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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的人格教育缺失
同大多数家长一样，王占郡当年忙于事业，因为觉得事业应该是第一位的，“爸爸妈妈就应该是忙忙碌碌地赚钱，工作起来很牛，孩子就请老人过来帮忙带。”王占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和孩子住在一起，但我们不是孩子身边最亲近的依赖对象，如果孩子认为家里哪个人离开他最难过，肯定不是爸爸和妈妈。”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许许多多个王占郡们的奋斗下，中国已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高效的经济发展，需要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人们投入其中，被这种趋势裹挟的成人，又不可避免地将这种竞争压力传导给孩子。在这种竞争逻辑下，学习成绩成了衡量教育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标志，而钢琴等所谓的特长也成了提高竞争力的筹码。
北京师范大学人格课教师王芳认为，这样的教育使得孩子从小学会的是“注重外部的标准和目标，比如成就，比如拥有什么东西，也导致孩子把人生价值建立在这些东西上面”。她说，社会正处于复杂的转型期，没有人认为社会大环境和教育体制可以一夜之间被扭转或打破，但父母可以在家庭教育中弱化大环境的影响，“更强调内心的关注和成长”。
事实上，孩子们并非真的抗拒学习、竞争这些社会上认为使他们厌烦的事物。《青少年健康人格调查结题报告》显示：大多数小学生喜欢上学，他们焦虑的主要原因不是害怕学习，而是担心因考不好带来的家长的责骂，大多数小学生对成绩很在意，并且会在成绩不好的情况下从自身做起，主动想办法。而这种学习态度又直接影响到情绪。感到愉快和自豪的小学生主要是学习成绩好，他们的积极情绪里边一半来自学习。学习对情绪的影响，从小学一直到初中、高中、大学，继而影响到人际交往等各个方面，而学习的热情却在岁月的打磨中起伏不定。
这种对学习成绩和考试分数的追求，主导了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成长过程，并不可避免地牵引了整个社会的教育资源。本来应该对人格教育承担主要责任的家庭教育，也不得不为学历教育服务。“一方面要听从学校教育，一方面学校教育又听从家长的，情况越来越复杂。”北京师范大学教科所副所长陈建翔认为，在这种教育局面下，“人格教育是失败的、缺位的。”
“中国父母是不懂得爱的。”在陈建翔看来，中国式父母的爱缺乏慈悲心、平常心和公正心，而且很狭隘，“其实是爱自己，爱自己的想法，然后寄托到孩子身上，当孩子达到要求的时候就爱，达不到的时候就恨，是一半恨一半爱，带有太多个人的目的和功利在里面。”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则将这种教育称为“没有深度的教育”和“没有哲学理念的教育”。“现在是有知识没文化，没有德性的功底，没有思考，就是就事论事。比如吃饭是为了有营养，为了长身体，这样才能奋斗，但孩子不会享受吃饭的乐趣。事事都这样，孩子就找不到生活最原始的乐趣，只能生活在一个很肤浅的境界里。”他解释说，“拿水来比喻现在青少年的生活，如果像大海一样有深度，有鱼又有草，一颗小石子落在里面激起小小的波澜，会自己化解掉。但如果只是浅浅的水坑，一滴水珠也能泛起很大的波澜，所以容易出现攻击、冲动，容易出现兴奋，容易把小事儿弄大。”
带着伤痛独自上路
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国外高等院校对中国的开放态度，使得中国的留学生群体越来越庞大。
根据中国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3月，中国海外留学生人数在2009年已达22.93万人，同比增长27.5%，而这一趋势仍在不断增长。来自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的最新《2010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09～2010学年，美国高等教育机构里注册的中国学生人数已经从9.85万人增至12.76万人，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9.9%，中国已取代印度成为美国国际学生最大的生源国。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认为，在少年时代责任教育、家庭教育不到位的情况下，将孩子送到国外留学，也许并不能使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可能还有副作用。“他去干什么呢？他去学一个东西，但学完了干什么他也不太清楚。以前说为中华崛起而学习，为谋生学习，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拿个成绩而学习。