亲戚之情话」的能力，这不也足够让我们的下一代心灵富足地过一生？财富的富足如果不能导致心灵的满足，终是枉然；如果财富的最终意义仍在于给人心灵上的富足，为什么不干脆从一开始就直接去追求心灵的富足，而把物质的需求还原到「温饱有余，不求奢华与虚荣」的本来面目？
不过，就像史怀哲在「文明的哲学」中所说的，举凡艺术、文学与宗教的欣赏，乃至于对大自然的爱好，都是长期培养出来的能力，而不仅仅只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培养出这些能力，是要费心思，花时间的。可惜的是，在当今的主流价值主导下，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挤压去培养与「市场兢争」有关的能力，因此也就没有多少时间去培养这些「自得其乐」，或与亲友同乐的能力。到头来，坐拥金山银山，往来的却没个可以倾心相与的朋友，回到家里又没有能力营造一家亲密的情感能力。这样的「成就」，岂不枉然？
我常感慨：智力薄弱的人被称为「智障」，行动不便的人被称为「残障」，情感能力不足的人是不是该被称为「情障」？但是，「智障」的人仍可以拥有心里的喜悦与饱足，却不用沾染人间无聊的纠纷与烦恼，因此佛教信仰里相传智障儿是前世高僧转世，今世只修福报不惹烦恼，所以有「喜福儿」的称谓。同样的，肢体残障的人虽然必需忍受行动的不便，和他人异样的眼光。但是，一旦他能培养出自得其乐或「悦亲戚之情话」的能力，肢体的残障丝毫不减损他心灵中的富足。这么说起来，最悲哀的其实是「情障」的人，没有能力「享有」他辛苦赚来的一切，甚至连亲情都不懂得「享有」，永远与人世真正的幸福无缘。假如当今的主流价值正在趋策我们走这条「自绝」的道路，我们真的要在这样的道路上和多数人一起「挤暖」吗？
许多人教育子女的时候，一心只想培养他们在市场上「赢」的能力，却因此排挤掉他们培养其它能力的机会，尤其是「输」的能力，和享受既有的能力。这样子地被培养起来的人，胃口可能非常大，再多的财富和成就都无法使他满足，而只能在「更上层楼」的野心里过活。即使受到挫折，他还是精力充沛，朝既定目标不屈不挠地向前冲，因为机会不属于输的人。这样的人生看似「积极进取」，但是我们真的要像培养斗犬一样地去培养我们自己的下一代吗？人受到挫折可以有很多种释怀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可以坦然面对的方式。譬如说，「尽力就好，成败另有天数」，这会不会是更接近事实也更健康的一种态度？人到底不是机器，一个只懂得赢而不懂得输的人，迟早不是坏了身体，就是因为挫折太大而一蹶不振。人的刚强能有几时？永远刚强，连一时软弱下来稍作休息都不可以的人生，又真有什么幸福可言吗？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下一代，该先教他学会「赢」，还是该先教他坦然地面对「输」？
我自己在坚持不让子女补习的原则下，培着一子一女走过两次高中联考和一次大学联考。面对一年半后要来临的另一次大学联考，我和前一次一样地不紧张。多年来我一直秉持着这样的信念：要确保子女在现实上无虞匮乏，他们需要的不是争强斗胜的能力和心理准备，而是健康的身体、对各种职业同等的尊重，和朴实诚恳的待人态度。这样子，即使有一天他必需以体力劳动养家，也不会对他造成心理上的困扰，而且还会因为待人的诚恳，而得到身周熟人真心的敬重。其次，我会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虚荣，不好面子，生活中的快乐来自于「自得其乐」，伙伴的尊重与感情来自于他们对人真诚的关怀与热情，而不是和别人比输赢的能力。这样子的话，他对物质的需求与欲望，就会回复到人最自然的「需要」的程度，而不致于把宝贵的一生，浪费在贪婪无尽却无法「享有」的搜括。最后，我希望能不时引导他们去发现身边随手可得的喜悦和欢乐，使他们随着年纪的增长，有愈来愈多的「快乐的能力」（不管是简单的，或复杂的）。如果他们真的能在成长过程中培养出这些「质地」，那么，不管他们的智力高低，都有能力真正去享受自己工作的所得；而不管他们的工作所得是高是低，他们都能够「自得其乐」。有这些性情做保障，不管他们未来喜欢从事的是什么工作，选择的是什么行业，收入与地位是高或低，都可以从生活里得到取之不尽的喜悦。
一个人可以悠游的天地有多广，不是看他的财富有多少，而是看他的胸襟有多开阔，看他「有感觉」的世界有多宽敞。只要我们分得清楚什么是人生中重要的，以及什么是次要的，人生的道路其实是非常地开阔的。说真的，如果教育的过程不是让一个人胸襟更开敞，眼界更辽阔，教育的首要功能岂不是全然废弛，而退化成不同等级的「职前训练所」？
人生之所以艰难，多半是作茧自缚，自寻烦恼。如果能把没必要的心结一一打开，不但人生的道路对我们而言会是极其开阔的，而且不管我们的子女是否聪明杰出，我们也可以在联考、学历、收入和社会地位之外，看到一大片属于他们的广大天空，因而可以放心地让他们从小就自由翱翔。反之，如果我们解不开自己的心结，我们自然会「以爱的名义」用同样的烦恼去捆绑他们，结果是「爱之适足以害之」。俗话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实在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老话。如果为人父母的对人生的目标与做人的意义有着极为偏颇、狭隘的观念，他不成为子女成长过程中的最大祸害才怪。为人父母的人，在这件「死生大事」上，能不格外自省吗？
参考书目
[1]
史怀哲，【文明的哲学】，新潮文库。
◎ 对文明（宗教、哲学、艺术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省思与危机感
[2]
托尔斯泰，【伊凡依列区之死】，水牛文库。
◎ 以小说的形式反省人生的意义
[3]
史作柽，【山上的灵魂】，久大出版（？不确定）。
◎ 以小说的形式展开对大自然以及人生意义的省思
[4]
艾瑞克．霍布斯邦，【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麦田。
◎
从政治与经济制度史的角度检视法国大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
的发展。可以让我们了解欧陆曾经走过，曾经造成灾难，以及台湾正在经历的一段历史过程。
◎
另外两册续集【极端的年代】则回顾廿世纪史。
「创造一个更值得珍惜的家」
第六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小区经营
一、
补习班、才艺班、家教班，还不如你来自己教
教育专家反对补习的声音从我们小时候一执持续不断地喊到今天，讲到声音嘶哑了，改变的只有外在的补习形式，却改不了家长的价值观。于是，从很早以前国小的恶补，变成了有钱人请家教，到今天则是很有钱的人把小孩送到森林小学或美语小学，没那么有钱的人把小孩送到各种才艺班或者找家教。除了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我们偏偏就是想不出小学生那个脑袋瓜里还塞得下什么值钱的东西。我们没有能力跳出浅薄的社会价值观去看到「人」的质地，于是，国中以后还是有各种恶补和测验卷（唯一「进步」的，是现在连资优生和研究所补习班都出笼了）。
