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达人
2013-08-09
[文科学习] 我的文摘（选自各文摘类杂志）
说说我的看法高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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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9-22 16:17 编辑
68、《〈丰乳肥臀〉与精神断奶》 莫言
我母亲生过很多孩子，但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四个。在过去的中国农村，妇女生孩子，就跟狗猫生育差不多。我在《丰乳肥臀》第一章里描写了这种情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上官鲁氏生育她的双胞胎时，她家的毛驴也在生骡子。驴和人都是难产，但上官鲁氏的公公和婆婆更关心的是那头母驴。他们为难产的母驴请来了兽医，对难产的儿媳却不闻不问。
这种听起来非常荒唐的事情，在当时中国农村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我的母亲怀着那对双胞胎时，肚子大得低头看不到自己的脚尖，即使这样还要下地劳动。她差一点就把双胞胎生在打麦场上。刚把两个孩子生出来，暴风雨来了，马上就到场上去抢麦子。后来这对双胞胎死了，家里的人都很平静，我的母亲也没有哭泣。这种情景在今天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确是很正常的现象。
我在小说中写了上官鲁氏偷粮食的奇特方式：她给生产队里拉磨，趁着干部不注意时，在下工前将粮食囫囵着吞到胃里，这样就逃过了下工时的搜身检查。回到家后，她跪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瓦盆前，用筷子探自己的喉咙催吐，把胃里还没有消化的粮食吐出来，然后洗净，捣碎，喂养自己的婆婆和孩子。这件事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但确是我母亲和我们村子里好几个女人的亲身经历。我这部小说发表之后，一些人批评我刚才讲述的这个情节是胡编乱造，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如何生活的。
因为频繁的生育和饥饿，我母亲那个年龄的女人几乎都是疾病缠身，她们三十多岁时，基本上都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四十多岁时，牙齿都脱落了。
当然，不仅仅女人如此，男人也如此。孩子和老人也是如此。我们忍受痛苦的能力是惊人的。
我是我父母的最后一个孩子，母亲对我比较溺爱，允许我吃奶吃到五岁。我在这部小说里塑造了一个混血儿上官金童，他吃母亲的奶一直吃到15岁。他对女人的乳房有一种病态的痴迷，后来他开了一家乳罩店，成了一个设计制作乳罩的专家。我感到这个人物是一个巨大的象征。
有一些读者问我是不是上官金童，我说我不是，因为我不是混血儿；我说我又是，因为我的灵魂深处确实有一个上官金童。
小说中的母亲曾经痛斥上官金童是一个一辈子吊在女人奶头上永远长不大的男人，母亲说的其实是一种精神现象。物质性的断奶不是一件难事，但精神上的断奶非常困难。封建主义那套东西，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中，其实还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许多人对封建主义的迷恋，不亚于上官金童对母乳的迷恋。所以，我的这部小说发表之后激怒了许多人，就是很正常的。
我在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中，还写了上官鲁氏的八个女儿和她的几个女婿的命运。通过对这个家族的命运和对高密东北乡这个我虚构的地方的描写，我表达了我的历史观念。
一个作家，如果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政治的和经济的历史上，那势必会使自己的小说误入歧途，作家应该关注的，始终都是人的命运和遭际，以及在动荡的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
（摘自《意林》2013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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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10-8 19:56 编辑
69、《 美是回来做自己》 蒋勋
中国人有很多美的实践，但无可否认，最早让美成为一门学问的是西方人。“美学”这个词是后来日本人翻译的，翻译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仿佛美学就是研究美和丑的学问。然而事实上，美学的拉丁原意是“感觉学”。
也许我们可以闭起眼睛，感觉一下自己的口腔里有多少味觉的记忆，自己的鼻腔里有多少嗅觉的记忆。
我曾把学生带到台湾的菜市场收摊之后，会打扫得很干净。我拿布蒙住学生眼睛，让他们猜白天那些摊都是卖什么的。结果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卖鱼、卖葱、卖姜 、卖牛羊肉的摊子。
那么，气味到底是什么？它是肉体生命已经不在了，还在空气里流动着的东西。
母亲过世后，我常常闻到她的味道，我一直觉得是我的幻觉，因为我跟她太亲。做了菜市场的实验，我才发现，鼻腔的记忆体是这么灵敏，最爱你的人已经离你而去，她的味道却挥之不去。
几年前，发现鼻腔里记忆腺体的科学家已经得了诺贝尔奖，他发现人能分辩一万多种气味。你能闻出这么多的气味吗？你是否记得春天从北方吹过来的风沙味道？去香山的时候，你是否闻到过松树的清香和苔藓的潮湿？收割后的田野、大汗淋漓的爱人，是否在你的鼻腔里留下记忆？
年轻的时候，我在巴黎读书，读到第四年突然很想家。在香榭丽舍华丽的街道上，蓦然感到秋天的荒凉。忽然，我的鼻腔捕捉到一种味道，让我一下子热泪盈眶。那是台湾夏天七八月间，太阳晒了一整天，晒到土都发烫，忽然来了一阵暴雨，土壤泛起的味道。我才发现乡愁是气味。你想家的时候，想的可能是某种奇怪的小吃，它一下子把你底层所有的东西都唤起。
你的眼睛以看到多少种颜色？科学家说，我们的视网膜能分辩两千多种颜色。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有那么多吗？红、蓝、紫……你数几个就数不下去。
汝窑是世界第一瓷器品牌，又名“雨过天晴”，最早是五代后周宗创造的。有人问世宗：你喝茶的茶杯是要蓝色的还是绿色的？他看着天说：给我烧一个雨过天晴的颜色。工匠很犯难，因为他要等雨停，要看天空很久，观察到天光在蓝跟绿之间变幻，其间又透露出太阳将要出来的淡淡的粉红色。聪明的宋徽宗把它沿用下来了。康德说过：“美的判断力”，把这样的色彩固定在瓷器上，需要多么高超的“美的判断力”！
我们在做美的判断的时候，视觉通道打开了，听觉通道也打开了。
听觉并不只是听贝多芬、巴赫。今天是寒露，入夜以后，如果你仔细听，应该可以听到树叶沙沙的声音，伴随秋天最早到来的是声音。我们的古人写过多少关于“秋声”的诗，古人有多么好的敏感度！如果我们只知道让孩子背唐诗宋词，而忘了让他聆听秋天的声音，那没有太大的意义。
秋声一来，过不了几天，满山的银杏都会变黄，洒落一地。
今天我们讲竞争力，叶子都掉了还有什么竞争力？因为接下来的一季是一个艰难的季节，在纬度这么高的地方，入秋入冬后树木所需的养分是不够的，只能把部分肌体牺牲掉，保存最好的水分和养分，来年春天重新发芽。如果你只看到了秋天凋零的悲哀，那你恐怕不懂什么叫“看不见的竞争力”。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每一天都在做美的功课，可是它不讲话。
我最敬佩的老师佛陀，没有写过一本书，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佛经，不过是他学生的笔记，所以开头总是说：“如是我闻”。有一天佛陀不想讲课了，就拿一朵花给大家看。他的意思是：他一生讲的经就在那朵花里，你懂得了那朵花，就懂得了生命本身。
回到生命的原点，才能看到美。美最大的敌人是“忙”，忙其实是心灵死亡，对周遭没有感觉的意思。我们说“忙里偷闲”。“闲”按照繁体字的写法，就是在家门口忽然看到月亮。周遭所有最微小的，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可能是我们最大的拯救。我不觉得，今天在这个城市里，我们讲任何大道理对人生有什么拯救，我们能做的是许许多多微不足道的小事，像女娲补天一样，把我们的荒凉感弥补起来。
（摘自《读者》 2012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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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9-28 16:01 编辑
70、《活着就要再次出发》 张颖
任何一个看到李兰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么一个弱质纤纤的女子，竟然是一个职业登山人。在她多年的登山生涯中，她征服过无数险峰；两次目睹队友遇难的她，也没有就此颓废。为了纪念队友，她打造了一部独一无二的登山电影——《巅峰记忆》，以此勉励自己和其他登山人：活着就要再次出发，挑战极限、超越自我。
两次直面队友遇难，
梦魇挥之不去
1996年9月，李兰考入北京大学广告专业。开学后，各种各样的社团均在招新。李兰直奔全国闻名的登山社团——山鹰社。
1999年年初，山鹰社组建第一支女子登山队，征战5588米高的四川名山雪宝顶。李兰立即报名参加，并顺利入选。
一路上的行动都算顺利，眼见登顶在即，意外却突然发生。队友周慧霞体力严重透支，身体失去平衡，手没抓牢，一下子跌进几百米的悬崖。李兰眼睁睁看着队友在身边遇难，想伸手去救，却无能为力。
李兰完全蒙了，不知道自己怎么从山上下来，又是怎么回到北京的。一闭上眼睛，周慧霞可爱的笑容即浮现在眼前，直到毕业，除了给社友们做后勤工作和训练新队员，李兰不再提登山的事。直到毕业。
2002年5月，山鹰社向李兰发出邀请：他们将组织登山队，征战唯一一座完全在中国境内的8000米山峰——希夏邦马峰的西峰。“希夏邦马”是藏语，意为“气候严寒、天气恶劣多变”，纵横交错的冰雪裂缝和时而发生的巨冰雪崩，为登山者设置了重重困难。
李兰委婉地拒绝。队员们诚恳地说：“这次登山困难艰巨，我们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老队员在路上时刻指点，减少风险。”好友深知李兰的犹豫：“这两年你的生活虽然平静，但我们许久没有见过你灿烂的笑容。你还年轻，如果登山可以焕发你对生活的激情，我们支持你。”李兰心动，答应同行。
2002年8月，由15人组成的登山队抵达西藏。
8月7日，A组队员先行出发，向顶峰迈进。11时许，A组队员翻过一座6700米高的大雪坡后，突然中断联系。根据他们遗留的痕迹，李兰等人寻找了一天一夜，并且向西藏登山协会求援，却始终找不到5名队员的身影。
第二天上午10时许，在A组队员翻越的那座大雪坡下，发现雪崩的迹象。李兰快速冲上去俯瞰，只看见两个小黑影：A组的两名队员静静地被埋在冰冷的雪下，永远停止了呼吸。经过搜索，5名队员的遗体先后被找到。
昨天还在一起说话、一起嬉笑的队友又一次离自己而去，李兰备受打击，思维一直处于呆滞状态。直到超度的诵经唱起，清脆的摇铃声响起，她才痛哭失声。
成为职业登山人，
父母不解心难舍
回到北京后，李兰常被噩梦惊醒，李兰变得浮躁易怒，工作也经常出错。她辞去工作，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参加各地山友组织的登山活动。站在山顶，李兰才觉得心脏有了活力，浑身的血液有了热度。
李兰一直持续着周而复始矛盾的生活，一方面，她强烈地渴望登山，另一方面又走不出两次队友遇难的阴影。
有一次，她从云南登山回来，父母把她的行李和证件藏起来，他们下定决心把女儿留在身边，不再让她出去玩命。
面对女儿的固执，
李母伤心不已。
2009年，30岁的李兰依然孑然一身。这期间李兰又去了很多地方。走着走着，她常有一种恍惚感，今后的日子就一直这样过下去？她脑子里闪现出一个想法：拍一部关于登山的电影。如果可以，她想重登希夏邦马峰，这部电影不是为她而拍，是为那些在登山中牺牲的队友而拍，为那些挚爱登山事业的人而拍。
活着就要再次出发，
永不放弃超越自我
电影被命名为《巅峰记忆》，故事以李兰为原型，队友的两次遇难为背景，真实还原她这些年的心路历程，展现一个热爱登山的女性矛盾而纠结的山鹰梦。李兰和5名登山队员孙斌、白福利、饶剑峰、侯贤懿、严冬冬一起，向海拔8000米的希夏邦马峰发起挑战，摄制组全程跟拍。
