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28 06:25 编辑
家中陆续订过些文摘类杂志（《读者》《意林》《视野》《青年文摘》《特别关注》《特别文摘》等）。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看到一篇好文章，过些时回头想用时没法从杂志海中找出来。忽然想到，要不从今天开始建一个自己的文摘楼，方便查阅，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好文章。
之所以选择放在中学“文科学习”，是想着也许可以作为写作素材或者范文。
选文不设统一标准，有的适合家长看，有的适合学生读，所以，有深有浅，有庄有谐，有美文，有杂文，有心灵鸡汤，有时事辣评……
因为《我的文摘2》目录页添加不了，且已至百篇，所以另开一楼，继续添砖加瓦。
《我的文摘2》
http://www.ebama.net/thread-179359-1-1.html
《我的文摘1》
http://www.ebama.net/thread-168158-1-1.html
201、《这才是赢在起跑线》（摘自《意林》2014 第3期） 〈最能决定一生成败的，还是青春期到大学期间打造的人格。〉
202、《这才是赢在起跑线》 （摘自网络） 〈你目前的境遇不会决定你走到哪里，而只决定你的起点。”〉
203、《你会接受被置换的人生吗》 （摘自《意林》2014 第3期） 〈DNA鉴定等科技越发达，人们有时反而越不幸。总而言之，人类是比科学要复杂得多的一种生物〉
204、《是谁在叫 “太巴荒”》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4期） 〈”枪真看袜光，泥这地涨香。嘎兜蟒仙袜，得兜思过夯”〉
205、《旅行与人生》 （摘自《特别关注》2014 第4期）〈你到处玩玩但无所用心,那么你只是一个观光客〉
206、《孟山都的转基因世界》 （摘自《读者》2014 第5期） 〈最近，有关转基因食品的争论似乎达到了一个新高潮〉
207、《积极的人》 （charlenedavid 摘自《读者》2013 第19期） 〈我之所以没法和Miriarn成为好朋友，就是因为她太积极向上了〉
208、《这里会长出一朵花》 （摘自《视野》2014 第5期） 〈对于那些虫族，所谓的有害与有益都是相对于人类而言〉
209、《我花了四年，才能和你一起聊电影》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6期） 〈因为我也是白羊座〉
210、《“快时尚”让整个地球埋单》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6期） 〈以低价抢占市场的“快时尚”〉
211、《当金融遇上互联网》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6期） 〈想赚钱，得先知道点机密。〉
212、《一个人推开千万扇门》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6期） 〈万门大学和南科大的目标是一致的，两者都是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勇敢尝试的先驱者〉
213、《北京太偏僻了》 （摘自《视野》2014 第6期） 〈这个同学所讲的我在大学二年级才明白过来〉
214、《我是医学生》 （摘自《视野》2014 第6期） 〈纵使要遭受九九八十一难又如何，只要能见到生命的鲜活，便值得我去做〉
215、《哪些不平等你要容忍》 （摘自《视野》2014 第6期） 〈如果仔细分析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无非是四方面的〉
216、《大清国的一只箱子》 （摘自《读者》2014 第6期） 〈为使腐败通行天下，畅通无阻，哪怕是搞烂市场经济〉
217、《赤子心》 （摘自《读者》2014 第6期） 〈他的内心，有一个非常晶莹的世界，这是一个忧伤进不去、痛苦摧残不了的世界〉
218、《中国人的旅游观》 （摘自《读者》2014 第6期） 〈“占领公共空间”在外国人看来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抗议的力量，但在中国人看来，不过是日常习惯的一种而已。〉
219、《冬夜里的18个红豆饼》 （摘自《读者》2014 第6期） 〈也许我们可以学的，是要更珍惜每一个相处的时刻，不要错过每一个表达亲情的机会。〉
220、《生死课》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4期） 〈既然死亡是生命中不可回避的节目，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
221、《小街》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4期） 〈在不能解诗的年龄，诗就写在小街上。〉
222、《一个普通人离杀人有多远》 （摘自《视野》2014 第7期） 〈《路西法效应》，副标题叫做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223、《土匪变成企业家》 （摘自《视野》2014 第7期） 〈这其实是我们人类历史的一个缩影，因为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都有过〉
224、《亲近外语的方法论 几岁学英语》 （charlenedavid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3 11月第44期） 〈但是选择几岁学英语，则考验的是家长的信心。尤其是当其他孩子都去课外班时，还能否坐得住?〉
225、《兴趣与年龄 ：孩子怎样学英语？》 （charlenedavid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3 11月第44期） 〈我们的教学，如果不重视灵活性、创造性，忽视语言本身的特征，实际上会把孩子学习语言的天分和创造力泯灭掉〉
226、《在外国语中学学英语》 （charlenedavid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3 11月第44期） 〈精通一门语言这样的技能需 1万个小时坚持不懈的练习，2500个小时的意义非同小可〉
227、《蔡春猪的宿命论》 （摘自《读者》2014 第7期） 〈大概因为既好笑又悲伤，就更显得乐观、励志和感人，尽管他不大喜欢后面这几个词。〉
228、《用对方的方式去爱》 （摘自《读者》2014 第7期） 他们都太执着于用自己的方法爱对方，而不是用对方的方式爱对方。〉
229、《主持正义的成本核算》 （摘自《读者》2014 第7期） 〈是什么把人民变成了懦夫？〉
230、《她是上天送来的礼物》 （摘自《读者》2014 第7期） 〈她在电影里呈现出的性格，也就是她在现实中的性格，早慧、活泼、笑容可掬〉
231、《成龙》 （摘自《读者》2014 第7期）〈 从他进院，照Ｘ光到动手术，血压保持一定，没有降过，真是超人，真是超人〉
232、《无人倾听》 （摘自《读者》2014 第7期） 〈我们正在丧失倾听的姿态、倾听的心态，并且从个人心理泛化到了社会心理。〉
233、《患儿朱德庸》 （摘自《读者》2014 第8期）〈如果有一天我变成大人，我可能就不会画画了 〉
234、《间歇性有钱人》 （charlenedavid摘） 〈这种大手大脚的花钱习惯，更多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消费观的差异，并非仅仅是贫富差异。〉
235、《出国留学不能只为“洗肺”》 （摘自《意林》2014 第8期） <当前，中国的雾霾确实对出国留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36、《一个完美的蛋》 （摘自《意林》2014 第8期） <从来没有人这么要求过我〉
237、《每一次再见,都可能是再也不见》 （摘自《意林》2014 第8期） 〈 没发生的事，永远都是无常的。你不能设定，只能计划。〉
238、《书是我的乡间》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2期） 〈我在书丛里出生成长，大概也将在书丛里寿终正寝。〉
239、《最牛的小儿科医生》 （摘自《意林》2014 第6期） 〈 我们这种小诊所，病人来了，我就开开心心地把他们看好。〉
240、《我就是那个戴谷歌眼镜的“傻货”》 （摘自《意林》2014 第6期） 〈 总有一天，你也会戴上谷歌眼镜〉
241、《侠客走了》 （摘自《读者》2014 第5期） 〈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
242、《积财不如教子》 （摘自《爱你》2014 第3期） 〈还有无数人正在拼命为子孙攒钱。但是，假设你的子孙是败家子，你的贡献又体现在哪里呢？〉
243、《“当教师不如当小工”老难题何时能解》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5期） 〈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不可能拥有像城市一样的条件，农村教师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拥有和城镇教师一样的待遇〉
244、《教研员"下基层"见闻》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5期） 〈 学生减负，从教老师“做作业”开始？〉
245、《中国家庭面临变局》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5期） 〈 中国家庭呈现出五大变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类型多样化、家庭关系松散化、家庭功能有所弱化。〉
246、《“被痴情”的金岳霖》 （摘自《视野》2014 第9期） 〈金岳霖这个对爱情忠贞不二的人物典型，其实是在媒体传播过程中，由大众心理层累地塑造出来的。〉
247、《追思逝者是一种公民教养》 （摘自《视野》2014 第10期） 〈灾难之后，如何启动公共哀悼仪式，何时哀悼，怎么哀悼，这已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248、《选择单调》 （摘自《意林》2014 第9期） <简单回报给我的是，更多的简单，我屏蔽了太多的垃圾信息和不需要的信息，还有那些令人讨厌没有任何营养的人。〉
249、《中国父母谋杀了中国足球》 （摘自《意林》2014 第8期） 〈 他会为孩子付出最大努力。他也不是唯一一位这样逼迫着孩子走向成功的。〉
250、《洗车》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9期） 〈洗车人没有一颗爱车心，谁能放心把车交给你呢？〉
251、《老来不为儿女忙》 （摘自《爱你》2014 第5期） 〈既留住亲情，又给彼此空间〉
252、《记吴冠中先生》 （摘自《爱你》2014 第5期） 〈 终其一生，吴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学不会老成与世故〉
253、《看不见的眼泪》 （摘自《视野》2014 第10期） 〈他们永远不会懂这样的小事，就像一只一只的白蚁，吞噬的尽是青春与快乐。〉
254、《回“家”的路才是旅途》 （摘自《读者》2014 第3期） 〈向外寻找终是徒劳，当你的身体追赶上你的心的时刻，就是你真正该在的地方。〉
255、《我在剑桥学说话》 （摘自《读者》2014 第9期） 〈每当别人问到我在这边学到了什么，我总是先想起身边接触到的人，以及这些人在不经意间展示出来的经验和学识。〉
256、《从钱穆那里选定人生道路》 （摘自《读者》2014 第9期） 〈要读过这些书，走过这些路，见过这些人，我才终于相信，坚持自己的信念，并没有那么古怪；追求自己的梦想，也并不一定那么不现实。〉
257、《你一无所有 ，你拥有一切》 （摘自《读者》2014 第9期） 〈只有行动，才能解除你所有的不安〉
258、《合成谬误》 （摘自《读者》2014 第9期） 〈每一个局部看上去都是理性、正确、有效率的，加起来却是一个谬误。〉
259、《欲望与志气》 （摘自《读者》2014 第9期） 〈在这时代，有一个大的欺骗他，或耽误他，容易让他误会，或让他不留心的一件事，就是把欲望当志气。〉
260、《彬彬有礼不等于心地善良》 （摘自《读者》2012 第9期） 〈为什么这样一个彬彬有礼、举止优雅的国度却在半个世纪前犯下如此暴行?〉
261、《学校有“老虎”》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6期） 〈孩子为什么会在出门上学前磨磨蹭蹭，毫无快乐可言？〉
262、《不可颠倒的教育顺序》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6期） 〈小学重态度，中学重品行，高中重品质，大学重成绩，将来重选择，不可颠倒，因为教育没有回头路可走。〉
263、《真慈善需要智慧》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6期） 〈这里的孩子陷在贫穷里，不是他们的过错，可如果因为你轻而易举就把东西给他们，让他们以为贫穷可以成为不劳而获的谋生手段，因而更加贫穷，这就是你的错！〉
264、《那些人，那些爱》 （摘自《读者》2013 第9期） 〈爱一定还存在着，因为它就活在你记忆里。〉
265、《小鸟为什么歌唱》 （摘自《读者》2013 第9期） 〈好的社会，好的政治，好的教育，不会强求人为实现某个单一的目标而压制甚至牺牲个体的需求，而是尊重生命的自然需求，让每一只小鸟唱自己的歌！〉
266、《纠结的GDP含金量》 （摘自《读者》2013 第9期） 〈被人均的情况已经是既成事实，我们更需要担心的是，贫富差距巨大化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的恶化，出现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泰效应。〉
267、《书读不下去就回家》 （摘自《读者》2013 第9期） 〈我也希望早一天能有能力对你们说：“爸，妈，工作不想干了就回家，你们两个我还是养得起的。”〉
268、《千万不要去考验人性》 （摘自《视野》2014 第11期） 〈这样的考验本身就荒诞且不道德，更无任何意义可言。〉
269、《从历史的僵化定义中还原“五四”那代人》 （摘自《视野》2014 第11期） 〈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国民性的弊端、对传统的态度、个人的解放、教育的目的……这些命题都曾被如此广泛地讨论过。〉
270、《人世间，那无奈的从容》 （摘自《视野》2014 第12期） 〈可能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事儿尤其在一些创作者的身上显现的清楚。〉
271、《听着听着就老了》 （摘自《视野》2014 第12期） 〈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饥饿感，使得每一首从电台里流出来的新歌都显得稀缺而动人。〉
272、《谢谢收看》 （摘自《视野》2014 第12期） 〈她坐在小板凳上，美好世界从那个小盒子向她奔涌而去，她眼里装着全世界的惊喜。〉
273、《锤下人生》 （摘自《读者》2014 第11期） 〈 王小波说生活就是一个缓慢挨锤的过程，他又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被摧残的。〉
274、《我怕惊动湖畔那些精灵》 （摘自《读者》2014 第11期） 〈 燕南园集中了燕园最瑰丽的风景，他们劳作过，思想过，快乐过，也痛苦过。〉
275、《中国海归，归去来兮》 （摘自《读者》2014 第11期） 〈 作为移民潮中走出家国的一代人，无论出去还是归来，她探索寻找的都是她意愿中的人生轨迹。〉
276、《去体验一个更大的世界》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1期） 〈 只要放弃努力，生活会立即过得比努力时要滋润得很多很多。那么，为什么我还要这么努力？〉
277、《青春不是一块遮羞布》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1期） 〈 为啥青春就必须要疯狂？就必须要恋爱？不疯不闹不叛逆就不是青春了吗？〉
278、《你说你是个什么人》 （摘自《读者》2014 第11期） 〈 你说现在什么人是好人,什么人是坏人?〉
279、《我硕士毕业为什么卖米粉》 （摘自网络） 〈 事情根本就没有“是大学生做的”和“不是大学生做的”的区别〉
280、《你家周围三公里的盲区》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2期） 〈 他们管这个叫“接地气”，中国古人管这个叫“人间烟火”。〉
281、《3.7万人如何写一篇论文》 （摘自新京报网） 〈 只要放弃努力，生活会立即过得比努力时要滋润得很多很多。那么，为什么我还要这么努力？〉
282、《谷歌艺术计划酷毙了》 （摘自《都市快报》） 〈借助“谷歌艺术计划”，游客足不出户就可将世界名家名画尽收眼底 〉
283、《万科的跑步管理学 》 （摘自《意林》2014 第8期） 〈 用身体换财富，不划算。〉
284、《遇见青春遇见你》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0期） 〈 我们知道，那桌盛宴，只关青春，无关爱情！〉
285、《笨拙》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0期） 〈 你的笨拙，或许都是上帝许给我的智慧，它的意义大概就是，原谅、包容或者是陪伴。〉
286、《不要迷恋技术 那只是个传说》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1期） 〈 如今大多数人最大的问题，在于笃信一切都有一个技术性的对策。〉
287、《小心,来电不善》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1期） 〈 一切社会热点话题都会成为编写诈骗短信和剧本的新素材〉
288、《丝绸的光泽》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0期） 〈 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做到出神入化，看你投不投入，用不用心〉
289、《一个有情怀的浪漫主义者》 （摘自《视野》2014 第13期） 〈又天真、又苍老，又单纯、又犀利，又温暖、又黑暗，又柔软、又冷酷〉
290、《大人物无气场》 （摘自《意林》2014 第13期） < 哪有气场，只有气虚〉
291、《爸爸地胳臂长》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3期） 〈 天下的父母，一样的心呀！〉
292、《当今中国青年心态分析》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3期） 〈 2009年以来的房价大飙升，使中产阶层生活状态顿受威胁， 他们的心理也受到重创，带有明显的挫败感。〉
293、《大妈们为何爱跳广场舞》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3期） 〈 天下的父母，一样的心呀！〉
294、《你走到哪儿，哪儿就是你的路》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4期） 〈 生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它尊重才华，也尊重努力〉
295、《生动的重复》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4期） 〈 因为热爱，可以让单调有声有色，可以让重复风生水起。〉
296、《家庭旅行箱里都带了些什么》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4期） 〈 最要命的就是，你想把既定的生活状态带走，你想把什么事都放在可控范围内，你想一直保持自己的舒适区完全不被打破，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出门。〉
297、《互联网时代的读书方法 》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4期） 〈 用你的兴趣把自己的心当作一颗种子，在你的环境里种下去，然后寻找你最需要的东西，一点一点地生长，而不要囿于传统工业社会里一个一个的学科分类。〉
298、《同车人的啜泣》 （摘自《读者》2014 第13期） 〈 。但人不是容器，人是导管，快乐流过，悲哀流过，导管只是导管。〉
299、《只有孩子才看得懂的广告》 （摘自《读者》2014 第13期） 〈 你看到的是悲伤，我却获得求助，多么精妙的设计，这是一个只有孩子才看得懂的广告！〉
300、《祖母的生活信条 》 （摘自《读者》2014 第13期 〈 一切都过去了，不是吗？遇事别太愁，事事都会好。〉
家中陆续订过些文摘类杂志（《读者》《意林》《视野》《青年文摘》《特别关注》《特别文摘》等）。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看到一篇好文章，过些时回头想用时没法从杂志海中找出来。忽然想到，要不从今天开始建一个自己的文摘楼，方便查阅，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好文章。
之所以选择放在中学“文科学习”，是想着也许可以作为写作素材或者范文。
选文不设统一标准，有的适合家长看，有的适合学生读，所以，有深有浅，有庄有谐，有美文，有杂文，有心灵鸡汤，有时事辣评……
因为《我的文摘2》目录页添加不了，且已至百篇，所以另开一楼，继续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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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bama.net/thread-17935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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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这才是赢在起跑线》（摘自《意林》2014 第3期） 〈最能决定一生成败的，还是青春期到大学期间打造的人格。〉
202、《这才是赢在起跑线》 （摘自网络） 〈你目前的境遇不会决定你走到哪里，而只决定你的起点。”〉
203、《你会接受被置换的人生吗》 （摘自《意林》2014 第3期） 〈DNA鉴定等科技越发达，人们有时反而越不幸。总而言之，人类是比科学要复杂得多的一种生物〉
204、《是谁在叫 “太巴荒”》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4期） 〈”枪真看袜光，泥这地涨香。嘎兜蟒仙袜，得兜思过夯”〉
205、《旅行与人生》 （摘自《特别关注》2014 第4期）〈你到处玩玩但无所用心,那么你只是一个观光客〉
206、《孟山都的转基因世界》 （摘自《读者》2014 第5期） 〈最近，有关转基因食品的争论似乎达到了一个新高潮〉
207、《积极的人》 （charlenedavid 摘自《读者》2013 第19期） 〈我之所以没法和Miriarn成为好朋友，就是因为她太积极向上了〉
208、《这里会长出一朵花》 （摘自《视野》2014 第5期） 〈对于那些虫族，所谓的有害与有益都是相对于人类而言〉
209、《我花了四年，才能和你一起聊电影》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6期） 〈因为我也是白羊座〉
210、《“快时尚”让整个地球埋单》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6期） 〈以低价抢占市场的“快时尚”〉
211、《当金融遇上互联网》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6期） 〈想赚钱，得先知道点机密。〉
212、《一个人推开千万扇门》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6期） 〈万门大学和南科大的目标是一致的，两者都是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勇敢尝试的先驱者〉
213、《北京太偏僻了》 （摘自《视野》2014 第6期） 〈这个同学所讲的我在大学二年级才明白过来〉
214、《我是医学生》 （摘自《视野》2014 第6期） 〈纵使要遭受九九八十一难又如何，只要能见到生命的鲜活，便值得我去做〉
215、《哪些不平等你要容忍》 （摘自《视野》2014 第6期） 〈如果仔细分析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无非是四方面的〉
216、《大清国的一只箱子》 （摘自《读者》2014 第6期） 〈为使腐败通行天下，畅通无阻，哪怕是搞烂市场经济〉
217、《赤子心》 （摘自《读者》2014 第6期） 〈他的内心，有一个非常晶莹的世界，这是一个忧伤进不去、痛苦摧残不了的世界〉
218、《中国人的旅游观》 （摘自《读者》2014 第6期） 〈“占领公共空间”在外国人看来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抗议的力量，但在中国人看来，不过是日常习惯的一种而已。〉
219、《冬夜里的18个红豆饼》 （摘自《读者》2014 第6期） 〈也许我们可以学的，是要更珍惜每一个相处的时刻，不要错过每一个表达亲情的机会。〉
220、《生死课》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4期） 〈既然死亡是生命中不可回避的节目，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
221、《小街》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4期） 〈在不能解诗的年龄，诗就写在小街上。〉
222、《一个普通人离杀人有多远》 （摘自《视野》2014 第7期） 〈《路西法效应》，副标题叫做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223、《土匪变成企业家》 （摘自《视野》2014 第7期） 〈这其实是我们人类历史的一个缩影，因为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都有过〉
224、《亲近外语的方法论 几岁学英语》 （charlenedavid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3 11月第44期） 〈但是选择几岁学英语，则考验的是家长的信心。尤其是当其他孩子都去课外班时，还能否坐得住?〉
225、《兴趣与年龄 ：孩子怎样学英语？》 （charlenedavid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3 11月第44期） 〈我们的教学，如果不重视灵活性、创造性，忽视语言本身的特征，实际上会把孩子学习语言的天分和创造力泯灭掉〉
226、《在外国语中学学英语》 （charlenedavid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3 11月第44期） 〈精通一门语言这样的技能需 1万个小时坚持不懈的练习，2500个小时的意义非同小可〉
227、《蔡春猪的宿命论》 （摘自《读者》2014 第7期） 〈大概因为既好笑又悲伤，就更显得乐观、励志和感人，尽管他不大喜欢后面这几个词。〉
228、《用对方的方式去爱》 （摘自《读者》2014 第7期） 他们都太执着于用自己的方法爱对方，而不是用对方的方式爱对方。〉
229、《主持正义的成本核算》 （摘自《读者》2014 第7期） 〈是什么把人民变成了懦夫？〉
230、《她是上天送来的礼物》 （摘自《读者》2014 第7期） 〈她在电影里呈现出的性格，也就是她在现实中的性格，早慧、活泼、笑容可掬〉
231、《成龙》 （摘自《读者》2014 第7期）〈 从他进院，照Ｘ光到动手术，血压保持一定，没有降过，真是超人，真是超人〉
232、《无人倾听》 （摘自《读者》2014 第7期） 〈我们正在丧失倾听的姿态、倾听的心态，并且从个人心理泛化到了社会心理。〉
233、《患儿朱德庸》 （摘自《读者》2014 第8期）〈如果有一天我变成大人，我可能就不会画画了 〉
234、《间歇性有钱人》 （charlenedavid摘） 〈这种大手大脚的花钱习惯，更多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消费观的差异，并非仅仅是贫富差异。〉
235、《出国留学不能只为“洗肺”》 （摘自《意林》2014 第8期） <当前，中国的雾霾确实对出国留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36、《一个完美的蛋》 （摘自《意林》2014 第8期） <从来没有人这么要求过我〉
237、《每一次再见,都可能是再也不见》 （摘自《意林》2014 第8期） 〈 没发生的事，永远都是无常的。你不能设定，只能计划。〉
238、《书是我的乡间》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2期） 〈我在书丛里出生成长，大概也将在书丛里寿终正寝。〉
239、《最牛的小儿科医生》 （摘自《意林》2014 第6期） 〈 我们这种小诊所，病人来了，我就开开心心地把他们看好。〉
240、《我就是那个戴谷歌眼镜的“傻货”》 （摘自《意林》2014 第6期） 〈 总有一天，你也会戴上谷歌眼镜〉
241、《侠客走了》 （摘自《读者》2014 第5期） 〈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
242、《积财不如教子》 （摘自《爱你》2014 第3期） 〈还有无数人正在拼命为子孙攒钱。但是，假设你的子孙是败家子，你的贡献又体现在哪里呢？〉
243、《“当教师不如当小工”老难题何时能解》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5期） 〈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不可能拥有像城市一样的条件，农村教师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拥有和城镇教师一样的待遇〉
244、《教研员"下基层"见闻》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5期） 〈 学生减负，从教老师“做作业”开始？〉
245、《中国家庭面临变局》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5期） 〈 中国家庭呈现出五大变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类型多样化、家庭关系松散化、家庭功能有所弱化。〉
246、《“被痴情”的金岳霖》 （摘自《视野》2014 第9期） 〈金岳霖这个对爱情忠贞不二的人物典型，其实是在媒体传播过程中，由大众心理层累地塑造出来的。〉
247、《追思逝者是一种公民教养》 （摘自《视野》2014 第10期） 〈灾难之后，如何启动公共哀悼仪式，何时哀悼，怎么哀悼，这已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248、《选择单调》 （摘自《意林》2014 第9期） <简单回报给我的是，更多的简单，我屏蔽了太多的垃圾信息和不需要的信息，还有那些令人讨厌没有任何营养的人。〉
249、《中国父母谋杀了中国足球》 （摘自《意林》2014 第8期） 〈 他会为孩子付出最大努力。他也不是唯一一位这样逼迫着孩子走向成功的。〉
250、《洗车》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9期） 〈洗车人没有一颗爱车心，谁能放心把车交给你呢？〉
251、《老来不为儿女忙》 （摘自《爱你》2014 第5期） 〈既留住亲情，又给彼此空间〉
252、《记吴冠中先生》 （摘自《爱你》2014 第5期） 〈 终其一生，吴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学不会老成与世故〉
253、《看不见的眼泪》 （摘自《视野》2014 第10期） 〈他们永远不会懂这样的小事，就像一只一只的白蚁，吞噬的尽是青春与快乐。〉
254、《回“家”的路才是旅途》 （摘自《读者》2014 第3期） 〈向外寻找终是徒劳，当你的身体追赶上你的心的时刻，就是你真正该在的地方。〉
255、《我在剑桥学说话》 （摘自《读者》2014 第9期） 〈每当别人问到我在这边学到了什么，我总是先想起身边接触到的人，以及这些人在不经意间展示出来的经验和学识。〉
256、《从钱穆那里选定人生道路》 （摘自《读者》2014 第9期） 〈要读过这些书，走过这些路，见过这些人，我才终于相信，坚持自己的信念，并没有那么古怪；追求自己的梦想，也并不一定那么不现实。〉
257、《你一无所有 ，你拥有一切》 （摘自《读者》2014 第9期） 〈只有行动，才能解除你所有的不安〉
258、《合成谬误》 （摘自《读者》2014 第9期） 〈每一个局部看上去都是理性、正确、有效率的，加起来却是一个谬误。〉
259、《欲望与志气》 （摘自《读者》2014 第9期） 〈在这时代，有一个大的欺骗他，或耽误他，容易让他误会，或让他不留心的一件事，就是把欲望当志气。〉
260、《彬彬有礼不等于心地善良》 （摘自《读者》2012 第9期） 〈为什么这样一个彬彬有礼、举止优雅的国度却在半个世纪前犯下如此暴行?〉
261、《学校有“老虎”》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6期） 〈孩子为什么会在出门上学前磨磨蹭蹭，毫无快乐可言？〉
262、《不可颠倒的教育顺序》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6期） 〈小学重态度，中学重品行，高中重品质，大学重成绩，将来重选择，不可颠倒，因为教育没有回头路可走。〉
263、《真慈善需要智慧》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6期） 〈这里的孩子陷在贫穷里，不是他们的过错，可如果因为你轻而易举就把东西给他们，让他们以为贫穷可以成为不劳而获的谋生手段，因而更加贫穷，这就是你的错！〉
264、《那些人，那些爱》 （摘自《读者》2013 第9期） 〈爱一定还存在着，因为它就活在你记忆里。〉
265、《小鸟为什么歌唱》 （摘自《读者》2013 第9期） 〈好的社会，好的政治，好的教育，不会强求人为实现某个单一的目标而压制甚至牺牲个体的需求，而是尊重生命的自然需求，让每一只小鸟唱自己的歌！〉
266、《纠结的GDP含金量》 （摘自《读者》2013 第9期） 〈被人均的情况已经是既成事实，我们更需要担心的是，贫富差距巨大化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的恶化，出现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泰效应。〉
267、《书读不下去就回家》 （摘自《读者》2013 第9期） 〈我也希望早一天能有能力对你们说：“爸，妈，工作不想干了就回家，你们两个我还是养得起的。”〉
268、《千万不要去考验人性》 （摘自《视野》2014 第11期） 〈这样的考验本身就荒诞且不道德，更无任何意义可言。〉
269、《从历史的僵化定义中还原“五四”那代人》 （摘自《视野》2014 第11期） 〈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国民性的弊端、对传统的态度、个人的解放、教育的目的……这些命题都曾被如此广泛地讨论过。〉
270、《人世间，那无奈的从容》 （摘自《视野》2014 第12期） 〈可能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事儿尤其在一些创作者的身上显现的清楚。〉
271、《听着听着就老了》 （摘自《视野》2014 第12期） 〈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饥饿感，使得每一首从电台里流出来的新歌都显得稀缺而动人。〉
272、《谢谢收看》 （摘自《视野》2014 第12期） 〈她坐在小板凳上，美好世界从那个小盒子向她奔涌而去，她眼里装着全世界的惊喜。〉
273、《锤下人生》 （摘自《读者》2014 第11期） 〈 王小波说生活就是一个缓慢挨锤的过程，他又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被摧残的。〉
274、《我怕惊动湖畔那些精灵》 （摘自《读者》2014 第11期） 〈 燕南园集中了燕园最瑰丽的风景，他们劳作过，思想过，快乐过，也痛苦过。〉
275、《中国海归，归去来兮》 （摘自《读者》2014 第11期） 〈 作为移民潮中走出家国的一代人，无论出去还是归来，她探索寻找的都是她意愿中的人生轨迹。〉
276、《去体验一个更大的世界》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1期） 〈 只要放弃努力，生活会立即过得比努力时要滋润得很多很多。那么，为什么我还要这么努力？〉
277、《青春不是一块遮羞布》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1期） 〈 为啥青春就必须要疯狂？就必须要恋爱？不疯不闹不叛逆就不是青春了吗？〉
278、《你说你是个什么人》 （摘自《读者》2014 第11期） 〈 你说现在什么人是好人,什么人是坏人?〉
279、《我硕士毕业为什么卖米粉》 （摘自网络） 〈 事情根本就没有“是大学生做的”和“不是大学生做的”的区别〉
280、《你家周围三公里的盲区》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2期） 〈 他们管这个叫“接地气”，中国古人管这个叫“人间烟火”。〉
281、《3.7万人如何写一篇论文》 （摘自新京报网） 〈 只要放弃努力，生活会立即过得比努力时要滋润得很多很多。那么，为什么我还要这么努力？〉
282、《谷歌艺术计划酷毙了》 （摘自《都市快报》） 〈借助“谷歌艺术计划”，游客足不出户就可将世界名家名画尽收眼底 〉
283、《万科的跑步管理学 》 （摘自《意林》2014 第8期） 〈 用身体换财富，不划算。〉
284、《遇见青春遇见你》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0期） 〈 我们知道，那桌盛宴，只关青春，无关爱情！〉
285、《笨拙》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0期） 〈 你的笨拙，或许都是上帝许给我的智慧，它的意义大概就是，原谅、包容或者是陪伴。〉
286、《不要迷恋技术 那只是个传说》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1期） 〈 如今大多数人最大的问题，在于笃信一切都有一个技术性的对策。〉
287、《小心,来电不善》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1期） 〈 一切社会热点话题都会成为编写诈骗短信和剧本的新素材〉
288、《丝绸的光泽》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0期） 〈 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做到出神入化，看你投不投入，用不用心〉
289、《一个有情怀的浪漫主义者》 （摘自《视野》2014 第13期） 〈又天真、又苍老，又单纯、又犀利，又温暖、又黑暗，又柔软、又冷酷〉
290、《大人物无气场》 （摘自《意林》2014 第13期） < 哪有气场，只有气虚〉
291、《爸爸地胳臂长》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3期） 〈 天下的父母，一样的心呀！〉
292、《当今中国青年心态分析》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3期） 〈 2009年以来的房价大飙升，使中产阶层生活状态顿受威胁， 他们的心理也受到重创，带有明显的挫败感。〉
293、《大妈们为何爱跳广场舞》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3期） 〈 天下的父母，一样的心呀！〉
294、《你走到哪儿，哪儿就是你的路》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4期） 〈 生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它尊重才华，也尊重努力〉
295、《生动的重复》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4期） 〈 因为热爱，可以让单调有声有色，可以让重复风生水起。〉
296、《家庭旅行箱里都带了些什么》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4期） 〈 最要命的就是，你想把既定的生活状态带走，你想把什么事都放在可控范围内，你想一直保持自己的舒适区完全不被打破，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出门。〉
297、《互联网时代的读书方法 》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4期） 〈 用你的兴趣把自己的心当作一颗种子，在你的环境里种下去，然后寻找你最需要的东西，一点一点地生长，而不要囿于传统工业社会里一个一个的学科分类。〉
298、《同车人的啜泣》 （摘自《读者》2014 第13期） 〈 。但人不是容器，人是导管，快乐流过，悲哀流过，导管只是导管。〉
299、《只有孩子才看得懂的广告》 （摘自《读者》2014 第13期） 〈 你看到的是悲伤，我却获得求助，多么精妙的设计，这是一个只有孩子才看得懂的广告！〉
300、《祖母的生活信条 》 （摘自《读者》2014 第13期 〈 一切都过去了，不是吗？遇事别太愁，事事都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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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3-12 19:13 编辑
202、《这才是赢在起跑线》 薛涌
许多懂得教育的美国人，对年轻人都有一句口头禅式的训诫：Live your life！翻译成中文，就是“活出真我”。长辈留给下一辈的，是基本的做人法则，在关键时刻，也会伸手援助。但在原则上，事情要尽可能让年轻人自己去办，机会要让他们自己去争取。长辈有金钱、经验、背景和关系，帮孩子安排一切，从短期看当然会稳妥得多。但如此一来，年轻人就失去“活出真我”的机会，包括体验一系列失败、并在失败中不断奋起的机会。
我有位朋友，事业成功，但却被她女儿称为“不靠谱”的妈妈。据她说，当年女儿要升高中时，她通过关系找到某名校的校长疏通，当场答应赞助4万元。结果校长不再理她。估计是许诺的钱太少了，她愁眉不展，饭桌上忍不住告诉家人，立即遭到女儿一通数落：“我的事情你别管好不好？我不笨不傻，就是不信自己考不进去！ ”孩子是非分明，当然本事也不小，最终自己考进去了。再牛的学校，也要仰仗些好学生给自己撑门面。后来这位朋友再不管女儿的事情了。全家到美国定居后，女儿在当地的高中又成了头名。我也数落这位朋友：“有如此优秀的孩子，怎么还沉不住气，还要强行往孩子身上套救生圈？ ”她自知无理，只是低声嘀咕一句：“咱不是就怕输在起跑线上嘛。 ”
“起跑线”，似乎已经是中国教育最大的关键词。最近看到一则报道说，“起跑线”之争已经推进到了子宫——每年8月都成了剖宫产高峰。很多人让孩子赶在9月1号前出生，唯恐将来推迟一年入学，输在了“起跑线”上。而美国的家长往往挖空心思让孩子晚上学，以便在同伴中显得更成熟自信。前几年大红大紫的畅销书《异类》，也早被翻译成中文，书里讲，在同年级中偏大的孩子发育超前不少，成熟得多，运动队选拔时得到的机会也多。结果，欧美的冰球、足球等职业选手，往往是上学晚的。而在中国，“起跑线”变成“抢跑线”。
就是这样，父母对孩子的一切从子宫里就开始安排，日后更是这个班那个班，这个重点那个重点，最终还要掏出100多万元让孩子去留学……孩子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一点自作主张的余地都没有。当然，还有亲自动手帮孩子做作业、搞课题、忙申请的。大家信誓旦旦：决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其实心里琢磨的是 “找机会能抢跑就抢跑”。
俗话说，人生就是马拉松。你看看马拉松比赛，最后的冠军，起跑时不是大多跟着别人后面气定神闲？那些刚开始冲在前面的有几个能赢？关键因素是要跑得快，就是我们所谓的素质，而不是靠抢跑几米。其实不用说马拉松了，就是跑百米，你比博尔特的起跑线超前五六米，有赢的可能性吗？
有些家长，看着孩子大学毕业多年依然一事无成，也十分不解：小时候每一步都安排得天衣无缝，孩子也很听话，怎么就是不行？这些家长的问题是，他们在每个节骨眼上，都试图安排孩子早比别人起跑半步。孩子已经习惯了，根本不知道自己奋斗是什么滋味。我个人的经历也可以作个旁证。读高中时，刚刚恢复高考，也开始有了所谓的 “重点学校”。我有时碰到附近重点学校的学生，吓得大气都不敢喘，觉得自己还没起跑就输了。更何况自己中小学一直功课不佳。但是，也正是这种谦卑的心理，使我不断督促自己努力，最终进了北大，比那个重点学校里的任何人分数都高。反而是到了北大，年轻气盛，没能好好利用青春的大好时光。日后事业不顺，快三十岁才开始学英语留学，一副赶末班车的心态，最终还是仰仗那种“落后了”的心态奋斗出一点果实。
年轻人，必须有从挫折中奋起、在落后中追赶的经验和精神。如果孩子都被家长安排着抢跑，哪里还有机会发展这些品质？美国社会流行着这样一句名言：“你目前的境遇不会决定你走到哪里，而只决定你的起点。”也就是说，我们的境遇仅是一条起跑线，而不是终点线，“境遇本身无法造就一个人，只会启示一个人”。 “输在起跑线上”的境遇，正是你彰显自己品格的机会。这些，才是我们要告诉年轻人的东西。
（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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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3-12 15:39 编辑
周鱼 发表于 2014-3-12 12:54
杂志文摘什么的偶尔看看调剂一下情绪就好了，多看就不太好了，里面的内容比较乱。比如《读者》这类，很多文 ...
