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达人
2013-08-09
[文科学习] 我的文摘（选自各文摘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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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被优点打败》 流沙
一位有着一头如绸缎般长发的模特，在几次大赛上，凭借自己的秀发，演绎中国古典服饰，大获成功，夺得了金奖。
又一个大赛来了，这次是国际性的大赛，如果能在大赛上取胜，那么，她将与模特公司签约，跨入名模行列。
比赛前，她围绕自己的头发和设计师设计了多种时装，进行了上千次的台步训练，她感觉完美无缺了。
比赛那天，模特们之间的角逐十分激烈，她的分数一直处于中游，但是，她有把握，当她在演绎古典服饰时，会得到满堂彩的。
比赛进入了自由展示阶段，比赛现场响起了中国丝竹之声，她迈着台步，像云一样飘过舞台，她走到台前的时候，来了一个华丽转身，突然台下传来“轰”的声音。
她没有在意，依旧随着音乐的拍子，继续往后走，台下的声音越来越响，她的嘴角露出了笑容。但当她用眼角的余光扫视了一下台边的助理时，却见那位女助理面色绯红，一个劲地摆手，她觉得十分奇怪。
当她再次转身时，她感觉背上遭到了轻轻一击，随之，那如绸缎般的头发飘洒下来……全场哗然，她僵立在那里。天啊！她那长发造型，没有用发夹扣紧，在转身时，高高耸立的发髻被甩倒，继而发夹弹出，那头发像大楼倒塌一样，轰然倒下。
她什么名次也没有拿到。
这次打击对她是致命的。当时台下坐着的是国内外最权威的评委，她的失误会让他们永远记住她，她是多么不成熟的一个模特。
她沉寂了大半年，当她复出时，那一头长发不见了——头发是她亲手剪掉的。她说，我终于明白了，模特不需要道具，需要的是自然的表演，一个人太钟情于自己的优点，那就危险了，很有可能被自己的优点彻底打倒。
（摘自《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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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竹篮打水未必空》 曾雁
一位老师带学生来到河边春游，将学生分成四组，比赛“竹篮打水”。要求每组同学采取接力的方法，用竹篮从河里打水到岸上10米外的桶里。许多同学习惯了“竹篮打水一场空”的阐释，认定了此举的徒劳，不知老师用意何在，但是哨声响起时，大家还是忙碌起来。
1 0钟后，比赛结束，老师做出了结论:第一组的同学舀水很用力，所以篮子洗得格外干净——获净化奖。正如看书，尽管出事有许多不解之处，看似白看，但看得多了，心灵就会被净化。
第二组的同学跑的特别快，并且每次都很细心地把篮子上滴答落下的水尽量地抖入桶中，水竟然积了3厘米高——获勤奋奖。正如奋斗，尽管有时候看似无望，但只要努力了，总会有收获。
第三组的同学用竹篮打水时捞上了一个饮料瓶和一些漂浮的垃圾——获环保奖。正如奉献，尽管自己一无所有，但对别人也许是莫大的帮助。
第四组的同学居然捞到了小鱼小虾——获意外奖。正如人生，尽管难免失败，但只要坚持不懈，也许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
胜负没有定式，从不同角度看就有不同的收益。竹篮打水——未必一场空。
（摘自《阅读与作文》2008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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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8-18 17:41 编辑
22、《课堂上的经济学》潘采夫
对话人：
李江南：女儿，小名香香，现为苏格兰爱丁堡ＳＣＩＥＮＮＥＳ小学六年级Ａ班学生。
潘采夫：父亲，人称老潘，专栏作家，现旅居爱丁堡。
香香：爸爸，我辞职了，不当老板了。
老潘：什么？你一个小学生辞什么职？爸爸才经常辞职呢。
香香：你那是被老板炒鱿鱼，我可是老板。我说的是我们班的“classeconomy”，是一种理财的游戏。
老潘：这个游戏怎么个玩法呢？
香香：这是六年级8班一个老师的点子。他以前设计过这个游戏，觉得挺好玩，就在我们年级推广，让所有同学都一起玩，规则什么的都是六年级老师一块喝咖啡想出来的。这个游戏挺好玩，但有一点不好，就是税太高了，银行利息太低了。我工资的10%要交税，但工资存银行利息只有5％。这不是逼着我把钱花光吗？
老潘：利息5%你还嫌低啊？我把钱存在工行、农行、中行利息都是负数，反正赶不上物价上涨……你在国内的小学也学过理财吧？
香香：只上过一节，老师请同学的爸爸来班里上理财课。他爸爸是炒股的，老问我们的零花钱是多少，说用一万块钱炒股，如果赚了一万，我们得先把本藏起来，不然会连本全没了，这太可怕了！
老潘：我猜他是想告诉你们千万别炒股，尤其是在中国。你们那个游戏怎么玩呢？
香香：这是一个虚拟世界，我们老师是这个虚拟世界的头儿，相当于总统，管我们的一切。老板们换工作都要找她，需要她批准，但员工不需要找她。她还可以随便罚人的钱，比如班上最优秀的一个同学作业一个错误都没有，老师可以说：“哼，你一个错都没有，我要罚你的款！\\\"
老潘：那她不是一个独裁者了吗？香香：我只是打个比方，想说明老师的权力很大，实际上老师没这样干过。
老潘：你们这个游戏里得有货币吧？就是钱。
香香：我们的货币都是纸片，外面加了塑料膜，硬币是塑料的，模祥和真的硬币一样。再打个比方：在我们班里的商店买削笔刀要假币5镑一个，但在校外商店里1镑就能买一个。一开始我们都是穷光蛋，只有工资，只要上一天课就有1 镑工资，迟到和旷课会扣掉1 镑，病假和事假不扣钱，但如果和爸妈外出度假就会扣钱，老师说不许带薪休假。上课的工资只是一小部分，有工作才能挣大钱。我的收入有三部分：上工资，当广告公司老板的报酬（就是带几个员工承包班级恢掬，还有奖金。如果我哪夭表现很好或者作业做得好，老师就会给我发奖金，最多一次励过我2镑。
老潘：我一辈子没当过老板，净被老板收拾了，你真有出息。你们都有什么工作？
香香：有法官，负责审判不交作业的同学。有个女生特别禾爱交作业。老师说：“法官，去审判阿迪娜。”法官就去问她为什么不交作业，写作业有什么 困难，审完之后宣判如果没写扣2镑；如果写了没带，律师就给家长打电话，说的是真的扣1 镑，假的扣10镑。这是对撒谎的惩罚。真有同学被扣10镑哦！
老潘：你们还有律师！他办一个不写作业的案子有多少律师费呢？
香香：律师工资不太高，每周大概50镑。法官的工资高一点，每周100镑。律师得听法官的。但他们都不厉害，我们班工资最高的IT助理专门帮老师管电脑，工资可高了，一周能拿到460镑。
老潘：蓝领比律师还有钱，这不科学啊！
香香：你忘了吗？蓝领最舒服了。咱们有次在小镇遇见一个刷墙的，他说只有太阳出来了，他才会出来干活。IT助理总比他忙吧？要帮老师打开网页，浅人修电脑，还得报告电脑出了什么问题。我没当老板之前干过这个，但一周就把它给拍卖了，太忙了！拍卖这个工作赚了260镑，布鲁诺接下来了，但他很快也辞职了，只不过当时他还不懂拍卖，没赚到钱，嘻嘻。
老潘：工作也能拍卖？
香香：是的，所有的工作都能拍卖。
老潘：那有没有比较惨的工作？
香香：我们有个食品公司，从老板到员工只有一个人，他负责给我们搬牛奶、念名单、发牛奶，哪个同学忘带饭了，他还得负责给家长打电话。这个老板最惨，每周工资只有150磅。有一次布鲁诺干了这个活儿，但他太搞笑了，半路上偷喝了一盒牛奶，结果发牛奶的时候，发到最后一个同学，没牛奶了，他兜里还装着喝剩的奶盒，一下就被我们抓住了。结果先被法官审判，然后被老师辞退了，还罚款5镑。
老潘：哈哈，我喜欢那小子，我觉得他是在开玩笑。
香香：还有翻译，找个法语特好的给法语老师当翻译，老师竟然不会英语。我们还有银行，负责给同学们发奖金，我们行，负责给同学们发奖金，我们告诉我们这周的利息是多少，：然后计算存进去能得多少钱。每周五上午，银行家和员工会把每个人的收又公布出来。我们有超市，一个巧克力3.54，我 ：觉得特不值，但我的好朋友喜吹买，她买的时候会念咒语：“反正是假钱！反正是假钱！”老师还有个秘书，帮她干活跑腿，工资每周350镑。
老潘：我想起了你在北京 ：上小学时，班里40个学生有35 个干部，窗台和黑板都专门有个干部管，叫“板长”和“台长”？在北京是当官，在这边是给钱，意思。那你们工资最低的工是什么？
香香：最低的，那就是失业的了。我们班现在有十来个失业的，超过三分之一了。他们都有失业救济金，每周5镑，再加上上学工资，每周有10镑。但失业的也有不穷的，有个失业的同学，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偷喝牛奶的家伙，他竟然是我们班的大富翁。
老潘：失业的人最有钱，那上班还有什么意思呢？那个男生的钱是怎么来的？
香香：靠拍卖啊！我们班后面有一张桌子，有人想拍卖自己的东西，就把它放在桌子上，中午休息的时候招呼大家来竞拍。布鲁诺拍卖的一般是文具，从班里的商店里买过来，装饰一下，再高价拍卖。比如一块橡皮，5镑买的，能用20镑的价钱妻出去，因为同学们觉得好玩。一般都是失业的人去买，他们没希望拿到大奖了，就把钱随便乱花。
老潘：什么大奖？
香香：爸爸，还有最好玩的一个项目，是如果有一个人是好心人，他可以从商店买一个4 镑的“well done”(“干得好”)代币，送给他认为这个星期表现妤的同学，作为鼓励。你还可以认商店买电影票。每个学期结束时可以在班里看投影，那些没买的同学就不得不在别的教室里写作业，所以全班同学都会买。看什么片子需要全班同学投票表决，上学期我们投票的前四名是《超级奶爸》《小淘气尼古拉》《博物馆之夜》和《哈·波特1》，最后看的是《超级奶爸》。
老潘：“well done”很有意思i不过我还是想问有什么大奖？
香香：就是到学期结束，整个六年级同学会有一个评比，准最富谁就可以拿到大奖，老师会给发奖品。但只有一个能获奖，我们都觉得自己没戏，要宅有一堆奖就好了。
老潘：你觉得这个游戏有什么不好玩的地方吗？
香香：这个游戏有个缺陷，就是失业的人太多了。我们班才32个人，失业的人就超过了10个，因为他们懒，不想干活，嫌报酬低，或者根本不在乎收入，只靠失业救济金生活。其实每个公司能聘用5个职员，只要大家愿意干，每个人都会有工作。如果失业的人太多，这个游戏就不好玩了，所以老师常批评他们，鼓励他们找工作。老师说：“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这个游戏就会停止。”
老潘：那样就太糟糕了。
香香：其实呢，对我来说，糟糕又不糟糕。老潘：此话怎讲？
香香：糟糕是因为我还挺 喜欢这个游戏的，何况我已经挣了这么多钱，在我们班排前5 名，半途而废实在可惜。不糟糕，怎么讲呢？我感觉这个游戏像是大人的世界，我在上学之外，还得再过另外一种生活，找工作，开公司，整天想着挣钱，感觉挺累的，小孩过小孩的生活不是挺好吗？干吗非得跟大 人一样呢？
老潘：你是对的，那你可以当个失业的流浪汉，很轻松，又不用工作，政府还养着你。用工作，政府还养着你。
（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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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8-19 08:45 编辑
23、《天鹅总会展开翅膀》 雪小禅
第十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闭幕，最佳女主角居然是84岁的金雅琴，半月之后的东京国际电影节，她再获殊荣，仍然是最佳女主角。记者采访她，她笑言自己，演了《我们俩》才知道怎么演戏，也许我真正的演员生涯80岁以后才开始。
我不禁笑了。老人的这种心态多么美妙啊。周围的人总是说自己老了，学东西太晚了，什么都记不住了，招聘会上，35岁以上的人基本就是中老年系列了，哪有她的豁达？
金雅琴是位老演员，演了一辈子戏，却没让人记住。84岁时，她在《我们俩》中扮演一位刁钻古怪的老太太，把房子租给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和女孩子由开始的敌视变成祖孙般的亲情，非常感人，让人几次落泪。金雅琴拍这个戏很难，耳朵听不到，眼睛也看不清，什么时候开拍她甚至也不知道，于是她就让导演举一面小红旗，红旗一落下就开始演——片子一点点地拍出来了，老人的敬业精神感动了所有人。
这部戏之后，她才被人熟知欣赏。她也说，自己的演员生涯从80岁开始。
我总觉得自己不再年轻，总觉得在单位应该享受更好的待遇，在“80后”的那帮女孩子们面前倚老卖老，总嚷这儿疼那儿疼，和84岁的金雅琴比起来，我还是小孩子啊。连她都认为自己的人生才刚开始，我怎么还敢给自己找各种借口？
去年夏天，我就想报班学芭蕾舞，因为少年时一直特别崇拜那些跳芭蕾舞的女孩子，总想变成其中一只小天鹅。可是我到了学校，看到那期芭蕾舞班的学员，最大的只有15岁，我简直是羊群里的一只骆驼，还不让人笑死？买好的鞋和衣服都放到了箱子里。
但现在我想去了。
周日去报名，教芭蕾舞的女孩子问我，“你要学？真是你吗？”
她大概没有见过30岁的女人还学什么芭蕾舞，我笑着点点头说：“是我，就是我。”这次我没有羞愧没有脸红，我就是要学芭蕾舞。
她们开始的不理解和嘲笑，最后变成了敬佩，我一不为上台演出，二不为名不为利，只为自己心中的那份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十多天之后，当我能站起来似一只小天鹅时，我幸福地笑了。
我愿意开始学自己想学的一切，因为我知道，人生，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那双天鹅的翅膀，会为我特意展开……
（摘自《读者》2007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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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蘑菇法则》 方冠晴
捡蘑菇也有学问。当我很小的时候，随大人上山捡了几次蘑菇之后，我就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是很难捡到蘑菇的；第二，并不是什么地方都有蘑菇，蘑菇是有“窝”的，拿现在的话说，只有有菌种的地方才会有蘑菇，而且捡之不竭。
当我将这两条伟大的发现郑重其事地告诉家人时，一家人都笑岔了气。他们说，连这都不懂，还捡什么蘑菇啊。
我以为我独一无二地发现了真理，结果，发现的只是常识。
听说过这么一个捡蘑菇的故事：
一个山村里的人都喜欢捡蘑菇，而且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则，谁第一个发现了新的蘑菇窝，那里的蘑菇就归了他，别人再不能到那里去捡。
一个小伙子为了拥有永久的蘑菇资源，在一个雨后的清晨，走了七八里的山路，终于在一处潮湿低洼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蘑菇窝，这里的蘑菇多得让人欣喜。这里离村子这么远，这里的蘑菇这么多，更主要的是，除了他自己的脚印外，在这里，他再也看不到别的脚印。也就是说，没人来过这里，他是第一个发现这里的人。
他的欣喜可想而知，但就在他准备弯腰捡拾那些蘑菇的时候，他的身后传来了一位妇女的呵斥声，妇女说，这个蘑菇窝是她先发现的，理应归她所有。
你先发现的？小伙子不屑地说，你看看，这里只有我的脚印，我才是第一个到达这里的人。
妇女理直气壮：没有别人的脚印，不等于别人没有来过。我昨天就来过这里，只不过，昨天没有下雨，我踩过的地方才没有脚印罢了。
两个人争执不下，去找村里人评理，这一评理，问题出现了。那个蘑菇窝不是小伙子第一个发现的，也不是那个妇女，而是有更早发现它的人，一个小女孩在一个月前就发现了它。
但小女孩也不是最早的，还有一位老伯，一年前就发现了。不，还有更早的！于是一个一个地站出来，到最后，是一位行动不便的老奶奶。老奶奶说，她五十年前就知道那个地方，而且一直去那里捡蘑菇，只是近几年腿脚不方便了，才没有再去。
您是怎么发现那里有蘑菇的呢？有人问老奶奶。老奶奶说，是我的婆婆生前告诉我的，她原来就常在那里捡蘑菇。
那么，是不是那位老奶奶的婆婆才是第一个发现那里的人呢？到这个时候，谁都不敢下这样的断言。
没有脚印，不等于没人来过。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的主观判断是错误的，总是有意夸大了自己的感受。发现了，就觉得自己是第一个发现的，成功了，就觉得自己是第一个成功的。其实，哪有那么多的第一？你不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人，也不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失败的人，在你的前面，已经有很多人镗过。
别为自己的一时成功而妄自尊大，也别为自己的一时失败而妄自菲薄。你的欢笑和眼泪，许多人都有过。所以，别指望你能成为第一个发现蘑菇的人，但你要坚信，只要你坚持一路走下去，不断地去寻找，不断地去捡拾，你的篮子，总有满的时候。
（摘自《意林》2007 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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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我的学问和人生》 邓正来
邓正来，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主编。之所以讲这个题目，是因为这是一个完全与我自己相关的题目，源出于我个人生活经验。我不讲教条、空洞、套话的东西。
两个主题，人生和学术。人生讲什么？讲气象、讲境界。人不正则无气象，无气象则无大学问。如果每个人日常生活都在偷鸡摸狗，那么也不可能做出大学问来。学术讲什么？四个字：追比先贤。
体制外人士的独立品格
我是1978年的大学生，我当年在四川外语学院读书，1982年考入北京外交学院，但我的研究生却还没读完就当了学术的个体户。说的难听点，就是盲流。1998年，我依旧在体制外。
坚持三项原则：第一，拒绝接受国外任何讲学、访问的邀请。忙于读书，没时间。第二，拒绝参加国内任何学术会议。中国的学术会议，上午讲的是那些东西，下午还是那些，然后就是旅游，这怎么能叫学术会议。第三，拒绝接受任何杂志社、出版社的约稿。没有空写他们布置的作业，我只发表我自己爱写的东西、感兴趣的东西。
2003年，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教授打电话问我：“神仙，你在干什么？”当时我正写完一本书，应他的邀请，第一次去了东北，到了长春，与老师和学生们做了很好的交流。临别之时，我问我的老朋友张文显，你请我来到底有什么要求？他邀请我加入吉林大学。我说你胆子太大了吧？北大、清华请我我也没去，你有什么本钱请我？他是一个懂学问、尊重学问的老师，他就很开诚布公地给我讲了吉林大学哪里哪里不好，有哪些不足，讲到最后我听得都不好意思了，我就提出我的条件：如果要我加入吉林大学，第一，我终身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第二，我终身不参加事务性的学术活动，只带学生。我本意是想以这两个苛刻条件刁难他，但他召集老师全体投赞成票，对我说：“别人提的条件都是讲条件，你提的这‘两不’条件其实是无条件。你是真正的体制外人士。”
