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6-5-15 21:15 编辑
家中陆续订过些文摘类杂志（《读者》《意林》《视野》《青年文摘》《特别关注》《特别文摘》等）。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看到一篇好文章，过些时回头想用时没法从杂志海中找出来。忽然想到，要不从今天开始建一个自己的文摘楼，方便查阅，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好文章。
之所以选择放在中学“文科学习”，是想着也许可以作为写作素材或者范文。
选文不设统一标准，有的适合家长看，有的适合学生读，所以，有深有浅，有庄有谐，有美文，有杂文，有心灵鸡汤，有时事辣评……
因为《我的文摘4》已至百篇，所以另开一楼，继续添砖加瓦。
《我的文摘4》
http://www.ebama.net/thread-215877-1-1.html
《我的文摘3》
http://www.bama.net/thread-199289-1-1.html
《我的文摘2》
http://www.ebama.net/thread-179359-1-1.html
《我的文摘1》
http://www.ebama.net/thread-168158-1-1.html
401、《玫瑰和胶囊》（摘自《读者》2015第2期）〈这个时代盛产各种各样的营养胶囊，一粒玫瑰胶囊或许有助于皮肤保养，而一朵盛开的红玫瑰可以召唤整个春天。〉
402、《中国笑点报告》（摘自《读者》2015第2期）〈对一个国家来说，笑是国家形象和国民精神，不懂幽默、不会笑，是一种病，有病，得治。〉
403、《故事、寓言和谎言》（摘自《读者》2015第2期）〈现实比童话复杂，这样的故事很难找到，因此媒体往往删繁就简，把一个多面的故事变成单一的寓言，结果成了谎言。〉
404、《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摘自《读者》2015第2期）〈其实诚恳地反思过去，核心意义并不是“秋后算账”，而恰恰是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解与稳定。〉
405、《在苏格拉底被囚处》（摘自《读者》2015第2期）〈真正的思想者不仅可能被执掌权力者视作威胁，也可能被怯懦的民众当作破坏其安宁生活的祸首。〉
406、《借钱》（摘自《读者》2015第1期）〈借钱不好开口，对于好脸面的知识分子来说，尤为如此。〉
407、《孔雀是美丽的》（摘自《读者》2015第1期）〈文青果然是文青，有点贵族腔调啊！〉
408、《哲学与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4期）〈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409、《谁在制定中国译名标准》（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4期）〈网络时代增生译名难题。〉
410、《故作的人情最害人》（摘自《意林》2015第7期）〈“若所行似善，而其结果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善。若所行虽然不善，而其结果有益于大众，则虽非善而实是善。”〉
411、《古代匠人守则》（摘自《意林》2015第8期）〈这些规矩里包含的对人情的体察、对自然的敬畏、对师道的尊崇、对个人言行的约束，都有着文化的烙印，凝聚了先民的智慧〉
412、《人生的钮扣》（摘自《读者》2015第8期）〈但冲动会沉淀，会积累出习惯，成为他和他未来的孩子的秉性，成为他们的常识、基因、家教和信仰。〉
413、《为什么中国孩子不愿拥有乔布斯的青春》（摘自《读者》2015第8期）〈别把那些辍学创业的孩子的生活想得过于浪漫。〉
414、《怎样读书》（摘自《读者》2015第6期）〈我们研究学问，应当备两个镜子：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
415、《执屋哲学》（摘自《读者》2015第6期）〈原来作者有一套生活哲学，与别人不同。〉
416、《中产阶层的撕扯人生》（摘自《读者》2015第1期）〈工作与生活本该是统一的整体，为什么会变成难以调和的矛盾体。〉
417、《忽然间,人们彼此隔绝孤立》（摘自《读者》2015第7期）〈文化的当务之急，是为这些彼此独立的空间提供联系交流表达的平台，整合传统、经验和文明的遗产，重建社会，重建文明的坐标和金字塔。〉
418、《哪时有好人，哪里就有紧箍咒》（摘自《读者》2015第2期）〈历史在进步，禁忌越来越少，道德洁癖者们不再有密集的标靶，但榜样依旧不好当。〉
419、《不应放弃的乌托邦》（摘自《读者》2014第24期）〈世间所有的选择，到最后其实都是五个字——你想要什么？〉
420、《教养,就是要让别人舒服》（摘自《意林》2015第10期）〈不因为自己让别人觉得不舒服，这就是教养的简单道理。〉
421、《读书读久了,你总会信仰些什么》（摘自《视野》2015第8期）〈敬和畏这两个河床在，不管这条河流如何奔涌，总是安全的。〉
422、《今日何人才配做我们的老师》（摘自《视野》2015第10期）〈我们当代的学校教育是令人痛心的，无论思想、立场持左持右者，对教育的批评惊人地一致。〉
423、《有味的礼物》（摘自《视野》2015第10期）〈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424、《家有三只猫》（摘自《意林》2014第12期）〈我要对夹心饼小二黑好一点。若是子女，她才是最终那个照顾我的孩子。〉
425、《看不懂，就是译错了》（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6期）〈真的，立志揭穿翻译界有意无意的骗子，学外语会变得很好玩儿，很有成就感。〉
426、《拖死交警的司机是什么样的人》（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6期）〈孙某可能并不是什么“怪物”，他只是各种国人恶习的集大成者，他就是柏杨笔下那个“丑陋的中国人”。〉
427、《如何成为某一领域的高手》（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6期）〈如果你只是希望通过找到天赋少付出些努力而超车——你根本没有资格谈天赋。〉
428、《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6期）〈说到底，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人文学科，就是培养擅长阅读、思考与表达的读书人。〉
429、《教育最大的结是什么？》（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7期）〈近些年民间对教育的批评声不绝于耳，然而多数批评恐怕还算不上是对教育大问题和根本问题的追问。〉
430、《〈平凡的世界〉：“获得感”从何而来》（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7期）〈平民百姓可以把握自己的人生，选择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精神追求，甚至完成自我价值实现，才会有真正的“获得感”。
。”〉
431、《“一带一路”的历史被误读》（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7期）〈“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432、《重建我们与“故乡”的关系—对话王晓明》（摘自《读者》2015第8期）〈这30多年，是一部中国的城市化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精神史。现在，城市的各种症状，体现着我们的文化、社会症状，反过来也如此。〉
433、《外部不停地在建，内心不停地在拆迁》（摘自《视野》2015第13期）〈别把那些辍学创业的孩子的生活想得过于浪漫。〉
434、《肖全和他们这一代：自然而骄傲地老去》（摘自《视野》2015第11期）〈见到陌生人，肖全一般这样自我介绍。摄影师、艺术家什么的，太造作，不好。肖全说，他喜欢自然、自在，他拍的人，都那样。〉
435、《人和人性》（摘自《读者》2015第15期）〈我最喜欢别人将我看成傻瓜。这样与人相处起来就方便多了。我不劝任何人任何事。〉
436、《审美》（摘自《读者》2015第15期）〈从服装到烹调到生活习惯，我们都应该在中国传统中去发现我们的生活智慧和审美。因为没有我们独立的审美系统，我们就不可能有跟西方审美交流的可能性。〉
437、《非制度化的权力半径》（摘自新浪博客）〈有这样的专制独裁权力，就一定有这样的非制度化的权力半径，也就一定会对政治造成负面的影响。〉
438、《我为什么总替医生说话》（摘自《读者》2015第15期）〈如果我们都对医生形成一种良性的尊重，同时又有方方面面的约束，自律才能成为现实。〉
439、《为谁守城，为谁而战》（摘自《读者》2015第15期）〈抗战,是中国人近代以来面对外侮最坚决的一次抵抗,超越了地域、阶级、党派、意识形态,全民动员,众志成城,知道为国家民族命运而战,不再是一盘散沙。〉
440、《人造食品会改变世界吗？》（摘自《视野》2015第14期）〈人造食品能否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接受，是目前最大的难题。〉
441、《更多的泡面与更少的茶》（摘自《视野》2015第14期）〈从方便面、快餐、茶叶、咖啡、酒类的消费，是否可以准确度量一个社会的生活节奏，是否可以衡量一个社会的劳碌或闲适程度？〉
442、《被消费的英雄》（摘自《视野》2015第14期）〈对许多四年看一次奥运会看一次世界杯，体育知识依靠偶尔的新闻和即时百度的电视观众来说，英雄的血，永远只是番茄酱。〉
443、《价廉物美的时代可以结束了》（摘自《视野》2015第14期）〈今日中国市场，“30%生死线”不但守不住了，而且已经完全不必再守。在这个意义上，“价廉物美”的时代真的可以结束了。〉
444、《在宇宙中诞生 却在城市中毁灭》（摘自《视野》2015第14期）〈那时你的世界是整个宇宙，现在只是弄堂头顶的一小片天空。〉
445、《故乡，暗恋与鄙薄》（摘自《视野》2015第14期）〈即便今天的中国，故乡已经成为一种忧伤的抒情，乡音写在作品里，显得很文艺，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还是情不自禁地鄙薄自己的家乡，诅咒自己的乡音。〉
446、《就算选错，人生也不会毁了》（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8期）〈人生的路每一段都有意义，失败也好，走错路也好，最后都让你变成今天的自己。〉
447、《怀着长剑一样的阳光》（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8期）〈这枚可感知、却不可抽取挥舞的长剑，它的光芒耀眼，只竖立在我这儿。〉
448、《我为什么憎恶心灵鸡汤》（摘自《意林》2015第18期）〈鸡汤作家为了说明一个他自认为很正确的道理，经常是不惜编出一个故事来。〉
449、《不能每堂课都像看节目》（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9期）〈一成不变的课堂模式会让学生疲倦，花样百出的课堂则让学生无所适从。〉
450、《语文课堂亟须去假归真？》（摘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3月3日07版）〈语文课变成了老师用声光电对学生进行灌输的试验场，教学设备先进的大城市成为多媒体过度使用的重灾区。〉
451、《丹麦将成“无现金”国家》（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9期）〈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现金，会是什么样子？首先将会有很多人失业，例如银行工作人员、验钞员等。其次，你会看到街头无家可归的乞丐、路口玩魔术小杂技的人日子更难……〉
452、《你会被机器抢去饭碗吗》（摘自《视野》2015第16期）〈机器每天工作24小时，每周工作7天，不偷懒，不请假，不要社保医保，不抱怨老板，不讨厌同事，不看《杜拉拉升职记》，而且每年“工资”都比上一年低一半，和它竞争，你赢得了么？〉
453、《母亲的宗教》（摘自《视野》2015第16期）〈庄稼，是母亲的宗教，也是我们农耕民族子民的宗教吧。〉
454、《柔软的父亲》（摘自《视野》2015第16期）〈父亲的表达总是很隐晦，隐晦得让你无从察觉。〉455、《为什么说努力是种病》（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10期）〈我隐约感到这种努力的背后，代价是极其隐晦却惨重的。〉
456、《圈子不同，不必强融》（摘自《意林》2015第17期）〈不需要讨好全世界，只需要等待被你品质吸引的人，主动且乐意和你走到一起。〉
457、《小情侣“居家旅行”：世界无处不是家》（摘自《意林》2015第18期）〈除了路费，基本上不需要花钱，却深入领略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
458、《过去有那么美好吗》（摘自《意林》第18期）〈现代化远没有你们讲的那么不堪，而前现代化社会也远没有你们幻想的那么美好。〉
459、《死前9秒,在世界之巅遭遇雪崩》（摘自网络）〈选择平凡、普通、寡淡的生命旅程是一种幸福；选择未知、冒险与挑战也是一种幸福。〉
460、《为何世界名校课堂上禁用手机拍摄》（摘自《意林》2015第20期）〈看起来手机的“记录功能”准确无误，而实际上严重威胁学习成效。〉461、《为什么游戏过后有巨大的空虚感 》（摘自《意林》2015第20期）〈一个人没有某一项专精的本领能够立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些底气来抗衡这个世界，他始终是会怀着一种对未来的恐惧感的。〉
462、《股市的上半身与贾瑞的下半身》（摘自《意林》2015第20期）〈虽然是亏了点钱，但执着于不能亏，就像执着于一定赚得到一样，都是一种盲目的欲望。〉
463、《你不可能撞上所有的车》（摘自《读者》2015年第8期》）〈那些令我焦虑的病历、报告、考试以及约会时间，无非也像路上的汽车一样。〉
464、《漂亮的失败是另一种成功》（摘自《读者》2015第20期）〈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孩子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学习过如何体面并且有尊严地输？〉
465、《我的“节日”》（摘自《读者》2015第20期）〈写文章是你自己守着自己的心，可上课你必须面对学生那一双双渴求知识和带着说不清的期望的可怕的眼睛。〉
466、《月亮上的雪人》（摘自《视野》2015第8期）〈 那天，当她说完下面这句话，我瞬间认定她是张爱玲。〉
467、《中国文代的巫术化及其后果》（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12期）〈 面临 “巫术化”文化越来越盛行的情况，中国也的确到了考量文化重建的时候了。〉
468、《我们在撕扯的生活中挣扎前行》（摘自《视野》2015第22期）〈只要你喜欢，就坚持去做，不要为别人活着，也无所谓成名成功。〉
469、《文化才是民族的故事》（摘自《视野》2015第22期）〈一个人身上最体面的东西是思想。思想是乞丐头上的皇冠。〉
470、《失明二十年》（摘自《读者》2015第21期）〈在这日复一日的读读写写中，我的世界悄悄地越过钢筋水泥，向着窗外的广阔天地伸展〉
471、《宝贝》（摘自《意林》2015第24期）〈贪、瞋恨、愚痴与汗、屁、嚏是一样的东西〉
472、《公厕》（摘自《视野》2015第18期）〈捧着一个沉重尿钵子，站在空寂无人的路当中，那种焦心如焚的感觉，一直还记得〉
473、《一竿冷》（摘自《视野》2015第18期）〈江面浮着薄冰，仿佛一江冻结的语言。〉
474、《巴黎左岸的梦》（摘自《读者》2016第4期）〈博尔赫斯说，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
475、《有什么样的内心就有什么样的世界》（摘自《读者》2016第4期）〈可是也有很多中国朋友表示怀疑，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我为什么娶了个丑女;第二，我捐了450亿美元，是不是在避税。〉
476、《计步惊心》（摘自《读者》2016第4期）〈他们带着计步工具吗？他们今天走了多少步？和谁一起？去了哪里？被谁监测？又想做谁的监测者？〉
477、《〈衣带渐宽〉总缺钱》（摘自《读者（原创版）》2016第2期）〈你要记住今天，因为我倾尽所有只为了跟你见上一面。〉
478、《此身 此时 此地》（摘自《教师博览》2016第3期）〈此身，是说凡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诿给别人。此时，是指凡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延到将来。此地，是说凡此地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
479、《“独立”意味着重新评估教师创造的价值》（摘自《教师博览》2016第5期）〈只有当我们的学校允许并助力于每一个“独立教师”的成长与发展，学校才会充满个性与生机，学生才会充满生气勃勃的创造力。〉
480、《走出高等幼稚园》（摘自《教师博览》2016第5期）〈明明还是孩子的早早地丧失了孩子的天真和天性，明明是青年又受着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一批，却厚脸憨皮地装天真装烂漫装单纯。〉
481、《纪录片〈高考〉》发问: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摘自《教师博览》2016第5期）〈纪录片回归纪实美学是好事，但要注意一定要有态度有温度，《高考》做到了。〉
482、《拯救海洋的荷兰少年》（摘自《教师博览》2016第5期）〈17岁时的梦想，21岁时就实现了，仅仅用了4年时间。〉483、《我跑，故我在》（摘自《读者（原创版）》2016第5期）〈如果想将一项运动坚持下去，不是“意念”那般简单，它须是合乎运动者的性格以及潜在需求，这项运动与人之间才能逐渐达成齿轮和皮带的契合，这其中有磨擦、对抗、损耗、助益……最后成为运动者人格的一部分。。〉
家中陆续订过些文摘类杂志（《读者》《意林》《视野》《青年文摘》《特别关注》《特别文摘》等）。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看到一篇好文章，过些时回头想用时没法从杂志海中找出来。忽然想到，要不从今天开始建一个自己的文摘楼，方便查阅，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好文章。