一些前期的拍摄必须在登山前完成。李兰天生是对镜头有距离感的人，面对镜头，她总是不自然，一个镜头需要重拍好几次。李兰独自“放逐”了自己几天，躺在蓝天白云下，任往事一遍又一遍侵蚀自己的心，在痛苦中寻找过去的感觉。李兰再次回到剧组时，大家都发现她变了，那种浓浓的忧郁悲伤打动了所有人。
2009年9月20日，李兰等人出发，身后是几名精挑细选的摄制人员。刚开始，路还算好走，同行的每个人都劲头十足。慢慢地，海拔逐渐增高，大家越走越吃力，在氧气稀薄的山峰上，有些人呼吸都变得费劲。
2009年9月29日，距顶峰仅有百余米。李兰望着远处的西峰，鼻子一酸，那里曾经是她和队友们七年前渴望到达的地方。孙斌看着停下脚步的李兰，明白她此刻复杂的心情，提醒道：“平静心情，千万别大意。”
10米、9米、8米……李兰第一个登上希夏邦马峰主峰，其他队友随后而上。站在山顶俯瞰远处，一片苍茫。李兰想大声呼唤，可她不能，她静静地站在山顶上遥望远方，摸着自己的心脏，感受它强而有力的跳动。“希望他们5个人的灵魂和我们一起回家……”李兰在心中暗暗祈祷。
2010年中旬，《巅峰记忆》制作完成。李兰和孙斌等人静静地观看，影片结束后，大家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并没打算把它作为商业电影对外推出，只是在各大登山社里播放。
“只要活着，我就会再次出发。从无知的向往到知道代价的坚持之间，山高水长。”李兰相信，对于她挚爱的登山事业，父母总有一天会明白。
（摘自 《意林》2013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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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9-28 16:01 编辑
71、《巴黎告诉我两个字：够了》 晏屏
巴黎用它的一切告诉我两个字：够了。他们很清醒：更多并不等于幸福。
50年前的咖啡馆还在原地等你第一次去巴黎，我带着爷爷的重托，替他寻访当年留法时最爱的梵卡咖啡馆。巴黎咖啡的香醇会等待半世纪之久？我不太相信。用Google一搜，吓我一跳，梵卡咖啡馆居然还在，连地址都没变。我急匆匆赶到那里，一进门就兴奋地找老太太。这一环顾，又吓了我一跳，吧台里还真坐着一位银发老太，正专心致志地磨咖啡。我跑到她面前激动地掏出爷爷当年在这里拍的照片，她也很激动，指着照片里的女店员说这个是她，她叫索非亚。此时，我的激动已不再是为爷爷找到旧相识了，而是为巴黎感动。半个世纪的咖啡馆，连女招待都没变，门口那花，都还是当年的天竺葵，仿佛位置都没挪动一下。我问索非亚，为何不把梵卡做大做强，至少也要在门口挂个百年老店这样的金字招牌。索非亚笑笑：“如果那样，我的咖啡还能让你爷爷在中国念念不忘吗？”我想现在的梵卡和它的主人索非亚以及巴黎一样，已经过了比较欲求的阶段，都在很安分地做自己，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50年前，一个年轻人在那里喝咖啡，50年后，他的孙女漂洋过海还是在那里喝咖啡。店主人还是那个人，不过生了一头白发，却还是很快乐地坐在那里调制咖啡，这里面一定有一种不可替代的满足感。
马修奶酪不开分店马修奶酪是唯一让我掏钱购买时可以不用想人民币与欧元汇率的食品，口感一流。这家小店竟然被好莱坞电影导演发现，作为拍摄地，我曾怀疑我再也不能在奶酪店柜台前看到马修灿烂的笑容，他将在电视财富人物专访里津津乐道他的扩张计划。可是马修依旧像从前一样跟所有走进他店里的大学生打招呼：“Hi，马修的奶酪是马修亲手做的哟。”虽然现在买马修奶酪的人排了很长的队， 但马修却说：“我只是一个热爱做奶酪的人，埋头干活，远离麻烦。”他甚至拒绝了家乐福、欧尚这样的大型连锁超市的配货订单。“我们在这儿非常快乐，我对现在拥有的一切感到非常满意。够了。”他说。“我并不富有。”马修说，“但钱对我就像甜布丁，多了会毁掉我的牙齿。”马修好像有一种“够了”的感觉，我也终于长舒一口气，这个“够了”是一个很难的哲学：我就是做这件事情，很开心，每个吃到我做的奶酪的人都很快乐，所以，够了。这种快乐是我一直想学到的。
玛莲娜刺绣手工坊我的同学玛莲娜家族一直经营着刺绣工坊，这是巴黎仅存的两家刺绣手工坊之一，另一家刚被Chanel收购。每年，法国高级成衣设计师将要推出的高级定制系列设计草图和构图交给他们，再由他们一针一线地将水晶、宝石、莱茵石、玻璃珠等缝制上去。法国的奢侈品LV、Chanel、Dior一直派人来玛莲娜家谈收购意向，但玛莲娜的父亲认为：“如果那样，我们就会变成庞大的奢侈品集团和时尚王国的一条流水线，夜以继日地忙碌。”“这样，我将没有时间为我的女儿亲手做她的毕业礼服和嫁衣，我还想为我的孙女缝制她的结婚礼服。” 玛莲娜的妈妈说。“这个世上还缺少什么呢？不过一点时间和忍耐。我们不需要强大自己，因为我们一直在做我们想做的，这就够了。”在巴黎生活久了，我发现，这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定位，他们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与别人的比较上，他们任何时候都能做自己。我们的导师罗曼特常常告诫我们，其实快乐，远不需要我们渴求的那么多。一个明智的人心里应该有一个声音时时提醒自己：更多不等于幸福，这些已经“够了”。
（摘自 《意林》2013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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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9-28 16:02 编辑
72、《当母亲和媳妇同时落水，我救媳妇》 王石
痛苦始终是痛苦，舒适始终是舒适。但是舒适得太久了，舒适也就不存在了。因此，“短缺”构成我们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说，你到喜马拉雅山去，那里什么都是短缺的，连空气都短缺。我们住帐篷，甚至要男女挤在一个帐篷当中。人在短缺的前提下，首先是讲求生存。
在短缺环境下的救援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登山时出现危险，同时有老人和小孩被困，我们想都不想就会先救小孩，因为这是根据“平等原则”来的。老人年龄大，生存的时间比小孩长，所以应该把机会留给年龄小的人。再者，身体好的和身体弱的，先救谁？先救身体好的，这是根据“效率原则”。因为如果先抢救身体弱的，他身体弱，在极端环境下可能挺不过去，而身体好的人没被抢救，也会死去。是故，根据“效率原则”就是要先救身体好的。
曾经有这样一个假设性问题，使男士们很为难：“如果母亲和媳妇同时掉到河里，只能救一个，你救谁？”当然，要是媳妇不在场，就比较好回答：“救母亲，因为母亲只有一个，媳妇可以再娶。”但如果媳妇在的时候，他显然不敢这样回答。但按照登山原则，这个问题很简单，你让我回答，答案就是：“救媳妇。”按中国的传统应该是救母亲的，因为“百善孝为先”；但是按照登山原则，要救媳妇，就因为前面说的那两个原则。所以，在登山的时候我就说，如果在遇难的情况下需要牺牲，第一个应该被抛弃的就是我老王。
你处在短缺的环境中，才会懂得珍惜。比如说，你在登山的环境下生活，一个月、两个月不能洗澡，你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洗个热水澡。但你在城市，天天都洗澡，你绝对不会觉得洗澡有什么亲切感。但只要你一个星期不洗澡，在那种环境下，你一定会觉得：“哎哟，热水淋浴太美妙了。”
这个美妙怎么来的呢？就是短缺。再比如，我出差都住宾馆商务间，那里面一定有鲜花、水果。你习以为常了，根本不会去关心花和水果新鲜不新鲜，甚至都不会尝。但你如果是在喜马拉雅山营地，你的同伴这个时候掏出个苹果给你，你会觉得这个苹果的分量真是太重了。所以，短缺之下你才会发现，自己平时原来忽略了很多好东西，因为短暂你才会珍惜人们之间的缘分，你才会不计较原来你睚眦必报的东西。
（摘自 《意林》2013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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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在美国高中学习的日子》 佚名
独立开放的电脑课程
美国的电脑课程教学模式，是老师只负责答疑和提供参考书目，其余的学习过程完全由学生自己完成。我们每堂课的任务就是按照书本上的指示，完成一个又一个的示例程式（Program）或项目（Project）。每做完一本书就意味着掌握了一种新程式的运用。学期末老师会根据程式完成的结果以及我们在一学期内各自所自学的书本数量给每个人做成绩评定。通常情况下，按要求完成两本书的学生拿到A，3本A+，4本A++，5本或以上的可拿到A+++。这样的教学模式不仅能促进学生将书本知识和自我实践相结合，还培养了学生的自学理念，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教学方式同时照顾到了每个同学不同的学习进度，可谓一举三得。
旁征博引的社会学课 如果说在美国学习英语写作是一知半解，学习电脑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学习社会学就真可谓是云里雾里了。且不提社会学里纷繁复杂的学术术语，作为中国高中生，我对美国的社会结构、政府机制等常识知之甚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之后，我的成绩只拿了一个B，期末总评之所以拿了个A，则全靠图书馆的帮忙了。中国高中的图书馆几乎很少像美国高中图书馆那样被利用起来，学生一般是到了大学写论文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图书馆的重要性。然而，在美国从高中甚至小学时代起，大量的资讯就必须通过图书馆获取。
信心大增的数学课 数学课对中国学生来说，可算是最轻松的了。美国的数学，即使是微积分这样的课程也非常简单，每题所用到的公式不会超过两个，且都是简易的计算，即使遇到复杂计算，也可依赖函数计算器，因此无论多复杂的计算都不在话下。事实上，美国人的数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计算器完成的，老师在课上一般只是描述该怎么运用计算器来完成题目。每次上课，老师都会将高级函数计算器借助一条资料线投影到屏幕上，接着便开始以其纯熟的按键顺序来讲解题目——对此我一直无法适应。可见美国人的教学理念是实际运用，而中国人是单纯地解题，这也造成了中西方理科教学的差异。
然而数学课也是我最为郁闷的一门课。因为美国的数学老师很不习惯区区一个中国高一学生的数学水准能够达到他们的大学水准。因此我的第一份数学作业居然是背诵美国50个州的州府名……
为了打击我的气焰，数学考卷的难度从A级升至D级，最后数学老师搬出了最高等级的E卷（据称这是他为师20载所出的第一份E卷）也未能压倒中国孩子“高超的数学天分”。于是数学老师终于“屈服”，从此再没对我有半点歧视，他甚至还专门把自己无法解答的题目作为附加题添在试卷末尾，并赫然写上“Bonus Questions For Ann Only”（只有Ann能做的附加题，Ann是我的英语名字），他以期待我帮他解答。正是有了这样一位老师，我在数学学习上越发有了奋力拼搏的动力。
会学，会玩，会生活 在中国，升学压力使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关注自己的学业，忽略了高中生活的真正意义，乃至最后即使进入自己理想的高校，也会回头叹息自己曾经失去了太多的年少乐趣。而美国高中一年的学习生活，却使处在叛逆期的我感受到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充实与安定。对我来说，也许这一段多姿多彩的日子只可以用“成长”来形容，它让我明白了高中生活不只是埋在课本里，而应是活力四射、奋发向上的，而我们的目标也应该是：会学，会玩，会生活！
（摘自 《意林》2013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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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9-29 16:09 编辑
74、《安静权》 鲍尔吉·原野
公交车以前报站明确，“大西菜行车站到了”，无一字多余。现在改革，如：“棒槌岛牌羊肝羹提高视力提醒你大西菜行车站到了。”
我想了半天才听明白。这里面有棒槌岛、羊肝羹、视力，屁股后面跟一个大西菜行。这就像守门员迎面踢过来五个球，不知扑哪个好。
还有“爱司美林眼科准分子治疗近视只需一分钟提醒你泰山路车站到了”。
“月光齿科洁齿护齿还您美丽微笑提醒你前方到站华洋大厦。”
我以为听到了梦话，想了半天悟出这跟坐车有关，跟到站也有关，而且，这也是为了大伙好，坐着车让你知道怎样提高视力，牙到哪里去白，属于美丽人生。
但我觉得似曾相闻，想了三站地，恍然，“文革”有一阵就这么说话，启齿前，背一段语录。
甲：要斗私批修。给我拿一管牙膏。