说得好。您的意见恰好可以作为看文摘的理由。因为杂志集万家之言，有大家经典，也有时文网文，很多文章意见相左，有珍珠也有泥沙。眼光也是要看得多才能得到锻炼的。而且珍珠和泥沙，也是看个人喜好的。我觉得不能因噎废食。如果你看到现在学生真实的阅读状况，常年不读一本书，或者只读报亭里出售的漫画书，读的文章大多来自于语文的阅读理解题，那对他们而言，能够看看《读者》总比不看好。我也要承认您的立足点更高，很高兴能与您争鸣（这词可能用大了）。我会多看书多积累多思考，让自己不浅薄一点，更丰厚一点。谢谢您！ -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3-12 19:13 编辑
203、《你会接受被置换的人生吗》近藤大介
今年日本最热门的一部电影，是枝裕和导演、福山雅治主演的电影《如父如子》，该影片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电影里，一对夫妇与6岁的儿子过着幸福而平静的日子，然而有一天，儿子出生的医院突然打来电话把夫妇二人请到医院，他们被告知：“孩子出生的时候，和另一名男婴弄混了。”也就是说，养育了6年的孩子，并非两人亲生。于是，这对夫妇和抱错了孩子的另一对夫妇见面。影片讲述了这四名家长围绕是否要“换回”各自6岁的亲生儿子，所产生的感情纠葛。
然而，就在今年年底，日本媒体报道一个真实的事件，与电影情节十分类似，让整个日本陷入了震惊。60年前的一天，1953年3月，东京都墨田区的医院诞生了两名男婴，男婴A和B出生的时间仅相差13分钟。A的家庭异常贫困，他初中毕业后，在一家小镇的工厂上班，后来又成为一名卡车司机，人生道路十分艰难。
而B的家庭非常富裕，他从小到大衣食无忧，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B有三个弟弟，父母去世的时候，B独自霸占了父母名下的巨额财产。因此，三个弟弟一怒之下把长兄B告上了法庭。当时，由于长兄的容貌和性格与三个弟弟大不相同，而且去世的母亲也曾说过：“B在医院出生后穿的婴儿服，跟自己准备的不一样。”因此，他们请求法院鉴定DNA。结果发现，B的确不是这个家族的孩子。
三个弟弟随后造访了B出生的医院，发现了和B只差13分钟出生的A的存在。和A见面之后发现，A的容貌简直跟三人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DNA鉴定的结果显示，A才是三人如假包换的哥哥。知道真相以后的A非常愤慨，把弄混了两个婴儿的医院告上了法庭。
A表示：“如果没有被抱错的话，我本该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我也可以读大学，过上幸福的一生。”因此，他向医院提出赔偿自己4600万日元（约合270万元人民币），即大学毕业人员和初中毕业人员一生的薪资待遇差额。
最近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书宣布接受A的主张，判决医院方支付3800万日元的赔偿金。A在收到判决书后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说：“我真希望时光倒流，回到自己出生的1953年。亲弟弟们对我说‘余生我们一起度过，我们永远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真的非常开心。”
受这一事件的影响，整个日本都在讨论：“对于人们而言，亲生父母和养父母，究竟谁比较重要？”这场论争和1980年代大量遗留在中国的战争孤儿回到日本时讨论的问题是一致的。
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是这样评价的：“很多事情在不知道的时候，人们反而是幸福的；对于A和B而言，当他们勉强了解真相之后，其实都是不幸的。”另外，还有一名心理学家说道：“如果A今后能说出‘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这句话将会鼓舞许多为亲族关系所扰的人。”
透过这一事件，我自己也有很多感触。例如，我认为，如果我是A，我决不会把医院告上法庭。无论出身多么贫寒，过了二十岁，就是自己的人生了，和父母没有丝毫关系。并且，“被抱错了”这一事实本身，也可以当做是上天赐予自己的命运，而坦然接受。
另外，DNA鉴定等科技越发达，人们有时反而越不幸。总而言之，人类是比科学要复杂得多的一种生物。
（摘自《意林》2014 第3期） -
204、《是谁在叫 “太巴荒”》 森林鹿
当您穿越到唐朝以后，面临的第一大困难是什么呢？肚子饿？不认路？恐怕不是吧，唐朝的民风还是很淳厚的，找人问个路讨点儿饭吃并不太困难。但问题是，人家听得懂你在说什么吗？您要是不信，我们就试试。穿越落地，您发现自己在一个黑森森的四合院里。天上一轮明月，照着院中的假山、花木、三面回廊。南边的照壁前，有一个面貌干瘪、满脸愁容的老头子，正在仰面诵读照壁上的题诗：“枪真看袜光，泥这地涨香。嘎兜蟒仙袜，得兜思过夯-唉，太巴荒……”这一声叹息真是绕梁三日，幽幽不绝啊……客人您怎么蚊香眼了？听不懂这老儿在说啥？咦，怎么可能呢，他读的可是中国人最熟悉、最亲切，三岁小孩子都能朗朗上口，幼童早教第一篇的那首唐诗啊！咱走近看看，墙上那一笔龙飞凤舞的行书墨字，写的到底是啥？“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给您擦擦眼泪，没事没事，中古人的语音是比较坑爹啦，您听不懂也情有可原……您问这老儿说的“太巴荒”是啥意思？呃，他是在叫“太白兄”……说起来，您觉不觉得这位老人家的长相、穿戴、姿态很眼熟呢？看他这抱膝踞坐，四十五度角仰面望天的愁苦姿态，您的眼前不由得闪出了他肩扛卡宾枪、脚踏自行车、踩滑板、骑扫帚、打篮球、扛水桶、玩电脑、弹吉他的种种英姿……杜甫！这不就是最近在网上大红大紫，忙得不可开交的诗圣杜甫嘛！穿越见到一个历史名人不容易啊！赶紧上去勾搭吧！要怎么勾搭呢？当然是口诵人家的作品，上去表白积攒了一千多年的仰慕之情啦。什么？您说一时想不起来杜甫有啥名作？
提点一下吧，“两个黄鹂鸣翠柳”您总会背吧？-等等，您先别往上冲，就算会背，您这一口纯正二十一世纪普通话，人家老杜也听不懂，没准儿把您当成哪里来的蛮夷呢！本公司提供中古语音翻译的特别服务，不过要收费的哦……可以先提供一首诗的翻译试用服务，比如这首“两个黄鹂鸣翠柳”，您听好了，上去以后要对子美同志这么念：“两嘎黄列忙翠柳，一行爸落党蹭滕。香含瑟冷岑秋雪，门爸东挪么里扔。”看看，杜诗圣果然老脸大悦地起身相迎了吧。下面要说啥呢？-您嫌翻译服务太贵，不乐意买？也成，那您可以装成过来留学的日本新罗学生，只学了“哑巴汉语”，拿来纸笔跟诗圣笔谈吧。您说您只会写简体字，怕杜甫看不懂？这完全不用担心，要知道我们现在应用的简体汉字，绝大部分并不是生造的，而是从古代的行书草书中选出来的，您哪怕把字写得潦草一点儿呢，只要上下文义通顺，语境清楚明白，老杜同学猜也能猜出这些字是啥。您需要担心的反而是语法语义问题，中古汉语的某些句子结构和用词跟现代差得太多……比如说这用词吧，最明显的就是对各类名物的称呼不同。假设您给诗圣写个“我爸爸喜欢您”，老杜大概会一边蚊香眼，一边“白头搔更短”-“喜”“欢”两个字连用，他勉强可以猜出啥意思，“您”字虽然是金元才出现的尊称，但是和“你”字长得这么像，他应该也可以猜对字义，但是“爸爸”……在唐朝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称呼父亲，当时人一般是叫“阿爷”“耶耶”甚至“哥哥”，“爸”这个字虽然已经出现，但只局限于山坳海沿子的方言才用，于是老杜看这六个字看了半天，最后怒而掀桌-你这是考量老子的生僻字词汇量呢！不光是名词有这个问题，动词也有。比如您再写一句“我请您喝酒”，就见老杜又开始眼晕晕了-“喝”在唐代只有“呼喊”的意思，类似于“吆喝”的用法。您要叫杜诗圣去“喝酒”，他琢磨半天，一起身开始以张大导演的风格扯着嗓子高喊“酒！酒！酒！”所以不能说“喝酒”，要说“饮酒”或者“吃酒”啦。以此类推，形容词、副词、介词、代词……各个词类的古今语义都有不同。再说个现在使用频率最高的汉字-“的”吧。您给诗圣写一句“我喜欢你的诗”，老杜盯着五个字琢磨，“我”“喜”“你”“靶子”“诗”啥意思啊？这小子到底是从哪个爪哇国偷渡来我大唐的？
因为“的”在唐朝只有“射箭靶子”的意思，想想成语“一举中的”，“的”是一个纯粹的名词，而不是现代汉语里的助词。您在唐朝说话，如果习惯性地想用“的”，大部分情况下可以直接省了，把前面的形容词、代词什么的跟后面的名词硬捏在一起，“我喜欢你的诗”写成“我爱君诗”，老杜就能看明白，笑眯眯了。如果“的”字的前后部分比较复杂，不用字连起来特别不舒服，那一般可以用“之”来代替，比如“李世民得天下的原因”就要写成“李世民得天下之因由”。最后说说这个语法差异……唉，客人您已经听晕了？我也快讲哭了啊，语法问题比前面说的语音、语义问题还要复杂得多呢……咱就挑个最简单的说一下吧，动补式。您来一句“您写了几十年诗啊”，老杜又不懂了，于是咱换成“公作诗数十载”-留意到这两句的结构有啥不同没？关键是在于“诗”和“几十年”（数十载）这两部分的前后位置。现代人说汉语，“几十年”这种补语，是放在“诗”这种宾语前面的，主语+谓语+补语+宾语。而唐朝人说话，补语要放到宾语后头，是主语+谓语+宾语+补语的结构。不能说“我想死你了”，要说“吾忆汝欲死”；“我吃完饭了”是错误的，要说“我吃饭毕”；“李世民射死李建成”也不对哦，要说“李世民射李建成死”……咦，客人，您怎么又哭了？算啦，算啦，实在不行，您就在纸上写个-注意，从右到左竖着写-“仰慕杜公已久求教唐音”，然后扯着他给您读诗吧。您看，这院里的墙壁上，褪了色的廊柱上，甚至稍平整一点儿的山石面上，到处都是诗句啊。趁着今天月亮好，让老杜多念几首，回头旅行结束回家，跟朋友们炫耀您的中古唐音是诗圣亲自教的，多有面子的事！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4期） -
205、《旅行与人生》 余光中
李白就讲过:“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天地就是空间,光阴就是时间,这是我们把握现实的两大坐标。西方哲学家也常常说所谓人是在生死之间的一个旅客。
关于旅行的动机,第一个是教育。中国以前的读书人赴考是要到京城去,这就是教育的旅行。孔子去拜见老子,司马迁为了他的史学大业,就去看名山大川,这些都是为了教育的目的。《徐霞客游记》,是一本非常生动的游记,值得一看。徐霞客不仅文笔好,还是一个地理学家、一个科学家。他认为长江的上游不是岷江,而是金沙江。所以他从杭州一路往西旅行,一直到金沙江。还有一种是政治旅行,是不得已的,也就是贬官。唐朝把韩愈贬到潮州,宋朝把苏轼贬到最南边的海南岛。宗教的旅行也叫朝圣。你到罗马、到普陀山、到宗教圣地去,都要跋山涉水。
另外一种旅行也是不得已的,是逃难。我第一次去香港是逃难,因为抗日战争。第二次还是难民,是大学的时候,那是国共战争的关系。第三次是到香港去教书,情况比较好点。中国最伟大的难民应该是杜甫,安史之乱使得他离开陕西去了成都,住在草堂,生活非常清苦。到那边后也不得安宁,就顺流东下,到了三峡,最后还去了湖南。
再一种就是纯粹的旅游了,去玩,当然非常自由。旅游的方式,一种是群游,一大堆人；一种是独游,一个人。一大堆人就是旅行团了,好处是不用费心,什么东西都安排好；坏处就是你跟当地的民俗、跟当地的语言之间,永远隔着几十个同胞,虽然号称去了美国,结果没有碰见美国人,也没有讲英文,没有认识到美国的民主制度,等等。这个群游很热闹,可是不够反省,你想得太少。一个人游考验你的意志,还有你灵活的应变方式,坏处就是太寂寞了,你有感想没有人来听,没有人可以交流。所以折中,也不要群游也不要独游,两三个人游。你跟你的女友同游,当然很好。夫妻两个游,也很好。我常觉得两个好朋友出门旅行,一个礼拜后回来还没有吵过架,其中一定有一个圣人,了不起。我常常跟我的妻子一起旅行。
旅行如果去外国到底看什么呢?如果你是外向的,喜欢到户外活动,最好看的自然是名山大川,比如美国尼亚加拉瀑布。尼亚加拉瀑布其实是小瀑布,我有一年到巴西去看伊瓜苏瀑布,有几十个尼亚加拉那么大,连绵不止,有两里多长。好多瀑布垂下来,到半山腰再转一个折,然后再往下。瀑布是一条河遇到峭壁急转直下,好像一个人到了中年遇到非常大的变化。或者去看一个都市,一个都市的街景、广场、雕像等等,这也是一种看法。最近有部电影叫《午夜巴黎》,就是讲巴黎半夜发生的很多事情,它们跟历史发生的关系。如果你很喜欢文化,那么你一定会到教堂、博物馆、美术馆、歌剧院等。一个大教堂就是一个博物馆,里面有历史。比如说英国的教堂,里面有很多雕刻,有很多名画,可以说是一个很综合的文化陈列馆。你推开门进去,跟外面的世界就隔绝了。你坐在椅子上,看着天使,感觉灵魂出窍,好像升上天国一样。如果你对文化有兴趣,把资料带回去,回到家以后针对当时没看懂的东西再补看参考书,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如果你出门是为了去消费,把钱用光之后回家,你到处玩玩但无所用心,那么你只是一个观光客。
（摘自《特别关注》2014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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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孟山都的转基因世界》吕晗子
最近，有关转基因食品的争论似乎达到了一个新高潮，大量公众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站队，也不断有学者出来力挺转基因。一家名为孟山都的美国农业公司慢慢进入普通中国百姓的视线。人们忽然发现，这家并不为老百姓熟知的公司早已裹挟着一个其实已经不算新奇的技术，无声无息地渗透了每个人的生活。2009年孟山都在《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一百家增长最快公司”中居第41位。117亿美元的巨额营业额甚至超过了整个中国种植市场营业额的总和。公司的拳头产品“农达”已畅销30年，现在是全球市场占有率最高的除草剂。单这一项产品的营业额就占到117亿中的25%以上。除此之外，该公司在转基因产品生产方面也傲视群雄，现有的转基因生物中有90%出自孟山都。在很多农作物的种子市场上，孟山都的份额都达到70%以上，在美国本土更是突破了90%。在人们的观念里，孟山都基本上可以和转基因画等号。在这种绝对的垄断之下，孟山都带给人们一种切实的担忧与恐惧。但是无论对于孟山都或转基因技术持有怎样的观点，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孟山都的产品已经不知不觉影响到了全人类的发展。
用更少换取更多
孟山都于1901年创建时本是一家化工企业。化工行业在100年前被人们视为危险的未知领域，当时人们对化工产品的态度一如现在人们对转基因产品一样，抱着喜忧参半的试探心理。孟山都在100年前就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大肆宣扬化工产品对人类日常生活的益处。孟山都的创建人约翰·奎恩伊相信，能够以最少的生产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的产品才是顾客最想要的。因此孟山都才会将糖精定为创立初期的重要产品——1磅糖精所能达到的增甜效果相当于500磅白糖。在这样悬殊的成本差异面前，顾客们妥协了，孟山都也因此得以在化工企业里站稳脚跟。
孟山都早期的主营产品包括糖精、塑料、聚苯乙烯、橙剂（越战中美军曾使用的生化武器）、PCBs多氯联苯物（冷冻液和润滑油）等等。虽然它们现在无一例外被证明有各种副作用，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些产品都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帮手。正如当时名噪一时的广告词所说的：“化学正在为您服务，正如孟山都为您服务。孟山都——创意化工科技为您创造奇迹。”
孟山都从创立至今一直将“创造奇迹”视为公司的使命。他们从不跟风，而是设身处地地从顾客需求出发，不断将企业的生产重心向新的领域转型：从化工企业跨行到农产品，最后进军生物科技和转基因技术，每一次身形都相当柔软。
1928年，约翰的儿子埃德加接管公司，此时的孟山都已经涉足化肥和农药。美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的市场需求不容小觑。大豆和玉米作为美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首先被孟山都相中；化肥，作为孟山都的龙头产品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人畜无害”的毒药
正当全球都认为化肥是农业生产中的利益大头时，孟山都却放弃了这个曾经为企业带来最大利润的产品，转而研制各种新型除草剂和除虫剂。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对这两项产品的市场需求远比化肥更加急迫。当时仅是美国本土的玉米，每年虫患和杂草就要造成至少13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当时的人们似乎认定，这世界上不会存在任何一种安全的农药。然而孟山都的科学家约翰·弗兰茨发现了一种叫作草甘膦的化合物。以草甘膦为主要原料的除草剂“农达”号称对人类和野生动物完全无害。1974年，农达正式进入市场。名噪一时的广告词被各大媒体转载：“这便是农达，世界首创的可生物降解除草剂，它从内部破坏杂草，杀伤力直达草根，却不污染土壤和狗狗的骨头。”电视广告里，一只狗将农达洒在植物上，杀死了杂草后将嘴里的骨头放心地埋入喷洒过农达的土里……
然而，农达是否真的可以做到“人畜无害”呢？许多还未成型的实验都力图证明农达的副作用甚至毒性。法国科学家罗伯特·贝尔对农达一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农达对于激发癌变的第一阶段有促进作用，经过第一阶段之后受各方面的影响会最终导致癌症。而且第一阶段距离癌症病发要等上三四十年之后才知道。因此尽管一些论文引用了这一数据，但贝尔始终无法将农达致癌作为一个成熟的结论公之于众。
贝尔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随着孟山都公司越做越大，也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可生物降解，保持土壤洁净”是该产品区别于同类竞争者的最大卖点。然而，孟山都1996年和2007年先后两次因为这段话受到虚假广告的指控而支付巨额罚款。因为农达在使用28天之后，自身仅仅能分解2%。很多科学家指责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孟山都公司的产品审核时间太短。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FDA对于孟山都公司的“草率”是故意为之的阴谋。但不管外界如何口诛笔伐，孟山都依然我行我素，“可生物降解”直到今天依然作为农达的产品介绍躺在公司的官方网站上。孟山都更是扬言，在农药安全方面，如果农达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另一方面，农达的大量使用大规模地节省了资源和人力，这种立竿见影的利益使得农民们无暇顾及那些尚无定论的风险。农达的销量并没有因为官司受到任何冲击，反而因为孟山都公司提供的配套产品一路高歌猛进。今天农达已经在130多个国家公开发售，控制着全世界120多种杂草的生命。
孟山都的产业阳谋
从源头上讲，转基因作物实际上是农达的配套产品。清除杂草的同时，农达也不可避免地伤及农作物，因此孟山都也一直在积极研制可以扛得住农达杀伤力的作物。孟山都将抗农达基因放进黄金色的小粒子中，然后利用基因枪把这些粒子植入普通大豆的细胞里，从而渗透到大豆的DNA里去。整个过程就像在基因里打了疫苗一样，普通大豆摇身一变成了抗农达转基因大豆。
虽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转基因农作物——抗农达转基因大豆，直到农达面世20年之后的1995年才最终获批贩售，但实际上孟山都之前在转基因产品上的布局已经进行了20多年。1973年，科学家们首次成功地完成了两个物种间的基因转换。此时农达还未面世。
1982年，孟山都又转型了，他们彻底放弃了对化肥的进一步研究，开始大规模收购种子公司。虽然在此之前已经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产品类型，但是孟山都相信，唯一一种可以彻底解决农产品问题的惠农途径并非化肥和农药这些辅助外力，而是从基因上改变物种本身。
1995年，美国政府核准的第一批转基因农产品中，除了抗农达转基因大豆，还有孟山都的防虫土豆和防虫Bt棉。其中防虫Bt棉更是迅速占领了美国市场，后来完全控制了整个印度的棉花种子市场。虽然防虫Bt棉种子的价格是普通棉花种子的4倍，但它不生虫害，产量有保证。这样就把普通棉花种子清除出局，让农民们别无选择。高额的种子成本投入，使得农民们面对市场时压力巨大。棉农自杀的案例在印度的棉产地屡见不鲜。这也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对孟山都心怀不满。在棉农血泪史之上，孟山都的赢利模式也得到彰显——先创造需求，然后成为这一需求的唯一供应商，这就是孟山都的生财之道。
印度的悲剧让许多国家对孟山都谈虎色变。墨西哥为保持当地玉米的多样性，甚至尝试禁止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然而，美国制定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却裹挟着他们的转基因玉米大量涌入了拉美市场。如今，40%的墨西哥玉米市场已经被转基因玉米统治。当地其他玉米种类的基因也出现了被抗农达基因“污染”的现象。
但如果仅仅将孟山都的成功垄断归结于阴谋，似乎也不够公平。防虫Bt棉研制的动力来自于美国本土的棉花害虫烟青虫和棉铃虫。根据1987年美国主要产棉的12个州的统计资料，当时这两类害虫的危害面积已经达到7218574英亩，每年的损失在21万包棉花以上。而在中国，虫子的耐药性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有些地方的农民甚至只能徒手抓虫子。防虫棉的发明最初无疑对整个棉花行业都有巨大的吸引力，不但节省了喷洒农药环节的成本，而且可以让农作物种植得更加紧密，既节省了土地，又能有效地防止农业污染，进而防止水土流失。禁止转基因产品的种植和进口，并不能抑制人们对于这些产品的需求。相比印度和南美许多国家，中国为了防止被美国转基因作物完全统治而选择主动出击，现在已经研制出了国产的转基因防虫棉。虽然市场没被孟山都占领，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转基因世界的到来已经不可阻挡。
和美国政府穿一条裤子
孟山都对于转基因农作物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大规模的对种子公司的收购。1995年至2005年，孟山都在世界范围内收购了50多家种子公司。2004年，孟山都成立了美国种子公司(ASI),以此控股大部分的玉米和大豆种子公司。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储备和粮食产物，大豆和玉米的产量直接影响美国的物价标准。有意无意间，孟山都把自己和美国政府绑在了一起。
因此，许多批判、质疑孟山都和转基因的人常常把孟山都和美国政府指作是利益共同体。从某种角度而言，双方的确是穿一条裤子的。农业一直是美国政府眼中和军事同等重要的国防基石。有人甚至认为孟山都转基因农产品的普及似乎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统治全球的新手段。白宫和FDA在孟山都的问题上一向是一路绿灯。FDA甚至免除对GMO（转基因生物）的特殊监管。1992年5月26日，老布什政府明确指出GMO满足与传统作物“实质性相同”的原则，要求FDA和其他相关审查部门免除对孟山都过于繁琐的监管，而只作为普通公司监管，以鼓励GMO产品的研发。相较之下，欧洲在这个问题上显得一丝不苟，至今依然要求对每一个转基因产品都进行严格的申报和标注。
抛开经济手段，孟山都的政治靠山亦非竞争对手可以企及（如果它还存在势均力敌的对手的话）。孟山都的反对者们甚至认为，美国政府为了鼓励GMO的研发，甚至有故意隐瞒农达毒性的嫌疑。著名纪录片孟山都眼中的世界更直言，在孟山都、FDA、国防部、EPA（美国环境保护署）、最高法院甚至白宫高层里，出现了所谓的“孟山都旋转门”现象。高层们像走马灯似的在这些位置上替换穿梭，今天还是企业高管，明天就是政府高官。美国农业部前部长安·维尼曼曾是孟山都子公司Calgene公司的董事。该公司以研发生物技术产品为主。维尼曼2001年离开公司进入政府部门时，带着她对于生物技术的偏爱，直接参与制定了美国转基因作物的相关规定。
负责商务的孟山都的董事会成员迈克尔·坎特的从政经历更加辉煌。在2001年离开白宫之前，迈克尔·坎特曾是美国贸易谈判的首席代表，同时兼任克林顿总统的私人律师。而孟山都本公司的首席律师则干脆冲出美国走向世界，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美国谈判代表。除此之外，孟山都每年都雇佣专业说客来巩固公司和政府的关系。每年这一项开支都在增加，而今，孟山都在这方面的花费更高达数千万美元。
“梦想中的世界：空气，水，大自然的一切都被呵护着。森林也不会被破坏。用最少的农药却能生产最多的作物——这是一个转基因的世界。”这是孟山都2003年的广告语，也是孟山都产业阳谋的最终追求。现在这个转基因世界在南美已经实现。2007年，转基因大豆的种植在南美已经得到官方许可。在更多的国家，这个预言也正在实现。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转基因标签是完全禁止的。转基因食品因此拥有和传统食品一样畅通的销售渠道。成千上万对转基因技术一无所知的普通顾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孟山都和转基因产品的消费者。然而，关于孟山都和转基因技术的争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恐怕都不会终止。
（摘自《读者》2014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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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charlenedavid 于 2014-3-16 13:45 编辑
刘瑜：积极的人
到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肯定，我之所以没法和Miriarn成为好朋友，就是因为她太积极向上了。
Miriarn，一个德国女生，身材高挑，举止优雅。长相嘛，这么说吧，大家说起她的时候，都不叫名字，直接说“我们系那个德国美女”。
她比我低一级。2003年夏天，参加我们系的“过关考试”，听说我前一年考了优，就跑来找我“取经”，我们就这么认识了。那个时候，我到美国之后的新鲜劲还役有完全过去，对于交朋友，还有一种收藏癖，就是各个国家的朋友，都想收藏一枚，看着坐在对面笑眯眯的美女，又在脑子里走了一遍我的朋友地图，于是决定，要在我的地图上插上她这面美丽的德国小旗。
那个周末正好请朋友吃饭，就把她叫上了。
过了一段时间，她去听歌剧，也叫上了我。
然后我又叫了她喝过一次咖啡。
然后她又叫了我去她家开一个Party。
多好的开端啊，接下来，本来应该是一个德国女孩，和一个中国女孩，在纽约这个世界都市，谱写一曲世界人民心连心的新篇章。可是，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俩好不容易把中德友谊加温到30度以后，温度就再也上不去了。扔再多的柴好像也不管用了，就是眼泪给火熏出来，也不管用了。
究其原因，就是她这个人太积极，而我太消极。如果说到我们系某个教授，我刚想说他的坏话，她就说：啊，他太棒了……说到某个学术会议，我刚想说太无聊了，她就说：那个会让我真是受益匪浅……说到写论文，我刚想哭诉，她却说：我真的特别享受写论文……
而我觉得，检验友谊的唯一标准，就是两个人是否能凑在一起说别人坏话。
跟她在一起，我越来越惭愧。生活对于她，光明、灿烂，好比一件量身定做的小旗袍，穿得到处服服帖帖，穿在我身上，却是要胸没胸，要屁股没屁股，真是糟蹋了好布料。
就算我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说，中国，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和德国，这样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出非常不同的性格，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可还是，看她穿着有前有后的小旗袍，羞愧难当。
于是，我不太跟她玩了。
昨天，在系里碰见她。她刚从印尼做调查回来，照例是满面春风。
我问：你调查做得怎么样啊？
很好！她说。
去那样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家，会不会孤单啊？
不会，怎么会呢？！
这个学期忙吗？
嗯，我有两个会，三个论文，一个助教的职位……她振奋的声音，劈劈啪啪在我眼前开放。在她振奋的声音里，我又看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虫子，怀着自己那点焦虑，就像揣着万贯家产，贴着墙角，灰溜溜地往自己虚构的、安全的阴影里爬。 -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3-18 13:12 编辑
208、《这里会长出一朵花》韩寒
小野在她很小的时候从她奶奶这里学会了一套评判标准，那就是害虫和益虫。有天我正吃饭，她突然从旁边飞身而出，口中大喊一句，害虫，打死。然后一只飞蛾就被她拍死了。
我大吃一惊说：我去，小野，这是不对的。
这句话的结果就是小野又学会了一句“我去”。
她说：我去，是奶奶说的。
这是我一直想和她探讨的一个观点，但我想了很久也没找到合适的措辞。为此我和我的母亲还争辩过：对于那些虫族，所谓的有害与有益都是相对于人类而言，但你让小孩子有了这种二元对立非黑即白贴上标签即可捕杀的三五想法，并不利于她的身心。我母亲反驳道：那蚊子咬她怎么办，难道还要养起来？害虫就是害虫，小孩子不能好坏不分，《农夫与蛇》的故事你听过没有？
毫无疑问，这事一直争不出个结果。但小野飞身杀虫让我很生气。我站了起来，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再次责问她：你可以么？你可以这样做么？
她从未见我如此，退了一步，有点畏怯道：它是坏的小动物，它是苍蝇。（那时候她吧一切在空中飞的昆虫都叫苍蝇）
我突然思路开朗，构建出关于此事完整的哲学体系：什么叫坏的，什么叫好的？你害你的小动物就是坏的，不伤害你的小动物就是好的。这个飞飞的小动物伤害你了么？你把它打死了，它的家人就找不到它了，会很难过知道么？你可以不伤害它们，如果它们没有伤害你，知道了么？你这样做，它会很痛苦，所以你错了，你要做那些让它很快乐的事情，你知道么？你想想，如果你找不到家人，你会难过么？
也许是我语气太严肃，小野突然一句不说，两眼通红，凝滞几秒，瞬间大哭了起来。
我没有即刻安慰她，继续追问：你说，你做错了么？
小野已经哭得没法说一句完整的句子，但抽泣之中，她还是断断续续说，我错了。
我上前抚了抚她的脑袋，语气缓和道：那你现在要做什么呢？
小野哭着走到那只飞蛾那里，蹲下身子说：对不起，你很痛苦。
看着她好几滴泪都落到地板上，我心疼不已，更怕她为此反而留下更大的心理创伤，便心生一计，说：别哭了，我们一起帮助它好么？？
小野噙着泪水，道，好。
我把飞蛾捡起，带上小铲子，牵上小野到了一片土地。我挖了一个小坑。让小野把飞蛾扔了进去，顺便告诉她，这是飞蛾，不是苍蝇。我教小野把土盖上以后说，这只飞蛾以前是个动物，现在它死了，我们把她埋了起来它就会变成一朵花，变成另外一种生命，就不会再痛苦了。小野你快去拿你的水壶来，我们要浇水了。
小野飞奔入屋。
我瞬间起身，跑到十几米外摘了一朵花（罪过罪过），折返回去，把花插在刚才埋飞蛾的地方。完成这个动作，小野正好提着水壶从屋里出来。她走到那朵花前，惊讶得说不出话。我说：你看，就在刚才，它变成了一朵花长了出来，说明它已经原谅你了。
小野破涕为笑，依偎到我的怀里，说：它这么快就有了花。
我亲了她一口，说：是啊，我们又是它的好朋友了。它很快长了出来说明它很快乐。
小野开心地笑了。
我说，别难过了小野，那只飞蛾变成了花，现在像我们一样快乐。
夕阳西下，我抱起她，走向远方。我想所谓教育也许就是这样，爱与耐心，加上孩子能明白的方式。这世界不是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坏，但这世界上的很多东西不能只用好或者坏来形容。初秋，已经开始吹起凉风，但此情此景能温暖一切。
她轻轻贴到我耳边，说：嗯，爸爸，那我们再去打一个飞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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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我花了四年，才能和你一起聊电影》海参包
我刚入学的时候，对电影的认识而非常有限，阅片量排除毛片不到50。
那天我在寝室看《大事件》，对面寝室的胖子过来蹭烟，走过我身边的时候很刻意的摇了摇头。
