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课后辅导中心的故事

美国课后辅导中心的故事

by 小水瓶


我的工作是美国某连锁课后辅导公司旧金山湾区中心主管。 中心根据每个学生需求制定课程辅导计划. 实际来的学生多半都是为了应对SAT/ACT而来的高中生, 剩下是要参加ISSE/SSAT之类私立中学标准化考试的初中生和强化学校课程学习的孩子。

中心有固定学生100个, 我每天基本9小时都在和各种各样的学生及家长斗智斗勇, 高浓度大容量地体验人间百味，天天周周月月观看各类狗血剧情联播：周一，全A女生抽dama后high着去上课被校方记过；周二，新加坡男生和家长激烈争执，家长打电话叫警察；周三，香港富豪孙女坦陈十岁开始的漂泊人生；周四，日本家长对自己初一小孩考出的SAT（通常是高三考）2200的结果（满分2400）不满意 …直接导致现在看啥电视剧都觉得不过瘾...

身处硅谷这个号称最有种族多样性的地方，一个课后辅导中心也已见识了不下20个各色移民家庭，今儿就讲讲几个家庭的故事：


一、雷恩的故事： “父母分开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


雷恩，男，junior（高中三年级，在四年制的美国高中最关键时期，类似国内高三，这年过后即将开始申请大学），性格开朗，热爱派对，父亲是马耳他移民，旧金山地产商，母亲是南美人，一儿一女兄妹俩来课后辅导中心。

雷恩和他爸父子俩不对付，从来不在同一场合和咱说话，都是分别和咱聊，各说各话，各有各理。譬如他爸妈一个月前发现他抽大麻，爸爸来说：


“他妈妈猜到他手机密码，看了他短信，发现他抽dama好几个月了！我真是气得要命，你说如果是从来没说过也就算了，我从他10岁开始就开始教育他关于drugs（注解：所有drugs国内通常一律翻译为dupin，其实并不确切，drugs是有麻醉药力的药品统称，程度不同，譬如marijuana，dama药力更像香烟，不会一次成瘾，大部分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在高中大学阶段基本都有尝试大麻的经历[主编附注：我曾在美国课堂上问学生有没有尝过dama，所有人都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但同事说这不过是他们不敢在老师面前承认而已]）的问题，我还特别详细地给他讲了大致你将来可能接触到drugs的场合会是怎样怎样：譬如你去一个party，有人会走来问你要不要试试，这是你应该走开的时候，如果他们嘲笑你，那么你应该知道不应该跟他们做朋友。结果怎样，8年下来，还是让我们发现他这么蠢，真让我太失望了。”

儿子说：“你知道他们怎么发现的? 他们把我手机拿到verizon（移动网络运营商，相当于中国移动），让店里把手机解锁，然后查看我的短信，这样才发现的！抽大麻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就是和朋友在一起抽，我现在被他们发现就停了。问题是我爸现在不把车给我了，每天我去哪儿都得他们中一个接送，我如果这学期成绩上不来爸就不把车给我了，我现在就希望这事儿赶紧结束...”

爸爸：“现在他知道自己得好好学，不然这些东西他都要不回去！你知道他抽大麻的问题真是让我们太失望了， 我们现在没法在钱上相信他，所以现在给他20块，买吃的以后要拿收据跟我们对账。”

“今天我只剩5块了，饿死我了，幸好你买了披萨，（有时周六会给来中心上课的孩子们买饮料和披萨）今天我爸让我跟他hang out，如果我跟他去了，就他自己在游船上修发动机，我坐一边，我自己跟这儿跟你说说话，上课还有披萨吃，比跟他去船上有意思多了。