乙：狠斗私字一闪念。三毛六。
甲：中阿友谊万古长青。有火柴吗？
乙：多思。刚卖完。
甲：我失骄杨君失柳。这钱太破了，换一张。
乙：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破什么破？不换！
甲：我跟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那还是在晋察冀边区。不换就不换，你生气干吗？
乙：金猴奋起千钧棒。我不稀得跟你生气。
甲：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你注意态度。
乙：妇女解放之日，就是革命胜利之时。我就这态度！
这样的做法感到“讨嫌”，多好的话这么一弄也成了周星驰电影。公交车的报站仿佛可以理喻，但还是理喻不了。虽然牙白，近视也好了，但容易使人忽略站名。我就是光听“羹”什么的早下了两站，这也是一种“信息不对称”。
在公交车这种场合，乘客表面上冷漠、懈怠，仿佛很放松，其实人在任何公共场合都不放松。在公交车坐一个小时，比干一个小时的体力活还要累，因为紧张。紧张的来源不仅由于车辆走走停停，人流上上下下，景物虚虚实实，还在于人处于近距离的身体接触——距离小于30厘米，就开始分泌大量的预警激素。在潜意识中，这是不安全的表达。人与动物一样，陌生对象出现在超近距离，会引发奔跑、反抗、搏击等带有敌意的欲望。而这些行为不能释放时，则疲劳。因为应激荷尔蒙是不可逆的，只能在运动中消耗，无法按原道回去被身体吸收。这是紧张的人疲惫的原因。譬如两个仇人对视一分钟，其体力消耗足以使他们累倒在地。而在公共空间——车站、商场、飞机和大巴之内，消除紧张的方法是耳根清静。此际，大量声音信息会激发更多的紧张激素。不管是洁齿明目都令人焦虑，至少是困惑。所以，人在公交车上突兀听到“羊肝羹”，要眨巴眼睛想半天——紧张导致智力下降。
现在信息太多了，多到脑袋装不下的程度。用刘齐的话说，“现在哪还有叫脑袋的，早就改叫垃圾处理器啦！”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是由于人的味觉神经有自动关闭的机制。但人的听觉与视觉都不会暂时关闭，暂聋暂盲是可怕的事情。人的大脑有一种无法改变的功能，即不断地追索意义、词语以及所有事情的意义。在无意义面前，大脑由于寻找不到答案而引发焦虑，当然这是积累到固定值之后的事情。如果在人权当中引申出一项“安静权”的话，公共场所的这些广告无疑损害了这项权利。权利是伴随选择而产生的。譬如电视机的开头与频道转换器就给予观众看与不看的权利。市场竞争正在剥夺这些权利。在无孔不入的资讯面前，人群中呈现一张张冷漠的脸。在城里，已经很难看到纯朴生动的脸了。这和多种因素相关，与无法回避的喧嚣也有关。
（摘自《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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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如何培养孩子的金钱艺术》 利兹·戴维森
让孩子掌握存钱及巧花钱的艺术，可以让他们受用一生。
预测你的孩子将在经济方面获得多大成功的最好方式，或许并非智商测试或学业能力倾向测试（SAT），而是他们能坚持多长时间不把棉花糖塞进嘴里。
20世纪60年代，斯坦福大学研究员沃尔特·米歇尔开始研究延迟享乐的长期效应。
他对4岁的小孩在面对一盘盘棉花糖诱惑时的行为进行了研究。
米歇尔的研究团队要求孩子们不要吃留在桌子上的棉花糖，直至一位大人15分钟后返回房间（届时，他们被告知每人可以吃2块）。不出所料，一些孩子立刻就吃了一块棉花糖。一些孩子坚持一会儿就屈服了。而有一些孩子则等候了整整15分钟。
米歇尔持续关注这些孩子，直至他们中学毕业。
他发现，小时候延迟享乐的行为最终转化成了更高的收入、更成功的婚姻、更大的职业满足感、更健康的体魄以及更充实的生活。
迅速吃掉棉花糖的孩子依旧难以控制突如其来的念头，并表露出行为问题。这项研究发现，跟那些只等待了30秒的孩子相比，等候了15分钟才吃棉花糖的孩子的SAT成绩足足高出了210分。
身为父母，我们显然想获得诸如此类的重要教训，想了解延迟享乐的价值。把道理讲清楚的最好方式是亲身经历，而不是说教。以下这两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学习这一重要的教训：
让你的小孩管理真金白银
朱迪思·布里尔斯在其著作《培养善于理财的孩子》一书中，鼓励父母向孩子提供亲自参与资金管理的机会。
她建议父母鼓励孩子把他们的零花钱、礼物和挣到的钱的20%到25%存下来。在遵从家庭价值的前提下，他们可以花剩下的钱。
一位财经教育工作者从她的两个儿子进入五年级开始，每周给他们与他们年龄相当的零花钱，并要求他们将其中的一半存入一个储蓄账户，其余的钱则用于购买个人护理用品、娱乐和礼物。如果他们想看电影，他们就要自己掏腰包买电影票。
这位母亲发现，两个孩子开始自己修剪头发，跟他人交易二手电子游戏，回避昂贵的新版本。孩子们似乎喜欢最大限度发挥这些零花钱的价值，母亲当然乐见他们从未向自己伸手要钱。
不管孩子的钱是自己挣的，还是大人给的零花钱，给予孩子管理资金的责任可以让其获得一个机会去了解自己的选择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允许孩子犯错可以让他们懂得储蓄的重要性，以及不储蓄带来的后果。
传授等候的艺术
对孩子们来说，延迟享乐意味着学习如何控制他们的情绪反应。
控制情绪的办法之一就是使用“愿望清单”。
My Smart Budget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达尼埃尔·阿吉亚尔有一个经常冲动购物的儿子。阿吉亚尔认为，如果等上一两周，他又会有新的愿望。
“愿望清单”这一想法由此诞生。她的儿子制作了一个“愿望清单”，如果在两周之后，原本最想获得的东西依然高居榜首，那么他就可以花钱购买。
这个男孩几乎没有意识到，他正在接受驾驭情感过山车的训练：想要某个东西，但学着耐心等待。
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重复，他的耐心获得长足的进步，进而能够做出更好的财务决策。
因为我的儿子如此可爱（没错，天下父母都偏袒自己的子女），跟任何一位父母一样，我深深了解试图满足子女每一个愿望的那种心情。
但我明白，如果在几年后，我把儿子一个人留在屋里，回来后能够发现一桌子的棉花糖一个都不少，那么就长期而言，我和儿子最终将获得更大的愉悦。
（摘自《意林》2013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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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开车将成穷人标志》 薛涌
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风行英伦之时，如果说将来富人多是瘦子，穷人多是胖子，谁都会觉得是异想天开。脑满肠肥、大腹便便，是那时典型的富人形象。如今，肥胖症席卷发达国家，而在这些国家中，穷人中的肥胖症最为严重。可见，未来往往在我们的想象之外。那么，在现今这个开法拉利炫富的时代，如果说日后开车的多是穷人，富人反而很少开车出行这一种预言，是否会像贫富的胖瘦一样兑现呢？
《经济学人》不久前有一篇报道，目前地球上有十亿多辆汽车。仅2011一年，就增加了6000万辆新车。预计到2020年，世界汽车拥有量可能翻一番。在发达国家中，步行以外的旅行，有70%靠的是汽车。欧盟的汽车制造与服务业，雇用着1200万人，即6%的就业人口。美国则有800万人靠此业谋生，占私营企业工作岗位的4.5%。毫无疑问，汽车，是世界经济的命脉。
不过，未来汽车拥有量的增长，将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汽车拥有量已经到顶，甚至有可能下降。发达国家从总体上看，汽车旅行里程在2004年触顶，自2007年经济危机前开始下降。
六十几岁的英国人中，79%有驾驶执照。美国60～64岁这个年龄层的人中，90%以上开车。这比任何年龄段的比例都高。这代人是最痴迷汽车的一代。他们年轻时，汽车象征着自由、财富、美国梦，汽车难以和他们的生命分开。然而，他们恰恰是马上要退场的一代。
新一代则大异其趣。这代人考驾照的年龄普遍偏晚。驾照拿得晚的人，一般开车比较少。英国一项研究揭示，快三十岁时领到驾照的，比起年轻十岁就开始开车的人来，开车要少30%。在德国，年轻的有车家庭在1998～2008年间从20%增加到28%，但开车的却少了。大家买了车，但越来越多的时间是放在那里，偶然才用。2001～2009年间，美国18～34岁年龄段年收入7万美元以上的阶层，公交使用增长了10%。当然，网络的流行，也使许多开车出行不再必要。在英国，六分之一的零售是在网上进行，美国也达到了二十分之一。有研究表明，美国18～34岁这个年龄段以网络代替汽车的比例比任何年龄段都高。也许同样重要的是，年轻人越来越把汽车当成日常工具，而不是什么“美国梦”的象征，不是非追不可的时髦。
另一个潮流则是城市化。在发展中国家，城市中刚富起来的中高产是汽车的主要消费者。在发达国家，农村地区最依赖汽车，城市则更靠公交、自行车或步行。
需要注意的是，21世纪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和20世纪大为不同。汽车在20世纪的城市化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战后的美国代表着一个非常典型的模式。城市的发展围绕着汽车来演绎，城市化变成了郊区化的铺张发展：中高产移居郊外；市区空洞化：贫困、高犯罪率和破败的学区，形成难以根治的城市病。为汽车服务的高速公路，则成为基础设施的骨干，使白领阶层得以在郊区的“睡城”和都市中心办公室之间每日远距离通勤，最终导致公路不堪重负，严重拥堵。这使郊外中高产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面临这些挑战，欧洲城市首先开始了去汽车化的进程。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大力扩张自行车道，强化公交体系，同时减少停车位，增加停车费。伦敦、斯德哥尔摩、米兰等城市，以不同的形式征收进城的拥堵费。美国也在讨论类似的计划。这次美国房市崩解后的复苏，清晰地显示了郊区化的没落和城市的复兴：城市中心和近郊的房价迅速反弹。比如，最近一年多来波士顿市内的租金连创历史最高，纽约市区特别是曼哈顿地区也房价飙升。与此相对的，则是所谓“远郊的死亡”。
有观察家指出，有钱人开始返回城市。他们对开车感到厌烦，希望在工作地点附近居住。这样的潮流如果继续看涨，那么城里的高房价就可能把穷人挤走，而富人少开车、穷人离不开车的现象，就不再是天方夜谭了。
（摘自《意林》2013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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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10-1 15:39 编辑
77、《看书下饭》 张佳玮
我小时候，我妈最恨我吃饭时看书，总觉得这样“吃不出味道”。所以我出门吃饭前还要挑书，她当然更不乐意，总催：“随便挑本呗，反正都看过的。”我有好几个朋友跟我一样有这毛病：出门，必须多带几本书，不管看不看，带了觉得踏实放心。这情况直到我开始用PSP的电子书软件和iPad之后才算好转。
我有个朋友，则是到哪儿都离不了耳机。吃饭时爱听侯宝林、郭启儒的相声，赖沙发时爱听戴维斯的爵士。如果吃饭时改让他听小宫瑞代的琴曲，立刻全身凉飕飕啥都吃不下。同样的道理吧，书这东西配吃的喝的睡的，其实也都有挑。
古话说书中自有颜如玉，其实还有个比喻。有些书跟奥黛丽·赫本似的，适合喝下午茶；有些书跟梅根·福克斯似的，适合带出去飙车；有些书跟伊莎贝拉·阿加妮似的，你一点儿一点儿看，怕看漏了。就这么回事。
尤其闲书，拿饮食作比。大体上，跟肉一样，分肥、瘦和柴；跟茶一样，分温到削。我个人的经验是：翻译的外文书，越是近现代的，翻译腔越重，锐利、寒、削。老一辈的翻译，词句都更圆润温和些，翻译腔不重，朱生豪先生的莎翁、傅雷先生的巴尔扎克之类不提，像王科一先生的《傲慢与偏见》、李健吾先生的《包法利夫人》，读来照样有午后阳光的温煦感。
中文作品其实也类似，但得细分。上古诸子散文诗之类，好读但不膏腴，像牛肉干，咬多了厚味满口，但牙口累；《文选》里的东西尤其如此，《古诗十九首》算例外；越是近年出版的书，越清淡薄而好读，但偏滑，不厚润。我认识的人里，有很多趣味类似，都爱重读《三言》《金瓶梅》《牡丹亭》《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以至于沈从文、汪曾祺、钱钟书、张爱玲等诸位，无他，这几位的东西都聪明厚润不紧绷，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而且跟林妹妹看《西厢记》似的，“余香满口”。