才艺班当然有机会学到一些东西，森林小学当然教学方式可能更富有创意。但是，小孩子的情感呢？她对待自己和家人的态度呢？「学习空间」彻底取代「家庭空间」之后，小孩子的人格雏形里头会不会缺了一大块版图，并且从此无法填补？我们恐怕从来都不曾去想！家长拼命想给小孩更好的教育，以为专家比自己更懂得教育的理念和策略，自己不用懂，只要负责赚钱和开车接送就好了。真的吗？家长无可回避地要替孩子选择教育场所与型态，一个一无所知甚至理念错误的家长，会不会要把小孩子给送到很有问题的地方去学习？甚至即使运气好选对了地方，会不会仍然用错误的方式去要求小孩，规范小孩？即使真的进了森林小学，到底小孩子以后要怎么理解亲子关系？她长大后会怎样对待她自己的孩子？假如小孩真的很幸运地从森小、全人中学、过外著名学府学到一整套极为开放的价值观，因而决定要和黑人结婚生子，到黑人区去从事反政府游击组织，或者要当贴钱的自制电影导演，家长能接受吗？还是说这将意味着家庭的决裂？王文洋说当有钱人家的小孩很艰苦，这又意味着什么？
我没有办法想象「大人负责赚钱，不用成长；小孩负责读书，别人教他成长」到底是什么意思，除非我们真的愿意接受亲子之间渐行渐远，甚至亲子反目的结局。
「陪小孩子一起成长」不是一句空话，也不要老觉得学习是一种苦差事（假如是的话，妳干嘛逼小孩子学习）。如果父母不曾用自己的心力去参与孩子的成长，亲子关系注定要疏离或者变成一种无可奈何的义务；如果父母的眼界比孩子狭隘，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恐怕注定要承受许多的委屈。假如父母愿意成长，亲子教育不但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甚至还是家庭中每一个有参与的成员都能获益，并且在后来不时怀着喜悦去回忆的。
国小与国中阶段所有的功课，都是任何家长都可以教的（不一定很有效率）。就其知识的内容而言，其难度本来就是设定在「每个人都能学会」（所以才叫「基础国民教育」），因此每个家长只要愿意学都可以学得好（而不只是学得会，也不必然每一题都会）。由家长亲自来教，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告诉孩子哪些题目太刁难，不会没关系（妳用心学过还不会，那小孩子就没必要会了，反正你不会不也是活得好好的，甚至还大学或研究所毕业，起码也高中毕业了呀）。尤其假如先生是学理工的，更没有道理不自己教。
我的孩子从来都没有补习也没有家教（我和他妈就是家教）。小学到国中阶段我都让他们自己读，为的是培养他们自修的能力。（给孩子太好的老师，用过分细心规划的教学步骤替他们秩序井然地排除了学习过程所有的障碍，结果孩子功课是很好，长大以后却从来没有培养过面对艰难书籍的读书能力，上了研究所或大学以后，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摸索下去。）等他们有问题不会时，再来问我们两个。孩子读书时，我们夫妻尽可能不看电视，也在旁边读书或写作（这样小孩子才会觉得有伴而不孤苦）。孩子每过一段时间该休息了，妈妈去弄点吃的（有时候我负责出去买），一家人边吃边聊天。孩子心情不好读不下书，有时会边撒娇边读书（「妈，汉武帝干嘛跟匈奴打架？」），就陪着他讲点故事不也很好吗？干嘛整天把他当机器人？一家人一起读书，一旦养成习惯，其实是气氛蛮好的。不要说孩子的教育都交给别人，面对孩子只会溺爱，或者责备他成绩不好，以致亲子关系淡而乏味，或者纵容过度无造成孩子后来无可救药的人格缺陷。
孩子成绩单拿回来，我们从来不管成绩的高低，只注意他在班上的排名。如果落后太多，就要仔细看考卷。考卷拿回家，一题一题看他答错的题目。如果确实有重要的观念不会，告诉他应该重念哪些地方，或者在教他一次。不会的学会就好了，没什么好责备的。如果是老师出得太刁钻，很明白地告诉他这一题不值得会，并仔细说明理由（这很重要，不要养成她迷信书上的东西，好像参考书有写就该会似的）。如果是不小心错，提醒她注意（但是不用逼，粗心的毛病宁可从生活规矩上去要求，不要去计较数学计算题错几题），并且把这些老师出题不当或粗心错的分数加回去，当作她真正的学习成效（本来学习成效检测就该考理解而非其它无奇不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家小孩从小学习意愿高但学习压力却很小。儿子有一次数学考四十分，女儿还每次都考到将近一百分，很惊奇地跑到她班上去宣传「我哥数学考四十分没有被骂耶！」如果不是自己在教，我不见得有这份自信心去接受他们偶而离奇的成绩。但是自己教，却可以免除她们为琐细无聊的东西而紧张的压力，让他们知道大人也有疏忽或不合情理的地方，帮他们建立自主判断能力，还可以在面对主流价值时保持自主性又不失去信心。如果你不当她看考卷，她的自信心必须是在接受主流系统各种谬误的前提下建立起来，这个代价太大了！
教小孩的时候，不要急得要死地一遍又一遍用正确的解法重复教他，搞的自己气急败坏，孩子紧张得哭出来。这样子交个三两次，大人小孩都会受不了而放弃。要倒过来，孩子做错的题目，让他先告诉你他以为题目要他做什么。尤其小学阶段的孩子，思考方向无奇不有，对同一道题目，不同的小孩经常有不同的想象。从大人的眼光看起来，好像是小孩子「误解题意」；体贴地倾听他的说明并从小孩子的观点再看一次，果然这些题目还真的往往写得太简陋（对国小学生而言），因而容许别的理解方式。带孩子长大的过程，让我重新发现孩子的想象力比大人丰富，也让我重拾许多「换个角度看问题」的能力。等到题意真的弄清楚了，再来看孩子的解题过程，看他是怎么想的，从而找出他误解（或开始岔出去）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把观念进一步厘清楚。教小孩，要从倾听开始，进而进入他的思绪和他的世界。等你弄清楚他是怎么想的以后，才可以开始教。这样教，才会发现你的孩子多可爱。孩子小的时候，留下许多啼笑皆非的趣事，很多都是他们对成人文字世界的各种误解。假如你对语言哲学有兴趣，这样的经历更是哲学工作者最富启发性的学习过程之一。
不过，不管你在教孩子什么功课，千万要记得：培养他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远比培养他知识和技巧重要。主动学习，有能力自己面对困难和挫折，培养出自己面对艰深问题的耐性和自信，这是一辈子的事，愈到高阶段的学业（譬如面对博硕士课程），以及工作场所，愈是端看他在这方面的能力。反而解题速度的快慢，计算错几题，生字错几个，根本不重要（只要不太离谱就可以了）。我在清大尤其受不了那些从小补习过来的小孩，讲课观念深一点就不懂，愈到挫折就逃避，念硕士了还像家教班学生，什么东西都得给他准备好，缺一样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上了国中，系统性推里的能力必须要好好培养，这尤其反映在数学科上面。家教、资优班、补习班都不是学习数学的最佳场所。教国中生数学其实蛮容易的：在客厅放个大白板，每周一个晚上，叫他在白板上给你上课，把课本的东西有系统地讲给你听。你只要有听不懂得地方，就问他，请他再讲一次。小孩子刚开始时通常真的教不好，因为小学阶段的知识通常较细碎，体系性较不明确。但是有耐心地让他多讲几次，必要的时候协助他突破讲解的困难（但次数愈少愈好），通常他就会愈教愈好。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反正认定我懂，讲不清楚的地方就耍赖。逼得我只好请太太当学生，由她问问题，我只负责旁听。让孩子学讲课，会逼他进入「主动思考状态」（现学现卖），他不但要吸收知识，还要设法找到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整理方式和系统，再设法转化为可以对别人也有效的系统与陈述策略。这种学习状态，远比写参考书还细腻、深入、思考层次丰富多元，更可以培养他独立的体系性演绎精神。这样训练个半年，孩子对理科的掌握能力基本上已经不会输人了。
