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xuanxuanie 于 2013-11-29 10:23 编辑
【按：本人写这篇帖子的目的是为了还原一段渐渐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艰难的现代化之路是如何启航的。传统文化固然辉煌伟大，但近现代以来，我们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挫折。毫无疑问，旧有的文化传统无以救世纾难，唯有学习西方，汲取现代文明的有益成果，才能赢得民族的独立富强。而今天，也只有站在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上，敞开胸襟融汇世界文明的优长，锐意进取，不断创新，才能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
自从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被定于一尊，儒学摇身一变成为经学。尊崇儒学，固然可以统一思想、淳化风俗，有利于巩固政治统治，但也造成禁锢思想、钳制自由的弊病。尤其是宋代以后，理学兴起，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推行更为严格的伦理纲常，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服务。但物极必反，近世以来，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对儒家的种种问题予以揭露和批判，比如李贽、黄宗羲、戴震等人。但这些人都是来自儒学阵营内部，对儒学的弊病认识不够深刻，批判也不够彻底。直到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西学开始东渐。而用新思想、新理论、新道德去批判传统儒学，则成了这一时期的迫切任务。随着对儒学的批判和清算，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轰然倒塌，新思想、新观念也在民众中得以广泛传播。可以说，尊孔派的失败和批孔派的胜利，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篇章。
一、20世纪初梁启超对康有为及儒学的批判
近代以来对儒学发展贡献最大的要数康有为了，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康有为倡导儒学复兴，其目的在于：
第一，为改良变法进行舆论准备。康有为写了《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打扮为改制立法的教主。康有为此举是借孔子的权威“托古改制”，让保守派官僚“无所借口”，使变法改良得以推行。
第二，挽救中国的危亡。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朝廷上下乃至知识分子的震撼是极大的。中国的失败，不仅是军事的失败，也是政治的失败、文化的失败。1898年，德国人闯入山东即墨的文庙，捣毁孔子圣像，预示着中国文化的危机已然来临。此外，随着列强入侵，基督教也长驱直入，日益壮大。相比之下，孔子得不到人们的尊崇，孔子的学说没有人去发扬，这让康有为痛心疾首。
第三，认为儒学是中国富强的精神动力。康有为认为宗教是自古以来各国都有的现象，西方富强是由于基督教的作用。
于是，康有为提出了“保种”、“保教”的主张。他主张立儒学为国教，国家设教部，地方设教会。仿照西方耶稣纪年，以孔子生辰为纪年。废除其他宗教寺庙，独祀孔子。定期宣讲四书五经，教化民众等等。1898年夏天，康有为正式提议以儒教为国教并建立孔教会。
康有为的做法在当时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如陈宝箴、孙家鼐等。1902年，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批评康有为的主张，反对将儒学立为国教。
梁启超认为，第一，儒学不是宗教。宗教信仰神灵，主张灵魂不朽，以天国为目的，禁止人们怀疑。“西人所谓宗教者，专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权力界范围乃在躯壳界之外，以灵魂为根据，以礼拜为仪式，以脱离尘世为目的，以涅槃天国为究竟，以来世祸福为法门。诸教虽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则一也。故奉教者，莫要于起信，莫急于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怀疑，窒人思想自由也；伏魔者，持门户以排外也。……孔子则不然，其所教者，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原，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孔子所以特异于群教者在是。质而言之，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康有为仿照其他宗教建立交规、礼仪，设立孔教会，完全违背了孔子学说，是对儒学的污蔑。“孔子未尝如耶稣之自号化身帝子，孔子未尝如佛之自称统属天龙，孔子未尝使人于吾言之外皆不可信，于吾教之外皆不可从。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强孔子以学佛、耶，以是云保，则所保者必非孔教矣。”康有为的保教观念抛弃了孔子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精神，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第二，世界宗教势力日益衰落。梁启超说：“科学之力日盛，则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张，则神权之界日缩。”基督教在西方逐渐衰落，成为渐冷的灰烬，已不复几百年前的兴盛局面。而国人还要亦步亦趋地步西方的后尘，不是明智之举。