儿子： “父母分开是这十几年来我最幸运的一件事。我终于不用再跟我爸一起住了。你不知道，他是个特别难相处的人。我长大的过程中，他一直就是工作工作，回家来还不让我们听音乐，你知道我妈妈，南美人特爱音乐舞蹈，我们在家时通常都把音乐开很大声，或者广播开很大声，我爸回来就不愿意，真是没有乐趣。现在他总是让我跟他hang out（一起打发时间）我觉得跟他真是没话说， 我都知道他要说什么，从小他就那么几个话题：一，儿子你做什么都要坚持，不放弃；二，就是他那套什么他当初除了背上的衣服什么都没有然后怎么怎么的发家史，天啊，我听了多少年了，烦都烦死了。我爸还总说儿子你现在和我印象中不一样，我每次都想说其实我从来都这样，他根本对我没一个正确的印象。 我从小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很没意思，他跟我一起修车，就是他在那，我坐在太阳地儿递给他工具，晒个半死！”

爸爸说：“13岁的时候，他要放弃跆拳道，我说儿子，你目前为止一半人生都已在练跆拳道，现在放弃太可惜了。幸好我不准他放弃，去年拿到黑带。要是他妈妈就肯定没戏了，他妈总说我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对他说话，太严厉了。”


儿子说：“譬如跆拳道， 是，我现在是有个黑带，是不错，但我并不在乎，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喜欢暴力的男生，我对这些打打杀杀都不感兴趣的，都是我爸非让我练。然后他每次还都说幸好我当初没允许你放弃，现在你看怎么样。其实我自己并不在乎。”

爸爸说：“我80年代开始做汽车维修，辛苦工作，6年雇佣了300个人，然后开始做房地产，现在有几百万的生意。 我一直给他提供最好的条件，搬到好学区（房价基本300-500万刀）就是为了让他上好学校，然后又送他上课后补习，譬如这个辅导班，1万刀，这其中有很多辛苦工作的钱；我一直遵循传统的家庭分工：我工作赚钱，妻子应该在家带好孩子，我一直都以为他还不错，偶尔看到些成绩单，这里那里有几个C，但上次我说跟学校指导约个时间吧谈谈大学的事，一直过了8个月我妻子也没约个时间，那好，我自己拿着成绩单去一个private counselor （私人大学指导）那儿，她看了说你儿子的成绩上大学很成问题， 我太受打击了！ 所以现在我把生意都放到一边，专门盯着他学习。”


儿子：“我妹和我爸性格一样，体育，上课，课后活动都要好才行，所以她整天特别忙也没太多朋友，她也不在意，跟我爸一样。我和我妈差不多，我们就是很轻松，喜欢音乐，社交。”

爸爸：“我看到这么多人每天生活挣钱只为了糊口，这样度日你没法开心。我希望将来把事业交给他，但我希望他首先能两脚自己站住了。这样我才放心。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他连下周有哪些作业要交都看不到，别提能看到将来几年，为什么要上大学之类了。”

儿子：“我爸总觉得一定要成功，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就喜欢和朋友hang out，派对，我经常想如果我爸就是特普通一人，我意思是如果他没他那些生意，就跟别人的爸爸一样跟我玩玩球什么，他从来都没有跟我玩球什么的，小时候都我妈跟我扔篮球，我妈很酷，我爱我妈。哦，对，我跟我爸根本不一样，我爸他不喜欢体育运动，从来不看比赛，每次看电视听到广播都说去看比赛的人真蠢，为什么要为这些人欢呼？我们的税就这么浪费了，他们应该为我们在阿富汗的军队欢呼！”

我：“老天，你爸难道是共和党？（在加州这种自由前线，保守的共和党简直比鬼还少见！）”

儿子：“不光是共和党，还是天主教教徒。天，这是另一个让我很郁闷的地方： 你知道，在湾区长大的孩子大家基本都没什么信教的，其实我也不信，但他一直催我，要我get confirmation（成为天主教徒最后一步）。”

我：“你很快要18岁了，宗教是个大问题，你应该有时间去探索，去思考，做一个自己的判断。”