我和你们一样年轻过，作为现实中的人，必须考虑个人同这个教育体制、同这个学术体制、同这个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在考虑这些关系的过程中，要考虑如何在这样一种体制中养成独立品格。品格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构的，浩然正气是养出来的，是从小就做起的。没有独立品格，就没有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个人的学问。
独特的教学方法
我有两类学生，一是通过考试报到门下的，硕士博士加起来60多个吧。还有一类学生，私塾弟子，从本科生到博导，都有。
我给学生上三门课，这些课名听起来很怪。
第一门叫《原典精读》，读西方原典、原著。这种方法你们可以尝试，完全可以自己去做，用十年时间认真读书，你们完全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上这门课，课堂上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商量，可以查字典，只有这样你才知道自己真正不懂的地方在哪里。我要求他们一句一句地阐释原意，第二个同学如果不同意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果同意则继续进行，最后由我点评。这门课不是翻译课，但它训练的是一种品格，一种“一个字都不能混”的品格。我有三字真经：慢慢来。学问之道在恒久，在雕琢，慢慢来，时时刻刻，天天月月，不为考试突击复习旋即抛诸脑后。我们读原典，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分析大师是如何提出他的问题、如何明确化地展开他的研究思路、如何得出他的结论的？
第二门课叫“大师思想讨论课”。Seminar这个词，费孝通先生最早翻译为中文是席明纳，每个人席地而坐，探讨问题，明细事理。我要求我的学生，每个人只研究一个人的思想，三年硕士、四年博士，七年时间都做一个人，把他搞清楚，大师是怎样生产知识的。我是要启示我的学生，每个大师的思想都不是孤立的，绝非自说自话，学术、学科之间并不是一个个的孤岛，而是存在着紧密的勾连，是有脉络、有层次、有体系的。
第三门课叫《小南湖读书小组》。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我每次去吉林，学校安排我住在附近的南湖酒店，我一般在那里上这门课。在这门课上，不许读法学的书籍。我带他们读知识社会学、读经济学、读政治学、读人类学、读哲学。
给学生布置的作业。
第一个作业叫做双周一书，读翻译过来的法学书籍，读过之后把学术报告发在网站论坛上。我办了一个网站，正来学堂，专门发到这里。这样可以让别人知道你究竟读了没有，读懂了没有，你的阅读和体会得到别人的认可，人家就会跟贴赞同，否则就会回帖砸你，这是网络平台提供的开放性阅读的好处。
第二个作业是每周读两篇文章，只读中国人写的。我会推荐一些中国的好的学者比如刘小枫等人写的文章。这个作业不用写阅读报告，只要发个email告诉我你读了什么文章。
第三个作业是你推荐给我一篇好文章。这是考查你的鉴赏力和品味的一关，我的学生们都很怕这个环节。我认为学习的重点就是看文章和著作，而如果不能在经年的阅读中陶冶出自己的情趣，锻炼出高雅的品味，则将来遇到一本大部头就足以吓死你，比如厚厚的一本法哲学原理，其实可能完全是不知所云，垃圾一部。
第四个作业是每个人必须在网上建立一个private library——私人图书馆。对你所要研究的人物的文章、著作，以及其他人研究这个人的文章、著作，都要搜齐。你搜不到可以告诉我，我帮你搜。如果你研究一个人却连这种文献和二手文献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你怎么可能搞懂呢？试想，如果你在博士期间阅读的前沿文献达到几十篇之巨的话，你最后参加答辩的时候，是从未有时间阅读这些文献的繁忙的博导们向你提问呢，还是向你请教呢？
第五个作业是读书小组。我的学生们分专题分门类自发组织了好多门类的读书小组，法哲学读书小组、全球化与法治读书小组、政治哲学读书小组等等，活动时间公开，并对外开放欢迎其他感兴趣的人去听。
大学是什么？大学是university。University是什么？University是研究和关心universal的地方。你们是将人生中最华彩、绚烂的四年时间或三年时间停驻在这里，来关心和思考那些普世性的问题和人类之命运的。我要求学生有两条，必须学会生活、有一个好的身体，必须学会做学问、有一个好的头脑，而这两者其实是完全并行不悖、融为一体的。
（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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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救命恩人》 廖钧
母校百年华诞，我去参加了庆典。
借这个机会，我去看望了老师。老师80多岁了，桃李满天下，那天有好些学生去看他，那些学生我都不认识，老师一一介绍给我，这个是国家某某司的司长，这个是某跨国公司的技术总监，这个是国家某某奖的获得者……他们都是些地位很高声望很高的佼佼者，老师的得意门生。轮到我了，我很难为情，因为我什么也不是，既没有当大官，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成就，可是老师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时候，却石破天惊，一句话把大家都震得呆了，他说：“这一位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他，我40年前就死了，哪里还能教你们！”
老师的话把我弄糊涂了，我是老师的救命恩人？我什么时候救过老师啊？老师年纪大了，记错人了吧？
“没有记错，就是你。”老师却斩钉截铁地说：“那天学校召开万人批判大会，晚上，我去教学大楼，在楼下碰到了你。”
老师不说这事还好，一说起来，我更要羞愧得无地自容了！那是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要把老师当作“牛鬼蛇神”揪到台上去批斗。文革前，在班里，我是学习成绩最好的，老师最喜欢我了，红卫兵的头头让我上台发言，批判老师推销封资修黑货，毒害青年学生。我不肯去，因为我实在说不出来，老师有什么错。后来头头把一沓写好的稿子拿给我，让我照着稿子念，我还是不肯去。最后头头一拍桌子，说：“好，你不去就说明你跟他是穿一条裤子的，修正主义的苗子，明天把你一起揪到台上去批！”我吓坏了，赶忙说：“好好好，我去，我去……”
第二天，老师被一群红卫兵押到了台上，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块很大的纸牌，上面写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字样，下面是老师的名字，名字上赫然打了个大大的红叉，就跟以前我见过的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犯人一个模样。后面站着两个红卫兵，他们一人用一只手抓住老师的手往后扭，另一只手按住老师的肩膀往下压，让老师的身子弓成九十度，这是那时很流行的批斗方式，叫“坐喷气式飞机”。轮到我发言了，我不敢看老师，在一片“打到某某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上了台……
那天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坐立不安，一想到老师的那副惨象，一想到那些从我的嘴里流出来的胡言乱语，我的心在流血，我觉得我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所以那天晚上，当我在教学楼下碰到老师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扑通跪倒在了老师的面前，求老师打我，再狠狠地踢我几脚！
老师没有打我，也没有踢我，却抱着我哭了……
现在，老师告诉我说，那天晚上，他在大楼的天台上坐了很久很久，他原来是准备好了越过围墙往下一跳，了却这屈辱的人生！是我，让他改变了主意……
老师说：“你以为救人总是惊天动地的壮举吗？不是，一句话，一点良知，一点善心，一个忏悔，都可能给人带来生的希望。这就像一粒小小的火星，能够点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一样，你就是在我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时的那一粒火星。”
（摘自《读者（原创版）》2007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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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8-23 15:03 编辑
27、《没来的请举手》刘瑜
因为时不时发点牢骚，被一个朋友教育：“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好呀！你看——”她顺手往窗外一指，“到处是高楼大厦！比国外很多地方现代多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餐馆，还有周围的餐馆，全是满的……”
我承认，虽然空气能见度有限，顺着她的手指，我的确看到窗外很多熠熠发光的高楼大厦。岂止高楼大厦，还有车水马龙——绵延不绝，完全可以用“惟余莽莽、顿失滔滔”来形容。此外，我还常在路边看到打太极的老太太、打篮球的少年以及卖烧烤的路边摊。如果张择端还活着，这些景象足够他再画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正为自己的消极心态感到羞愧，我突然想起了以前读到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说的是，老师对着全班学生点名：“没来的请举手。”
我问这个朋友：你知道薛锦波吗？她说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释：这是广东某村的农民，在该村的土地维权事件中与政府发生冲突，被带到看守所后，据说“心源性心脏病突发”死亡，而这只是神州大地上诸多“神秘看守所死亡”事件中的一个。
我又问，你知道韩颖吗？她说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释：这是北京海淀某地的一位女性，因为独立参选地方人大代表，被跟踪被骚扰甚至被殴打，而这只是今年受到打压的诸多独立参选人之一。
我又问：你知道雷金模吗？她说不知道。我又只好跟她解释：这是一位普通的尘肺病人，因为没钱治病现在岌岌可危，而这只是无数得不到医保救助的尘肺病人及其他病人之一。
我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我的朋友从未听说的人，都是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里“没来的人”。因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形象，所以关于他们的信息总是模糊不清——虽然互联网上偶有透露，但相关信息总是倏忽即逝。又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媒体的时代，所以如果他们不曾在大众媒体上存在和停留，那么他们就几乎相当于不存在。 这当然不是说《清明上河图》上画的车水马龙是假的，但车水马龙的背面，还隐隐浮现着另一个不那么豪迈的世界。
“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毕竟要看时代的主流！”我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是时代的主流，我不大清楚。我只知道当一个人得了胃溃疡，医生不能视而不见，安慰他说：要看身体的主流嘛，除了胃，你的其他器官全都是好的！
据说知识分为三种：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以及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韩颖雷金模们对于我这个朋友，大约就属于她“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那一类知识。因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尽管性情善良，她甚至没有翻到《清明上河图》的背面去看看的冲动与好奇。因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她相信北京五环内的所见所闻，就是“时代的最强音”。也是，在人类不知道火星的存在的时候，没有人会好奇上面都有些什么。
在一个信息传播受限的社会里，坐井观天几乎是认识的必然趋势。开着新添置的汽车，住着新装修的房子，手里捧着三十块钱一杯的咖啡、另一只手举着iphone的人，的确会困惑：你说你都吃得起麦当劳穿得起七匹狼了，还嘟嘟囔囔，是不是太忘恩负义了？
除非你意识到中国不仅仅存在于都市的“五环”。在海水的深处，阳光未曾照耀之处，还有韩颖雷金模们，并且每一个已知的韩颖雷金模们，很可能还对应无数我们尚未知晓也无从知晓的韩颖雷金模们。在苍苍莽莽的雪地里，要保持对那个被遮蔽世界的知觉，你得不断提醒自己不要睡着不要睡着不要睡着。
这个道理听上去简单，却未必人人知晓。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英国作家萧伯纳访问了苏联，被领着参观了种种社会主义成就后，他回到英国发表文章，驳斥了各种“污蔑苏联建设伟大成就”的言论。“我们想证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里存在着经济奴役、匮乏、失业。在所到之处，我们处处看到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工人阶级。”事实上，就在他参观苏联前后那几年，强制性农业集体化导致了约七百万人在饥荒中死亡。
无独有偶，写作《红星照耀中国》的斯诺，在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四年两次访问中国后，也将关于中国发生了饥荒的传闻驳斥为“冷战宣传”，他表示：“我在中国没有看到饥饿的人，绝没有像过去那样的饥荒。”你看，没来的人都没有举手，大家都在这里，这样多么好。
（摘自“刘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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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钱理群“告别教育” 曾鸣 袁幼林
任教五十年，钱理群在2012年教师节前夕宣布“告别教育”。从北大退休后，他投身中学教育十年，试图“改变人心”，却得到屡战屡败的结果。他说，今后他会在“教育之外”关心教育。
“一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2012年教师节前夕，在北京“寻找来自一线老师的声音”座谈会上，老教师钱理群表达了“告别”教育的意图。
1960年大学毕业后，钱理群被分配到贵州，先后任教于安顺卫生学校和地区师范学校；1981年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2002年退休，再由大学转教中学，并持续关注中学与农村教育，在基础教育这片新战场上，钱理群“纠缠”十年，自称屡挫屡战，屡战屡挫。
任教五十年，2012年9月9日，在一位中学教师的追思会上，钱理群最终发出告别宣言。
“节节败退”
“钱教授，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
2004年4月末的一个下午，钱理群站在南京师大附中的讲台上，讲授“鲁迅作品选读”选修课，偌大的教室里，稀稀拉拉地坐着二三十名中学生。
2002年6月27日在北大的最后一节课上，即将退休的钱理群告诉那些眼含热洎送别他的大学生们，他在刚参加工作时有两个目标，一是去南师大附中教书，一是去北大教书。前者是他的母校，他要去那里完成未竟的梦想。
南师大附中课堂的冷清却令钱理群始料未及。开课之前，南师大附中的老师和鼓动学生报名时说的一样：你们都向往北大，钱先生是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但你们现在考上北大也听不到钱先生的课，因为他已经退休了。他现在走到你们中间来上课，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
一开始，学生踊跃报名，不光报上了名的学生坐满座位，没报上名前来蹭课的学生们也在过道和前后排或站或坐，将教室堵得水泄不通。
教了大半辈子大学生的钱理群极为重视给中学生的讲课，他在北京备了两天课，g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写教案，并提前四天来到南京准备。他回忆，课程的质量和氛圈都极佳，每堂课学生都听得极为认真，课后作业也表示收获很大，但听课的人数却渐渐少了下去。
一位学生在写给钱理群的信里说了老实话：“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毫无负担地来听您的课。”
2005年，钱理群在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再次试手，情形一模一样：一开始人很多，慢慢的就减少到二十余人。
钱理群不禁悲叹，他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来形容应试教育的坚固——“它反映了中学教育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应试已成为学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内容，而不仅教育者(校长、教师)以此作为评价标准，而且也成为学生、家长的自觉要求，应试教育的巨网笼罩着中国中学校园，一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而应试教育恰恰是反教育的。”
在走进中学课堂之前，钱理群何曾预想到这样的冷清凄惨。他曾对自己的中学教学报以热望。在一次接受媒体访谈时，他谈到自己退休后投身基础教育的初衷：“就当下中国来说，我还是坚持这一点，我们既要进行制度的改造，同时也要进行国民性的改造。说到最后还是人心的问题。人心、人性、道德底线的突破，是你一下子解决不了的，是更带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教了三十年最好的大学生，钱理群得出一个结论：“我为什么关心中学教育？因为我觉得改变人心，可能是更艰难的，但也许是更重要的工作。”