第三，保教违背了信仰自由原则。梁启超认为信仰自由原则是西方近代以来以鲜血换来的教训，已经被写进宪法。信仰自由是人的重要权利，是消除宗教纷争和宗教战争的根本原则。
第四，保教会束缚思想。梁启超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窒息了思想自由，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又一次被窒息。两千年来，中国人思想被牢牢束缚，不敢有所突破和创新，使得人们思想日益保守，奴性滋生。“而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守一先生之言，起有稍在此范围外者，非唯不敢言之，抑亦不敢不敢思之，此二千年来保教所成就之结果也”。
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梁启超还是就康有为的儒学思想进行批判。之后，梁启超又写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进一步对孔子及儒学进行了更为猛烈的批判。文中主要观点是：
其一，认为孔子及后世儒学“崇古保守之念太重”，“甘为古人之奴隶”。他说：“中国则孔子大圣，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学派之立脚点，近于保守，无论也。”“吾中国号称守师说者，既不过得其师之一体，而又不敢有所异同增损；更传于其弟子，所遗者不过一体之一体，夫其学安得不澌灭也！试观二千年来孔教传授之历史，其所以陵夷衰微日甚一日者，非坐此耶？”
其二，认为“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是由于推尊大一统的缘故，而中国学术不进化，则是由于文化上统一思想所导致的。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凡思想必要出于一途，除了六艺之外一概禁止，后世束缚日甚一日，变本加厉，造成思想界的消沉。
其三，认为儒学“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也”。儒学“严等差，贵秩序”，以君权为核心，“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儒学是为帝王驾驭人民服务的学说。“儒学之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
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梁启超深刻认识到儒学的弊端。他认为，时代是变化的，大哲们的主张都是匡救时弊的，针对时代提出的问题做出解答，而这些主张不应成为千百年后还必须墨守的陈规，后世的人要根据时代的需要去创造新的思想。“盍思乎世运者进而愈上，人智者浚而愈莹。虽有大哲，亦不过说法以匡一时弊，规当时之利，而决不足以范围千百年以后之人也。”因此，儒学已经不适合新时代、新世界的需要了。“四书六经之义理，其非一一可以适于今日之用，则虽临我以刀锯鼎鑊，吾犹敢断言不惮也。”
梁启超对儒学的批判并不是系统的，但他所阐发的西方现代观念以及对儒学的深刻批判却是振聋发聩的。梁启超是开风气之先的第一人，他所揭示的“孔学不适于新世界多矣”的观点，不仅揭开了近代批孔思潮的序幕，也促进了现代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二、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儒学的批判
百日维新失败，戊戌六君子死难，继而庚子事变，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变本加厉地出卖民族利益。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但在学校教育中依然贯彻尊孔忠君思想。如1906年3月，《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指出：“窃谓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待发明以距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对“尊孔”的解释是：“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科目。作赞扬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春秋释菜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作乐，以表欢欣鼓舞之忱。其经义之贯彻中外，洞达天人，经注经说之足资羽翼者，必条分缕析，编为教科，颁之学堂，以为圭臬。”