“怎么？你也看过《大事件》？那个长镜头是不是很碉堡？”我很兴奋的想和他讨论。
“你不觉得那个长镜头太做作了吗？杜琪峰的特点是对演员的调度，建议你去看看他的《枪火》，商场的那场戏才叫碉堡。”说完胖子拿起我桌上的烟盒，先是抽了一根，然后又拿了三根。
我在胖子的建议下看了《枪火》，觉得确实很牛逼。作为自尊心很强的白羊座，我同时看完了杜琪峰所有的电影，以期在和胖子的讨论中不落下风。
“ 除了《枪火》，《暗战》和《PTU》也很牛逼，《黑社会》更是证明了杜琪峰的老当益壮。”胖子再次来蹭烟的时候，我展开了这个话题。我料定他接下来肯定会说《阿郎的故事》或者《开心鬼撞鬼》这样古董片，等他说起的时候，我只消淡定的吐口烟圈，说句“过多爽”，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了呢。
“ 导演是靠荷尔蒙拍片的，杜琪峰已经不行了，你该看看银河其他人的片子，比如《暗花》《非常突然》，我很看好游达志和游乃海。”
我擦，这尼玛不按套路出牌啊， 说的人我从来没听过啊。
胖子扔下一脸茫然的我，大大方方的拿走了我五根烟。
作为自尊心很强的白羊座，我决定恶补香港电影史。于是我打开时光网和豆瓣，把所有评分比较高的电影都看了一遍。为了对付胖子，我决定在下次的对话中提起陈果这个人物，作为一个文艺又小众的导演，聊起陈果的电影实在是装逼的首选。
“陈果你怎么看？是不是除了许鞍华之外香港最有人文情怀的导演？” 胖子来蹭烟的时候我这么问到。注意，这里我还提到了许鞍华，以及人文情怀，简直进可攻退可守呢。
“《三更2》你看过吗？”胖子故技重施。
“ 嗯，陈可辛监制，李碧华编剧，奚仲文艺术指导，杜可风摄影，很豪华的阵容。“ 我故意说得很快，以显示自己对他们的熟络。
“ 我是让你注意其中的另外一个导演朴赞郁。香港电影已经死了你知道吗？日本电影和台湾电影都半死不活，只有韩国电影才能代表亚洲的最高水准，而朴赞郁又是韩国电影的翘楚，《共同警备区》知道吗？复仇三部曲知道吗？”
胖子说完，一副哀其不幸的样子，当然，这次他拿走了我半盒烟。
作为自尊心很强的白羊座，我决定恶补亚洲电影史。在这一个学期里，我没日没夜的看电影，甚至撸管的时候看得都是《天边一朵云》（造成的后遗症是我现在看到西瓜就勃起）。就这样，我变成了亚洲电影的专家，出口不离沟口健二和小津，间或加入奉俊昊和金基德，当然马吉德马吉迪这样拗口的名字也烂熟于心，手边更是常放着一本《蛤蟆的油》。谁要跟我聊亚洲电影的未来，我一定先和他谈谈泰国类型片的发展。
当胖子再次走进我们寝室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击败他的准备，因为只要是网上搜得到的亚洲电影，我都能把故事梗概说出来，而且这次我决定后发制人，等他先开口。
胖子似乎知道我一学期的努力，心中有所忌惮，他并没有聊起电影，而是谈起了认同感。
“ 当代文化的中心在西方，亚洲永远只能逢迎，这个现状短时间内改变不了。”
“ 可黑泽明就很牛逼啊，他的电影影响了好莱坞。”
“ 呵呵，好莱坞会被影响吗？不，好莱坞就像一块海绵，吸收各国电影的精华，而亚洲的电影人总是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同。比如《卧虎藏龙》，这就是拍给好莱坞看的功夫片，真正研究功夫电影的人谁喜欢？哎，世界电影都被好莱坞同化了。从黄金时代开始，这样的格局就注定了——亨利金，比利怀尔德，奥逊威尔斯·，这些才是真正的Master。”
胖子特意在结尾说了一个英文，把我衬托的更加窘迫，这次他没有蹭烟，而是问我借了五百块钱，说是在豆瓣的美国电影小组中泡到了几个妹子，要去开房。
作为自尊心很强的白羊座，我决定也要带妹子去开房，当然，前提是我研究完美国电影。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学年里，我购买了迅雷会员，翘掉了所有选修课，把80多年来奥斯卡所有得奖提名的影片都看了一遍。为了考验自己的实力，我还自己和自己玩电影人名的接龙，比如比利怀尔德——德帕尔马——马丁斯科塞斯——斯皮尔伯格——格里菲斯——斯皮尔伯格，如此往复，我可以玩一整个下午。
一年后，我刚看完《阿凡达》，准备找胖子聊一聊。我大概的思路是从《阿凡达》中的动作捕捉技术谈到《极地特快》，然后提到罗伯特泽米斯基的《谁陷害了兔子罗杰》，接下来就是斯皮尔伯格的《人工智能》以及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最后总结出美国电影人在技术和艺术上的崇高追求，当然，聊完之后顺带让他还那五百块钱。
我来到胖子寝室的时候他正对着电脑屏幕发呆，一脸落寞。看到我来了，问我要了一根烟。
“ 你看《阿凡达》了吗？巨牛逼！”
“ 今天能别和我提电影吗？”胖子打断了我。
” 为什么？”
“ 因为哺育整个欧洲的电影诗人——侯麦，去世了。”
我没有说话，作为自尊心很强的白羊座，我同时也很善良，我不忍心在一个人悲痛的时候让他还钱，更重要的是，我从来没听说过侯麦。
接下来的剧情就是重复上面的过程，我开始学习欧洲电影史。因为临近毕业，我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卧薪藏胆，所以每当我学习完一个大师，就去和胖子交流，但无论如何，胖子总能说到我的软肋。
比如我问：你看过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双面维罗妮卡》吗？
胖子答：你看过艾米丽杨的《维罗妮卡决定去死》吗？
我问：你看过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吗？
胖子答：你看过人民出版社的《社会主义中国不容污蔑》吗？
就这样，在毕业的时候，我仍旧没能要回那五百块钱。
直到离校的那天，大家都喝得东倒西歪，我拉住胖子，大发感慨。
“ 如果我不是白羊座，大学四年不会那么和你较劲，也不会到现在还是处男。”
胖子笑了笑，没有说话，轻车熟路的从我的烟盒里拿出一根烟。
“ 你到底看过多少部电影？你不觉得累吗？”
我最终还是把自尊心抛之脑后，问出了这个困扰我四年的问题。
胖子猛吸了两口烟，又从我烟盒了拿了几根，提起行李，默默的走出了寝室，只留下茫然的我。
几分钟后，我收到了一条胖子的短信，里面只有七个字——因为我也是白羊座。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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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快时尚”让整个地球埋单》 刁顺
一个周六的下午，一群年轻女孩正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商场里，一边随意翻看时尚杂志，一边兴奋地谈论着今年秋天的服装流行款式，手里的购物袋，已经被刚买来的新衣服压得快提不动了。而远在千里之外的非洲坦桑尼亚，一个穿着印有美国篮球队标志T恤衫的年轻女子，正在当地的二手市场里挑选适合她穿的裤子。这两个画面看似互不相干，却因为“快时尚”3个字联系了起来。一件有美国篮球队标志的T恤衫怎么会穿在一个非洲姑娘身上？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官网报道称，这要从全球化、消费主义观和资源的回收利用说起。以低价抢占市场的“快时尚”
全球化让制衣行业的生产成本快速降低，顾客们也就能以相对低的价格购买，但同时，因为低价，衣服在人身上更新换代的频率也加快了。“快时尚”就这么应运而生。
传统的“凡勃伦效应”，是指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能得到消费者的青睐。这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注意到，因此被命名为“凡勃伦效应”。与它相对应的服装界的“快时尚”销售策略，则是以最快的速度、最便宜的价格把时尚潮流物呈现在消费者面前。“快时尚”这种销售理念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一些品牌应用并发挥到极致，如今，已具有极强的影响力。比如日本的优衣库（UNIQLO）、西班牙的飒拉（ZARA）、比利时的C&A、瑞典品牌海恩斯莫里斯（H&M）等典型的快时尚服装品牌，就通过这种方式，每周都能吸引大批回头客购买新产品。
以H&M为例，它在全球51个市场拥有3000多家门店，产品从设计、生产到销售只需不到3周的时间，这种销售模式让其保持了极强的灵活性，并始终处于时尚的前沿：产品目录每天都在不断更新中。
这一招真的很管用。在美国高档连锁百货店诺德斯特姆购物中心，买一件T恤衫需要花费25美元，而在H&M，4.95美元就够了。还犹豫什么呢？即使它质量差点，下周再买一件不就行了？反正这么便宜。
“快时尚”把主要目标人群锁定在年轻女性，其中，推波助澜的正是各类时尚杂志。姑娘们在时尚面前变得贪得无厌，总想拥有最新款的衣服。
“快时尚”让衣服的淘汰率变得极高，即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今天，人们也变得大方起来，消费能力有限又赶时髦的人，不愿意错过每一次的“好机会”，恨不得买上十件八件。然而，衣服买回家后很多就放在衣橱里，再也不会看第二眼，因为下一周会发现同样低价的新款，更加吸引人眼球。
这种推陈出新的速度让那些手头拮据的潮女们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快时尚”完全迎合了她们的经济问题。她们再也不用因为高昂的价格望而却步，在“快时尚”的商店里，她们永远也跟不上潮流的脚步，但又不愿善罢甘休，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停地购买新款，以致衣橱里的“宝贝”堆积如山。
制衣耗原油 污染环境
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快时尚”带来快感的同时，它的破坏力也是难以估量的，整个地球都在为它买单。制衣行业的每一个流程都可能带来巨大的环境污染，并对从业工人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1994年以来，美国人产生的纺织品垃圾翻了一番，高耗能高污染的涤纶产品的产量，也在过去20年翻了一番。制取涤纶和其他合成纤维，要消耗大量的原油，同时排放其他物质，比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悬浮颗粒和酸性气体氯化氢等。这些都容易导致呼吸道疾病。
危害还不仅仅局限于人造纤维。人们最熟悉的棉花，也会对环境造成极大污染。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出口国，美国棉花的农药使用量占到所有农作物的1/4。棉花生产得到政府补贴，所以价格低、产量高，这么一来，它就成了快时尚全球化的一个催化剂。
美国棉花大量出口到中国、洪都拉斯和孟加拉国等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根据时尚业的需求，这些原材料被纺织、剪裁加工为成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快时尚出口国，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服装出口额占到全球总量的30%。仅美国一个国家，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衣服总量就数以10亿件计，平均每个美国人有4件衣服是中国生产的。
从时装店到垃圾堆
狂热的购物者们只管买，有些买完了穿一次就束之高阁。英国著名管理咨询机构奥克的涅·霍林斯，在研究报告《低端服装废物回收》中曾指出，在英国，每年有25%的新衣服被压箱底了，这些囤积造就了一个更加巨大的“国家级衣橱”。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数据，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丢弃的衣服和其他纺织物重达68磅（约30.8公斤）。加起来占该国每年固体废物的4%，而且这个数值还在不断增长。
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苏珊·斯特拉瑟曾在《垃圾的社会史》一书中写道：“过去，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旧衣服都会缝缝补补以备家里其他人使用，或者做成抹布、被单等。战事期间，衣服的款式、尺寸和色彩都有限，即使是设计师的作品，也会考虑如何节省布料和使用更少的装饰。这样一来，产生的垃圾减少了1/10。”
然而，节约的风气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20世纪的工业化大大提高了各类物资的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衣服的消费量大增。二战战事过半的时候，这个增长速度已经高达10%～15%，这个趋势一致持续到现在，衣服从工厂生产到商店销售，再到丢弃在垃圾堆里的时间跨度越来越短。
面料有毒或致癌
美国 《过分打扮》 一书的作者伊丽莎白·克莱因，讲述了自己在美国零售公司凯马特的一段经历。“我清楚地记得，我拿起一双鞋子，闻到了一股有毒气体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烧焦了。我又拿起一个可爱的小物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化学气味。我突然意识到，这些要造成多大的危害呢！”伊丽莎白一直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消费者，她习惯去工厂店、折扣店等快时尚连锁店购物，她曾经拥有一整衣柜便宜又时髦的衣服。
绿色和平组织曾发布一份关于服装品牌布料有毒化学成分的分析报告，其中涉及一些知名服装品牌。他们从全球29个国家收集了141个衣服面料样本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所有的样本中都含有至少一种有毒化学物质，比如邻苯二甲酸盐、壬基酚聚氧乙烯醚（表面活性剂，难降解），或者偶氮染料。有的同时含有这三种物质。
邻苯二甲酸盐是内分泌干扰物，可能危害男婴的生殖器官，影响孩子的性征发育，甚至引起生殖系统的癌症。壬基酚聚氧乙烯醚是难降解的表面活性剂，能干扰生物的内分泌，对生殖系统具有毒性。欧盟和加拿大已经通过相关法律禁止其使用。而偶氮染料广泛用于多种天然和合成纤维的染色和印花，也用于油漆、塑料、橡胶等的着色，会发生还原反应形成致癌的芳香胺化合物，而皮肤直接接触是受这些化学物质侵害的主要途径。
赶时尚周期工人受累
另外，大多数潮人在购买好看衣服的时候，并不会想到生产这些衣服的工人们的处境。可悲的是，这些服装便宜的价格正是建立在血汗工厂恶劣的工作环境上的。
“消费者们对于时尚产品贪得无厌的追求，要求工厂在最短时间内赶工。而这个压力被直接转嫁到了工人们身上。”
斯里兰卡一家制衣工厂的厂长，对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讲述了他们目前面临的赶工压力：“去年我们的交货期限是90天，而今年变成了60天，甚至有时候只有45天。”
致力于在全球服装行业改善工厂环境的“净衣运动”组织，在中国工人中间也听到了相同的声音：“在销售旺季，我们要无限制地加班，通常每天工作时间都有13到14个小时。每天我们都重复缝衣服的动作，直到手臂变得酸痛而僵硬。”
美国税收优惠鼓励捐衣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二手衣服的销售流行了起来。有的人把旧衣服挂在网上售卖，也有人选择附近的二手商店卖他们的衣服。美国政府还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人们把旧衣服捐给慈善机构。“善念实业国际”就是这样一家从事慈善事业的组织，他们收到的捐赠物品以每年67%的速度增长，其中大部分是衣服。
美国研究集团（一家消费趋势研究公司）2006做了一份调查报告，12%～15%的美国人选择在二手商店购物，衣物回收帮助美国每年减少了约110万吨的固体垃圾，平均每个美国人10件，而这些仅占被丢弃衣物的15%。
即使这些旧衣服都进入二手市场，也没有足够多的美国人能“消化掉”它们。于是慈善组织想到了另外的办法，他们以5～7美分/磅的价格低价出售给工厂，工人们进行分类，并把它们加工成各种用途的纤维材料，比如工业用的吸水抹布、垫衬材料、绝缘材料等。
还有些美国人穿过的衣服被出口到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国际贸易协会的数据显示，1989到2003年间，美国的二手衣物出口量翻了3倍，每年约有320万吨，这些衣服被100多个国家买走。比如在坦桑尼亚，人们喜欢在二手衣服市场淘宝，这些衣服主要来自美国。
这些进口来的二手衣服被希望大赚一把的商户们，根据衣服的新旧、材质和时尚程度重新分类，并标以不同的价格出售。而这些买家，由于受到快时尚全球趋势的影响，衣服在他们身上更新换代的速度也是极快的，这一点在女性消费者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在坦桑尼亚的二手衣服市场，女士的衣服价格约是男士的1/4。
市场观察家们认为，随着欧美消费主义观的盛行和新品衣服的价格激战，这种欧美二手衣服出口到欠发达国家的趋势还会加剧。也有的人认为，长远来看，新衣服的价格和质量都在下降，购买二手衣服的数量也在减少。
在“快时尚”的全球化趋势下，当新旧衣服的价格不相上下时，你会选择哪个呢？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6期） -
211、《当金融遇上互联网》容维
想赚钱，得先知道点机密。
全靠包装
“每天看一眼收益就挺开心的。”这是朱女士对余额宝的切身体会，“反正小钱闲着也是闲着。”
许先生也关注互联网理财产品。他说：“以前总收到银行的广告短信，说是有5%、8%左右收益率的理财产品，现在看看好像网上买的理财产品收益率更高。”
机密：作为互联网和金融的联姻产物，互联网理财产品其本质大多是基金，创新性体现在销售渠道、流动性、功能性等应用方面，内在的收益和风险都与传统产品相差不多。但这类产品在推广时往往会将本金安全问题淡化、将收益与活期存款比较，其实安全性仍比不上银行存款，收益率也会经常波动。
低风险不等于无风险
“百发”在前期宣传中被描述为一款年化收益率高达8%的无风险产品。事实上，略有投资常识的人立刻会产生疑问。
首先，“百发”是一款与华夏基金合作的货币基金产品，以货币基金的平均收益水平来看，达到8%的年化收益率实属偶然事件；其次，该产品被描述为“无风险”，在同一市场中，无风险而利率能达到8%，难以想象有风险产品的收益率会达到怎样的水平。因此，“百发”虽在短时间内迅速吸引了大量眼球，但立刻引起了证监会的关注。随后，“百发”撤回了前期宣传，在产品正式首发中也没有出现“无风险”“年化收益率8%”的宣传语。
机密：目前市场上推出的互联网理财产品数量不少，但类型单一，主要集中在货币市场基金和短期理财基金上。以风险属性来看，货币基金和短期理财基金都属于较低风险的品种。对投资者来说，既要对货币基金、理财基金的这种收益风险特点有所认知，也要意识到，产品的收益取决于市场环境，“低风险”和“无风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投资者还要注意互联网理财账户的安全问题，包括网站是否具有充分的安全防卫措施、认证手段是否充足等。投资者自身在使用时也需要保持良好的习惯，如不使用公共场所的网络进行操作、不轻易将自己的密码告诉他人及尽量采用复杂的认证手段等。
想钓大鱼？换个鱼池吧
虽然对基金并不了解，何女士还是把5万元钱都投进了一款互联网理财产品中。看着每天账户里的资金收益一点点地增长，何女士很开心：“又方便又有效，以后投得多了赚得会更多。”
机密：像何女士这样的投资者其实不在少数，但这样的投资行为有着盲目跟风、方式单一的问题。一方面，投资者对所购产品是什么、如何盈利、收益为何波动均不了解，无法正确分辨其好坏、认识其风险；另一方面，把资金全部集中投向某一种理财产品，不能有效地防范投资风险，也难以获得理想的投资收益，是投资理财中的大忌。
建议投资者对长期闲置的资金有一个配置的理念，选择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同时，要不忘将高收益、高风险和低收益、保本稳健型的理财产品进行混搭。在投资期限上，也应尽量错开，区分好灵活短期的投资产品和较长期的投资产品。
高收益都是凑出来的
小胡是互联网理财达人，他认为理财保险产品的优势不少：一是产品的选择余地大，二是具有投资和保障两种功能，三是收益率显著地“高出一筹”。
机密：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款收益率高出一筹的理财保险的话，就会发现其实际收益和大部分人所预期的有不小差异。作为一款万能险产品，保险公司给出的预期年化收益率最高为5.2%；在此基础上，投资者每投资1000元可获1200个集分宝，100个集分宝可抵扣1元钱，换算为收益率的话相当于1.2%的返还。因此，两项收益相累加，在实现预期年化收益率的前提下，这款投资期为一年的产品，其收益率能够达到6.4%。
对于理财保险，产品销售时，万能险仅能够保障最低的收益率水平，大约为2.5%（年化），其宣传的预期最高收益率只是一个“预期”的概念，结果出现偏差也属正常。
忽悠你没商量
投资灵活、收益高、门槛低，这些理财之“宝”正好满足了理财新人小连的需求。于是，他用自己活期账户的两万元购买了一款互联网理财产品，但他很快发现，理财产品的收益并不像自己期望的那样高，同时收益也不稳定。
机密：互联网搭建起了新的理财平台，但投资者有必要厘清的是，自己所投资的产品究竟是什么，收益又是如何来确定的。像很多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实质是与货币市场基金进行了“链接”，投资者购买了这些产品其实就是认购了某一支货币市场基金。因此，这些产品的收益率准确地来说，是指货币基金的7日年化收益率。
P2P“保本”存风险
邹先生前几年在朋友的推荐下，决定尝试P2P网贷。和其他尝试者一样，邹先生一开始只投了5万元，一个月后他就拿到了第一笔利息。邹先生渐渐地越投越多，8万元、10万元……但不到一年，邹先生投标的P2P网贷平台突然崩溃，他前后投资的近15万元血本无归。
机密：P2P网贷是指个人通过网络平台相互借贷，即由具有资质的网站（第三方公司）作为中介平台，借款人在平台发放借款标的，投资者进行竞标向借款人放贷的行为。P2P网贷作为撮合交易的平台，是无法做出本金甚至利息保障承诺的。
如果要选择P2P网贷，投资者就要针对可能的风险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对于P2P网贷公司的选择、考察都十分重要。投资者还应重点关注P2P公司对借款人信用信息的采集能力，对借款人信用信息采集及验证方面的工作越深入、投入越大，投资者资金的安全性就越有保障。另外，P2P平台是否对违约人进行有效、合法的惩戒，也是约束并减少借款人违约的重要手段。
心眼还得留一个
施先生在网上发现一家提供高收益投资理财的网站，便加了该网站公布的QQ客服为好友，客服告诉施先生，该公司是一家专业理财公司，现有为期一个月的短期投资项目，回报率可达到12%。客服又展示了公司的各种资质、证书类的扫描件，这让施先生打消了原本的顾虑。但当施先生按客服提供的账号，分3次汇去5万多元后，就再也无法联系上对方了。
机密：市场的火爆无疑会很快引来监管和规范的问题。目前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还不到位，如网上销售理财产品应有怎样的标准和细则、互联网购物应怎样保障消费者权益等。对投资者来说，要多注意投资可能出现的风险，如资金安全性、防“钓鱼”等。在文件签署、法律条款等问题上都要有防范意识。对一些有金融机构背景的网络平台也要认真考察其信誉，不能只有第三方金融渠道进行监管，自己要多留一个心眼儿。
（摘自《读者》2014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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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一个人推开千万扇门》依江宁
你想象过一个人就可以创办一所大学吗？你见过不用参加入学考试也不用付费的大学吗？你幻想过自己录一段视频'一秒变成“大学老师”吗？
这就是26岁的海归硕士童哲以一己之力创办的公益网络大学——万门大学。“万门”取自谐音“one-man”，意在降低中国高等教育门槛，传递“一个学生可以通过自身力量广泛学习与创造，为自已打开千万个门”的信念。“万门大学”目前已开设了文．理、艺术，医学．语言5大类42个系的课程，吸引了12万名在线学生。
在宿舍中录制阿哲小课
初中时，童哲就很喜欢物理。高三那年，他以福建省物理竞赛第一名的成绩保送北大的物理学院。该学院被同学们称为“北大四大疯人院”之一'这里牛人多，考题也多，从枯燥无味的物理方程、难以理解的广义相对论，到令人望而却步的量子电动力学、玄乎其玄的未知理论，入学时春风得意的童哲很快遇到了瓶颈，不由怀疑起自己的学习能力。大=时，他获得一次去香港科技大学做交换生的机会。虽然这里的课程更难，他反而学得轻松起来。短暂的交流结束后回到北大，他又重新陷入学习的困境。这让他开始反思大陆和港台之间的教学差异。就拿教材来说吧，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材，每个公式都有大量的篇幅介绍概念是怎么来的，但国内的教材只有公式的计算方法，学起来难得要领。
那一刻，童哲萌生了改变教育现状的想法。
北大毕业后，他考上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物理系的研究生。渡过了第一年的语言难关后，在这座培养出10个诺贝尔奖得主的学校中，他又找到了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感觉，课程都很好懂，尤其是校园中的讨论氛围，让童哲非常震撼，大家在宿舍楼的公共食堂里一边做着菜、喝着红酒，一边讨论着物理问题，每个人畅所欲言，就像一群牛人的分享会，总会碰撞出思维的火花。
留学的经验让童哲萌生了一种探索高效．创新的教育模式的想法。而网络教育的出现让他看到了机会。“网络时代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最佳资源，无形中实现了教育的公平，同时还可以留住万里挑一的好老师。”
童哲首先想到的是提供和国内大学课堂上不一样的课程模板，用轻松好玩的视频，使更多中国学生重拾对学习的兴趣。2012年4月，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宿舍里，他架起单反，身后挂一块小白板，开始尝试录制课程视频。白板太小，以至于时常连一个完整的公式都写不下，相机的记忆卡也只有20分钟的录制时间，有时课程尚未讲完就已经结束了。“有几次录制到一半发现开关都没开，浪费了20分钟的表情。"童哲说。
尽管备受挫折，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不错的，他在宿舍中录制的《阿哲的理论物理小课一一熵与相变》，上传后获得过万点击率，被转发至多个网站。
一个人推开千万扇门
初试告捷，让童哲有了更大的野心：“能不能在中国开创一所低门槛．个性化的大学，让更多的人愿意在网络平台上分享知识、学习知识，让一些高深的学问多些趣味，少些晦涩。我希望，学生们通过这所免费的网络大学推开千千万万扇学科大门。”
当时的童哲面临毕业后的选择，此时他已经获得苏黎世联邦高等工业大学读博的机会。但他明了自己的志向——把高深的物理知识，清晰明白且幽默地告诉别人。看到别人激动的样子，童哲就好像看到当初兴奋不已的自己。因此，他毅然放弃读博，瞒着父母悄悄回到国内。
回国后，童哲一边在北京一家教育培训机构担任奥赛教练，一边创办他的“万门大学”。
一个人创办一所大学，听起来像是堂吉诃德的故事，但童哲却是深思熟虑过的。
他在人人网建立了一个名为“万门大学”的公共主页。首先从他最熟悉的物理课程人手，拍摄、上传本科和硕士课程视频，并制作相应的PDF教材，标准是学习后能通过本科和硕士相应学科的期末考试。这些课程都是免费开放的，在童哲的构想框架里，还有图书馆板块——现在网络固然很发达，但是要筛选到有价值的好书却不容易。
在4个月里，他上传的“物理小课”系列拥有了1.6万名学生。为了备课，他搜集的资料装满了16T的硬盘，光是“科学”类的纯文本资料就有188G。经过半年多的迅猛发展，截至2013 年11月20日，万门大学公共主页已有好友逾12万。
渐渐地，有些人主动要求加入“万门大学”，承担电影系．考古系．音乐系，历史系的管理员，而童哲也从主页君变成了童校长。童哲趁热打铁，到一些高校做分享活动。每到一处，他都会被团团围住。同学中，有求签名的，有求采访的，也有求加盟的。在万门大学，学得好，学得巧的学生同样可以成为“大学老师”。
2013年3月，在各地高校同学的邀请下，"万门大学X项目”全面启动。X项目旨在通过学生自办社团，加强同专业学生间的学术交流，让学生在线下也有一个思想交锋的平台。
每次分享完，童哲都会向同学们发放自己设计印制的万门大学学生证，给那些认同“只要创造乐趣，你就是你的大学”理念的同学以归属感，每个人的学生证都是唯一的编号。三四个月的时间里，万门大学学生证从编号OOOOl发到了70000。
没想过依靠这个赚钱
放弃国外名校读博的机会回国创办网络大学，童哲坦承当初父母很不能理解，现在看到儿子做得有声有色，父母的态度转为默许。
网上曾有人认为，童哲和他的万门大学只不过是在玩票而已。没想到，童哲居然很认真，超高的网络人气，新颖的课堂模式，只要好好做下去，万门大学未来“钱景”看好。曾有一家知名教育培训机构看中了万门大学的超高人气，试图与童哲谈商业合作，遭到拒绝。
2013年5月，童哲开始了全国高校的巡回分享。二十多天，十几个城市，从哈尔滨到广州，从西安到上海，三十多场讲座，场场爆满。一路的巡回分享，童哲没有收过学生们一分钱。目前，万门的核心团队是4个人，在全国有近两百个主页管理者。
“我们的加入者都没有什么工资。万门大学现在是公益的，未来也会一如既往，因为只有公益的独特魅力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童哲说，"我们唯一收下的一笔钱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校长。老人把钱打到了我们卡上，说这是他作为长辈给我们小辈的压岁钱。”
在朱校长看来，万门大学利用网络平台传播新型知识和先进教育理念的方式值得肯定。他觉得万门大学和南科大的目标是一致的，两者都是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勇敢尝试的先驱者，是一群敢于梦想的教育理想主义者对于中国未来高等教育的大胆尝试。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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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3-26 12:49 编辑
213、《北京太偏僻了》 红柯
一车车土豆
离开了大地
滚向遥远的城市
它们说去寻根
……
老汉一大早就带着孙子上路了。老汉扛一把铁锹，孙子拎一个“鲜橙多”瓶子。那瓶子挺大的，差不多跟孩子的胳膊一样长，快挨到地上了，就像牵了一头羊或一只狗。
两年前，孩子的父亲从一百多里外的镇上带回一瓶真正的橙汁，爷爷给拴上了牛皮绳子。有了牛皮绳子，瓶子就像家里的牛呀狗呀的，它们都属于村子了，不用人看着，它们自己会回到村子里来。从那以后，井里的水都是通过瓶子喝到孩子嘴里，瓶子就总在孩子怀里咕咕咕叫，又叫又跳。
装满水的瓶子沉甸甸的，孩子换了几次手，拎过瓶子的手都拉长了。爷爷告诉孩子：“胳膊长了，你也就长大了，好好用你的力气吧！”
孩子做起事来是不惜力气的。妈妈就对爸爸嘀咕：“该让他上学了，该让他用脑子了。”爸爸把这个打算告诉了爷爷。上学是好事情嘛，爷爷笑呵呵的，胡子都抖起来了，皱巴巴的脸上一下挤满了笑容，眼睛都没了，房子都笑了起来，窗户嗡嗡响，跟鸟儿抖动翅膀一样。
爸爸妈妈一直在一百多里外的镇上做小生意，平时很少回家。听到爷爷爽朗的笑声，妈妈就趁热打铁，说明天要把孩子带走。“不是明年才上学吗？”爷爷的声音一下就冷淡下来。
“明年上小学，今年上学前班呀，都六岁了，城里的小孩两三岁就搞学前教育了。”
爷爷只好闷声闷气地说：“土豆还没收，这娃是他爷的好帮手哩。”说完爷爷就闭上了眼睛，不再理爸爸妈妈了，那样子就跟山神一样，面无表情。
爸爸说：“笤帚大的娃娃能干个啥？我晚走一天，一个晌午就把土豆收了。”爷爷不吭声。孩子说话了：“我跟爷爷种的土豆，你来收呀？没门儿！”爷爷的眼睛就睁开了，笑呵呵地把孩子搂在怀里。
爷爷很威严地扫了两口子一眼，“忙你们的，就不要瞎操心了。”
第二天一大早，爷爷带着孙子走出村子。太阳慢慢升起来，没有光，好像没有睡醒。爷爷去年就告诉过孩子，那是因为太阳离得太远。
孩子懵懵懂懂地跟着爷爷走出村子，得了梦游症一样。爷爷揪他的耳朵，怕他跌倒。一老一少奔向太阳。孩子就问爷爷，要是他还睡在房子里，天就亮不了啦？爷爷说他懂事了。孩子恨自己懂事太晚。爷爷就说，五岁六岁正是懂事的好时候。孩子还是不甘心，嫌爷爷把他叫得太晚，“去年你就该叫我了。”爷爷就笑了，说：“太阳离我们还远着呢。”
天大亮的时候，他们到了地头。爷爷在地上挖一个坑，点上火，驱赶寒气。孩子守着火，爷爷开始挖土豆。轻轻一刨，沙土底下就滚出结实浑圆的土豆。孩子还记得第一个土豆出来时所散发的凉飕飕湿漉漉带着土腥味的芳香。孩子被火烤得热烘烘的，鼻梁上都冒汗了。