但从中学生身上得到的反馈令钱理群始料不及，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用了“节节败退”来描述自己的中学授课经历。一次在台湾的座谈中，钱理群苦笑着回应那位给他写信的学生：“这位天真的中学生哪里知道，今天的大陆大学教育已经被绑上就业的战车，也迟早有那一天：凡是与就业无关的教育，都进不了大学的课堂！”
你赶我，我偏赖着不走了
“钱教授您好好在北大待着，中学是我们的地盘，你来这里干什么？”
之所以走进中学课堂，除了青年时的梦想，这还是钱理群在基础教育领域的一次执拗的“反击”。
最开始介入中小学基础教育是在1998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邀请钱理群参与制定新课标。
“时任教育部基础司副司长找我，说我们要进行语文教育改革，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讨论新课标，准备请你来做新课标专家组的顾问。他真是找了我三次，我都拒绝了。原因很简单，我不懂教育。后来他说了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你不知道，为什么找你，我们教育界已经推不动了，正因为你外行，借助外力才有可能推动，我就同意了。”
钱理群想着兹事体大，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大量写文章谈教育观念。“结果就触犯了其他利益，比如新课标要编新教材，那就触犯了出版社的利益。而且我的出现，对语文教育界的一些权威构成威胁和挑战。然后他们就联合起来，在全国范圈内批了我整整半年。”
不久后，钱理群去福建讲学，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他说钱教授您好好在北大待着，中学是我们的地盘，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通威胁电话激发了钱理群的犟脾气。“我脾气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这回关心到底。”钱理群不仅讲，而且持续讲，而且比以前讲得更多。仅2007年11月份，钱理群就在福州、东莞、苏州、常熟、上海五地十五次大谈教育。
在1999年后，钱理群退出了教育部的官方序列，却不停在民间行动。“广东有一个老板要投资编一个课外读物，我就编新语文读物，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整整一大套，影响非常大;我还参加了清华大学高考改革试点，当时只要有人找到我做基础教育的事，我就去。”
钱理群以此明志：你要赶我走，我偏赖着不走了！
钱理群还陆续推出《语文教育门外谈》、《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做教师真难、真好》、《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钱理群中学讲鲁迅》、《小学生鲁迅读本》等七部著作，对基础教育进行持续发声;他其他的书里，亦不断提及有关中小学基础教育。
钱理群将自己的介入分为思想者和实践者两个部分。其中2003年出版的《语文教育门外谈》，是其思想者阶段的具体成果，他在该书中高举理想主义旗帜，提出教育目标，对教育制度进行全面的刺激与批判。“我一开始就提我的教育理论，中小学教育是干什么的，大学教育是干什么的，教育改革的根本问题是什么……然后我明确提出‘以立人为中心’的语文教育思想。”
在《语文教育门外谈》的后记中，钱理群自己也表示不甚过瘾，“付出太多，收获却有限。特别是在理论上并没有太大的建树，说的多是常识。”
著作一本一本地面世，这个倔强的老头在他的战场持续抛出投枪和匕首，却没有从他为之战斗的人们那里得到预想的回应。一些一线老师甚至向钱理群抱怨，“感觉你的理念非常正确，但是距离我们的教育实际差得太远。”
钱理群意识到，“在高举教育理想旗帜进行批判以后还要做第二步建设性的工作，我不仅是一个思想者，同时还是一个实践者。”
同时，教育界一些专家发出质疑，“说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有人说要把鲁迅从中学课本里撤掉；我就有点不服气，我就说退休之后我要去上课，争取讲鲁迅，而且是开课。”
相濡以沫的朋友们
“真正的教师是在一线老师那里，要发现教师，总结经验，用我的地位影响去推荐他们。”
受挫于城市，钱理群决定“离开中心”，转战“边缘地带、边远地区”。
钱理群首选的地点是自己曾经呆过18年的贵州，他在那里度过了青舂岁月，这也是一次寻根之旅。2005年，钱理群带了和朋友一起编写的乡土教材《贵州读本》，和“认识你脚下的土地”的课题，到贵州大专院校作巡回演讲。
在受到欢迎的同时，却意外受挫。钱理群和学生们谈民族文化传承，特别是民族语言的问题，但大学生们纷纷告诉钱理群，他们学了民族语言没有用。为了找份好工作，他们更需要学会如何熟练掌握汉语和外语。
“因此，他们向我这位北京来的教授提的问题是：如何学好英语？”钱理群在《我的教师梦》中回忆了这个尴尬的场面。
2006年，在给一个青年教师的回信中，钱理群写道，“我经常遇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尴尬和悲哀，最后变成一种自我证明，无非是证明自己在坚守而已，而这不就成了阿O的‘精神胜利法’了吗？”
好在钱理群认识了一群“相濡以沫”的朋友。转向实践者身份后“屡战屡败”的钱理群，在清点自己的战绩时，常常说，这是他最大的收获。
1999年，钱理群被中学教育界广泛批判长达半年，但这种曝光也增加了给他写信的教师人数。最多的时候，钱理群一年要给两百多个教师回信，“亲笔手写”。
这是钱理群在进入中学课堂之外的一种实践方式，并且成为日后介入基础教育最主要的一种形式。
联系最早在年纪相仿的教师中开展，比如南师大附中的王栋生和福建一中的陈日亮，这些教师早已成名，并且是钱理群多年的朋友。但紧接着，一大批年轻的基层教师纷纷与钱理群牵上线搭上桥。这些联系，有的是因为有共同的学生和朋友，更多是素不相识的笔友。
其中，深圳中学语文教师马小平被钱理群激赏为“最具国际视野”的教师，他热爱阅读，经常将书籍、电影与同事与学生分享，提出与灾难赛跑的教育理念，并编纂《人文素养读本》，摘选罗素、爱因斯坦、黄仁宇、王小波等人的百余篇文章，力图对学生们的“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对症下药。
四川成都新都一中语文教师夏昆自封为“国子监四门博士”，因为他除了主课“语文”以外，还给学生教“诗歌”、“音乐鉴赏”、“电影鉴赏”三门课。夏昆有一个“窗户守望者”的理论——“我们的教育是—个黑屋子，老师、家长和学生都在那个黑屋子里面拼命挣扎。我要做的就是把想要挡住窗户的人一脚踢开，告诉每一个人窗外有多么美好的景色，并守住这个窗户。”
湖北石首小河中学语文教师马一舜和许丽芬一道被钱理群并称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两位教师，马在信中谈到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出自己愿意作为一个“先觉醒了的父亲”，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应试教育“黑暗的闸门”，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这与钱理群不谋而合，作为鲁迅研究的专家，那正是他基础教育理论的最初来源。
湖北仙桃一中语文教师梁卫星则得到了钱理群“最有思想”的赞誉。这位湖北仙桃的农村教师，将对教育的观察写成小说《成人之美》。钱认为该小说将人性的阴暗描写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哲学的深度”。
钱理群将这些老师称为“真正的教师”，并总结其三个特点：有自己的思想，爱读书，具体教育理念虽不一样，但共同点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而“没有任何教育思想、理想，也毫无教育公心，既不真正关心学生的成长，也不从教育自身追求个人生命的意义，只是追求和教育本质相违背的个人名利”的教师，则被称为伪教师。
钱理群将这些“真正的教师”视为国家教育改革的希望。“真正的教师是在一线老师那里，不在我们这些教授、专家这里，所以要发现教师，总结他们的经验，利用我的地位影响去推荐他们。”
钱理群推荐他们的办法之一，就是为他们的书写序。钱理群在学术上的权威性，对于在学校不受重视、不合群的教师而言，是一种有力的声援，对马一舜和许丽芬等钱理群口中的“底层”乡镇教师而言，更拥有部分特立独行而避免格格不入的护身符效果。
2012年1月16日，马小平因操劳患脑癌去世，9月8日，一场有关马小平的追思会在北京召开，钱理群和那些文字之交的教师们聚首，并在会上动情地说，“我们是在寂寞和孤独中相濡以沫，我不能离开诸位，诸位也不能离开我，而且我们无需有更多的交往，但是我们会有一种心灵的契合，而且得到彼此的支持。”
“在教育之外言教育”
“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就不能只关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关心并参加社会变革。”
这些老师们更丰富了钱理群对基础教育的认识和思考。梁卫星向钱理群写信，表示他的大部分学生都信奉“活着主义”，“唯一要务在于活下去并且要活得尽可能好一些，不关心任何价值问题，为了避免价值风险，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价值观。”
在给梁卫星的回信中，钱理群指出，信奉“活着主义”的冷漠机械性人格的人，尽管自有其意义和价值，有时也会进行无声而绵长的抗争，但如果发展成活着就是一切的犬儒哲学，就会形成盲目听命的顺民性格。
之后，结合王栋生总结的“如今少年已成精”，钱理群总结出“我们正在培养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概念。即一己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和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精致”则指高智商与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做出“忠诚”的姿态，懂得配合与表演，善于利用体制获得自己的利益。
对于和教师们联系的裨益，钱理群说，“原来都是空谈的，现在和他们结合起来就不一样了，然后就开始慢慢地注意到体制。”
钱理群认识基层教师越多，发现越多“真正教师”的同时，他也对教育的基本面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夏昆班上的一个复读的女孩，因为一次语文考试成绩不理想而自杀；在此之前，这位女孩曾经考过语文单科全市第一，她得知喜讯后在雪地里扔雪球的身姿仍印刻在夏昆的脑海里。
“有一次她来我办公室看成绩，120分考了不到100分，当时哭成泪人走了，夏昆和他的同事们纷纷说，这娃儿太可爱；并转而训斥其他的学生，‘人家没上100分什么样子，看看你们70分还不到怎么怎么’，现在想起来，我们做教师的有没有责任？”
夏昆自责：我们是不是推波助澜了？是不是她本来只有那个水平，而我们一直在给她层层加码，编织幻想？
许丽芬看到过同事撕掉孩子们的作业本，也见过他们把作业不合格的学生们叫到办公室，不给桌椅，让孩子们在地上罚做作业，脚踢，并以“蠢猪、笨蛋、烂货，你这个垃圾”等词辱骂。
梁卫星是和钱理群交往的老师当中的最绝望者，他曾经因为上厕所被记缺勤而愤怒地撕掉了考勤本，砸掉了桌椅；他见过学校在过年的时候，为祈求好的成绩而争着去寺庙烧头炷香；他声称“这个（教育）环境对我来说就是敌人”，并不对教育改革抱有希望。他把教师们的各种丑态展示在教育小说《成人之美》里，被钱理群赞誉提供“观察和认识当下中国教育问题上的启示”。他还打算就学生和领导各写一本，完成三部曲。
马一舜则最为愤怒，他指出校长为了提高学校中考的分数而将全校师生召集到操场，指导了包括“摸耳朵选C，摸鼻子选A，摸眼睛选D”在内的一整套作弊办法；教师们为了赚取辅导材料的回扣而拼命给学生布置作业；学生们在他勒令必须睡午觉的时候偷偷写作业……他告诉记者，他排遣负面情绪的办法之一，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教育的另一面。
十四年来，钱理群为基础教育奔走呼喊，虽然他自称这只是他治学中“很小的一块”，但甚少参加公共活动的钱老，几乎每次现身会议座谈，大多与教育有关。
种种的情况反馈和自己的观察，让钱理群这个秉持鲁迅“反抗绝望”原则的实践者越来越力不从心。
2007年暑假，钱理群在一个大学通识教育的师资培训班上讲课，介绍二十多年在大学开设“鲁迅研究”的经验和体会。会议结束后，一位大学教师提出要求，要钱理群举例说明“鲁迅课对促进学生今后就业的作用”。这一问，问得钱理群当即“大吃一惊，一时语塞，甚至有点手足无措，而心中却隐隐作痛”。
而越和基层教师们交流，对基层教育的状况了解越深，钱理群就越是沉默。他先是完成了从思想者向实践者的转变，如今，他已拒绝再高谈教育理论。
“丰富的痛苦”
“对现有格局下的改革，须有清醒的估计，不能有过高的期待。”
2012年9月8日深夜，一群中小学教师们在钱理群下榻的房间聚会。他们都是“相濡以沫的朋友们”中的一群，此番来京，在北京郊区交流经验，也像是抱团取暖。就像在北大无数个夜晚一样，钱理群被年轻人簇拥着，谈鲁迅，谈教育，谈人生，聊至深夜。
但在第二天的结束语上，钱理群告诉这些教师们自己“告别教育”的打算。
“现在已经不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是利益链条的问题。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都成了利益链条上的一环，谈理论他们也许会讲得比你还好听，但是做就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不是教育大可作为的时候。”钱理群的告别语听来沉痛，但在和年轻的教师们说再见的时候，他又忍不住给他们打气，“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但一如十年前的退而不休，钱理群的离开决定同样“告而不别”。他告诉老师们，他虽然告别，却并不打算走远，而是准备“在教育之外言教育”。
钱理群“教育之外谈教育”的观点则来自高仁山。高仁山是北大教育系主任，1928年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杀害，为李大钊之后的第二位遇难者。钱理群对其“超越教育而言教育”的观点非常认同。其要点有二：首先，在教育内部，强调教育制度的改革于建设是根本，只想用教育方法的改革来做修补，不但无济于事，还可能南辕北辙；其次，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必须以社会的变革和建设为依托。
钱理群的学术生涯恰如在为这段他如今寄以希望的话做注，他研究鲁迅，研究周作人，对自己和同代人前半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做痛苦的自我剖析和溯源，重新书写中国左翼文学史，探寻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命运与抉择，所做的一切，都超出教育，而又与国民性改造这一终极命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个真正关心、热心教育的教育家，就不能只关心、热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关心并参加社会变革。”2010年5月，在高仁山墓碑揭幕典礼上，钱理群致辞讲话，似在总结他五十年教育生涯的失败和所得。
这个结局钱理群并不意外，早在2000年，钱理群就在《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期待和忧虑》中指出，“没有相应的社会的改变，教育很难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也很难实行真正的素质教育……对现有格局下的改革，必须有清醒的估计，不能有过高的期待。”
至于失望与否，2006年，在与梁卫星的通信中，钱理群便提倡过“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把理想的追求落实为具体的可操作的现实行为，且预先估计其有限性，不抱过大希望，像鲁迅的‘过客’一样，听着前面的声音往前走，如果可能就联合一批人搀扶着走，如果没有，就一个人走。”
无论如何，钱理群和基础教育十余年的“纠缠”即将告一段落。钱理群73岁了，他终于确信对手“在彼处”，其间的意象颇有荒诞感，他仿佛堂吉诃德，满身风尘后，才发现自己和风车打了一仗。但他不以为憾。他仍会谈到鲁迅，他喜欢提到鲁迅与周作人的区别：“鲁迅老说绝望啊绝望，他最可贵的一点是绝望还能反抗”。他用自己一本书的名字来总结已经“告别”的教育生涯，那本书叫《丰富的痛苦》。
（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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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8-26 20:24 编辑
29《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吴靖
1955年，一代传媒大亨、被誉为“美国广播通讯业之父”的大卫·沙诺夫在著名的圣母大学发表演讲，谈及其赖以建立个人帝国与财富的大众传媒，他当即拒绝接受听众对之负面效果的批评与质疑，反而将它诿过于受众：“现代科学的产物本身无所谓好坏，决定它们价值的是人们使用它们的方式。”十年之后，被誉为“IT时代先知”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经典著作《理解传媒：人的延伸》中对沙诺夫的无知论调大加嘲讽：“当创造性的求知过程将要成为集体活动，最终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时候，我们正在走向对知觉的技术模拟……我们对所有媒体的常规反应就是科技白痴表现出来的麻木状态，媒体传播的内容只是入室行窃的盗贼(传媒本身)用来引开看门狗的肉包子。”较之麦氏研究的二十世纪电子传媒——电话、广播、电影、电视等，如今的互联网终端在瘦身成Netbook、iPhone、iPad之后，真真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堪称诉诸视觉、听觉等人体感官的“移动盛宴”，诚如二十世纪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塞尔的名言“拥有就是被拥有”，我们的这个仆人，似乎已蛮横无理的宣告，它就是我们的主人。
人脑高度可塑：从尼采与弗洛伊德说起