马三立老师以前说，“生书熟戏，听不腻的曲艺”。老一代评弹唱腔为啥好听呢？按说侯、郭、刘、马这几位老先生那相声，笑点不密集，也都是悠悠然家长里短的事，为什么耐听？我觉得就是个功力，有功力的相声、京剧、音乐甚至于话剧念白、电影镜头语言和书，都是那么个圆润润颤悠悠饱满满的劲，跟熬到火候的乳白鱼汤、火候到家的扣肉一个道理。
你去吃个火锅看本《押沙龙！押沙龙！》，基本心情就完蛋了。寒、削、轻快的闲书初次读，适合阳光好的旅程。比如坐火车时读福克纳斯坦贝克科塔萨尔甚至物理学教材，平时再看不下去的段落都可以轻松咽掉。同样适合火车旅途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各种史和各种艺术建筑和植物图鉴。
村上春树的所有短篇和某几个不那么阴暗的长篇是很好的飞机书。海明威40年代之前的短篇白天走路看时会觉得清爽明快，一入夜读就会心情抑郁继而发冷。马尔克斯的就不拘些，早期的阴郁些，中后期大多有花团锦簇似的热闹，宜饭宜粥宜走路。膏腴一点的书，例如沈（从文）、汪（曾祺）、梁（实秋）、施（蛰存）、张（爱玲）、钱（钟书）诸位的小散文，很适合吃饭时读。汪、梁的饮食散文尤其搭调，助长食欲。
我有段时间觉得，莫言的小说有肉味，比余华的好下饭（看《活着》或者《爱情故事》或者《现实一种》真的会减损食欲）。欧·亨利的东西、马拉默德的大部分喜剧结尾小说、卡尔维诺的马可瓦尔多系列，就可以当随时捧起来读着玩的零食甜点。
（摘自《意林》2013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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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读心术：阅读习惯反映人品》 冠诚
阅读书籍的习惯对于了解一个人的个性特点以及情绪变化很有帮助。对此，FBI将喜欢阅读的人作了以下分类：
1.喜爱阅读浪漫言情小说的人通常感情丰富，洞察力强，对直觉深信不疑，对生活充满信心，而且，在陷入困境或者面临失败的时候，这种人能顽强抗争，不会萎靡不振。
2.喜欢传记的人深思熟虑，他们既野心勃勃，又脚踏实地，谦虚好问，善于衡量利弊得失，能够统筹全局，条件不成熟时绝不会不顾后果勉强行事。
3.如果喜欢喜剧书籍，那么这个人必定是乐天派，性格风趣幽默，遇到任何困难和阻力都不会害怕，对自己充满信心。
4.常读报纸和新闻性刊物的人是意志坚强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一般很关心国内外大事，关注世界风云变幻，希望自己的言行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这种人一般思维敏捷，对新事物能够作出较为迅速的反应，且善于接受各种思想。
5.要是对画报或是大型画册兴趣盎然，这个人通常会热情好客，爱结交朋友，习惯身边围绕着很多人。
6.爱看侦探或破案一类书籍的人通常勇于接受思想上的挑战。他们逻辑思维能力强，善于解决各种难题，对于别人望而却步的难题，通常会兴趣倍增，以解开难题为乐。
7.要是对科幻类的图书视若珍宝，这类人一定思维发达、想象力丰富，而且富有创造力。他们常被科学技术所吸引，喜欢为将来拟定计划，但缺乏持之以恒的精神。
8.喜欢阅读财政经济一类书籍的人崇拜那些在事业上卓有建树的人物，并以他们为榜样，希望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竞争力，达到自己希望达到的人生高度。
9.对流行时尚杂志格外青睐的人虚荣心很重，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貌和着装，十分顾及面子，在日常生活中尽力改变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希望拔高自己。
10.如果特别喜欢读诗歌，则应是热爱生活的人，对人世间的一切美好事物钟爱有加。他们也会有意识地在诗的熏陶下进行反思，使心灵得到净化，努力追求“真善美”。
11.倘若读历史书籍津津有味，说明这个人尊重事实，讲究实际，重视效果。他们通常会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用在努力工作或者认真做学问上。
游戏偏好透露出的思维特点：
喜欢玩不同益智游戏的人，性格和思维方式也有着不同的特征。所以，FBI的训练中有一项是根据益智游戏来观察一个人的性格特征。
喜欢拼图游戏的人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不过这种类型的人通常具有一定的忍耐力和信心，在挫折和困难面前，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而是能够保持顽强的斗志。
喜欢纵横字谜的人注重效率，总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花最少的精力完成某件事情，这往往是不现实的，所以他们难免会有些失望。他们大多有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责任心，不会逃避生活中突然出现的困难和灾难。
（摘自《意林》2013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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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10-1 15:59 编辑
79、《为什么雪夜要“闭门读禁书”》 易中天
天若有情天亦老。转眼间，已是数九寒天了。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雪夜里，最是读书的好时间。
读书，难道还要挑时间么？也要也不要。真正的读书人，固然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读书，都能读书，但什么时候最宜读书，或最合适读什么书，也还是有个说道。
古人就有“雪夜闭门读禁书”一说。禁书为什么最宜在雪夜里读呢首先，雪夜里造访的人极少。这个时候读禁书，不但相对安全，也能保证读书的连贯性。禁书毕竟是难得一读的。如果竟被前来下棋聊天的人打断，岂不扫兴？其次，天寒地冻的，即便读了禁书想干什么“坏事”，怕也不能。因此无妨拿那“诲淫诲盗”的书来读他一读。再说了，门外大雪纷飞，室内炉火明灭，拥暖衾，伴孤灯，读那让人面红耳赤心惊肉跳的文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刺激？
其实，只要是夜里，就宜于读书，倒不一定非得是雪夜，也不一定要读禁书。读书本为“谋心”，而白天却要忙于“谋生”。谋生总是必要的，也是第一位的。但谋生之时纷纷扰扰，静不下心来，却也是事实。因此最好在那万籁俱寂的夜间，抛却功名利禄，淡忘进退荣辱，平心静气，信马由缰，率性而读。显然，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容易进入阅读的状态；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能有真正的读书。我的一位朋友李树林说，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靠着床头，沏一杯茶，灯下抱一本喜欢的书，静静地看，漫漫地思索”。我相信这是许多读书人都会赞同的。不必把盏执酒，也不必红袖添香，只要夜深人静，有一个纯属个人的独立空间，便可心同书共神与物游。这正是许多人喜欢夜读甚至只肯夜读的原因；而中央电视台把《读书时间》节目安排在深夜，看来也不无道理。
不过，虽同为夜读，春夏秋冬，也还是有所不同。
我的看法是：春宜读子，夏宜读史，秋宜读经，冬宜读集。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百花齐放，百鸟齐鸣，自然最合适读那“百家争鸣”的子书。夏日炎炎，酷暑难熬，那些“讲故事”的史书，颇能帮我们度此长夏。也不妨在午间小憩后，于北窗下置一竹床，就一杯冰啤酒读《史记》、《汉书》，便“不作羲皇上人想”。秋日里，雁去叶落，桔红穗黄，天高云淡，风静潮平。大约只有在此时读经，才沉得下气来。至于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冬天，当然最好是赖在床上躲进被窝，去读诗词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或者如前所说，“雪夜闭门读禁书”了。
（摘自《意林》2013 第4期） -
80、《古人如何读书》 佚名
李密牛角挂书。隋朝李密，少年时被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他生性灵活，在值班的时候左顾右盼，被隋炀帝发现了，认为这孩子不大老实，就免了他的差使。李密并不懊丧，回家以后，发愤读书，决定做个有学问的人。有一回，李密骑了一头牛，出门看朋友。在路上，他把《汉书》挂在牛角上，抓紧时间读书。此事被传为佳话。
董仲舒三年不窥园。董仲舒专心攻读，孜孜不倦。他的书房后虽然有一个花同，但他专心致志地读书学习， 三年时间没有进园观赏一眼，董仲舒如此专心致志地钻研学问，使他成为西汉著名的思想家。
匡衡凿壁偷光。西汉时期，有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叫匡衡，匡衡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凿通了邻居文不识家的墙，借着偷来的一缕烛 光读书，终于感动了邻居文不识，在大家的帮助下，小匡衡学有所成。在汉元帝的时候，由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推荐，匡衡被封郎中，迁博上。
囊萤映雪。晋代车胤家贫，没钱买灯油，而又想晚上读书，便在夏天晚上抓一把萤火虫来当灯读书；晋代孙康冬天夜里利用雪映出的光亮看书。
屈原洞中苦读。屈原小时候不顾长辈的反对，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坚持躲到山洞里偷读《诗经》。经过整整三年．他熟读了《诗经》305篇．从这些民歌民谣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终于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
范仲淹断齑划粥。范仲淹从小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省吃俭用。终于，他的勤奋好学感动了寺院长老，长老送他到南部学舍学习。范仲淹依然坚持简朴的生活习惯，不接受富家子弟的馈赠，以磨砺自己的意志。经过刻苦攻读，他终于成了伟大的文学家。
司马光警枕励志。司马光是个贪玩贪睡的孩子，为此他没少受先生的责罚和同伴的嘲笑，在先生的谆谆教诲下，他决心改掉贪睡的坏毛病，为了早早起床，他睡觉前喝了满满一肚子水，结果早上没有被憋醒，却尿了床．于是聪明的司马光用圆木头做了一个警枕，早上一翻身，头滑落在床板上，自然惊醒，从此他天无早早地起床读书，坚持不懈，终于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写出了《资治通鉴》的大文豪。
陆游书巢勤学。南宋诗人陆游从小刻苦勤奋、敏而好学。他的房子里、桌子上摆的是书，柜中装的是书，床上堆的也是书．被称作书巢。他勤于创作，一生留下了九千多首诗，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大文学家。
刘勰佛殿借读。夜深了，佛殿里忽然传来琅琅的读书声。小和尚们吓坏了，以为里面有鬼，立刻报告给老和尚。于是，老和尚带领小和尚捉鬼．没想到“鬼”原来是一个叫刘勰的穷孩子，他在借佛灯读书呢。刘勰经过刻苦学习．终于成了伟大的文学家。
顾炎武手抄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童年非常不幸，天花差点夺去他的生命。虽然他体弱多病，但是在母亲的教导和鼓励下．顾炎武勤奋苦读．以过人的毅力手抄《资治通鉴》，终于成为一代大学者。
（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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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敲开最好的可能》 刘瑜
在我剑桥的家里，每天回家时都能看到地上躺着几封慈善机构的捐款号召信，对此我早已见怪不怪了。不过前两个星期收到的一个捐助号召，则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它直接把两个折叠的大塑料口袋塞到了我家里，其中的附信写道：请把你不要的、干净整洁的衣服放到这些塑料口袋里，并在X月X日放到你家门口，我们届时会来领取，并捐给XX机构转卖⋯⋯
慈善做得如此周到，让它真正成为举手之劳，正中我这种懒人的下怀。于是我把一批早已淘汰又不知该往哪里送的衣服装了满满一口袋，在指定日期放到门口，晚上回来一看，果然被拉走了。