我的地理观念一塌糊涂，由太太负责教孩子历史和地理。她的教法也很像我的风格：叫小孩子自己念过书，自己有把握以后下来讲给她听，她负责提问，提醒孩子地理和历史知识背后的系统和整里的方法。我则在碰到重要的历史章节时，补充这些历史事件背后更广泛的文化史含意，帮他们把历史变成是一个有人类热情、理想与各种意义的追求的过程。当然，我也自己教小孩美术史、音乐欣赏、陪小孩念建筑史。其实在饭桌上，我几乎什么都教；旅行时，还教他们怎么吃红酒搭配羊奶酪（真的是人间美味，而且不会发胖）。就是因为亲子的互动很密切，我才能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不时体会到他们逐渐成长的那份喜悦，也为自己和他们感到骄傲。
真的，不要补习啦！光是来回车程，要浪费孩子多少时间（总要一两个小时吧）。何况，不去享受孩子成长过程的喜悦，养小孩干嘛？
二、同侪关系与小区教育
假如我们关心的是孩子完整的「成长空间」，而不是像养一条小狗那样，只想给他有吃、有穿有得走动就好，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注意到：小孩子的「成长空间」不只是写功课、学才艺的空间，还包括他完整的情感与人格成长空间。所谓的情感空间，简单的说就是「爱好」与「关切」。一个人有爱好与关切，他才能自主而主动地去投入，去学习，愿意为他想得到的东西而辛苦、努力、付出。而所谓的人格，当然包括俗话所说的诚恳不诚恳，但是还包括他有没有能力处理自己的喜、怒、哀、乐、挫折与痛苦。大学生为情而杀人，真正的背后原因在于：他不懂得「爱」，只懂得「掠夺」与「占有」；更严重的是，他没有能力面对情场上的「挫折」。一个没有能力自行面对、处理挫折的人，再聪明，收入再高，都只是一个脆弱的人。看着年轻一代，最让我担心的；是他们几乎倾尽全力在培养自己从社会上攫夺资源的能力，而没有多少面对挫折的能力；他们所有的人生目标都是别人给的，只能在掌声中活下去，而没有一点点真正属于自己想要，不需要掌声也能自足的人生目标。这样的小孩，再聪明，再优秀，也只是一个空洞的美丽玩偶，没有一丝丝属于人的血气。可怕的是：这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教育目标！这到底是在栽培小孩？还是在奴役小孩的人格与心灵？
如果我们做父母的真的可以「诚心悔改」，就必须要认真体会到：小孩子的「爱好」、「关切」面对挫折的能力，没有一样可以在课堂和才艺班里靠听讲而学到，而必须在人与人的互动关系里去学习，在大自然的开放空间里去学习。要完成小孩子这方面的教育，他们需要「同侪」和「偶像」。小孩子在课堂或者才艺般，靠的是往往是掌声与鼓励在进行学习。这种情境下，他和同学的关系是兢争的关系。一个永远处在兢争关系里成长的小孩，他仅有的欢乐是来自于外在的「掌声」，而不是朋友对他这个「人」打自心里的肯定。因此，他这一生很难有机会真切地体验到什么叫做「值得肯定的人」。很自然的，他即使长大以后有人教他「自足的乐趣」，他也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们永远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去推测别人的话的可信性，我们生命中未曾经验过的，就很难信服。
假如我们的下一代有充分的机会和同伴玩在一起，他们当然还是会有非正式的社会组织，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甚至于他们对人的评价也还是会受到老师和家长的影响，而较重视成绩好，家里有钱的人。不过，小孩子的世界毕竟不像成人那样被彻底洗脑以致僵化到毫无弹性。在成人的价值观之外，小孩子其实还有许多成人早已淡忘的价值，而这些价值不但比成人多元，甚至还往往比成人的世界更朴实、真诚而可贵。譬如，他们会清楚地谴责过度巴结老师的人，他们会真心对待诚恳地接纳他们的人，他们会肯定一些功课不见得出色却有一堆鬼点子的人。小孩子不像大人那么现实，看人时不会只看一个人有没有钱，他们更不懂得什么叫社会地位，因此他们反而更加能够直觉地看到人的「本来面目」，并且根据一个人的「本来面目」去评定一个人的高低。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可以在课后有充分时间发展他们的同侪关系，他们可以较不受成人世界的偏见和狭隘的价值观所约束，海阔天空地大谈彼此天真而真诚的抱负。在这种讨论过程中，他们才有机会用自己能认同的方式，去摸索出自己这一生真正愿意花费苦心去达成的人生愿景。
如果没有这样子一段稚气的摸索过程，也许他们一生也没有机会去试着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我身边就有很多现成的例子。
一个研究心理学许多年的朋友告诉我一个故事。他有一个小学同学，从小学到念台大一直都是第一名，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念书，所有笔试也都是第一名。博士资格考以后，他开始准备做博士研究、写论文。他的指导教授告诉他：念博士就是在既有理论中找到你认为不完善，值得改进的部份，找出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所以，指导教授叫他回去想一想，他在念过那么多书以后，对哪个问题觉得现有解答有什么让他不满意的地方，请他找出来，做为下一次讨论的起点。这个一向只要有问题就会在书上找到答案的学生，回去后花了好几个月，就是找不到任何他觉得是问题的地方。硬着头皮回去见指导教授，指导教授感到十分讶异－－聪明的意思应该是有能力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怎么这个向来最优秀的学生，竟然一点点自己的见解都没有，只会抄书上的答案？这个人后来念博士念得很辛苦，一个会念书、答笔试考卷的人，不但不是一个胜任的研究人员，不适合做任何有创意的工作，甚至于根本也不能当一个胜任的公务员，而只适合写参考书和习题解答。但是，他却偏偏在应付考试的学习过程中，丧失掉所有的「质疑」的能力，和「创造」的能力。这并不是孤立的案例。我在清大教博士生、硕士生，也发现学生的能力愈来愈偏狭，读书只敢照着教科书说的思路去理解，离开教科书一步都不敢。我一些在企业界工作的朋友常跟我抱怨：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书读得远比我们当年精细，却完全不会用，一旦用起来，完全没有企业界的现实感――小小的一个问题可以花大半年去找答案，整个工厂急待他解决的问题却被置诸脑后。
美国前几年的工程教育改革方案在历经数年的研究与检讨后，也得到这样的结论：美国几十年的工程教育，让下一代拥有的知识明显激增，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却反而下降。从我在大学十几年的教学经验来看，这个问题的主要来源有两个：一是物资与知识的过度供给，剥夺了小孩子「无中生有」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导因于知识和个人的内在认同分裂（知识是背动学习，用以换得掌声；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喜爱与选择）。
社会愈富裕，教育的方式却愈拙劣，美国也一样。我们用过渡供给的物资，扼杀了小孩子的创意。却忘了，我们在物资不足的情况下成长，为了克服物资条件的不足，反而被激发出很多创意。