在内忧外困的局面之下，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断发展壮大，革命思潮在海内海外不断涌动。而要推翻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建立西方民主制度，就不得不进行舆论的宣传鼓动工作，于是革命派将矛头对准了孔子和儒学。其观点主要为：
第一，批判“法古”、“尊古薄今”思想。革命派从进化论出发，指出人类社会在不断进化，古人和今人面对的情势不同，手段也因此各异，不能把孔子的学说当作“万世之标准”。“世运进化，日日新，时时新，群事亦随之而更新，新新不已，则群事日举。苟因循保守，则群事日废。”后世推重孔子为至圣，奉四书五经为金科玉律，食古不化，不能因时省察、随事更化，是违背进化之理的。这导致国人思想束缚，智识蒙蔽，成为古人的奴隶。“数千年老大帝国之国粹，犹数百年陈尸枯骨之骨髓，虽欲保存，其奈臭味污秽，令人掩鼻作呕何，徒增阻力于青年之吸受新理新学也。”革命派主张进化论，鼓吹革命，因此不得不要破除数千年来的尊古薄今思想。“革命之求进化，进化之求日新。好古者，进化之直接反对也，故欲革命以求进化不可不破好古之成见。”（以上民《好古》）
第二，批判圣人崇拜。革命派激烈抨击圣人崇拜，其目的也是为了打破对旧有文化及其偶像的迷信，宣传自由、平等、民主、革命的思想。如君衍在《法古》一文中指出“圣贤的言行不可依”的七个理由，他认为圣贤不过学问高些，品行好些，事业大些，他能够成圣贤，普通人也能够成为圣贤，因此没必要做圣贤的奴隶。世界是一天天进步的，现代文明胜过古代，现在的人还说圣贤是万古之师，这真是“放屁的话”。所以，孔子虽好，但不适合现在了。如果大家仍然法古，“不但是对自己有害，并且还要使国家灭亡”。凡人《无圣篇》认为，圣人是“怪物”，儒者正是“以圣学诱人入奴隶籍”，要“破专制之恶魔” 、“谋人类之独立”“立学界前途之大本”，“必自无圣始”。
第三，儒学与专制相互支持。革命派认为古代定儒学于一尊，“八股以外没有事业，《五经》以外没有文章”（陈天华《警世钟》）。儒者们寻章摘句，笺注训诂，俨然六经的奴婢，思想不敢越出经书一步。在章太炎看来，儒学最大的污点，就是使人不脱离富贵利禄的思想，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之后，热衷于富贵利禄的人日甚一日。两千年来，“圣人与君主，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吴魂《中国尊君之荒谬》）。皇权造成了儒家独大，思想窒息，儒学又巩固了君主专制，要进入幸福社会，就必先进行“孔丘之革命”。
第四，造成了国人中庸乡愿的性格。章太炎认为，孔子讲趋时、权变，所谓的中庸是国愿，其害更甚于乡愿。“君子时中，时伸时绌，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可矣。用儒家之道的，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革命需要赴汤蹈火、勇猛无畏的奉献精神，只有取资于佛教，这是昌言功利、热衷利禄的儒学所不能比拟的。
第五，批判“奴隶道德”。革命派认为儒学所谓的忠孝，是培养奴隶道德，秦汉以后专制政体之下的，“无所往而非奴隶”。邹容在《革命军》中说：“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让每一个人可以得享“天赋之权利”。
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西方先进的进化论、民主革命和天赋人权为武器批判儒学，破除了奴性，开启了民智，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进行了思想上的准备。但他们也不是一味地反对传统文化，而是既批判，又有所肯定。比如章太炎就以研究和提倡国粹为己任。他之所以提倡国粹，“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两个敌人，一个是腐败的满清政府，一个是西方列强。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借以排满革命。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自暴自弃，认为中国必定灭亡的民族虚无主义者，通过了解历史文化，使他们“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可见，革命派对于儒学的批判，是紧紧围绕着民主革命这个时代主题进行的。
三、袁世凯复辟前后关于孔教的论争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民国建立后，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其中包括废止旧式教育、推行民主主义教育的政策，比如废除了清政府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和教育方针，在学校中取缔了祭孔仪式，停止了读经一科。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革命的果实被封建军阀袁世凯所窃取。为了复辟帝制，在他的操纵下，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复古尊孔的逆流。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1913年6月，袁世凯颁布《尊崇孔圣令》，指出：“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即结皇帝之终，亦开选贤于能之始。所谓反之人心能安，放之四海而皆准者。”1914年9月，颁布《祭孔告令》，说“中国数千年来立国的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理、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替，唯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袁世凯要求恢复清朝的祀孔礼制，并于1914年9月28日亲临北京文庙参加祀孔典礼。