正如市场经济体系中缺少的往往不是资本，而是引导这些资本流向合理项目的中间人，一个正常社会中缺少的往往不是人的善意，而是引导这些善意流向弱势群体的中间人。在经济体系中，那个给资本穿针引线的主角就是金融机构，而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的善意做中介的则是各种公益慈善机构。
剑桥小镇虽然只有10来万人口，其公益组织却可以说是密密麻麻。我家附近一公里左右，我就见到过10来家慈善店铺，有帮助病人的Hospice shop，有致力扶贫的Oxfam，有保护流浪猫的Cats Protection，有帮助问题青少年的Aid of Romsey Mill，有援助精神病人的Mind⋯⋯如果再去统计那些我没有路过的或者没有注意到的慈善店铺，简直可以说到了“三步一小个、五步一大个”的地步。
乍一到剑桥时我还奇怪这个小镇怎么这么多卖便宜货的旧货铺，慢慢地才知道它们都是慈善组织的筹款渠道之一。至于镇中心每天有人叫卖“Big Issue”的声音，所有熟悉剑桥的人恐怕都习以为常了——Big Issue是专门雇佣流浪汉来叫卖、帮助流浪汉的一份街头报纸。
从这些组织的密度来看，可以说凡是社会问题出现死角的地方，就有慈善的身影出现。但是慈善的兴盛，不是从天而降的，它需要一整套制度的土壤。比如，在英国注册一个慈善组织或其分部行政门槛很低，慈善委员会的网上信息显示，如果申请材料规范，一般批准注册一个慈善组织只需要十个工作日左右。当然慈善委员会对慈善组织监管也很严格，不但要求它们定期提供财务报表，而且将其财务公之于众(包括网络公开)，使其接受民众监督，若有任何民众举报，委员会也会对慈善组织进行调查。同时，政府本身不但注资几十亿英镑资助NGO发展，而且法律规定对慈善店铺必须至少免80%的税收，使得慈善事业的经济可行性大大增强。
相比之下，中国要筹办慈善组织，困难重重。不但要向民政部注册，而且要找“挂靠单位”——而要找到一个“挂靠单位”，往往难于上青天；如果要成立筹款基金，还需要有非常高的启动资金(200万~800万)；此外，“同一领域在同一行政区域不得重复设立社会团”、“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等法规明显阻碍NGO之间的良性竞争和扩展。
正是因为这些制度障碍，中国的公益事业极不发达，即使现有的公益性组织，据专家估算百分之九十也是以“地下”或者商业机构的形式存在，这不仅使得其慈善工作开展困难，而且也使得政府难以对其进行合理监管。中国人也许和英国人一样乐于助人，但是给中国人的善意穿针引线的组织资源却因为制度原因发育不良。
关心民主理念的人往往会为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民众到底值不值得信任？有人认为民众不过是一群受情绪支配的乌合之众，有人则认为民众具有相互关爱理性协商的社区精神。其实，从民众既可能万众一心地高呼万万岁、也可能在一个10万人的小镇运转几十个慈善组织的记录来看，民众可能从来没有统一的“天性”，好的制度可能激励出人性最善良美好的一面，而坏的制度则可能暴露其最丑陋的一面。俾斯麦说“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那么我们能敲开人性中哪种可能性，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我们在缔造什么样的政治。
（摘自《读者》2013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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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手袋里的灯》 程玮
我得到过一个很新颖、很奇妙的小礼物，扁圆的形状，洁白润滑，小巧精致，像一枚银色的贝壳。送给我的人解释说，这是某个大品牌专门为女人打造的手袋灯。把它放在手袋里，女人在听歌剧看电影时，突然想起要在手袋里找东西，只要轻轻一碰，它就亮了，照亮了手袋，照亮了手袋里的东西，而且不影响身边的人。最重要的是，省去了可能出现的翻找和折腾，避免了由此产生的坏心情。
很快，不少朋友都知道我有这样一个奢侈的灯。坐在电影院的时候，就有朋友把头伸过来，要求看一看我手袋里的灯。可是，我没带。总是没有带。特意没有带。以后也不会带。
我喜欢送这件礼物的人，也喜欢这件礼物。但我很不喜欢这件礼物透射出来的一种信息：一种对物质生活十全十美的精致要求。其实，这种对生活的精致和完美的追求，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它甚至已经开始威胁到我们居住的环境，空气、土壤、山川、河流。可是，我们仍然乐此不疲，精益求精，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我们是不是可以缓一下追逐物质需求的脚步，返回我们自身。关注一下自己的内心，探索一下哲学的智慧、信仰的力量和生命的意义呢？
传说当年苏格拉底一个人走在雅典街头，把集市摊贩卖的东西一件一件看过去，最后感慨地说，这里的大多数东西都是我用不着的。这个不崇拜物质的人，因此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独立的人。
而我们的悲剧在于，我们永远在追求各种各样我们用不着的东西。我们停不下来，甚至没有想过要停下来。
（摘自《读者》2013 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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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有多少是心甘情愿的》 于坚
大合唱，不参加者，记过一次或者扣钱两百。参加者也发两百。于是人人都来了，为的是不被记过罚钱。
宴会，全体赴宴者都要给领导敬酒。领导并没有如此要求，但无人敢不敬，不是心里要敬，而是害怕领导不高兴。就是父母双亲，老师在侧，也要先给领导敬酒。如果人人都一一上去敬酒，有一人不去，这个行为本身就成了自动与领导为敌，使自己在单位上的生存环境恶化。
开会，发言，有些话未必是自己想说的，自己想说的不敢说，害怕领导不高兴，都知道他喜欢听什么，领导的心思人人都琢磨透了，只有领导不知道大家敢说的是什么。领导做报告时，下面小话猖獗。报告其实无人心领神会，大家心照不宣的却是，怎么把这个会熬过去。
工作，创建文明城市，要求在人行道上必须种两排树，干事的人都知道这么做是行不通的，结果只会是浪费资金人力资源，且遭致民怨。1.因为已经有一排梧桐树，遮天蔽日，再种的这一排，必见不得阳光，枯萎丑陋。2.人行道下面埋了电线，挖开的话，电线就要重埋。3.人行道宽窄不一，有的地段如果种两排树，就很难散步了。每次走到这里，过路人都要骂骂咧咧。但人人都执行不误，因为不执行就下岗。
节日，一定要挂上标语口号，似乎不挂，这个个节日就不存在似的。其实在多年前也许有规定要挂的，但很多年都没有再规定了。一条街看下来，也只有少数单位挂了。但这个单位不敢不挂，害怕。
类似的事情在当今恐怕是普遍现象，违心的敬酒、挂标语之类，一次也没有干过的，请举手。
这种风气，导致了大量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合唱轰轰烈烈，宴会觥筹交错，大街张灯结彩……有多少是心甘情愿的呢？
如果不考虑心的问题，不考虑是否心甘情愿，那么事情大多数就只是由于害怕官威而敷衍。最可怕的是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年轻一代，他们也学会了敷衍。在学校敷衍老师、敷衍上课、敷衍考试。在家敷衍父母，一旦脱离教育的控制，年轻人就无法无天，野怪黑乱起来。“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
人们什么时候才不敷衍呢？只有心甘情愿。
各民族的文明都有共同追求，比如《易经》讲的“生生”。但各文明的“明法”不同，西方讲理性、讲逻各斯，印度讲神性，中国自古以来讲心，都是道可道非常道。心是什么，很难概念化，但人人知道，只要他是中国人。心安才能理得，这是中国文化与他文化的不同。许多事情，只是理得是不够的，还要将心比心，要心服。只是政治正确是不够的，还要心悦诚服。
无心，社会可以运转么？当然可以。就是经历了“文革”那样灭心的时代，中国社会不也照样过来了么？社会完全可以在事功上“冷了大家的心”、伤心、灭心，只以货币为润滑剂、以利之所趋为润滑剂，或者只讲大道理。但心并不会就此灭绝。看不见的不说，汉字里面有心字旁的字有几百个，成语熟语有几百个，口语中就更多了，什么事都要说个“心某某”。心旷神怡、心领神会、心满意足、心安……是中国式人生的最高境界。心无所不在，如果事功赫赫，但心烦、心碎、心痛、心累、心焦、心酸、心碎、心有余悸……那么，结果就会口是心非，心怀叵测，心死。
比如拆迁、城管，在大道理上，在大局上，或许是在理的。也许你可以为一个大道理而自我牺牲，但不能要求所有草民也跟着牺牲，将心比心，因为拆迁正确，就将别人白发苍苍的父母扫地出门，因为城市的光辉形象，把别人讨生计的小贩父母打翻在地，这么干，你自己的父母能忍心么？心和文件、大道理不同。心，在每一个肉身之中，来自久远的传统，它并非心脏一词所谓的那个心。
其实许多道理，不需渡洋去求，只消回到被我们遗忘的那些中国古训。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常，就是说他并非今天所谓“领导”，他只是为百姓守常，所以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要百姓安心，守常即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所以老子又说无为而治。
现代社会，老子式的无为而治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某些领导，有为过度。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无“常”起来了。不以百姓心为心，而是野心勃勃、贪心滚滚、心比天还高。连人行道上是种花还是种草、房子外墙是刷石灰还是涂油漆、阳台是封闭还是开放、街道是宽还是窄……这种百姓事、家事、琐事，都不管青红皂白，一锤定音。不顾常识又大权在握，无怪乎百姓无可奈何，只有心灰意懒。
“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庄子）在他民族的文化中，也许没有心这种东西，哀莫大于进不了天堂，哀莫大于来世继续当牛做马。在中国，心是当下的，在世的，在场的，也是看不见的，只可意会（心领神会）不可言传，是过去的，也是将来的。事功之前，百姓心牵挂着，事功之后，百姓心掂量着，心因此而冷或热，安或烦，心花怒放或心如死灰，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在我中国。
（摘自《读者》 2013 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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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于 2013-10-3 10:34 编辑
84、《沈从文，他在痛苦中开花》 东方小四
4月1日清晨，醒得太早。随手翻开一本书，是沈从文的书信集，其中有些是他生前没想到会发表的自呓般的文字。自1949年1月到8月，正是他被人认为“精神失常”的一段岁月。他在妻子张兆和的信上乱圈点，内容大致为，我的痛苦，这个世界上没人知晓；生活已经失去意义。
那时他因郭沫若的一句“反动文人”的定论而否定自我，直觉自己的写作时代已经过去。精神压力巨大的他应梁思成与林徽因之邀住在他们清华园的家里，以疗养身心。许多真挚的朋友巴望他早日康复，他反复自语：没人知道，其实我根本没有病。他也感觉到，有些人其实在等着看笑话。
在呓语里，他说，翠翠，你在一点零四的房间里酣睡，还在想着我吗，我死了也想着我吗？我不由吃了一惊。原来，那个小说中“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的人，也是沈从文自己啊。原来，他一直未能忘怀少年的情怀-----他在自传里，写下了一段孽缘:一个白脸女孩和弟弟，趁着他的爱情正燃烧着，骗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令他不得不离开家乡。而他未曾在自传中落笔的美好的感情，嵌入了小说《翠翠》中。朴素洁白的期望，欲语还休的心动，用生命表达的纯粹，闪烁在字里行间。
在痛苦无法排遣的许多年后，他还挂念着她。而三三（张兆和的昵称）也排在翠翠的后面。我终于有点明白了他对张兆和的爱恋，有许多无法言述的情愫。其中有许多印照着对翠翠的憧憬：美丽、忠诚、纯真、微黑。而张兆和还多了翠翠所没有的大家闺秀的才气。沈张的恋爱，未必为对方完全懂得，却可恒久。因为他对自己的懂，因了她的纯粹高洁。