“对啊，但他总是跟我说我要成为真正的天主教徒。唉，说实话， 我跟我爸唯一的联系就是他说他将来要把那几百万的生意给我，如果不是这样，我真不愿意见他。说真的，你知道我为什么和他吃饭？我是可怜他，我觉得他都没什么朋友，所以跟他一起吃。你觉得我下学期打份工怎么样？ 你知道别人的车虽然可能是二手车，但他们可以自己放东西进去，我那车虽然很好，说起来是我的，但其实是我爸的，我只想挣个几百块放个音箱啦什么的进去。我姨妈说她那里仓库可能有些活，我想去干干，当然就是搬箱子之类一小时可能10块，不多，但能多个几百块零用就好。”

咱：“说实话啊，我知道你现在很想赶紧挣些钱改装你的车，但是我觉得吧这事儿纯粹从效益上考虑，你看你现在去工作一小时挣10块，而且你还没有很多时间，如果你现在把时间用在课业上，美国有1千多所大学，你努力应该还可以有机会，然后你毕业再工作，薪酬会高很多，你可以用那些钱做更多的事对不对？”

“嗯，我知道，好吧。”

期末考试结束了，雷恩来给我看他的成绩：两科都提高到了B, 我很开心：

“很棒！ 我知道你能行的！”

雷恩也很开心： “嗯！我爸现在把车还给我开了。”

不仅仅是雷恩，很多学生都有相似的境遇：父辈辛苦工作积攒了财富为下一代创造了良好条件，但下一代缺乏动力去学习，去工作，甚至是去经历更广阔的生活。 我深深地理解和同情雷恩，我也理解他父亲。可以说一个因素是二人个性完全不同，可想而知彼此都非常不赞成不支持对方，都很郁闷和苦恼。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则是时代的变迁：哈佛大学教授、破产法专家Elizabeth Warren 在多场演讲中指出，过去三十年美国社会的最大变化是家庭支出的增长（去除通货膨胀，结论是美国家庭在过去30年间在食品和衣服上的支出是下降的，最大的增长是房价和教育费用的上涨）和美国中产阶层的消失。冷战结束后，80、90年代的美国蓬勃发展，那时的年轻人努力工作确实可以致富，很多移民创造了财富；但经济的衰退以及经济衰退引起的社会氛围的变化很难让这一代的年轻人相信曾经的美国梦。大约80%以上的高中生都清楚认识到美国社会的财富越来越向那顶层的1%的人聚拢（很多年轻人穿着流行的T恤衫，上面印着“I\'m the 99%(我是那99%)”）。辅导中心学费较高（基本每小时50-70刀，但必须一次付清通常是半年到一年的学费，如果学生一周来2-3次，学费大部分一万刀左右），来这里的大部分学生家境都不错，但他们并不是那1%。 在这种大环境下，年轻人大多都已经不再认同“努力工作就可以获得成功”的基准，自然很难以此为动力奋斗。

二、查理的故事：“我妈真让我尴尬”


查理，男，高中二年级学生，性格温和友好，和家里关系紧张。母亲来自大陆，父亲美籍华人，父母均是硅谷里科技类公司的工程师。

查理同我聊天：“说实话，我妈真让我很尴尬，她不像我和你在美国长大，我妈她有很重的亚洲口音...”

咱：“哦，我不是在美国长大的，我大学毕业后来的。”

“这样啊，我都不知道啊！不管怎么说吧， 我妈她有很重的亚洲口音，所以我有时在学校跟我朋友模仿她口音，特好玩！ 有的时候我妈开车送我和我同学，但她一说话，很难让我同学憋住不笑，因为他们会想起来我模仿她的样子...”

“是么？你妈妈在美国多久了？”

“她其实已经在美国20年了，但口音还是很重。”

“上次我和你做化学的时候（曾有次辅导过他化学），我感觉你不是很自信，很多次我问你问题，你明明都答对了，但你回答时都在后面加个问号，都是疑问的语气，其实你应该对自己更有信心些...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自信...”