在教育领域，袁世凯命令恢复被南京临时政府废止的尊孔读经。1913年10月的《天坛宪法草案》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15年2月，颁布《教育纲要》，要求“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中小学均增加读经一科，初等小学读《孟子》，高等小学读《论语》，中学读《礼记》和《左氏春秋》。设立经学院，要求各省设立经学会，以为讲求经学之用。
以康有为为精神领袖的孔教会，是这一时期尊孔读经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1912年10月，陈焕章等人在上海成立孔教会，陈任会长。之后，各地又先后成立起类似的组织，如北京的孔社、青岛的尊孔文社、太原的宗圣会等。孔教会还创办了《孔教会杂志》、《不忍》等杂志，作为宣传尊孔读经的舆论阵地。
孔教会的观点主要是：第一，对民国建立后的社会形势非常不满，认为只有恢复“三纲五常”才能挽救中国。陈焕章说：“孔教者，中国之灵魂也。孔教存则国存，孔教昌则国昌。”
第二，认为共和政体不符合中国国情，要求复辟帝制。康有为认为共和体制“须国民知识通，道德高，道路交通，然后易行也”，而中国国情则不允许实行共和，否则中国将陷入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境地，目前只能保留帝制，虚君共和。
第三，定孔教为国教。1913年8月，国会讨论宪法，孔教会成员递交了《孔教会请愿书》，要求在宪法中明定孔教为国教。
第四，反对民国建立后的教育改革，要求学校恢复读经、祭孔。陈焕章说：“小学不读四书，大学不读五经，则废孔教之经典矣。春秋不释奠，朔望不择菜，文庙无奉祀之官，学校撤圣师之位，则废孔教之祭祀矣。破坏文庙，烧毁神主，时有所闻，乃至内务教育两部，亦甘为北京教育会所愚弄，而夺圣庙之田，则废孔教之庙堂矣。”
对于甚嚣尘上的尊孔读经逆流，一些政治界人士和新式知识分子进行了抵制和批判：
第一，反对定孔教为国教。1913年，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在讨论是否定孔教为国教时，引起激烈争论。在国民党的反对之下，此提案被否决。
第二，认为孔教不是宗教。如许世英在《反对孔教为国教呈》中说：“孔道与宗教原理，本不相符，世俗相沿，动称孔教，究其解释，乃教育之教，非宗教之教也。”
第三，对定孔教为国教的不良后果做了分析，比如会激起宗教纠纷，破坏五族共和的国家体制，导致政教合一，阻碍政治上的统一等等。
第四，揭露儒学的种种弊病，认为尊孔读经不符合时代潮流。蓝公武在《辟今日复古之谬》中说：“居今之世，而欲复古之话，以与近世列强之科学知识、国家道德相角逐，是非吾人大惑不解者耶？”儒学是古代社会产生的思想，并不适于近世的社会制度，今天的中国“不在复古而在革新，不在礼教而在科学；不欲以孔孟之言行为表率，而欲奉世界之伟人为导师”，不应拘泥于民族的狭隘观念，而要放眼世界。吴贯因在《尊孔与读经》中指出，不宜以经为一般学生的必读之书，因为经书佶屈聱牙，不易了然；经中所存之义，大部分已不适用于今日；今日学术分科，治物理、化学、工学、医学者，强之读经，不仅无益，还将使其学归于无成。
这一时期尊孔与批孔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由此可见，辛亥革命虽然终结了帝制，但与帝制相联系的儒家学说却还有着广泛的市场，并随着帝制复辟的丑剧沉渣泛起。思想的革新，往往落后于制度的革新，用现代的科学、民主精神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则是由新文化运动的后继者们着手来完成的。
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孔教的批判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关于孔教的争论仍在继续。衍圣公孔令贻以曲阜孔教会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名，要求国会定孔教为国教，而天主教数百万教民则强烈反对这一主张。在张勋复辟前，康有为草拟“请定孔教为国教”的电稿，以张勋的名义发表，为复辟进行舆论宣传。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成为反封建、宣传民主思想的阵地。对当时气焰高涨的复古尊孔潮流，新青年派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吴虞、易白沙等人给予了迎头痛击。
新青年派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否认孔教为宗教。陈独秀认为，“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把孔教当成宗教，是“惑民诬孔”。中国人向来宗教观念淡薄，没有诞生伟大的宗教家，即使“勉强杜撰一教宗，设立一教主”，也无法增加孔教的威权和荣耀，而且将孔教立为国教的做法，是违反当今世界政权与教权分离原则的。