小时候家里顶多只能供应我们上学所需要的必需品，没有任何余裕为我们提供其它物资。因此，课余时间的娱乐方式与道具，全部要靠自己的想象与「创造」去解决。那时候，大自然所能提供的未加工物资与情境，又远比都会里丰富。因此，我们用跳绳、做花灯、做空气枪、玩纸牌、钓青蛙等方式进行游戏，我们靠各种幻想过活。在这种物质匮乏，同侪互动密切，而家长疏于管教因而自由活动空间较大的情境下，我们的想象能力与解决困难的能力既有充分的机会去锻练与发展，也有稍年长的同伴引导，因此有充分机会独自面对难题，慢慢发展解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想要获得任何物事，都要靠自己的努力。课外书、学音乐，每一样都必需下定决心才能获得。因此，我们从小被训练去做自己的选择，去面对取舍的衡量。但是，现在的小孩，缺什么只要开口就有，甚至还没开口父母就已经一切备齐，远比他们所需要的多。碰到问题，回家问就有答案，爸妈不会可以找家教，没家教的找参考书，从来不需要自己费心去找答案。因此他们既不懂得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甚至记不得那一样是自己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方便的物资与知识供应，反而剥夺了他们澄清问题，面对问题，以及自行寻索答案的繁复过程。到了大学，老师要教得很有条理他才能吸收，推论过程稍微跳跃，他们就茫然无所是从。考研究所了也不会自己整理资料和复习，只能上补习班。当了研究生，还把指导教授当家
教，不但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甚至于没有独立思考的意愿，乃至于无法真正理解「独立思考」的意思。一个硕士班快毕业的学生跟我说：「老师，我不会你为什么要生气？我就是有不会的，所以才需要老师啊？」但是，什么都要有人教才会，这叫「独立思考」能力，这能叫「研究生」吗？
另一方面，因为什么都伸手可及，他们从来不需要为自己做什么决定。学音乐、上美术班、上舞蹈班，都是一时兴起或者为了「满足爸妈的需要」。大人成天呵护，他反而没有时间去进行自己的幻想，没有机会发展出自己的憧憬或热情，更没有机会试着把自己的憧憬或热情用人类社会有过的角色（小学老师、隐士、作家、冒险家、武士等）来表现，并且在这个尝试过程中，逐步为自己的情感与抱负找出一个合适的出路。在这种状况下，学习的目的是外人给予的，自然学习的动机就无法和他这个人发生关联。
但是，要改善这种知识与人分裂，以及只有知识而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弊端，只靠学校和家庭教育是不够的，还需要同侪学习。当小孩子试着进行角色扮演的摸索或寻找自己的人生目标时，他倚靠的主要的还是他内在说不清楚的冲动和情感。这些冲动和情感因为还没有受到社会制度的形塑，因此可能性更宽广，但定向性却模糊，没有办法用成人所能了解与体会的方式来表达。要他们在成人的引导下去发展，他们或者屈服于成人的权威而很快被拘束到特定（却不尽然适合其本性）的发展方向，或者因为成人无法共鸣而放弃。如果让他们在同侪互动中去发展，武士、城堡、恐龙都会有其准确的象征性涵意，而且童心相通，他们可以尽性并且坦然地道出，互相激励，而不怕成人善意的忽视或冷漠的拒绝（更坏的是一心一意要他们放弃「不实际的幻想」）。中世纪的英国人可以活在阿瑟王和圆桌武士的想象里，和罗宾汉的传奇故事里，就表示着这些幻想并不纯然只属于小孩。这些故事，尽管已脱离现实，却培养过多少成人和小孩的热情？一个美国曼哈顿的律师为弱势族群打抱不平，会不会就因为他从小和好朋友共同营造着罗宾汉故事的结果？而台湾如果没有廖添丁和白贼七的故事，又会少掉多少社会上的正义感？幻想的故事情节也许脱离现实，但内在所含藏的情感与向往，却往往可以跨越世代与历史，激起无数代的回响。同样地，童年与稚友交换的天真憧憬和想象，也正是我们长大后一切理想的源头与刍形。一旦切割掉同侪关系，这些童真的梦想凋萎了，长大后的世界也会
跟着失去色彩与热力。
再就解问题的能力而言，在和成人交往的过程中，小孩子学会的是「相信别人有答案」而不是「自己或许可以找出答案」。可是，当一群小孩子在游戏中共同面对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时，一来问题没有唯一的解答，二来同侪间没有人有权威性的答案，因此小孩子反而比面对成人时心胸更开放，每个人都有机会找出一些解决的方案，每个人都可以试着去检验自己的解决方案。这种情境，反而比上课、家教更能培养小孩子自己厘清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能力，和接受各种不同可能性的开放性与创造性心怀。此外，也因为同侪间的领导权不是单一而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因此，同侪间不较不会形成牢固不可改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表现他「不成熟」的想法，试行判断谁的话可信，进行游说，学习沟通，尝试解决冲突，培养面对挫折的能力。可是，这些攸关他们未来自处及与人相处的能力，在都会生活里，却严重地被压缩而得不到发展与锻练的机会。现在许多小孩在校只有下课十分钟可以和小朋友玩，放学后所有时间全被成人安排好，和同学聊天只能靠电话。因此，他们同侪互动的空间非常有限，达不到我们前面所说的深度。很自然的，他们没有机会通过同侪学习建立「自创」的知识，也没有机会逐步发展出自己对人生的「愿景」。
当小孩子的学习主要是从电视、计算机和书本获得时，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也严重地倒退。许多大学生通过ＢＢＳ在交异性朋友：他们用假名和异性对话，得罪人后再换一个假名重新开始，直到有一定信心后才开始见面交往。这个过程严重的不仅在于匿名，更在于没有面对面处理冲突和不同意见的勇气和能力。许多家长又因袭传统家教，夫妻不在孩子面前争吵。因此，当下的年轻夫妻往往欠缺处理歧异意见的经验和能力，一旦争吵，不是觉得彼此鸿沟太深而挫折（却从不知道每一对恩爱夫妻都还是要吵架的），就是欠缺良好的情绪表达方式而流于粗暴。这些原本该在同侪互动中学会的人生态度，一旦欠缺，即使专业能力再强，也是枉然。要期望在这种情境下长大的小孩，有能力在未来领导一个团队，乃至于一个社会，恐怕难免失望。尤其，如果他们对社会其它阶层的了解只是来自于书本和电视，而欠缺人与人面对面的接触时，那种了解不但无法带着感情，甚至抽象到根本发挥不了真实的力量。未来一旦掌权，冷酷无情恐怕是常态。没有人与人的真实接触，人能发展的只有知识，而没有情感。没有友情小孩仍然会长大，却被训练成无情而不自知的性格。这真的会是一种值得人追求的生活境界吗？
小区互动的模式如果可以重建，不但可以提供小孩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同侪情谊与学习，还可以提供小孩子更宽广的小区教育。每次当大一新生的导师，我都会问他们为什么要念动机系。答案千篇一律：分数刚好可以填这个系。研究所新生进来我总是问：你想学什么？他们不知道。那你希望自己十年后在社会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教书、当工程师或者研究人员？还是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孩，他能做什么研究？可是再仔细回想，现在的小孩为什么那么晚熟？因为他们长这么大，即使知道这个社会上有工程师，有教授，有企业家，却没有一个是「活生生的人」。他们认识的只有几位偶然见面的长辈，其它的认知都是新闻报导上看到的，根本无法具体想象那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而那种专业生活又是什么样的专业生活。假如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角色扮演（职业）止于极其抽象的了解，他怎么可能真情地去喜欢？我常觉得悲哀的是，新的一代所拥有的快乐或喜好几乎都是「消遣」的性质，而不是一种人生的「憧憬」。假如小区有较宽广而多样的互动，小孩子有机会看到父母之外较多人的性格、价值、角色扮演，和他们所热爱的事物，即使他们不见得能真正地去了解各种职业的具体内涵，但他们却可以从成人谈论时的兴高采烈，感染到不同社会角色可能带给人的满足。这就有机会引起他们的好奇心与想象，甚至进一步去自行摸索相关的事物。小孩子是从成人的情绪去感染热情，而不是从知识或电视去感染热情的。