1867年秋，二十三岁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在普鲁士军队的骑兵炮部队服役，本就体弱多病的狂人不慎摔下马背，导致肋骨受伤，此后身体便一直没有痊愈，伴随着每况愈下的身体机能，尼采的视力也不断衰弱，待到1881年，他的视力已极度衰弱，持续的书写对他而言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他渴望着自我救赎。就在当年，尼采尝试性地订购了一台丹麦制造的球型打字机，它包括大小写形式的五十二个字母、十个数字，还有标点符号，围绕着同一个中心在其球面上凸起，按键的排列经过科学设计，以实现打字效率最大化。这个新奇玩意儿挽救了尼采，中断的写作计划恢复了，尼采甚至为这台球型打字机赋诗相赠。
然而，微妙的改变正在发生，挚友科泽利茨敏锐地察觉到尼采写作风格的变化：滔滔不绝的雄辩变成了简短的格言，字斟句酌的推敲变成了朴实的“电报风格”。在得知友人的反馈后，尼采在回信中一针见血的道出了缘由：“我在音乐和语言方面的‘思考’经常会取决于纸和笔的品质……我们所用的写作工具参与了我们思想的形成过程。”
就在普鲁士狂人学习使用球型打字机之时，一个名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医学院学生正在维也纳的实验室里从事神经生理学研究，并经由实验提出了一个天才般的猜想——人的大脑也像人体其他器官一样，是由许许多多彼此分离的细胞组成。为此，他还发明术语“接触屏障”来对应细胞间的缝隙，年轻的弗洛伊德认为此一缝隙在控制大脑、形成记忆和思想方面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正如狂人尼采的诸多思想被当时学界视为异端，弗洛伊德的大胆结论也被当时的主流科学观点所排斥。不过，历史的长河终究会披沙拣金、去伪存真，凭借放大效果更好的显微镜，科学家证实了离散神经细胞即神经元的存在，其上附有轴突和树突，负责发送和接受电脉冲，并由之触发神经递质的释放，这种物质来回流动的媒介正是当年弗洛伊德所谓的“接触屏障”，即如今大名鼎鼎的突触。由此，神经元之间发生的电化学性质的交互作用就形成了通常所谓的思想、情感与记忆，居中调节的正是突触。
就在弗氏天才猜想提出的十年后，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其里程碑式的巨著《心理学原理》提出了更为天才的猜想——神经组织看起来被赋予了极强的可塑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是外力还是内力，都能让那种结构变得跟以前有所不同。与弗洛伊德一样，绝大多数脑科学家和内科医生对这一猜想嗤之以鼻。历史的经验表明，天才的思想似乎总是难容于当世，因为他们都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只能领受天才那份独有的寂寞。
直到1968年，一个名叫迈克尔·梅尔泽尼奇的年轻博士在针对猴子大脑的神经实验中，发现其神经系统在受损几个月后竟然自动完成了神经排列重组，这一结果令梅氏本人都难以接受，因为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神经学家都默认大脑结构固定不变的理论，没有人会相信神经可塑性如此之强。在此后的三十年间，他在另外很多猴子身上进行了大量实验，所有实验都表明成年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具有广泛的可塑性。梅氏这一爆炸性的结论终于引发了人们对于流行理论大规模的重新评估，后来神经科学家们的一系列实验证实：大脑可塑性不仅限于大脑皮层中掌管触觉的躯体感觉区域，我们所有的神经回路，包括触觉、视觉、听觉、移动、思考、学习、理解、记忆等等都具有高度的可塑性，以往的“铁律”终于被抛弃了。
工具塑造思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两种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750年，古希腊人首先发明了完整的拼音字母——囊括了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的文字系统，聪明的希腊人仅用二十四个字母就代表了口语中的所有音素，字符的经济性大大减少了读写所需的感知和记忆资源，使得希腊字母成为后来大多数西方字母的模板。更为重要的是，一场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的革命正在悄然发生，那便是从主要依靠口头交流知识的口语文化转变为书写成为表达思想的主要媒介的书面文化，这场革命无疑改变了西方世界每一个人的大脑和生活。
公元前四世纪初，柏拉图写下了关于爱情、美景与雄辩的对话体著作《斐德罗篇》，记载了雅典市民斐德罗与伟大的雄辩大师苏格拉底散步时迂回曲折的对话，最后他们谈及书面文字，苏格拉底讲述了埃及神明特泰与国王赛穆斯之间的故事，赛穆斯反对特泰极力歌颂的书写艺术，认为写作会把健忘注入人的灵魂，带给人的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智慧的伪装。苏格拉底对赛穆斯的观点表示认同，坚信通过口头演说铭刻在学习者灵魂中的智慧词句远胜于用墨水写下的字词，并认为对字母这一技术的依赖会改变人的头脑，让人们面临变成浅薄的思想者的危险。
与雄辩的苏格拉底不同，他的学生柏拉图是一位写作者。虽然柏拉图也明白写作以外部符号替代内部记忆的潜在危险，但他更看到了书写能够在人类智能方面为文明带来的巨大益处，而这样的裨益已然体现在他本人的写作中。二十世纪伟大的数学家、哲学家阿弗烈·诺夫·怀特海断言：“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只是柏拉图思想的一系列注脚。”而柏氏的思想正是以书面文字的形式而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二代传播学权威学者沃尔特·翁道出了背后真相：“柏拉图那种入木三分的哲学思维的养成，唯一原因便是书面写作对思维过程产生的影响。”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体会到，由字母引发的革命对我们的语言和思维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两千多年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这段公案似乎有了定论，苏氏对书写造成记忆丧失的担忧看来只是杞人忧天，书写文化为人类文明所带来的巨大进步象征着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全面胜利，正如沃尔特·翁在其巨著《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中所言：“书面文化不光对科学的发展是必要的，对历史、哲学、文学以及任何艺术都是绝对必要的，事实上，就连对语言本身(包括口头语言)的解释，也是必要的……书写能力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对人类更加完整的潜能的充分实现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所面临的境况显然与苏格拉底时代的人们不可同日而语，又一场关乎技术与文明的革命已然席卷全球，在柏拉图身后辉煌了两千多年的书面文化正在被一种称为“网络文化”的东西所取代，人脑中的神经回路又一次面临着重新排布的命运。
人已不是深渊：注意力悖论与深度阅读的终结
公元四世纪末，伟大的神学思想家奥古斯丁在其代表作《忏悔录》中写道：“人真是一个深渊啊。”用以感叹人的精神世界的无限深邃与丰富。然而，随着如今互联网技术的遍地生根，以及技术狂热对人的灵魂深处的进驻，此种感叹或许只能在历史的幽谷中空余回声了。
二十世纪中叶起，廉价的第一波电子传媒产品——广播、电影、唱片、电视等——开始占据人们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但这些技术仍有局限，因为它们无法传输书面文字，换言之，它们可以把书挤走，但不能取代它们，文化的主流依然在印刷出版领域。而今，这一主流正在毅然决然地转变航道，从而注入新的水道。手提电脑、iPhone、iPad等日渐成为我们形影不离的伙伴，互联网已然是我们存储、处理、分享包括文本在内的各种信息的首选媒介，但屏幕的世界与书面的世界迥然相异，一种新的智能伦理正在悄然形成。
惊人的变化总是微妙的，通过电脑屏幕阅读一页页的网络文章，看似与阅读一页页的印刷文章差不多，但事实并非如此。有研究表明，所有的阅读都是涉及多种感觉的活动，书面作品的物质性感觉——运动经验和文本内容的认知处理过程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联系。从纸面转到屏幕，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阅读方式，它还影响了我们投入阅读的专注程度和沉浸在阅读之中的深入程度。更令人不安的是，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教育专家以及网站设计员进行了大量研究，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结论：当我们上网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鼓励粗略阅读、三心二意、肤浅学习的环境。
2008年，以色列一家名为“点击报告”的公司收集汇总了全球一百万名网站访问者的行为数据，分析发现在大部分国家，人们阅读当前网页的平均时间在十九至二十七秒，其中包括网页内容载入的时间。具体而言，德国、加拿大网民约为二十秒，美国、英国网民约为二十一秒，印度、澳大利亚网民约为二十四秒，法国网民约为二十五秒。在网上，不存在气定神闲地从容浏览这回事，我们只是想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搜集信息。同年，一项针对二万七千五百名年龄介于十八至四十五岁的成年人的国际性上网时间调查显示，人们把大约百分之三十的闲暇时间用于上网，其中，中国人上网时间占业余闲暇时间的百分之四十四，居世界第一。一方面是长时间的上网，另一方面是每张网页的短暂停留，这恰恰说明了人们在网上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一张网页跳转到另一张。网站上的内容犹如碎布拼成的床单，我们的大脑在神经通路重新排布后，已经完全适应此种安排，而传媒企业针对这一特点所设计的网页更是将之不断地“正强化”，即越简短、越细碎越受欢迎，一种恶性循环产生了。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一针见血的评论：“在能够轻易获得信息的情况下，我们通常喜欢简短、支离破碎而又令人愉快的内容。”
互联网空前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却又空前地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力，这或许是互联网对我们思维产生长远影响的最大悖论了。当你在浏览一张网页时，一会儿弹出一个视频广告，一会儿传来邮件到达的声音，一会儿屏幕下方的QQ不停闪烁，一会儿软件更新的提示突然冒出，还有当前页面上的海量其他信息以不同的颜色、形状和动态感骚扰着你，这大概已经成为所有人上网的共同经验了。大部分时候，人们就是在一次接一次的走神造成的分神状态中匆匆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浅浏览，既没有深度阅读的可能，也没有深度思考的空间，创造性思考更是无从谈起。可以说，互联网的兴盛宣告了浅浏览时代的全面到来。
科学研究表明，智力深度养成的关键在于形成长期记忆，而长期记忆得以巩固和内化的关键在于专注(精力集中)。以往扮演这一角色的是基于书本媒介的深度阅读，书的读者和作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作者的文字充当着读者头脑中的催化剂，激发读者产生新的洞见、新的联想与新的领悟，长期的深度阅读甚至可以使人与书本、纸张间产生情感升华。很不幸的是，如今的互联网所鼓励的却是持续不断的精力分散，它以远超电视、广播和报纸的强迫性，让我们在精力投注与精力转移之间疲于奔命，在“忙者生存”的脑细胞大战中，支持深度思考、批判性思考的大脑功能彻底失败了。
人脑不是电脑：记忆外包，文明消亡
与苏格拉底的忧虑相反，历史的发展表明，书籍挑战并改进了记忆，而没有弱化记忆。不过，苏格拉底的坚守正凸显了古希腊对于记忆女神摩涅莫辛涅(缪斯之母)的膜拜传统。此后，无论是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还是荷兰人文主义教育家伊拉斯谟，都极力强调记忆与阅读、思考之间的联系。由此，摘抄书中精彩内容的习惯得以形成，这样的笔记本后来被称作“备忘录”。英国哲学家培根称“一本精彩而内容广泛的备忘录摘要”可以为“大脑记忆提供非常有效的帮助，几乎没有任何东西会比它更有用”。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中叶以后，长期以来被视为个人洞察力和创造力催化剂的备忘录，逐渐被看作是想像力的障碍，后来甚至被视为对智力的浪费，这一观点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几乎已被默认。
与书本不同，互联网已被普遍视为个人记忆的替代物，而远非补充品。这种情况源自一个隐喻：人脑和电脑的本质相同。这大概是所有关于人脑的错误论断中涉及最广、危害最大的一个了，如果此言成立的话，记忆不仅丧失了神性，也丧失了人性，记忆女神变成了一台机器。大量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那些极力鼓吹把记忆外包给互联网的人被一个比喻误导了，他们忽视了生物记忆的有机性质——对记忆内容的每次回忆都会重新启动巩固记忆的完整过程。换言之，生物记忆是处于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而存储于计算机中的记忆内容则是静态的比特形式，两者简直是天壤之别。
无论何时，只要一上网，铺天盖地的信息就会奔涌而来，这不仅会给我们的工作记忆带来过重的负荷，也会导致大脑颞叶难以专注于任何一件事，巩固记忆的过程因而难以启动。我们的大脑在越来越依赖网络的过程中变得善于遗忘，因为大脑控制注意力的能力已经变得空前薄弱了，我们逐渐丧失了对思考内容和思考方式加以控制的能力，关注对象的选择往往是被动的，更可怕的是对于这一事实许多人竟然浑然不知，因为关于以上种种的自我意识在上网时已灰飞烟灭，没有专注，便没有记忆，神经学家对于人脑细胞级和分子级工作机理的所有研究发现无不着重指出了这一点。
个人记忆形成并支持着作为文化支撑的集体记忆。鉴于此，我们每个人都在表现和设计未来的历史，文化在我们的神经突触中得以支持和延续。美国戏剧家理查德·福尔曼警醒地道出了记忆外包的危险：“把记忆任务推卸给外部数据库，并不仅仅危及个体的深度和独特个性，还会危及我们共享的社会文化的深度和独特个性……随着我们深厚文化遗产的内部库存日益枯竭，我们面临着成为扁平人的危险，我们访问那个规模庞大的信息网络时，仅需点击鼠标即可，可谓宽广延伸但极其稀薄。”
无论如何，人类文明不只是互联网所承载的全世界信息的总和，也不只是可以简化为二进制代码并上传至互联网的所有内容。人类文明要保持勃勃生机，就必须在每一代人的所有成员的头脑中重建。记忆外包，文明消亡。
历史自有公道：远见卓识，抑或庸人自扰
事实上，将关乎人的思维与心智的全部问题一概推给互联网，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在这场必将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革命背后，始终隐藏着一对更加深刻、更加尖锐的矛盾，它在美国学者利奥·马克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经典著作《花园中的机器》里得到了清晰的阐述：追求效率至上的工业理想(机器)和崇尚沉思冥想的田园理想(花园)在徜徉于沉睡谷的青年作家霍桑的心灵中投射与冲撞，他清楚地意识到，沉思冥想的头脑完全被喧嚣世界机械式的忙碌所淹没。
毋庸置疑，在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工业理想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对工业文明乃至信息社会的质疑并不意味着注重效率是文明的倒退，也不表明信息的快速获取和检索是反智的象征。大脑的全面发展要求我们既能准确找到并迅速解析各种信息，又能无拘无束地沉思冥想。既有高效搜集信息的能力，也有专注深入思考的能力，我们既能在谷歌的数字世界中积极工作，也能退隐到沉睡谷中静思遐想。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正在丧失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状态间保持平衡的能力，而互联网正是将这两种理想的冲突极致地放大，以至于构成了对人类注意力、记忆力和认知力的损害，或者更彻底地说，是对人性的缓慢侵蚀。我们成了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人”，浮躁与浅薄已经慢慢向着人的灵魂深处渗透。
一度因成功研发出聊天机器人程序ELIZA而风靡全美的人工智能前驱约瑟夫·魏泽鲍姆，在晚年对智力技术的得失作出了极为深刻的反思：“人之所以是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人不可能计算机化的部分——我们思想和身体之间的联系，塑造我们记忆和思维的经验，我们具有丰富情感的能力……在我们跟计算机越来越密不可分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生体验通过电脑屏幕上闪烁摇曳、虚无缥缈的符号完成，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即将开始丧失我们的人性，丧失人之所以区别于机器的本质属性。”这番内心自白与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上世纪五十时代对技术革命浪潮的忧思可谓如出一辙，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直言：“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沉思冥想’能力将会变成鲁莽进步的牺牲品。”
古诗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两千多年前，先哲苏格拉底面对书写文化的来临，对记忆弱化的潜在后果满怀忧忡，却被历史证明是可笑的杞人忧天。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浅浏览时代所引发的种种关乎人类思维与记忆乃至文明发展的忧思，到底是智者的远见卓识，还是愚者的庸人自扰?或许只能留给历史和时间来回答了。