之所以选择放在中学“文科学习”，是想着也许可以作为写作素材或者范文。
选文不设统一标准，有的适合家长看，有的适合学生读，所以，有深有浅，有庄有谐，有美文，有杂文，有心灵鸡汤，有时事辣评……
因为《我的文摘4》已至百篇，所以另开一楼，继续添砖加瓦。
《我的文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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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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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摘2》
http://www.ebama.net/thread-179359-1-1.html
《我的文摘1》
http://www.ebama.net/thread-168158-1-1.html
401、《玫瑰和胶囊》（摘自《读者》2015第2期）〈这个时代盛产各种各样的营养胶囊，一粒玫瑰胶囊或许有助于皮肤保养，而一朵盛开的红玫瑰可以召唤整个春天。〉
402、《中国笑点报告》（摘自《读者》2015第2期）〈对一个国家来说，笑是国家形象和国民精神，不懂幽默、不会笑，是一种病，有病，得治。〉
403、《故事、寓言和谎言》（摘自《读者》2015第2期）〈现实比童话复杂，这样的故事很难找到，因此媒体往往删繁就简，把一个多面的故事变成单一的寓言，结果成了谎言。〉
404、《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摘自《读者》2015第2期）〈其实诚恳地反思过去，核心意义并不是“秋后算账”，而恰恰是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解与稳定。〉
405、《在苏格拉底被囚处》（摘自《读者》2015第2期）〈真正的思想者不仅可能被执掌权力者视作威胁，也可能被怯懦的民众当作破坏其安宁生活的祸首。〉
406、《借钱》（摘自《读者》2015第1期）〈借钱不好开口，对于好脸面的知识分子来说，尤为如此。〉
407、《孔雀是美丽的》（摘自《读者》2015第1期）〈文青果然是文青，有点贵族腔调啊！〉
408、《哲学与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4期）〈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409、《谁在制定中国译名标准》（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4期）〈网络时代增生译名难题。〉
410、《故作的人情最害人》（摘自《意林》2015第7期）〈“若所行似善，而其结果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善。若所行虽然不善，而其结果有益于大众，则虽非善而实是善。”〉
411、《古代匠人守则》（摘自《意林》2015第8期）〈这些规矩里包含的对人情的体察、对自然的敬畏、对师道的尊崇、对个人言行的约束，都有着文化的烙印，凝聚了先民的智慧〉
412、《人生的钮扣》（摘自《读者》2015第8期）〈但冲动会沉淀，会积累出习惯，成为他和他未来的孩子的秉性，成为他们的常识、基因、家教和信仰。〉
413、《为什么中国孩子不愿拥有乔布斯的青春》（摘自《读者》2015第8期）〈别把那些辍学创业的孩子的生活想得过于浪漫。〉
414、《怎样读书》（摘自《读者》2015第6期）〈我们研究学问，应当备两个镜子：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
415、《执屋哲学》（摘自《读者》2015第6期）〈原来作者有一套生活哲学，与别人不同。〉
416、《中产阶层的撕扯人生》（摘自《读者》2015第1期）〈工作与生活本该是统一的整体，为什么会变成难以调和的矛盾体。〉
417、《忽然间,人们彼此隔绝孤立》（摘自《读者》2015第7期）〈文化的当务之急，是为这些彼此独立的空间提供联系交流表达的平台，整合传统、经验和文明的遗产，重建社会，重建文明的坐标和金字塔。〉
418、《哪时有好人，哪里就有紧箍咒》（摘自《读者》2015第2期）〈历史在进步，禁忌越来越少，道德洁癖者们不再有密集的标靶，但榜样依旧不好当。〉
419、《不应放弃的乌托邦》（摘自《读者》2014第24期）〈世间所有的选择，到最后其实都是五个字——你想要什么？〉
420、《教养,就是要让别人舒服》（摘自《意林》2015第10期）〈不因为自己让别人觉得不舒服，这就是教养的简单道理。〉
421、《读书读久了,你总会信仰些什么》（摘自《视野》2015第8期）〈敬和畏这两个河床在，不管这条河流如何奔涌，总是安全的。〉
422、《今日何人才配做我们的老师》（摘自《视野》2015第10期）〈我们当代的学校教育是令人痛心的，无论思想、立场持左持右者，对教育的批评惊人地一致。〉
423、《有味的礼物》（摘自《视野》2015第10期）〈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424、《家有三只猫》（摘自《意林》2014第12期）〈我要对夹心饼小二黑好一点。若是子女，她才是最终那个照顾我的孩子。〉
425、《看不懂，就是译错了》（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6期）〈真的，立志揭穿翻译界有意无意的骗子，学外语会变得很好玩儿，很有成就感。〉
426、《拖死交警的司机是什么样的人》（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6期）〈孙某可能并不是什么“怪物”，他只是各种国人恶习的集大成者，他就是柏杨笔下那个“丑陋的中国人”。〉
427、《如何成为某一领域的高手》（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6期）〈如果你只是希望通过找到天赋少付出些努力而超车——你根本没有资格谈天赋。〉
428、《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6期）〈说到底，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人文学科，就是培养擅长阅读、思考与表达的读书人。〉
429、《教育最大的结是什么？》（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7期）〈近些年民间对教育的批评声不绝于耳，然而多数批评恐怕还算不上是对教育大问题和根本问题的追问。〉
430、《〈平凡的世界〉：“获得感”从何而来》（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7期）〈平民百姓可以把握自己的人生，选择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精神追求，甚至完成自我价值实现，才会有真正的“获得感”。
。”〉
431、《“一带一路”的历史被误读》（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7期）〈“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432、《重建我们与“故乡”的关系—对话王晓明》（摘自《读者》2015第8期）〈这30多年，是一部中国的城市化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精神史。现在，城市的各种症状，体现着我们的文化、社会症状，反过来也如此。〉
433、《外部不停地在建，内心不停地在拆迁》（摘自《视野》2015第13期）〈别把那些辍学创业的孩子的生活想得过于浪漫。〉
434、《肖全和他们这一代：自然而骄傲地老去》（摘自《视野》2015第11期）〈见到陌生人，肖全一般这样自我介绍。摄影师、艺术家什么的，太造作，不好。肖全说，他喜欢自然、自在，他拍的人，都那样。〉
435、《人和人性》（摘自《读者》2015第15期）〈我最喜欢别人将我看成傻瓜。这样与人相处起来就方便多了。我不劝任何人任何事。〉
436、《审美》（摘自《读者》2015第15期）〈从服装到烹调到生活习惯，我们都应该在中国传统中去发现我们的生活智慧和审美。因为没有我们独立的审美系统，我们就不可能有跟西方审美交流的可能性。〉
437、《非制度化的权力半径》（摘自新浪博客）〈有这样的专制独裁权力，就一定有这样的非制度化的权力半径，也就一定会对政治造成负面的影响。〉
438、《我为什么总替医生说话》（摘自《读者》2015第15期）〈如果我们都对医生形成一种良性的尊重，同时又有方方面面的约束，自律才能成为现实。〉
439、《为谁守城，为谁而战》（摘自《读者》2015第15期）〈抗战,是中国人近代以来面对外侮最坚决的一次抵抗,超越了地域、阶级、党派、意识形态,全民动员,众志成城,知道为国家民族命运而战,不再是一盘散沙。〉
440、《人造食品会改变世界吗？》（摘自《视野》2015第14期）〈人造食品能否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接受，是目前最大的难题。〉
441、《更多的泡面与更少的茶》（摘自《视野》2015第14期）〈从方便面、快餐、茶叶、咖啡、酒类的消费，是否可以准确度量一个社会的生活节奏，是否可以衡量一个社会的劳碌或闲适程度？〉
442、《被消费的英雄》（摘自《视野》2015第14期）〈对许多四年看一次奥运会看一次世界杯，体育知识依靠偶尔的新闻和即时百度的电视观众来说，英雄的血，永远只是番茄酱。〉
443、《价廉物美的时代可以结束了》（摘自《视野》2015第14期）〈今日中国市场，“30%生死线”不但守不住了，而且已经完全不必再守。在这个意义上，“价廉物美”的时代真的可以结束了。〉
444、《在宇宙中诞生 却在城市中毁灭》（摘自《视野》2015第14期）〈那时你的世界是整个宇宙，现在只是弄堂头顶的一小片天空。〉
445、《故乡，暗恋与鄙薄》（摘自《视野》2015第14期）〈即便今天的中国，故乡已经成为一种忧伤的抒情，乡音写在作品里，显得很文艺，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还是情不自禁地鄙薄自己的家乡，诅咒自己的乡音。〉
446、《就算选错，人生也不会毁了》（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8期）〈人生的路每一段都有意义，失败也好，走错路也好，最后都让你变成今天的自己。〉
447、《怀着长剑一样的阳光》（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8期）〈这枚可感知、却不可抽取挥舞的长剑，它的光芒耀眼，只竖立在我这儿。〉
448、《我为什么憎恶心灵鸡汤》（摘自《意林》2015第18期）〈鸡汤作家为了说明一个他自认为很正确的道理，经常是不惜编出一个故事来。〉
449、《不能每堂课都像看节目》（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9期）〈一成不变的课堂模式会让学生疲倦，花样百出的课堂则让学生无所适从。〉
450、《语文课堂亟须去假归真？》（摘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3月3日07版）〈语文课变成了老师用声光电对学生进行灌输的试验场，教学设备先进的大城市成为多媒体过度使用的重灾区。〉
451、《丹麦将成“无现金”国家》（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9期）〈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现金，会是什么样子？首先将会有很多人失业，例如银行工作人员、验钞员等。其次，你会看到街头无家可归的乞丐、路口玩魔术小杂技的人日子更难……〉
452、《你会被机器抢去饭碗吗》（摘自《视野》2015第16期）〈机器每天工作24小时，每周工作7天，不偷懒，不请假，不要社保医保，不抱怨老板，不讨厌同事，不看《杜拉拉升职记》，而且每年“工资”都比上一年低一半，和它竞争，你赢得了么？〉
453、《母亲的宗教》（摘自《视野》2015第16期）〈庄稼，是母亲的宗教，也是我们农耕民族子民的宗教吧。〉
454、《柔软的父亲》（摘自《视野》2015第16期）〈父亲的表达总是很隐晦，隐晦得让你无从察觉。〉455、《为什么说努力是种病》（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10期）〈我隐约感到这种努力的背后，代价是极其隐晦却惨重的。〉
456、《圈子不同，不必强融》（摘自《意林》2015第17期）〈不需要讨好全世界，只需要等待被你品质吸引的人，主动且乐意和你走到一起。〉
457、《小情侣“居家旅行”：世界无处不是家》（摘自《意林》2015第18期）〈除了路费，基本上不需要花钱，却深入领略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
458、《过去有那么美好吗》（摘自《意林》第18期）〈现代化远没有你们讲的那么不堪，而前现代化社会也远没有你们幻想的那么美好。〉
459、《死前9秒,在世界之巅遭遇雪崩》（摘自网络）〈选择平凡、普通、寡淡的生命旅程是一种幸福；选择未知、冒险与挑战也是一种幸福。〉
460、《为何世界名校课堂上禁用手机拍摄》（摘自《意林》2015第20期）〈看起来手机的“记录功能”准确无误，而实际上严重威胁学习成效。〉461、《为什么游戏过后有巨大的空虚感 》（摘自《意林》2015第20期）〈一个人没有某一项专精的本领能够立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些底气来抗衡这个世界，他始终是会怀着一种对未来的恐惧感的。〉
462、《股市的上半身与贾瑞的下半身》（摘自《意林》2015第20期）〈虽然是亏了点钱，但执着于不能亏，就像执着于一定赚得到一样，都是一种盲目的欲望。〉
463、《你不可能撞上所有的车》（摘自《读者》2015年第8期》）〈那些令我焦虑的病历、报告、考试以及约会时间，无非也像路上的汽车一样。〉
464、《漂亮的失败是另一种成功》（摘自《读者》2015第20期）〈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孩子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学习过如何体面并且有尊严地输？〉
465、《我的“节日”》（摘自《读者》2015第20期）〈写文章是你自己守着自己的心，可上课你必须面对学生那一双双渴求知识和带着说不清的期望的可怕的眼睛。〉
466、《月亮上的雪人》（摘自《视野》2015第8期）〈 那天，当她说完下面这句话，我瞬间认定她是张爱玲。〉
467、《中国文代的巫术化及其后果》（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12期）〈 面临 “巫术化”文化越来越盛行的情况，中国也的确到了考量文化重建的时候了。〉
468、《我们在撕扯的生活中挣扎前行》（摘自《视野》2015第22期）〈只要你喜欢，就坚持去做，不要为别人活着，也无所谓成名成功。〉
469、《文化才是民族的故事》（摘自《视野》2015第22期）〈一个人身上最体面的东西是思想。思想是乞丐头上的皇冠。〉
470、《失明二十年》（摘自《读者》2015第21期）〈在这日复一日的读读写写中，我的世界悄悄地越过钢筋水泥，向着窗外的广阔天地伸展〉
471、《宝贝》（摘自《意林》2015第24期）〈贪、瞋恨、愚痴与汗、屁、嚏是一样的东西〉
472、《公厕》（摘自《视野》2015第18期）〈捧着一个沉重尿钵子，站在空寂无人的路当中，那种焦心如焚的感觉，一直还记得〉
473、《一竿冷》（摘自《视野》2015第18期）〈江面浮着薄冰，仿佛一江冻结的语言。〉
474、《巴黎左岸的梦》（摘自《读者》2016第4期）〈博尔赫斯说，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
475、《有什么样的内心就有什么样的世界》（摘自《读者》2016第4期）〈可是也有很多中国朋友表示怀疑，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我为什么娶了个丑女;第二，我捐了450亿美元，是不是在避税。〉
476、《计步惊心》（摘自《读者》2016第4期）〈他们带着计步工具吗？他们今天走了多少步？和谁一起？去了哪里？被谁监测？又想做谁的监测者？〉
477、《〈衣带渐宽〉总缺钱》（摘自《读者（原创版）》2016第2期）〈你要记住今天，因为我倾尽所有只为了跟你见上一面。〉
478、《此身 此时 此地》（摘自《教师博览》2016第3期）〈此身，是说凡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诿给别人。此时，是指凡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延到将来。此地，是说凡此地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
479、《“独立”意味着重新评估教师创造的价值》（摘自《教师博览》2016第5期）〈只有当我们的学校允许并助力于每一个“独立教师”的成长与发展，学校才会充满个性与生机，学生才会充满生气勃勃的创造力。〉
480、《走出高等幼稚园》（摘自《教师博览》2016第5期）〈明明还是孩子的早早地丧失了孩子的天真和天性，明明是青年又受着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一批，却厚脸憨皮地装天真装烂漫装单纯。〉
481、《纪录片〈高考〉》发问: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摘自《教师博览》2016第5期）〈纪录片回归纪实美学是好事，但要注意一定要有态度有温度，《高考》做到了。〉
482、《拯救海洋的荷兰少年》（摘自《教师博览》2016第5期）〈17岁时的梦想，21岁时就实现了，仅仅用了4年时间。〉483、《我跑，故我在》（摘自《读者（原创版）》2016第5期）〈如果想将一项运动坚持下去，不是“意念”那般简单，它须是合乎运动者的性格以及潜在需求，这项运动与人之间才能逐渐达成齿轮和皮带的契合，这其中有磨擦、对抗、损耗、助益……最后成为运动者人格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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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4-6 18:57 编辑
401、《玫瑰和胶囊》沈奇岚
这几乎是一个悖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人们的阅读量大幅下降。并不是人们的阅读力降低，而是人们愿意给予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