父母亲面对子女难免有一种既成的模式，不是溺爱就是教训，很难拿捏得宜。我察觉到这个困难后，就干脆邀朋友或学生到家里聊天，尤其看到精采的人，有时候就干脆带小孩去访问。我发现：成人聊天的时候，小孩子没有问答的压力，反而吸收得比「父子谈心」的方式自在。有一次邀一位建筑系教授到家里聊天，碰巧他太太学的是语言学，就顺道聊起语言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没想到，念国小的女儿却对语言学发生浓厚的兴趣。虽然小孩子的兴趣转换得很快，但是给他们的尝试愈多，他们未来的人生愈宽阔。在都会区的小区，欠缺公共空间让小孩与成人自然地互动，这对小孩子的学习而言是相当地「不人道」的。但是，即便困难在那里，为了小孩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去争取、经营有限的公共空间。甚至，最不得已的时候，还可以小区内的邻居互相邀约，一起带着小孩到郊外去玩，小孩有玩伴，有同侪互动的机会，还可以不时自己决定要不要过来听大人「真情」的聊天。这种邻里互动的场景，对于正在形塑他的「世界观」的小孩，有着隐而不显却极其深远的影响。
对于青春期的小孩子而言，小区互动的需要有可能更大。青春期的小孩，开始有较强烈的自主性意识，也尝试着建立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因此更需要在人格形态或角色扮演的认同上，有年长的「典型人物」的模仿对象。不管父母多优秀，没有人能保证：他的人格特质或价值观，刚好可以完全符合子女心目中的「典型人物」。假如这时候子女没有较亲近的人可以吸引他，做为他「模仿」的对象，他们只好用自己不成熟的方式去表现。假如他们的表现又刚好不为家人所接受，将会有很痛苦，甚至于叛逆的过程。反之，假如父母可以通过邻里与亲友的互动，提供子女远比家庭内成员所能提供还更宽广的人格型态与价值观，做为子女参考与「模仿」的对象，青春期的小孩会有较大的选择与学习空间，叛逆与尴尬的问题也有机会因而减少。
另一方面，我很不喜欢小孩子去补习班或请家教。这种用钱解决的方式情感关系太淡，对小孩子的影响往往弊多于利。假如可以小区的家长组织起来，有人讲故事，有人教国文，有人教数学，各凭专长来带小孩，假日又一起出去郊游，既有机会把情感关系放回到教育里去，还可以让所有家长较放心，这不是远胜于让小孩子到处搭车，竟日处于金钱交换关系下，获得更多的关爱与肯定，对人也有较深的信任与情感？
小孩子的教育，学校、家长、小区，各有各的角色。但是，由于台湾近年来小区关系解体，使得小孩子仰赖小区才能获得的同侪关系与「叔叔伯伯」的影响随之溃散。教育资源单一化后，难怪小孩子都显得很「狭隘」（价值单一）而「不成熟」（不谙人际互动与自己的人生目标）。因此，如果我们要还给下一代完整的成长空间，重建小区互动模式，恢复人际网络，是无可或缺的。
三、没有家长与小区的参与，就没有理想的学校
许多人都为了要让小孩「不要输在起点」，而用尽各种方法把孩子送进明星学校或贵族学校。但是，国内教改最新一波的风潮却是「小区学校」。即将在新竹市成立的旧社国小，引起李远哲和国内教改界许多的关注，更因为家长挤着要进这个甚至还没成立的学校，而带给附近各里里长极大的压力。因为，她是国内第二个「小区参与筹办」的小学。要了解小区小学和过去的小学有什么差别，以及她所以这么引起教改界注目的原因，我们必须拉长镜头，从比较宽广的视野来检讨「小区」的含意。
人是群居的动物，但群居的动物中只有人会发展出文明来。因此，小区的存在如果只能满足人类求生的本能或者物质的享受，显然并没有真正达成它存在的目的，反而是在压缩人的存在空间与想象。如果我们把雅典城邦视为历史上较有名大型的小区组织，这个个小区不但有经济上的分工，同时也是所有民主制度的启蒙导师。在这个小区里，公共建筑物、公共空间、公共设施，乃至于公共制度（公民集会）的存在，目的不只是要满足人对衣、食、住、行的「需要」，同时更是要实现小区成员对人类理想的内外在生活形式的想象。因此，公民投票的制度既不在于展现成员的「政治实力」，也不是单纯在于满足物质性的需要，而更在于集思广益，寻找小区成员更好的「共同生活」方式。
但是，在过去台湾的都市计划和小区发展中，「小区」却是经济与国家权力的牺牲品。都市更新的过程，经常涉及严重的土地炒作，完全忽视小区居民的需要，以致于建设愈多，交通愈拥挤，生活质量愈糟。新兴小区基本上是铲除了过去的一切记忆与历史，突兀地从遥远的地方引入毫不相识的人口，因此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带关系，人与土地的情谊，以及人与历史的关系随时可以被割裂、铲除。因此，都市的更新不但不会改善既有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不反应原有居民对自己的土地的愿景，反而造成原有居民与新进「移民」间时而冷漠，时而紧张的关系。
本来，建设并不一定要破坏既有，而可以是对既有的改善。但是在这种充满「公权暴力」的建设模式下，建设必先破坏，先破坏了小区既有的景观，再破坏原居民对小区与土地的感情，最后更进一步逼迫所有居民适应了「逆来顺受」的激烈变迁，以致于既辨认不出小区的特征面貌，也不再对小区有任何「从属」的感觉。在这种对小区人际网络严重的破坏后，小区内的绿地与公共设施又严重缺乏，使得小区内的人没有较从容地见面的公共空间，更丝毫没有彼此促膝长谈的机会。因此，硬件建设的规划不当，加上小区立法的欠缺制度化，使得小区内的人彼此难以群聚共同讨论小区内的共同事务与愿景。
本来，小区内的事务对每个人生活质量的影响都远比国家更密切，因此更值得小区居民的关心。但是，由于小区组织被彻底铲除、架空，小区自主权彻底被中央集权化，小区人群自然聚集的公共空间完全不存在，因此使小区共同事务的讨论与推动，不但困难重重，而且即使有共识也很难在既有法令、体制架构下付之施行。长期费力而无功地关心小区公共事务的人，往往挫折十足地放弃多年的努力。结果，小区退化为一栋一栋（或一户一户）的住宅。住宅外，人与人见面都懒得讲一句化，公共空间任人糟蹋也没人理睬；住宅内，每一户的需要与困难都必须独自解决，明明公寓内好几户的小孩都读同一个小学，却每一户都要自己想办法塞车接送小孩。邻里关系彻底瓦解的结果，不但「小区共同营造未来的愿景」变成空话，每个人其实都变成「大隐隐于市」地各自忍受他的孤单寂寞。
最可怜的是小孩：他们天生需要同伴一起走过童年，如今却只能期望养一条狗来陪伴，偏偏一养狗就被邻居抗议，偶而出一趟门就烦恼狗没人喂食。而同学原本是我们童年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段情感回忆，如今却被兢争关系取代了邻里关系，以致严重失色。
同样地，当学校的成立过程与目的和小区的需要脱节后，学校对于「学区」内的居民也意味着迥然不同的事务。首先，教育制度重视的是生产单位的需要，以及公务执行的方便，而严重漠视了「人」的需要。因此，不但边远地区或有学习障碍的弱势族群被牺牲了，儿童成长过程中属于情感能力的培养也被严重地忽视。教师变成一种「职业」，他所面对的原本是「成长中的人」，却先退化成「课本上的知识」，再进而退化成「考试成绩」，最后退化成「全班成绩排名」。人的关系以及原本对人可以有的关切，完全被抽象的、量化的、表面化而忽视个体需要的统计数字所取代。