（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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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8-27 18:35 编辑
30、《一个旁听生的名校求学记》 唐轶
与一般学生4年读完一所大学不同，张文用4年时间“读”了4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2007年6月，张文高考发挥失常，只能上一所省内的普通本科高校，怀着进京求学梦想的他来到北京的一所民办高校。进校不久，张文感到失落：身边的同学整天在混日子，抽烟、喝酒、打牌、翘课、通宵上网，“我不想被平庸，我要走一条自己想走的路。”
张文作出一个决定：退学。“荀子五十游学终成硕儒，孔子周游列国弟子三千。我要走访国内各顶尖大学，遍访名师。”从2008年起，他在京沪的4所名校各旁听一年。4年下来，张文听了200多门课、100多场讲座，积累了50万字2000多页的课堂笔记，还加入100多个社团。
一年用了6支录音笔，用坏了3支
积极、刻苦，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写照。在复旦的课堂上，张文总是“肆无忌惮”地提问，“大学里就是要主动，就应该积极参与课堂，主动与老师交流。”中文系骆玉明教授的《古典诗词导读》是复旦的精品课程，骆教授主张“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常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朗诵，但响应者寥寥。在一次课上，骆教授再次邀请学生朗诵诗经中的《蒹葭》，周围同学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按捺不住的张文举起手，登台朗诵起来。之后的课堂，张文一发不可收拾。
在北京大学时，因为觉得“好课实在是太多了”，他在上午同时选3门课，所以准备了3支录音笔。课前，张文在3栋教学楼间一路小跑送录音笔，自己听一门，下课再跑到另外两个教室取录音笔。晚上9点下课后，他来到未名湖畔，一边散步、一边听白天的录音。12点回到燕南园继续听，有时夜深了他听着听着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又倒回来继续听。北大一年，张文先后用了6支录音笔，坏了3支。
清华大学让张文感受到另外一种不同的氛围：“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老师在前面讲得激情满怀，下面鸦雀无声，同学们奋笔疾书记笔记。”
“人大浑身散发着浓厚的人文气息。在人大的课堂上，同学与老师之间总是有着热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从课堂延续到老师的办公室。”而人大密集的讲座也让张文大开眼界，“好多外国总统、中国的部长、经济学家、商界名流登上人大讲坛，真是应接不暇。”
全方位“参与”大学生活
上课、记笔记、听录音，并不是张文“大学生活”的全部。在北大，张文报名参加了100多个社团，足迹遍布各种学科兴趣小组、文艺演出、讲座论坛、体育运动、志愿服务等。用张文的话说，加入这些社团是为了“完善人格、砥砺品德”。
张文做事积极主动、随叫随到，在操场上跑前跑后，拉桌子，摆板凳，爬树扯横幅。在社团负责人看来，张文不知疲倦、任劳任怨，于是给他一定的职位，为社团做事。
张文认为自己做得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是去内蒙古一所高中捐赠图书。他从一位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根河市的学生处得知，根河市有半年时间是冰雪覆盖，教育条件极差。
于是，张文找到办活动时认识的两位公司老总，希望他们能出资给根河二中图书馆添置图书。他又辗转联系上文化部原副部长丁一先生题写馆名，并邀请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院士题词。最终，3500册图书送到了根河二中。
张文的激情“参与”，也遭遇过其他学生的质疑，甚至引起相关学生组织的不满。在复旦，“复旦朗诵男”的绰号在校园里流传。2009年4月中旬，张文在一堂课上的演讲引来哄堂大笑和冷嘲热讽。这场“失败的”演讲如今仍让他心有余悸。从此，张文不再朗诵。
去年12月，有人在北大BBS上发帖说张文不是北大的学生，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很多社团担任职务，发帖人声称要把他赶出北大。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旁听生张文的自尊，“旁听生怎么了？当年毛泽东在北大也是旁听啊，还加入新闻学研究会，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罗家伦、顾颉刚等‘牛人’。”
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
在校园里，张文热衷于和学校里各种各样的“牛人”打交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在张文看来，到一个学校首先要认识校长。
他在复旦大学时，就大胆地跑到杨玉良校长办公室请教问题。他在北大的论坛上堵到周其凤校长，就让校长给他推荐精品课，周校长还勉励他要好好利用北大的资源，广泛接触名师：“你这样的学习方式比那些只拿文凭，整天混日子的同学更能学到真东西，北大学生应该向你学习。”张文也曾给清华顾秉林校长写信，顾校长回信鼓励他：不管你能不能拿到文凭，都要练就一身真本领。
对张文影响最深的是北大教授钱理群。张文听了钱理群在北大的一场演讲后，就慕名前去登门拜访。钱理群对张文的游学方式不无担心：“你游学，到各地听课，这很好，但是没有正规的学历，就业会出现问题。你可以不在乎文凭，但你一定要在这几年之内增长学识和能力。”他还建议张文参加一些志愿活动，“这样可以了解社会，立志做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有益国家的人。”
当张文彷徨时，钱理群把自己的书——《我的精神自传》送给他并鼓励他：游学贵在坚持，不可半途而废；而当张文亦步亦趋遵从钱理群的每一个教导去读书时，钱理群又提醒他：“张文，我觉得你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你总希望别人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你，然后照章办，你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学术上可以找人指导，但人生道路要自己探索。”
“我还要去港大去哈佛去耶鲁！”
总结4年的收获，张文说：“复旦让我认识了自己，自我觉醒；北大拓宽了我的视野；清华使我懂得要脚踏实地，知行合一；而人大，则让我从个人奋斗转变为对国家社会的关怀，要立学为民，治学报国。”4年下来，尽管张文花了十几万元，可父亲还是毫无保留地支持他的游学。
现在张文已经自给自足——在某大型地产集团兼职做董事长助理，每个月有四五千元的收入。他找工作的经历也很传奇：张文在人大听该董事长的讲座，并与其建立了联系。慢慢地，董事长了解了他的游学故事，被他的毅力所打动。
如今，下班后的张文还是会去学校听课、读书。但这不是张文的终点。
刚刚参加了托福考试的张文准备明年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做义工，之后还要去美国。这个机会源于他的毛遂自荐：“听说基金会招募义工，我就给在美国的执行主席雷克先生写信表达我的意愿，并介绍我的游学和做公益的经历，不久，雷克先生就回信了。”
作为过渡，张文会先在香港做一年。张文的梦想是在香港做义工之余，去香港大学听课；等到了美国，他还想去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见识一下纯正的美国精英教育。
（摘自《青年文摘》2012 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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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9-14 09:04 编辑
31、《和你在一起 》 素猫
一
感谢今年夏天的那场暴雨，还原了真相。
7月26日，我出差从北京回广州。因为没买到直航的机票，又要赶着回去上班，我选择了在长沙中转。
傍晚时分，飞机迫降在长沙。长沙飞广州的飞机，等了足足三个小时，依然没有起飞。闪电劈开天空，外面暴雨如注，鬼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起飞，我决定干脆先不走了，回家看看老妈去。坐了从机场开往株洲的最后一班大巴车，到达株洲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了，我打个车直奔家里。
到家时，疑心老妈睡了，我直接掏了我的钥匙开门——2005年，去广州工作之前，老妈特地嘱咐我要带上家里的钥匙，她说，人在外面漂着，有把家里的钥匙，心里就踏实。
一个人在外面又苦又难觉得再也混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想老妈的这句话，像她说的，怕什么，大不了就回家。她的这些话一直都是我最安全的底线，直到2008年我有了男朋友之后，以前被叫做“家”的那个地方变成了“老家”，我知道，我可能再也不会长久地住到那里了。不过，钥匙却被我一直留在了手上。
钥匙塞进锁孔，轻轻旋转，我推开了门。可是，我的一只手却停滞在了脱鞋的动作上。
房间里没开灯，电视早已没了节目，只余下没有声息的雪花点在屏幕上闪动，灰白夹杂，正映着对面沙发中沉沉睡去的老妈——她蜷缩在沙发上，脚上的拖鞋掉落了一只，还有一只半挂在脚上。曾经年轻的她，总是要揽着我的肩膀，带点嘲笑地指指我的头顶，还不够她下巴的位置呢。她怎么就一下子变得这么瘦小单薄了呢？
屋里潮湿又黏腻，大概是出了汗，她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一切都静悄悄的，只有墙壁上那只模样老旧的石英钟在走。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
我重重地吸了一下发酸的鼻子，她惊了一下，醒转过来。看到我意外出现，她半错愕半高兴地对我说，怎么招呼都不打就回来了，接着慌里慌张地趿拉上拖鞋，一边走过来接我手里的东西，一边擦嘴角的口水痕迹：“人老了，糊涂了，看个电视都能睡得流口水。”
有些疑问溜到了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就在我上飞机之前给她打电话时，她还在电话那头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她今天刚去泡过温泉，晚上准备舒舒服服睡一觉。很明显她没去泡温泉，是没成行，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计划？
我心里的疑问还有很多。
二
给爸爸料理完丧事，我不顾妈妈的劝阻，把她接到广州住过一阵子。那时候，我跟肖勇恋爱一年多，我们租住在天河区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里。临走前，我要把爸爸的遗像带着，老妈不同意，她说看不到爸爸的照片更好，省得惦念他。我没答应。我知道他们俩过了一辈子，爸爸突然走了，她肯定不习惯，带着爸爸的遗像，至少可以让她在想他的时候还能看一下。
我和肖勇工作都很忙，我做媒体，经常要跑到很晚才回家；肖勇做IT，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我怕老妈担心，特地去装了有线电视，还硬塞给她五百块钱，让她去跟小区里那些老太太们一起搓搓麻将。
有天下午，我采访时崴了脚，跟主任告了假回家。还没走到小区的小花园，就听到一帮老太太们把麻将搓得哗啦响，间杂着笑语欢声，我想，老妈这下找到组织了！可是当我走近，转头望向那个小花园时，老妈正一个人坐在角落的排椅上，望着几株扶桑花发呆，离她三四十米处，那帮打麻将的老头老太太们正在用粤语叽里呱啦地说说笑笑。
我走上前，拍拍妈妈的肩，这时我才发现，她怀里正抱着爸爸的遗像。我想说点什么缓和一下气氛，但是，话却卡在了喉咙里。从那之后，再有需要加班的采访，我尽量跟主任告假。这样的情况多了，我开始明显感觉到主任的意见。而工作量的减少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我那个月的收入从七八千元一下子减到了两千多。发工资的那几天，肖勇明显有些不开心，因为他想两个人赶紧攒钱，好把房子给买了，然后准备结婚。
起初，肖勇对放在客厅里的遗像没有什么表示，但是一个半月后的一天，他似乎是鼓足了勇气，又欲盖弥彰地指着放爸爸遗像的博古架位置说：“小娟，你说要不要在这里放一盆绿萝啊？”我狠狠地剜了他一眼，同样欲盖弥彰地放大了声音说：“不行！”声音放大是为了让妈妈听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最终促使老妈离开了广州。总之，一周之后，老妈回了株洲，临走前，她还给了我两千块钱，我给她的那五百块钱就在里面，原封未动。
老妈再也没有跟我们住到过一起。不过，自从从广州回去，她倒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电话打过去，不是和朋友在附近爬山，就是正在朋友家聚餐，又说要跟随区里的老年模特队去大连表演，她说她这才叫一个如鱼得水，在广州跟着我人生地不熟，但是在老家不同，这里有她交往了大半辈子的亲友。每次听到她在电话那端快活的样子，我的心一下子就晴空万里。她说，她现在想开了，该吃吃，该喝喝，把以前亏欠的日子给补上，我举双手表示赞同。我只怕她孤单，只怕她觉得此生有憾，生活挤得满满当当的才好。
别人都担心老人家空巢在家无所事事，闲出一身病来，只有我，总得打电话回去约束她：“玩归玩，身体最要紧啊！”
可是，在这个大雨滞留的夜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老妈的生活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吗？
三
第二天一早睁开眼，我最爱的牛肉粉已经买回来放在桌上。
“吃吧！”她给我打包，“时间太紧，没什么可给你带的。”她装了一兜干汤粉、又装了一袋子豆丝，都是我爱吃的土特产，把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的。
出门的时候，她说：“不送你去车站了，今天我忙着呢，约了老朋友们去跳舞。”
给她打电话：“走了。”她嗯了一声：“走吧。”
九点多的时候，老妈从小区里走了出来。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和人群，我偷偷地跟在她的后面。是的，我没走，我改变了我的行程安排，我只想弄明白她的一天究竟是如何度过的。
十点，她去了菜场，花了大半个小时在菜场里转来转去，最后买了一小把青菜。出了菜场，她就径直去了江堤公园。早上的江边，风猎猎的，老妈就坐在江边的木头凳子上，看着老年舞蹈队的人跳舞，吃随身带着的苹果。偶尔逗逗路过的小狗小猫，或者和推着婴儿车的老大妈搭上三言两语。
两个多小时里，她一直这样打发着时间。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傻：家里的几门亲戚早举家随儿女迁去了临海和发达城市，她工作几十年的厂子倒闭后，几个要好的同事来往得越来越稀。我怎么就轻易相信她描述的那些满满当当的生活呢？
一点多，人渐渐多了起来。我看着母亲的背影，她到底老了，背有点微微驮起。风吹起来，她那单薄的灰白头发在风里像一把稻草。
这时老妈终于起身活动，她径直走到公园角落里的一个女人面前，看得出来，她们很熟络。老妈顺势坐在她面前的小板凳上，就絮絮叨叨地说开了。隔得远远的，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但是她想要说的话，显然汹涌成潮。她几乎没有停歇地说啊说啊说啊，我远远地看着她的嘴巴一动一动的。我从来没想到老妈的话竟然如此之多，她一贯对我言简意赅，主题明确，从不拖泥带水，她也一直都是这么教育我的。
我瞅了瞅周围，除了老妈，角落里还零星地坐着几个年龄不等、面相和善的女人。她们的面前，也坐着一些人，多半是些老人，他们坐在女人面前，焦急地诉说着。
而离我最近的一个女人，她的脚边，立着一个小瓦楞纸板，上面写着：陪聊天，一小时十五元。
我愣住了。
四
没有舞蹈队，没有模特队，没有充实得快飞起来的生活，甚至连个坐在对面说说话的人，都不多，原来什么都没有。原来每次讲着讲着电话，她急匆匆地挂断我电话，也从来不是因为要去玩，而只是不想让我挂心。
我疾步走到老妈面前，刚喊了一句“妈……”就泣不成声了。她有些手足无措，我拽住她的手就走。后面的那个女人说：“哎，还没给钱呐！”我塞给对方一张二十的票子，拽着老妈朝家里走。我一边走一边哭，她在找话题，一个劲儿地说：“你怎么没走呢？”“你看看你这孩子！”“你说你哭什么啊？”最后，她小心翼翼地说：“唉，也不是没朋友，以前也活动着的，就是觉得，干什么都提不起劲。”
我陪她去菜市场买了菜，挽起袖子下厨房，做了她最爱吃的梅干菜扣肉，又温了一壶老酒。我们面对面喝着。我看着墙上的钟，它还是滴答滴，滴答滴地走着。这一刻，我和她，就像是站在时间的两头。我正年轻，她却已经老去。一点点地，老得像一个懵懂的小孩。
那天晚上，我陪她坐在沙发上翻旧相册，一张又一张地，跟她回忆以前的事情。她睡后，我偷偷打电话订了机票。这一次，我没有征求她的意见，也没有跟肖勇说，但是我笃定了心思，我不能再让她一个人待着，因为来日并不方长，我不想失去她之后再去后悔我没有好好孝顺她。以后的日子里，也许会有困难，也许会有矛盾，但是一起经历和承担，总好过天各一方地隐瞒和思念。
当天晚上我就收拾东西打好了包。第二天，她一万个不愿意随我走，怕我忙，怕肖勇不高兴。我说：“如果我又忙不过来了，就给你报个老年大学，你去学个国画啊书法啊粤语啊，将来才有机会提高你外孙的素质！事情很多啊，你忙不完的。”她还想说，被我打断了，我指指地上的包：“快，提着，跟我走！”
长沙的雨停了。飞机舷窗外的天，蓝得很，老妈靠在椅背上，轻轻睡着了。
我期待着即将在广州开始的新日子，我要和她在一起，一起经历，一起生活，把那些流失的时间，一起，一点点地找回来。
（摘自《读者》2012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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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9-14 09:04 编辑
32、《我们都是病人》 杨庆两个急性心梗病人，都必须紧急介入手术，但手术台只有一个。先救谁？我把家属都找过来，坚决地说：“一个四十几，一个六十几，先救年轻的。”看到后者家属眼中的悲愤，没办法，我只能说：“如果你母亲没有了，你非要砍我，就砍吧！”所幸手术迅速而顺利，两个人都救活了，我也活到了现在。