十多年前笔者曾经参加了一个在瑞士举行的国际论坛，有一位非常年轻的企业家介绍自己的新公司，经营的主要业务是“替人读书”。许多大企业的管理人员总是非常忙碌，却很想读书。这家公司就为这些想读书而没有时间读书的人把三百页的大部头著作精简成十页的“精华”，并获取高额报酬。负责读书、摘选和撰写“精华”的人都是具有相当高学历的研究人员，这样可以保证浓缩的一定是精华。这个公司一时间十分受欢迎，它提供的“精华”摘要，犹如读书界的营养胶囊，小小一粒，让人们心理上觉得获得了所有需要的信息和养分，同时大大节约了时间。
当时我就想，这套办法是没法用在文学和哲学书上的吧，否则《安娜·卡列尼娜》的摘要精华，就是一句“已婚的安娜爱上了渥伦斯基，离开了家庭，然后卧轨自杀”，而《简·爱》的摘要就是“家庭教师简·爱在罗切斯特先生家里教书，后来嫁给了他”。如果抽去了这些故事的细节，抽去了一切社会属性和事情发展的时间性，没有一个故事值得一读，没有一个人物值得去爱。好作品是无法压缩成所谓的精华的，尽管这样的阅读必须付出时间和精力，但是这样的阅读才是真正能够回馈至生命本身的阅读。
以获取信息为目的的阅读，或许可以压缩成“精华”，让无暇与心灵对话的读者迅速吞咽，立即获得营养。这是兔子吃胡萝卜式的阅读，是占有性的阅读。另外一种阅读，是更从容的阅读。这样的阅读考验读者的情趣，也试探读者的耐心。在这场近乎舞蹈的阅读中，读者和书中的内容建立起了生命的联系。由此，读者找到了阅读的意义，获得了思维能力和感情容量的增强。生命因此而丰富起来。
读书是个选择。读书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得知识，还是选择如何度过这一段生命时光。或许在一个节奏加快的世界里，选择读书本身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获得信息和知识，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是容易的，而取得思维能力的增强和理解力的增加是有难度的。当网络渐渐分担甚至取代了图书传播信息和知识的功能时，滋养心灵成了书籍更重要的功能。那些不可压缩的是什么？那些不能变成“精华摘要”的是什么？这是每一个写书人和读书人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个时代盛产各种各样的营养胶囊，一粒玫瑰胶囊或许有助于皮肤保养，而一朵盛开的红玫瑰可以召唤整个春天。
（摘自《读者》2015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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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4-6 19:02 编辑
402、《中国笑点报告》何雄飞
陈丹青第一次去美国时，大吃一惊：街上的年轻男女，人人长着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
人是会笑的动物，中国人却好像不会笑也不怎么笑。柏杨说：中国人所以笑脸少，可能是百年来战乱频仍，哭的时候多，依生物学“用进废退”的定律，以致想笑都笑不出。
在中国，笑是一种奢侈品。宠辱不惊、不苟言笑，是中国人长年修来的生存哲学。“君子不重则不威”，如果你天生就长了一副苦大仇深的石膏脸，再加上患有咽喉炎，不爱吭声，只要背手来几声厉咳，旁人便猜：这人，城府深，后台大。
在“麻辣导师”鲁迅眼中，中国人的典型性格是忍辱负重、逆来顺受、冷漠麻木、圆滑世故。“幽默大师”林语堂在《中国人》中指出：“中国人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在社会上是幼稚的，但他们在闲暇时却是最聪明、最理智的。”在他看来，中国人生活的艺术是平和宽容、知足常乐、亲切友好、富有幽默感。“幽默对卑鄙罪恶常采取容忍的态度，他们把嘲笑代替谴责。”
“再没有比懂得笑或幽默更困难的事了。”（米兰·昆德拉）对一个国家来说，笑是国家形象和国民精神，不懂幽默、不会笑，是一种病，有病，得治。
因为太久没笑，中国人的面部肌肉已经僵化。人们的笑相虽然粗鄙，但笑总比哭好。
在苦难深重的中国史书上，笑是其中的残破一页。
杜甫是“大庇天下寒士”的愁脸，范仲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苦脸，鲁迅是痛恨“麻木看客”的悲脸，蒋兆和的《流民图》里是一张张灾脸……重忧而轻乐、先忧而后乐历来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自觉精神追求。有学者认为，“忧患意识”是中国的文化内核，“欢乐意识”则是西方的精神内涵。
辽宁大学教授宋一苇在《中国人如何才能学会笑》中分析：革命成为一出崇高的严肃正剧，它拒绝喜剧性的幽默笑声。新中国建立后，胜利的欢声笑语很快被继续革命的高亢旋律所淹没，“文化大革命”中，人人一身“浩然正气”，个个满脸“阶级斗争”，严肃性包裹着专政恐怖，笼罩在时代的面孔之上，中国进入一个不会笑、不懂笑更不敢笑的时代。喜剧、相声、幽默、讽刺等文艺形式均不能幸免于难，有的被打入冷宫，有的被批得体无完肤，更有甚者，竟然会因创作喜剧而被判有罪，难逃死于非命的悲剧结局。在这悲喜剧颠倒错乱的时代里，笑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浩劫。
“文革”终结，改革开放，笑获得解放。在多元文化娱乐诉求的诱惑下，笑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相，搞笑、爆笑、哄笑、傻笑、嬉笑、硬笑、狂笑，相声、小品、段子、大话、恶搞、无厘头，千奇百怪，不一而足。真可谓笑料百出，笑星辈出。中国进入了一个爆笑狂欢的时代。
因为太久没笑，中国人的面部肌肉已经僵化，笑相看上去不免让人觉得乖戾奇异，笑声听起来也不免让人觉得嘈杂刺耳，笑点琢磨起来不免让人觉得飘忽不定。人们的笑相虽然粗鄙，但笑总比哭好。
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喜剧则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笑的历史表明，正襟危坐的权威统治之所以一直压抑笑声，就在于笑具有某种狂狷叛逆的性格。”宋一苇认为，反讽所带来的喜剧性效果，就是将伪装起来的假、丑、恶等无价值的东西，颠覆、拆解、解构，使之解密暴露、瓦解坍塌，以突出刻板同一性的层层重围，让人们在笑声中体验自由解放的快乐。笑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不仅仅供茶余饭后娱乐消遣。
当下中国喜剧的讽刺批判精神被消遣性娱乐取而代之。表面上看，在娱乐消费时代，笑是最适于大众娱乐消遣的东西，因为，娱乐就是笑，笑就是娱乐，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日益紧张，闲暇时笑一笑，舒展身心，不乐何如？然而，这些提供给大众的消遣性嬉笑，不过是一剂暂时有效的麻醉剂。老百姓是否真的乐呵，最终取决于现实生活的真实境遇。
喜剧是戏剧的最高形式，是人类笑点的主供应商。
笑是喜剧最锋利的武器，讽刺批判、乐观自信、理性超脱和自由狂欢是喜剧的精髓。喜剧瞄准的是人类的一切虚伪、愚蠢、顽固、保守、自私、吝啬、虚荣、迂腐、自负过甚、夸夸其谈、目光如豆、胆小如鼠、自骗自欺、盲目崇拜、造谣生事、居心叵测、装腔作势、狂妄自大、追名逐利、趋炎附势、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言行不一、两面三刀，以及社会上的种种陈规陋习、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官场上的拉帮结派、投机取巧、贪赃枉法、行贿受贿、谄媚邀宠、寡廉鲜耻。喜剧笑一切可笑之人，笑一切可笑之事。
在中国，检验喜剧“笑果”的一个重要窗口是春晚小品。喜剧小品从1964年中央电视台《笑的晚会》和王景愚的哑剧小品《吃鸡》开始萌芽，80年代初王景愚、游本昌哑剧小品和陈佩斯、朱时茂喜剧小品走红，90年代至今赵本山小品火爆。
中国当代喜剧界出产了陈佩斯、朱时茂、宋丹丹、赵本山、潘长江、蔡明、艾立、郭冬临、黄宏、巩汉林、郭达等一批知名喜剧演员。赵本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喜欢他的人把他和卓别林相提并论，认为他俩是东西方从草根中生长而成的两株葳蕤文化大树；批评他的人则认为他不过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畸形产物，是这个缺少大家的时代的产物，不过是筷子里头拔出来的“旗杆”，理由是赵本山的小品，一讽刺残疾人，二讽刺肥胖者，三讽刺精神病患者，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不可否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一些喜剧小品过于集中嘲笑农民的缺陷，选择性忽视或不敢嘲笑其他阶层尤其是上流社会的缺陷。而在酒桌饭局上，真正走红的不少流行笑话却是些政治笑话。
陈佩斯曾感慨：“在中国做喜剧有另外一番痛苦。外国人的笑点特别低，轻轻一逗就笑了。中国人不一样，笑点特别高。中国社会复杂，说和做不是一回事，我们得猜。社会的起伏变化发展也快，人们经常有一种有了今天没明天的惶恐，这使得要让中国人笑，真不容易。所以有些时候外国人会笑得前翻后仰，我们拿来一看，这什么东西？这群傻帽儿有什么可乐的？”
“在中国做喜剧，往往要狠劲地加重口味，做个麻辣锅底大蒜料，才适合现代中国人的笑点。” 陈佩斯说，“我生活在中国，我就是别人的笑点。”
在中国，检验喜剧“笑果”的另一个重要窗口是喜剧电影。传媒专家尹鸿认为：“内地的类型片唯一能做好的就是喜剧。内地的类型片里面，出色的基本都是喜剧。”冯氏爱玩京味贺岁喜剧，姜文爱玩反讽喜剧，宁浩爱玩黑色喜剧，徐峥爱玩公路喜剧。
中国的电视上最多苦情剧和血泪史，除此之外的喜剧节目，声称盛产笑点，能带给你乐子，到头来，却只有演员、主持人和职业观众在一个劲儿傻乐。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告诫：这些“满面笑容的人”，扮演了“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的角色，“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让我们的民族“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我们的文化成了“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
和什么人笑，在哪个点上笑，都折射出你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中国是盛产笑点的国度。
同样看一场《人再囧途之泰囧》，有的人笑，有的人不笑；同样说一句“领导为什么爱喝酒？因为他们不爱喝茶”，有的人笑，有的人不笑；笑点高的人嘲笑笑点低的人智商低，笑点低的人嘲笑笑点高的人逼格高。
和什么人笑，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下笑，在哪个点上笑，笑一声两声还是六声，干笑还是湿笑，小笑还是大笑，是哭着笑，还是笑着哭，是靠在椅背上拍着桌子笑，还是半边屁股挂在椅子上哈着腰笑，都折射出你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笑是监测人类快乐指数的重要指标。那么，谁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丹麦。在英国莱斯特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怀特描绘的“世界快乐地图”中，瑞士和奥地利等欧洲5国打进前十，美国排第23名，中国列第82名。
中国人的快乐时光有多少年？44.3年。荷兰鹿特丹伊斯拉谟大学教授费因霍芬设立的“快乐世界数据库”发现，瑞士人的快乐时光长达63.9年，笑傲全球。美国人的快乐时光平均为57年。排名垫底的是津巴布韦，平均快乐时光仅为11.5年。
中国人什么时候最快乐？周六。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研究发现，在星期六，中国人的正面情绪最高、负面情绪最低，是一周中最快乐的一天。他认为，中国人的幸福体验远高于负面体验，只是负面产生的印象更强烈，“所以人们总感觉网络上的信息都是负面信息”。
2012年，慈铭体检曾调查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发现七成中国人不快乐，普遍存在烦躁、沮丧、自卑、孤独等情绪。大部分人在过去一个月内，被一种或多种负面情绪困扰超过5天以上。忧郁、生活及工作态度消极、疲倦感、对周围事物缺乏兴趣、创造力耗竭、突发恐惧等情绪频频发生。
“在童年时不快乐，长大成人后也不快乐；身无分文时不快乐，腰缠万贯后依旧不快乐；被人使唤时不快乐，使唤别人后仍然不快乐；当学生时不快乐，打工挣钱后还是不快乐；在国内不快乐，折腾到国外后同样不快乐。”钱锺书先生用“飘瞥难留”来形容快乐：“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中国人为什么不快乐？原因有多种：缺乏信仰、爱攀比、不知足、社会不公、道德缺失、生存压力、心灵封闭、不懂感恩、不懂施舍、不敢坚持做自己、对于美好的事物不再感动、房价太高、看病太贵、戾气太重、天气太热（气温超过35℃，人体血液变稠会烦躁，医生建议多喝水）、有太多悲剧冒充喜剧出现……
中国人快乐感缺失真正缘由在世人把快乐与物欲做了直接而粗暴的勾连，有人开出的药方是：儒家的“仁者不忧”，佛家的看破、放下、自在，道家的“道法自然”。不知疗效如何？
也有人说：“中国人是乐天派，日本人是忧患派，刚感受到一点中国的威胁，日本就跳起来了，经济发展得刚刚有点眉目，中国人就笑起来了。”
谁是中国最快乐的人？有人说是东北人，因为他们人人都会来一段二人转；有人说是四川人，因为他们起床最晚，活得最巴适；有人说是裸官，因为他们拿着美国的绿卡，花着中国纳税人的钱。
挺胸收腹、咬筷子露出来的八颗牙齿不是真笑，独乐不是真乐，笑点低不是病——一天到晚傻笑、分裂症式地笑、歇斯底里地笑等病态笑除外，不会笑才是病。
最后，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
（摘自《读者》2015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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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4-6 19:04 编辑
403、《故事、寓言和谎言》 克佐
刚来德国的时候，遇到火车晚点，忍不住问旁边的一位女士：“德国的列车不是很准时吗？”那位女士回答说：“Onceuponatime（从前）……”
也许很久以前是这样吧，或者就只是一个传说。那位女士风趣的回答，还顺便破了中国人的另外一个传说，那就是德国人没有幽默感，尤其是在陌生人之间，好像每个人时时刻刻都皱着眉头思考哲学问题一样。她提醒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多人喜欢用故事来理解社会。
关心时事的中国游客，到波茨坦的无忧宫参观时，都喜欢到旁边的大风车下留影纪念。这就是传说中著名钉子户磨坊主斗国王的地方。这个故事在当下的中国广为流传。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很喜欢这座美丽的宫殿，登高望远时发现那座风车有碍观瞻，就让人去和磨坊主商量：你开个价吧，卖与寡人拆掉。谁知道磨坊主死脑筋，说这是祖上财产，再多钱也不卖。他还顺便说了句千古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于是皇帝大怒，遂令警察前往强拆之。磨坊主一不上访二不自焚，而是从容诉诸法庭，法官竟然判皇帝照原样重修，并赔偿损失。皇帝也不威武，竟然俯首听命。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就到了皇二代当朝。磨坊主去世之后，经济不景气，其子主动写信给新皇帝说，先帝不是要买我这家当吗？陛下现在可以实现他的遗愿了。新皇帝回信说，你的磨坊已经成为德国法律的象征，是国宝级文物，千万不能开历史的倒车。你要是缺钱用，朕送你一些拿去花吧。于是该磨坊巍然屹立，供万世敬仰。
经考证，这个故事首先由一个德国人编撰，然后通过杨昌济先生介绍到中国，再由贺卫方教授等人反复引用，发展成一个起伏跌宕、爱憎分明的法治启蒙寓言，其中有些情节疑似中国人添加。对于这个中国人眼中司法史上最伟大的故事，德国人并不怎么在意，在他们自己编写的旅游书上很难看到。全世界最津津乐道的，恐怕只有中国人。
其中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司法现状，而且当下又屡屡遭遇野蛮强拆。但是，这还不是全部的解释。我认为这跟大家对故事教育的偏爱有关。
再看一个有关德国的故事。它同样被诸多学者引用，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同样被精炼为一句话：“枪口抬高一点。”讲的是德国统一之后，曾经守护柏林墙、向翻墙民众开枪的士兵受到审判。有一个士兵辩解说，他被迫执行上级命令。法官回答，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点啊。法官的这句话，被认为颇具人性和智慧，令人感动不已。
我曾经撰文讲述自己向当年负责此类刑事审判的两个人——柏林市前总检察长ChristophSchanefgen和前高级检察官BernhardJahntz当面求证，他们表示，这完全没有可能。通过分析，我认为，这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编撰的故事。它体现了某种琐碎的反抗，耍一些小聪明，从而获得自我感动和自我救赎。这类民间智慧在中国社会备受赞赏，比正面讨论法律、制度与人性的问题更受欢迎。后来有朋友从法律程序上补充说，这个故事中假想法官也和检察官一样，直接与被告辩论并施以说教，是典型的中国情景。
我想说的是，人们对故事的教育作用寄予了太大的期望。自以为承担了教化功能的部分媒体，总是寻找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故事。现实比童话复杂，这样的故事很难找到，因此媒体往往删繁就简，把一个多面的故事变成单一的寓言，结果成了谎言。
人们都喜欢听故事，尤其是少年儿童。他们通过充满离奇想象的童话，来表达对于世界的感受，学习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知识。然而当下的中国人倾向于侵占儿童的幻想空间，让他们从小就参加各种技能训练，每天都处于高度竞争的状态，过着没有故事的童年生活。奇怪的是，若干年之后，当需要理性和责任来参与社会制度的建设时，他们却成为长不大的孩子，沉迷于故事之中，甚至期待故事治国。