太阳一点点亮起来，那是一支一支从远方射来的箭，一下子扎在爷爷的背上，很快就扎满了爷爷的前胸后背。爷爷就像传说中的英雄，万箭穿身还在挥动手臂，弓着腰，毫不退让。太阳的金箭越来越密，快扎不进去了。爷爷还不住手，土豆一个一个滚出来，大地被掏空了。最后一个土豆被掏出来的时候，大地长长地嘘了一声，瘪了下去，彻底地松弛了。
火堆没有了火焰，成了松软的火灰。爷爷把土豆埋进火灰里，一共埋了五个。土豆吱吱叫，在使它的力气呢。烤熟了的土豆的芳香远远超过它们被挖出来的时候。爷爷告诉孩子，大地上的人都会闻到香味的。
“他们会来吗？”
“他们是最尊贵的客人，当然会来。”
爷爷盘腿坐着，就像一个佛爷，虔诚地祈祷着。焖在火灰里的土豆也好像进入祈祷状态，再也不吱吱叫了，安安静静地等待着，一门心思地散着香气，似乎非要把远方的客人引来不可。太阳到了天顶，停住了。爷爷扒开火灰，掏出一个土豆，孩子可以先吃。孩子很熟练地剥掉土豆皮，啊啊叫着开始吞咽这道美味。土豆和孩子都很诱人。
还真把陌生人给引过来了。这个尊贵的客人就像一块大石头，神情冷漠，眼睛呆滞，手脚都是僵硬的，唯一灵活的就是鼻子。爷爷一言不发，给陌生人递上水，就是孩子拎来的“鲜橙多”。陌生人喝了一小口，就跟喝酒一样。爷爷把香喷喷热腾腾的土豆递上去，陌生人开始吃。土豆太烫，陌生人蹲在地上，吃得呜呜咽咽，像在跟一只猛兽搏斗。陌生人接到第三个土豆时，举起来，对着太阳看了片刻，很熟练地剥光了这个土豆，全是粉粉的肉啊。吃完了，他轻轻地抹一下嘴巴，显然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连声招呼都不打，对爷俩看都不看，昂着头向远方走去。
“他连谢谢都不说，爷爷。”
“他已经谢过天谢过地了。”
离开的时候，他们又点了一堆火，在火灰里埋了五个土豆，回去了。
孩子边走边回头看，好几里以外了，土豆的香气还是赶在他们前边向四面八方飘散。太阳正在降落。用爷爷的话讲：“太阳在给土豆磕头呢。”孩子已经看过小人书了，在那些故事里，万物生长靠太阳。孩子就把这个道理说出来了。可爷爷的道理都是从大地长出来的，爷爷很固执地认为太阳在给土豆磕头。
三天后，爷爷赶着车子运回了土豆。孩子一声不响地帮爷爷干活。孩子还检查了那个火堆，那些烤熟的土豆已经让人掏走了，换句话说已经让人吃掉了，再换句话说，已经到远方去了。孩子真希望大地上最遥远的人到这里来。这个大胆的想法让孩子难以自持。孩子扬手朝远方扔了一个土豆，跟发射火箭一样，扔出去以后，还傻傻地保持着投掷的动作，好像他从准噶尔盆地深处向宇宙向太空发送最了不起的飞行器。
孩子跪了下去，一脸感恩的神情。孩子不会想到太阳也是这样跪下去的。孩子自己挖了一个坑，捡柴火点了一堆火。不是爷爷用的干草，是干牛粪。孩子点燃一堆牛粪，把土豆埋进牛粪的火灰里，孩子知道这是比火箭更遥远的一种发射。做这件事的时候，孩子完全跟一个大人一样，从容自如。做完了，孩子拍拍手。
大地上好像只有孩子一个人，孩子在忘我的境界里沉醉了很久。
爷爷不说话，牛不说话，那辆吱吱惯了的车子也不说话，就把土豆运回去了。
第二年秋天，也就是八月底吧，孩子离开爷爷去镇上上学。
村庄消失的时候孩子流泪了，到底是个孩子，绷不住了。
在学校，孩子跟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谁都不会轻视他，包括老师。而且不是一般的老师，是北京来的大学生，正确的说法是志愿来西部支援教育事业的大学生。课讲得好，课外活动的时候还放电视，是大学生带来的光碟。孩子们看到了故宫，看到了圆明园和长城。这些内容在课堂上要提问的。孩子第一个被叫起来了，事后想起，这个孩子是整个学校第一个回答北京老师提问的学生。孩子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北京太好了，就是太偏僻了。”
老师不敢相信，又问了一遍，学生们也瞪大眼睛，都以为答错了，可孩子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北京好，就是太偏僻。”
教室里静了好长时间。这个女老师摘下眼镜擦一擦又戴上，走到孩子跟前，问了孩子的名字，还摸了孩子的头。
“我有你这么大一个弟弟。”
女老师回到讲台上，讲她的家乡，大概是内地一个贫困山区，还讲她怎样努力学习考到北京的大学里。
“这个同学所讲的我在大学二年级才明白过来。他讲得非常好。”
（摘自《视野》2014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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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我是医学生》芯片
在当医学生的头一个年头里，我遭遇最多的质问便是：“你见过死人吗？害怕吗？"坦白讲，每个人的第一次都有恐惧。
记得首次接触尸体是在人体解剖学课上。我们的上课地点在山脚下一排粉红色的小平房里，在老师口中，那排小平房叫作“实验室”，但我们私下里称呼它为“停尸房”。平时那里鲜有人去，特荒凉，只有我们身穿白大褂的医学生才会游荡在这片区域，所以其他系的同学亲切地称我们为“山脚下的白精灵”。而学校似乎也为了锻炼医学生的胆量，特意将每次上课的时间都安排在黄昏或晚上。
第一次走进停尸房的时候，扑面而来的是一股腐臭气息。四顾之下，我真感觉自己走进古墓了。中央摆放着两具特大号的白漆棺材（后来才知道那叫防腐棺)，四周玻璃柜里立着各种尸体切片。扭头一瞧，身旁还立着一副完整的白色尸骨。整个房间里密不透风，蓝色的窗帘拉得紧紧的，陈旧的黑板上依稀可见前人留下的笔迹。此情此景，我总觉得似曾相识，过后才想起来是儿时看过的僵尸片在作怪。
当老师打开白色的棺盖后，露出了一丝丝红色，坐在前排的女生吓得突然“啊”了一声，大家都以为是血液溢了出来。但老师只是淡淡地看了她一眼，不作理会，很麻利地将整个红色扯了出来，我们这才看清那红色是包裹尸体的袋子。打开袋子，深褐色的尸体才真正暴露在一双双好奇的眼睛前。而就在此时，棺内尸体所散发的福尔马林气味已弥漫整个房间。我们齐刷刷地用手捂住了鼻子，胃里的食物开始不断翻滚。前面的一个男生没等老师开讲就拔腿跑出了教室，随后我们听见了令人肝儿颤的呕吐声。男生呕吐完，颤巍巍走进教室，没过两分钟，又跑了出去。此刻，教室里的每个人都蒙了，大家都眼睁睁瞅着那白棺，恶心加上恐惧，导致我们大脑里一片空白。过后老师才幽幽地对我们讲道：“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医生的。有些同学体质天生很敏感，可能对福尔马林不适。像这种过不了第一关的人还是趁早转专业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学校在大一便给你们开设解剖这门课，来检测你们是否真的具备做医生的基本条件。”这段话威力十足，让在座的每个人都提高了警惕。
我很庆幸我没吐，就像是被上帝挑选的子民一样，我在这场淘汰战役中骄傲地存活了下来。而在这堂课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呕吐男”。第一节课浑浑噩噩地结束了，老师讲的内容紧张得都忘了，唯一能记住的是尸体褐色的皮肤与那久久无法散去的腐臭味。我们谁也没去触碰那已失去活力的人体，只是屏住呼吸静静地看着，如同发现了外星人一样，躲避并好奇着。那一天，粉红色的停尸房彻底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梦魇。
第一次“小试牛刀”之后，我和室友回到寝室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洗手。虽然没有触碰尸体，但我们始终觉得手是脏的，拿着肥皂一遍又一遍地洗，直泡到皮肤发皱才停下来。在那晚的“卧谈会”上，我们一致认为自己不敢触碰尸体的原因是胆小，而练胆儿的唯一方式便是看恐怖片！于是乎，接下来整整几天，我们除了上课就是看电影，专挑各种血腥残忍的，以此来刺激我们脆弱的神经。一周过后，我和室友猛然有了一种重生的感觉，怀着一颗跃跃欲试的心，开始期待去停尸房。这种奇妙的变化就像是一种修炼，让人迈人了一个新的境界。
好不容易等到上课，我早已按捺不住，迫不及待地提早到了实验室。那天日头毒辣，门外的柳树露着青森森的颜色，四周空无一人，只剩下鸟鸣。实验室里透着微弱的光，细微的尘土在光下肆意飞舞，蓝色的窗帘看得人浮想联翩。我心一紧，径自走近防腐棺，打开棺盖与一层层裹尸布，熟悉的气味再次涌来，“日思夜想”的人儿此刻便躺在了面前。我深感他存在的意义远远大于他逝去的意义，情绪激动起来，多日磨炼的胆量在这一秒爆发，伸出手指，以对待婴儿的方式开始用指尖一点点触碰咖啡色的肌肤。由于戴着橡胶手套，触感变得颇为不真实。我能感觉到的是死亡的僵硬，没有油脂的铺垫，皮肤如同烈日暴晒过的树枝一般。与死亡的初步交流令人享受，我不满足于触碰式的感受，进一步大胆地拉开尸体腹腔，尽情浏览着他的脏器。一件件有关生命的器官就这样第一次真实地出现在我面前，它们的形态就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脑海。我看着朽木般的躯体，无端地喜悦起来。盖上棺盖，走出停尸房，赶紧呼吸了两口新鲜空气，室内过量的甲醛让脑袋变得昏昏沉沉。我无法相信刚才的触摸、观察与凝视，这一切撕破了过去。我清晰发现了那可怖面具下的真容，心里满是难以言表的自豪感以及坚定地做一名医生的信念。
迄今为止，我的书桌上已经满满摆放了50余本医学课本，最厚的1000余页，最薄的也是300多页。曾经有人做过统计，我们内、外科两本书的字数比四大名著的字数总和还多140万字。我有时会出神地凝望这座书山，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高三，然而这里没有一月一考的紧张气息，也不存在老师的敦促。熬过书本的万水千山，我们靠的只是一份做医生的愿望。
每次去食堂吃饭，其他系的同学最怕遭遇医学生来袭。遇到上课时间太紧，我们一下课穿着白大褂便直奔食堂。人头攒动，但一看到一群白色涌来，大家便直接让开道。大家都怕沾染白大褂上的血迹，也怕闻到那怪异的气味。打好饭，坐上桌，夹起一块肉，若是有人问上一句：“这是什么肌？"这顿饭就彻底变成了学术讨论会。
首先会分析这块肉若是以人体分，应属于什么肌，紧接着再讨论它游行了何种血管神经，有何功能与临床意义，最后总结一番，达成一致，我们才开始狼吞虎咽。有时讨论未果，性子急的便直接掏出课本，又是一番激烈的争论。每当此时，我们讨论得越激烈，坐在周边的外系同学就会越崩溃，盯着饭却再无食欲，心中愤愤不平，拿着碗直接逃离现场。
还有几个月，学医生涯便满三年了。三年过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辞辛劳地打怪升级，披星戴月地刻苦修炼。
经过一次次历练，医学在我眼里俨然成了一个壳，我在壳下修炼着一颗拯救生命、冷静从容面对磨难的心。我看着这颗心成功熬过了对死尸的恶心恐惧，欣然接受了天天见血浆的考验，爱上课业繁重的生活。这些没有让我觉得难过，我心里明白日后更大的挑战在等着我，但纵使要遭受九九八十一难又如何，只要能见到生命的鲜活，便值得我去做。
（摘自《视野》2014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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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哪些不平等你要容忍》茅于轼
当我们看到当今的社会贫富不均，穷的穷，富的富，消费水平相差十倍甚至百倍时，不平之心油然而生，就想到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才发现，解决平等的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仔细分析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无非是四方面的。一是起点的不平等：有的人出生于富裕家庭，得到父母的关爱，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的人则相反，家里穷，上不起学，或者家庭生变，父母离异。二是天生的条件不同：有的人漂亮，有的人难看；有的人聪明，有的人笨；有的人健康，有的人天生就有疾病。三是个人的抉择不同，导致的后果不同：有的人选择学文，有的人选择学工；有的人选择艰苦努力，有的人选择清闲安逸等等。四是个人的运气不同：有的人命好，处处顺利；有的人命苦，到处碰壁。我们来看看，上面这些导致财富不公的原因中，哪些是可以消除的。
先看出生的家庭条件，这样的不平等，主要是原有的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出生的家庭有穷有富，上一代的不平等传给了下一代，这是造成两个人一生命运不同的最主要原因。虽然社会有一些安排，试图减少这种不平等，比如义务教育制度、社会救济制度，但作用远远不够。更激烈的措施，例如把孩子集中起来统一教养，未必是良策，更未必能被疼爱孩子的父母所接受。穷妈妈也未必同意把孩子送给富人家。纠正这一类的不公平，比较稳妥的办法只有改善社会的收入分配，从根本上逐步消除贫富差距的过分扩大。
再看天生的条件。有些家族天分特别高，代代出人才，为人类作出杰出的贡献。我们没有理由为了公平去压制他们，叫他们的贡献和普通人一样。有些人有商业头脑，善于经商，同样为人类作出贡献，自己发了财，也为社会创造了财富。我们不但不应该限制他们，还应该帮助他们，成全他们的事业。有些女孩子长得特别漂亮，她们赚的钱就比别人多得多。汽车展览都要请漂亮女孩做模特，空姐也讲究相貌。难道我们能够改变这种现实吗？天分也好，长相也好，这些天生的区别所造成的收入差别很难消除。
个人的抉择，只能由个人自己负责，绝没有个人的抉择叫别人承担责任的道理。一个人决定去偷盗抢劫，总不能让别人替他去坐牢。一个人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他的成果也不可以让别人去享受。过去我们批评吃大锅饭，就是因为干好干坏一个样，弄得大家都没有积极性，对发展生产很不利，才决定引进市场经济，让每个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得到自己的劳动果实。可见，由于抉择不同所造成的贫富不均也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说到运气的不同。运气有个人的，还有大环境的。个人的运气包括一生一世中所碰到的人，这些人所作的抉择，偶然性的因素非常多，而且都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所以称之为运气。我们无法用任何手段改变这些偶然因素。大环境的变化包括国际石油价格的升降，碰上宏观调控等等，都会影响一大片人。我们无法将一个人挑出来免除宏观对他的影响，更无法改变整个宏观形势，唯一的结果是听从运气的安排。
（摘自《视野》2014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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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4-1 13:00 编辑
216、《大清国的一只箱子》刘诚龙
我读《皇帝的新装》，读得蛮痛快，倒不是小孩说出了真相，让我们看了一回皇帝出大洋相，而是小孩说了皇帝没穿衣服，皇帝不曾派遣克格勃来老鹰抓小孩，这小孩并没或关闭或枪毙啊，这确让人心情愉快；若读了《慈禧的箱子》，痛是肯定的，痛之后是快哉吗？恐怕是苦吧——嗯，揭大清国之真相，不会有痛快，只会有痛苦。阎敬铭不是小孩，要算也只能算是老小孩，年纪一大把了，还是那么天真，“阎在军机时，见内务府承办皮箱百口，每口开银六十两”，他就跟慈禧说：政府搞采购，本来该是低价才对，何搞一只箱子报销那高的价？慈禧便问这话怎么说，老阎谓：“外间购买，每口至多不过六两，今已十倍矣，则内务府浮冒之弊，可想而知。”是吗？是吗？“太后摇头曰”，真的是吗？你没骗我吧？“恐无此便宜也。”阎敬铭真个是老小孩，跟慈禧扯回卵谈算了，慈禧也舒畅，自己也快活（将话儿说出来，跟那话儿射出来，效力差不多的嘛），他却霸蛮要扯长那话儿来缠自己脖子，信誓旦旦对慈禧说：我说的是真的，骗谁也不敢骗老佛爷是不是？您不相信？还不相信？那我们就去试一试，看我六两银子能不能买到同品牌同型号同质地同质量的箱子来。太后说好：“既如此，尔试代我购买百口。”两人拉了钩，自然还有附加条款，规定了期限，“并予以半月之限”。哪里要半月，半天就OK。阎敬铭与慈禧打了赌，不是转身就走（他不认为这事也多难），而是再扯了些卵谈（领导有兴致来扯卵谈，谁都想久扯些），东扯西扯，扯得两人都疲沓沓的了，阎敬铭才退了出来，稍事休息，然后，喜滋滋东市买皮箱，兴冲冲西市买皮箱，急忙忙南市买皮箱，忧忡忡北市也买皮箱，偌大的北京市（北京是大清国第一大市场啊）都跑遍了，从超市到供销社，从地摊到百货店，从国营到个体户，整个北京城，皮箱都缺档都缺货，“阎出，持银至骡马市，则皮箱店均以关门。”一只皮箱也无！阎敬铭急得冒汗，半个月快过了，跟老佛爷夸的海口何以兑现？打赌也不能跟老佛爷去堵啊。北京城是买不到了，去天津买吧，天津还便宜些。“阎无奈，只得函令天津当道，派人选觅，克日解京。”顺便说一句，阎敬铭在户部当部长，财政部一把手啊，还兼任了军机处，首长机要秘书，他权力是有的，一个电话打去天津，天津哪有不买账的？一口皮箱六两，百口六百两，不用户部拨款，天津财政承担，也是鸟大的事。阎敬铭不着急，于家静候佳音。阎敬铭等啊等，等了好几天，天津那头什么消息都没有，“已而寂然！”也不说有箱子，也不说没箱子，天津信都不回——阎敬铭有权力，比阎敬铭更有权力的发来了话，谁还把阎敬铭放眼里？权力只听权力的，权力更只听更高权力的。“及限，太后询之”，慈禧记忆力蛮好，还记得半月前的那回小赌，阎敬铭有甚话说？等待他的是什么？投牢？割头？他也不晓得啊，“阎惟崩角而已”，崩角即磕头，却与磕头还是有区别的，崩角是“若崩厥角稽首”，焦循对此释过义：“厥角是以角蹶地。若崩者，状其厥之多而迅也。”此时是要命的事，头不磕得“多而迅”哪行呢？可怜一个部长级干部，为了揭腐败的小底，在这里拼着老命做检讨，向人讨饶，情何以堪？还好，因为阎敬铭认罪态度好，也因为慈禧不蛮想把这事搞大（腐败的事，能内部处理，多半是内部处理了的），这事便以阎敬铭低头认罪了局，不曾加罪了。有人说，这是慈禧给腐败放了风出去，当然这也有可能，慈禧要证明其大清光风霁月，在茅厕板上刷石灰以证爱国卫生，捉尽城里叫花子丢到荒郊野岭以证明文明城市创建，这是很多见的。不过这事没有过硬的证据，可以证明慈禧也参与造假。实施箱子清廉工程的，都是那些内务府的腐败元子（分子没那大能量），他们听说阎敬铭要来查政府采购中的猫腻，立即动员，顷刻行动：“顷有老公吩咐，半月不准开张交易，如违，必将货物打成齑粉！”看看，腐败元子的动员能力多强，行动力多厉害啊，不就是阎敬铭跟慈禧多扯了一会儿卵谈吗？就那么一晌，整个北京城都在腐败一掌中。当全衙接腐，全官皆腐，全国皆腐，那么腐败的动员力与行动力就无限大，至少会比反腐败的力量更大，比反腐败的声势更壮——“如违，必将货物打成齑粉！”听这口气，多雄壮哪。阎敬铭纳闷得要死，北京城倒也罢了，那里是腐败元子的发祥地（我等认为是发祸地，他等认定是发祥地，奈何？）；天津超出了内务府的地盘哪——这不是问题，紫禁城哪里只管其一亩三分地？大清国三山六水一份田，都归紫禁城管的。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蛮费解：内务府怎么晓得他要去天津买皮箱的？在北京城反腐败，反不下去，阎敬铭领略了腐败元子的厉害，他此后行动非常注意保密了，腐败元子何以晓得他要去天津的呢？“迨回寓，始知其亲随某，已得内务府银一千两，将信搁起，人则逃遁无踪矣。”搞腐败虽则嚣张得很，到底搞的是地下工作，腐败元子是搞地下工作的老手了，他们自然会在反贪局买通内线，在都察院安排潜伏；或者无须潜伏内线，那里本一样货色，你腐我腐大家都腐，惺惺相惜，腐腐相护，纵使出了清廉另类，共同对付，也烂容易。到了最后，不是贪官向清官低头，而是清官得向贪官磕头。这回还好，阎敬铭反腐，腐败元子没抓出来，自己倒也没赔进去，值得庆幸——磕几个响头，算过了，这般好事不多。阎敬铭算逃过一劫，但老百姓算怎么回事？他们做生意做得好好的，凭甚这半个月里不能做箱子生意，只能去喝西北风？大清国腐败元子为了证明大清国上安下顺，弊绝风清（腐败元子做不腐败的证明题，比谁都起劲），禁毁皮箱市场，禁止商民吃饭，算啥事？那是可忽略不计的，不过是一只皮箱嘛。为使腐败通行天下，畅通无阻，哪怕是搞烂市场经济，搞得人民吃不上饭，甚或大清国万里江山倒塌，都不会在其考量之内。
（摘自《读者》2014 第6期） -
217、《赤子心》尤今
查劳立宽敞整洁的办事处，坐落于曼谷繁忙的商业中心。
我们一家子依约于晚上八时到达那儿，接待处那名肤色黝黑的中年人立刻站了起来，说：“你们是从新加坡来的吧？”我们点头称是。
“我去通知查劳立先生。”
通报员进去后不久，手杖触地而发出的清晰声响便由远而近地传来……查劳立出来了。非常和蔼可亲的一张脸，特征是圆：脸圆、眼圆、下巴圆，连那鼻头竟也是圆的。灰白色的头发，顽皮地在头顶鬈来鬈去，好似一个个张开口笑着的小灵精。
“嗨，嗨，嗨！”
他亲切地和每一个人打过招呼后，抱歉地说：“对不起，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处理，请再给我十分钟，可以吗？”
“当然可以啦！”我们异口同声地回应。
十分钟后，他出来，司机把车子开过来，他和我们一起出去用晚餐。
查劳立在与日胜（尤今的老公）分别十多年后，两个人奇迹般地在曼谷重逢。
二十年前，查劳立是泰国政府部门里一名担任要职的工程师，后被派遣到澳洲接受为期三年的在职培训，日胜那时和他是同事。大家同是亚洲人，谈起话来分外亲切、投机。日胜当时还是“王老五”，查劳立常常邀请日胜去他家，品尝他妻子拿手的泰国酸辣汤。三年后，查劳立受训完毕返回泰国，日胜继续留在澳洲。
去年，日胜到曼谷开会，觉得参加会议的某个人很面熟，交换名片时，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啊，是你！”
二十年前的旧相识，重逢时，居然“见面不相识”！两个人促膝长谈时，都有无限感慨。
这一回，我们一家子到泰国度假，日胜托查劳立在曼谷代我们订旅馆。
“我在新加坡有一位朋友，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我们称他为工作狂。”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大概也和他一样吧？”
“十二个小时？”他侧头想了想，猛然摇头应道，“不不不，我和他是不一样的，我每天至少工作十七个小时。”
我们都笑了起来。他一本正经地说：“嘿，你们别以为我在开玩笑，是真的呀！”
十年前，查劳立离开政府部门，自行创业。十年的辛勤耕耘，使他的机构成为目前曼谷首屈一指的工程咨询公司，员工已有两百余人。
在谈及这些年的奋斗与成就时，出乎我意料，他的语调并不是充满了兴奋与自豪，反之，他声音疲惫地说：“现在，我公司的合约源源而来，我的工程遍布世界各地。许多人都认为我可以坐享其成了，可是，我挣扎得比任何时候都苦、都累。我挣扎，不是为了拓展业务，而是为了平衡开支。你们想想，两百多名员工的生计掌握在我手中，我能不小心经营吗？”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屈居下位的人，为了力争上游而拼命挣扎；在事业上拥有了一个小王国的人，却也为了支撑他的王国而苦苦挣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原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啊！
由于曼谷的交通非常拥堵，我们到达餐馆时，已近九点。
车子停在餐馆门口。查劳立开了车门，手杖先着地，然后，把身体的重量一点一点地放到手杖上，再慢慢地用手杖支撑自己站起来，一拐一拐地将我们引入餐馆去。
“查劳立是怎么变成瘸子的呢？”我悄悄问日胜。
“还不是为了工作！”日胜压低嗓音答道，“到工地去视察工程进度时，从铁架上跌了下来。”
我微微叹了一口气。生活富裕的查劳立，人生道路并不是铺满了馨香的玫瑰花。
查劳立在御膳房餐馆里订了一个包厢。此刻，包厢里坐了两个女孩，都是笑眯眯的。一见到我们，她们便站了起来，极有礼貌地喊道：“叔叔，阿姨。”
她们是查劳立的两个女儿，长女念大学，次女念中学。
“我还有一个女儿在家里。”查劳立毫不隐瞒地说，“她五岁时患脑膜炎，损坏了脑子，成了智障儿童。”
我不敢搭腔，生怕语调里泄露出太多他所不需要的同情。
于是我问她们：“为什么妈妈不一起来呀？”
大女孩的回答，吓了我一大跳：“母亲在半年前去世了。”
查劳立接腔：“患胃癌去世的。”
才四十多岁的男人，居然已经失去了相濡以沫的人生伴侣！我将目光移到别的地方去，不敢看他的脸。
他坐了下来，竟又重拾刚才的话题：“当时，我用尽所有的办法，想延长她的生命，然而最后还是斗不过那可恶的癌症。”
他语调淡然，似乎看不出曾经为此有过刻骨的悲痛。
“她的癌症发展到后期，扩散到肠部，痛不可当。她要求安乐死，我们的家庭医生也答应合作，但是，我怎么也无法让自己点头……”
听到这儿，我才听出了他语调里的悲意。
查劳立的人生道路，不但没有处处怒放饱含异香的玫瑰花，而且暗暗地长着不为人知的荆棘。
我无法掩饰的那一份苦涩的表情使他警觉地吞下了无意间流露出来的悲哀，他为自己的话做了一个总结：“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人世间最为珍贵的？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健康！”
稀松平常的几句话，对查劳立而言却是经历了一份痛彻心扉的死别，才了悟的。
饭后，查劳立约我们去他家喝咖啡。途中经过一个工地，查劳立对我们说：“这里要建一座现代化的购物中心，我是这项工程的咨询顾问。”
他接着告诉我们，目前仅在曼谷一地由他担任顾问的工程，便多达十一个。
我惊叹：“你哪来的精力应付啊！”
“我在每个工地都安置了一张吊床，每回视察过后，便小憩一阵子。我每天早上七点便到公司上班，一直到晚上十一时许才离开公司。如果白天不争取机会休息，恐怕真会支持不了。”
说到这儿，他的声音突然涌满了欢愉：“上天赐给我的最大本领是，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一合上双眼，便能呼呼入睡。就算有天大的事情，我也绝不让它压到心上来。次日太阳升起来时，才为明日事而忧！”
查劳立的人生哲学，和我的竟然不谋而合。我顿时觉得心灵和他很相近。
查劳立的家到了，是曼谷市郊的一所独立式洋房。一进大厅，我的孩子立刻乐开了怀。沙发旁的矮几上，一叠一叠的全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漫画书；还有，靠墙的玻璃橱内，一排又一排的全是卡通片的录像带，数目和种类是那么多。我啧啧惊叹：“啊，漫画和卡通片，真是全世界小孩儿的恩物……”话还没说完，查劳立含笑打岔：“我的孩子对这些都没有兴趣，它们全部属于我这个老顽童！”
“你？”我惊奇地问道，“你那么忙，哪有时间看？”
“正因为我白天每时每刻都在忙，脑子难得休息，所以，我需要借助它们来放松。每回子夜返家，第一件事便是看一小时的卡通片，再读半小时漫画，大笑之后，酣睡到天明，上班时，身轻如燕哪！”
这时，他看到我家长子津津有味地读着“Archie”漫画系列，便凑过头去，和他热烈地讨论Archie的两位女朋友BettV和Veronica究竟哪一位比较可爱。
此刻，兴致勃勃地讨论着漫画人物的查劳立双眼发亮，神采飞扬。笑意由他的嘴角溢了出来，在他脸上恣意泛滥，他浑然忘我地投入了那个童稚的世界中。
这是一个懂得快乐哲学的人。他因意外而成瘸子、生下智障女儿、中年丧偶，种种刺激、种种打击，把他鬈鬈的头发染白了，但是他的内心，有一个非常晶莹的世界，这是一个忧伤进不去、痛苦摧残不了的世界。
铸造这世界的，是他那一颗不老的赤子心。
（摘自《读者》2014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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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中国人的旅游观》马帅
在中国，竹子上刻字、岩洞里题字、城墙上留字，自是文人雅士的习惯。古代文人写诗，题目常常爱写成“题×××壁”“题×××庙”：“不识庐山真面目”是苏东坡刻在庐山西林壁上的，“两山排闼送青来”是王安石刻在朋友湖阴先生房子的墙壁上的。幸亏水上不能写字，不然估计“疑是银河落九天”就被李白写到瀑布上去了。在国人耳熟能详的《西游记》里，孙悟空在佛祖的中指上写道“齐天大圣到此一游”，还在拇指上撒泡尿，成为坏样板，为中国孩子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启蒙课。
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有一个有趣的观点：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的原因在于对婴儿排泄习惯的训练太过随便。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一般让孩子穿“开裆裤”，可以随时随地大小便。受这种教育长大的人，当众擤鼻涕、挖鼻屎、搓身上的汗垢，在人群中放屁，吃饭时将骨头吐在桌子上，把公共场所当作随便可以丢垃圾的地方，不守时间，不守规则，对身体的多余动作不去控制等，就都不奇怪了。
“将‘粪便’任意地倒入客观世界的倾向还包括：在公共场所动辄毫无节制地将怒气和敌意发泄在陌生人身上，以及一种克制不住的侮辱别人的冲动。”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如此写道。
现在，华人舞蹈队在纽约十分活跃，凡是华人社区的大众性活动或大型活动，中老年舞蹈队的身影都会出现，为中外民众送去腰鼓表演、传统舞蹈。平日里他们就在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里排练，但因前去该公园锻炼或跳舞健身的华裔民众越来越多，且华人大多喜爱在音乐的伴奏下大跳集体舞或交际舞，所以总是引来不堪这些音乐与噪声骚扰的公园周围居民的抗议与抱怨。结果是，有警员前来将带头者铐起来并开出传票，被诉者不得不出庭应诉。
可以说，“占领公共空间”在外国人看来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抗议的力量，但在中国人看来，不过是日常习惯的一种而已。
学者朱大可认为，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肆无忌惮地大声喧哗是其中一种表现。此外还有碰撞别人后毫无反应，更不会致歉；在车上哄抢座位，拒绝给老人和孕妇让座；随地吐痰和小便，吃饭时大声咀嚼。
但这些在中国几乎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在大多数国人看来，并不觉得不妥。每年杭州西湖都有许多游人会把脚伸进湖中，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认为：“这从侧面说明了西湖水质好，大家愿意亲近，我们挺欣慰的。”支持此行为的一些人认为，动辄责怪“国人素质低下”缘于自卑。没必要一遇到事情，就拿国民素质低来说事儿。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一场自上而下的生活习惯改良运动渐次在中国大地展开。与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和1981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甚至1934年至1949年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的“新生活运动”相比，以往都是中国社会内部的运动，而这一次则是因为国际交往而起，它可以与提升现今中国国家软实力、提升国际地位相提并论。
至于谁在抹黑中国游客，涉及对文化的尊重与了解，游客的品位、消费习惯，以及民族情感的好恶，实在过于复杂。从笔者采访得到的数据而言，中国年轻一代的情况优于前辈，因为受过良好教育，出生在殷实地区的人居多。
类似的例子可以从邻邦的日本人身上看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现代警察之父”川路利良曾被派去法国考察，他在坐火车的时候出恭，按照日本国内当时的习惯，他用报纸包着大便丢出了窗外，结果砸中一人，大出洋相。可时过境迁，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教育程度的深化，日本人成为各旅游国家最受欢迎的游客。
即便如此，日本人依然在反省，他们认为，他们在国外过度亲切，那些习惯性带着的、却没有眼神交流的微笑，总会招来欧美人的反感。
（摘自《读者》2014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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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4-1 13:55 编辑
219、《冬夜里的18个红豆饼》 曾世杰
亲爱的子扬、子安：
我希望这信没有教训人的意思，这不是我的习惯。但9月子扬上了大学后，我们之间好像愈隔愈远。子扬的手机总打不通；约好的时间，等不到子扬的电话；周末见面，分手时，我说，到了宿舍打电话回来哟，子扬也会忘了打。我从见面时的笑声、聊天、拥抱，知道我们的关系仍然亲密。我也知道子扬是因为忙碌，而没有太在乎“小细节”。从小子扬读书、运动都像拼命三郎，忙到忘了给老爸打电话，好像也并不令人意外。可是我很担心，这会不会是我的身教带给你的影响？
11月26日，妈妈周年追思礼拜的前3天，爸和刚认识的孙老师共用晚餐。他问起妈妈身患癌症的事。我谈到去年4月的一件小事时，突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妈妈那时做完胃切除手术不到3个月，她告诉我：“我这辈子还没去过阿里山呢！”