第二，孔教不适于现代社会。他们认为孔子思想在古代发挥了很大作用，是因为它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而当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改变，建立于其上的孔子学说也势必会发生动摇。陈独秀指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儒学是服务于君权的，这与今天民主时代的社会生活是格格不入的。
第三，孔教是和帝制联系在一起的。启蒙思想家们指出，孔教与君主专制制度具有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孔教依附于皇权，皇权利用孔教，二者结为牢固的一体。吴虞也说：“儒教不借君主之力，则其道不行”，“君主不假儒教之力，则其位不固”，“儒家与君主，盖相得而益彰者也”。孔教是帝王专制的护身符，袁世凯图谋复辟，就先把孔子抬出来大造舆论。陈独秀说：“照孔圣人的伦理学说、政治学说，都非立君不可；所以袁世凯要做皇帝之先，便提倡尊孔。”
第四，儒学定于一尊妨害思想自由。他们认为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只知墨守陈规，将学术、思想都禁锢了，使人们无法发挥聪明才智，其流弊一直影响到今天。
第五，批判封建礼教。他们认为孔教的核心是三纲五常，是维护阶级尊卑的制度，宣扬的是“片面之义务”和“奴隶道德”，结果造成了“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的种种罪恶。忠孝观念是中国专制政治和家族制度的根本，儒家是要以此“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鲁迅和吴虞都把礼教与吃人联系起来，揭示了封建礼教残害人性的事实。
不过，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对孔子和儒学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他们所反对的，是孔子学说中维护封建专制、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内容，并不是全盘反对孔子的学说。陈独秀说：“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这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不过因为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时代潮流，还有一半人硬要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时代潮流，成了我们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他们对孔子思想在古代社会的历史作用，还是做了很多肯定的。陈独秀说“孔教之为国粹之一，而影响数千年之社会心理及政治者最大，且为当时社会之名产，此均吾人所承认者”，对于儒学的优点“未尝不服膺”。李大钊也认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他们并未抹杀儒学的历史作用，也不否认儒学中有某些值得借鉴的东西，但他们也认识到，儒学作为服务封建社会的学说，已经落后了。时代不不同了，欧风美雨所裹挟而来的新制度、新思想在不停冲击着中国社会、荡涤着人们的心灵，逼迫着人们不得不摧毁旧社会的一切藩篱，在阵痛中呼唤新社会的来临。在启蒙思想家们看来，不破不立，破旧立新，没有对尊孔读经的批判，也就不能让科学和民主的种子在中华生根发芽。
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批判孔教的方式虽然有些激进，让后人有“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的微辞，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根深蒂固、民国以来不断上演的帝制复辟的丑剧以及三纲五常阴魂不散的历史原因，让我们对他们的做法仍然抱着极大的同情。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把传统中国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由此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可以说，没有对儒学的批判，就没有西方科学、民主观念的输入，没有科学、民主观念，也就不可能对儒学进行科学的、彻底的批判。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现代中国才得以成长和发展。
当然，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并没有销声匿迹，有很多人仍然在研究它、传播它甚至鼓吹它。有人从现代多种学科的角度去研究，也有人站在儒学本位的立场，采取“同情和敬意”的态度去研究。后者就形成了现代新儒学这一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思想流派，近一百年间不绝如缕，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可否认的是，在经历了近现代的痛苦蜕变后，儒学已然获得了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