一个小伙子，长得人高马大，入院手术。查房时，见他读军事书籍，即问他爱不爱国。他口若悬河，英勇无比，东打日本，西遏印度，爱国之情弥漫整个病房。第二天在手术台上，局麻针刚扎进，他就高声呼痛，进而抽泣着说：“叔叔，求求你，不做了好不好？”但因为他昨天的勇敢，我断然拒绝。
一位大爷，知识分子，极倔强，患严重冠心病，有突发危险，但拒绝治疗。护士搞不定，只好我出马。我第一句话：“大爷，我佩服您，您很优秀！”他问：“为什么？”答：“因为您倔强！我发现这社会，所有优秀的人都是倔强的。”大爷的对立情绪明显缓和，和我聊了十几分钟后同意治疗。最后警报解除，顺利出院。
一个小我1岁的病人1小时前走了，因为大面积心梗和休克。我中午看过他，已知道他注定的结局。让我悲叹的不是他的离去，这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而是他的母亲。在短暂号啕痛哭后，这位母亲即坚定地停止哭泣，在他身旁高声诵念“阿弥陀佛”。那一瞬间，我的心如锤撞击，眼前一片模糊。这是伟大的爱啊！谁人能懂？
我的一位手术病人是个10岁的男孩，在手术台上哭得厉害，继续手术会有生命危险。护士阿姨们的“乖啊，要坚强啊，术后给你糖啊”全无用处。我走上前去，先给他大腿一巴掌，大骂：“再哭，再哭老子给你一耳光！”孩子马上止住哭泣。手术顺利完成。在我眼里，我的学者风度和涵养全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生命。
一位老者，曾为知名企业老板，心衰严重，住院数日方好转。一直未见子女探视、照看。问其子女是否侨居国外，老者苦笑：“什么国外啊！我把钱都捐了，他们就不理我了。”不几日，大爷的账上欠费。我心生害怕，委婉提醒。老者慈祥一笑：“不要怕，我还留了点。你放我回去，我马上拿来交上。”我只好让他回去，老者把钱拿来补上了。我敬佩这位老者，那么好，资助了很多大学生，最后还将钱捐给社会。写这条微博，是要问：这种好人，如果真的分文已无，国家该不该负责？在中国，做好事是要留后手的！
有一天，一台手术极难，便停了当天的最后一台手术。查房时，患者向我发飙：“为什么让我从下午饿到晚上？”我对他说：“我常从上午做手术到晚上，不仅饿肚子，还要做手术，是你苦还是我苦？你饿一顿都受不了，作为男人，你到底能承受什么，你能扛起你肩上男人的责任吗？”他节节败退，最后向我道了歉。他老婆很感激我帮她教育了老公。
因为出生于农村，刚当医生那会儿，我对生活贫苦和农村来的患者特别好，心中自以为是地认为这是真善良。后来，经历岁月的洗练，看过红尘的悲哀，才知道，这也是一种恶。真正的善良，是内心不起分别，众生平等。
医生的善良分为两种，一种是看得见的善良，一种是看不见的善良。譬如看到门诊上病人的艰难，便给他们加了号，这是看得见的善良；想到病房里还有很多病人等着查房，他们他们的生命可能会因为你在门诊的耽搁而出现危险，你拒绝了加号，回到病房，这是看不见的善良。不具有看不见的善良的医生不可能是好医生。（摘自《意林》2013 第2期） -
本帖最后由 于 2013-8-30 12:56 编辑
33、《母爱的自省》赵翼如
英国某家报纸曾给读者出了个讨论题：这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
结果最简短的，是作家切斯特顿平静的回答——“亲爱的先生们：在我。”
就这几个字。一针扎准了痛穴。
有一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个小学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我没有童年》。
在一片对“外因”的讨伐声中，我周围却有一拨妈妈，以敢让自己触礁的勇气，站出来说——“对不起孩子们：在我。”
中国的文化里，缺乏足够的自省力。如果一切都是体制之过，那么，构建这体制的人到哪里去了？
对童年的亏欠，谁来说一声“对不起”？
临近母亲节，有妈妈在写“病了的母爱”。
不用说，天底下最疼孩子的是妈妈。可今天的妈妈，知道孩子哪儿疼吗？
忽然听见孩子们背地里扎堆喊“疼”——
“父母皆祸害”——是某个网络论坛发出的痛陈之声。参与这个论坛的孩子，一下子冒出来好几万！一幅题为《母爱》的漫画：妈妈伸出手臂抱住孩子，怎么爱他都不够，干脆化身千手观音——无数臂膀环绕起爱的暖兜。孩子如同掉进蛛网，挣扎不得。
病了吗，母爱？
母爱，本应是温暖传递的一环。从前说起母爱，人们容易想到棉花。领受布衣的柔软，感觉棉被的慈祥。你会看见门口遮阴的老树，灶里烧煮的南瓜。母爱，把人安顿得很平和。
从前的妈妈，像一个自然形成的村落，有植物的滋润气息，鲜亮、清香。檐下一兜兰草、木盆、农具……萝卜青菜也好，歪瓜裂枣也罢，都是大地的孩子，一个也不会被忽略。可城市化的进程，把村落变成了大厦。妈妈住到楼里，空旷的客厅，水晶吊灯缺少温度。院子的栅栏，围着些奇花异树。无名草木似乎消失了一般。
如今母爱的流行模式之一，是横刀立马的“中国虎妈”，举着儿女第一的记分牌。
爱默生说过，成功，如流感一样，是一种侵袭所有体质的疾病。
病了的母爱，感染了一种“病毒”——迷失于数字化的伪成功。忘记了数字背后的孩子，忘记了——你的孩子只有一个童年。
病了的母爱，有火烧火燎的倾向，对孩子过度介入的趋势。妈妈在分数竞争中奋力参与，脚步是匆忙的，目光是焦虑的，身影是慌张的。很有点刹不住车似的失控感，好像一松手就出局了……
据一项调查显示，现在百分之三十的妈妈，将自我价值建立在孩子的成败上。比如“直升机”妈妈——一种新类型的母爱：妈妈像直升机一样，时刻在孩子周围盘旋。通常“头上顶雷脚下带火，功架到位身手利索”，会突然从空中俯冲而下，解决孩子的问题。还有所谓“护墙型”妈妈，“套娃式”妈妈……
“祸害”一词，同样触疼了许多妈妈。孩子感觉到疼，妈妈却弄不清疼的来处。
这是一个疼痛的“链接”——妈妈也感觉到不间断的疼，真说不清，有多少伤疤纵横在心。孩子或许是你最大的快乐之源，也可能成为你最大的疼痛之根。
对妈妈来说，孩子的生存前景和生命需要之间太难平衡。
中国很少有人知道，美国现在最具特色的高等学府，有着世界上最破旧的学校大门。门槛却比哈佛、耶鲁大学还高——这就是“深泉学院”。
我儿子学校有个同学，打算放弃哈佛、耶鲁大学，去这个优秀学生的乌托邦。
瓦尔登湖边，似乎出现了新一代的梭罗。
“深泉学院”的创办人卢西恩认为：物质世界充满罪恶，真正的人要倾听荒漠。沙漠有一种深沉的人格，如果你专注地侧耳倾听，就能捕捉到它的声音；如果你正为物质奔忙争斗，那么就听不到。
以分数来衡量成功的单一标准，很容易忽略孩子的心灵成长——那种施予爱和同情他人的能力，对美和快乐传递的能力……而这一切才构筑了成功的精神维度！
那次和友人一夜长谈，问及她可打算要孩子，她竟然脱口道：这年头哪敢要孩子？不是说养不起，而是——你扛得起一个生命的成长之疼吗？世界从来没像今天这么多变，妈妈从来也没像今天这么难当！
被称为“世界第一女记者”的法拉奇，“穿梭于人类敌对行为的硝烟之间”，几乎成了勇敢与正义的象征，有一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顿时变得十分脆弱，“仿佛一颗子弹击中了我，我向自己提出了这样可怕的问题：你是否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一天你会带着责备冲我哭喊：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希拉里干脆引用一句非洲谚语：养育一个孩子，要举全村之力。她说如果你想在美国任何地方打开愧疚的闸门，那就谈孩子教育吧，这话题能把我们很多矛盾的感情引发出来。
我亲历过一个母亲的酸甜苦辣，在求助的漫长过程中，明白了得病的不只是孩子，更是妈妈自己——
每个人都有自身的黑夜。早就有人指出了“我们身上的鬼”，那就是“人在人上”。
细观妈妈们的内心，大都有“鬼”：太渴望孩子成功。这本来也正常，该质疑的是成功的定义，仅仅是高分、高薪、高人一头吗？
某些“祸害”，是不是这“鬼”闹的？成功学大行其道，病了的母爱，是不是隐形推手？
记得有一天，和我斗气的儿子扔过来一句话，硬邦邦地砸疼了我：听说过吗？有一种毒药叫成功！
毒药？
毒着呢，它逼你交出整个童年。
难道你不想成功？
假如我对自由的向往，超过对成功的渴望呢？假如我只是一辆自行车，你为什么指望我成为一列火车？与其变成气喘吁吁的火车，还不如做慢慢滑行的单车，至少我是快乐的。
如今一些女孩，不是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
嗨！成功是人一辈子的毒，戒也难的。我单车单骑可以吧，自己运送自己可以吧。都做人上人，谁做人中人？
我后脖一阵发凉。
惊讶于卡夫卡的洞见：以睿智的目光重新打量生活道路，可看到最坏的事情，并非识破显而易见的恶行，而是看穿那些曾经认为是善的行为。
眼前闪过市场热销的《成功学》、《名人堂》……哈佛大学一位财政专家算了另一笔账：如果要用市场营销的方式让孩子在小、中、大学等都取得名次，可太不简单。如此下来，就是经销他们的灵魂，这会摧毁他们整个人生的意义。
由此看到孩子内心的艰难处境。那疼，不是踢球受伤的疼，而是他们目光中的硬，身体上的紧，童年的缺失……
史铁生一再说到心魂的黑夜：写作……是探访心魂的黑夜。
真正的拷问，在于能否撕开自身黑夜，承认心里有“鬼”，并对孩子说出生命真相。
今天缺少的，不是虎妈，而是更多的正常母亲。
（摘自《读者》2013 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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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9-14 09:03 编辑
34、《德国孩子的生存“进度表”》青木
生存是成长中最重要的能力。为培养孩子的生存技能，严谨的德国人还制定了一张“进度表”。
在德国，孩子一般3岁就可以上幼儿园了，学制是3年。在此期间，孩子不需学算术，也不需要背课文，但必须学会基本生存技能。一些德国家长告诉记者，他们的孩子在幼儿园里，要参观警察局，学习如何报警；了解基本的社会秩序，比如如何看红绿灯过马路，懂得什么是违法的事情；参观消防局，向消防员学习灭火和如何躲避火灾；参观市政府，认识市长，看他如何为市民服务；跟着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和地铁，学会记住回家的路线以及爸妈和老师的电话号码；跟着老师去超市买东西，学习付钱和选价廉物美的商品……3年后，孩子们就具备了初步的生存能力。
进入小学后，学校培养孩子的生存能力也逐渐走向“课程化”。记者日前走访了多所小学，发现在各年级的课程表上，都安排了丰富的生活技能课。比如烹调、洗衣、收纳、缝纫、养花等课程，供学生自由选择。有意思的是，很多生活技能课还会邀请在某一方面擅长的家长来讲课。平时，老师还会布置“特殊家庭作业”，比如骑自行车，鼓励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学会这些基本能力。如果孩子通过了专业老师和交通警察的考核，就可获得“小海马”等技能证书。这也意味着学校更鼓励孩子自立生活，只要离家不是太远，就希望他们自己步行或骑车上下学。
小学生们每年暑假的“必修课”还有野营旅行，通常为期一周。野营的重点是感受自然。老师们会这样告诉家长：让孩子自己准备随身物品，指导他们备好常用药品，不带电子游戏机。学校会给所有孩子上保险，因此家长们不会很担心。
在中学阶段，学校开设的各种生活技能课范围更加广泛，也比小学的更加专业，比如增加了维修、电工、木工、种植等。记者发现，德国几乎每所中学都有生活技能培训区。比如柏林一所中学的维修室里，仅工具就有数百种，从传统工具到现代化工具，木工、瓦工、钳工、焊工应有尽有。维修室里还有几个区域，有多个模拟修理间，比如汽车维修、电器维修等。孩子们可按照自己的兴趣、学分要求来选择课程。
为了锻炼生存能力，学校还要求中学生平时必须兼职工作。德国中学生的口号是：“要花钱，自己挣！”孩子上初中后，就得给家里做家务，如剪草等，家长会相应付给孩子“报酬”。他们还得在社区或企业找些简单的工作，积累社会经验，修满学分。到了高中，学校则要求孩子必须有3个月左右的社会实习经历。一些德国中学还特别组织“生存能力考验”活动，让学生不带分文，独立谋生一周。循序渐进的生存能力锻炼，让德国孩子从中学毕业起，就能顺利适应大学生活，立足社会。
（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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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9-14 09:03 编辑
35、《农民父亲如何教育出哈佛儿子》 梦笔生辉
高中同学子俊从哈佛学成归来，我做东请客。闲聊中，我谈到自己的女儿：“小小年纪就爱穿衣打扮，对待学习却漫不经心，并且屡教不改，我为此伤透脑筋。”子俊听后只是笑笑，不出声。我好奇地问：“你父亲当年用了什么先进的教育方法，把你培养成哈佛博士的？”子俊说：“我父亲是地道的农民，哪懂得什么教育方法。”“那你就是天生爱学习喽！”子俊摇了摇头，说：“也不是。记得小时候有一年暑假，父亲到城里打工，把我带去玩了几天。白天父亲忙，我就一个人在外面闲逛。到了晚上，父亲就带我去城里最豪华的宾馆。”我大惑不解：“难道是带你去进行高档消费？”“当然不是。”子俊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父亲只是带我去逛逛，让我见识一下宾馆里彬彬有礼的绅士、高雅的钢琴弹奏、辉煌的吊灯、柔软舒适的真皮沙发。父亲说：‘世间除了我们山沟里的麦田和果树，还有许多富足和美好等待着你去追逐。’”见我若有所思，他继续说：“回乡的前一天，父亲专门带我去了趟机场。宽敞明亮的候机大厅内，我听到了一个个陌生的名字：纽约、东京、法兰克福……父亲说，这些地方有比我们这个城市更高的楼、更多的车、更好的大学。我问父亲这些地方在哪？父亲说，很远，要漂洋过海。我摇头叹息。父亲又说：‘其实也不远，只要你有了足够的知识，也许10年后，你就可以乘着知识的翅膀到达。’回去以后，我心里有了一个清晰的梦：10年后到大海的那边去看看。”我陷入沉思，说：“难怪高中时，你对待学习总是如饥似渴。”“其实，我也有学不进去和懈怠的时候。每天晚自习后，我总爱一个人跑到操场上，仰望天空飞过的客机，那里装载着我的梦想。我常想，它们飞向哪里，纽约还是东京？看着看着，我就有了一股飞翔的冲动，第二天，就像加了油的飞机，又动力十足地投入到学习中。”我恍然大悟，那个文化不高的父亲，用一种朴实的方法赋予了儿子飞翔的欲望。而我呢，殚精竭虑地给女儿讲道理、教方法，到头来却事倍功半。我终于明白，如果人生的前行好比飞机的起飞，那么实现梦想的欲望就如机油，没有油，再好的引擎，再先进的雷达，也显得苍白无力；加足了油，方法的问题，斗志的问题，动力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位知名的服装设计师正在演讲，她说：“小时候我喜欢漂亮的衣服，我的父亲告诉我，巴黎有很多好看的衣服，如果你想穿上世界上最美的衣服，长大后就该去巴黎，我的心中从此种上一颗小小的美丽梦想的种子……”梦里的设计师，就是20年后我的女儿。
（摘自《意林》2010 第11期） -
本帖最后由 于 2013-9-14 09:03 编辑
36、《网络森林的寄居者》刘琪鹏
毕业后只身来到北京，第一份工作就是做网络编辑。那时候我一直很难向父母和更年长的亲戚解释我的工作是什么。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一个只靠人际传播就能满足信息需求的城市，要了解城市以外的新闻则主要通过电视，当然收视率最高的无疑都是娱乐节目和肥皂剧。所以，第一次放假回家，在街道上碰到街坊邻居，他们总会关切地问我说：“你是在北京的网吧里工作啊？那边生意怎么样？”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解释，他们会大概明白网络公司和网吧是不同的概念，这时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新闻联播里都说网上很多黄色网站，你一个女孩子，一定要小心啊。”从此以后，回老家只要被问到工作，我都敷衍了事，生怕别人会觉得我在干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工作。
当然一年就回家一次，亲戚朋友的误解并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影响和负担，在大城市里，网络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不用再绞尽脑汁解释什么。我在大学里学的是新闻，刚进公司的时候，我问老编辑，网站的核心工作是什么呢？他们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是“VC”。我最初就是被这个豪情万丈的词给蛊惑了，后来进了公司才发现，网络编辑和风投八竿子也沾不到关系，它的正确含义是：Ctrl V + Ctrl C。于是，当我混成老编辑的时候，也如法炮制，骗了不少满怀新闻理想的大学毕业生进了公司。
每天，我都会把自己挂到网上，像倒吊在树上的蝙蝠，昼伏夜出。我一直很苦恼，作为非理科生，我对技术一窍不通，所以我无法为互联网的革命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而作为文科生，我的工作也不用进行任何文字创作，因为我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编辑。就像蝙蝠的尴尬一样，它们无法像哺乳动物一样在陆地上生活，而那双翅膀也没法让它们像飞鸟一样飞得足够高远。当它们栖息的时候，这个世界看起来永远是颠倒的，一如我们拥有着最多的信息量，也拥有着最少的自由。
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生活的速度是和他所依赖的媒介速度成正比的，像我的父辈们，生活在一个基本接触不到任何新兴媒介的地方，对于时间并没有太强的概念。他们依靠太阳的明暗来判断一天的时间，依靠皮肤的温度来判断季节的变化，他们总是觉得时间很慢很慢，如果不打点儿牌，不喝喝茶，要怎么才能打发那么漫长的时光呢。而我们，坐在永远恒温的房间里，体会不到四季的更替，唯一面对的，就是那些如潮水般泛滥的信息，那些和自己并没有任何关系的冷冰冰的新闻。
那是一栋很高很高的写字楼，每天要搭乘着能负载1300公斤重量的电梯，抵抗着地心引力升到半空中。窗外突兀得连飞鸟都不愿意栖息，更看不到树枝摇曳，抬起头，只有明晃晃的日光灯，刺得人睁不开眼。每个编辑都坐在像格子一样的空间里，日复一日地进行着页面的更新，像蚁巢里整齐的蚂蚁兵团，悄无声息却秩序井然。我们随时都可能被替代，却依然前赴后继，只是我们传递的不是食粮，而是信息。我们并不知道真相，我们也看不到第一现场，只是面无表情地面对着反光的屏幕，不停重复地按着键盘。
在地铁，在厕所，在喧嚣嘈杂的闹市，在任何可能忽略手机电话和信息的地方，我都常常不自觉地掏出手机来看看有没有未接来电或者短信，我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强迫症。如果你要识别一个人是不是做网络编辑的，可以发现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他的手机。我们需要第一时间发布信息，所以我们需要比正常的人更快地接收到信息。在任何时刻，漏掉重大新闻对于一个网编而言，都是毋庸置疑的过错，因此我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惶恐。新闻是从来不会等人的，他们可能发生在凌晨三点你酣然入睡的时候，也可能发生在你正享受度假的美好时刻。所以每次放假去外地旅游之前，我总会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但偏偏总能遇上那么几次因为某个大人物去世而被迫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被领导要求到处在街头找网吧的惊慌失措。