童话故事的开头总是说，Onceuponatime（从前），或者Longlongago（很久很久以前）——不仅人的童年，而且人类社会的童年，都依赖于故事来认识社会和治理社会。但是，现代社会的成人，应该更多地利用理性和勇气，直面更复杂的社会关系、更多元的社会现象，通过建立规则和制度，来推进社会的合作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我们的童年以及童年之后的想象力。
（摘自《读者》2015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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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4-6 19:06 编辑
404、《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刘瑜
都赫提先生，31岁。听到枪声，他慌乱中趴下，向街边的建筑匍匐，但是还没来得及抵达安全的地方，后面一颗子弹向他飞来，打中了他的后背。麦克吉干先生，41岁。看到中弹的都赫提跑过去施救，同时挥舞着手中的一块白手帕，以示他的救援意图，但是他还没抵达伤者，后脑门上也中了一弹，立刻倒地身亡。
这是1972年1月30日发生在北爱尔兰德瑞市的一幕。开枪的是英国军人，中弹的是成千上万个北爱尔兰游行示威者中的两个。除了他俩，那天还有11个人中弹身亡，此外还有18个人受到枪伤。这一天后来被称为“血色星期日”。
血色星期日是北爱尔兰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悲剧时刻。在此之前，虽然北爱尔天主教徒已经和英国军队冲突不断，但此后矛盾急剧激化。北爱尔兰共和军的队伍空前壮大，士气大涨，1972年也成为双方冲突最激烈的一年，近500人冲突中丧生。直到90年代末，北爱尔兰问题才逐步缓解。
如果说有一件事情比生命的消亡更悲剧的话，那就是这种消亡的无意义。不被提起，不被纪念，不被反思，鲜活的生命无声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好像指纹被罪犯巧妙地抹去。那些生命好像从未存在过，血当然是白流，亲友的痛苦也只是历史前进的狂欢中扫兴的岔音。对于不愿意面对伤疤的人来说，这种遗忘也未必是坏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只是，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曾说，“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
这种在历史面前的警醒，大约也是塞维尔报告的由来。1998年，布莱尔政府在推动解决爱尔兰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血色星期日这个疙瘩一天不解开，北爱尔兰的民心就一天还在纠结。于是它推动了新一轮的调查，即塞维尔调查。12年之后，也就是血色星期日的38年之后，一个详尽的调查报告终于出台。2010年6月15号，英国首相卡梅隆在议会下院宣布了报告结果，并正式向受害者的家属道歉。
他在演讲中说，虽然我很爱国，虽然我不愿意相信任何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负面信息，但这个调查报告显示，当年血色星期日的惨剧，是无可辩护的。他指出，虽然开枪的士兵自称受到示威者手中武器的威胁，但塞维尔调查显示那些中弹者手中并没有任何武器，而且士兵开枪前也没有给出任何警告，而是直接开火。虽然开枪并不是来自上面的指使，而是某些士兵当场的自发行为，但“政府最终要为其部队的行为负责，我代表政府、代表国家向受害者家庭表达深切的歉意”。
卡梅隆的演讲让聚集在广场上收听演讲的人群情雷动。对于那些受害者的家属来说，等了38年，终于等来了彻底洗清污点的一刻。一个死者的妹妹说：“38年前，他们说被杀死的都是武装分子，今天这个谎言终于被揭穿了。我哥哥威廉知道他是无辜的，我们也知道他是无辜的，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但这个报告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为了让那十几个死者安息，它更是一次整个社会重新确认政府行为边界、重申正义以及表达对生命敬意的机会。正是因此，虽然该报告耗时12年、花费近两亿英镑、洋洋洒洒5000页，但英国社会愿意花费这个人力物力去确认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政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伤害手无寸铁的民众。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远的不说，拿现代史来说，肃反不反思，于是有整风。整风不反思，于是有反右。反右不反思，于是有大跃进。大跃进不反思，于是有文革。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
其实诚恳地反思过去，核心意义并不是“秋后算账”，而恰恰是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解与稳定。即使是塞维尔报告，也指出当时英国军队所面临的困境：在事发前三天，已有警察被北爱尔兰共和军打死，此前此后有上千个英国军人以及更多的平民被共和军袭击致死，正如军队滥杀无辜不可原谅，恐怖分子的行径同样可耻。所以对历史的反思是恢复其复杂性，让所有的经历者共同反思，此事不可马虎，也不可能“宜粗不宜细”。
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关于是非曲直的道理看不见摸不着，它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记，但正如交通规则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记、没有它都市里的我们却可能寸步难行一样，正义也是和谐公共生活的前提。用秋菊的话来说，凡事需要一个“说法”，一个没有“说法”的世界是一个鸵鸟的世界，把头埋到沙子里，3年后，30年后，300年后，过去的它还是不会过去。
（摘自《读者》2015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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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4-6 19:08 编辑
405、《在苏格拉底被囚处》周大新
最初看到那三个铁栅门时我没有在意。我的目光一晃而过，雅典有太多的景致吸引着我这个新到游客的眼睛。待旅居雅典的作家、学者杨少波先生介绍说“这，就是苏格拉底当年被关押的地方”时，我才吃了一惊，才赶紧从近处的橄榄林里收回目光，定睛去看它们。
它们立在一道石壁上，都不是很宽，三扇铁栅门后，是三个石室，也就是石洞。
我惊看着那三个石室。原来，我敬佩的古希腊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苏格拉底，赴死前就被关押在这里。原来，这道石壁和这些石室，目睹过那个伟大哲人的身影，聆听过他的声音，见识过他的智慧，而且看见过他最后赴死的情景。
这么说，法国著名画家雅克·达维特于1787年创作的油画作品《苏格拉底之死》中，关于关押苏格拉底囚室的描画，是不准确的，是过于理想化了。在那幅画中，囚室很大，石块砌成的墙壁很高，向上还有很多阶梯，明显是正规的房间，而囚室是在房子的底层。画面上苏格拉底坐着服毒自杀的那张床很宽大，而这三个石洞中最大的一个也摆不下那样气派的床。看来，雅克·达维特在创作那幅画前没有来过雅典，没有看过真正囚禁苏格拉底的地方。他把事情向好处想了，他不知道真相比他的想象要严酷得多。
我环顾着四周，想，这三个石室当年应该是位于一座监狱的院内的。因为柏拉图曾说过，他和几个朋友每次来看被囚的苏格拉底时，总要在监狱门前等候大门打开。我留意到三个石室前壁上，都留有凹孔，这些凹孔表明，石室前过去是有附属建筑的。
我看着石洞囚室里不大的空间，努力去想象苏格拉底当年被囚时的生活情景：他会坐在囚室的小床上去安慰和宽慰妻子桑蒂比及他们的孩子，会在床前狭小的空地上边踱步边默想希腊城邦的未来，会在柏拉图和克利托等学生们来看望他时向他们谈他关于肉体和灵魂的最新思考成果，会席地而坐吃下狱卒们送来的食物，会在去囚室门外放风时远眺雅典城区并伸手抚摸橄榄树上嫩绿的叶子，会在那个较小些的石室里进行最后一次沐浴……
我猜想，当年苏格拉底被关进囚室后，可能会反复回忆，安尼托、梅勒托和吕贡这三个人为何要以不信本邦神灵，企图另立新神和迷惑、毒害青年两个罪名起诉自己。那明明是莫须有的罪名。他可能最终想起来了，那个控告他的主谋安尼托，他其实是得罪过的。有一次他同美诺讨论美德是不是知识的时候，正巧碰见他，于是便拉他过来提问。结果在提问中不仅让安尼托陷入了自相矛盾，还损及了对方崇拜的政治家，致使他失了面子。他拂袖而去时撂下过狠话：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容易说别人坏，我奉劝你慎重些！他可能也想起来了，那个梅勒托是诗人和悲剧作家，而他对诗人没有好印象，曾经讽刺过诗人们，对方参与控告很可能是在为诗人们出气。他也许到最后也想不起怎么得罪了无名演说家吕贡，因为吕贡根本就没进入过他的视野。不过他后来可能想明白了，吕贡会因为参与控告他苏格拉底这件事本身，迅速成为雅典牛bb文章網的一位名人，这也是人成名的一个法子。
我猜想，苏格拉底被关进囚室后，可能会反复思考，由500个公民组成的法庭，为什么会判并未犯罪的自己死罪？他对希腊城邦充满感情，没有任何有违城邦法律的举动，他只是喜欢用不断提问和谈话的方式追求真理。他知道把权力交给民众的全部好处，他思考过希腊城邦制度的各个方面，他对人性有过深刻研究。可他就是没有想到，民众在某些时刻对精英人物是存在敌视情绪的——这是人性中极其隐秘的一面。真正的思想者有时会搅乱平庸的日常生活，也因此，真正的思想者不仅可能被执掌权力者视作威胁，也可能被怯懦的民众当作破坏其安宁生活的祸首。苏格拉底的一些思想让民众觉得他太反常、太出格，就是这种反感和敌视情绪促成了错误的判决。这种情况不仅在古时的希腊存在，在现代的中国也存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张志新这个思想者用自己的言论质疑“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时，不仅仅是掌权者不高兴，一部分民众也不高兴，觉得就你聪明，我们都是傻瓜？当张志新被割断舌头押赴刑场时，相当一部分相信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的民众，在心里并无对她的同情。这当然是精英人物的悲哀。他们思想的目的是为了让民众生活得更好，却恰恰又让民众对其生了敌意。人性是一个隐秘的洞穴，所有的精英人物都应该探身这个洞穴，以对其有所了解。
我猜想，苏格拉底在拒绝逃跑决心赴死时，并没有估计到自己被处死这件事的全部影响。我从史料上看到，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有朋友和学生曾劝他逃跑，而且当时他也确有充裕的时间和机会逃跑。但他决然地拒绝了，理由是，既然身为雅典公民，就理应遵守雅典的法律，雅典的法庭判我死刑，我就应该甘愿受死，以维护法律的尊严。若越狱逃走，就是以错对错。我估计，他当时只是想用自己赴死的行动，去感动更多的人遵守雅典的法律，他根本没有估计到，他的死，会成就他的不朽声名。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著作的他，能获得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从容赴死给他带来了广泛关注。在那个没有报纸、电台、电视和网络的时代，人们在口口相传他被不公正地处死这一事件的同时，开始互相传述他的思想，他的思想便随着他屈死的故事流传开来。
苏格拉底死了，他的死让今天还活着的我们意识到了三个问题：其一，不要因为私心和私利去控告他人，不要利用社会公器去伤害他人。即使你使用的理由很堂皇，即使你当时得到了广泛支持，即使你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历史都有可能跟你算账，都有可能让你像安尼托那样，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小丑的形象。其二，不要因为自己是平民，就认为所有的人间悲剧都与己无关，很多悲剧是掌权者制造的，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民众，有时也会像当年的雅典那500位公民一样制造出悲剧。其三，不要以为死就是生命和事件的结束，恰恰相反，像苏格拉底这样的死，正是他哲人生命的另一种开始，是他遭控告事件被追询的开始。
苏格拉底死得太冤了。
苏格拉底又死得太有价值了！
苏格拉底，我来向你致敬了！
（摘自《读者》2015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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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4-19 17:55 编辑
406、《借钱》李舒
借钱不好开口，对于好脸面的知识分子来说，尤为如此。但相较之下，贫穷显然更让人难堪。内山完造在《我的朋友鲁迅》里说，鲁迅的某个学生因为受人坑害而被捕入狱，他的太太来找鲁迅借钱。明明知道是狱警敲诈她，交了保证金也不会放人，鲁迅仍然借钱给她。内山对此表示非常不解，鲁迅对他说：“她拿钱走的时候应该心里充满了希望吧。”这样慷慨的鲁迅想必是想起了自己从前窘迫的时节。20世纪20年代的《鲁迅日记》，随处可见的是记录借款事项：“4月5日上午从齐寿山假（借）泉五十;4月12日下午托齐寿山从义兴局借泉二百，息分半（每月得付息30圆的高利贷）;4月26日午后从齐寿山假泉二十;5月30日下午从李遐卿假泉四十;6月4日下午从齐寿山假泉五十……”因为常常被拖欠薪水（比如《鲁迅日记》10月24日记载的“下午往午门索薪水”），鲁迅还经常要借新债补老债。和周作人决裂之后，鲁迅搬家买房，也是借了许绍棠的钱，才得以凑齐房款。饱尝借钱之苦的鲁迅，对于窘迫的青年人，确实慷慨。被鲁迅帮助过的青年作家、画家以及其他人，数不胜数。青年作家叶紫写信给鲁迅，说他“已经挨饿了”，请鲁迅帮助问问他投稿的稿酬如何。鲁迅回信说：“已放十五元在（内山）书店，请持附上之笺，前去一取为盼。”青年木刻家何白涛从上海新华艺专毕业后即失业，他要回广东老家，但苦于没有路费，写信向鲁迅借钱，鲁迅回信说：“先生要我设法旅费，我是可以的，但我手头没有现钱。所以附上一函，请于十五日自己拿至内山书店，我当先期将款办好放在那里，托他们转交。”作家萧军、萧红也从鲁迅那里拿过钱救急，一次鲁迅回信说：“我这一月以来，手头很窘，因为只有一点零星收入，数目较多的稿费，不是不付，就是支票，所以要到二十五日，才有到期可取的稿费。不知您能等到这时候否？但这之前，会有意外的付我的稿费，也料不定。那时再通知。”萧军、萧红用了鲁迅的钱，感到“刺痛”。鲁迅回信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
在遇到鲁迅之前，萧红就和借钱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抗拒父亲安排的婚姻，萧红离家出走，从此走上了一生的流浪之路。在流浪中，她无意遇到了堂弟，他请她喝咖啡，劝她回家去，她说：“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堂弟便问她是否需要钱，倔强的萧红回答“不要”。她总是这样倔强，哪怕是到了绝望的境地，也不肯跟人借钱。她和王恩甲同居7个月，住宿费都是赊欠的，王恩甲有时还向老板借钱用，这样累计起来有600多元。王恩甲对萧红说，他要回家拿钱来还账，然后便杳如黄鹤，一去不返。最终，萧军救了她，把她从旅馆里带走，那钱依旧没还。
和萧军在一起的萧红还是继续借钱，他们到了哈尔滨，先是住在欧罗巴旅馆，后来搬进了商市街萧军做家庭教师的人家里。在那个时期，萧红写了《商市街》。这简直是一部“借钱”主题散文集，饥寒交迫是萧红那段时期生活的主旋律。她饿到几乎去偷人家门上挂的列巴圈，饿到写信给原来中学的绘画老师借钱。她有一篇《飞雪》是写冷：“在屋里，只要火炉生着火，我就站在炉边，或者更冷的时候，我还能坐到铁炉板上去把自己煎一煎。若没有木柴，我就披着被坐在床上，一天不离床，一夜不离床。”最终，萧红走进当铺，用一件新棉袄换来一块钱：“路旁遇见一个老叫花子，又停下来给他一个大铜板，我想我有饭吃，他也是应该吃啊！然而没有多给，只给一个大铜板，那些我自己还要用呢！”（《当铺》）这就是萧红，哪怕自己朝不保夕，也不能不给路边的叫花子一个铜板。她似乎总是这么慷慨，1938年武汉被围，端木蕻良只身入蜀，怀孕的萧红滞留在武汉，朋友设法给她留了5块钱傍身，可是她豪爽地请大家吃冰，连找回的零头都送给了冰店的服务员。
萧红觉得借钱是最难堪的事情，估计蒋碧薇也深有同感。1919年3月，徐悲鸿和蒋碧薇在康有为的帮助下，顺利到达巴黎，徐悲鸿进了法国的国立最高美术学校，蒋碧薇进了一家法语学校学习法语。由于国内时局不稳，徐悲鸿的官费经常供应不上，两个人数次饿着肚子过日子。有一次，蒋碧薇硬着头皮到中国驻巴黎的领事家借钱。到了领事家，领事夫人很热情地和她聊天。蒋碧薇几次想把借钱的事情说出来，但是话到嘴边，很难出口，生平第一次求人，生怕下不来台，最后，直到走出领事家门，她也没有说出借钱的事。到了家里，她就扑在徐悲鸿怀里，哽咽着说：“对不起，悲鸿，我没有借到钱。”
没能借到钱的徐悲鸿和蒋碧薇不知道，他们正在度过他们婚姻生活中最贫穷却也最幸福的阶段。徐悲鸿卖画给蒋碧薇买风衣，蒋碧薇省下饭钱给丈夫买怀表，多少年后，当两人已成陌路时，不知道还会不会想起那段举债的岁月。
向人借钱难开口，借钱给人的人也承担着很大的风险，沈从文便吃过借钱的亏。1920年，沈从文所在的部队撤销，他被遣散回家。为讨口饭吃，他前往芷江，投靠当警察所所长的五舅，在警察所里当了一名办事员，主要工作是收取屠宰税。母亲看到昔日调皮捣蛋的儿子如今在芷江干得不错，便卖掉房子带着九妹来到芷江和他租房而住，并将卖房所得3000块大洋存入钱庄，交给沈从文经营。沈从文结识了当地著名大户龙家的私生子马泽淮，两个人年龄相当，畅谈投机，一来二往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交往之中，马泽淮经常谈起自己刚刚中学毕业的姐姐马泽惠，说她闲居在家，喜爱书法、诗词，对沈从文的一手好字仰慕不已。
沈从文虽然刚刚走过生死的边缘，却正当恋爱的好年纪，依然对生活的美好充满憧憬，马泽淮灌的迷魂汤，他自然照单全收，也被那个爱慕他的“白脸女孩子”弄得寝食不安、魂不守舍。他一天写一首甚至几首诗给马泽惠，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便是：“一个脸儿白白身材高的女孩印象，把我生活完全弄乱了……我为他姐姐无日无夜作旧诗……我以为我这些诗必成为不朽作品，他说过，他姐姐便最欢喜看我的诗。”