在传统小区关系网络较绵密牵连的地方，教师不是附属于学校的一个人事编制，而是村里中每个家长都认识的「人」，他们贡献服务的对象是这个小区，因此他们被小区中每一个成员所接纳。那时候，教育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知识的关系」，更不是「人与统计数字的关系」。使教师的尊严与「人味」逐年消失的，首先是因为小区联带关系的消失。由于强调与生产技能有关的知识，而忽视了作为个体的人文教育，以及对大自然和故乡（小区）的情感，因此「情感关系」从教育体系淡出，使教育退化成「商品」网络中的一环。因此，随着教育中「人与人的关系」的淡化，教材内容的这种退化，也间接使教师的人格进一步被矮化。
要把当今这个沦陷在商品逻辑、官僚体制与人情冷漠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很重要的一步工作就是要将学校再度编织回到小区的有机网络中，使教育重新回到人与人关系中去，使得「小区国小」重新变成体现小区的愿景的工具或场所－－从校园规划，到学校行政、教育目标、课程设计与教材的选择。所以，「小区国小」的存在，将不再是威权体制下推行国家意识型态的场所，也不是协助资本家贯彻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培育所，而是根据小区居民对下一代的期望，协助小区居民「育成」他们的子女。因此，「小区国小」必需满足「为小区所有，由小区管理，由小区所有成员共享」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则。在这个意义下，「小区国小」的存在不再止于体制性的僵硬规定，也不再是市府的「赐予」，而是和小区内其它的所有软、硬件措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融入小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来呈现小区居民对「生活共同圈」的想象。
另一方面，纯粹从现实运作的观点来看，学校的小区化也是一个非得要面对不可的议题。「小区国小」的存在可以说是地方自治的进一步落实：借着地方自主性的提高，使得政府的花费与建设可以更符合地方民众的期望或利益。但是，当小区的自主性开始提高时，小区的责任其实也在加重。尤其是配合着教育体制逐年的松绑，升学管道逐渐多元化，而新的家长制又赋予学校家长较多参与学校行政的空间和权限，国小乃至国中的教育目标将因而愈来愈多元，使得各个国中、小学有机会发展出各自独有的特色。在这个趋势下，不同的教育理念都有愈来愈宽广的尝试空间，国中、小教育也有机会脱离过去的阴影，展现较健康而亮丽的面貌。但是，在这个松绑过程中，能获得小区力量积极参与的学校，将有较大的机会实现家长对子女的期望；而小区参与力量较薄弱的学校，却可能会因袭为人诟病的传统而无力自拔。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得到：随着中小学的教育体制的松绑，未来教改的最大瓶颈，可能会出现在家长残存的旧价值观，而不在于教育体制。
九年国教表面上取消了国小的升学压力与兢争，因此恶补似乎可以终止了。可是，尽管九年国教对台湾的教育功不可没，但它实质的贡献止于「减轻」国小阶段的兢争压力，而非消除。家长仍旧迷信一个说法：不可以让自己的小孩输在起跑点上。目前在规划中的十二年国教，应该会进一步减轻国小和国中学童的功课压力，但是只要大学联考还存在，这些压力仍旧不可能完全消除。如果增设大学，让各校自筹经费与建立各校特色，这将会使台湾的各大学间排名差距缩小。以往，「台大、清华、交大、成大」排名井然有序，因而逼迫学子争取联考排行榜上三、两分的些微差距，而造成高中生极大的升学压力。但是在各校自筹经费与建立各校特色以后，「台大、清华、交大、成大」可能意味着同一等级的学校，因此应考人就不需斤斤计较些微的分数差距。
这些制度性安排，都有助于减轻大学联考的压力，从而减轻中、小学学童的功课压力。如果教改能持续目前的速度而不减，前述的远景应该会在目前小学届龄学童的身上实现。但是，这些未来的国中小学生，课业压力会较小？童年会较快乐？长大后会比较「幸福」吗？我不是很乐观！
恶补之风起自于兢争的压力。以前兢争的压力，主要来自于联考的窄门，所以大家都以为联考是唯一的罪魁祸首，而没注意到：学童真正的学习压力，其实是来自于家长怕输、输不起的心理。的确，一旦升学管道畅通而多元化以后，体制设计不当所引起的兢争压力自然会减轻。但是，只要家长还心存「不可输在起跑点上」的兢争心理，就会持续地把这种心理压力转嫁到自己的小孩身上。不同的只是：以前的国小学童补国文和数学，现在的国小学童补才艺班、英文班和资优班（最荒诞的一件事）。压力不曾消除，只是宣泄的方式转移了，压力的高潮期往后挪移了。迟早，所有的学生和家长都要再度面对升学的无情压力！
期望孩子「出人头地」的父母，照样循由各种管道为小孩找家教，考资优班；小孩功课不好的父母，照样担心他（她）未来会不会考不上大学。有些国小家长会把自己的心理压力转嫁到国小老师身上，逼迫老师放弃较活泼的教学与评量方式，持续传统的填鸭教育。更多的家长，为了「未雨筹缪」，送小孩子去英文先修班。而送小孩到才艺班的家长，他们目的通常不是希望孩子能发挥音乐、美术或舞蹈的天份，只是希望孩子在面临升学压力的「魔鬼训练」之前，可以有一个较轻松快乐的童年。初中联考取消了，但是升学压力只是延迟爆发而已。所有的家长依旧牢牢记着：只有进了好大学，才有好的前途和未来。
尽管目前国小学生的升学压力已明显缓和，但是迟早要来的升学压力仍是所有家长心中挥之不去的阴霾。面对这个潜在的压力，不同的家长有不同的因应态度，因而使得部份有心的国小老师也无所是从。部份家长仍旧活在过去升学压力的阴影下，坚持自己的小孩就是要从小在功课上领先同侪，尽早准备接受升学压力的魔鬼训练。这种家长整天要求老师多出功课，觉得小孩子除了温习功课之外，做其它事都是浪费时间。另一种家长，虽然了解到传统填鸭式教育是种浪费，却找不出国小教育的其它目标，因此干脆就坦白主张国小教育一无是处。这种家长，只期望国小功课压力小一点，孩子快乐点。换句话说，他们只有一个要求：把童年还给学童，其它事都不需要做了。
夹在这两种家长之间的国小教师，即使有心教学，也很为难。而更多的国小老师，多年来习于传统的教学目标与教材、教法，更因联考压力的解除而无所是从。以前联考压力大的时候，老师和家长有很好的共识：升学第一。现在，随着联考压力的解除与体制的松绑，老师与家长间教育理念、目标、与价值观等的差异，将会逐渐明朗化，乃至于尖锐化。如果整个社会对教育的意义与功能一直停留在「学历至上」的阴影下，而没有能力在多元教育目标的共识下，重新找到国小教育应有的定位，国小教育将退化成教育阶段中的一段空档期或假期。而所有教育改革的最高成效，恐怕会止于「国小教育虚位化，还给孩子快乐童年」。
在我培着两个小孩长大的过程，深切体会到：要让小孩有好的教育，只有好老师是不够的，还需要家长的配合。实验中学创办之初，确实有一些理想，也吸引了一些有理想的老师。我很庆幸，儿子小学一、二年级的导师真心关爱小孩，也有心实现她对教育的抱负。所以，我们很支持她：不补习，不请家教，不自己超前进度教小孩功课，以便老师可以照她的计划，和班上同学的需要，去规划教案和进度。有一天，我们很惊讶地发现儿子算数考四十分，结果他的老师急切地打电话来解释并道谢－－那张考卷考的是还没教的内容，全班只有三个小孩不及格，其它学生都八、九十分。老师很感慨：全班只有三位家长支持她的教育理念！我们当然很高兴，没教过的东西儿子还可以答到四十分。可是，小学生能懂什么？整个小学期间，我们不给小孩买参考书，考试回来仔细看考卷，超出范围的就告诉他：这超出范围，不会没关系。可是到了后来的老师只在乎成绩，不会细心去观察学生真正的思考能力。而孩子则一再地因为考试成绩不如人，而自以为低人一等，怎么说他都无法有自信。到了国中，实验中学有理想的老师愈来愈难碰到，而同学的兢争则愈来愈激烈。我们只能在儿子的自信心和正确的教育理念间，为难地不知要牺牲那一个。最后不得已，只好不顾小孩子眷恋学校和同学的感情，强迫他转校到成德国中去。转学后一年，他每次考试都轻轻松松地就可以考前几名，这才逐渐建立起自信。到了高中联考，照样不补习，不准在十一点以后睡，却比国小资优班的同学考得好，这样他才真正获得早该属于他的自信心。