因为工作有人找，什么都安排好了。他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去做。虽然每天很忙碌，但不知道为什么忙碌的人最可悲也最可怜，他的心灵是空虚的。”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接触到很多家长，将孩子送出去读书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家长自己无法解决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冲突和矛盾，因此选择与孩子分离作为解决办法，固执地以为，花钱送孩子出国去受好的教育，可以解决家庭内部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问题的逃避。亲子关系的问题，早期教育的问题，不会因为孩子出国而解决，反而可能会使问题越来越糟。”
史占彪指出，现在的孩子跟过去不一样，以前的孩子要承担起很多使命，比如照顾家，照顾弟妹，还要考虑很多现实的生活问题，比如同学关系、同事关系、家族兴旺等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麻烦，是负担，但实际上也教会孩子承担责任。“现在的孩子已经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一切都有人帮他安排，他就找不到意义和价值。”
史占彪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70后的焦虑，是焦虑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结果，而80后和90后的焦虑，是没有什么需要应对，他们的口头禅是：“没劲！”于是焦虑便转向抑郁，他们不知道生活为了谁，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并不是只有中国专家在关注中国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澳大利亚一位社会学家看到中国独生子女生态环境后，与中国同行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在中国和澳大利亚做同样的儿童试验：告诉孩子们，你眼前就是你喜欢的巧克力，但如果能坚持 15分钟，你能得到更多巧克力；如果熬不到15分钟，最后就只有眼前这一颗巧克力。
这项研究的结果是：80%的澳大利亚孩子能坚持到15分钟，而中国孩子中，熬不到15分钟的高达66% ，坚持15分钟的只有34% 。
这个研究表明：中国当前一代青少年的自制力很低。而自制力低的人习惯于“眼前怎么舒服就怎么来”，不顾及远期目标。这也许印证了当前许多中国青少年的生活现状：眼前上网玩舒服就上网，连上班时也不例外；眼前吸毒舒服就吸毒，不是不知道网瘾的坏处和吸毒的后果，只是忍不住。在社会心理学领域，自制力低下所带来的行为后果有：缺乏宽容、没有远大目标、心胸狭窄、贪玩、自私、丧失自尊等等。
如果家庭教育的结果是父母儿女都认为对方皆“祸害”，那将是一个可悲的“双输”局面。
值得庆幸的是，不断有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当年对儿子很不满意的王占郡，为了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走访了不同国家的多名家长和学者，投入近十年的时间研究家庭教育。如今，身为某天使投资机构总裁的王占郡，同时也是小有名气的儿童教育专家，他在深入接触研究豆瓣网“父母皆祸害”小组之后著书《父母皆祸害？》。
“这是一个绝对和你我有关的话题，这是一个大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序言里，王占郡提醒读者：作为已经为人父母或即将为人父母的你来说，无论你多么委屈、多么无奈，你都不能回避“我是不是也在‘祸害’孩子”这个问题。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教育体制能完美地解决每个孩子的个体问题，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他的父母和学生生涯中的几位老师，这些构成的是一个“教育小环境”，这个小环境的生态，是影响孩子成长的决定性因素
文/杨迪
尹建莉，《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教育硕士，从教多年，现从事家庭教育研究、写作及咨询工作。
不是爱得太多，而是自由太少
中国新闻周刊：留学生上海机场刺母这件事，你是如何看的？
尹建莉：这个案子我也是局限于目前媒体报道的只言片语。我注意到一点，这个孩子是在高考失利之后选择的留学，虽然留学是否来自家长的压力还有待了解，但至少这个时候，让孩子带着高考创伤就去一个全新的陌生环境读书生活，会给孩子心理造成更多的伤害。