朋友眼里，我似乎天生就是应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人，仿佛古时候的传道者，做着某种隐秘的信息传播工作。如果有朋友聊天时问起，最近有什么大新闻，我回答不上来，大家都会用特别异样的眼神看着我，并理直气壮地对我做惊恐状：“你不是做网络的吗？”是的，这是我的职业，所以，很可悲，它已经成为我生活的烙印和必需品，我无法彻底地断绝和外界的联系，这个和生活空间平行的空间，看起来广阔，实际狭小得无处藏身。
只是，我常常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电脑的操纵者，而更像是电脑的附属品，帮它们完成着还没被实现的那部分智能功能。所以，我们越来越没有意识，越来越缺乏情感，我想象着自己只是一个机械的零件，在不停地运转，身体里流淌着的不是血液，而是电流，我的大脑被一遍遍地洗刷着，被那些势不可当的信息包围、吞噬，最终锈迹斑斑。可惜它们无法识别出网络上种种的隐喻，也永远跟不上网民的智慧，所以只有在某些关键的时刻，网络编辑的人工判断能力才能比电脑过滤关键词的功能凸显出某些优势。
我并不知道每天产生如此众多的信息，意义在哪里，也不知道在电脑终端的另一头，有多少人会真正觉得需要。思考本身已经变成一种负担，一天工作后精疲力尽，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去追问工作的价值。最后，我也分不清楚这种焦虑究竟是机械带给我们的，还是我们深陷在信息的洪流里无法自拔。我们曾经追赶的是平面媒体的速度，后来我们开始追赶自己的速度，就仿佛夸父追日，因为一个遥远得不可及的目标，在绝望中孤独地奔跑。
然而，网络发展的迅猛远远超过了我们可以想象的速度。如果城市是一座森林的话，那么网络工作者大概就是其中一种转瞬即逝的生物，在信息爆炸过后的荒原上，连一具标本都不曾留下。他们只是一个寄居者，就像依附在某种植物上的昆虫，随着植物的生长而生长。而当这株植物强大到可以吞噬其他动物时，那么寄居者也就随之马上消失。当网络的触角无边无际地蔓延到整个森林甚至整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无法想象。
（摘自《青年文摘》2011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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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9-14 09:02 编辑
37、《“坏”学生 “好”孩子 》 忻之湄
夏天的菜市场又热又闷，买的人卖的人都挥汗如雨。卖梭子蟹的摊主在不断地往蟹上加冰块，看起来不过十来岁的清俊小男生在费力地给父母搬冰块。买菜的纷纷称赞该小朋友懂事，这么小就帮助父母做事情，是个好孩子。这样的好孩子在清晨周末的菜市场还真不少。充满血腥气息的鱼生摊档，青春扑面的女孩子在帮妈妈收钱，腾出手来咬苹果，还没忘让忙碌的妈妈咬上一口。卖蔬菜的摊头，女儿在帮着拣芹菜。懂事的孩子绕在父母身边，在这个炎热的腥气的环境里神情泰然。
其实，这样的孩子我是不陌生的。多年前，曾在一所地处穷街的学校当过好几年老师。记得班级里有一个留级生Y，经常逃课，来学校上课也总是吊儿郎当的，脏兮兮的衣服，乱蓬蓬的头发，带着一脸无所谓的表情。上课捣乱，挨了批评，不是毫不畏惧地顶嘴就是沉默而仇恨地斜睨着你。才上初二,已经开始谈女朋友。曾经去Y家家访，他们家做水产生意。底楼的客堂间里放着一盆一盆的鱼。书包被随便扔在墙角，他正蹲在地上帮父亲收拾大脚盆里的鱼，神情专注而认真。他父亲当着我这老师的面，轻微地指责他两句，他也不回嘴，只羞涩而好脾气地笑笑，全然不是学校里桀骜不驯的模样……如今在菜场看到的那些一大早就出来帮父母干活，任劳任怨不嫌父母工作环境差的“好孩子”里一定也有几个是老师眼里的“坏学生”，如当年的Y吧？
想起一个公认的好学生，在大学录取率12：1的年代，她考上北大，成为一辈子干体力活的父母的骄傲。她的母亲视她如珠如宝，家里难得买一只鸡，只供她一个人享用，连小弟弟都没有分的。她母亲全年只有一件外套，冬天加上夹里，春夏秋做单衣。她却时髦得如同这个家里的陌生人。做母亲的以对自己的苛刻造就着她的美好，她也安然地享受着作为家庭荣誉产品的待遇。她在大学里交了同是名校生的男朋友。毕业后又双双去了美国。她的父母成为众父母羡慕的对象。虽然，他们的日子依旧清苦，穿着旧衣裳，住在老房子。
终于有一天，她发出让父母去美国带孩子的邀请。母亲特地去烫了头发，买了新衣，整个人焕然一新。十分荣耀地在众位邻居关注之下，奔赴彼邦了。半年后，母亲蓬头垢面地回来。烫过的头发半年不曾打理，看起来也就是一窝乱草了。原来，她只是请父母去带孩子。她不曾带他们看一看美国，也不曾为他们适应环境做过一点努力。母亲听不懂英文，看不懂电视，又没人说话。她不主张她打国际长途回家，她在那里打过的唯一一次国际长途就是告诉国内的儿子她几时到上海，让他来接机。回来之后好久，母亲谈美国色变。
母亲去世的时候，家人联络不上她，她正在异国出差。据说，她得到消息后，大哭一场。失去母亲的同时，她又失去了婚姻，触景生情令她涕泪滂沱。
学习，自然是每个学生的本分，学习不好，很容易影响到其他方面的素养。只是，有的所谓“好学生”，他们聪敏而跋扈，父母、配偶、儿女，在他们的心里不过是一份陪衬。至于有的“坏学生”，尽管他们不爱学习，但离开让他们历尽沧桑的学校，他们可以是孝顺的儿女、体贴的配偶和充满爱心的父母。他们没有能力去攀登学业的高峰，却很能够懂得世俗的幸福。人生的各项指标里，他们在学业以外获得了高分。
（摘自《青年文摘》2011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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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9-14 09:02 编辑
38、《一位母亲的危机处理》 孙道荣
星期天。杭州。一个名叫山水人家的小区。宁静的小区道路两旁，停满了私家车。谁也没有想到，平时停得好好的车，瞬间惨遭毒手，被利器划得伤痕累累。停在路边的几十辆小车，无一幸免。粗略估计，仅这些划伤的修理费，就需要四五万元。有人报警。愤怒的车主们发誓要揪出恶意划车的人。
小区的监控被调了出来，从监控录像上可以看出，是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干的。大一点的像个小学生，脚下还踩着滑板，小的估计才上幼儿园。他们一路走，一路划。这是谁家的孩子？胆子也忒大了！太没教养了！但监控看不太清，没人认识这两个孩子。
警方开始调查。网络和第二天的报纸上，都报道了这件事。
第二天下午，一位妇女给派出所打电话说，划伤汽车的是她的孩子。
她也住在那个小区。她是第二天，才从网上看到了小区车辆被划伤的帖子，帖子中描述的两个孩子，大的很像她的孩子，而小的是她同学的孩子。当时，两个孩子下楼去玩。时间、地点、两个孩子的特征都吻合。她赶紧跑到小区物业处，调看了监控录像。果然是她的孩子。
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冷静下来后，她是这样处理的——
给派出所打电话，毫不犹豫地告诉民警，车是自己的孩子划的，她们将承担全部责任。
晚上，儿子放学回家。她问儿子，是不是你干的？儿子低头不说话。她对儿子说，你是男子汉，是你做的，就要勇于担当。儿子承认，是他干的。又问他，如果你的折叠车被人划伤了，你心不心疼？儿子说，心疼。她说，你的折叠车几百元就可以买到，而人家的车，一二十万，有的甚至上百万，你说会不会心疼？儿子向她连鞠了几个躬，说，妈妈，我错了！
打印了一份致歉信，向所有被划伤的车主表达歉意，并表示承担全部责任和修理费用。致歉信复印了几十份，张贴在小区所有的出入口和楼梯口。
联系了一家信誉很好的汽车修理厂，负责修理所有被孩子划伤的汽车。
第二天、第三天，连续两个晚上，等儿子做完作业，她领着孩子，挨家挨户登门道歉。她要求，门铃都由儿子自己来摁。这是让儿子面对错误的第一步。儿子在课余折叠了很多张纸船，上面都醒目地写着“对不起”三个大字，他要将这只船作为礼物，送给车主们。每到一家，孩子一进门就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划车的后果这么严重，请你们原谅我。”所有的车主都表示，原谅孩子。
她对儿子说，叔叔阿姨都很包容，原谅了你，但是，你要记住，千万不要把别人的包容当成自己犯错的借口，你要敢于担当，知道什么叫责任心，学会感恩。
一场危机，被这位母亲成功地化解了。剑拔弩张的人们，怒气消去；一张张冰冷失望的脸，露出了笑容。而作为犯错孩子的母亲，自始至终，她没有推卸责任，没有逃避，也没有雷霆大怒。事情圆满解决，车主都很满意，更重要的是，孩子认识了错误，学会了担当，获得了原谅。我想，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次教训，但也不会在心灵上留下难以弥补的阴影。
一位当事车主说，孩子的妈妈这么做，我很佩服。说句实话，遇到这样的事情，不是每个家长都能处理得这么及时，这么果断，这么勇于承担的。这位母亲，非常了不起。
作为一名旁观者，我一直通过媒体，关注着这件就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从这位母亲身上，我深深体会到，要想我们的孩子学会担当，有责任心，我们做父母的，首先自己要敢于担当，善于担当。这，你能够做到吗？
（摘自《读者》2010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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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9-14 09:02 编辑
39、《爱尔兰的期限婚姻,你选多少年》 朱子珍
爱尔兰是全世界结婚率最低的国家,作为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度,这个国家是禁止离婚的。很多适逢婚龄的男男女女大都选择观望,迟迟不去婚姻登记部门办理手续。所以,在爱尔兰流行不婚和晚婚。但一对中国夫妻在爱尔兰的结婚经历,却让我们感受到了爱尔兰这个国家对婚姻的完美诠释。
林东在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奎恩商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后,又工作了两年,方才办理下来了我的签证手续。等到我终于获准可居留后,距离当初他前往爱尔兰已是7年。我和林东都明白结婚意味“终身监禁”,不管将来是否幸福,都不得不搭进去一辈子。可我和林东都已经等不及了,再拖上几年,到时候有了孩子是像儿子还是像孙子?不行,得马上结婚。
和林东手牵手走进了笼罩着神秘色彩的都柏林市政府机关办公室大厅。顺着箭头指示找到负责办理结婚手续的“入口处”,迎面是一个硕大的液晶显示屏,上面对结婚须知等注意事项作了详细的说明:本处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不办理离婚手续,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爱尔兰公民只能和自己唯一的配偶厮守一生,因为本国实行期限婚姻制,男女双方在缔结婚约时可根据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协商决定婚姻关系的期限,婚姻期限从1年到100年。在本处登记备案后生效,期限届满,婚姻关系即告终止,双方当事人如有继续共同生活的愿望,可办理延续登记,延续婚姻关系……
这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在决定结婚前,我们谁都没有事先来入口处询问过,身边的朋友也没有提醒我们爱尔兰实行的是期限婚姻———我俩呆立在那里,有点像两个被宣告了死刑的囚犯忽然获悉可以无罪释放的解脱。
这婚还结不结?当然结。那么,结多久?这是个问题。入口处的“生意”格外冷清,除了我们俩再没有别的光顾者。工作人员看我们俩变脸一样地转换表情,也不催我们,示意我们自己去触摸屏前面商量选择。
然后就要求我们双方协商选择婚姻期限,可选择1年～100年不同的期限,并且显示出一行红色的小字:“系统说明:由于办理婚姻延续的费用较高,请选择你认为最为适合的婚姻期限。”我和林东有点发蒙,本来就是横下心豁出去这一辈子了的,可面对自己自由选择期限的时候,我俩那点信心又都动摇了。林东小声道:“要不,我们先结1年试试?”心里有点不爽,恋爱10年了临到结婚了才选1年?林东看我面色不善,赶紧补充:“我估摸着这玩意按年收费,时间越长越贵,大不了明年再来续嘛……”
好像想想也不错,去超市买点心还能试吃呢。不就是1年么,万一不合适,对双方都好。我俩对视了一下,终于一起选择了最短的1年期。系统立即予以确认:“双方婚姻关系成立,婚姻期限1年。”接下来,进入结婚登记我们最关心的最后一个程序,系统显示出办理1年期限婚姻登记所需要缴纳的费用———“结婚证书工本费2000镑!”
我们都有一种想砸了这台机器的冲动,2000镑,折合人民币26000多元,抢钱呀!这几乎相当于我们俩一个月收入的总和了。虽然已经被提示过费用不菲,但这个价码还是实在太过分了。很不情愿地刷了信用卡,于是,两本如同法典般厚的结婚证书便摆在了我们面前。
有没有搞错?结婚证而已,需要搞得像《辞海》这样厚吗?我拿起一本打开来细看,第一页上这样写道:“为保证双方当事人适当履行婚约,顺利完成l年期婚姻期限,特此明确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下面则分十二编、三百六十五章、两万一千九百条详细地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
林东有点庆幸地对我说:“幸亏我们选择了1年期,如果选择100年期,结婚证书还不得车拉船载,那工本费至少得花上百万。”我们悻悻地回家,捧着沉重的结婚证书,嘴里咒骂着该死的入口处,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尽管可以期限结婚,但爱尔兰的结婚率还是这么低了———这样的收费,有人心甘情愿结婚才怪。
虽然结婚证罗列了很多不按照结婚证履行义务将承担的不良后果,我和林东还是很快把这两本装潢精美的结婚证跟《圣经》摆在一块当了装饰品。只有偶尔两人发生争执,需要判别谁对谁错的时候,才会去翻翻结婚证作为“定罪”的依据。可最后的结果就是,“罪名”尚未定下来,我们已经一不小心发觉了对方更多与结婚证要求相悖的言行举止……
完全不实用嘛!我俩下定决心摒弃了这两本结婚证,决定中为西用,领着爱尔兰的结婚证过中国式婚姻。这下就轻松了,谁也不吵吵什么权利义务责任后果了,按照做丈夫做妻子的本能行事,我累了他多做点,他太辛苦我多担待点,工作赚钱过日子,一年时间也没有什么吵吵闹闹,转眼就到了该续约的时候了。
打电话回国咨询民政部,结果很让我们沮丧,因为我俩都办理了移民手续,已经加入了爱尔兰国籍,因此不能在中国拿9块钱的结婚证。我们很心痛地决定把打算买车的10000镑先用掉,先续个5年。
这次可就轻车熟路了,我发现触摸屏上有个费用查询按键,一时好奇就点击了一下,我倒想看看最高期限100年的结婚手续到底要多少钱。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100年期结婚证的工本费仅为50便士———0.5镑,折合人民币6块多钱。“这怎么可能,准是系统出了故障。”林东嘴上说着,右手按下了证书预览按钮。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百年期结婚证书只是一页薄薄的粉红色纸片,上面写着这样几行文字:“尊敬的先生、太太:我不知道我的左手对右手、右腿对左腿、左眼对右眼、右脑对左脑究竟应该享有怎样的权利,究竟应该承担怎样的义务。其实他们本就是一个整体,因彼此的存在而存在,因彼此的快乐而快乐。最后,让这张粉红色的小纸带去我对你们百年婚姻的美好祝愿!祝你们幸福!都柏林首席法官:吉米•里莫”。
我看着林东:“敢选不?”林东也盯着我:“你决定了吗?这一下按下去,咱俩可就真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再也甭想分开了!”我点点头,有点舍生取义的慷慨:“我豁出去了,这辈子就跟定你了,将来你别让我为了现在的决定后悔。”林东笑了,拉着我的手,一起点下了“100年”那个选项。
揣着那张薄薄的粉红色纸片,我和林东直奔车市买了辆全新的BMW1系轿车,驰骋在都柏林的街头,我忽然觉得开车的林东从未像现在这般帅气过———这辈子,他将是我唯一的爱人,我们已经孤注一掷没有了退路,可婚姻这东西,往往也只有在破釜沉舟的时候,才能绽放出最灿烂的光辉———两个人去结婚,有谁不是打算厮守终身白头偕老的呢?互相搀扶着,一起到白发苍苍。
（摘自《意林》 2010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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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9-14 08:30 编辑
40、《父亲是世上最不堪的一个斗士》李承鹏
小时候我看过一部日本电影《砂器》。影片讲战后日本东北部一对失去土地的父子，他们到处流浪，在大雨滂沱中赶路，在大雪天里乞讨，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有一次，儿子被富家子弟殴打，瘦小的父亲拼命用身体挡住拳头和棍棒，滚落到水沟里。还有一次下大雪，父亲讨来一碗粥，用砂锅煮热了让儿子喝，儿子让他先喝，两人推来推去烫到了嘴，痛得原地大跳，却又相拥哈哈大笑……这个温暖的镜头，让我哭了。
那个父亲后来得了麻风病，被强行带到医院，儿子则被一户好心人家收留。后来儿子逃到东京，机缘巧合学习钢琴并成为崭露头角的钢琴家，还认识了一名大金融家的女儿。正当谈婚论嫁时，早前的养父找到了他，让他去见他的亲生父亲，当时日本很重视门第，为了掩盖出身，他在车站把养父杀了。后来侦破的过程很复杂，我不太记得，之记得最后的情景是：警视厅探员把钢琴家的照片递到在麻风病院的生父面前，为保全儿子，生父拒绝承认这是他的儿子，只是默默地看着照片，默默地老泪纵横……
这个镜头被评为日本人性系列电影里最经典的镜头之一，电影院里的人哭得稀里哗啦。我当时不明白那个父亲为何这样做，等我明白，已为人父。
父亲是世上最不堪的那个斗士。
如果你要问我当了父亲最主要的体会，这就是回答。
我们的父亲没有《至高无上》中男主角的那种不怒自威；连油画《父亲》所展现的那古铜脸色中透出的勤劳坚忍，也不大看得出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为生活所困，面色无光，有些不大不小的疾病。其中一些连感情也并不如意，很年轻就显出一些猥琐来。可是他们爱着自己的孩子，像愚蠢而勇敢的工蚁，不落下任何一项工作。
我住的小区里有个捡垃圾的大爷，我到现在也不知他叫什么。他并非那种邋遢的捡垃圾大爷，而是衣着干净，见人很有礼貌地打招呼。他总是精心地把纸盒、废旧电器、报纸归类放好在板车上，不掉下来任何垃圾。他儿子也在这城里打工。曾经觉得他儿子很不孝，后来才知他儿子也极力反对他这么干，可他总偷偷跑出来捡垃圾，骗儿子说在公司找了差事。