“我不知道，有可能是因为我妈吧，有时她写email，因为她英文不是很好，她写完了总会让我看一下， 但我看完后她又不相信我改的，又让我爸看。所以时间长了我就觉得，可能我做的都不对吧。”


“那你有没有跟她讲过，因为她可能不知道你这种感觉，如果你和她沟通，可能会好很多。”

“无所谓，我在家其实都不怎么和她们说话，我真的不在意他们。”

后来在查理父母谈话时我提起了email的事情，希望这位妈妈明白查理对此的感觉。她立刻回归一贯的说话风格：“他这就是找借口， 都是别人的不对，他自己如果努力的话为什么我会说他？他根本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我告诉你啊，有次我跟他说将来大学什么什么， 他说， 哦， 艾迪就不上大学。 我那时才第一次知道：哇他居然是这样想的， 居然会觉得可以不上大学啊。艾迪就是他一个同学，墨西哥人。”

“嗯，其实说实话，毕竟是十几岁的高中生嘛，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的这个情况其实比你们想像的要普遍...”

“不是啊，我看我们周围很多朋友的孩子，人小孩子就很自觉啊，就明白自己要学习啊！”

爸爸是个面孔四方，长相憨厚的中年男人，此时插话了： “这么说吧，我自己是学工程专业的，我现在看他这种学习方式，盯着书干看，过两个小时一点不知道什么意思，不会提取信息，我就知道他这种方法根本不是一个能上大学的样子。 ”

妈妈：“对啊，即使他将来上了大学，又没有课后辅导中心， 他自己去，又不会自己做饭，这简直就是要死啊。我觉得将来上个community college社区大学（有高中毕业文凭就可以去）就不错了。唉，我跟你说我最后悔的就是让他在这里上学，你也知道大陆大家都很重视教育的，这里孩子一旦大了，上学了，你根本不知道他整天朋友什么人，那些墨西哥人，压根都不想着将来上学的！”

“我很明白你们对他的担忧， 我和他一起做过化学，说实话啊他自己提取信息的能力确实不是很好，但是我必须说，他还是可以通过老师的讲述得到提高的，你看最近他化学小测不是已经进步了么？他才是sophomore，还有很长的时间，我对他的希望是经过一段时间来这里，可以明白学习的方法，他还有时间培养自主提取信息的能力，如果你们现在就定了性，放弃他，实在是太早了！”

这天两个半小时的苦聊后，查理的父母离开了，临走暂时表示同意先不放弃希望，咱哗哗喝水边润嗓子边想明白了一事儿：一直以为我是一个课后辅导中心的主管，说到底咱其实是family therapist（家庭关系的心理医生）哪！

查理的故事凸显了存在于众多移民家庭中的孩子身份认同的问题：

移民的孩子如果在美国出生长大，基本都会融入美国个人人生价值不以社会认同为基准的价值体系。无论以什么形式，都很难承袭第一代移民父母的价值观。尤其是上一代的移民和今日的年轻人完全不同，往往在亚洲长大时英文教育尚不普及，几十年前移民面临很多语言习惯方面的实际困难。他们很难与孩子形成价值观人生观的统一战线，更确切说是孩子不会认同他们的价值观，这其中不仅仅有代沟的隔阂，更多时候是在原生价值体系与美国社会价值体系的冲突中原生体系难以传承的结果。而孩子与父母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认同的分歧。在亚洲，基本整个社会对于教育形成了统一的认知，极为重视教育，认为这基本是个人成长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在美国，第一， 并不是所有移民文化都认同教育的主导地位； 第二，美国媒体反映出的主流文化基本一直以anti－intellectualism的立场来对待教育， 更认同以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待教育，认为教育是专项技能的训练和寻求职业的铺垫，没有对教育的理想化认同，加上昂贵的高等教育导致的与日剧增的学债问题，很多年轻人不认为完成高等教育有什么必要性。