这个历程让我深深感慨：如果大部份家长都不顾小孩正常成长所需要的时间与空间，其它家长想坚持给予子女应有的成长空间，恐怕不是容易的事。当然，直接把小孩送到森林小学去，就不需要因为其它家长的疯狂，而害自己不知道怎么办。问题是：小孩成长过程中，不但需要老师和同学，他也需要父母。寄宿学校其实并不是正常的成长环境。最理想的解决方案，当然是小区内有一所可以实现家长共同愿望的学校。问题是，要有这样的学校，先要小区居民对教育有共识，大家愿意配合。
所以，如果我们不甘心看到国小教育被虚位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小孩不得不和别人的小孩无意义地比高下, 那么我们就必需教师和家长共同面对面，重新澄清对教育的期望，以便拟定学校和家长可以共同戮力以赴的目标。这个理念沟通的过程，其实正好就是「学校小区化」中必定要经历的一个步骤。因此，不管是站在小区组织复建的观点来看，或者是面对下一阶段的教育改革来看，「小区兴学」与「学校小区化」的最终目标都是「小区学校」的建立。正是这个原因，旧社国小促进会的成立才会引起李远哲等教改与小区工作者的关切。「小区学校」的成败，正是台湾可不可能被「从根救起」的试金石！
于是，本来只是要给小孩比较好的教育，怎么却要搞得整个小区都动员起来。一些特别注重「社会成本」和「投资报酬率」的家长，马上就要质疑这种办校方式完全违反自由市场兢争原则和效率原则。「我有钱，把小孩送去森林小学不就好了？」所以，我们马上面临一个问题：小区小学和人本的森林小学有什么差别？
四、森林小学与小区小学
森小因为在体制外办学，必需由学费来负担所有的教学与硬件成本。因此，无可奈何地，她注定要因为高学费而变成「贵族学校」。从社会的公平性上来说，这是不对的。假如像许多保守派资产阶级所说的，穷人所以穷是自己不努力的结果，至少没有道理让穷人的小孩遭遇到起跑点的不公平待遇。当然教育的公平性不在于「均贫」，但是有钱人以自己的资源解决自己的问题后，如果还能注意到协助其它贫苦的小孩，当然是更好的事。不过，这个论点不是我质疑「贵族学校」最主要的论点。我担心「贵族学校」，主要的是它在完成某些教育理想的过程中，牺牲了其它教育上同样重要的理念。
首先，出身「贵族学校」的小孩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养成阶级意识，以及迟早会伤到自己的优越感。他们对「体制内」毕业生的轻视或敌视，迟早会造成他们和同侪的隔离与冲突。即便是「实验中学」的学生，早期都因为「贵族学校」的阶级意识，而在校外遭到其它学校敌视。虽然一般说来「实验中学」的教学确实较活泼，学生也较能保存他们的创意，但是他们实质上的优越程度，实在赶不上他们对自己的想象。念实中的小孩如果欠缺家长的提醒而造成这种优越感，往往一旦人生过程中有挫败，就必须要花比别人更大的力气才能站起来。
其次，更令人忧心的是，这些贵族学校的小孩过分与来自社会其它阶层的小孩隔绝后，他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将会受到严重的限制，他的世界观也将极其狭隘，即使未来念社会科学很对社会有真实而较宽广的了解。尤其他对社会中下阶层的世界不但不容易理解，甚至很容易产生敌视。这样的人，举例来说，即使努力读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小说（就中以俄国的托尔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和法国的雨果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很难有什么理解或感动。原因是：人对世界的「可感受性」，是在国中、小学阶段养成的。一旦对这世界有偏见，或欠缺人与人间第一手的接触经验，后来要单纯只靠文字的叙述去弥补或想象，是非常困难的。
以西方文化发展史来看，十八世纪对人类文明最主要的贡献是启蒙运动，它的精神是破除对神权与君主的威权崇拜，重新确立以人的理性和热情为一切价值的指针地位。在这一波运动中，被解放的止于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而十九世纪对人类文明最主要的贡献，则是以托尔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和雨果为代表的人道主义思想，他们为下阶层的人争取到他们应得的尊严与尊重。所有十九世纪以来的左派思想所以会坚决要求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人道与人性化的社会体制，并且激烈抨击以物质发展和个人利益为最高指针的资本主义价值，都脱不了十九世纪以来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廿世纪的左派思想，本质上都是以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为宗。因此，在「贵族学校」教育下长大的孩子，往往很难脱离阶级本位意识，对其他社会阶层欠缺包容性与欣赏的能力，可以说是「十八世纪的野蛮人」，完全没有经过十九世纪和廿世纪开放思想的洗礼。
如果我们关心下一代的「视野」和「人品」，贵族学校的教育其实是一种有严重缺陷的教育。只要回溯一下英国「贵族学校」（直译为「寄宿学校」－－boardingschool）的发展史，就可以发现这种标榜「优秀教育」的学制，背后藏着「优越感教育」，「如何『优雅』地践踏其它社会阶层」是整个教育内涵的主调。当然，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宽广的胸襟与视野，而只在于如何踩在别人头上，争取个人最大的社会资源」，那么我们或许不会在意贵族学校的这种流弊。但是，我当年所以极力主张要将儿子调离实中，先进入市区「落后」的国中，再进入社会阶层较多样的新竹中学，正是不希望他染有「贵族学校」的习染，也担心他对这个世界的接纳能力太偏狭。
森小让小孩可以在大自然里长大、学习，这是我心目中他最值得肯定的特点。大自然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她的多样性。不论是一朵小小的野花，或是林稍洒落下来的阳光，都可能激起儿童辽阔的想象与情感空间。昨天带着家人和狗到北埔的稻田里去玩，冬日的暖和的阳光洒落在绵延广襟的菜田里，不远处田埂上几个乡下小孩在骑脚踏车，河边两个国中生在玩水，我们家的狗在泥泞的稻田里像一条野狗般地狂奔了将近一个小时，兴奋得到处跳。远处山峦起伏，引人遐想。人在辽阔的大自然里，胸襟也跟着宽阔起来。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他的情感宽厚、笃实，胸襟宽敞，而较有天份的小孩，更会因为这种环境而培养出细腻、深刻的情感。这种人，他的内心有一个无人能剥夺的世界，作为他在面临任何挫折时的靠山，他的世界观是笃定的，坦然的，不再需要外在的物质、名利、权位来装饰。尤其是如果在成长过程中再有适当的引导，他的情感世界之丰富更加不是都会小孩所能比拟。