沈从文喜欢马泽惠的事，被他的亲戚熊捷三知道了，熊捷三是民国总理熊希龄的弟弟，也是芷江的富商，他很喜欢沈从文，想招他当女婿。熊捷三劝诫沈从文不要这么傻，他列了四个女孩子让沈从文选，一个是他自己的女儿，也是沈从文的表妹，另外三个，也都是当地大户人家的女孩。
但沈从文此时中了爱情的蛊毒，他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以为我爱了另外那个白脸女孩子，且相信那白脸男孩子的谎话，以为那白脸女孩子也正爱我”。他对熊捷三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他的计划，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因为“准小舅子”马泽淮在给沈从文与其姐姐充当信使的同时，开始他真正的目的：借钱。一开始，马泽淮似乎很讲信用，“今天向我把钱借去，明天即刻还我，后天再借去，大后天又还给我”。借多还少，时间一长，沈从文发现母亲交给自己保存的卖房子的那笔钱，“有一千块钱左右的数目”，“竟然无着落了”。沈从文醒悟过来，急寻马泽淮，可马泽淮从此就杳无踪影。自然，沈从文这段刻骨铭心的“初恋”也随之夭折了。
也许还是钱锺书的做法最豁达。他当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期间，给他开车的司机出车上街撞伤行人，急切中找钱锺书来借医药费。听清情况后，他问：“需要多少？”司机答：“3000。”他说：“这样吧，我给你1500，不算你借，就不要还了。”
（摘自《读者》2015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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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孔雀是美丽的》沈嘉禄
前不久，朋友请我去上海郊区松江转转，顺便去一土豪家吃个饭。朋友又说，这个土豪最近从海外买回一些外销瓷，想请我去看看。双休日高速路上顺风顺水，很快到了佘山脚下一个规模颇大的别墅区，土豪家是两层独幢别墅，客厅里已经聚集了多位客人，西餐桌上青花粉彩琳琅满目。我拿起一件有西洋女人图案的青花盘子看了看，再翻过来看了看，随口问了价格，就马上说：“好东西，便宜！”
土豪要的就是这个结论，你跟他说得太多也白搭。皆大欢喜，开香槟吧。瓷器撤掉，铺上台布，午宴就开始了。冷菜过后上了一道烧烤，从形态上看像是烤火鸡。但女主人热情洋溢地招呼大家：“趁热尝尝，这是烤孔雀！”
哇，筷子差点落地。座中有美女说：孔雀是保护动物，吃了不好吧！土豪说：“这是从我朋友的饲养场里拿来的，他那里养了许多孔雀，还有大雁和野鸭，上次吃过炖汤的，味道一般，这次干脆做成烧烤，加了美国加州烧烤酱，肯定差不了。来吧！”女主人又补充说：“这是一只很好看的蓝孔雀，拿来时它一直死样怪气，今天早上厨师准备宰它时，它突然冲着厨师开屏了。要是被我看到，也许刀下留人，但我们的厨师执行力是很强的，照样刀起头落。”
这时，从门口传来一声尖叫。那是一个小帅哥，背着一把吉他，被汗水濡湿的一缕头发搭拉在白皙的额头上——就像欧美通俗小说里描写的样子。这是土豪的儿子，一个典型的文青，他不能容忍一帮土包子吞噬一只美丽的孔雀。
文青义愤填膺，直冲二楼，猛烈地摔门动作将整幢房子都震了一下。一桌人，尤其是夹起孔雀肉准备大快朵颐的客人表情相当尴尬。“大家快吃，别去管这个小赤佬，”土豪说，“如果不是他自己要几根孔雀毛，我也不会去买这只孔雀的。”
原来土豪从这批瓷器中挑了几只瓶子给宝贝儿子，文青根据不知从哪本外国小说中看来的规矩，认为应该在瓶子里插几根孔雀毛，最好是蓝孔雀，于是才有了烤孔雀这个副产品。
文青不肯吃饭，他的母亲很着急：沈老师，阿拉儿子是你的忠实粉丝，你去叫他下来吃饭，他是会听你的。
在众人的推举下，我只得上楼试试。文青买我面子，开了门：“沈老师，想不到你怎么也会吃孔雀？”
我解释说：我没有吃。起先我以为是火鸡，后来得知是孔雀后，就将筷子放下了。现在中国人富裕起来了，食谱空前丰富，但我也知道有些禁忌是必须遵守的，包括孔雀。文青马上说：“就是啊，孔雀东南飞啊！印度还有孔雀王朝！孔雀是很有灵性的，看到穿着漂亮的女人就会开屏，那是在表示爱意！”
是的，是的，你说得太对了。跟下一代顺利沟通是一件愉快的事，我于是跟他说起自己不吃孔雀的理由。有一次去山东参加一个会议，主人请我们吃全驴宴，驴耳朵、驴鼻冲、驴口条、驴灌肠、驴肝、驴肾、驴鞭之类一股脑儿端上桌来，或白煮，或浓油赤酱加大蒜辣椒，整一桌“驴打滚”，我不敢吃，就趁别人劝酒之际溜到院里透气，看到马厩里整齐地立着十几匹驴子，黑身白鼻，面目和善，不言不语，我走到哪里，它们的目光就移向哪里，仿佛在谴责吃货们吃了它们的同伴。从此，再也不敢赴这种野味宴了。
文青被我说服了，决定下楼吃饭，最后我抚摸了一下他老爸从海外买来的大花瓶说：“瓶子里的那几根孔雀毛真是漂亮啊！”
“那当然，你看它们多么光亮！告诉你，必须从活的孔雀身上拔下来才对，孔雀一死，尾巴上的毛最早失去供血，效果就差多啦。”文青果然是文青，有点贵族腔调啊！
（摘自《读者》2015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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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哲学与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吴晓明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哲学与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其主旨可概括为两句话：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哲学
为什么说每个人心中都有哲学?它的含义包括在什么是哲学当中。哲学，西方人叫做philosophy，即爱-智慧。智慧与一般所谓知识或学问不同，如《基督山恩仇记》中法利亚长老所说，“博学不等于智慧”。中国的哲学家也很早把握了这种差别。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学和思被区别开来。学就是知识或学问，思就是智慧或思想。这两者相当不同，但可以彼此补益。
因此，我们把哲学叫做“智慧之学”或“思想之事”。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一提起哲学，人们就觉得很悬很高深莫测，离我们很远。的确，哲学家大多擅长于沉思，并且到极深奥怪癖的地方去沉思。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喜欢站在雪地里整夜沉思;近代的笛卡尔则喜欢呆在叫“火炉”的暖房里沉思。他们的沉思与时代有关系吗?
有关系，而且可以说有深刻的关系。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是有时代内容的。笛卡儿非常著名的命题，叫“我思故我在”。听起来很玄，但却反映最深刻的时代精神。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原则是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对教会权威的认可。笛卡儿提出了全新的原则，他说一切都可以怀疑，数学可以怀疑，逻辑学也可以怀疑，上帝存在不存在也可以怀疑。但我越是怀疑，有一件事情就越是确定，即我在怀疑;我在怀疑意味着我在思想，我思想意味着我存在，因此，“我思故我在”乃是哲学上的第一原理。这一原理说出了新时代的新精神：理性的思想是第一位的，从今往后所有事物都必须在理性的思想面前证明自己的权利。
因此，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笛卡尔是真正的英雄，他开出了一个新的时代，他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我们在这里看到，哲学有真正的时代内容，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哲学并非少部分人吃饱了饭没事干在那里玄想出来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你可能没知识但绝对有哲学
那么，哲学和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说的是，哲学为每个人本己皆备。一个人没学过物理学，他不懂物理学;没学过经济学，他不懂经济学;但一个人没学过哲学，你能说他不懂哲学，说他没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吗?这绝不可能。当然，学哲学会使得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加系统、更有条理。
举一个例子来说。前几年，电视里评选中国最适合人居的城市，成都当选。记者带秒表到街上看成都人每分钟走几步路，并与上海人、香港人、纽约人比较。结果发现成都人走得非常慢。记者追问一位老太太，你们成都人好像走路很悠闲很慢，你对这事怎么看?老太太说，“人都在走向死亡，你走那么快干什么?”记者目瞪口呆，我坐在电视机前也目瞪口呆，心想：这老太太可是位哲学家!她也许没什么知识学问，但她的哲学还是蛮高明的呢。
第二个例子是禅宗的六祖慧能。《六祖坛经》记载，五祖弘忍要传衣钵给下一代，让弟子们写首短偈表达智慧。大师兄神秀写道：“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常拂拭，勿使惹尘埃。”众僧感叹高明至极，便罢手不作了。小和尚慧能在伙房里干粗话，听到之后便说，这东西我也会做：“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弘忍一看，比神秀高出几个境界，便将衣钵传给慧能。后来慧能在南方传教，讲经辩经声望极高，但他周围的人发现，大师竟然不认识字。于是去询问大师，慧能的回答是，“诸佛妙理，无关文字”。
这两个例子是比较极端的，但说明哲学与一般的知识、学问不同，是每个人本己都有的。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与事物打交道的基本方式，是生活的基本态度，是思维的基本取向。因此，哲学离我们并非无限遥远，并不是仅仅在象牙塔里，因为每个人在其可能性上都是有智慧和能思的。
轴心时代确立起三大哲学根基
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意味着什么?听起来有点悬。实际上是说这样一件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哲学为不同的文化奠基。所谓轴心时代：距今约2500年，这在中国是孔子和老子的时代，在希腊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在印度是佛陀的时代，在以色列是犹太先知的时代。按照雅斯贝尔斯的概括，世界历史上最主要的三大文明体——中国、西方、印度，在那个时代确立了它们基本的哲学，并为后来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具有根本定向作用的哲学根基。
古希腊的纯粹理性
这三种哲学的基本定向在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与事物打交道的方式，思维的基本趋向上却是相当不同。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方式说，古代希腊、西方的原理是纯粹的理性，中国的原理是实用的理性，印度的原理则是想象力。
希腊人的哲学定向是怎样的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把这个瓶盖叫做圆的，希腊人会问，它圆吗?好像不怎么圆;拿一个圆规来画圆，希腊人会问，它圆吗?好像还不够圆。我们用最好的圆规最仔细地画出一个圆，希腊人会问，它圆吗?它还是不够圆。那么，真正的圆在哪里呢?在理念世界中。现象世界中的圆只能是“圆的理念”的仿品。这意味着：第一，形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世界、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不仅被分割开来而且被对立起来;第二，真理和现实性仅仅在超感性世界亦即在理念世界中;第三，如果我们说感性世界中的事物是“真的”或“现实的”，那么这仅仅意味着它们“分有”超感性世界的理念。这就是西方哲学的最基本的形态，纯粹的理性形态或形而上学的形态。
古代中国的实用理性
古代中国则相当不同，黑格尔认为中国人的哲学原理是理性，但它不是纯粹的理性，而是实用的理性。一个西方人会说真正的圆在理念世界中。中国人会说，这个瓶盖不怎么圆，但真正的圆还是在这个瓶盖当中。中国人完全知道形而上的东西，“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但对于中国哲学极端重要的是：道器不分，体用不二。庄子说，道在瓦砾，在屎溺。禅宗说，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甚至说，吃饭睡觉，无非妙道。这意味着，大道不离人伦日用。因此，中国哲学决不把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它能够“极高明而道中庸”。
这两个哲学会有什么不同的后果?举例来说，西方人严格遵守规范，因为规范在理念世界、超感性世界中，它是神圣的，叫规范神圣。中国人与之不同，他固然也是讲规范的，规范叫“经”;但要合于大道，不仅要“经”，而且要“权”，权是什么意思?权衡变通。规范是要讲的，但也要权衡和变通，这就是实用的理性：有经有权，合于大道。
古印度“无节制的想象力”
印度同样很特别，按黑格尔的说法，其哲学原理是想象力，而且是无节制的想象力。中国人会去落实一顿没有着落的晚饭，而晚饭没有着落的印度人可能会在门口晒太阳，沉思生死问题。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印度被西方殖民地的时间非常长，但它在工业化内在方面的改变实在微乎其微。因为他们的原理既不是纯粹的理性，也不是实用的理性，这一点使之在完成所谓现代化或工业化的进程时，面临的障碍有时是非常严重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因为无节制的想象力很难与精确性和效率、周密的规划和对事情进程的控制相匹配。印度不擅长记载历史，最早的记载十人就有十种版本，把神话、想象力全放进去了。比较可靠的历史，最早得依循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印度要成为大国发展军力，各个时期从各国去买，发现太过混乱，决心自己来造。例如一款主战坦克，图纸修改了两百多遍，一边造一边修改，用了55年时间，终于下线了，但突然发现印度80%的公路和桥梁，无法让这个坦克通过。近年来，印度在电信服务业和软件业方面发展迅速，大概这个领域需要想象力;而在宗教方面和艺术灿烂缤纷方面，它有很高的造诣，在某种思辨性上甚至远远超过西方古典哲学家们。
由此可见，不同的哲学表征着不同的文化，它们在根本性上表征着文化之间的原则差别。就此而言，哲学意味着人民生活的基本类型，民族精神的基本样式。
黑格尔曾说过，了不起的拿破仑犯过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想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他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法国和西班牙在宗教上有差别，但比起中西方的差别无疑要小得多。拿破仑的做法之所以必定失败，是因为他无视二者在生活的基本类型、民族精神的基本样式上是有区别的。
因此，把握不同的哲学与不同的文明，对于理解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对于筹划中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积极开启时代所急需的思想
如何积极开启我们这个时代所急需的思想?首先要了解今天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我认为，这一障碍就叫做“外部反思”。在哲学上，外部反思是作为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内容本身当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通俗而言，外部反思就是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它属于主观思想。
今天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比如在中国革命中，有著名的“28个布尔什维克”。他们大多从苏联留学归来，一口流利的俄语，马恩列的经典倒背如流，斯大林的指示也烂熟于心，其中最突出的是王明。他们知道一般原则：暴力革命以及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但他们只知道把抽象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结果中心城市一次一次武装起义，但一次一次失败。在这里根本没有中国社会的独特内容，只有主观的外部反思。唯当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问题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时，才开辟出真正的中国道路。中国建设时期也曾一度有把苏联的经验无条件运用到中国的倾向。不过我想强调的是，外部反思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依然盛行，甚至比那时有过之无不及。只是先前的教条大多来自于苏联，而今天的教条来自西方。只要一谈论我们的发展，我们的道路时，往往会采用外部反思的方式，而完全遗忘中国社会本身的实体性内容。我认为，这是当今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
大家可能会说，外部反思也是一种思。对的，但这叫思想的异化。一般原则是思想的成果，但这种成果又反过来阻碍思想。外部反思可以是有知识有学问的，但却是无头脑和无思想的。所以黑格尔把只知道外部反思的人叫做门外汉，叫做现代诡辩，只是表现出浪漫主义的虚弱本质。
开启思想的方法论和钥匙在哪里?