幸好，他有她。那个虽然不太懂得他，却一直用自己温暖坚定的爱心去支持和抚慰他的妻子。后来他曾在家自杀，也幸亏担心着他的她匆匆从干校返回，及时发现而救了他一命。
从此以后，沈从文开始另一条命。他的痛苦低到尘埃里，开出花来。他丢掉了那支光彩夺目的文学之笔，开始托生为文物问题专家沈从文。我仔细读过其填补国内空白的《中国服饰史》与其他关于“瓶瓶罐罐”的文章，功力胜于如今的文物专家不知几多。50年代以后的沈从文，不论什么文物入了他的眼，所有的来龙去脉都清晰起来。许多人都震惊于他惊人的记忆力，以及渊博深厚的古文及古文物功底。他只微微笑，甚至对于“故宫解说员”的工作，也做得十分尽心尽责。在文物面前，讷于言的他，随时可口若悬河。
他埋葬了文学世界里的沈从文，成就了文物专家沈从文。无法言说、无处排解的痛苦，开成了一朵朵奇葩。看到那些一丝不苟的文字，与之前的文学之笔截然不同，但也同样圆润、朴素、悠远，印着他个人的标记。只是，我依然会有流泪的冲动。有些人的有些转身，即便与世无争，即便毫无声响，即便当事人一直微笑，也让旁人难以释怀。
一个死过一次的人，还畏惧什么还有什么不可失去的呢?还有哪种痛苦，无法化成春泥？故而在文革之中的一次批斗，他与老舍等作家被逼跪成一圈，中间是熊熊燃烧着的他们的从前的作品。在灼人的热浪与辱骂、鞭打面前，沈从文安之若素。事后拍拍灰回家，依然进行自己的文物研究。老舍在此事后，却不能从身心深重的痛苦与屈辱中解脱，当天自沉湖底。
在北京一个小巷里的一间斗室，沈从文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交给了文物研究。他美丽忠诚的妻子，每天给他送饭。有时，上顿的饭菜凉了，他还在不辞劳苦地涂抹写画。张兆和只能倚门无奈一笑，不能理解这个人为了什么要如此自苦。她只能安慰自己，毕竟他已经“正常”了。
这个世间只有一个沈从文。天分过人，外表温和，内心倔犟。当年郁达夫好心劝慰这个在小旅馆流着鼻血写文章、几近饿死的文学青年放弃文学之路时，年轻的沈从文带着湖南人的“一根筋”和走投无路的无奈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当鲁迅在报纸上痛斥他的时候，他保持了冷静与克制，仍不改文风；当郭沫若代表一种新环境全盘否定他的时候，他差点放弃了生命，但重新站起来时，更加骄傲-----谁都知道，郭本人对于文物有着相当的造诣。后来，时为社科院领导者的郭沫若不得不高度评价了《中国服饰史》，并撰写了序言。沈从文自始至终，却没有说过郭的一句不是，哪怕1949年时自己都快被这个强势的人逼疯了。
一个人面对挫折和痛苦的态度，决定了他的人生和成就。
真的，这个世界一点不可怕。黑暗也不会黑得真让你走投无路。只要内心够强大，性情够执著，苦难不过是露珠，迟早会在阳光
下化为轻雾。它可能会改变你的轨迹，却不能摧毁你的尊严与傲气。否则，它也可能是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一切由你自己决定。
张兆和在沈从文逝后，轻声说道，斯人可贵。她的妹妹张充和补充：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摘自《读者》 2013 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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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童话》 陈丹燕
一个人在儿时读童话，看到的是神奇的世界。一个小人，躺在自家干净温暖的小枕头上，听母亲读童话，满脑子都是奇妙的想象，他以为那就是自己长大以后，将要进入的世界。那时的童话，好就好在，小人看到了世界的公平，好人总归是要战胜坏人，小红帽总是打得过大灰狼，灰姑娘也终于可以与王子幸福地生活在皇宫里。达到这个理想以前所经历过的九九八十一难，都因为胜利而变得非常浪漫，一点也不苦。小人这时要是提问，一定有积极的主题，从吃菠菜的重要性，到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都是想象自己将会在那个美妙的世界里大有作为。都是对将来的人生抱着无限的好感。那要求世道公平的种子，就是这样种在了心里。
一个人在成年后再读童话，除了特别的爱好，大多数人是因为已为人父母，身体已经从婴儿床的位置转移到小床边的矮凳子上。夜复一夜，要为自己的孩子读童话书了。这是个所谓蓦然回首的时刻，那些似曾相识的故事，从人生湍急的进程中冉冉升起。度过了青年时代抛弃童话幻想的激烈，此刻，一个人在童话书面前再次检验童话中对世界的理想，那个古老的好人有好报的清平世界，心中总是悻悻然的，因为此时最深的感受就是：生活原是不够公平的。
成年之后，每个人都多少有了对自己已经进入的世界的怕，因为经历了磨难，所以也有了对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退缩。成年人的心，在童话面前，显出了它的疲惫和倦怠。
一个成年人，读白雪公主给孩子听的时候，有时心中会蓦然一惊：他突然想到，也许事实根本就不是皇后使计谋害白雪公主，而是白雪公主不喜欢后娘，使计陷害皇后呢！一个人在成年时候读童话，常常都能在一团温柔的故事里读出背后深深的恶意。这种恶意的发现，是与他对生活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后来的生活，摧毁了儿时璀璨的愿景。许多人是在此时发现，自己小时候心中的美好世界已经坍塌了，因为从前的童话也已经变质了。
一个人要是在老年后还有机会重读童话，本身就是幸福。因为无论境况如何，他都已锻炼出了一颗安适的心。简单的故事在丰富的阅历面前，呈现出从前无法想象的寓言性。很难想象，那些简单的句子是如何饱含了人生中无限的感触。那看上去幼稚的公平世界，是如何翻然新生，散发着多少磨难终于无法毁灭的向往。人的年龄和阅历都是无法夺取的财富，如果这个人没有白白度过自己一生的话，他终将变得更加智慧和宽容，在这时，他能找到童话中那个清明世界在他心中的共鸣。这时候他真正与童话共鸣，他能与童话的信仰融为一体。只是带着一点点悲哀，因为他知道许多事，在童话中存在，也在心灵的理想世界中存在，只是自己一生都无法到达。
一个人如果一生都阅读童话，那么，他会渐渐持有对童话的信仰。一个人在童年和老年时容易接近童话的理想，是因为人生的这两个阶段，有更多的心灵生活，而不需要与现实苦苦搏斗。
(摘自《青年文摘》2009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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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昼信基督夜信佛》 史铁生
大概是我以往文章中流露的混乱，使得常有人问我：你到底是信基督呢，还是信佛法？我说我白天信基督，夜晚信佛法。
这回答的首先一个好处是谁也不得罪。怕得罪人是我的痼疾，另方面，信徒们多也容易被得罪。当着佛门弟子赞美基督，或当着基督徒颂扬佛法，你会在双方脸上看到同样的表情：努力容忍着的不以为然。
这表情应属明显的进步，若在几十年前，信念的不同是要引发武斗与迫害的。但我不免还是小心翼翼，只怕那不以为然终于会积累到不可容忍。
怕得罪人的另一个好处，是有机会兼听博采，算得上是因祸得福。麻烦的是，人们终会看出，你哪方面的立场都不坚定。
可信仰的立场是什么呢？信仰的边界，是国族的不同？是教派的各异？还是全人类共通的理性局限，以及由之而来的终极性迷茫？
人的迷茫，根本在两件事上：一日生，或生的意义；二日死，或死的后果。倘其不错，那么依我看，基督教诲的初衷是如何面对生，而佛家智慧的侧重是怎样看待死。
这样说可有什么证据吗？为什么不是相反——佛法更重生前，基督才是寄望于死后？证据是；大凡向生的信念，绝不会告诉你苦难是可以灭尽的。为什么？很简单，现实生活的真面目谁都看得清楚。清楚什么？比如说：乐观若是一种鼓励，困苦必属常态；坚强若是一种赞誉，好运必定稀缺；如果清官总是被表彰呢，则贪腐势力必一向强大。
在我看，基督与佛法的根本不同，集中在一个“苦”字上，即对于苦难所持态度的大相径庭。前者相信苦难是生命的永恒处境，其应对所以是“救世”与“爱愿”；后者则千方百计要远离它，故而祈求着“往生”或“脱离六道轮回”。而这恰恰对应了白天与黑夜所向人们要求的不同心情。
外面的世界之可怕，连小孩子都知道。见过早晨幼儿园门前的情景吗？孩子们望园怯步，继而大放悲声；父母们则是软硬兼施，在笑容里为之哭泣。聪明些的孩子头天晚上就提前哀求了：妈妈，明天我不去幼儿园！
成年人呢，早晨一睁跟，看着那必将升起的太阳发一会儿愣，而后深明大义：如果必须加入到外面的世界中去，你就得对生命的苦难本质说是。否则呢？否则世上就有了“抑郁症”。
待到夕阳西下，幼儿园门前又是怎样的情景呢？亲人团聚，其乐陶陶，完全是一幅共享天伦的动人图画！及至黑夜降临，孩子在父母含糊其词的许诺中睡熟；父母们呢，则是在心里一遍遍祈祷，一遍遍驱散着白天的烦恼，但求快快进入梦的黑甜之乡。倘若白天挥之不去，《格尔尼卡》式的怪兽便要来祸害你一夜的和平。
所以，基督信仰更适合于苦难充斥的白天。他从不作无苦无忧的许诺，而是要人们携手抵抗苦难，以建立起爱的天国。
譬如耶稣的上十字架，一种说法是上帝舍了亲子，替人赎罪，从而彰显了他无比的爱愿。但另一种解释更具深意：创世主的意志是谁也更改不了的，便连神子也休想走走他的后门以求取命运的优惠，于是便逼迫着我们去想，生的救路是什么和只能是什么。
爱，必是要及他的，独自不能施行。
白天的事，也都是要及他的，独自不能施行。
而一切及他之事，根本上有两种态度可供选择：爱与恨。
恨，必致人与人的相互疏远，相互隔离，白天的事还是难于施行。
惟有爱是相互的期盼，相互的寻找与沟通，白天的事不仅施行，你还会发现，那才是白天里最值得施行的事。
白天的信仰，意在积极应对这世上的苦难。
佛门弟子必已是忍无可忍了：听你的意思，我们都是消极的喽？
非也，非也！倘其如此，又何必去苦苦修行？
夜晚，是独自理伤的时候，正如歌中所唱：“这故乡的风，这故乡的云，帮我抚平伤痕。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你曾经到哪儿去了？伤在何处？
我曾赴白天，伤在集市。在那儿，价值埋没于价格，连人也是一样。
所以就，“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
夜晚是心的故乡，存放着童年的梦。夜晚是人独对苍天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来？我能不能不来，以及能不能再来？“死去原知万事空”，莫非人们累死累活就是为了最终的一场空？空为何物？死是怎么回事？死后我们会到哪儿去？“我”是什么？灵魂到底有没有？……黑夜无边无际，处处玄机，要你去听、去想，但没人替你证明。
白天（以及生）充满了及他之事，故而强调爱。黑夜（以及死）则完全属于个人，所以更要强调智慧。白天把万事万物区分得清晰，黑夜却使一颗孤弱的心连接起浩瀚的寂静与神秘，连接起存在的无限与永恒。所谓“得大自在”，总不会是说得一份大号的利己之乐吧？而是说要在一个大于白天、乃无穷大的背景下，来评价自我，于是也便有了一份更为大气的自知与自信。
“自在”一词尤其值得回味。那分明是说：只有你——这趋于无限小的“自”，与那无边无际趋于无限大的“在”，相互面对、相互呼告与询问之时，你才能确切地知道你是谁。而大凡这样的时刻，很少会是在人山人海的白天，更多地发生于只身独处的黑夜。
倘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拘泥于这一个趋于无限小的“我”，烦恼就来了。所谓“驱散白天的烦恼”，正是要驱散这种对自我的执着吧。
执着，实在是一种美德，人间的哪一项丰功伟绩不是因为有人执着于斯？惟执迷才是错误。但如何区分“执着”与“执迷”呢？常言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执于前者即是美德，执于后者便生烦恼。所以，其实，一切“迷执”皆属“我执”！用一位伟大的印第安巫士的话说，就是“我的重要性”——一切“迷执”都是由于把自我看得太过重要。那巫士认为，只因在“我的重要性”上耗费能量太多，以致人类蝇营狗苟、演变成了一种狭隘的动物。所以狭隘，更在于这动物还要以其鼠目寸光之所及，来标定世界的真相。
那巫士最可称道的品质是：他虽具备很多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神奇功能，但并不以此去沽名钓誉；他虽能够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另类存在，但并不以此自封神明，只信那是获取自由的一种方式；他虽批评理性主义的狭隘，却并不否定理性，他认为真正的巫士意在追求完美的行动、追求那无边的寂静中所蕴含的完美知识，而理性恰也是其中之一。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这世界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无论局限于哪一种都会损害生命的自由。这样，他就同时回答了生的意义和死的后果：无论生死，都是一条无始无终地追求完美的路。