媒体报道中也提到，孩子曾经表示过想退学，但家长依然坚持让孩子留在日本读书。现在很多家长认为哪怕倾家荡产也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殊不知如果孩子在之前的教育中没有形成良好的品格，出国读书对孩子只有压力。家长的一片苦心，以及为此付出的辛苦，都变成了一种沉重的压力，直到崩溃。
小汪和药家鑫这两个孩子面对问题时，都选择了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药家鑫为什么会杀人？撞人是个偶然因素，他即便不撞人，如果是遇到别的类似的事，他的处理方式不会比这好到哪里去，这背后有其必然因素。
报道中提到药家鑫的法庭供述：“从小到大，我生活几乎除了学习以外就是练琴，妈妈陪我练琴，小的时候每周练琴，为了练琴，妈妈都会打我。”
父母与孩子这样的互动往往对孩子的行为起到这样的示范效应：当事情无法解决时，可以选择暴力。一个依靠暴力教育孩子的父母，造就的是心理和性情相似的孩子。
药家鑫还说跟父亲关系紧张。他对父亲的评价是：非常严厉，不允许出错，凡事都要求他超出他人，尽善尽美。这些要求带给孩子的只有压力和被管制的不自由感，孩子自然就会产生抗拒。这样的父母教育是暴力教育的典型，暴力教育能让孩子变得顺从，不会让孩子变得聪明和懂事；能让他们变得听话，不会让他们变得自觉和上进——暴力教育能得到一些暂时的、表面的效果，但它是以儿童整体的堕落和消沉为代价的。
暴力教育的根源就是“家长强权”。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强权”是最隐蔽也是最锋利的刀子。家长强势的典型表现就是对儿童自由意志的剥夺，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孩子懦弱、逆反、没有上进心等等。
这些年来，人们一谈到现在孩子们普遍存在的问题时，都说孩子是被“溺爱”坏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归纳。结果，有人为了不溺爱，就更严厉地要求孩子。当然，这样做的后果可以想象出来，就是孩子更不如意。其实，只要是正常的爱，给孩子再多也不会把孩子爱坏了，因为没有爱就没有健康成长。如果有些 “爱”让孩子变坏，那肯定不是“爱”，只不过是披着爱的外衣的“过度管制”，比如小到吃饭、大到上什么课外班或选择什么专业，家长都要孩子按自己的想法来。
不间断地监视和发号指令是教育吗？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家长强权会造成人格问题子女的问题，有比较具体的例子吗？
尹建莉：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案例是这样的。
有一位母亲，毕业于名牌大学，工作出色，人也漂亮，为人处世都不错，是个近乎完美的女人，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在爱情上奉行宁缺毋滥，一直蹉跎到 36岁才结婚。这些年她同学们的孩子已一个个上了小学，甚至上了中学，大家聚在一起经常感叹孩子如何难教育，她当时在旁边听着觉得不相信，小孩子会那么难教育吗。她婚后有了个儿子，中年得子，爱得要命。
她读了很多家教方面的书，知道早期启蒙特别重要。孩子还在襁褓中，她就给他读唐诗；孩子刚学说话，她就天天用中英两种语言和他说话。她儿子也表现得聪明伶俐，上幼儿园后，有一家心理研究所来幼儿园采集数据，对孩子们进行了智商测验，结果当然是保密的。但后来园长悄悄告诉她，她儿子是全园第一名。她觉得自己是个成功的家长，相信自己倾尽全力，一定会教育出一个出色的孩子，甚至是个神童。
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大到说话如何发音标准，小到如何抓筷子如何玩耍，都进行着认真的指导，只要孩子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她就立即指出来，并告诉孩子应该如何如何做。如果孩子的一个缺点重复犯了三次，就要受到批评，三次以上，每犯一次就打一下孩子手背。
她说，我打他手背一下又不痛，只是希望孩子在这样的要求越来越完善。手背挨打的事总会有，打翻饭碗，牛奶没喝完就玩去了，见了阿姨没问好，昨天学的单词今天有一半没记住等等。
但令人奇怪的是，她的孩子却越来越差。刚上小学时，是班里前三名的学生，到小学六年级毕业时，反倒成了倒数第三名。现在这个孩子已上初中，各方面仍然毫无起色，即使是从小就学习的英语，成绩也总是很低，而且性格特别内向，既不听话，又显得很窝囊。
其实，这位母亲在孩子面前一直扮演权威。她自己或许不是这么认为，但只有权威才有资格对别人不间断地监视和发号指令。指令和监视是教育吗？不是！教育如果这么简单，每个家长都可称心如意，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恨铁不成钢的悲叹了。
就人的天性来说，没有人喜欢自己眼前整天矗立一个权威。所有对权威的服从都伴随着压抑和不快，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内心的冲突——孩子当然不会有这么清楚的认识，他只是经常感到不舒服，觉得做什么事都不自由，又不能令大人满意，这让他感觉很烦，于是他慢慢变得不听话，没有自控力，不自信，笨拙而苦闷。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汪某已经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我们知道精神病是有家族遗传病史的，倘若汪某经过鉴定真患有精神疾患，那么讨论家庭教育是不是就失去实际意义了？