你们当然记得，第二天我们都请了假，驾着老车，开了几百公里的路，晚上8点住进了阿里山宾馆。第二天一早，我们先把妈妈留在宾馆，用厚厚的棉被把她裹在阳台的凉椅上看风景。父子三人先去逛神木群，找一条最省力的路，再回来接妈妈。我们在苍苍巨木下，扶着妈妈慢慢地走，走一点路就休息几分钟。
那天，看着雕镂着千年岁月的老树，我一直在想，它们对时间的丈量，一定和我们不一样。为什么人的生命会短到必须用“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来形容呢？而在苦短的生命中，为什么我们可以矜夸的，就只有劳苦愁烦呢？
子安曾经问我：“爸，你为什么上班这么久，回家还要工作？”我坐在电脑旁，屏幕上跑着“生命短暂，做重要的事”。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白天晚上都在备课、做研究或开会。我拿过好几次杰出教学奖及研究奖。我从来没有因为私事请假或调课。我总以自己在教学、研究、服务工作的专业投入及表现为荣，想要给你们兄弟做个榜样。但是，妈妈的突然离去，让我开始想，这算是好榜样吗？
妈妈比我看重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我们一起在金针山上看过粉红樱花，夜里在卑南文化公园观萤，在杉原等待狮子座流星雨，还有所有全家大大小小的旅行，都是妈妈提议促成的，连最后一次阿里山之行也是。天热时，吆喝全家去吃两大盘超级芒果冰的是她；天冷时，从街上带回来热气腾腾的烤红豆饼，四溢的烤奶香味让家里填满了幸福感的，也是她。
2011年8月，妈妈说要全家去欧洲，我却因为要做暑假的补救教学培训，决定不去。你们从欧洲回来的3个月后，她被诊断出胃癌末期，我一直责怪自己，暑假干吗又排了工作？错过这次全家旅行，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你们安慰我说，爸，这不能怪你，谁知道妈会生病呢？但这不是怪不怪的问题，而是很多事情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有机会补救了。英文有个词很有意思——miss，它同时有错过和想念的意思，错过了，就成为遗憾，一辈子挂在心里念着。
前不久，我做了一个噩梦。梦里的你们还好小，我们全家去不知名的山溪玩。忽然，冰凉的深潭起了旋涡，把妈妈卷进去了，我们在岸边哭喊，妈妈还是失踪了。我带着大哭的你们回家，好不容易哄你们进入梦乡，我自己也昏昏欲睡时，才顿时想起，妈妈失踪了，我还没有报警。我从梦里惊醒，急着找电话报警，手机一亮，凌晨4点。
我渐渐地清醒，知道那只是一个梦，我松了一口气，想，妈妈过世将近一年了，不必报警了。我立刻又自责起来：怎么，太太死了，你反而松了一口气？
我知道这些都不合逻辑，但我还没有完全从这些负面思考中走出来，只好坐在床边怔怔地流泪。我一直相信，分离有好的分离，也有不好、不完全的分离。心里有亏欠，就会过不去，我不要你们重蹈我的覆辙。
子扬和子安，再亲爱的人，也会有生离死别。妈妈在你们十几岁就突然离开，也许我们可以学的，是要更珍惜每一个相处的时刻，不要错过每一个表达亲情的机会。我发现，这一年我的日常用语中，频次增加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爱你”。
妈妈过世后一个多月吧，一个好冷的晚上，子扬缩着脖子，骑脚踏车先回到家，提着一纸袋的红豆饼，说：“那个摊子很久不见了，就忍不住多买几个。我买了9个，一人3个哦。”才过了几分钟，子安也骑着脚踏车回来了，居然也提了一纸袋9个红豆饼，他看见桌上的黄纸袋，说：“你们……”就笑了出来。18个黄澄澄的饼，四溢的烤奶香味，让家里填满了幸福的感觉，就像妈妈在家一样。
我捧着饼，一口一口地吃着，听着你们彼此取笑。我的胃和我的心，一下子都温暖了起来。
这18个红豆饼的温暖，就是这封信想传达的。我希望我们的家，和以后你们结婚后的家，都常有这般的温暖。那样，等到真的要分离时，我们才不会因错过什么而留下遗憾。
懂得我的意思了吗？我要去睡了，明天，扬记得要打电话！爱你们哦。
(摘自《读者》2014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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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生死课》 李斐然
哲学教授王一方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教书。这学期一开课，他在台上提问：“我今年55岁，你们今年25岁，你说咱们比起来，谁离死亡更近？” 台下近200张年轻面孔看着已经谢了顶的教授，哄笑一片。“你们都笑了。我比你们老，好像我比你们更接近死亡。”王一方接着说，“可是，死亡的偶然性决定，我们跟死亡的距离是一样的。”
这是一堂主题为“死亡”的课程。在这里，没有一味地抹眼泪，也没有惊慌失措的恐惧，大家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一个问题——既然死亡是生命中不可回避的节目，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
事实上，“死亡课”出现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在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在美国的耶鲁大学，不同背景、不同肤色、不同性格的老师站在学生面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讲述着“死亡的意义”。
“我们在课堂上会传达关于死亡的不同观点，希望引起对平时不怎么会去思考的话题讨论，让同学去反省当下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讲授“死亡课”的陶国璋教授说，“关于死亡，我们没有正确答案。其实死亡没有什么好教的，存在才值得教育。我希望，在课堂上讨论了这些故事后，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在所有的“死亡课”中，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的《死亡哲学》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他的课程录像被放在网络公开课上，获得了数亿次的点击量。
我们能够公开讨论死亡的地方，居然那么少
“我本来从没想过要开一门关于死亡的课程，但是我发现，我们能够公开讨论死亡的地方，居然只有教堂和医院。”卡根说，“这太荒谬了！渐渐地，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变得同质化，它变得只跟上帝有关，只跟医学技术有关，但是抛开宗教和医学，死亡究竟是什么，我们居然没有一个平台可以讨论，这让我很不满意。”
于是，卡根开设了这门叫做《死亡哲学》的公共选修课。上课的时候，穿着牛仔裤和球鞋的他不准学生管他叫“卡根教授”，他喜欢学生叫他“雪莱”，他还喜欢像参加聚会一样，盘腿坐在讲桌上，跟学生们分析死亡。
“我是个哲学家，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呃，坐在这里跟你说话。” 卡根盘着腿坐在讲桌上，摊着手说，“你不要跟我讨论社会学角度下感人的死亡故事，也别跟我说美国的殡葬业有多暴利。反驳我的时候，不要说‘因为上帝是这么说的’或者‘神是这样安排的’。在这间教室里，我们只讨论死亡的哲学话题，用哲学的方式。”
北京大学的王一方在网上看完了卡根的课程录像，感受简单而强烈。“太长了，太学院派了，太像个哲学家了。”他总结说，“这法子不太灵。”
在他的“死亡课”上，他曾经邀请儒家学者来讲“孔子的死亡观”，为了讲得有深度，他还特意请了一个“特别有名头的哲学家”。结果，台上的哲学家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台下的学生安安静静，下课后王一方一打听，“都没听懂”。
“死亡教育是一颗发苦的可可豆，你叫人吃苦，他是不会吃的。我们只能加点糖、加点奶，搅拌搅拌，把它做成巧克力，人们才会愿意吃。”王一方说，“只要让人们吃下这颗巧克力，他们就会自己去体会里面苦的味道。”
不过，虽然也想跟卡根一样，开一门独立的“生命哲学”课，但现在的王一方，身份其实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他给本科生开的那门课，叫《自然辩证法》，给博士生开的课，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按照教学大纲，他应该在课堂上按条目讲解“自然观、世界观、价值观”，不过热衷研究生死话题的他，每次上课都要“偷偷运点私货”。
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他讲的马克思不是那个“恨不得天天指点江山的高大伟人”。“马克思是个病人，你知道吗？”王一方说，“他不仅是个病人，还是个病人家属。”
这个做医学叙事学分析的老师翻出来马克思的私人书信，有理有据地分析着：马克思的一生都在跟死亡打交道，今天妻子生病了，明天女儿去世了，自己还落了一身病，抽烟酗酒又熬夜，又得肝病又犯痔疮，一辈子没有几天清净日子，天天跟死亡做斗争。他写给恩格斯的信里，说得最多的不是革命理论，而是借钱治病，往往他大费周章寄信过去，只是为了提醒恩格斯还他2英镑的稿费。
“第一堂课讲完马克思的死亡观，后面基本上就没人逃课了。”王一方笑道。
陶国璋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教授，他教授的《死亡与不朽》课程已经开课20多年。他课上的学生比王一方的更年轻，大都是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本科生。每次一上课，陶国璋看着台下年轻的面孔，都会开玩笑地跟他们说：“大家怎么这么想不开呀？你们才这点年纪，就都跑来学习死亡了？”
这个时代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
跟其他死亡课老师不太一样，陶国璋教授这门课跟自己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他7岁的时候就患上肾病，39岁那年又动了肾脏手术，被疾病折磨许多年，“有好几次跟死神打了声招呼”。
因为生病，陶国璋常常一个人在医院养病。在那时候，他看了好多死亡主题的电影，阅读了许多关于死亡的哲学经典。他读到了尼采的话，“如果一个人在世界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就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所以直到现在，碰到跟死亡有关的新闻，他还会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要活下来，为什么不能放弃。
让他意外的是，当他回到学校教书，发现那些健康的年轻人，竟“对价值有一种失落”。他们动不动就放弃，有的因为情绪波动就放弃考试，有的没读完大学就坚持要退学。
陶国璋说，年轻人的放弃让他很担心。“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死，但我们这个时代却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我想年轻人这么轻易地放弃了各种丰富的生命体验，跟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理解有关，生命似乎轻得着不到地。”他说，“死亡其实是‘生的局限性’，是生命的参照物，不理解死亡，就难以找到生命的价值。”
于是，陶国璋在统共13节的死亡课里，邀请不同背景的人，讲述自己视角下的死亡——佛学研究者讲述佛家的死亡，医生跟学生讲“什么才算好死”，甚至还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课堂上跟学生分享真实的案例。
“宗教对于死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在通识课讲死亡，我还是更希望用不同角度，增加他们对这个话题的思考。”陶国璋说。
在复旦大学，【讲思想道德修养】的胡志辉，开了一门叫做《生命教育研究》的课程。2005年开课时，几乎每个人都会过来问：“什么叫生命教育啊？”
胡志辉说，他追求的是“生命化的教育”。他上课的方法很特别——学生做主导，由他们自己去挑，要讲什么话题。
在几次课上，学生主动提出，聊聊死亡。在一个坐了20人的小教室里，学生们自己站起来讲讲，自己生活中曾经遭遇的死亡——哥哥自杀，同学跳楼，亲人辞世。
“在我的课上，我不讲理论，主要让学生自己去分享人生经历。我觉得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是他自己的人生经验，所以在这样的课上，我们分享彼此生命中沉重的人生体验，看到人性的丰富多彩，相互分担。”胡志辉说，“这样不会告诉你一个答案，告诉你该如何承受死亡，但通过看到不一样的生活，丰富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让我们多点对生命的理解。”
尽管如此，零星的死亡讨论还是略显单薄。虽然胡志辉也想多讲讲关于死亡的话题，但是由于他的课程奉行“学生主导”，所有话题都是学生选择的，所以，超过一半的话题都是“爱情”，只有星星点点的几节课在讨论“死亡”。
“看来，爱情比死亡更坚强。”胡志辉调侃地说。
失去了让死亡“脱敏”的故事后，我们对死的恐惧，其实变成了对生的恐惧
王一方也喜欢让学生自己讲故事。比如讲到人类学视角下的死亡，他就会请农村来的同学，给大家讲讲村里的死亡故事。
在他的记忆里，在农村几乎每个月都能碰到“村头故事”——村子里有人去世，家里人会在村头办丧事，有人敲锣打鼓，戏班子搭台唱戏，亲人披麻戴孝跪在周围，晚辈去磕头，乡里乡亲去随点份子钱，送逝者一程，最后村子里的人聚在一起，唱大戏，放鞭炮，热热闹闹地吃一顿大餐，算是向死者告别。
所以，村庄里的死亡并不完全是一件悲痛的坏事。通常情况下，如果丧事办得好，家里人还会感到安慰和满足，“走得挺风光的”。
王一方发现，一说起这些“村头故事”，来自城里的学生都不怎么说话，“看上去都挺惭愧的”，因为他们住在城里的单元房里，有时候隔壁房间有人去世，他们常常过了很久都还不知道。
“村头故事对于我们每个人，是一种‘死亡脱敏’。它告诉我们，‘死亡就是夜幕降临’，‘回到祖宗的怀抱’，没什么好害怕的。我们当下之所以恐惧死亡，是因为死亡被现代医学恐怖化了。一想到死亡，就是躺在ICU里痛苦地插着管子的样子，每一口呼吸都消耗大量金钱，每一秒心跳都可能导致亲人倾家荡产。”王一方说，“失去了村头故事后，我们对死的恐惧，其实变成了我们对生的恐惧，对家庭经济的恐惧，对人伦关系的恐惧。”
这位哲学教授感叹：“村庄的沦陷”让死亡成了“躲在暗房里尚未感光的思想底片”，“我们失去了‘村头故事’，也失去了直面死亡的通道，失去了思考、理解它的‘感光机会’。”
为了让死亡“感光”，陶国璋也在课堂上鼓励他的学生去参观殡仪馆，到解剖室触摸尸体。一开始只是课堂建议，结果没人去；后来他给这个参观加了一个学分，还是好多人不愿意去；最后，陶国璋“掌握了上课技巧”，立下规定，要么参观殡仪馆，要么写读书报告。结果，“学生们都去抢到殡仪馆参观的巴士座位了”。
“我告诉妈妈上课要去参观殡仪馆，结果换来她的质疑，‘这是什么课？这地方有什么好去？’”陶国璋的学生在参观后写信给他说，“可我到了才发现，光是棺材就有不同价格、不同年代、中式或者西式的、购买的时候一次结清还是分期付款，原来死亡也有这么多讲究。”
陶国璋发现，年轻人其实对死亡很好奇。有次上课上到一半，他带着学生到距离教室不远的解剖室参观，本来想着待上十几分钟就回教室，结果一下子待了45分钟。原本以为学生们会恐惧冷冰冰的尸体，但他们却真的伸手去触摸实验室里的解剖样本，还团团围住管理员，好奇地问各种问题——这些供实验室解剖的遗体都是哪些人捐赠的？捐献的遗体能做什么实验，有什么用？
当然，也有学生不能接受这样的课程。“我要是知道得去殡仪馆，我可不选这门课了。”一个上过《死亡与不朽》课程的内地学生说，“我当时选这门课，可全是因为它不用做Presentation（课堂报告）啊！”
不过，这个避讳谈及“死”的学生直到现在都还记得，在课堂上第一次看到电影《入殓师》，了解到死亡之后还有许多庄重的仪式。虽然直到现在他还是会把“殓”字念错，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知道，“原来死亡不是终点，后面还有这么多故事”。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上“死亡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医学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小邓说，自己也上过这门课，但是很无聊，能逃则逃，因为这种课，“效能太低”。
要记住，我们对待死亡有两面，一面是抗争，一面是妥协
“医学告诉我要‘改变死亡’，你上个死亡课告诉我要‘接受死亡’，这不是和医学精神背道而驰吗？”小邓说，“我有那功夫还不如去学点技术，想着怎么早点把人治好呢！”
这个在肿瘤科实习的医学生说，第一次亲眼见到的死亡，是肿瘤终末期的病人。因为病情反反复复，死亡其实是个“没完没了”的漫长过程。他说，当最终看到病人的生命体征消失，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死亡，不过如此”。
“你能在课上讲那么多道理，完全因为那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当你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就只有0和1，简单粗暴。”他说。
王一方在课堂上要面对像小邓一样的年轻医学生。有次他在课上讲“马克思之死”：凌晨两点，恩格斯下楼跟人说了两句话，上楼一看，马克思坐在摇椅里，因为呼吸衰竭，在短短两分钟内猝死。
听完这一段，台下的医学生一脸羡慕地跟王一方说：“马克思能这么死就挺不错的了，至少不用躺在病床上受罪。”
小邓说，他在医院病房里经历的死亡，大多意味着体力活儿，抑或是一场令人疲惫的拉锯战。每次值夜班，隔不了几十分钟他就会被叫起来，急冲冲推着医疗推车冲进病房，按照标准在胸口按压几次，再根据流程胸外电击几次，来来回回如是往复，往往折腾了一整夜，只是单调枯燥的医学操作。有时候他觉得自己面对的似乎不再是具体的“人”，而是标注着疾病指征的“病”。
“现在医学技术的进步，让死亡的定义已经被颠覆了。今天的医学几乎可以让我们实现‘永不关机’，你可以插一根管子，在机器的帮助下一直维持生命体征。”王一方说，“今天的死亡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技术抢救的过程。冲着1%的希望，花费100%的努力。没有灵性的照顾，没有让病人给亲人道别的过程。”
所以，他常常在课上，对台下那些未来的医生说：“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对待死亡有两面，一面是抗争，一面是妥协。现在你们是战士，面对死亡只能抗争，不能放弃。可真正的好大夫既要做战士，又要做将军，既要有魄力发布总攻令，也要有智慧签署投降书。”
然而，跟死亡妥协的经历，却让小邓这样的医学生难以避免地感到烦躁。他所经历过最难忘的“死亡课”，来自临床工作中遇到的一位患肿瘤的老人。那是凌晨一两点钟，小邓一次次被护士叫起来，冲进老人的病房，一遍遍重复“没完没了”的技术操作。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每次苏醒过来，就虚弱地小声鼓励小邓，要努力学习，医生的工作很有前途。小邓累得额头冒汗，结局却并没有因此改变，死亡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老人看着被自己折腾得一整夜都没法睡觉的年轻人，用仅剩的一点力量，轻轻捏了捏小邓的手，艰难地说出他人生最后一句话：“抱歉。”
如果站在死亡的角度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很多事情都会呈现不一样的图景
在卡根的“死亡课”上，曾有一个特殊的学生——入学的时候，他就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医生告诉他，他的大学也许没有多少日子。尽管如此，他还是许下心愿，想要完成大学生活。这个男生选了尽可能多的课程，其中就包括《死亡哲学》，一个他即将面对的课题。
虽然知道课上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学生，但卡根并没有对这个男生太过留意。不过他也发现，越来越多学生像这个男孩一样，对他的课充满好奇。
卡根说，他在耶鲁大学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哲学教授”，但是他去年到北京大学开会才发现，“我好像突然变成了摇滚巨星”。在这里，有人找他合影，有人管他要签名，甚至回到耶鲁，路上遇到中国学生，还有人兴奋地拦住他，一边看着他一边给同学打电话，让他跟电话那端的人说，“我是那个教死亡课的雪莱”。
卡根和妻子好奇地上网搜索答案，看不懂汉语的他还拿谷歌翻译网页。结果他发现，“我好像在亚洲特别有名”——他关于死亡的书在美国销量惨淡，却在韩国登上了畅销排行榜，韩国媒体甚至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桌上的大仙儿”。
“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会这么喜欢我的课，要知道，那可是一门哲学课。”卡根说，他常常劝看过录像的学生不要选自己的课，因为他怀疑选课的学生不是真的想要“了解死亡”，而只是希望自己以后能在简历上写一句很酷的话，“我学过死亡”，“我的死亡得了A”。
后来有一次，卡根在高速路上开车遭遇车祸。当两辆车就要相撞的时候，卡根说他立刻意识到——我很可能要死了。
“那时候，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错了，上课的时候说错了’。我意识到，原来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死亡，而当死亡真的到来时，坐在讲桌上的那套逻辑思路是行不通的。”卡根回忆说。
最终逃过一劫的卡根出院回家后，立刻翻出自己的教程，动手修改他的论证逻辑。
事实上，如果站在死亡的角度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很多事情都会呈现不一样的图景。王一方开了一门叫做《中日对决与中日生死观》的课程，带着他的学生用生死观去反思现实的冲突，“哄”着他们去思考死亡的意义。
“你不要简单地做一个仇日派的愤青，你要去做个知日派，去了解日本人如何看待生死。”王一方说，“日本人的残忍、坚韧，都来自他们的生死观。”
不过，这样的教学模式并不讨所有人喜欢。每学期督导组来旁听课，都要跟王一方嘀咕，比如：“王老师你这样不行啊，你上次讲乔布斯去世，这次又讲曼德拉过世，这样不够标准化啊！你得按大纲来，算清楚每节课涵盖多少知识点，每个知识点依次讲三分钟……”
还好，同去听课的评课老师都力挺他。虽然哲学课“砍课砍得很厉害”，但他的课却得到了这样的评语：“不用改，这样挺好，就得这样。”
在讲了20多年《死亡与不朽》后，到明年7月份，陶国璋就到了退休的年龄。
让死亡拥有多种正确答案
“大概是以为我要退休，以后就不上这门课了，这学期还没结束，下学期的课程现在已经选满了。”陶国璋说着笑了起来，“可是我还没想好呢，我还有很多事情想要做，我还不想停下来。”
卡根也从教授“死亡课”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其中之一就是每年到了期末，翻看学生给他的评语。
他说，几乎每次“里面都充斥着一对对反义词”——既有“雪莱你的课真的太好了，我受益匪浅”，又有“雪莱你的课简直糟透了，我来上课真是浪费时间”；有人形容他“极有逻辑”，有人说他“毫无逻辑”；有人赞这堂课“妙语连珠”，也有人批评他“全是废话”。
“我的目标是，让你们在这里试试如何去思考死亡。”卡根说，“至于死亡本身，我本来也没准备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我只希望你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思考的方法，真的静下来跟我一起想想‘死亡’这个问题。”
而身在北京的王一方跟大洋彼岸的卡根也有差不多的念头。他对“死亡课”的状态挺满意——哲学从逃课重灾区变成了旁听大热门，这已经是胜利了，更何况在他看来，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在很虔诚地参与思考，寻找他们自己的“灵魂觉悟”。
“我追求的是灵魂的发育，而不是知识的灌输。”王一方说，他最后也不期待什么的考试，只要学生写篇文章，说明白自己心里在想什么，这就行了。“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死亡的定义是什么，大多数人要到了45岁以后才开始真正思考死亡这件事，我就期望你可以在25岁试着面对一下45岁的问题，自己去思考。”
不过，跟着他一学期后，有些学生也变得像他一样，一张口就文绉绉的。临结课的时候，他们还能学着王一方的样子，背出史铁生的句子：“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
从那次车祸恢复后，回到耶鲁的卡根非常希望见到那个同样跟死亡打了照面的癌症男生。但是，这个学生的病已经进入终末期，不得不回家，躺在床上，度过自己最后的几天生命。
学校专门派他所在学院的院长到他家里，在他的床前，向他宣布毕业的消息。由于他已经进入病危阶段，每隔一会儿就会陷入昏迷，失去意识，院长耐心地坐在床前，等待着每一次他苏醒过来，一字一句地为他宣读已经取得的成绩。
在经历了许多次昏迷和苏醒后，成绩单终于念完了。院长对躺在病床上的他说：“你获得了足够的学分，从今天起，你是一名耶鲁大学毕业生。”
不久后，这个学生去世，卡根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在那里，他第一次了解了这个似乎熟悉又似乎很陌生的学生。他的同学告诉卡根，因为知道自己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最后一天，这个学生就像突然获得一天假释的囚犯一样，比任何人都更加用功，拼命学习，拼命想要留下上大学的记忆。他比其他人更加“敢于尝试所有人生体验”，“因为他知道，自己拖拉不起”。
到了期末，卡根要给每个学生评分时，在成绩单上又看到了这个男生的名字。虽然知道他生前多么用功，可是已经去世几个月的他缺席了后半学期的课程，缺席了期末考试，缺席了小组讨论，达不到《死亡哲学》课评分的许多项标准。
卡根说，他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按照课程标准，给他评分不及格。“没办法。”卡根说，“在这件事面前，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于是，在这名特殊的耶鲁大学毕业生的成绩单上，他的努力和用功为他赢得了大部分课程的学分，但是在“死亡”这门课上，他最终还是没能通过，他的“死亡”并没能得到一个A。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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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4-3 20:57 编辑
221、《小街》 吕锦华小镇，就一条街。小街，半里长。
灰蒙蒙的路面。灰蒙蒙的楼屋。灰蒙蒙的店铺。灰蒙蒙的人 脸。惟有偶尔几声婴儿的啼哭夺窗而出，高亢且宏亮，给小街带 来几分生气，给小街带来几分话题。
小镇的历史写在街上。
小街的一头，立着一座建于宋代的石拱桥。高大的桥身已倾斜，结实的石级已不平。桥墩上每到春天总要挂满一串一串的迎春花，把古桥装点得一片庄严灿烂。另一头是一株百年老银杏。银杏下曾经是一块香火鼎盛的庙地。如今庙去人空，老树越见苍劲。树下却复归为一片菜地，菜地上尚留有两座字迹不清的石牌坊，记 载着某年某月的一段故事。
难忘的是雨季。天潮潮地湿湿。小街是一架古老的琴。细细密密的雨点由轻而重。轻轻重重敲打着小街，低沉的节奏里自有一种寂寞与凄凉。时而有一股股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像一片片敲击音乐与重滑音流过小街。于是，单调的节奏里又倏地增添了一种烦闷与不安。想冲破这雨帷。想走在小街上。
难忘的，还有雨后。雨后的小街，浮漾着一片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踩着凉凉的石块向前走去，四周是一片清新。这时，五婶的小摊上，锅里的水一定沸得直冒水泡。递一角钱上去，一碗漂着蛋丝葱花的馄饨便能立刻送到嘴边。抑或去“稻香村”小店买一卷五香梅饼。闲了一下午的桂公公会脸上笑得像一朵大理菊，递上一卷又添上两块。于是，酸酸甜甜的味儿便浸透了一个黄昏。没钱的时候就去打铁铺子，看匠人们将烧红的铁块像捏面团似的捏成长长圆圆方方，看弹棉花的伯伯，背着一架大弓将棉花拨弄得纷纷扬扬散散，看久了，自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乐趣。当然，如果赶在下雨前躲进了阿明伯伯的小人书铺子，则另当别论。那会出现另一幅心景和情景。
在不能解诗的年龄，诗就写在小街上。
几乎每一个未长大的孩子都喜欢小街。几乎每一个长大了的孩子都想离开小街。是因为小街的天地太狭小。祖父曾雄心勃勃，想在小街的尽头立一座医院，然后闯荡世界。但病魔却狠心地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父亲终于走出小街，却在外面磕绊数年后又回到街。在度过几十年的粉末生涯后，终于没再离开小街，尽管他的学生已走到了天涯海角。我如今虽然告别了小街，但心之胶片上却常浮现它的倩影。也许数年后我也会像父亲那样回来，但我将用另一种心境拥抱小街。我将在晨曦暮霭的沉思冥想中和小街共叙人生。
其实，半里长的小街与历史等长。一个又一个的生命从这里起航。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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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4-9 08:29 编辑
222、《一个普通人离杀人有多远》梁文道
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在三个月之内，胡图族人杀死了大概80万到100万的图西族人，是三个月的时间死了将近100万人，凶器是一些大砍刀跟狼牙棒，这很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最被忽略，但是又最残暴的一桩大屠杀。
这个屠杀的发生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为什么呢？因为原来这两族人是混居在一起的，他们很多就是邻居，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是老师跟学生，是医生跟病人，是这样一个关系，是公司里面的伙伴、同事，学校里面的同学。一夜之间，政府告诉胡图族人说图西人是坏蛋，你们拿起武器，然后军人来了发武器给他们，去把他们统统杀光。
这忽然间在你隔壁的，就坐在你身旁的这个人，莫名其妙的就拿起了刀砍向了你的头，然后他们会怎么砍法呢？他们会把一个家庭的父母都砍死，而砍死的这些凶手里面包括一些女人。这个其中有一位胡图族当年的凶手，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她后来回忆她怎么样杀死一个邻居的小女孩。她说既然她父母都死光了，我就只好把这个小女孩也解决了，要不然留下她，她不是更痛苦吗，我也是为了她好。但是她还记得那个小女孩被她的刀子砍下去劈她的头之前，那个惊讶的哀求的眼神。
在这场屠杀里面还有大量的轮暴事件，这些轮暴事件有时候是这样的，是一群凶手逼着一个家庭，要这个12岁的小孩当着全家人的面去强奸他自己的妈妈。然后跟着把刀交给这个小孩，叫他把他全家人都杀光，只剩下他这个妈妈，然后他妈妈再在这个小孩面前被这些凶手一个一个去轮暴。