因此，要积极地开启思想，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掌握批判的方法，这也是近代哲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今天尤其重要。“批判”之最基本、最原初的含义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康德是批判哲学的开创者，他写过三部最主要的著作叫做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问题，简要地说来，就是人类知识的前提或条件是什么?人类知识有没有界限，如果有，界限在哪里?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被叫做“批判哲学”。由于黑格尔在哲学上的巨大贡献，批判方法在思辨哲学中被大大地扩展和深化了。黑格尔曾这样说过：什么叫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思想就是批判的思想，就是不接受未经审查其前提的思想，无论它看起来多么理所当然。我想这句话很好地体现了批判方法的要点，对今天中国的知识界是切中要害的。外部反思的要害在于：它是完全非批判的，它从来不去追问一件事情或一个原理的前提是什么，它的界限在哪里。黑格尔之后，批判方法被继承下来，并依然以某种方式作为哲学思想的主轴。
对所谓“形式的公平”的批判
让我们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批判”如何来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并具有怎样的意义。伦理学中有一种公平叫“形式的公平”，即无条件的公平。它可以这样来描述：如果要公平地分一个蛋糕，那我们可以指定一个人来切这个蛋糕，并同时指定他最后拿自己的一份。这样就能建立起一种公平，而且是形式的公平。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从今天的两百人中挑一个人来切这个蛋糕，他会怎样切呢?他一定是尽可能平均地切;因为只有这样，他最后拿自己的一份时才能得到最大的一份，即二百分之一。没有可能更大，但有可能更小——只要他切得不平均。现在让我们对这件事情进行批判，我们会发现，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是需要前提的，这样的前提叫做“利己主义个人”和“原子个人”。只要具备这两个前提时，才能建立起这种公平。因此，在中国就难以设想这种公平能理所当然地建立起来。因为在中国，利己主义的人，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但原子个人却还未曾真正产生出来——西方的原子式个人是伴随着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化而确立的，而不存在原子个人却是理解中国社会的真正钥匙。
既然这种公平具有前提，一定也有其限度。但凡这样的前提不具备时，此种公平的界限就显示出来。让我们设想一下，在家里分蛋糕会依照什么“形式的公平”来分吗?不会的。也许胃口大的就吃多一点，胃口小的就吃少一点，甚至这种不平均却被看成是公平，而且是真正的公平。为什么?因为在家里活动的不是一般意义下的利己主义个人，尤其不是原子个人，而是为特定的血缘纽带、伦理纽带联系起来的家庭成员。由此可见，我们一开始认为所谓形式的公平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但我们通过批判的步骤却发现：实际上这种公平既需要一定的前提，又具有一定的界限。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二个例子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用教科书式的表达来讲经济学的故事。开端处往往是一个猎人和一个渔夫。这意味着两个人生产不同的产品，而且是自然状态和原始状态中的人。终于有一天，猎人想吃鱼，而渔夫想吃野兔子，于是他们开始交换。经济学家发现，他们不是任意交换的，而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来交换的。这个比例关系说明什么?经济学家研究后发现，在一只野兔子和三条鱼之间包含着某种可以通约的东西——等量的抽象劳动。经济学家把这样的发现概括为一个规律，即等价交换。
这件事看来同样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但马克思的批判说：经济学家先生们，你们搞错了，那两个人不是猎人和渔夫，而是两个现代资本家。马克思说得很正确，因为等价交换只是当人类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高度、发展到商品生产，才成为可能。猎人和渔夫，亦即在自然状态和原始状态中的人怎样打交道呢?他们也许相互馈赠食物，也许用丛林法则解决食物短缺问题，但他们绝不等价交换。因此，马克思的批判首先是澄清前提，即辨明现代经济生活的前提不是自然状态或原始状态，而是商品生产及其特定阶段的结果。
马克思的批判不仅澄清前提，而且为现代经济生活划定了历史的界限。简单地说来，这个界限意味着：现代经济生活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永恒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前提和限度的历史现象。因此，正像它曾经的历史生成一样，它也将在历史中归于灭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在于：通过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的工作，把现代经济生活作为真正的历史现象来加以把握。
当前思想界面临的课题是什么?
由此可见，批判的方法对于开启思想来说多么重要。它最坚决地拒绝外部反思，它要求使我们的思想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内容本身中去。正像一切历史的事物有其前提与界限一样，所有的观点、学说等等也是在一定的历史前提与界限中生成并作为其理论表现的。因此，由批判方法来开启我们的思想，一方面要求我们深入于社会的现实中去，另一方面要求使我们学来的知识成为批判的。当前中国面临着许多非常重大的课题，这些课题的解答确实需要我们虚心而持久的对外学习。中国自近代以来，为了现代化，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可以说一直是殚精竭力地对外学习，向一切可能的先进学习，我想这一点始终是重要的。但是这样一些知识的占有，在今天必须要成为批判的和能思的，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任务。因为我们今天的发展确实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仅仅采用外部反思的方式，就既不能真正理解当今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无法真正筹划中国的未来。
总而言之，回到开首，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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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谁在制定中国译名标准》漆非
从北京宣武门的新华通讯社某座灰色建筑上至3层,拐上几道弯,远远瞥见深黄发旧的木门上贴着蓝色的小牌子:译名室。推门进去,3间办公室被各种工具书和纸张资料堆积得满满当当,8位译名工作者忙碌地工作着。
许多人想不到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新华社译名室便开始管理起中国大陆对全世界的译名。凡是在中国大陆的报刊、书籍、广播电视中露面的外国人名、地名、机构名等,都与他们的工作息息相关。作为国家认定的唯一综合性译名单位,新华社译名室也被称为“国外译名信息进入中国的海关”。
把世界译名管起来
很多人对译名完全没概念,可就是看似“没概念”的这份工作,在当年可是惊动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初始,由于译名的不规范使用,同一个人物出现不同的译名,给了解情况和决策带来极大的不便。于是周总理当时专门指示:“外国人名译名以新华社为准。”他还亲自提出整理改革了几个常用旧译,比如把“怯尼亚”改为“肯尼亚”,把“莫三鼻给”改为“莫桑比克”。
在各类外文的中文汉字译名规则上,新华社译名室研究出一整套规范而细致的西文拼写与汉字对应系统。为了在人名的汉字选择上提供一个借以依据的规范,新华社译名室先后多次组织有关单位的学者专家制定出《世界人名翻译大词典》。在词典的附录上,包容了55种语言的常用译音表,按照各种语言的发音规则和规律明确规定了对应的汉字发音用字和词语。例为英语:di迪,ti蒂,lo洛,ro罗,li莱,ri赖,bo博,po波,lu卢,ru鲁,等等。
在编译写作中,译名室特别强调“音译为主、名从主人、约定俗成”这三大原则,也是尊重历史和各国主权的体现。
许多驻华使节喜好起地道的中文名,比如历届的美国驻华大使们,从恒安石、芮效俭、尚慕杰到如今的洪博培,每个人早早翻译好了自己的名片。但由于早期的译著译名个性化十足,延续至今形成了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历史遗留译名。许多已为中国人习用而耳熟能详的译名就仍然保留旧译:比如凯瑟琳女皇为叶卡捷琳娜,萧伯纳不必改为伯纳·萧,仲马不必改为杜马,安徒生不必改为安德森,福尔摩斯没有必要变成霍姆斯,拿破仑也不需要变成纳波里昂,哪怕其中被冠以一个刺眼的“破”字。
另一方面,用词也须谨慎,怪癖字和有贬义的词汇也尽量不用。
通过外交渠道改名不易
去年年底,曾出现过“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改名为欧巴马”的新闻。现任美国总统的全名在新华社的译名库里是“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这一姓名用法于2004年11月3日存储入库。
奥巴马这个姓氏在非洲国家肯尼亚的一些部落很普遍,这么多年一直这么翻译。“如果他改了,那个家族的名字都会受影响。”
若不是通过外交途径“强烈要求”,奥巴马想改名很难,但关心中文译名的外国政要并不在少数。
2003年,被西方称为“强人”的时任柬埔寨首相洪森宣布将其中文名字改为“云升”。尽管洪森不是中国人,但他听从身边华人朋友和中文专家的建议,认为“云升”比“洪森”的寓意好。为此,柬埔寨方面通过中国外交部致函新华社,“希望新华社今后对首相的改名予以理解”。
但改名之后,麻烦却接踵而至。当时华文媒体亮出“云升”这个名字后,许多读者就不断打电话询问柬埔寨是不是换了新首相。更要命的是在政府部门颁布一些具备法律效力的文件中,两个名字皆存在。法律专家担心,这很容易引起一些法律上的麻烦。不到一年,新华社信息中心接收到外交部来函,通知恢复洪森的原中文译名。
但偶尔也有例外。法国总统萨科奇(Sarkozy)当初其实译名为“萨尔科奇”。“由于他是匈牙利后裔,所以名字中的r该发音,但对方认为3个字更好。”好在那个名字是其刚刚当总统时通过外交途径改的,并没有形成很大的冲击。
“政要的名字毕竟是个符号,成为公众都认识的人之后就不应该随便改动,要知道改动人名的一个字,有可能给国家带来难以预计的损失。”几位译员皆表示。过去韩国首都“汉城”改名“首尔”,就让中方十分为难,毕竟,这涉及各类书本文摘乃至地图史册的改动。
奥运译名大作战
2008年,译名室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两个月内,当时译名室的7人小组要为参加北京奥运会的3.6万名外国人翻译正确的中文名字。他们中包括外国首脑、政府官员、行政人员、运动员、国外志愿者、记者,甚至还要翻译马匹的名字。
与这些艰巨的翻译任务相比,让译员们更头疼的则是外界的“望文生音”。“很多人不管看到什么名字,全部按照英文翻译,很容易出错。”几位译员对此颇为无奈。在他们眼里,语言的源头最重要,一位合格的译名工作者对名字所在的历史的横向和纵向皆要了解。比如几大文明发源地,还有各国历史、宗教、文化均要有所涉猎。而每当一个新的内阁改组,外交部都会与译名室进行交流,确定名单。
这就要求译员是杂家,而非某一特定领域的专家。新闻行业一贯抢时效性,也要求译员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正确的判断。
即使如此,许多姓名仍过于光怪陆离。比如柬埔寨的姓名是姓在前名在后,并且贵族有姓而平民无姓,老挝则相反;前也门国王正式用名有11段,真正的名字是第7段的“艾哈迈德”,整个11段的意思是:真正的教诲的助手,宗教领袖感恩者叶海亚的儿子艾哈迈德。
闻所未闻的远不只人名。单纯从翻译角度来看,译名室的工具书覆盖面也很惊人。从国家的机构名、外交官名录、社团组织、企业名册,到建筑物、土木机械、经济会计,再到军事海事、油矿污染、飞机坦克,可谓无所不含。如今搁在书柜外的是常用的,老一批的词典早已压挤在书柜内侧,蒙上了灰尘。
网络时代增生译名难题
曾几何时,译员们都是依靠卡片,竖着书写规整后便于择字排版。到1995年新华社开始着手搞网络,这才将卡片信息录入电脑,直到1997年都是“双轨”操作。1999年,常雷进入译名室,10年之后他感慨良多。“原来新华社一家独大,大家也都按照咱们的译名使用。可如今电视和网络媒体发展也很迅速,有的时候错误译名都铺天盖地了,等我们拿到手已经很晚了。”
这些被译员们戏称为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弊端”。译名室的“权威性”在信息如此畅通的年代开始“打折扣”。
吴迪对某些电视媒体颇有抱怨。“比如阿森纳主教练Wenger,是个法国人,明明应该叫‘旺热’,却被电视台叫成英国名字‘温格’,还有奥运会110米跨栏的古巴人‘罗伯斯’,也应该按西班牙语叫‘罗夫莱斯’。”
“翻译人名本身就不一定要死抠规则,遇到特殊情况未尝不能根据大众的喜好来选择译名。”常雷举例子,“比如是叫罗浮宫还是卢浮宫,不同工具书都会打架,所以我干脆就上百度搜索,哪个多,就意味着大众更接受什么。”
为加强译名统—规范,新华社原本希望将几个相关部门统一起来重新组合,最后由于种种原因作罢。不过,相关规划工作仍在进行中。
在常雷看来,如今的译名室应该是图书资料室、专名翻译室和辞书编辑室三者的结合。“在工具书日渐丰富的情况下,与其说是译名,不如说是查名。”
（摘自《教师博览》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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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故作的人情最害人》刘墉
有一天，读到明朝袁了凡写的《了凡四训》，其中说到两个有关孔子的故事，终于让我释怀。故事说：
鲁国的法律规定，如果有人肯出钱赎回被邻国捉去做臣妾的百姓，政府都颁奖金。孔子的学生子贡，赎了人，却不接受奖金。孔子知道就骂他说：“你错了！怎么可以只为自己高兴，博取虚名，就随意去做呢？现在鲁国大都是穷人，你开了恶例，使大家觉得赎人受赏是丢脸的事，以后还有谁赎得起人？从此赎人的风气，只怕要渐渐消失！”
子路有一次救起溺水的人，那人送了一头牛为谢，子路收了。孔子听说，则大加赞赏。
了凡先生写了一段很引人深思的话。
“若所行似善，而其结果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善。若所行虽然不善，而其结果有益于大众，则虽非善而实是善。”又说，“例如不应该的宽恕，过分称赞别人，为守小信而误人事，宠爱小孩而养大患……都亟待吾人冷静检讨改善。”
我发觉，其实中国的儒家思想，早就重视了“合理化”，只是后来许多人故意表现“私情”，故作有人情味的样子，或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而造成“情理不分”。
（摘自《意林》2015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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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5-13 18:59 编辑