尹建莉：我不认为精神病是有遗传性的。通常精神病患者向上追溯会发现有精神病史，所以普遍认为精神病有基因遗传性。
但在我看来，精神病是心理损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一种激烈反应。一个心理有过创伤的人，在与人沟通中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这样的人在家庭教育过程中，更会在很多环节对孩子的心理造成损害。
有研究表明，当母亲是精神病患者时，将她的孩子从幼年时期就与母亲隔离，换到一个健康正常的家庭中抚养，这个孩子是不会出现精神病症状的。
可以说每一个精神病患者和罪犯的背后都有一个扭曲的家庭教育。
家长应学会与孩子一同成长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有很多关于教育的批评，有观点认为现在的大环境造成了当前的问题，家长不得已而为之，你怎么看？
尹建莉：世界上没有任何教育体制能完美地解决每个孩子的问题。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接触到的最重要的是他的父母和学生生涯中的几位老师，这些构成的是一个“教育小环境”，这个小环境的生态状态，才是影响孩子成长的决定性因素。
很多家长会说，现在的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孩子如果教育不好，将很难立足。这忽略了一个问题，一个人是由“自然人”和“社会人”两方面构成的，在幼年时是以“自然人”状态存在的，而我们却在用“社会人”的标准来要求他。
人性又分为“善”“恶”两面，家长在孩子成长阶段，一定要尊重人性，同时引导孩子人性中“善”的一面的滋生。但如果方法不当，刺激了他人性中“恶”的生长，像小汪和药家鑫这样的罪恶行为就会出现。
我认为刺母事件和药家鑫事件都是偶然事件，他们的恶行无关“社会”，也无关“教育”和“时代”。我们应该从这些恶性事件中看到，重要的是他成长的“小环境”出了问题，而这个“小环境”的主要营造者，就是家长，这样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根源。
这样说，似乎在给药和汪的家长伤口上撒盐。但不能因为家长是无心之错就绕开他们的错误。这一次绕开了，会让更多家长糊涂地也把孩子送上绝路，不如狠心做一个解剖。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教育问题的批判与反思，这几年不曾停止过，而这些批判与反思却使得家长们越来越困惑，越来越不知所措。当面对孩子问题时，家长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使家庭教育得当呢？
尹建莉：家庭教育是一门艺术。谁都不是天生的教育高手，也都不是天生就会做家长。家长教育孩子的过程，其实也是与孩子共同成长的过程。
家庭教育对孩子道德和心理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三个途径：第一，家长如何跟孩子相处；第二，家长的榜样作用如何；第三，孩子是否从小有足够的阅读，他的精神生活是否丰富。
从第一点来说，我国直到现在对打孩子仍持暧昧态度，甚至有些“教育专家”宣称孩子是可以打的。打孩子根本没有任何教育要素，会从根本上损害孩子的心理健康，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让家长出口恶气。我可以确定地说：每个行为粗暴的孩子或成年人背后，一定有个粗暴的家长，他的成长中一定经历了许多粗暴的对待，他的暴力行为只是家长坏行为的翻版和放大。
从第二点来看，古人已有精辟的总结：言传不如身教。很多家长所能想到的教育手段就是“讲道理”。其实，心理学研究显示，讲道理无法起到实质作用，远不如家长加强对自身的约束和管理，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不希望孩子发脾气，就先消灭自己的脾气；不希望孩子懒惰，自己就不要懒惰；希望孩子听话，自己就不要强权，要学会“听话”。
一个孩子品行出现严重的问题，多半是家长的言与行分裂的后果。比如，我们告诉孩子要团结友爱，可一遇到桌子磕碰了孩子，人们就打桌子；遇到自己的孩子和小朋友或同学发生冲突，就急于以一种对立心态来处理问题。有的家长从我书中看到“给小板凳揉揉疼”，觉得很好，立即学来了，可有一天孩子不小心打碎了一个花瓶，就会严厉地责怪……家长言行分裂，会扰乱孩子的价值观，孩子的心理问题也会就此产生。
说到底，无论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核心只有两点：自由与尊重。这两个词非常简单，但理解不容易，真的做到更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