是嘛，历史并不随某一肉身之死而结束。但历史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进步、繁荣、公正？那只能是阶段性的安慰，其后，同样的问题并不稍有减轻。只有追求完美，才可能有一条永无止境又永富激情的路。或者说，一条无始无终的路，惟以审美标准来评价，才不至陷于荒诞。
基督信仰的弱项，在于黑夜的匮乏。爱，成功应对了生之苦难。但是死呢？虚无的威胁呢？无论多么成功的生，最终都要撞见死，何以应对呢？莫非人类一切美好情怀、伟大创造、和谐社会以及一切辉煌的文明，都要在死亡面前沦为一场荒诞不成？这是最大的、也是最终的问题。
据说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城邦利益是根本利益，而分清敌我又是政治的首要。但令我迷惑的仍然是：如果“死去原知万事空”，凭什么认为“及时行乐”不是最聪明的举措？既是最聪明的举措，难道不应该个个争先？可那样的话，谁还会顾及什么“可持续性发展”？进而，为了“及时行乐”而巧取豪夺他人——乃至他族与他国——之美，岂不也是顺理成章？
“但悲不见九州同”确是一种政治的高尚，但信心分明还是靠着“家祭无忘告乃翁”，就连“王师北定中原日”也难弥补“死去原知万事空”的悲凉与荒诞。所以我还是相信，生的意义和死的后果，才是哲学的根本性关注。
当然，哲学难免要向政治做出妥协。那是因为，次一等的政制也比无政府要好些，但绝不等于说哲学本身也要退让。倘若哲学也要随之退一等，便连城邦的好坏也没了标准，还谈的什么妥协！妥协与同流合污毕竟两码事。
佛法虚无吗？恰恰相反，他把“真”与“有”推向了无始无终。而死，绝不等于消极，而是要根本地看看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全面地看看生前与死后都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换一个白天所不及的角度，看看我们曾经信以为真和误以为假的很多事都是怎么一回事……
故而，佛法跟科学有缘。说信仰不事思辨显然是误解，只能说信仰不同于思辨，不止于思辨。佛门智慧，单凭沉思默想，便猜透了很多物理学几千年后才弄懂的事；比如“惟识”一派，早已道出了“量子”的关键。还有“薛定锷的猫”——那只可怜的猫呵！
便又想到医学。我曾相信中医重实践、轻理论的说法，但那不过是因为中医理论过于艰深，不如西医的解剖学来得具体和简明。中医理论与佛家信念一脉相承，也是连接起天深地远，连接起万事万物，把人——而非仅仅人体——看作自然整体之局部与全息。倒是白天的某些束缚（比如礼仪习俗），使之在人体解剖方面有失仔细。而西医一直都在白天的清晰中，招招落在实处，对于人体的机械属性方面尤其理解得透彻，手段高超。比如器官移植，比如史铁生正在享用着的“血液透析”。
要我说，所谓“中西医结合”，万不可弄成相互的顶替与消耗，而当各司其职，各显其能；正如昼夜交替，阴阳互补，热情与清静的美妙结合。
不过，说老实话，随着科学逐步深入到纳米与基因层面，西医正在弥补起自身的不足，或使中医理念渐渐得其证实也说不定。不过，这一定是福音吗？据说纳米尘埃一旦随风飞扬，还不知人体会演出怎样的“魔术”；而基因改造一经泛滥，人人都是明星，太阳可咋办！中医就不会有类似风险——清心寡欲为医，五谷百草为药，人伦不改，生死随缘，早就符合了“低碳”要求。不过这就好了吗？至少我就担心，设若时至1998年春“透析”技术仍未发明，史铁生便只好享年四十七岁了，哪还容得我六十岁上昼信基督夜信佛！
世上的事总就是一利一弊。怕的是抱残守缺。
佛家反对“二元对立”，我以为，反对的是二元的势不两立。二元的势不两立，实际是强烈的一元心态。然而，这世界所以是有而不是无，根本在于二元的对立。所以，佛家实际是在强调二元和谐。一切健康的事物，都是基于二元的和谐，身体、社会、理想、修行……莫不如此。
“万法归一”是说这世界的本源，“三生万物”是指这个现实的世界。二者的位置一旦颠倒，莫说他史铁生了，众生的享年都要回零。
佛法之“空”，料与“空空的行囊”之“空”绝不一致。亚里士多德说，无中生有是绝不可能的。老子却说，有生于无。不过佛家还有一说：万法皆空。空即是有，有即是空，所以我猜佛家必是相信：有生于空。空，并不等于无。根本的二元对立，并非有与无的两极，而是有与空的轮回，或如尼采所说的“永恒复返”。
而“有”，也不见得就是有物质。有什么呢？不知道。物理学说：抽去封闭器皿中的一切物质，里面似乎还是有点儿什么的。有点儿什么呢？还是不知道。那就可以猜想一回了：有的是“空”！万法皆空，而非万法皆无，所以“空”绝非是说一切皆无。空不是无，空只好是有了。那么它又是一种怎样的有呢？空极生有，料必是一种无比强大的势能！即强烈地要创生出无限时空、无限之可能性的趋势。创世的大爆炸，据说就始于一个无限小的奇点，这个“点”可否让我们对那个“空”有所联想？
说佛法跟科学有缘，佛门弟子多会引为骄傲。但，若说二者的问题也有同根，未必信众们就都能不嗔不痴。
所谓同根，是说二者的信念有一个相同的前提，即先弄清楚这个世界的究竟，而后，科学的理想叫“人定胜天”，佛法的心愿是“人人皆可成佛”。问题是谁都没说，如果世界尚未究竟或终难究竟，人当如何？就算可以究竟，究竟者也总在极少，尚未究竟和终难究竟的大多数又拿什么去作信的根基？我相信佛门确有其非凡的智慧，确有其慧眼独具的奇妙功法，能够知晓甚至看到理性所无从理解的事物。但是第一，这仍是极少数人的所能。第二，再强大的能力也是有限，因为无限意味着永不可及。第三，老调重弹——成佛是一条动态的恒途，绝非一处万事大吉的终点；然而，一个“成”字，一个“究竟”，很容易被理解为认知的极点与困苦的穷尽。
所以，一条同根，很可能埋藏了近似的危险：大凡理想或心愿，一旦自负到“人定胜天”，或许诺下一处终极乐园，总是要出事的。科学正在出事，譬如自然生态的破坏。信仰如果出事，料想会是在心态方面。
理想，若总就在理想的位置上起作用，“老夫聊发少年狂”倒也不是什么坏事。然而“言必行，行必果”一向是人间美德（柏拉图认为，政治可以有高贵的谎言，神却不可说谎），那么一旦行之未果——世界依旧神秘，命运依旧乖张，信仰岂不要受连累？
首先质疑它的就是科学。科学以其小有成果而轻蔑信仰，终至促生了现代性迷障。问题是，在实证面前，信仰总显得理亏——“看不见而信”最是容易被忘记。怎么办呢？便把“果”无限地推向来世。这固然也是一种方略，可以换得忍耐与善行，但根基无非是这么一句话：好处终归是少不了你的！可这样的根基难免另有滋生，比如贪心，比如进而的谋略，直至贿赂之风也吹进信仰。君不见庙堂香火之盛，有几个不是在求乞实际的福利！众生等不及“终归” ——既可终归，何不眼前？这逻辑本来不错，更与科学的“多快好省”不谋而合！只是，这夜晚的信仰怎么就变得比白天还白了？
“不不，”于是有佛门高徒说，“这是误解，说明你还不懂佛！”随即举出诸多佛法经章、高僧本事，证明真正的佛说与那庙里的歪风毫不相干。
那，为什么您讲的就是真正的佛说？
那么你认为，我讲的对还是不对？
问题是，大众所信的佛法，未必跟个例高人所理解的一样。不管谁到那烟雾腾腾的庙堂里去看看，都会相信，这世上广泛流行的是另种“佛法”。
如何另种？
求财的，求官的，求不使东窗事发的……许愿的，还愿的，事与愿违而说风凉话的……有病而求健康的，健康而求长寿的，长寿而求福乐的，福乐不足而求点石成金或隔墙取物的……
那就是他们的事了。
怎么就成了他们的事呢？莫非也是佛说？
何为神说，何为人传，基督信仰千百年来都有探讨。哪是佛说，哪是人言呢？佛门也曾有过几次集结，高僧们相约一处，论辩佛法真谛，可惜这一路香火已断多时。失去大师们的不断言说与探讨，习佛已流于照本宣科，徒具其表。失去高僧的指点与引领，人性就像流水，总是要往低处去的。如今是人们由着性儿地说佛与“佛说”，人性的贪婪便占上风；众生要“多快好省”地上天堂，庙堂前便“鼓足干劲”地卖起票来。这类“信”徒，最看佛门是一处大大的“后门儿”，近乎朝中有人好办事。办什么事呢？办一切利己利身之事。如何能办到呢？耐心听“芸芸众生”们说吧，其津津乐道者，终不免还是指向某些神功奇迹——免灾祛病呀，延年益寿呀，准确或近乎准确地推算前世和预测未来呀……等等这些我都信，只不信这叫信仰。佛家（道家）的某些神奇功法我也见过，甚至亲身体验过，但我仍认为“看不见而信”才是信仰的根本。如果信仰竟在于某些神奇功法，高科技为什么不算？科学所创造的奇迹还少吗？可就算你上天入地、隔墙取物、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莫非这世上就不会有苦难了？没有了当然好，可那就连信仰也没有了。信仰，恰是人面对无从更改的生命困境而持有的一种不屈不挠、互爱互助的精神！
听说有人坐飞机赶往某地，只为与同仁们聚会一处，青灯古刹、焚香诵经地过一周粗茶淡饭、草履布衣的低碳生活。想来讽刺，那飞机一路的高排放岂是这一周的低消费所能补偿！真是算不过这笔账来？想必是另有期求。
又据说，有位国人对西人道：“还是我佛的能耐大。瞧瞧你们那个上帝吧，连自己儿子的死活都管不了！”
先不论基督与佛均乃全人类所共有，岂分国族！却只问这类求佛办事的心态，原因何在？说到基督与佛，何以前者让人想到的多是忏悔，后者却总让人想起许愿？忏悔，是请神来清理我的心灵；许愿，却是要佛来增补我的福利。忏悔之后，是顺理成章地继续检讨自己；许愿之后呢，则要看看佛的态度，满足我愿的我为你再造金身，否则备选的神明还很多。
哈！这不过是你的印象罢了。事实上，此类信徒各门各派里都有。
那么，您是否也有与我相同的印象呢？
印象能说明什么！可有什么“统计学”证据吗？
“现象学”的行吗？现象之下自有其本质在，正如佛说“因果”。
……那么你的“夜晚信佛法”，到底信的什么？
首先我相信佛法是最好的心理疗法。佛看这人间不过是生命恒途中极其短暂的一瞬，就好比大宴上的一碟小菜，大赛前的一次热身，甚或只是大道上的一处泥淖。佛的目光在无始与无终之间，对于这颗球体上千百年来的蝇营狗苟，对于这一片灯红酒绿的是非地、形同苦役的名利场，说到底，佛是一概地看不上！而如今的心理疾病多如牛毛，又都是为了什么？比如说方兴未艾的“抑郁症”，你去调查吧，统计吧，很少不是因为价值感的失落。说白了，就是“我的重要性”一旦在市场上滞销、掉价、积压而后处理，一向自视重要的“我”便承受不住，“抑郁症”即告得手。佛所以是最好的心理医生，因为他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市场价格，坚定了生命的恒久价值。而这样的疗法，还是那句话：很难在叫卖声声的白天里进行，而要等到夜深人静。
说到这儿想起件事，前不久与朋友谈起“城市文学”。“乡土文学”谁都知道，可什么是“城市文学”呢？两个人说来说去，忽有所悟：“城市文学”的特点，根本在一个“市”字上。城市，乃市场的引发，而市场的突出作为是价格的诞生。正所谓异化吧，价格功高镇主，渐渐就脱离开价值而自行其是了。于是乎讨价还价，袖子里掐手指，而后发展到满街贴广告和电视台上吹牛皮……原本是为了货通有无的集与市，慢慢竞变成了骗术比拼的大赛场。败下阵来的自然是郁郁寡欢，待其两眼发直、浑身发抖，便取名为“抑郁症”。有趣的是，先是亏本者抑郁，慢慢演化，亏心者倒荣耀起来，称为“成功人士”，其居住地宏伟壮观谓之“高尚社区”。久之，价格成长为重中之重，价值一败涂地。成者王侯败者寇。怕为寇者，或打肿自己充肥，或就做成宅男宅女不见天日，想起市场就显露出“抑郁症”所规定的种种征候。
其次我相信，佛家对死后的猜想并非虚妄。看看那些大和尚，圆寂之时是何等的从容淡定，你自会相信那既非莽汉式的无畏，亦非志士般的凛然，而是深思熟虑，一切都已了然于心，或就像那位印第安巫士所说：一切都已“看见”。当然了，此等境界绝非吾辈常人所能为之——譬如爱因斯坦看见了时间的弯曲，譬如霍金看见黑洞，咱咋就啥也不见呢？故凡俗之如我类，切莫指望什么神功奇迹，不如原原本本都留给极少数人吧。
不过呢，死亡毕竟在向你要求着态度。当然回避也是一种，勇敢也是一种，鲁莽还是一种——两眼一闭跳下去，跟蹦极一般。我选择钻牛角尖，死乞白赖地想一想，谁料结果却发现：死是不可能的。
死是什么？死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可什么、什么都没有了，怎么会还有个死呢？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应该是连“没有”也没有了才对。所以，如果死意味着什么、什么都没有了，死也就是没有的。死如果是有的，死就不会是什么、什么都没有了。故而“有”是绝对的。
“有”又是什么呢？有，是观察的确认——现代物理学也明确支持这一观点。“无”呢？“无”也一样是观察——准确说是观察所不及——的确认，因而仍不过是“有”的一种形态。推而演之，死也就是生的一种形态。
那么，观察意味着什么呢？观察意味着观察者的确在。而这个观察者，既然能够认知他者，也就一定能够自认。这自认，便创生了“我”。
“我死了”，此言若非畅想，就一定是气话，现实中绝没有这回事。
“你死了”呢，或用于诅咒，或用于告慰。前者是说，你没死但你该死。后者是说你并没有死，不过是到了另一世界，或处于另一种存在状态罢了。
只有“他死了”这句话没毛病，必有相应的现实为之作证。比如说“史铁生死了”，这消息日夜兼程，迟早会被证实。（由此也可见，我是我，史铁生是史铁生。）
总结一下吧：死，绝不意味着什么、什么都没有了。而一切“有”都是被观察的，一切“无”都是观察所不及的。所以“有”也好，“无”也好，都离不开观察者。那么，谁是最终的观察者呢？“我”！而“你”和“他”，“我们”、“你们”和“他们”，都不免是被观察者。
最后一个问题：设若真有来世，我怎么能认出此一世的我即是彼一世的我呢？首先，无论哪一世的你，不自称“我”又自称什么？其次，柏拉图说“学习即回忆”，被回忆者是谁？第三，一生止于吃喝屙撒睡的人太多太多，想必来世也就难于分辨，而一个独特的心魂自然就便于被回忆。（以上四小节均引自史铁生作品《论死的不可能性》）