411、《古代匠人守则》舒草
“匠”的偏旁“匚”象征的是木工的工具箱，“斤”在古代指的是斧头，所以，“匠”的本意是木工（《说文》：“匠，木工也”）。后来，“匠”逐渐成为具有专门手工技艺的人的代称——“夫匠者，手巧也”（《韩非子》），只要是巧手的手工艺人都被称为“匠”。到了元代，更是在户籍登记时，专门划分出“匠户”这一类别，有受雇于官方的官匠，有受雇于军队的军匠，还有民间的匠户。不论从属于哪种“编制”，这些工匠根据不同的行业和地域，有着不同的职业规则，今天看来，这些规则很有趣：
“庖丁解牛”，真是神乎其技。但是你知道“庖”这个行当有哪些讲究吗？生肖文化里，亥日属猪，所以屠夫不能在亥日杀猪，如果犯忌，来年养猪会不顺利。宰杀猪牛羊时，一定要一刀结果，不能杀两刀，据说如果一刀不能致命，说明天意留其活命，不可执意杀死。其实，这也蕴含了古人的环保观念，宰杀牲畜一刀结果可以减少牲畜的痛苦，跟现代的电击宰杀减少动物痛苦是一个道理。
中国古代最有名的能工巧匠当属鲁班，他也被木匠、石匠、泥水匠等手工行当尊为祖师爷。据说鲁班小名是一个单字“双”，所以，瓦匠在盖房铺瓦时忌讳把瓦片的行数铺成双数，这犯了祖师爷的名讳。工匠们每次说到“一双”这个意思，就用“一对”“一副”来代替，就跟林妹妹写到母亲的名字“敏”字时总要加减笔画一个道理。
木匠的工具箱禁止任何人乱动，锯子、斧头一定要头朝上顺着放，不能倒立，想想也是，斧头、锯子倒着放，放不稳当，容易倒下伤人。有趣的是，木匠干完活离去时，会把场地收拾得整齐利索，但是会留一点木刨花在地上，让主人收拾，意为“还有活干”。但是如果做的是棺材，就一定要打扫干净，意思是不再给主人做棺材。
本土宗教道教的祖师太上老君，也就是老子，被道教徒演绎出他炼制丹药食丹升天的故事，于是与冶炼相关的银匠、铁匠等都奉老子为祖师爷（这么说，化学老师、化工行业也要奉老子为祖师爷才是），每逢农历二月十五，这些行当都会举行祭祀大典，又因为老子小名“吹儿”，银匠、铁匠都忌讳吹哨子，如果有人在他们面前吹哨子，就等着被轰出去吧。
石匠凿石头时需要精力集中、全神贯注，所以石匠干活时任何人不能开口搭讪讲话，否则一旦工伤，讲话人就要负责。古代男尊女卑，禁止女子踩石匠的石头，认为不吉利。立碑的时候更是从一大早开始就要谨言慎行，万万不能说不祥之语，否则碑树不稳当，容易倒掉。石匠信奉的是石头神，每逢石头神的生日正月初一，石匠们都要歇工一天，祭祀神灵。
烧制瓷器的窑工信奉的是窑神，窑神不止一位，其中一位是雷公。相传雷公发明我们吃饭的碗时，因为在自己村里没找到合适的瓷土，就去别的村里偷过土。因此，在瓷窑里是不能提“偷”和“贼”，不能揭窑神的短啊！
酿酒师傅在粮食蒸馏和酒曲搅拌、发酵期间，不能高声言语，切忌男女之事，只是静默地等待，等待酒曲与粮食的相遇演变出一种散发着浓烈香味的液体。据说如果有不洁的人、不孝之徒进了酒窖，则酿的酒会发酸，那么，酿酒这个行当里，是不是普遍道德指数比较高呢？
如果说“匠”指的不仅仅是工匠，而且是具有专门技艺的人，那么戏子也可以说是“匠”的一类。戏班子在舞台上耍弄的刀枪棍棒，平素是不能随便乱动的，上场前还要给这些道具行礼，不然演出时容易发生刀枪伤人事故。旦角不能坐在盔帽箱上，毕竟那是人要戴在头顶上的，不礼貌。而丑行可以坐在任何箱子上，因为那是他逗乐取笑、上蹿下跳的需要。后台禁止下棋，因为棋子是越走越散，如果戏班成员也越走越散，那班子就散伙了。想想也是，下棋容易起争端， “观棋不语真君子”，做君子是难事，下棋很有可能就把人心下散了。
千百年间流传在古代工匠之间的这些规矩，看似不符合今天的“科学精神”，然而细细想来，这些规矩里包含的对人情的体察、对自然的敬畏、对师道的尊崇、对个人言行的约束，都有着文化的烙印，凝聚了先民的智慧，值得今天的我们思索。
（摘自《意林》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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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人生的钮扣》王开岭
偶然读到一则故事：芬兰小男孩奥特索，用一个暑假在森林里采集浆果，并在祖母的协助下做了400瓶果汁，卖掉后得200欧元。缘起是他一年前，在动物园见到一只无精打采的熊，他想，若有一棵可以攀爬的树，说不定它会快乐起来。于是，男孩打定主意，捐一棵树给动物园。
读毕，心里像喝了一瓶果汁。我听见了熊的笑声。
这是一个从安徒生童话里跑出来的孩子，带着树叶的干净，还有清晨的氧气。只有童话里，才住着这样的树。
这个故事有三重美：他发现了别人的不快乐；他想帮别人快乐；他用诚实劳动去兑换。
一只熊不高兴，他觉得和自己有关，他觉得此现状应有所改变，这只熊的情绪于他很重要……于是他诞生了心愿，诞生了能力。他承揽了一个幼小的义务，其实，这也是人类的义务，它由一个孩子率先发现。
由于清澈，孩子的眼总能比成人看见更多的东西。由于专注，孩子会把一件事记得很牢，看得很要紧，刻不容缓。
有人说，那只是男孩的一个冲动。不错，或许是，但冲动会沉淀，会积累出习惯，成为他和他未来的孩子的秉性，成为他们的常识、基因、家教和信仰。
儿子三岁，晚饭后，该散步了，他耍赖，不跟妈妈下楼，我脱口喊：“黑猫警长黑猫警长，月亮出来了，快去执勤！”他一怔，丢下玩具，冲下楼。
我醒悟，对小儿来说，童话情景就是生活情景，他从童话里认领的角色和命令，远比现实中委派的更具诱惑和号召力。
小时候，童话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长大后，它才被当成了文学。
好的环境，是荫佑童话的那种，它支持童话人格，鼓励你一生携带。而坏的现实，不仅不保护童话，还狠狠撕咬它，粉碎它，靠背叛它换取“成长”的信任。
列夫·托尔斯泰，曾深情地感念儿时父亲教他的书和游戏，他叹道：“我难道不是在那一时期里获得了我现在赖以生存的一切吗？我的收获是如此之大，并且神速。在我一生的其余岁月中所得的全部馈赠，都不及那时的百分之一。”
童年的价值观，是人生衣裳的第一粒纽扣，决定一生的精神走向和心灵格局。若它是端正高尚的，那么，在漫长的岁月里，请别让它轻易脱落，更别粗鲁地扯下它。
网络上曾疯转过一条“虐驴男”的图片新闻：西藏阿里，蓝天白云，一名戴墨镜、姿态傲慢的男子站在辽阔的草原上，手持刀刃，正从一匹下跪的藏野驴身上割肉，竟然，他还在笑。
藏野驴乃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怒唾声中，“虐驴男”很快被绳之以法。经查，此男子和同伴驾车途中，疯狂追赶、撞击藏野驴，并将奄奄一息的它开膛破肚，拍照炫耀。
这是个怎样的人呢？他扮演了一头野兽，并沾沾自喜。虽衣冠楚楚，但精神上披着皮草，龇牙咧嘴。
他也曾是一位孩子，何以生成今日这副嘴脸？
或许他未读过安徒生们的童话，或许读过，却打扫得干干净净。总之，他属于系错了纽扣或丢失了纽扣的人。
又想起那些曾为“活熊取胆”和“狗肉节”辩护叫好的人。其实我很想看看，他们的胸襟里，是否有纽扣脱落的痕迹。是缝得不够结实？还是外力的摩擦太大，在与现实一场粗暴的扭打之后弄丢了它？或视之为幼稚而在某个夜晚，怀着虚荣偷偷埋葬了它？
全世界的儿童皆无区别，只是长大后才有了区别，乃至天壤之别。
（摘自《读者》2015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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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为什么中国孩子不愿拥有乔布斯的青春》薛涌
在一个追名牌的社会，似乎没有一块牌子赶得上乔布斯。乔布斯的去世，在中国引起的震撼似乎超过了美国。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全世界最崇拜乔布斯的国度里居然出不了一个乔布斯？
中国的苹果迷们对乔布斯个人和其产品的每一个细节都津津乐道。但是，我发现大家谈论最少的，还是他颇为自豪的当幸福蚁族的生活。
他大学上了半年就辍学，因为上学的费用几乎吞噬了父母的所有积蓄。他不得不在朋友的房间里打地铺，用空可乐瓶子换到5美分去买食物，每个星期天走十多公里穿过城市到一所神庙去吃一顿免费晚餐。
要知道，乔布斯的创意活动从中学就开始了。但此时，他仍然如此落魄。想想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生活水平比现在的中国要高得多。他的生活和周围环境的反差，比起现在中国的蜗居蚁族们来说怕也是惨多了。然而他乐在其中，他对斯坦福的毕业生致辞时首先就讲这件事。难道这不是他成功的要素吗？为什么那么多人要选择性地忽视这一点呢？
另一个被中国的年轻人所忽视的方面是不管是乔布斯也好，盖茨也好，还是创建Facebook的扎克伯格也好，都是辍学创业的时代英雄。在他们榜样力量的感召下，美国精英大学中掀起了一小股辍学潮。《金融时报》曾报道，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几所顶尖学校，辍学的人数都在增加。有人本能的担心：现在的孩子被钱烧得都不能安心读书了，好像一切都是个钱字。
其实，辍学绝非那么简单的事情。大多数创业的大学生愿意把书念完，辍学对他们来说是个非常艰难的选择，他们是被那些“天使投资”逼上梁山的。因为投资人并不是慈善家，更不是傻子。他们出了钱，就要求这些孩子没日没夜地干。你如果还在校读书，那就是脚踩两只船，没有背水一战的决心，人家的钱就不会投给你。就这样，辍学成了拿到投资的条件。投资人为什么对这些20岁上下的孩子情有独钟？三十几岁有更多经验和学识的人不是更好那？道理在于：20岁上下的孩子，没有家要养，没有房贷要还，能够忍受蜗居、蚁族的生活，在地下室里吃着方便面没日没夜地干活。他们就像当年用空可乐瓶换5美分的乔布斯，成本小，能量大，这就弥补了经验和学识上的不足。
大家别看着扎克伯格式的少年大款眼热，也别把那些辍学创业的孩子的生活想得过于浪漫。蜗居、蚁族，往往是他们从一开始就理解这一点，从来不抱怨，所以人们不容易注意到他们生活中着严酷的一层。
由此，想到了中国的孩子。中国虽然在经济上比美国落后，但年轻人在生活上要求很高，眼睛总盯着果实，对蚁族、蜗居的生活怨声冲天，追求时尚、名牌的劲头十足，大好青春往往花在怎么买房甚至买大房上，对成功的代价严重低估。大家都崇拜乔布斯，但有几个人愿意拥有乔布斯的青春？所以，我劝年轻人在抱怨中国没有乔布斯时，不能眼睛总看着别人给自己提供了什么条件。还没有出生就被抛弃的乔布斯能有多好的条件？大家最好问问自己究竟做了什么。
(摘自《意林》2015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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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5-13 19:06 编辑
414、《怎样读书》顾颉刚
一个普通人走进了图书馆，看见满屋满架的书，觉得眼睛都花了。这是由于他对世界上的知识没有一方面是有特殊兴趣的所致。研究学问的事固然不必每人都参加，但是一方面的特殊兴趣确为任何人所不可少。譬如看报，有人喜欢看专题新闻，有人喜欢看小说文艺，也有人喜欢看商市行情。只要他能够有一件喜欢的，自然拿到了一份报纸就有办法。我们读书的第一件事，是要养成特殊方面的兴趣。
有人读书，只要随便翻翻就抛开了。有人读书，却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才罢。其实两种方法都有道理，但终久只有一种方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可以看的书籍太多了，倘使无论哪一部书都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那么，人的生命有限，一年能够读得多少部书呢?但有几部书是研究某种学问的时候，必须细读的，若只随便翻翻，便不能了解那种学问的意义。读书的第二件事，是要分别书籍缓急轻重，知道哪几部书是必须细读的，哪几部书是只要翻翻的，哪几部书只要放在架上不必动，等到我们用得着它的时候才去查考的。要懂得这个法子，只有多看书目，研究一点目录学。
我们的读书，是要借了书本子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的路，并不是要请书本子来管束我们的思想。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疑。换句话说，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我们只要敢于批评，就可分出它哪一句话是对的，哪一句话是错的，哪一句话是可以留待商量的。这些意思就可以写在书端上，或者写在笔记簿上。逢到什么疑惑的地方，就替它查一查。心中起什么问题，就自己研究一下。不怕动手，肯写肯翻，便可以养成自己的创作力。几年之后，对于这一门学问自然有驾驭运用的才干了。我们读书的第三件事，是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只要有了判断力，书本就是给我们使用的一种东西了。宋朝的陆象山说“‘六经’皆我注脚”，就是这个意思。
再有两件事情，也是应当注意的。其一，不可以有成见。以前的人因为成见太深了，只把经史看做最大的学问；经史以外的东西都看做旁门小道。结果，不但各种学问都被抑遏而不得发达，并且由于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就是经史的本身也是不能研究得好。近来大家感到国弱民贫，又以为惟有政治经济之学和机械制造之学足以直接救国的，才是有用之学，其余都是无关紧要的装饰品。这个见解也是错误的。……
其二，是应该多赏识。无论哪种学问，都不是独立的，与它关联的地方非常之多。我们要研究一种学问，一定要对别种学问有些赏识，使得逢到关联的地方可以提出问题，请求这方面的专家解决，或者把这些材料送给这方面的专家。以前有人说过，我们研究学问，应当备两个镜子：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显微镜是对自己专门研究的一科用的；望远镜是对其他各科用的。我们要对自己研究的一科极尽精微，又要对别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这并不是贪多务博，只因为一种学问是不能独立的缘故。
（摘自《读者》2015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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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执屋哲学》叶特生
日本有位近藤麻理惠女士写了一本《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成为年度畅销书，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后，同样大卖，《纽约时报》还专文推介。一本小书，为何有如此魔力？这本书产生的背景，在东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也在物质愈来愈丰裕的年代，所以值得我们参考。
书中教我们怎样处理家具、衣物的摆设和折叠方法等，总的来说，就是教你每天怎样把家整理得井井有条、清爽明亮。如何整理和布置家居，只是技巧的应用，坊间这类书籍多得很，这本书有何值得推介的？
原来作者有一套生活哲学，与别人不同。
一是随心而行。看看满屋子的杂物，长久用不着、铺着灰尘的物品，勇敢地一次性彻底扔掉，不要心慈手软。只有“让你怦然心动”、特别喜爱的才留下。
二是不要按房间场所来收拾东西，而要按东西的类别来整理。她认为物品也有灵性，把同类放在一起，物品才会感觉舒服。用衣架让衣物伸展，也会令衣物舒服。反过来，东西乱七八糟地堆放，不但人不舒服，东西也觉得不舒服。
三是整理杂物不是工作，而是与物品对话。对扔掉的，讲一声对不起;对喜爱而留下的，说声谢谢。准备扔掉东西时，别问家人的意见，他们通常会因舍不得而拦阻。
不要试图用箱子把物品有条理地堆叠起来，那会使杂物愈来愈多。因为空出来的空间很快又会堆满，而箱中物品又永远不会被打开使用，家中很快就会变成货仓。
太多杂物会使人们的心情烦躁，心灵缺乏力量。家中尽量放最少的物品，这样，全家人的品性都会提升，这是迈向理想生活的第一步，这一步跨不出去，一切免谈。这本书不是教我们“执屋”，而是借着丢杂物，改善与家人相处的状态，治疗心灵创伤，增进彼此感情。一句话：家居清爽是好心情的关键。