为什么我们人类可以犯下这样的错误，当我们大部分人在面对这样的图景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至少我们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这场屠杀的教训就是原来非常平静，种族关系不算特别紧张，就你的好朋友，你的好兄弟，你的好邻居，居然可以一夜间就变成这样一个残酷残暴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这几年来相当受重视，非常重要的着作《路西法效应》，副标题叫做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这本书的作者叫做菲利浦·津巴多。这位作者现在是全世界心理学界赫赫有名的一位大心理学家，那么他为什么这么有名，是因为他曾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做过一个实验，那个实验后来几乎没有人敢原样的重复再做的实验，就是非常有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这个实验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他去找了一帮志愿者都是一些学生，过来愿意做一个研究对象。这个实验基本上就是在学校的校园里面把一个教学楼改装成一个监狱，布置成一个监狱环境，然后这些来受实验的学生经历一个非常逼真的逮捕过程，还真的是有地方警察帮忙的一个逮捕过程，把这些志愿的这些学生抓进来。抓进来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些被抓进来的学生就成了囚犯，而另一些学生是随机的被选择当这个狱警，然后就关两个礼拜。
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看在这两个礼拜之内，这些原来都是普通年轻有为的大学生、研究生的这些好孩子们这些年轻人们，当他们有些人扮演囚犯，有些人扮演狱警之后，双方的互动会怎么样，这个环境跟这个制度又会对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结果这个实验的结果非常骇人，乃至于这个实验根本还做不到一个礼拜，就要被迫终止。
后来成为全世界一个着名的新闻话题，无数的新闻媒体、电视剧、电影都曾经重复的演绎这个故事，而当年那个实验对他的所有的参与者，包括这位津巴多教授，对他们都造成了很重要的影响，固然使他们出名，可是也使他们一辈子背负一个良心上的罪责。
这个实验到底是怎么回事？里面到底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答案就在这本书。这本书是这个实验结束了三十多年之后，这个教授才重新整理，根据当时的笔记写出来，而在这三十多年之间，他已经针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可以回答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说的“为什么卢旺达大屠杀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研究，他其实要指出的一个主题非常简单，这个主题就是人为什么会变坏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我们说他杀人，比如说前一阵子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去校园里面屠杀一些无辜的小孩。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这些坏蛋、这些坏分子他残暴不仁，他太没有人性了，仿佛我们把罪恶当成某种人的特质，我们把残忍当成某种人的性格。
这时候呢，对我们来讲好像舒服一点，我们平常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治安的方法就是把少数坏分子隔离开去，知道有谁会犯罪，我们就先抓他。这以前讲犯罪学很讲究这点，就看什么人像是犯罪分子。可是呢也有一些学者从完全不同的路径来探讨这个课题，这就是社会心理学。
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讲法，一个人之所以会犯罪，会变得很变态并不是这个人的性格特质的问题。相反的一个非常善良的平常非常温厚的人也可以是个凶手。在纳粹大屠杀犹太人的时候，这些故事我们早就听的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研究的是什么，是一些情景，是某种的情景，某种的环境，某种的背景使得一个人为恶，使得一个人忽然堕落，堕落成为撒旦，所以这本书叫做《路西法效应》。路西法Lucifer，撒旦的另一个名字嘛。
所以在这个研究里面，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觉得这本书很震撼的地方，就是这个研究是很有名的，很多人听过。但是我第一次这么仔细的知道这整个研究的过程。原来在1971年他们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你就会一步一步的看到这些学生，这些原来很纯真的学生，怎么样忽然之间有人适应了囚犯，有人变成了魔鬼般的狱警。
请记住这个年代，正好是美国六十年代火红年代之后没多久。这些学生全部都经过嬉皮士运动的洗礼，喜欢爱，喜欢做爱，反对战争，喜欢大麻，喜欢旅行，爱好和平，对所有的权威对所有的建制都抱着一种天然的反动跟不满。那么为什么他们在几天之内就会变成那么顺从某种体制，比方说这个监狱的体制，那么顺从的扮演这个体制安排给他们的角色呢，答案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接着说。
二
我们今天继续接着说1970年代非常有名的斯坦福的监狱实验，在那场实验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在实验开始的第一天，几乎所有人就已经开始进入角色了。那么这个角色的安排是怎么样，我今天给大家继续介绍这本《路西法效应》，作者菲利浦·津巴多。
他非常详细的描述了当时的情况，首先所有的囚犯进到进到监狱之后，都要赤裸身体接受检查，然后换上一个囚犯的制服。跟着他们要开始报数，就每人安排一个号码，比如说1609啊，这样给他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这就表示从现在这一刻始你不再是你原来那个人了，你只是一个囚犯，你被赋予了一个新名字，而这个名字就表示，你被剥夺了你原来的背景跟人性，进入了这个体制之内。
然后，这个几天的实验里面，他们反复的要求这些假装是囚犯的学生，不断的要报数说自己是几号几号，就是要加强他的印象，让他知道你已经不是学生了，你甚至不是在做实验，你是一个真正的囚犯，你所拥有的不是一个有姓有名的东西，而是一个号码。
另一方面，当狱警的那一帮，当狱卒的那帮学生又怎么样，其实他们很多一开始都特别厌恶做狱警，为什么？我昨天不是说了嘛，他们是很反叛的年轻人，他们觉得当囚犯要过瘾过了，而且他们觉得好端端的我跑来斯坦福大学念书，将来当狱警那多没出息呀。
可是当他们穿上狱警的制服，当他们戴上让别人看不到他眼神的太阳眼镜之后，他慢慢开始感觉到某种权威感来了，这个制服就开始使他改变。然后在一天之内，这个互动就已经出现微妙的变化，就是刚刚这些刚刚进来嬉戏闹闹的囚犯学生，饰演囚犯的学生们有时候会搞点小反叛，而这些狱警很迅速的就开始忘记了这只是个实验。
他觉得你这么不听我的话，其实是对我的这个身份对这个体制的不尊重，你在挑战我的权威，要好好镇压他们。到了第二天，这些饰演囚犯的学生就已经开始想策划叛乱，然后又被更残酷的镇压跟羞辱。这就让我马上想起来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见到一些有微小权力的人，哪怕只是一个城管，他为什么有时候会变得那么凶暴，这并不表示他平时不是一个好爸爸，不是一个好亲戚好邻居，他可能也是。
但是只是在穿上制服在某个情景之中，他觉得任何一点对他的稍微的言语的冒犯，对他的说法不同意的东西，他都会火冒三丈，他就会觉得你这是在挑战我跟我背后体制的权威。他把他自己这个“我”投射的太大，他也把这个体制延伸的太长到自己的身子上了。
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最怪异的是连外面来的人都居然能够慢慢适应这个监狱的情景，比方说这里面他们来安排一个，装模装样做样的安排了一个上诉委员会。就是说这些囚犯如果对我们这个监狱有什么安排不当的地方感到不满的话，你可以提出申诉。然后在这个上诉委员会里面有一个囚犯，被其他的囚犯推举为代表，他居然在当时的日记里面记录什么，他说他很高兴，很骄傲，居然被我的同伴推举我为犯人代表。他似乎开始很认真的觉得自己真是个犯人，而且还是一个挺不错的，能够得到狱友们支持的犯人。
后来还有一天安排了家长、亲友会见日，那儿这就已经到了礼拜二的事，就是第三天，就有些父母可以被安排进来探望自己的子女。在这个探望过程里面太有意思了，你们知道美国人亲子一见面就有自然的拥抱，但在这个环境底下有一些父母居然看看守在旁边的那些狱卒说，我可以跟我的孩子握手吗？居然去跟孩子握手。
然后双方非常不自然的说话，而且在说话的过程里面，每次说到监狱对他们待遇并不太好的时候，这些狱警就在旁边“嗯”，走来走去，中断他们说话。而有趣的是连外头进来这些家长父母也都居然不敢吭声，不敢反对，似乎很多人都很快的进入了这一个场景里面。
只有少数几个犯人，比如说5486，他是拒绝投入的，他拒绝假装这是真正的监狱，他每次在说话的时候，他都强调这是个实验室，但是后来很快的，因为狱警的加强压迫，他也很快投入反叛行动。当他投入反叛行动的时候，他就跟他其他的一些想要造反的狱友们就一起被残酷的镇压，他就开始逐渐的相信自己果然是个囚犯。
例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叫416的犯人，他用绝食来抗议对他越来越残暴的那些家伙，那些家伙呢就用百般的性羞辱的方法来对待他。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这位教授他就说到后来美国在伊拉克那些恐怖的监狱里面虐待囚犯是怎么回事，完全在这个实验里面就能够找到端倪。你很自然的会想性羞辱那些人，要他们脱裤子，要他们假装互相鸡奸。
然后这些在这个实验过程里面，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连我们这位狱长，装作典狱长的这个教授，这个教授是有名的左翼教授，反战，搞越战大游行，学生们都很爱他，和蔼可亲，直到今天还老在抗议美军的种种暴行。但是当时他假装典狱长的时候，他完全无视这整个局面的变化，他不晓得这三四天里面已经发生一些超出控制的事情。
他非常投入他开始恨这里面某些的囚犯，觉得他们太不合作，太不听话，他开始注意有些狱警表现的相当好，非常凶悍，虽然好像有点太凶了，太过分了，但是他就想法设法的不让那些想离开这个实验的学生离开这座假装的监狱。然后这里面我们还要注意，就是最后当整个实验中断之后，这里面其中一个饰演狱卒的学生叫博登，他的日记说，当菲利浦向我透露实验将有结束时我高兴级了，但也震惊的发现，其他狱卒非常失望，不只因为我们原来要得到的实验研究的薪水减少，而且我觉得某个程度上，他们似乎很享受那个过程。
然后呢，另外一个作风强硬的狱卒阿内特，他说两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第一个是对犯人沉浸在角色中的观察，留下来的犯人说，如果他们可以被释放的话，他们就愿意放弃他们的酬劳，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感想是，犯人在后来的会议里面，就是大家已经结束了这个实验，互相交流的时候，这些犯人仍然很痛恨不可相信这些狱卒。
因为他觉得他们真是坏蛋，但是问题是他们就说我们其实不是坏蛋，我们只是很普通的学生，甚至这些学生里面有一些平常非常可爱，人缘非常好的学生，这时候也变化很凶悍。
三
我们一般人在看到一些惨案发生的时候，在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残酷的屠杀事件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觉得我绝对不可能变成那样的坏蛋和凶手，我们通常很自信自己的道德判断能力，很自信自己的坚强意志。可是千万不要太过自信，有没有想过像纳粹屠杀，像南京大屠杀，像卢旺达大屠杀。如果把你丢在那些谋杀者的屠杀者的角色里面，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可能顺从，你会不会可能也投入其中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路西法效应》，它的作者菲利浦·津巴多，正是想告诉我们这一点。因为使得我们变坏的是一些情景的效果，这些情景有时候是来自于像我们昨天讲的制服、监狱的环境、某种规则、某种秩序。
还有它是种群众压力，什么是群众压力？比如说像卢旺达大屠杀的例子里面，当你发现其他人都在这么干的时候，而你不动，你不干，你会担心自己会被人认为，我其实是同情这些图西族人的，我是不是和个胡图族人的胡奸呢？所以你觉得我也被迫要去杀人。
而当你开始杀人之后，你就会觉得既然我已经杀了，那我只好继续杀下去，我甚至杀人有时候是为了帮助那些受害者解脱，反正他们迟早要死，不如我爽快的让他们死。我是对他们好，你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解释。
我们在这里面就看到一些很特别的例子，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念一些这里面一些片断。这本书里面《路西法效应》特别强调纳粹当年的环境，纳粹当年有一种人叫做纳粹医生，我们知道，纳粹医生事实上很多人觉得很奇怪的一种人，这些人平常就是很好的医生，他的主要的工作，职业伦理要求就是救急扶伤要救人命，但是当他被派到集中营里面的时候，他要执行的任务却是释放毒气或毒针，让那些囚犯一个一个痛苦的死去。
他们进去的时候，一开始根据现在的调查研究，就说他们通常会觉得很困惑，这里的人怎么能够做的出这种事情呢？他们怎么可以受这样的痛苦呢？后来慢慢他会得出一个对自己来讲很合理的答案。这些囚犯现在住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在粪堆里面苟延残喘，我还不如给他一团毒气让他到天堂去，让他变得更好。慢慢的，这整个屠杀就变成不是屠杀了，而是一个有道完成的任务跟工作。
你怎么样把这个其实很邪恶的东西执行好，就变成你最关心的问题，这就像思想家海纳·阿伦特讲的平庸的邪恶，就在这里，你开始失去自主的判断能力，你开始在做一起其实平常自己不相信的事情。因为你觉得我只是在执行任务，就等如有人让我去告密，我的伙伴里面有谁有什么反动思想。
等于有人叫我去杀害敌方的某些某些人，我会把它说成我只是在一个组织里面，我这时候我被迫牺牲掉我平常某些信念，但是其实我是为了大局，是组织要求的，这责任并不在我身上。然后这里面就提到，公开扮演跟自己私下信念相反的角色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结果，就是产生认知失调，行为跟信念之间不一致，以及行动不是随着恰当态度而产生，都是认知失调出现的条件。
由于这些和个人信念不符的行动是这些人承诺要做的，于是狱卒们或者当年的纳粹医生便觉得需要赋予它意义，必须找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作出违背他们真正信念和道德主张的事，简单的讲也许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了。在这个欺骗过程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当年那些纳粹的医生时时刻刻摆荡在谋杀的残酷以及短暂的人事之间，然而这道鸿沟，无法弥平。
事实上，持续分裂就是使他们继续从事夺命任务的因素，分裂是维持总体心理平衡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分裂他难以弥合，所以他更需要去努力的让自己达到平衡，慢慢的你这个人，一个原来有自由意志的人，就逐渐被整合进了巨大、野蛮，而且高度功能性的系统之中，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是一个集体产物。
那么后来受到这个研究的启发，又有别的心理学家做过其他的实验，效果也很惊人，也非常着名。比如说非常有名的米尔格伦实验，这是另一个社会学理学家做的实验。这个实验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找一帮学生，叫他们扮演老师，然后就骗他们说你们另外一帮受实验的学生呢，就扮演学生关在对面的房间里面。那儿你看不到他们的样子，只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里面那些扮演学生的那些受试者，跟你这个扮演老师的受试者之间有条电线，你这有个按纽，你一按那儿，他那边就会被电击，就会触电。那然后接下来做什么呢？就是你很简单问他一些问题，隔着这个扩音器问里面的学生问题，他答错了，你放电，他再错，这个电就更大一点。随着他错误的增加，这个电就不断的增强，达到450伏特的时候，他就会致命。
找来几十个学生，做这个实验，其实所有的学生都在扮演外头按纽的那个老师，里头的那些学生都不会真的被触电，里头的学生是米格尔伦教授安排的一些演员，是假装触电在里面尖叫的。但是这些学生受试者，这些扮演老师的人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以为里面真有一个自己的同学在里面做实验，假装是个学生，然后我按纽他会触电。
然后实验开始，一开始里面叫一下“哎呀，好痛”、“哎呀，好痒”，没什么继续问答。问答下来随着答错的情况增加之后，这个电流不断加强，终于到了里面那些人受不了了，开始喊叫“我受不了了，赶快结束放我出去”，到了这些时候，这些装老师的这些受试者怎么办呢？他会望一望实验室主管怎么办，这实验室主管非常冷酷的说，不用管那么多，没事的，继续。
然后他继续，他通过扩音器对里面的被电到的学生说，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忍一忍很快就好，但是不行，那个惨叫声越来越犀利，直到最后他们甚至开始觉得我只要把电压调到450伏特让他一死了之，就结束这痛苦就完了。
最后这个实验里面有2/3的受试者在短短一小时之内，都把电压调整到了足以让人致命的450伏特。当实验结束之后，他才知道里面没有这么一个同学，还好没有死人，但是在那一小时之内，这些原来善良的大学生，都准备好了要做杀人的准备。
四
也许大家看过一部电影，最近几年也很受欢迎叫做Die Welle浪潮（刚搜了下，暴风影音上有在线的），讲的是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美国中学的历史老师，他做了一个实验，跟学生们做，他怕学生不懂，为什么当年德国人会那么变态，支持纳粹党去屠杀犹太人。
于是他就要求这个同学里面，这个班级里面开始组织一些的仪式、口号、手势，特别招呼方法，把人群分成内跟外，他跟我，我者跟他者，这时候慢慢慢慢，这个仇恨就在校园里面弥漫出来，慢慢一个非常独裁倾向的政治意识形态出来。这些原来很天真可爱的中学生就出现了一群非常残暴的，有狂热信念的一群人，然后这时候，这个老师宣布我们教学结束了，大家现在知道了吧，纳粹是怎么来的，纳粹就是这么来的。
从这个实验我们又可以说到一点，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的这个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个监狱也许不一定需要是个真实的监狱，我们也许就已经活在一个监狱里面，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这本《路西法效应》，作者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
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也许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预警，它在提醒我们，警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不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不应该放纵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要尊重某种的权威与秩序，我们整个社会多多少少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实验室。
那这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就会出现一些我们自己都猜测不到的怪事，比如说这里面讲到，当年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试验，就是另外一对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比布·拉塔内，还有约翰·达利他们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跟纽约大学当教授，他们做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是研究什么？就他们发现那时候纽约特别多的这种事情，就一个女孩当街被强奸犯追着来强暴，在40多个人的围观底下，这个强奸犯就把她拉上楼梯给干了，也有一些人是在上百号人的目睹的情况下，在街上被人砍的满身是血，边跑边叫，叫救命，就没有人去管他，这到底是为什么。
然后这个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就是越是多人目睹罪案的发生，这些人就越不会介入跟帮助。换句话说，如果当时只有三个人在场，这三个人说不定就会上去摁住凶徒，但是人一多的时候，大家反而不敢动，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不需要做什么，其他人会做，如果其他人都不做，那表示我更不需要做什么，我们人是一种服从的动物，我们人是一种群体的动物，我们总是对其他人有期盼，我们也总是希望满足其他人的期盼，于是这时候我们丧失自己的一个良知判断的能力。
于是津巴多教授在这里面提出，我们人要怎么样改善跟强化自己的良知跟自主能力呢？必须注意我们一般处境里面有一个基本的二元性，就是抽离跟沉静的对立，犬儒式的怀疑跟投入式的参与之间的对立，那么这个对立我们该怎么来理解他的一个典型人物呢。这个人物在这个实验里面，我们这里边讲斯坦福实验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就是后来我们这位作者津巴多教授的太太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
那这个克里斯蒂娜她当年也是一个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她在这个实验进行到礼拜四的那天晚上来看她的这个男朋友，也就是主持实验的津巴多教授，说你们这个实验搞的怎么样，然后她就说了，她说她进去这个实验室，假装的监狱，她首先惊讶就这个地方搞的还真像监狱，然后她在其中的一个休息室里面跟其中一个等待要值班的这个学生，也就是等待要去值班假装是狱卒的学生谈话，说这个学生又亲切又有礼貌，怎么看都是大家公认的超级好人。
后来她忽然发现，透过这个监视机的镜头发现，刚才跟她聊天这个好孩子，居然就是这个录像机的镜头，监狱实验里面最恶名昭彰的一个狱卒，然后她就发现这个人才不过几分钟，就从头到脚换了个人，不但走路的姿态不同，讲话也完全不同，带着南方腔调，他正在大喊、叫骂犯人，命令他们报数，所有不在他规矩里行事的，都被视为对他的无礼和挑拨，后来这个克里斯蒂娜看着就哭了，她受不了，她大声谴责她这个男朋友，主持这个实验的教授津巴多，说你怎么干出这种事，这已经完全失控，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吗？
这时候津巴多教授被她一骂，才恍然大悟，一下就吓醒了，他发现对整个事情已经失控了，我已经太沉浸在这个典狱长的角色里面，我本来应该做一个客观的研究人员，没想到我也开始享受这个过程了。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很值得研究了，这位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她就在想，为什么当时她的反映跟所有参与研究人都不同？主要的原因就是，她是礼拜四才进入这个研究状况，所以她是一个外来者，作为一个外来者，一个局外人，她看这个局内的状况，当然会看的比较清楚，她的整个人也没有那么投入，所以人的某种相对抽离是重要的。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津巴多教授后来研究，他不具有一种所谓英雄行为的人格，真正的英雄行为是指人应该对于邪恶情境具有抵抗力，这个抵抗力来自哪里，除了刚才说了一个局外人的心态，跟你平常能不能够常常的保持警觉的意识自己的环境，常常去抽离出这些局势之外，还要注意一个特点，就是这种人往往都是一个平凡人，这里面最后就提到大部分成为恶性加害者的人，和可以做出这种英雄之举的人，直接相比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只是平凡人。
就像《辛德拉的名单》里面的那个有名的德国的良心商人，或者卢旺达大屠杀，当时帮助狱卒的这些好心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平常不见得特别了不起，不见得特别伟大，他只是一些平常人，相对于平庸的邪恶，也有一种善良的平庸。他们的特点在于他们做了正确的事，却丝毫不以英雄自居，认为自己只是表现了何为正派，何以言行的共同感受，而这种人其实还是很多的，只是对于他的情境具有一种敏感，他不会那么容易被他的情境屈服，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有一天自己变成一个凶手，就要做的事是让我们随时对自己的情境身边的环境，秩序所身处的社会或者机构保持一个警觉。
（摘自《视野》2014第7期） -
223、《土匪变成企业家》易中天
民国初年，四川广汉地区不太平，当时有一个重要的交通干道叫川陕大道，是商旅非常多、非常繁忙的一条大道。但是，广汉路段出现了土匪，开始是小股的土匪，然后土匪越来越多，土匪拦路打劫，使得商人和行人感到生命和财产很不安全。惹不起，咱们躲得起，商旅们开始绕道而行，川陕大道就冷落下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土匪没有了经济收入。
于是，从来互不往来的各股土匪召开会议，作出一个决定，组成土匪联盟，分段承包川陕大道广汉段，广汉的土匪张麻子承包一段，李麻子承包一段，分段承包，统一收费，比如一条盐收五毛，背包袱的收一元，赶车的可以计价。无论这个行人和商旅从哪个路段进入川陕大道广汉段，收了过路费的土匪都要开一张收据，凭这张收据，商旅可以在广汉段任何路段畅行无阻，其他土匪第一不得重复收费，第二不得改变收费价格，第三必须提供保护。如果做不到这三条，商旅可以向土匪经济工作联席会议投诉，然后由其他的土匪来整治这个不守规矩的土匪。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是文明来自野蛮。文明是对野蛮的改造。当年土匪拦路抢劫，这叫野蛮。现在分段承包，合理定价，童叟无欺，统一收费，这叫文明。文明就是客客气气地收你的钱。
这其实是我们人类历史的一个缩影，因为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都有过。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这本书里，讲了这样一段有关土匪的话：“他们是野蛮人，对于他们来说，从事掠夺是比从事创造性劳动更体面，而且收入更高的事情。”但是，土匪们最后发现，这种野蛮的行径其实是对自己是不利的。相反，通过利人来利己，才是可持续发展。于是，他们放下屠刀，拿起算盘，变成了企业家和银行家。
所以，文明就是对野蛮的否定和改造。那么，人类为什么要对野蛮进行否定和改造呢？很简单，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这就是文明的意志。
（摘自《视野》2014 第7期） -
本帖最后由 charlenedavid 于 2014-4-9 08:55 编辑
亲近外语的方法论 几岁学英语 （三联生活周刊 2013年11月第44期）
主笔 李伟
10月21日，北京市公布高考改革方案，并征求意见：自2016年起，语文学科分值将由150分提高到180分;英语学科分数由150分减为100分。方案还同时明确，小学三年级前不开设英语课程。这是继2001年后英语教育政策的一次较大调整。
小学英语课程列入国家级课程正式开设，始于2001年秋季开学。教育部明确，全国小学可在三年级开设英语课程，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在一年级就开课。也就是说，按照2001年教育部的规定，中国学生学习外语的起始年龄最早为六七岁。新政策实施后，北京市学生在学校内学习外语的年龄将被推迟到八九岁。
近半个世纪以来，对人类语言学习能力的研究，一直是生理学家、语言学家与教育学家们共同热衷的问题。究竟有没有学习外语的最佳时期?孩子是否应该尽早学习外语?很多家庭也同样期待明确的答案。
但是专家们的实验结果却各不相同。主要原因在于，语言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年龄条件，还取决于语言环境、师资状况、学习方法、学习时间等因素。但比较统一的意见是，就语言学习本身，“年龄小”有一定优势，尤其在语音学习方面。
那么，到底儿童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外语最好?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语言学家莱尼伯格(Lenneberg)认为，大致时间是2 岁到青春期。在2岁前，语言学习是不可能的，因为大脑还不成熟。所以，国际上一般认为，儿童在6 岁开始学习一门外语最佳，最迟不能超过12 岁。很多国家的学校因此选择8～9 岁开始学习外语。在此期间，可以赶上外语的“可教学期”，同时也给予母语一定的巩固时间。理想的做法是，在母语不会读写前不要教孩子们去读写外语。这样，第一语言的那些基本概念通常会成为儿童外语学习的敲门砖。
值得注意的是，在掌握母语能力之前，过早学习外语需要比较苛刻的条件。主要制约性因素，在于缺乏外语的语言环境。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移民家庭的孩子可以熟练掌握两种语言。不具备这样的语言环境，则会使孩子的发展面临一定的风险。我国脑科学专家杨雄里院士认为，过早学习外语，极可能对孩子学习母语造成干扰，导致逻辑思维能力缺陷。因为人学习的重要内容是学会逻辑思维，通常而言，一般人的逻辑思维形成是通过母语学习。此外，儿童的数学运算能力、身体素质等方面都需要提升，而不应只限于开发外语学习。
我国教育部也认为：“8岁左右是学习外语的最佳期，在这个年龄段开始外语学习，不与母语学习冲突，效率较高。”因此，北京市将英语课程的开始时间推迟到三年级，即孩子八九岁阶段，并不会错过学外语的最佳时期。
但另一方面，英语学习的低龄化趋势却越来越明显。很多孩子开始在学龄前，即四五岁就进入各种英语早教班中。在我们调查中发现，上学的孩子中参加课外英语班的比例也非常高，甚至整班学生都会在外面学英语，这种状况还发生在重点小学中。在目前的全球化趋势与英语作为国际交流默认通用语言的前提下，英语学习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与之相对应是，我国小学英语的课程标准却非常宽松。其目标主要在于培养和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以游戏体会为主，而不是传授知识。并且小学英语课享有不考试的“特权”。
教育主管部门希望小学英语回归于兴趣，而家长们却将英语作为一项必须提前开发和熟练掌握的技能。这种落差的根源在于，在当今中国大环境下，英语本身的地位越来越高，早已超越了其作为工具的价值。
从初中、高中到大学，外语都是主科。外语成绩的好坏，几乎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研究生、公务员考试都需要英语考试，求职、晋升需要英语证书，留学群体更加低龄化，富裕阶层希望把孩子直接送到国外读中学甚至小学。2011年中国仅高中生出境学习人数，就占中国总留学人数的22.6%，他们要参加托福、雅思、SAT考试。即使在“小升初”的各种隐秘考试中，英语仍旧是一个重要的考核项目。竞争的加剧，使考试难度逐渐增加，甚至达到了中考或高考水平。
麦柯是一家英文培训机构的专职教师，整个周末从早上8点到晚上七八点钟，都满满地排好了课程，即便是周五，他也无法抽身：“马上要上20个小时的课，你想想备课量得有多少。”
从业7年来，麦柯一直在做小学英语课外培训，他最大的感受，是涌入英语课外班的孩子越来愈多。从起初家长们培养孩子兴趣的单纯目标，到现在渐渐分化成了三种：一种是培养孩子对英语的兴趣，随着年龄增长能有深入学习的动力，不至于在英语这一科掉队;第二种是让孩子考证书，像钢琴考级一样，有阶段性成果;第三种就是单纯为了小升初、中考、高考做应试准备。很多家长本身受累于英语程度，对英语的态度也更加功利化，更加“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教育专家们认为，就英语学习本身而言，其实并不存在“起跑线”，任何年龄阶段的人都可以学好。但家长们则认为，“起跑线”始终存在，那就是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国际名校、公务员、大公司、更高的阶层。英语就是联结这不同“起跑线”之间的快速通道，是改变阶层的通行证。
这种情况下，英语学习的低龄化不可避免。几岁学英语?这是一个不难说清楚的问题。但是选择几岁学英语，则考验的是家长的信心。尤其是当其他孩子都去课外班时，还能否坐得住?