他说，每回出来捡垃圾都要穿上好的衣服，这样保安就不会赶他，也不会给儿子丢脸。他偶尔会到我家来收一些纸盒，我妈会留他吃饭，每回他都虔诚地拜拜我家的观世音菩萨像。我跟他交谈过一次，他说：“儿子要在城里买房，再过半年，差不多首付就有了，我也可以回老家了。”
你问我我的父亲是怎样的。他是个三流的音乐家，形象和性格都有些像《虎口脱险》里的那个指挥，暴躁而神经质。我很小的时候他便逼我练琴，我若不从或弹错，便要挨打。我从小身形敏捷，闪躲灵活，有一次钻到床下面去（新疆兵团的那种床，下面可藏半个班的人），他跟着钻进来，我在里面用扫帚对抗，导致床板坍塌，他的鼻梁都被砸出血了……还有一次学校发大肉（新疆管猪肉叫大肉），因为天冷肉冻得太硬，菜刀切不开，我俩就在院子里用斧头砍，我砍时大叫“砍死爸爸”。那天哈密大雪纷飞，他的鼻尖上全是雪花，他问我说什么，我又大声说“砍死爸爸”，他听了，就默默哭了。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我面前哭。直到现在我也没问过他为什么哭，不必问。
后来他跟我母亲离异，我随母亲回四川，从此父子聚少离多。后来知道他过得落魄，再婚也不幸福，女儿不想理他竟至离家出走……几年前我俩有过一次很隆重的见面，我给他买了很多衣服，他很开心地试穿了所有衣服，郑重地在镜子前走来走去。他把西服的口子一口气扣到了最下摆，浑然不觉。
我爸是如此不堪的一个斗士，他想把我培养成一个音乐大师，我却成了码字师傅。他想把我儿子培养成一个音乐大师，可我儿子却成了网球运动员。那次他回河南时，在车站认真拿起珂仔（作者的儿子——编者注）的手看了又看，说：“手指这么长，韧带这么开，可惜了……”头也不回，黯然离去。
你问我和我的父亲有什么不同。曾经觉得有很多不同，现在觉得其实一样，我们都努力让自己在儿子面前从容不迫，却内心恐慌。儿子出生那天，我正在谈一件重要的事，听说要生了，急急开车向几百里外那座小城赶去。
等我赶到，他已然出生。他神色安静，不着喜怒，正躺在襁褓里昏昏沉睡。他那样眼熟，却又无比陌生，像远方发来的一封不知来历的邮件，我不敢贸然打开，怕一打开，就接下一个高深莫测的任务。他间或醒来过，眼镜尚未完全睁开，只淡淡地瞄了我一眼，那么骄傲甚至暗藏某种不屑……然后又睡去。我盯着他，深觉责任重大又无法逃避。
我不知道其他父亲是否跟我有同样的感受，见到孩子第一眼时，一个突如其来的生命让自己感到迷茫。我曾对他半夜哭闹深感烦躁，对他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而感到怒火中烧。可渐渐地，不知何时，他已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无需承诺，就知此生必须保护他，帮助他，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我觉得拿一身洒满北美阳光的父亲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父亲并不公平，北美父亲是公民，势必有公民的尊严。可你看春运期间的那些父亲，他们迅疾地从车窗翻进去，动作粗俗，表情难看。倘抢到一个位置必大声招呼，怕被别人再抢了去。刚坐定，就忙着找开水泡面，或用粗糙的手擦拭着苹果让孩子吃。他们爱孩子，还要在孩子面前装得若无其事。我们都知道，倘孩子们发现我们的不堪，才是我们最大的不堪。曾经的一些事情让珂仔哭了，说再也不练网球了，因为我为供他练球太辛苦。我大笑着骗他，告诉他：“你不知道，老爸我其实是有很多钱的，我暗地里其实是一个有钱人，你看，这是银行卡，这是存折……”他很相信，深以我为骄傲。
我小心翼翼地隐藏住自己不堪的奋斗，给他创造不必考虑尴尬问题的条件。我得努力工作，每天把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穿着整洁的衣服，让他觉得父亲其实很潇洒很浪漫，不甘人后，不输于人，成竹在胸。
我不要珂仔看出我的不堪。
我已是父亲。
(摘自《意林》2013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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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9-14 08:30 编辑
41、《南开中学的“容止格言” 》张丽钧
这个故事，是一位曾在天津南开中学担任学生会主席的先生讲的。
有一天，学生会召集会议，康岫岩校长应邀出席。会议结束之后，她喊住了学生会主席。她问那个男生：“知道为什么留下你吗？”男生惶惑地摇头——刚才，他在大会上有一番出色的演讲，莫非，校长是要表扬他卓异的口才？康校长严肃地告诉他说：“孩子，刚才我坐在你旁边，我观察到你有个不自觉的小动作——抖腿。显然，你不是因为紧张而发颤，而是下意识地在抖腿。你知道吗？这个小动作非常不雅，非常有损你的风度。所以，我提醒你从今天起要努力改掉这毛病。”
后来，学生会主席考取了外国语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涉外工作人员。南开中学校庆的时候，风度翩翩的他回到了母校。他在跟学弟学妹们分享自己成长经历的时候，深情地讲起了康校长当年对他的提醒。他说：“在康校长提醒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抖腿的毛病；即便意识到了，也感觉不到抖腿有什么不雅。说真的，当时我还觉得康校长那么郑重其事地跟我谈这个问题有点小题大做。但是，在我改掉这个毛病之后，当我在大庭广众之下看到有人公然开启身体的‘震动模式’，我心里就感觉非常不舒服。可以说，抖腿者身上散发出的那种痞气、流气、轻浮气，令每一个观者侧目。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明白了‘不雅’的确切含义。抖腿不是讲粗话，不是随地吐痰，但和讲粗话、随地吐痰一样，是一种教养欠缺的表现。后来，我听说民间有句俗语：叫‘男抖穷，女抖贱’，还有句话叫‘人抖福薄’。这些说法显然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你或许会觉得它十分荒唐可笑；但是，老百姓对抖腿这毛病的深恶痛绝却由此可见一斑。再后来呢，我读到了梁实秋先生的一篇散文，题目是《旁若无人》，先生用漫画般的笔法描写了在电影院看电影时与抖腿者邻座的气愤与无奈。我边读边出汗，仿佛被先生无情唾骂的那个令人生厌的家伙就是我本人……我特别庆幸自己曾是南开中学的一员，这里的‘容止格言’我一生都不敢忘怀：‘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我想，康校长就是苦心塑造我‘气象’与‘颜色’的人啊！她以自己的慧眼，发现了我身上‘不庄’的毛病；她以自己的慧心，提醒我改掉这毛病。我是多么幸运，我们是多么幸运，在青春成长的路上，我们被引领着，幸福地会晤到了那个未知的可爱自我……”
真教育，是不放过花叶上针尖大的虫眼。因为热爱春天，所以热衷提醒。真教育的使命，乃是让人变得更好，让世界变得更好。
（摘自《意林》 2013 第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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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9-7 18:48 编辑
42、《教育家一定是自由的教师》程红兵
教育事业是人的教育事业，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也是靠人一一主要是教师来实现目标的。今天的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所以，我们寄希望于理想的教师。每个热爱教育的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教师的模样：也许不清晰，有一个影子；也许是清晰，有一个鲜明的形象。我心中的教育家，就是可以称之为“自由教师”的人。自由是这些教师身上的本质属性。我所说的自由，就是不受社会的各种诱惑所影响，不受各种功利的目的所左右，他们因为热爱教育本身，热爱学科教学本身，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喜欢按照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按照孩子们自身成长的规律，尽自己所能，帮着孩子们学习知识、掌握技能、热爱学习。他们喜欢静静地看着孩子们慢慢成长，成长为一个好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除此之外，别无想法，更无其他追求。为了这样单纯的目的，他们几乎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其中，几乎将所有的时间、精力以及可支配的财力、物力倾情付出。他们享受这个过程，喜欢看着孩子们开心的样子，喜欢看着同行们开心的样子，自己因此而欢心愉悦。这是一种由衷的精神快乐。我所说的自由。就是在教育的田野里，他们超越了许多羁绊、许多诱惑、许多束缚、许多误导，尽享教育本身的乐趣。这种趣味是一种文化能力和审美品质，它诉诸判断和决定，它对世界的兴趣是“超越功利的”，它凝聚为有教养的个人的精神气质。他们的心是安静的、目光是向内的、目标是单纯的，他们知道要做好教．师的工作，就得最大限度地发掘自己的潜能，保持对教育的虔诚。也许有人认为，我所说的自由教师根本不存在，就是我的一厢情愿，就是教育的乌托邦。恰恰相反，自由教师在今天的土壤里确实存在。我从教30年，走过成百上千所学校，见过成千上万个教师，发现了如星星闪烁一般自由美丽的教师。我曾不只一次说过，不只在一个地方说过，教育的希望在民间。我这里所说的“民间”是指一线的教师，是天天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教师，是伴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的教师，因为民间有一批这样自由的教师存在。远的不说，就说上海浦东的教师吧!我曾向《上海教育》“人物”栏目推荐了建平中学的阴卫东老师、祝桥中学的戴传伟老师，我曾经撰文介绍三林北校并发表在(教育发展研究》的扉页上，还撰文介绍上海实验东校并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这些被报道的，都是让我眼前一亮的学校，都是让我为之感佩的教师。上海市建平中学阴卫东老师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是让我感佩的理由。在他身上洋溢着一种自由情怀，他对于信息技术这门学科的由衷热爱，对学科教学的由衷热爱。他的兴趣点在于把孩子们领进科学的大门，让孩子们学会研究，让孩子们享受发现的快乐、体验研究的成功、感受科学的魅力。这就是他最大的快乐，就是他的兴奋点，就是他的幸福之处。除此之外，他一概没有兴趣：他对家教没有兴趣，从来没有带过一个家教；他对那些课题研究没有兴趣，没有申报过一个课题；他对撰写论文没有兴趣，除被逼无奈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外，再没有文章发表；他对出版专著没有兴趣，从来没有计划出版一本个人专著，更不会把时间花在东拼西凑复制粘贴上；他对评选优秀教师没有兴趣，爱评谁就评谁；他对申报特级教师没有兴趣，谁想申报谁申报，他没有时间准备繁琐的申报材料……凡是信息技术学科教学以外的东西，凡教育以外的东西，都与他无关，他只对教育本身有兴趣。所谓的教育本身，就是他喜欢他的学科，而因此投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他就是喜欢学生跟着他一起玩信息技术科学，一起玩研究，或者说是在科学中玩耍，在研究中玩耍，在发现中玩耍，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单纯的、卓越的教育。在阴卫东老师身上，有一种非常纯粹的东西。他培养孩子对科学单纯的热爱，而不是附加在竞赛上，诸如保送、加分的功利。所以，阴卫东老师这个所谓的奧赛金牌教练，呼吁将奥赛热降温。这个看似矛盾的地方，恰恰说明他对回归科学研究原初意义或者叫本体意义的追求。由此看出，今天奥赛热的问题之所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家长热衷于让孩子去读奥赛班、去搞奥赛，绝大多数都是奔着奧赛之外、科学研究之外的功利目标而去的，加分、升学就是许多人的唯一目的。这恰恰是背离了科学研究的初衷，是对科学精神的最大戕害，是我们有很多奥赛金牌获得者而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根本原因。阴卫东老师呼吁奥赛降温，就是希望学生、家长去掉对伪科学或者对科学外在的糖衣的热爱和追求，真正回归学习的本真状态。上海市祝桥中学的戴传伟老师，一个憨憨的让人一见就觉得特别厚道的老师，虽然“隐居”在浦东的乡下，但却做着覆盖地域最为广阔的事业。他凭千己之力办了“语文在线”，他的初衷很简单，借助互联网让更多的语文教师享受到免费的教育资源。他为此投入了所有的业余时间，不离不弃，至今已为之坚守整整10年。每当夜幕降临，吃完晚饭之后，戴传伟就会端坐于电脑前，打开“语文在线”网站，他开始例行审核别人所发的文章，浏览一天来论坛中的新帖和跟帖，．删除不良信息；对师生们正经的讨论与提问作出回应；做一些网站内容补充和完善工作；引发大家讨论语文教学的热点问题……从2002年到今天，3650个夜晚，他始终坚守，什么原因?没有人因此给他颁发荣誉证书。没有人因此授予他什么称号。没有人因此给他奖金，事实上他为网站建设已搭上了许多的经费，然而他不在乎这些。他在乎的是许多语文教师从中获得了很多有益的教学资源；他在乎的是同行们对他工作的需要；他在乎的是网友们给他热情的鼓励和由衷的肯定；他在乎的是这项工作本身特别有意思、特别有兴趣。经过10年的用心经营，他的“语文在线”网站越办越红火，有了“语文教师之家”的美誉，并已跻身国内语文学科网站前10位。像他这样既不走商业模式又不做任何广告的免费学科网站，或许在国内仅此一家。在阴卫东老师、戴传伟老师身上，有今天许多教师所或缺的东西。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贝诺。施密德特，不久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他说：“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清楚这里的原因，但我想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从他们身上引起我更多的反思，反思我们习以为常的许多东西，有没有背离我们初衷的地方；反思我们自以为是的工作，有没有南辕北辙的可能。比如为了激励教师，各级政府评选各种级别的优秀教师、优秀园丁、优秀教育工作者；各级教育专业部门评定各种级别的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人事部门会同教育部门给教师们评聘初级教师、中级教师、高级教师。每一次评选、评定、评聘，都毫无疑问地激励了不少教师。但身处其中的人都渐渐看到，．若干次评选之后，若干年评定之后，我们的这些职称、称号都毫不例外地贬值了。于是我们重新创造新的概念、新的荣誉称号，君不见，有“教育功臣”评选出现，有教授级高级教师评聘出现，还有一些地方将出台由政府出面颁发的“教育家”称号……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评选、评聘的初衷是好的，也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种评选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把教师们引向教育以外的东西，引向功利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外在喲功利目标会败坏教育内在的价值目的，从而走向背离初衷、走向南辕习北辙的境地。最可怕的是，我们至今还有很多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或者根本就是浑然不觉。我们为什么不能更多地引导教师热爱教育本身、引导教师热爱教学本身，让教师们热衷于跟孩子们一起玩耍、痴迷于跟孩子们一起学习、醉心于跟孩子们一起探究?我深知这是非常不易的，但我也深信，在今天教育的土壤里，肯定有这样的人，肯定有这样的学校，肯定有这样的事件、事实在发生着。我也坚信，当功利主义走到极点的时候，人们更多地会反思：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才能真正使人幸福快乐，教育究竟应该如何才能造就人才，教师究竟应该成为怎样的教师?我不希望大家空喊教育家办学的口号，我不想由政府出面评选并颁发“教育家”的证书。我相信，教育家一定是有着自由的情怀、一定是有着非常纯净的教育思想、一定是从教育的田野里一步步走来，带着泥土的气息，带着青草的芳香，一定是充满快乐的……
(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9期）
没有更多了
19、《两个女人的不同轨迹》 毛志成
她们是一对孪生姐妹。起初姐姐只是小学教师，妹妹却成了官场人物。姐姐对妹妹的官场生涯，一有机会就提醒，就批评。
姐姐的提醒和批评确实有理，妹妹终于因为腐败最终被免了职，判了刑，刑期4年。姐姐探望妹妹，常常这样叹息：“做人就要做一个好人，做官就要做一个清官。我劝过你多少次了，可你偏偏不往心里去。”
当小学教师的姐姐由于敬业和成绩突出，也步步升职。由教师升为教育局长、副县长、县长，最后又升为市级某“教育产业集团”的董事长。
妹妹由于在狱中表现好，提前一年半释放出狱了。出狱之后，她一时找不到工作。姐姐一次次给她安排了上好的工作，可她都拒绝了。她老老实实地说：“我很了解我自己，一无德二无才。眼下，只有我的悔过之心是个优点。你给我安排任何使我不称职的工作，都是对我的一种精神压迫。我想好了，我只能去自己创业，先开个小卖部，为本社区的人服务。”
不足两年，妹妹创业有了小成绩，由开小卖部渐渐办起了小公司。就在这时，她听到了一个使她惊讶又奇怪的消息：姐姐涉嫌腐败，被“双规”了。 这两个人的“人生轨迹”，引起了我的深思。我曾问过由衷忏悔的妹妹：“你当年当过官，有过权势，如今成了平民式的人，后悔吗？”
她说：“非但不后悔，而且庆幸。在狱中反反复复地回想，权势、金钱若是用不好，都等于是天天捆绑在我身上的绳子，是套在我身上的枷锁。我姐姐恰恰相反，当初她只顾清高，只顾敬业，从来就没有尝过权势、财富、奢华生活的甜头！一旦真真切切地尝几口，她也会很难罢手。我是真的尝过了，尝多了、尝腻了，事后才知道那不是什么好滋味，很像喝酒喝多了，喝过了量，呕吐出来的秽物就是这种味道！”
这两个人为什么在没接触到权势和金钱，或告别了权势和金钱的时候，都反感于某些秽物的难闻气味，而刚刚接触或正在品尝那些秽物的时候却觉得很爽鼻，很可口？只因为谋私的人常常失去了正常的嗅觉和味觉。
（摘自《青年文摘》2007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