三、张太太 ：“为什么一次机会都不给孩子”


某个下午，一个瘦小黝黑的亚洲女人走进了本课后辅导中心。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哦，我是布莱尔的妈妈。”

“啊，张太太啊，您好，终于见到您了。”

话说这布莱尔是个乖巧沉默的男孩，中心有学生档案记录每个学生，布莱尔三年前就曾来上过课，后来不愿意再来于是跟中心大吵一架然后走掉了，去年突然表示想回来，其父母喜不自胜，立刻付了一万美金（200小时的学费），给已是junior的布莱尔，每周本有两天的课，上课时间到了却常无故不出现（辅导中心有课程提前12小时取消制度，如果不提前12小时告知，日程发送入总部，课时计费即被扣除），布莱尔还有一个妹妹伊莎贝拉，也时常旷课...每次都不出现，打电话时打手机不接，打爸爸妈妈手机和工作电话从来没通过话，半年了如今第一次见到张太...

张太太讲：“我听说这里新主管会讲国语（前任是美国人），所以来跟您说说情况。正好今天我不用去上班，可以送布莱尔过来上课...”


“哦，这样，没问题，我知道你们夫妻两人都很忙，以前有时他没来打电话都没有和您通上话...”


“对啊，我是开餐馆的，家里都没人的，所以麻烦您以后打餐馆电话就好...”

“哦，这样的...”

“我先生也跟我一起开餐馆的，说实话，我俩都是多少年前从台湾山区过来的，真是穷怕了。过来以后就打工然后开餐馆， 三个小孩子就是我自己边开餐馆边带，这样带大的。”

“您真是不容易！”

“家里真的就是老大不好， 然后下面弟弟妹妹都学，老大没有考上大学，去了community college（社区大学，只要有高中文凭即可去）去了一年又不去了，现在都在家呆着...”

张太太一边儿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布莱尔小时候还很孝顺的，经常说将来对妈妈好照顾妈妈，现在也被上面大的带坏了，我们家回家谁都不跟谁说话的， 有时跟他们一说话他们就说get out！我都不好给别人讲，但在家有时吵起来，布莱尔还打我， 上次都打得流血了。 ”

“啊？！怎么能这样呢？！太过分了，您也不要太难过了，给您纸巾...”

“是啊，说实话，我和我老公都觉得没办法了， 这三个孩子将来肯定不会管我们的， 我们俩已经没什么希望了，就准备攒点钱将来回台湾找个养老院养老就好了 。 ”

这是我和张太太的第一次见面，那天她走时拉了我的手：“老大已经不上学了，什么也不干，希望下面两个还有希望，你们多帮帮他们。 ”

“我一定尽己所能...”

时隔两周，某天张太太突然来了电话，声音带着哭腔：“今天我接到学校电话，说布莱尔带玩具枪到学校，学校要把他开除！”

“啊？ ！是玩具抢对么？”

“对，但是是可以伤人的那种， 必须要父母许可才可以买的。我问布莱尔，他说学校有人欺负他，他就拿了这个枪来， 然后被学校发现了，就打电话叫了警察来，然后叫我们去开会，告诉我们布莱尔现在开始不能再去学校上课了，下个学期到12月以后可以申请去周围别的学校，也不知道能不能行。 他小孩子真的不知道， 我本来想跪下，求求那个校长。”

“张太太，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没有用的，这里学校就是一切按条条框框办事， 校长没法决定的。 ”