我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如何亲近外语的方法论问题。 -
兴趣与年龄 ：孩子怎样学英语？ （三联生活周刊 2013年11月第44期）
“小孩子会重构语言，自己会创造。所以我们的教学，如果不重视灵活性、创造性，忽视语言本身的特征，实际上会把孩子学习语言的天分和创造力泯灭掉。”
主笔 李伟 记者 刘敏 实习记者 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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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rina像老师一样漂亮。”Steven写下这个句子后如释重负。老师Adria笑了笑，暂时放过了他。Steven今天的课程是通过阅读一篇英语文章，学习逻辑顺序与比喻句型，并完成模仿写作。今天他要学会用比喻的手法造句。
Sabrina是Steven的同学，他们都是9岁的孩子，在一家名为盖特唯的留学教育机构学习美国小学3年级的课程。这个班只有他们两名学生，一名外籍老师Adria毕业于美国杜克大学，还有一名中国老师王诤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教育系。
Steven出生在美国，在北京的一所重点小学上学。每周六早上8点半，他都会被家里的司机送到这里，学习4个小时;周日下午再学4个小时。周二晚上还有两小时的学习。除了英语，每周他还有一个晚上练习绘画，那是他上幼儿园以后的爱好;另一个晚上学习吹奏单簧管，因为他还是学校乐团的首席单簧管演奏者。一周七天，只有两天没有课外活动。有一次他感到很累，趴在妈妈怀里哭了。妈妈说：“不愿意可以不学的。”Steven哭了一会儿后，还是决定坚持下去。他说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梦想，为了实现梦想，第一步就要进入美国的顶级中学，然后再进入常春藤名校。
Steven出生后，妈妈高炜就经常带他去世界各地旅行。上学后，他们平时住在中国，假期在美国。她希望儿子能看到丰富的世界，自己选择未来的道路。高炜曾经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中学时代就得过全市小提琴二等奖，成绩也数一数二。但她却认为自己的成长并不如意：“我做的是我妈妈的理想，我一步步向前走，她就满足了。但我始终很茫然，直到有一天自己开始经营公司，也是如此。”所以，高炜决定给儿子更开放的态度——只要他有兴趣，他可以自由选择。
盖特唯的学生并不多，现在只有不到10个孩子，最小的7岁。它的目标，就是帮助这些孩子们在国内完成美国课程，达成美国教育标准(CCSSS)，申请进入美国最好的中学。这些孩子按照英语测试后的成绩，被编入不同的班级，最多一个班只有两人，大部分是一个人，看起来更像一种“家教”。每个班一名外籍教师一名中国老师，每年的学费要15万元，如果在最后冲刺的一年，则可能要达到四五十万元。
盖特唯的创始人夏雨峰，也是瑞思英语的创办者。去年他帮助女儿去美国申请高中，这个过程中，发现身边很多朋友都陷入了教育的苦恼中。“他们都完成了财富的积累，又对中国的教育体制不满，希望能让孩子进入国外最顶级名校，获取世界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夏雨峰说。
这些中国社会的成功人士对国内教育的认识，往往带有个人经历的反省：“其实我们在学校都不是那种‘好学生’，但当年的好学生们大都不成功。我觉得这种成功，并非是教育的结果，恰恰是‘反教育’的结果，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被同化掉。”
夏雨峰告诉我们，他在女儿的学校看到了另一种生活。孩子们会在课堂上讨论柏林墙的问题，下午有两小时雷打不动的运动时间，成绩好的学生可以不用去自习室，社团活动应接不暇。而最重要的是，“学校面试的时候，更喜欢那种眼里‘冒火’的学生”。
“美国名校的招生有它自己的‘潜’规则，它们都有自己的FEEDER(生源提供方)，也就是那些美国的私立中学，他们将这些学校看作自己的预科班。大学有自己对接的高中，高中有自己对接的初中。这样一来，进入那些著名的私立中学，就获得了常春藤学校的敲门砖，同时也开始进入了精英阶层。”夏雨峰说。
夏雨峰回国后，便开始准备成立一家针对中国富裕阶层的培训机构，专门面向5～18岁的孩子，使他们在中学阶段就进入美国的精英教育。不仅教授英语，还要学习数学、科学、文学、逻辑等。“更重要的是要培养精英气质，独立的人格，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范儿’。”
中国学生去美国，最大的障碍是语言与文化。夏雨峰认为，学生如果想在美国自如运用英语生活和社交，至少要3～4年;要达到运用英语从事高水准的工作，则需要在国外教育体系里系统学习6～9年。另一方面，美国对于孩子的塑造标准也不同于国内，孩子们很小就需要大量阅读与写作，并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建立自己的思维能力和价值观。如果打算12岁出国进入美国初中，家庭环境好的孩子至少要提前3年进行专门的培训。
所以，在夏雨峰看来，孩子什么时候学英语是需求和目标所决定的。他建议，如果愿意孩子成为“ABC”，越小出去越好，“如果想让他们保留文化的传统，那就12岁以后再出去。倒推回来，就至少要3年级开始做各种准备，当然包括语言”。
Allen比Steven还小，他只有7岁，也出生在美国。他在读K年级(相当于美国的学前班)，这个年龄的孩子上课时还无法全面领会外教的意图，需要中教也在场。在半小时内，他和两名老师转换了3组活动。他先跟着电脑课件学习各种颜色的读音;然后随着披头士《Hi Jude》的歌声玩抢椅子的游戏，输了就要进行拼读考察;最后玩一种自制的纸牌游戏，帮助孩子熟悉颜色与简单名词。
“这个年龄的孩子无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必须帮他不断转换游戏，让他保持新鲜感。”中教老师马悦说。马悦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对外汉语专业，后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外语教育。
马悦负责两名上三、四年级的学生，上一年级的美国课程，他们已经不需要中教一直在旁边了。马悦会在课程开始前半小时进入教室，检查作业状况，帮助孩子们顺利过渡到上课状态。一节课上完后，她会再去和学生聊聊，观察他们的情绪，是否疲劳，是否不开心。最后半小时，她还会进入教室，了解作业布置情况。每周中，她还会对孩子做电话或视频指导。
马悦会格外关注孩子的情绪，对小学生来说，非智力因素对教学的影响非常大。“小孩子不高兴，有的不会表达出来。但学习效率就会很低。最后一小时，外教问他们问题也不回答了。”马悦说，“这里有很多原因。或者是因为没办法适应外教，或者学习难度大，或者就是因为今天学校作业多。马悦会帮助他们先解决好情绪问题，比如完成一些作业、相应调整教学方案。让学生始终精神饱满处于学习的最佳状态。
Steven喜欢画画，他的作文经常是图文并茂。这种方式得到了老师的鼓励。“我看到了很惊喜，这是很多孩子学外语时的表现。他们会把想说又说不清的东西画出来。重要的不是有没有用对词句，而是他开始愿意表达了。”王诤说。对于小孩子的英语，拼写的准确性也不是最重要的，后期可以再去纠正。
在课外，Steven每周还被要求阅读三本英文绘本，五年级的学生则被要求看一些厚厚的文学类书籍了。大量阅读是美国学校的要求，这些孩子们必须现在就开始适应。
与年龄有关的争论
很多家长选择让孩子较早开始学习英语，除了现实需求外，还基于一种朴素的想法——年龄小更容易学好英语。人们经常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他的弟弟举例。基辛格到美国的时候是12岁，所以他的英语始终带着德国口音;而他的弟弟到美国是10岁，所以没有口音。但实际上基辛格的英语在词汇和语法上达到了母语水平。中国人讲出来的普通话并不完全标准，许多人带有自己的地方口音。语言能力的强弱并不完全取决于发音和声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外语教学大纲要求学习者达到本族人语音语调的水平。
年龄与学习外语能力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年龄是唯一的条件吗?人类学习外语的最佳时期，一直是生理学家、心理学家与语言学家们争论的热点。
常用来解释外语年龄选择的依据是“临界期假说”。很久以来人们就从经验中直觉地认为，童年是学习语言，无论是学习母语还是外语的最佳年龄。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神经心理学家潘菲尔德(W.Penfield)得出结论：儿童的语言习得能力与大脑的发育相关。
6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心理语言学家莱尼伯格(Lenneberg)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儿童从两岁开始至青春期到来前，即人出生后的10～12年，大脑具有可塑性。语言习得能够自然轻松地进行，所以吸收新的语言信息相对较快较容易。青春期到来后，多数人的大脑发生了侧化，左右半脑有了明确分工，已经充分发育成熟，神经系统不再具有弹性，学习语言也就越来越难了。临界期后的语言学习不再依赖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而是依赖于普通学习能力。
人们普遍注意到，移民的孩子最终能像当地人一样流利地说话，然而他们的父母却很少能达到他们的水平。语言学家也对一些地方发现的“狼孩”和“猪孩”进行了跟踪调查，发现无论采取什么方法，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都不能达到正常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的水平。
1980年，语言学家帕特考思基(M.Patkowski)对67名移居美国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进行了英语口语水平的调查。33名15岁以前开始学习英语的被测试者中，有32个人的成绩集中在4分或者5分。然而青春期后的学生组的成绩就比较分散，大多数人的成绩集中在3分。就口语而言，15岁以前的移民更有优势。
帕特考思基的结论得到了语言学家约翰逊(J.John)和纽波特(E.Newport)的肯定。后者在1989年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对象是46名中国人和韩国人。他们开始学习英语的年龄不尽相同，且都是美国一所大学的学生和工作人员，到美国已至少3年。实验对象被要求参加语法测试，测试内容为英语词法和句法的12条规则。他们要听磁带上的句子并在卷子上标出每个句子是否正确。其中半数的句子是符合语法规则的，另一半是错误的。在批阅考卷时，两位语言学家发现，被试者到达美国的年龄是预测成绩好坏的重要因素。他们把3～15岁开始大量接触英语的人与17～39岁来到美国的人作对比，又一次发现年龄小就开始学习第二语言与学习结果紧密相关。
但是从以上两个实验可以看出：语言学家采用的年龄分界线是15岁，实验结果显然不能作为“学习外语越早越好”的理论根据。而且在实验中并未就接触英语的量和时间的长短进行探讨，学习者的动机、社会角色以及学习条件等因素也不应忽视。
还有一些语言学家的实验否认了临界期的假说。1978年，斯诺(C.Snow)等人对临界期的假说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以不同年龄、母语为英语的荷兰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对他们在自然语言环境下的语言习得进行纵向的研究，结果发现，12～15岁的实验对象和成人实验对象，其荷兰语的掌握最初几个月最快，而在学习了一年之后，8～10岁，12～15岁的实验对象荷兰语掌握得最好，而3～5岁的儿童在所有的测试中成绩最差。
语言学家伯斯塔尔(Burstall)将8～11岁开始学法语的学生进行了对比，发现前者的成绩并不比后者明显得好，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起步早的儿童的优势反而逐渐丧失。
目前，语言学家们对于外语学习是否有最佳起始年龄的问题，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就语言学习本身，“年龄小”有一定优势，尤其在语音学习方面。另一方面，“年龄”因素只是影响学习效果的一个因素，并非决定性因素。
1985年，国家教委曾组织了一次全国中学英语教学调查。调查对象为全国15个省市139所中学高三和初三的学生，共万余人。在被调查的重点中学初三学生中，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广东省学生基本上都是从小学三年级学习英语。测试结果表明，从小学开始学英语的学生中有的成绩很好，有的并不理想。学生成绩的优劣主要取决于重视程度、师资水平、教学内容和方法、学生的学习态度等多种因素，不仅是年龄的关系。
人民教育出版社英语编辑室主任吴欣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孩子的发展具有先天的母语习得能力，外语如果有家庭双语环境的话，也是有响应期的。但我的看法是，任何年龄阶段都能学好外语，只是不同的阶段各有优势。小学生模仿能力强，听力灵敏，心理障碍较少;16岁以后，逻辑思维能力强，自控能力强。如果学龄前有环境，当然越小越好。有的留学生把孩子带出去，在学校、幼儿园中，语言很快就讲得很好。但前提条件，就是有充分的语言环境。”
教育部《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专家组组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陈琳，跟我们谈到他的例子。在孙女3岁前，陈琳和老伴就在家中对她讲英语、教英语，创造英语环境。经过一段时间，尽管不能讲外语，但小孙女已经能够听懂英语对话。
有一次，老伴怕她糖吃多了对牙不好，就用英文说：“listen，one piece of candy everyday，not two pieces.”(每天只给一块糖吃，不要给两块。)还未等陈琳回应，小孙女就抢先说：“我爷爷本来每天就给我一颗，哪儿吃两颗了?”陈琳认为，年龄小有利于学习外语，但必须有良好的语言环境，否则也是事倍功半。
小学英语，开还是不开?
2001年，作为国家课程的小学英语课正式提上日程。教育部颁布文件，决定这年秋季在全国城市和县城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一般情况下，英语课程在三年级开设，有条件的也可以选择一年级。这一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对外开放与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另一方面，小学开展英语教育的年龄优势也得到了官方认可。教育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一些专家研究了儿童学习外语的规律，经验表明，8岁左右是学习外语的最佳期，在这个年龄段开始外语学习，不与母语学习冲突，效率较高。”
“研究世界各国的语言政策与课程设置不难发现，尽管‘何时开始’或‘尽早开始’外语学习在学术领域有着激烈的争议，很多国家的外语教学政策仍是从小学开始设课。”吴欣说。
我国对于小学开设英语课的规划，最早始于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在此后的1915、1916年以及1962年都曾被提出。吴欣曾系统研究过我国小学英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她告诉我们：“在1978年之前，在实践层面的小学英语课并没有真正实施过，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合理、系统的课程体系。”
例如，1962年教育部的一份文件明确建议小学生应该在四年级或五年级学习俄语或英语，并建议外语教师应该有较强的语言能力和良好的发音。同时，该文件还强调进入中学后要注意外语学习的延续性，继续学习同一种外语。但是，这些建议在学校课程里并没有落实。
真正的突破出现在1978年，英语科目进入了小学课程大纲。该大纲规定“英语教学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并要求在三年级安排152课时，四年级136课时，五年级136课时。在1980年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性教学大纲，将英语学习设计为两个课程体系：小学三年级开始和中学一年级开始。重要的是，这一大纲具体强调了对小学英语三年级至五年级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的教学要求。
但是，1978与1980年两个教学大纲对英语教学的要求并没有落实。“主要原因就在于和学校存在较大的现实差距，师资水平低，数量奇缺。”吴欣说。
1982年5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外语教学工作会议，并在7月份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学外语教育的意见》。《意见》改变了此前小学作为英语起始教育的提法，规定了中学作为外语教育开始的年级，即有条件的中学从初中一年级开始，缺乏师资条件的地区，可以推迟到高中一年级再开外语课。小学英语由此被排除在了国家课程之外。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由于外语教育的需要，很多发达地区小学已经陆续开设了英语课程。“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国家级教材出版机构，在1991年甚至发布了一个编纂小学英语教材的指南，并开始为当时教授英语的大多数地区编制和提供小学英语教材。”吴欣说。
到20世纪末，在国家正式开设小学英语课程前，大约在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部分地区都已在小学开了英语课，学生的数量超过了1000万。在当时，不管教育主管机持何种态度，小学英语课的开设已成趋势，势不可挡。
马悦就是在90年代初期进入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我们学校是重点小学，从一年级就开设了英语。其他学校至少也都在三年级开了英语课。”她回忆说。大量的英语课外辅导班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从中学、小学甚至覆盖到了学前班。马悦的初中是在前门外国语学校就读，需要加试英语。她进去后发现，同学们都在外面的辅导班上过课。
2001年，教育部决定正式将小学英语作为国家课程，颁布统一课程的目标，结束地区之间教学理念、方法的混乱局面。
吴欣当时在西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书，研究方向是双语习得与英语教师培训。“2001年时，我对于小学开设英语课是持有保留意见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师资条件不够，没有足够的、合格的小学英语老师。最初很多老师英语基础不好，派出不合格的老师，我们觉得会耽误了孩子。”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英语教育专家刘道义也有同样的担忧，如果在全国小学三年级普遍开设英语课，“估计城市小学一个年级至少要增加近500万学生，4年约2000万，需要增加20万教师，而一个教师的培训周期需要3年”。
就国家层面而言，是否开设小学英语课意味着两种政策选择——推进或者等待。“当时我国的小学英语教育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推进，就是创造条件也要上;等待，就是等条件成熟了再上。我们国家选择了推进。”吴欣说。
作为一门国家课程，韩国在1997年开始在小学三年级开设英语课，日本则选择在2011年英语才进入小学。“2009年时，我参加一个关于亚洲小学英语教育的研讨会，向一名日本专家请教。他告诉我，到2011年，日本教师的培训才能满足所有小学的需求。”但是，日本小学英语作为国家级课程的滞后，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学生涌向社会补习学校，接受的知识系统不同、程度各异，与后来的中学英语教育脱节。
为了解决英语教师短缺问题，全国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采取紧急措施，组织培训或招聘英语教师。包括对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小学老师进行转岗培训，扩大各级师范院校的英语教育专业规模，鼓励一些有条件的中等师范学校举办英语专业班，在师范大学设置小学英语教育的专业等等。从2001年开始，吴欣所在的西南师范大学就开始承接各种英语教师培训的任务，直到2006年她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英语编辑室，专门负责英语教材编写以及教师培训。
“现在我开始转而支持小学英语课程的开设了。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师资状况已经开始好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目前应该考虑的是怎么在大环境下努力解决实践层面的问题。”吴欣说，“2010年，全国小学英语教师已经达到了33万人，超过了高中英语教师的数量。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现在都不应该再停掉小学英语课。但目前英语教学研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小学英语教学。搞不好，就成替罪羊了。”
英语课的“特权”
在我国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小学英语有一项特权——即它是不要求正式考试的国家级必修课。在2001年，小学课程标准中就明确提出：“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基础，从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以及文化意识方面，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在吴欣看来，小学英语课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培养孩子对学习英语的兴趣，并且保护好这种兴趣。“我在培训时，要求老师不要对学生的期望太高。保持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们知道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于汉字的另一套文字，愿意去了解英语，形成对英语的体验。反正不考试，完成内容就好了。”
一些基层英语教师曾向吴欣反映：在小学开设英语课前，学生的两极分化发生在初二年级，小学开设英语课后，两极分化就发生在四年级。“如果老师的教学观念、方法、考试、测验，让孩子感到学英语是一件难事，到了小学毕业时，学生就没兴趣了。等升到中学后，英语这一科就学不下去了。”所以，小学英语教育要尽量保持“均质”，不要过早出现两极分化，否则违背了小学英语教育的目的。
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教师董燕萍，在2003年对广东的小学英语教学进行了调查，发现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在经过小学阶段的英语学习后已经不再喜欢学英语了。这个数字是小学英语教师给出的，实际情况可能还会更严重。
这种状况的产生源于儿童的心理规律。儿童尤其是学前儿童的学习，绝大部分依赖于他们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在外语学习过程中，这种情况表现得更明显。如果他们的自我效能高，成就动机强，外语学习焦虑感适度，就会关注外语学习，对语言习得过程产生兴趣，其习得进程就会加快。反之，如果自我效能低，缺少成就动机，他们的外语学习焦虑感就会增强，就会抵触、厌烦外语学习，其语言习得进程就会延缓甚至可能终止。
小学教育的特殊性，对教师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要了解儿童和小学生的心理及个性心理特点。
马悦认为，6～12岁的孩子，每一年都有不同特点。“比如8～9岁的孩子，他们有了社会意识，竞争感开始出现，但是合作意识还没有建立。他们有自己的内心世界，能表述自己的思想，在意别人的看法，但他并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否是客观的。他觉得怎样，就是怎样。”
因此在教学中，马悦会鼓励同学之间的竞争，把他们的成绩贴出来。她还会让学生写一些能发表主观观点的作文，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因为这个阶段，他喜欢发表意见，写的内容就多，比复述一个故事效果更好。”
为了编写教材、做好教师培训，除正常研究活动外，吴欣专门去观看、研究儿童剧。她要搞清楚，儿童剧如何在两三个小时里，把握住儿童的注意力的。她认为教材编写与儿童剧创作有一些共同之处，因为在课堂里小孩子的学习动机很弱，注意力时间很短，教师必须设计相应的活动，把他们的兴趣引导到教学目标上去。
“小学英语教师要有亲和力，语言能力要好，热爱这个职业。学生的年级越低，越要讲究教学方法。老师要做好的设计者和编剧，还要考虑学生的心理特点、认知特点和接受能力。只要是外语入门教育，年龄越小限制语言学习的因素就越多，挑战越大。这是我20年来完整从事了我国不同教育阶段英语教学研究后的体会。”吴欣说。
在时间上，目前大多数小学一周只安排两次课，吴欣称之为“滴水式”教育，学生和英语见面的次数太少。另一方面，小学生每节课学习30分钟就够了。因此时间短、频率高是比较好的教学节奏。吴欣说：“我认为小学最好每周能有4次课，每次30分钟，再加上一些课外活动，比如‘英语角’，兴趣活动等。这样坚持到初中，每天就都能有英语课，可以保证天天见面了。”
人数问题也是影响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的限制性因素。中国小学班级普遍有四五十人，学生得到发言、互动的机会就比较少。在美国，马悦曾经担任一所学校的语言老师，她班上的学生只有20人，分成5组，每组围坐一张桌子。“老师在课堂上更像一名引导者和辅助者，学生们有充分的机会参与进来，表现自己。”马悦说，“我的老师得知中国班上的学生数量后，他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说小学英语教育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对孩子兴趣的呵护，那么它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则在于越来越功利化的考试与选拔。在小学升初中的角逐中，很多重点中学都有自己的招生考试，英语和奥数逐渐成为最重要的敲门砖。小学生的英语考试难度，甚至会达到中考、高考水平。于是，一些针对考试类的英语培训也应运而生。学校对于孩子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弱。在考试的压力面前，兴趣往往是脆弱的。
兴趣的价值
王凌沛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的研究生，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英语老师，但却有些灰心。他认为，真正的教学应该是通过活动学习知识，而不是只靠学习知识本身。语言本身兼具工具与人文两种特性，考试应该聚焦于怎样交流，怎样写书评这类实际的应用。现在的“做题式”教学方式，过分强调知识点，正是中国人学不好英语，事倍功半的原因。
3年前，他参加了学校的新疆支教团，在库尔勒市一家中学担任高一英语老师。最初的一周，他投入了比普通老师更多的精力，上课带着同学发言、念课文，用做活动的方法开展教学。他满怀热情地让班上同学提意见，收到的反馈却是一盆冷水。一名同学在纸条上质问他：“你说说你这几节课都教了几个重点?”