在我想，求“往生”是不是有点儿多余？今生、来世其实是一样的，吃喝屙撒睡的固然一样，特立独行的也是一样，不知不觉的固然一样，大彻大悟的就更应该能看出些一样来。什么呢？生即是苦，苦即是生。如此又求的什么来世！今天就是昨天的明天，明天就是前天的后天……生还是苦，苦还是生，又何必在意此一生还是彼一生呢？我只相信，明天的意义，惟在进一步完美行动的可能。不过这已经有了保证：佛的目光在无始无终之间——史铁生要死就让他死吧，“我”才是那目光的无限仰望者与承受者。
那么“脱离六道轮回”呢？说真的，我半信半疑。所信者，你下辈子可以不是人、畜牲、饿鬼等等；所疑的是，莫非你可以是“无”吗？你只要是“有”那就麻烦。“有”就是“有限”，正如“无限”其实就是“无”。你看吧，哪一种“有”不是有限的？你想吧，惟观察所不及者谓之“无”，而那正是因为它的无限。这样我们就有救了，就算我们有一天不再是人，也不是畜牲、饿鬼和什么什么，我们总还得是“有”（因为“无”是无的呀），进而就还得是“我”。“我”位于有限而行一条无限的路，那才是佛或上帝的恩宠！
而一条无限的路，正所谓日夜兼程，必是昼夜轮换的路！如果黑夜过于深沉，独善其身或自在之乐享用得太久，就好比心病患者会依赖上心理医生，人是会依赖于黑夜而不由地逃避白天的。然而白天就在黑夜近旁。不能使病者走进白天的医生是失败的医生，他培养了另一种“我执”。
况且此“执”是因乐而生。譬如乐不思蜀，乐具腐蚀，岂止是不思蜀，其实是不思苦，进而养成享乐的贪图。乐无止境，难免日趋狭隘，偶像繁多，倒给“菩萨”们都分配了工作，管升官的、管发财的、管文凭和职称的……最后连掩盖罪行都有专管。尤其，这享乐与灭苦的期求，一旦进入白天，与疯狂的市场合谋，爱愿常不是它们的对手。
所以我想，佛门弟子要特别地看重地藏菩萨。“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藏的这两句伟大誓言，表明他是一位全天候的觉者！虽然一个“成”字似乎还是意味着终点，但他把终点推到了永远，从而暗示了成佛之路的无限性。道路的无限即是距离的无限，即是差别的无限，即是困苦的无限，也便意味着拯救之路的无限，幸而人之不屈不挠的美丽精神也可以无限 ——惟此，无始无终的存在才不至于陷入荒诞。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简直就是十字架上真理的翻版，“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明显与基督精神殊途同归。是呀，一切黑夜的面死之思，终要反身投入到白天的爱愿（当然，一切爱愿总也要面对死的诘难）。
你会发现，白天的事难免都要指向人群，指向他者，因而白天的信仰必然会指向政治。但政治并不等于政府，否则有政府的地方就不该再有不同政见。因而，政治的好坏也就不取决于国的强大与否，而在乎于民之福患。国之强大，仅仅是为了保卫民的福利，否则何用？所以，以强大为目的的政治是舍本求末，以爱为灵魂的政治才是奉天承运，才会是好政治。
然而，爱也是有危险的。比如以死相威胁的“爱情”，比如期求报答的“友爱”，比如只为谋权的“爱国爱民”，比如盛气凌人甚或结党营私式的种种“信徒”……问题是鱼目混珠，真假何辨？其实呢，以平常心观之，真假自明——正所谓“人人皆有佛性”，也正是神在的最好证明。
我有个朋友，初到某地，两眼一摸黑，有个老太太帮他渡过了道道难关，他说我可怎么报答您呢？老太太说：你去帮助别人就是。我听说有个过马路的老头儿，四望无车无人，却还是静静地等候红灯。人说您这不是犯傻吗？他说：我不知道在哪个楼窗里，会不会有个孩子正看着我。我还知道有位女士，不知听哪个昏僧说，促成一桩婚姻便为来世积下一份善缘，于是不遗余力地乱点鸳鸯谱——管他们有情与无情！
爱的危险还有一条：仅仅的爱人。您信吗？仅仅的爱人，会养成铺张浪费、甚至穷奢极欲的坏毛病——情形就像被溺爱的孩子。所谓“爱上帝”说的是什么？是说要爱世间一切造物。所谓“爱命运”说的是什么？是说对一切顺心与不顺心的事，都要持爱的态度。
“我执”多种多样，并不以内容辨；无论什么事，一旦“我的重要性”领衔，即是“我执”。譬如常说的“立功、立德、立言”，尤其前面再加一句“为天下人”，都是再好没有，但请留神，“我”字一重，多么慷慨大义的言词也要变味。不过，这事最为诡异的地方是：一味地表现“自我”是“我执”，刻意地躲避“自我”还是“我执”；趋炎附势的是“我执”，自命清高的还是“我执”；刚愎自用的是“我执”，自怨自艾的也是“我执”。那么“我”就得变傻子吗？对不起，您又“我执”了。我什么都不说成吗？成是成，但这仍然是“我执”。简直就没好人走的道儿了！不，这才是好人走的道儿呀：好人，才看见“我执”，才放弃“我执”，才看见放弃“我执”有多难，才相信多难也得放弃“我执” ——这下明白了，成佛的路何以是一条永行的恒途。
《伊索寓言》中有一篇说到舌头，说那是人间最好和最坏的东西，因为它可以说出最美和最丑的语言。信仰的事着实跟舌头有一拼，它既可让人行无比的善，也可让人作滔天的恶。譬如曾经和现在，也譬如此地和别处，人们为信仰而昏昏，也为信仰而昭昭；为信仰而大乱，也为信仰而大治；为信仰而盛气凌人，也为信仰而谦恭下士；为信仰而你死我活，也为信仰而乐善好施……再问何根何源？以我的愚钝来想，大凡前一类都还是那个“我执”。
如何灭尽“我执”呢？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感到我永远都灭不尽那玩意儿。我感到我只能是见一个杀一个，没什么彻底的办法。我感到诚实是第一位的，比如说白天就是白天，黑夜就是黑夜。黑白颠倒你试试看，或者只需想一想，会不会把白天弄成了自闭症，一到夜里又妄想狂？
（摘自《读者》2012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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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有用的无用，无用的有用》 朱坤
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做有用的事，事实却证明一辈子都毫无价值；有的人一辈子都想做点无用的事，留下的东西后人却受用无穷。
前者例子太多，不可尽数。后者的典型是“京城第一名家”王世襄，生于名门世家，却沉迷于各种雕虫小技，如放鸽、养蛐、驾鹰、走狗、掼交、烹饪，而且玩出了文化，玩出了趣味。荷兰王子专程向他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他，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被埋没很长一段时间。
中医里对人体“上火”症状描述为：人体阴阳失衡，内火旺盛。常见症状为：胃疼口臭、咯血咳嗽、烦躁不安、心烦意乱、心悸失眠等。中医又说：有火则生、无火则死，火乃必需，超过正常就属邪火。人人力争上游自然是好，否则也不会有这30余年经济奇迹。但有用之学主宰一切，成功学成时代主旋律，又使当今社会如一个典型“上火”型社会：心中欲望太强、步子太大、动作难免变形，所谓“步子太大扯着蛋”是也。所以李天一也好、郭美美也好，层出不穷毫不为怪。
人体上火了，喝剂凉茶能去火。社会上火了，亦需一剂能清心降火的药方：做点无用的事，关心点与己无关的事。前者清心，缓焦虑症，自己与自己和解；后者解毒，消化社会戾气，与社会达成和解。
有用的无用
什么叫做点无用的事？用白岩松的原话讲，现在中国人太专注于做有用的事，只要做的事跟升官、发财、成名没有关系就便没用了，便慢慢被荒废了。33年改革，已经将中国人弄得只会干有用的事，不太会干无用的事。人只有经常做无用的事，才可以诞生离人心更近的艺术，留不留给后世不重要，起码是告慰自己的生命。约翰·列侬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就不算是浪费时间（“Time you enjoy wasting, was not wasted.”）。但中国的家长们的口头禅是，可这有什么用？
说中国父母是世界上最功利的父母绝不为过，被西方人认为不可理喻的“虎妈”在中国遍地都是。网上的“80后孩奴妈妈晒百万元账单”的帖子看来触目惊心，但早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早教经济、学区房、奥数班甚至已成为庞大“教育经济”的一部分，身处其中的中国父母，外人眼中是“虎妈”，自己心中是“孩奴”，里外都不是人。
中国的家长们未必分得清有用无用的哲学之辩，但一定会用最原始的语言告诉你什么是有用。能加分的有用，能助升上重点中学、大学的有用，能找到好工作的有用，能当上公务员的有用，能权财兼收、有房有车的有用。简而言之三个字：钱、权、名。再简单一点，就“成功”二字。至于其他，统统划为“无用”之列。
上世纪80年代，一个美国人参观了北京、上海、西安几所中小学，回国后写报告说：“中国学生喜欢早起，7点前中国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他们喜欢边走边吃早点。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据一位教师解释，他是学校作业在家庭中的延续。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学期结束时，这些学生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他的结论是：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学习成绩也比任何一个国家同年级学生要好。因此再过20年时间，中国在科技文化上，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然而20多年过去了，中国孩子们依然喜欢早起，依然7点多走在大街上吃早点，家庭作业依然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但一个苹果抵得上十个中石油中石化，一部《盗梦空间》抵得上十部国产大片，无论科技，还是文化，中国依然被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18世纪的法国人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小大人与老顽童，前者如“五道杠少年”，后者如郭美美众干爹等，正是时代特产。
这种社会整体上的焦虑感似乎为东方儒家社会所特有。2001年9月，台湾教育部门在反思过去48年的大学联考制度时说：“联考造成了不正常的升学压力，从而造成畸形的教学，畸形的教学造成文化的失根。一个国家如果大多数的国民只知道在个人的近利和物欲中打拼，这个国家的前途着实堪忧。”的确，教育失常导致文化失根，文化失根导致社会失衡。现在，台湾大学已经采取多元入学方案，放弃了单一联考制。
无用的有用
另一个爱把“这有什么用？”当做口头禅的，是中国的市长们。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以城墙妨碍交通、限制城市发展为由，决意推倒古城墙。时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大小场合公开表示坚决反对，他甚至向其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当面直言：“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其实历史的清算何须50年，不到20年，国人已认识到自己无意中成为历史之罪人。
但在房产开发、GDP数字这些“有用之事”面前，历史街区、文化保育实在乃太“无用之事”，它不能带来任何GDP数字增长、官职升迁或所谓的“城市虚荣心”。所以，文化界一边在为北京古城墙不保而叹息，那边七朝古都如开封为修通公路，打算开挖古城墙。“十朝古都”南京市也打算借“城市危改”工程，将金陵古城夷为平地。
是的，古城墙有什么用？博物馆有什么用？市民广场又有什么用？段子里潘石屹在中关村某大厦上看见好大一片空地，急嘱助手拿下。有人提醒说：那是北大。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学者乔万尼·波特若如此定义城市：“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但在中国市长们的规划之下，城市只是摩天大厦与地标工程的集合，人们只配在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中度过余生。
没有了步行绿道、街心公园与市民广场的城市，不值得留恋。没有了大学、博物馆和音乐厅的城市，是否还会存在，都是个问题。国内许多城市都酝酿把大学迁移到郊区，腾出市中心的黄金靓地大搞房地产。如果没有北大清华的学术滋养，中关村是否还是中关村？没有艺术家的创造力，798只是个旅游区。
（摘自《读者》 2012 第10期）
没有更多了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
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