“是啊，当时旁边那个翻译就跟我说：已经叫了警察，这不是校长能改的，没有用的。小孩子不知道不能带玩具枪去，第一次犯错，学校怎么一次机会都不给？他还这么小，一下子赶出学校， 到12月都不能上学，以后怎么办？ 我心里太难过，都是我们开餐馆都没法管他，真没想到学校一下就赶出来...我这个儿子平时都很强硬的，那天出来就抱着我哭， 说妈妈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学校， 我不想不能来上课。我当时那个心啊，我说是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平时太忙，都没有接送你管你...”（注解：为何高中生还要家长接送呢？因为加州郊区基本没有公共交通。无论去哪里，包括来课后辅导中心上课一律都是家长接送，即使已经是高中生下了课也只能在此中心干等着爸妈来接才能回家。）

张妈妈最后道：“所以这两周布莱尔没法来这里上课了，因为我们每天必须去上这个指定的心理课（校方对于此类事件汇报警方后，通常当事人必须被送去专门上关于枪支暴力心理课程），对了，布莱尔还是很喜欢去课后辅导的，他不希望别人知道这件事，所以他去了你别问他好吧，就当不知道好不好？”

“当然张太太，放心，我不会问他的。”

不仅仅是张太太，在很多的移民家庭与这社会的各色冲突中，最根本的冲突是人与人的关系型社会体系和人与法的约束型社会体系的冲突。很多文化，典型的如亚洲文化和南美文化，基本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social law形成社会而运转的。
欧美文化则是非常典型的law law社会，不是social law来的文化。 social law 和
law law 相对，二者都是非常常见的说法。所谓的Social law 是指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譬如“我以我希望被对待的方式来对待你”之类的社会基本规则，并不成文。law law的意思则是各类成文条款的律法，通常欧美国家在各个领域都有非常繁复的法律条款，非法律专业专项人员的广大百姓基本毫无了解，遇到问题要找非常对口的律师才可以，譬如破产法律师，离婚律师，开车违规律师等等。
根本社会体系的不同造成了很多第一代移民父母在美国社会越到各类社会问题会感到无奈不解和愤怒：因为这种时候冲突双方为了避免花费更多金钱和时间的法律官司，绝对不会依照“如果换了是你，你会怎么做”的人与人架构来阐释每个独立情境中的家庭或者个人，而是依照成文的法律按部就班地行事。移民父母没有在原生态这样的社会成长的经历，很多时候依照social law运转了这么多年以后不仅从根本上不认同移民国家的行事基准，更因为缺乏这样的处理经验在遇到问题时会无所适从。移民家长尤其是亚洲家长和俄罗斯家长都经常抱怨和学校老师方面沟通的极度困难，尤其是公立学校，家长给老师发电子邮件三四个礼拜都没有回信，更不要提除了校方规定下的情况外，家长如果想和老师约到见一面之困难。曾和我的学生谈及我在亚洲受教育的过程形成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老师会给学生自己家庭电话和手机号码，学生会在逢年过节甚至平常拜访看望老师，学生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哇？你们老师会给你们手机号？这会有多少可能的麻烦？在这儿太难想象了！”可见两种社会体系相距之远。

在我们居住的世界越来越小，人们流动性越来越大的今天，搬到另外一个国家生活较之从前也越来越容易。但很多时候很多人在移民移居他国之前对新国家的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了解甚少，对于移民家庭可能遇到的问题估计不足，就我看到的各色家庭状况而言，移民后代的身份认同，第一代移民习惯了的social law型社会和law law型社会的冲突是很多问题的根源。客观地说，个人选择越多，个人的责任也越多，现代社会让我们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时，我们应该意识到，研究了解每个选择以及选择背后可能带来的各种后果也成为了每个拥有选择的人应该做的功课。在做了这番功课之后，我们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带着建立于现实的知识和经验，而不是抱着虚妄的希冀和幻想去开始新生活。

教育是一任重道远的课题，不同社会的教育传统是建立在符合社会历史氛围的土壤之上的，亚洲重视教育和强调基础教育的传统移植到新的土壤后，在新的价值体系的冲击下“水土不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家长更应做好充分的心理，认知，家庭关系等各方面的准备，才能应对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