王凌沛是从1993年开始学英语的，那一年他5岁。当时北京的英语培训市场几乎跟他一样稚嫩，学书法的培训学校新开了一个英语班。王凌沛的妈妈不懂英语，想着让儿子多件事儿干，就随手报了名。
跟学书法一样，英语班的目标就是为了培养兴趣。班里有20多名学龄前小朋友，每周上一个半小时课，学的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的《现代儿童英语》，这套教材由国内老师自己编写、录音，内容多是一些实际的情境话题，如敲门、进门等家庭和日常生活中的会话。上课的老师是兼职，平日在公办学校上课，周末带这批小孩。
王凌沛还记得那位老师40多岁，现在想来，应该是老三届前后的大学生，被耽误的专业知识难得在这群小朋友身上有了用武之地，上课积极性非常高，一遍遍地用标准的发音带着孩子们念课文，再一对一地叫出来表演对话。“内容说不上有创造性，但是说得多了，小朋友们都练就了一口准确的发音，而且乐于张嘴说英文。”课后妈妈从来不考察王凌沛的学习情况，却常常在骑车送儿子上学的时候，总听见他在后座上嘀嘀咕咕自己念英语玩。
小学四年级，学校开设英语课时，王凌沛发现，启蒙时打下的基础变成了明显优势，他开始往后翻书自学，进度一直走在别人前面，每次测试成绩也是数一数二。英语给了他极大的成就感，他开始觉得，学英语是件有意思的事。
再次上课外班是在小学六年级，出于学有余力，再吃些小灶的想法，妈妈又给王凌沛报了一所文化学校的英语班，教材换成了至今畅销的《Look Listen and Learn》。这套引进的教材与在校的授课内容方向不同，应试意义并不大。每节课两小时主要以听说为主，老师依旧是领着学生念课文、编排对话。“我们的老师叫郝刚，是二十二中国际部的英语老师，他发音很棒，性格好，喜欢跟我们开玩笑，整个课堂都很活泼。轮到学生表演对话，有的同学很有创意，有的哗众取宠，丰富多样，上课特别有意思。整堂课我们一直要张嘴讲英文，下课后都累得不想说话了。”
王凌沛觉得自己很幸运，参加的两个辅导班都起到了积极作用。“那时候大家上课都很认真，知道学校不错，只要跟着好好学，最后就能学出来。一些不太认真学习的同学渐渐退出了，我一轮一轮跟下来，心想自己已经坚持到这个阶段，就更有必要继续好好学下去。”王凌沛后来在陈经纶中学、北京四中、北京师范大学这一路重点中学、大学的学习中，依旧不停地碰到当年一同坚持到后期的辅导班同学。
王凌沛的同龄人高菲，同样也是这种活动式学习的受益者。高菲小学毕业后，只是为了跟随表姐，考进了四川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读书。此前英语能力平平的她，开始接触起与小学完全不同的教学模式——英语课变成每天一节，学生分成两个班级，每班20余人，课上有大量的朗读、课前演讲和课本剧表演，“就是让人一直练习开口说话”。
更吸引人的，是每个学期都有的配音比赛、舞台剧大赛，高菲非常热衷于这些活动：“我的性格是派到头上的机会一定把握好，既然报名参加了比赛，就全力以赴。相比于那些扭扭捏捏不认真准备的同学，我最后总能拿到好成绩。”这也成为了一种良性循环，中考前的保送，是对学校学生的第一次分流，一些对英语兴趣不高的同学选择考入其他学校。高菲选择留在川外附中。在各个活动中大展身手，早已让她对英语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王凌沛的初中生活远没有高菲的轻松，初一开始，他又换到了北京市少年宫学习《新概念英语》，这里的压力大了很多，在这个时期，辅导班已经不适合只带孩子玩玩闹闹，少年宫的老师严格检查所有学生背课文、听写单词的情况，课后还要每天更换句型造十个句子。
这是王凌沛的课外班生涯中，第一次真正面对学习的压力。王凌沛自己所在的陈经纶中学分校任务很重，每天上9节课，周末作业留满。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坚持每晚做一小时英语作业，每周再拨出几小时去少年宫。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坚持把《新概念英语》三册全部学完了。他认为自己从小就是个喜欢坐着看书，自己跟自己玩的人：“我妈只问我什么时候续费，我也就没想过要退出的事儿。中间实在忙不过来，有两次少年宫作业没做完，我公交车到站没下车，一直坐到头再若无其事地坐回家，就逃过那么两次课。”
虽然几个课外班都不是以升学为教学导向，但在实际考试中，王凌沛展示出了多学多练的绝对优势：2003年的中考中，他的英语考到了116分，比其他没上过补习班的同学高出六七分，顺利考上了北京四中。在高中期间，他的英语课被分到了最好的A班，接待外宾，做展示，参加课外英语竞赛，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那时王凌沛的目标，就是像学校里几位英语特级教师一样，从四中毕业，再回四中教书。考取北京师范大学，最终就读英语系，也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重庆的高菲也通过英语走出了国门。高一时，她所在的小剧团被邀请至英国，在利物浦中学演出自己排练的音乐剧《猫》。在那一周中，她第一次在真正英语的环境中使用这门语言。她的美式英文，虽然磕磕碰碰，但她毫不胆怯地跟用词严谨的英国人问路、聊天。
高菲至今觉得自己最擅长的事就是与人打交道。中学时的学习经历让她对使用英语毫无障碍，乐于在众人面前表现真实的自己。也正是这个优势，让她在高考前通过面试的高分保送到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又轻松以雅思8分的成绩，申请到剑桥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多年后再次回到英国，她发现跟其他国内留学生相比，自己融入课堂的速度要快得多，课堂讨论是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最怵的环节，而她总能立刻与同学和教授打成一片。高菲回国后，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做行政工作，英语是主要的工作语言。
高菲和王凌沛的学习经历，在普通高中的高考压力下，却成了“我的成功不能复制”。王凌沛发现，虽然课程标准在不断科学化，为学生提供商务、旅游、文学等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料，但是实际一线的教学却没有什么进步，仅仅关注必修部分。现在的高中生还是习惯划重点、背单词的英语学习。当他作为一名年轻的支教教师时，他无法与这所市重点中学的升学压力抗衡，只好重新回归按部就班的教学方式。
课堂改革
王凌沛的老师、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罗少茜正与育新小学的两名老师合作，进行一项课堂改革。
她在二、三年级学生中推广“持续默读”。是在每次上课前，让小孩子毫无压力地阅读5分钟英文书籍。持续一周后，学生们的阅读速度从5分钟十几个词，扩展到几百个词。老师询问阅读内容，学生最开始用中文说，后来中英文夹杂，最后就能很自然地用英文表达了。更重要的变化在于，孩子们对阅读产生了兴趣，即使那些最调皮的孩子也是如此。“我们不要逼迫他们做乏味的训练。如果培养了他们对阅读的热爱，他们就能读得非常好。”罗少茜告诉我们。
如果说应试教育的价值导向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那么她认为更值得做的是，教师要有勇气推行课堂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帮助孩子形成兴趣，学会学习。
“儿童学母语，2岁到3岁是爆发期，那时说很多很多的话。父母都会感到奇怪，我没有教你，怎么自己就会说了?那是因为他一直在听别人说话。”罗少茜说，“小孩子会重构语言，自己会创造。所以我们的教学，如果不重视灵活性、创造性，忽视语言本身的特征，实际上会把孩子学习语言的天分和创造力泯灭掉。”
北师大附属三帆中学的一名初中老师采取了一项更大胆的改革。他要求学生每个月要读一本英文原著，厚度在200页以上，同时再交一份不少于1000字的英文读书报告。很多人都不相信初中学生能完成，然而他的学生们都做到了。
“这项活动的价值，就是实现了学习要‘意义为先’的目的。学生的阅读内容、写的书评都是有意义的，他们才会投入地做下去。学习语言，不要过度关注语言的形式，而应该让学习有意义起来。”罗少茜说，“你们应该提倡家长不要乱报补习班，而是在家里极力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中文怎么读，英文就怎么读。”她所指导的两名体育生从最基础的阅读开始，现在已经能读《纽约客》了。
这种改革也符合于培养学习者语言运用能力的外语教学观。即语言的学习首先要为用而学，在用中学，学了就用;在解决问题中掌握语言，而不仅学习例句和范文。“我看有些老师上课，讲单词用了20分钟，再花10分钟讲句子，留给学生互动的时间只有5分钟了。我觉得这样的课堂就是糟糕的。”罗少茜说。
吴欣认为，中国人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外语，但是使用语言的能力却很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学生们“学的不是语言，而是关于语言的知识 ——about language not language itself”。学习的重点在于语法、句式，而不是学习怎么用它, 这是非常违背语言教学规律的。
马悦在上课时，并不把英语当作核心。她更愿意设置金融、历史、数学等课题，让孩子使用英语去完成，把英语教学穿插到学科教育中。“学生因为对这些课题感兴趣，所以开始使用英语，有了学习英语的动力，才能学好。”马悦说。
有用、能解决问题，是学习兴趣的重要来源。但对于孩子们来说，“有用”往往只是存在于家长的催促中，发自内心的动力并不强。马悦说，她也是从小拿出了很多时间学英语，从外国语学校一直读到外国语大学，直到出国。在小学上课外英语班时，因为成绩好而跳了级。她因成就感而获得了兴趣。但这种兴趣只维持到了中学，因为同学们的英语水平都很强，她不再有优势。
她再次找回英语兴趣，真正感到英语“有用”，还是在出国前准备考试的时候。“当我准备GRE和托福考试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为什么学英语。并非是出国的目标，而是我发现写作题目的思辨性很强，我要查很多英文资料才能完成。我觉得英语能够拓展我的思路了。” -
在外国语中学学英语 （三联生活周刊 2013年11月第44期）
外语学校的奥秘其实就在每天清晨的半小时早课和晚饭后的45分钟晚课里——这是唯一比普通中学多出来的课时。但每天多75分钟，一年便近370小时，6年下来近2500小时，水滴石穿。科学家统计说，精通一门语言这样的技能需 1万个小时坚持不懈的练习，2500个小时的意义非同小可。
文 遛遛
偶得
1995年，在成都，外国语学校还是个有点陌生的新鲜事物。记得小考后，老师说，外语学校向全市招生，有一轮单独考试，难度较大，可以试试，就报了名，笔试成绩还不错。面试那天，考场外的操场上排着很长的队，拉着警戒线，报考者甚众。妈妈很焦虑，来之前，她多方打听外语学校究竟如何，却也得不出结论。她希望我像她一样当医生，在她眼里，英语与前程没有明朗的必然联系。外语学校始建两年，由一所落魄的公立中学转轨而来，远不如成都的老牌名中——石室、树德那样有声望。叫到我名字该入场时，妈妈拉住我说：“等等，我再想想。”我说：“来都来了，考完再说。”挣脱手就进去了。成都的小学不像首都和沿海发达城市的小学，当时已开始讲授英语。我从未受过系统性的训练，面试就考发音模仿能力，跟读几个音标、单词和短句。不久，录取通知书到了，我就像受到召唤似的，心向往之。妈妈还在犹豫，我却主意已定。
当时，出国热已经出现。对西方文化的渴求从恢复高考起就猛烈地复苏过来，家中的白墙上曾贴满了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海菲兹等人的海报。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家喻户晓，热度绝不逊于90年代初的《渴望》，刘欢那句“千万里，我追寻着你”，成天盘旋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上空。我最好的童年小伙伴小学毕业后直接去了加拿大，她的父亲是铁道研究院的工程师，她不甘于现状的母亲申请了加拿大的宗教大学，打各种苦工，艰辛拿到了绿卡。我于是开始了住校生涯。初离家，虽恋恋不舍，却有背上行囊、人在旅途的独立的兴奋。每周日黄昏，校园里那座一周都休息的小喷泉终于喜气洋洋地喷水，校园熙攘起来。22点，晚自习结束，沿着操场边的梧桐林荫小道，把衣物和零食拎上宿舍楼，塞进各自的小柜里。一周开始了：早晨6点半在亢奋的进行曲中起床，薄雾中睡眼惺忪地早操、晨跑;7点到7点半早课，英语和语文间天上，7点半到8点早餐，然后与普通高中步调一致地上6～7堂课，直到16点半。晚饭前有一个半小时的自由时间，其中周二是英语角;晚饭后，19点到19点45分是英语晚课，结束后，晚自习到22点;晚上23点，统一熄灯。仅从时间上看，外语学校的奥秘其实就在每天清晨的半小时早课和晚饭后的45分钟晚课里——这是唯一比普通中学多出来的课时。但每天多75分钟，一年便近370小时，6年下来近2500小时，水滴石穿。科学家统计说，精通一门语言这样的技能需 1万个小时坚持不懈的练习，2500个小时的意义非同小可。周三下午是父母能够探望的唯一时间，学校严格封闭，绝不允许随意探望，也禁止学生在任何时间离校。我们好像待在一个深山古堡里集训，日程表几乎完全排满，心无杂念，有点军事化管理的味道。每周五下午一跨出校门，一环路上车水马龙的世界扑面而来，一瞬间竟应接不暇。那段纯粹静心的时光，总令人怀念。后来听到评价说，在大学里，感觉“外国语学校出来的学生都像受过军校训练似的，是种独特的存在”，这种气质大概就源于住校制度。这种纪律性在自由突然井喷的大学里让我们很受用。后来，名气逐渐如日中天的母校拿到了北大、清华越来越多的保送和推荐名额。副校长说，原因之一是，母校送到北大、清华的学生保研率连年百分之百。
我们那届一共只招了120个学生，分成三个班。一到英语课，每班再分成A、B两个小班，每班20人，小班授课。从教育越来越市场化的今天回望，那时的待遇太好，学费却仅是公立学校统一的一年几百块。我们的运气很快就被市场重估教育资源价格的潮流冲刷得无影无踪——就在我们毕业的2001年，踏出校门不久，母校便从公办民助正式转制为私立中学，基础学费也涨到了现在的一年近3万元，华丽转身“贵族学校”。从一个角度看，市教委“高位”变卖了优质教育品牌，有损教育的公平性。但情况又远非这样悲观——私立学校不受户籍和划片政策的限制，连云、贵、川、藏等西南几省的生源也能吸纳，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公平。毕业12年后，当我也成为一位母亲，开始为孩子的教育作打算时，猛然发现，北京的学区房价格已向10万元/平方米冲刺——看似公立的学校，却以持有学区房产的形式将教育资源私有化;共建生和条子生，则是权力寻租。
入门
第一堂英语课，林老师拎着录音机走进来。他高大帅气，全校很多女生都暗恋他。他用中文介绍了自己，也让我们做了自我介绍，给我们每人一个英语名字。我的名字叫Phyllis，后来我知道，这是年龄较大的英美乡村老太太才用的名字，但从来都没换过。那是我们唯一一节用中文上的英语课。此后中学生涯里，英语课就不再允许任何中文出现了。中文的拐杖在我们一接触到英语时就被拿走，强迫我们必须迅速在混沌状态下建立起对完全陌生的语言的感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乎完全迷失。林老师必须用肢体语言、图片和各种教具，向我们解释单词或句子的含义，一整堂课他都在手舞足蹈，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一头雾水。那时，视频和网络的应用还几乎没有，音频、图像的高级形式就是磁带和纸质图片。我们就像回到了婴儿时代，通过最直接的视觉、听觉、触觉和场景，去建立语言与其所指之间的联系。原有的中文秩序被完全打破了，就像脚下的木地板被猛然抽掉，轰的一声坍塌了似的，我们悬浮在空中。
我们最初学习的教材叫《看，听，学》，是英国的英语教育学家路易斯·乔治·亚历山大编著的。普通中学孩子们的青春期记忆是与通用英语教材中的主人翁韩梅梅和李雷的成长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们的记忆则与桑迪(Sandy)、苏(Sue)、比利(Billy)和汤姆(Tom)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教材没有一个中文单词，只有英文与图片的对照。至今，无需查阅过去的书籍，我还清楚记得：书本的第一句话是“Meet Sandy and Sue”(来认识下桑迪和苏吧);记得第一个感到饶舌无比、听了无数遍磁带才说顺溜的句子“Put the egg in the eggcup”(把鸡蛋放进鸡蛋杯里);也还记得他们玩捉迷藏、翻倒立、分巧克力的无数趣事。
入门真是独特又困难极了。林老师不许我们预习，上课时也不许我们翻书，而是一遍遍地放磁带，一句句地让我们反复模仿，每个人都得站起来复述。待他用演示的方式把每句话的意思讲解给我们后，我们才能翻书。很长一段时间，连书上都没有文字，纯粹只有图片，一句话的意思通过图片大概能明白，但若分解开来，每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则完全对不上号。我们也不学习字母和音标，更不学习拼写，甚至禁止书写，禁止私买和查阅字典。大概有半个学期，我们与英语就只是通过视觉与声音来相处的。开始有时还会偷偷用中文记下某个单词的发音，比如香蕉叫“布拿纳”，报纸叫“牛屎盆盆”，但很快被发现和严格禁止了。唯一允许的方法，就是在晚自习，甚至在熄灯后，抱着复读机，无数遍地、令人厌倦和发狂地模仿每一句话，直到在搞不清楚单词意思的情况下，就能不经大脑脱口而出。而第二天的早课上，每个人就得轮番站上讲台，当众背诵前日的课程。很多个夜晚，我们都是抱着复读机不知不觉睡着的，耳机还在低语，磁带还在转动。日后回首，这也是外语学校的不同之处。它让我们在一踏入英语世界时，就像学习母语的婴童般，抓住了语言最难把握却最为核心的灵魂——语感。普通的教学方法强调语法，通过语法的逻辑形式来理解陌生的语言。而我们建立了与语言更亲近的相处方式，不是以逻辑，而是以直觉的方式去感受它的韵律。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听说能力都很强，我们对英语的最初认知就是建立在听说之上的。在此后十几年的英语学习生涯里，遇到美妙的句子，我仍会习惯性地熟读成诵，直至脱口而出。
迷茫期过去，就像穿过了水帘洞，里面别有洞天，英语课从此给了我们很多欢愉的记忆。从第一堂课起，林老师就一直鼓励我们无拘无束地大胆表达。小课也给了我们很多表达的机会：每个人都得站起来模仿句子;早课晚课每个人都得走到讲台前背诵课文;课文长起来后，我们则分成三四个人的小组，自编自演，把课文编排成小话剧演出来。每一次，我们走上台，总是先排成一排，集体报幕，“Act the Scene”，然后逐个报出自己的角色，遂开始表演。大家的幽默感总是在诠释角色时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个滑稽的动作或表情，一种古怪或诙谐的语调，总能引来笑声与掌声。当记忆像书页般翻过时，那些只有几句话、像玩过家家的简单话剧，慢慢变成了“六一”节和新年晚会上有华丽戏服和道具、场面宏大的英语戏剧乃至歌剧——《灰姑娘》、《皇帝的新装》、《罗密欧与朱丽叶》、《麦克白》等等;而那些最初例行的简单背诵，到后来，慢慢变成了背诵长篇的课文，再后来，变成了复杂的演讲。我们的舞台也从教室变为学校礼堂的主席台，然后走出校园，在全市、全国的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中夺魁。6个小班的英语老师都是师范学校或外语学院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天性很活泼。还记得那时三(B)班的女老师姓任，非常有魅力和感召力，她的课堂上，每个人都高举着手抢着回答问题，课堂节奏极快，非常活跃。我们都慢慢养成了一种热情直率的性格，哪怕在中文的语境里会含蓄收敛很多，但一旦切换到英语的情境里，仍会不自觉地有一种入无人之境的自在感，表达已经成了习惯。我最要好的中学同学在北大是戏剧社的活跃分子，主演过《苍蝇》和《布尔加科夫医生》，这种对表演的兴趣在中学时代就养成了。
一个学期快结束时，我们才正式与英语字母见了面，开始认字和书写。
实验
上初二时，英语教学体系的奠基人朱征峰和郭萍老师去美国做了旅行考察。他们是夫妇俩，年龄较大，朱老师不是四川人，说普通话，是老一辈外语学院的大学毕业生。记得那时他们考察回来，对我们所学的英语必须跟上时代的感慨很快流传开来。据说朱老师跟美国人交流，所用的一些表达方式是美国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用的过时语汇，很尴尬。我们也开始重新审视这套已“人到中年”的《看，听，学》教材，里面的一些说法，比如errand(跑趟差)，在现实中已不再是应用中的活词汇。那一年，他们又访问了对外开放历史更悠久的沿海沿江老牌外国语学校——南京外国语学校、天津外国语学校、杭州外国语学校、武汉外国语学校等，开始筹备引进和试验英国广播公司出版集团的教材《展望未来》。这套书后来成为全国外语学校的通用教材，是以剑桥大学第一证书预考为标准的，也就是相当于欧洲委员会欧洲语言教学大纲的中高级英语水平，具备用英语在英语国家工作和学习的能力。在我们的6个英语小班中，我所在的一(A)班和任老师所教的三(B)班被选中，作为教学试验的“小白鼠”。我们也因此成了全国首批使用《展望未来》的学生，这是件很幸运的事。
新教材立刻把我们带入了广阔世界。我们第一次有了用厚厚的铜版纸张彩印的教材，一打开就在灯光下微微泛着五彩的光，爱惜得舍不得往上面写字，每天都小心翼翼地放入抽屉，再小心翼翼地捧出来。每册有15章，共60章，话题从日常生活的居住、就餐、社交、办公室、交通规则，到谈论生活方式的周末生活、健康人体、度假、乡村生活、烹饪、探险，再到探讨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政治问题，如是非对错、人生乐趣、成功之路、舞台戏剧表演、新闻报道、体育世界、新奇文化、古旧收藏、科幻未来等等，包罗万象。每一章里，有各种报纸杂志、信函广告、启事文书、经典文学作品片段的剪辑，配上各种风格的摄影、漫画、插图，非常吸引人。16年后，无需费神翻出留在成都家中的那套课本，许多东西还历历在目。我现在还能随口背诵出伦敦希思罗机场催乘客登机的广播，也能背诵出在伦敦旧船坞看魔术表演的片段;也还记得在澳大利亚蹦极跳、在南极睡冰床的探险故事，还有在飞机上用小刀做手术取出喉咙里的骨头、在高速公路上走错了出口一个U转弯逆行的趣闻。也是从那时起，我们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诗句、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接触《星际迷航》，了解世界古迹名胜，从成了“连锁厕所”的地中海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和家具，结识理查·基德曼、尼古拉斯·凯奇，还有罗宾汉与佐罗，辩论基因问题、医疗制度和教育公平，听闻印度腔、澳大利亚腔、日本腔的英语。那是个求知若渴的时期。英语所给予我们的，是一扇通向广阔世界的窗口，一趟世界文明的旅途。
书的难度自然很大。第一章几乎用了一个月才讲完，一堂课下来，满满一大页的陌生单词和词组。年轻的林老师和任老师很有开创者的精神，总是把课设计得尽量有趣，启发式教学。我至今还记得他们在教学楼走廊里飞快地用粉笔书写的几个小黑板的填空题，供上课听力用，一段录音放两三遍，然后让我们把那些空缺的地方填满，那些单词、介词和词组都是第一次遇到，但一发挥众人的智慧，基本都能拼写出来。新单词一遍遍反复听写，让同桌相互批改;更有趣的方式是常让我们用10～15个单词编写一个故事，常有意想不到的创意。我一直觉得我的同学是极富创造力的。直到高中，我们一直私下流传着自己写画的民间小报，上课时就在座位间传递，人人添砖加瓦，针砭时弊，八卦绯闻，对学校的一切评头论足，很多人都是讲故事的好手。那时候还没有相应的考试题。每半个月或一个月，两位老师就要自己设计一套试卷，电脑输入还没普及，都是亲手誊写油印，拿着蘸满油墨的滚筒一份份刷出来的。后来才有了打印机，噼噼啪啪地打出来后复印。
那个时代的老师非常敬业和投入。年轻的英语老师们就住在教学楼对面的教职工宿舍楼里，筒子楼，一人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有时我们上课，他们就从窗外走过，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二班的老师新买了一个砖头大的大哥大，别在屁股上，引得一阵大呼小叫。林老师常常三个五个地分批把我们叫到他的小屋里，纠正每一个音节的发音。从一 开始，那些决定了英语听起来是否纯正的细节就被他逐个仔细打磨过了：不能咬死的s音，舌头要尽力伸长放到两排牙齿之间的th音，嘴形不能太扁的a音等等，还教会了我们用胸腔而不是嗓子发音的方法。我还记得他讲那个发音接近“昂”字的音标，为了向我们演示清楚这个音要沉到鼻梁后端发出，他不顾自己帅哥的形象，很夸张地把嘴巴张得跟蒙克油画《呐喊》里的那个人差不多。我也还记得，从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到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都是他从小屋书架上取下来拿给我读的。我们一直有外教课，那对和蔼的美国夫妇就住在学校安排的一套稍微阔绰点的小套间里，有时请我们去玩玩。但我始终觉得，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那批初出茅庐、朝气蓬勃的英语老师们。他们的付出，若以今天的市场眼光衡量，是无价的。
我最享受的另一个时刻，是每周三晚上的电影时间。那只平日被牢锁在绿色铁皮柜里的电视机终于千呼万唤露出脸来。在那台电视机的荧幕上，停驻过几乎所有当时迪士尼和好莱坞的名角儿。不知何故，我的脑海里最爱跳出的画面，是肖恩·康纳利在《第一骑士》里的形象，我与同桌坐在最后一排观看，窗外，是一片绿色的梧桐树叶。
异军突起
就在我们穿着一身红，无忧无虑地在市文化宫合唱《音乐之声》里的《哆来咪》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会歌《手牵手》时，学校的第一批学生悄然升入了高二。他们被安排在一栋单独的教学楼里，好像是为了防止受到我们的干扰，变得更加与世隔绝。我们很难见到师兄师姐们。只记得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那一次，周日的下午，从操场上传来他们绕场游行，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雄浑口号声。也是在那一年，校园里张贴出告示，寒暑假有组团去美国游学的活动，经费不菲，班里好几位同学报了名。
1999年盛夏，我们突然得知，第一批高中毕业生，99级的俞师姐夺了四川省文科状元，还有两个文理科省前五名。那一批毕业生共80人，4个北大，1个清华。也是在那一年，我们的姊妹外国语学校走出了一位哈佛女孩刘亦婷，在全国名噪一时。外国语学校军团就这样在成都异军突起。2000年，省文科状元继续出在母校，稳住了江山。也就是在这短短的两年里，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出国热与新东方所开辟的巨大英语教学市场终于变成了滚滚的商业洪流。任老师离开了学校，去了老牌名校成都七中，他们刚成立了一个国际部，高中毕业直升国外大学，急需任老师这样有教授《展望未来》经验的老师。林老师继续留下来教初中英语，成了初中部的骨干，几年后，他去了大学任教。年轻老师们一个接一个成家生子，纷纷搬出宿舍楼，买了房。
2001年，轮到我们上阵了。接手毕业班的英语老师季先生是个非常渊博的人，他曾是长江三峡工程的首席翻译之一，家中书架上有一排排的百科全书和大辞典。第一届文科状元就是他带出来的。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不愿应付过于复杂的人情世故，宁愿待在学校里教书。似乎谁也没太把英语放在心上，大家都更重视对文科生有决定性意义的数学。高三上半年，我们仍然上的是《展望未来》，直到下半年，才开始做高考题，突击语法和各种题型。那些试卷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难度，但熟练是必需的。季先生的压力却非常大，有一次我们的考试成绩出现了统计失误，最初在成都市排名不靠前，他竟然出走了一段时间，学校只好给我们换了一位老师。即使如此，高考并未耽误。那一年，我们文科班的英语平均分是132分，总分平均分是570多分(满分750)，超过了人民大学的调档线。那一年是考前填志愿。在师兄师姐革命旗帜的鼓舞下，我们很大胆地填了很多北大、外交学院、北师大、人大、复旦等，全部悉数录取。在外语学校学了6年的英语，其实根本没有在高考的考场上发挥用途。我们用最后半年的时间对接了英语高考，并通过体制内考试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但在那个年龄所掌握的语言技能，对我们影响深远。本科毕业后，不少人去了哈佛、斯坦福、耶鲁等名校深造，许多人进入全球最牛的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对我们从内地走出来的学生来说，初中那六年的教化，终生受用，不是高考所能衡量的。
读大学时，我曾在新东方教过英语。新东方已成了上市教育集团，在中关村、白云路、北辰中心等多处核心地段购买了商业地产。它的服务对象早已不再只是大学生，而变成了从幼儿园、小学、初高中到职业培训的英语培训体系，全民学英语的时代到来了。也是在大学期间，曾在与大学同学创业时，走访了从杭州外国语到东北育才这样的全国名校。我还记得，到东北育才时，日式建筑风格的校门外贴着大学录取的光荣榜，满满一大墙，排满前面两页的，不是北大、清华，而是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剑桥、牛津、东京大学等世界级名校。在一次交流中，北京四中的同学告诉我，他们大部分人高中时代都在国外高中交流过一段时间，很多人都打算毕业时直接申请国外大学的本科。越来越富裕的城市人，在高考体制之外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多，也不再那么需要靠高考英语分数来衡量水平。
但不要忘了那些不那么幸运的大多数。真正还倚重高考英语的人，恰好是那些没有那么多途径与资源去获取高考体制之外英语教育资源的人。公正是教育内在不可剥离的诉求，在市场化时代，却也是它最矛盾的诉求——最需要教育资源改变命运的人，往往恰好却是那些最缺乏资源获得良好教育的人。在这个可以通过音频视频、出国旅游、假期寄宿交流、机构培训提高英语能力的时代，英语确实让那些农村小镇的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高考制度的确应该坚守它社会公正的诉求，改变英语的门槛。
没有更多了
201、《这才是赢在起跑线》 薛涌
我有位学生，因为在中学进不了前三名而忧心忡忡。的确，青春期时候有的孩子快一点，有的孩子慢一点，并造成了成绩的起伏，甚至决定了这些孩子上什么样的大学。中国的教育，都是围着这些而疯狂。但是我们这些年过半百的人，现在回首过去，发现当年许多争得要死要活的东西并不那么重要。最能决定一生成败的，还是青春期到大学期间打造的人格。还是以我熟悉的体育为例吧。
我十四五岁的时候，真可谓什么都不行。功课不好不说，还特别体弱多病。在上初一时，我一辈子还没有见过一个比我矮的同龄男生，后来发育了，不过也才1.67米，是“二等残废”。而且我过分瘦弱，老实说，我至今还没有见过一个手腕子比我细的男性成人。大学时同学拿我开玩笑，说我戴着眼镜正好100斤，摘了眼镜就不到了。在那年月，这样的身材，在班上受欺负，受嘲笑。我自己一度也很自卑，觉得自己天生就不如人，怎么努力都没用。
但是，快四十年过去，现在的我怎么样呢？在52岁生日前夕，我在自己的微博上载了一段视频，身上悬挂着20多公斤的重量，做了八个引体向上。能这样负重做八个的，估计在中国一般高中的男生中也不多。
为什么我能做到？关键是要对自己有信心，持之以恒。我就是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刻苦锻炼的。因为先天条件太差，头几年几乎看不到效果。我一度绝望。甚至直到大学毕业后，还在健身房偷听到教练和其他会员悄悄在背后议论我：“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怎么练都没用。”他们都把我当笑话。我的老友、现北大社会学教授郑也夫曾开我玩笑：“你怎么练也赶不上那些不练的。”不过我不服输。我对郑也夫说：“肌肉是我最弱的地方。我就要看看，努力后我在自己最弱的领域能走多远。一旦发现我在最弱的地方也不输人，那么在生活和事业上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快四十年下来，其实我也没有进行什么不可思议的努力，就是坚持自律，保持健身习惯。现在看看，当年我羡慕的那些壮实的男生，有的走几步就喘个不停了。但是，我不管是举重还是跑步，都敢挑战高中、大学生，而且比他们大部分人的体能都好得多。我还是新英格兰第二大城市伍斯特半程马拉松的“超级大师总冠军”。有网友报告说，我的成绩(1小时29分多)跟2012年广州马拉松半程男子专业组第八名差不多。
道理是什么？人生是场马拉松，青春期算是起跑。作为马拉松迷，我看了那么多著名的比赛，还没有一次看到起跑时领先的人最后拿了冠军的。最后拿冠军的，往往开始都特别淡定，跟在别人后面，调整自己的身体。以我的经验看，青春期最重要的就是培养自己的品性和习惯，这比具体学到什么东西还重要。
年轻人如果仅仅关心自己的成绩、升学，而忘掉了人格塑造，那么在成长上就是舍本逐末。
（摘自《意林》2014 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