可惜的是，由于多年来政府施政重都会而轻乡野，使得乡村教育资源相对不足。许多乡下成长的小孩，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却没有被引导去欣赏他们身周可贵的环境，也没有机会充分建立自信心。因此，一到都会，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不被了解，而都会的人所拥有的却是他所欠缺的，两相比较下，虽然有自信的乡下小孩仍然能在别人不了解的情况下自得其乐，欠缺自信心的乡下小孩却会挫折很深。经年累月，乡下出身的小孩逐渐淡忘他童年可贵的岁月与记忆，乡村也在政府的无知与漠视下，逐渐凋蔽。一代接着一代，人逐渐离开土地流向都会，而土地的情感与记忆也随之逐渐掉入「日用而不知」的境遇，被人忽视。当人与土地逐渐疏离后，人的情感也愈来愈找不到确实的寄托，只好靠外在的物质装饰来遮掩自己心里的空虚。
对于处在市区或都会中心的小区而言，森林小学的这个优越环境恐怕不容易移植到市区来。不过，为了森林小学的这个优点，学童却必须牺牲掉他们的家庭生活。这值不值得，恐怕大有疑问。小孩子在天性上是需要成人的关心的，在亲人的关爱下，他们更容易因为情感上的支持而获得自信。愈早离家的孩子，或者愈欠缺自信心，或者愈早建立起独立生活的能力。但是，过早被迫建立起独立生活能力的人，也有很大的机会培养出对家庭淡漠的态度。较坏的情况是，未来即使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可能也没有能力享受「天伦之乐」与亲人的情话。这样的人，在英国电影里早就有过许多的批判，连带地也对「寄宿学校」发出了严重的质疑。
福特汽车为了提升生产效率而首倡「生产线分工」的观念，结果这个制度和观念对人性的扭曲却无远弗届。首先是生产在线加工手续的分化，接着导致个人生产技术的分化。但是，在兢争社会里，个人为谋得一职，只好不择手段地牺牲掉个人成长所需要的完整空间，以及维持生活质量所需要的其它情感空间，而将一切的心力全部投注到单一技术的发展。人，最后被简化为「技术」的代名词。我们看到一个新认识的人，不会去注意到他是否快乐、幸福、诚恳、善良，只会问：「你的专长是什么？」到了这个地步，生产线的分工已经变成是人格内涵的分化与简化。再由于钱是「通币」，于是我们对于人的认识进一步简化到：「你一个月赚多少钱？」这时候，人活着的一切价值都变成「钱」。这种现象的普遍，一点点都不意味着钱果然是一切，只意味着人果然可以盲目到看不见自己生活里的事实：「有钱只是方便，方便却不意味着幸福。」假如一般人不够细心，察觉不出这种生产线分工所导致的人格分化与空洞化，那也罢了。可怕的是，分工的习惯一旦养成，我们在远离生产线的其它事务上，也逐渐习惯于到处零碎地切割。连从事教育改革的人，都可以把学校教育和家庭生活给活生生地切割开来，而没有深入地去评估这种切割对学童完整人格成长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扭曲和伤害，这是极端可怕的事。
人是群居的动物，是情感的动物。人如果没有了情感，或许连一条狗都不如。如果我们为了让子女接受「优良」的教育，可以把他们从家庭与小区中切割出来，甚至冒着让他们变成与其它社会阶层隔绝，对家庭冷漠，没有能力享受家庭生活，乃至于最后只要事业而不要家庭，这种牺牲值得吗？我对森林小学最大的疑惑是：把学校教育给孤立起来，到底会引起多少后遗症？
因此，把小孩给送到森林小学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比较省事，但却不见得是可以让人安心的作法；把小孩留在身边，努力去办好小区中、小学，也许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流弊或许更小。尤其是像北埔那样的农村小区，还保有广大的田野和丘峦，如果可以靠小区的努力去办好小区中、小学，学童会有很大的机会同时兼顾学校教育的质量和家庭生活，以及小区生活。而市区或都会的小区，多少还是可以利用小区的力量，扩大小区的中心绿地，让它和小区国中、小学校园结合，来提供下一代成长所需要的自然空间。除此之外，借着小区参予的力量，我们还可以有机会提供学童安全无虞的校外教学机会，再重组课程内容，提供学童较多亲近大自然的机会，这也多少不无小补。
除了说小区兴学可以避免森小「学校教育与学童完整成长空间的割裂」这个弊病，小区兴学还有一个好处：一旦克服小区兴学的价值沟通过程中，并形成小区的人际网络与动员组织后，这个成果还可以继续被运用来从事其它相关的小区软硬件建设。因此，花在设需兴学的人力，并不会只获得一个「小区小学」，他还可以被用来带动其它多样的小区建设。让孩子去森小，花钱解决的只是「学校教育」这样子单一的一件事，却可能在其它问题上流弊丛生，而攸关成人每日生活质量的小区环境，依旧如故。但是，「小区小学」的兴办一旦成功，「小区国中」的兴办将是触手可及。如果我们有心从「小区学校」的规划再往外走，在我们为下一代的教育环境努力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获得一个更适合成人生活下去的完整小区。因此，当我们着手推动「小区小学」的时候，眼光可以放长远一点：「小区小学」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一个从幼儿托育到老人照护的功能都逐渐发展出来，一个既适合孩童也适合成人的「完整小区」才是我们最终的愿景。
结语
除非我们记得自己小时候的欢乐，否则教育的改革会失去方向。我们在物质条件极端缺乏的情况下，不但培养出像李远哲这样的科学工作者，也培养出许多富有才华与热情的人。但是，我们逐渐忘怀童年最宝贵的记忆，在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驱策下，倾尽全力想去培养出生产技术卓越，却没有能力享受家庭生活与朋友情谊的下一代。如果我们对人活着的意义和需要没有深刻的反省，我们的下一代将拥有更多的物质享受，多到远远超出他真正能「享有」的程度。
我们已经是「拥有」远超过「享有」的一代，我们不快乐，因为我们不知道人是怎么快乐起来的。我们不快乐，因为我们没有能力享受家庭的温馨，也没有能力享受朋友的友谊。我们在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驱策下，倾尽全力生产我们没有能力吸收的东西，只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继续生存。如果我们看不透这些事，我们的下一代会累得不想生小孩，怕生小孩。以前，我们所有的现实压力绝大部分来自于为下一代着想。假如我们的下一代却累得不想生小孩，这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不是一个大笑话？」
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用「独善其身」的方式，而必须要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发大愿，用心跨越都会生活模式里的孤立与自利，走出家门从邻里关系的再建构，以及学校经营小区化这两个关键点开始，为了我们下一代更人性化的生活空间，去参与社会改革的工作。或者，最起码要能回应社会改革者的呼声，用我们微薄的心力去支持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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