（摘自《读者》2015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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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中产阶层的撕扯人生》桂旭江
当这样的撕扯与纠结成为一代人的集体困扰，所折射的，至少是这个社会大转型的一个侧影，就像沉重的列车在急转弯处，发出巨大的摩擦声。
《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描写了一对年轻夫妻，放弃了大城市的高薪工作，移居到云南的一个小镇，种菜、做饭、骑车、在月光下读书写字，恬静淡然的画面如诗一般美丽。我相信，这样的镜头会触动无数人的心灵，他们内心深处一定或多或少地向往这样的生活。
但是，我更确信，没有几个人能够像他们一样把理想变成现实。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向上不易，放下更难。
人总在出世、入世的撕扯中挣扎前行
Anita，一位看上去柔弱娇丽的女子，十几年的职场打拼，获得的财富足以令她“美美容、养养花，没事去趟温哥华”;曾经取得的影响全国行业规则的工作业绩，也足以令她此生都为之骄傲。她曾经早早立愿：35岁退休，做一个云游四方的人。
可是，她几乎从来没有闲过，从一条战壕跳进另一条战壕，基本是零时差。刚刚读完EMBA，就再一次把自己扔进创业的炼炉，成为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创始人。这家以农业为重点的P2P公司正在加速起跑的突破期，她像个性别不明的女汉子那样冲锋陷阵。她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是盯着屏幕度过，有多少次会议控制不住地对着下属咆哮，又有多少次在享受喜悦的五分钟之后就开始下一轮焦虑。
丰衣足食，情怀小资，又为什么要这样“自讨苦吃”？
我知道这没有答案，这是一个群体的生存写照，一边是入世的成功，一边是对出世的向往，人们在撕扯中挣扎着前行。
撕扯他们的，一边是马云、马化腾、王健林们的创业故事，财富、梦想，活着就是要改变世界的满腔热血。种种成功学铺天盖地，如果没有事业，人生的价值如何体现？而另一边又是星云大师、净空法师们的劝世恒言，人生本修行，万般皆身外，何必苦苦相争？
一边是孩子，一边是位子。无数文章在提醒人们，陪孩子一起成长吧，一生只有这一次;可是又有无数文章在提示人们：人生需要定位，更需要上位，想要老婆孩子热炕头，就腾出你的位置吧。
一边是老人，一边是超人。你会在夜里梦到老人离你而去，惊醒过来，泪湿枕巾。你恨不得从此陪伴在他们身边，陪伴他们走过最后的旅程。可是，擦干眼泪，对着梳妆台，你又想起今天要处理的一件件任务，你得做个超人，向上下证明你的能力。问候的电话，还是晚上再打吧。
一边是上流，一边是逐流。你痛恨腐败、藐视权威、嘲讽马屁，你心里住着一位清高上流的你。但每当机会来临，你立即苦思可以利用的关系，向手握权力的人表达由衷的敬意，想方设法地用最安全的办法把它“搞定”。你发现，此时上流的你，正在闭目养神，不闻不问。
一边是同学会，一边是追悼会。同学会的真正意义并非“拆散一对是一对”，而是人生的比较。当年并排坐的小伙伴，如今已经分出了三六九等，有的春风得意，有的失意落寞。好在比赛尚未结束，赶紧迎头赶上，下次一定要锦衣豪车，把那些钱多人贱的土豪比下去。只有到追悼会，才惊觉生命脆弱，万贯家财终究黄土一抔。活着的意义又在心中翻腾，还要这么拼吗？
一边是在路上，一边是故乡。中国的职场人，最喜欢的歌曲一定包括《在路上》《爱拼才会赢》《飞得更高》，它们总能让“一颗不安分的心”澎湃沸腾。但下一曲，可能就是许巍的《故乡》或者李健的《心升明月》，有些伤感，有些迷茫，有些心生倦意。
但是，故乡在哪里，何时能归去？
比较让人们总是停不下脚步
何生这几年总是向往归乡，他似乎已经厌倦身为一个企业高管的无奈，总是深情地描绘他的理想生活：写歌、作曲、吟唱，了却一生的夙愿。
2014年年底，公司不景气，何生与老板没有谈妥待遇问题，待业了。再见他时，愁云遮不住地浮上他的眉梢。我说：“你小子光北京的房产就三四套，吃租金就比得上一家两口小白领，这回正好圆一圆文艺梦了，祝贺你啊！”
何生嘴角牵出一丝苦笑：“文艺个屁，现在还不是时候。”
“那什么时候才是时候呢？”
“我不知道，反正现在还不是时候。”
一个多月后，何生成功应聘一家食品公司的副总。再见他时，他神采奕奕，不过话说三句又开始埋怨担子重、压力大。
我本来还想嘲笑他几句，却突然仿佛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如果我是何生，真的能快乐地开始理想生活吗？该嘲笑的，又岂止是他这个人。
我一直在想，不断刺激我们奔跑的动力到底在哪里？成功、财富？我们并不肯全盘认领。自我价值的实现？生命的意义？实在有些宏大缥缈。
最赤裸的剖析其实是：人在摆脱温饱的困扰之后，就开始寻找自我的证明，而证明的起点和终点是——比较。
对人这种群居动物来说，“比较”几乎是所有不幸和幸福的源泉。从生到死，我们永远活在比较中，比成绩、比学历、比升迁、比车房，比谁的关系更硬，比谁的对象更靓，比谁的孩子更有出息。俞敏洪就对他的同学说：“如果什么都比不过，我就争取比你们活得久。”
比较的结果之一，是我们常常对未来产生莫名的恐惧。名义上是担心资产贬值、孩子教育、养老医疗，而本质上，是恐惧未来活得不如别人。
比较的结果之二，是我们不能接受掉队。我们总觉得身边的脚步隆隆，不断有人超车而去，我们不敢停下，生怕成为吃灰的落伍者，生怕成为被嘲讽或者被怜悯的弱者。
比较的结果之三，是我们总在试图被别人尊重，不断用成就来刷屏，向周围的人提示自己的存在。我们甚至已经想不起，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谓理想，原来全是想成为别的人。
比较的结果之四，便是这数不清的撕扯。我们越来越发现事业、工作、成就之外那些事物的美好和重要，却又忍受不住比较带来的刺激，于是一边奔跑，一边回头，总想着弥补些什么，总以为下一站就是终点。
真的到了下一站，往往又变成新的起点。
这也许是一个阶层历史性的阶段，之前或之后，可能都不会如此大规模地体验这种撕扯的狼狈。
只有“90后”也许能逃脱撕扯的烦恼
大体上，“50后”“60后”这批人是不太纠结的，因为他们的词典当中本来就没有“放下”，他们像旋转的马达，不到断电，决不停息。
恰恰是“70后”“80后”这两代——“70后”人到中年，“80后”渐成砥柱，这个群体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相比“50后”“60后”，他们更多地倾向于认为工作不再是生活的必需，奋斗也不再是生命唯一的意义。
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注定比不上更年轻的一代洒脱，他们还做不到“喜欢就好，无所谓功名”。他们一方面是上一代的反对者，一方面又对下一代心存疑虑;他们可以赞赏“浪费生命、虚度光阴”，却很难身体力行。
这出世与入世的撕扯，大概至少可以上溯两千年。一边是帝王将相、建功立业，一边是田园归隐、竹林禅意。中国文化早已约定了读书人不为相便学禅的路径，光宗耀祖、名垂青史是主旋律，而相忘山水也是一条退路。
更重要的影响，其实来自西方。那些在奥斯卡或者戛纳闪耀的影片，无论场景如何离奇震撼，人性、亲情、爱是永远埋藏的主题。那些在黄金海岸或者夏威夷漫步的中国人，目睹了外国人如何享受生活和生命。
但是，他们与上一代的告别还不彻底，更多的“觉醒”，只在微 的朋友圈里感慨流传，稍不留神就变成廉价的心灵鸡汤。
于是，我们一面向往成功，一面嘲笑成功;一面追逐金钱，一面耻于谈钱;一面向往自然与自由，一面深信自由的前提是财富;一面开导别人看开一些，一面告诫自己时不我待;一面向亲人抱歉，一面提刀上马;一面誓言早早退休，一面生怕门庭清闲……
当这样的撕扯与纠结成为一代人的集体困扰，所折射的，至少是这个社会大转型的一个侧影，就像沉重的列车在急转弯处，发出巨大的摩擦声。
吴晓波为他18岁的女儿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只要你喜欢，就坚持去做，不要为别人活着，也无所谓成名成功。这封信有一个漂亮的标题，叫作《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这算是一个“60后”对“90后”最深情的祝福吧。
也许，再过20年，当他18岁的女儿成长为这个社会的中生代，那列车的摩擦声便会远去，愿意奋斗的奋斗，愿意浪费的浪费;财富与唱歌一样，并无轻重之分。那将是一个远离贫穷的时代，富足是常态，金钱与成功就像GDP一样，不再是衡量生活价值的第一标杆。在这个时代里，上一代的撕扯变得陌生甚至有些可笑，他们并不太能理解，选择为什么那么艰难，工作与生活本该是统一的整体，为什么会变成难以调和的矛盾体。
我并不确信这个时代是否会来到，但至少满怀期望。
（摘自《读者》2015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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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5-13 19:11 编辑
417、《忽然间,人们彼此隔绝孤立》于坚
中国曾经是一整体主义社会。个人群体之间的密切联系，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人们总是从属于某个单位、群体、组织，某个由同志、熟人、亲戚、朋友组成的亲密社区，这些组织又连接成一个巨大的共命运整体。广场是比私人房间可以获得更多生存资源的地带。毛泽东时代将这种整体主义发挥到极致，人们只有在广场上才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文革”年代，甚至致力于清理消灭人性中那些最黑暗的、从不显形的私密空间，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隐私、私人生活几乎绝迹。毋庸讳言，人们一方面感到空前的压抑，却也时而体会到来自整体的畸形温暖。那个年代的巨型关怀甚至包括个人婚姻。去昆明一家公园里会客。路上发现，公园附近出现了一个自发的、规模庞大的婚姻集市，征婚者的父母亲戚甚至本人聚集在那里窃窃私语，花园的栏杆上一排排挂着各种年龄求偶男女的照片和简介，就像超市货架上的标签，求婚小广告就像商品介绍或者供货条件。人们来自一个巨大的空间，其间相距数十到上百公里。他们是完全彻底的、信用难以保证的陌生人，除了广告上那几行字和一个电话号码，这些人没有任何历史、档案、口碑、担保……成功地碰上一桩良缘，双方都是好人家，全靠运气。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青梅竹马或者媒妁之言的时代，看来一去不返了。中国城市化乃是强力推进的结果。社会并没有完成城市化所必需的心理准备和文化呼应。人们措手不及，一夜之间已经离开故乡，失去了左邻右舍，失去了家具、风景、祠堂、方言、乘凉的大树、喜好的口味（街口那家吃了三十年的李记过桥米线）、玩场……搬进焕然一新、周围全是陌生人的小区。中国传统是“天人合一”，生活世界不仅仅是一堆空房子，它是一个由传统、经验创造的活泼泼的生活世界。一切都连根铲除了，世界散发着油漆和甲醇的味道。这种搬家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从水井、家园搬到一片沙漠之上。我在小区住了六年，没有一个邻居。并非隔壁没有人，而是我无法信任一个每天嘣的一声锁闭防盗门的陌生人。这种从名称到建筑格局都模仿西方建立的小区，没有任何可以使人们建立信任、友谊、邻里、婚姻关系的相应的文化构造，比如教堂、舞会、沙龙……就是中国式的也没有，比如集市、茶馆、庙会、节日……如果这位居民是一位单身汉，在这种小区他永远无法找到伴侣。西方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陌生人社会，但是并不意味着人们彼此隔绝。上帝是一个纽带，文化是另一个纽带。家庭音乐会、圣经研究小组、诗歌朗诵会、狂欢节、小剧场、杂耍、小书店、跳蚤市场、时装表演、足球……家是搬了，也焕然一新了，但文化搬不过来，要使新的小区产生故乡世界的氛围，需要漫长的时间。西方为此准备了三四百年，至少从文艺复兴就开始，从基督教文化的一统天下到多元共存的现代文化，这过程直到20世纪中期才逐渐完成。西方城市化是一个缓慢蚕食的过程，它使得文明有时间来转型、消化、磨合；随着伟大都市的屹立，西方发生过无数的文化运动、产生了一大批文化巨人。忽然间，人们陷入了彼此隔绝的孤立状态。但文化依然是过去时代那种整体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并没有对人们忽然被卷入其中的孤立状态做出反应。今日中国的主流文化，依然将社会想象成某种一神教的广场。其实社会已经成为无数的碎片，无数的小单元、小圈子，人们缺乏文化、精神、感情上的联系，通常的联系只有手机。有人会说，不是还有单位嘛？今天的单位更像公司，人们只有业务联系。一下班，大家各自开车回家，步行者与驾驶员彼此心怀阶级的戒备。同一个单位的，天各一方，彼此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电视媒体一厢情愿的作态，并不能将这些孤立的人们联系起来，因为它们也成了自以为是的小圈子。网络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孤独缓释器，但并不被主流文化真正尊重。网络可以发出声音，但它缺乏实质性的文化核准权。一方面人们越来越独立，一方面这种独立在文化中毫无价值，它的存在和创造力得不到肯定和释放。主流文化提到网民（他们就是人民，被各自孤绝在小区单元房里与世界失去了联系的人们），口气轻蔑而警惕，依然将这个巨大的星空视为另类，其实广场上早已人去楼空了。孤立时代并非完全负面的，它具有某种原始的活力，人们在空间上被解放了。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们，虽然为此丧失了温度统一的空调，但也获得了自我做主的空间。对国人来说，这是一种新经验。在孤立时代，人们很难再万众一心，每个人都心怀叵测。这种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要求人必须对自己负责而不是依赖整体，必须自己判断事物而不是依赖整体意志，这意味着多元社会有了一个真实的空间基础。文化的当务之急，是为这些彼此独立的空间提供联系交流表达的平台，整合传统、经验和文明的遗产，重建社会，重建文明的坐标和金字塔。
（摘自《读者》2015第7期） -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5-13 19:18 编辑
418、《哪时有好人，哪里就有紧箍咒》冯欢
几年前，诗人北岛读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参加朗诵比赛，老师分配给他一首诗《假如我是一支粉笔》：“假如我是粉笔/我会很乐意牺牲自己/让老师在黑板上写字/让同学在黑板上画画/我不需要你们保护/但求你们不要让我粉身碎骨。”北岛很是愤慨，好在儿子不会委屈自己，一早就跟老师说：“老师，我不想当粉笔。”做个好人，不一定粉身碎骨，却常会积毁销骨。1976年，北岛写下“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历史在进步，禁忌越来越少，道德洁癖者们不再有密集的标靶，但榜样依旧不好当。尤其是道德榜样，光环被放大，瑕疵也被放大。你要当一个好人、英雄、模范、清官、慈善家，必须是汉白玉的身子，通体无瑕，从内在动机到外在行为都要严丝合缝地符合最严苛的道德要求，永远高大全、伟光正。道德的紧身衣好人、坏人是现代中国人使用的俗称，古时则为君子和小人之别。传统儒家奉行道德理想主义，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义”，经由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和朱熹的理学接力后，终变为“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国人穿上了道德的紧身衣。但凡名垂千古之人，最好都是节操完人。如文天祥以死明志，一旦与节操较上劲儿，生命便变得无足轻重。如何做个好人？《二十四孝》是教科书。郭巨家贫，妻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儿会与老母夺食，不惜挖坑埋儿。王祥“卧冰求鲤”，吴猛“恣蚊饱血”，庚黔娄“尝粪忧心”……老祖宗们苛刻的道德律，怎么看都是在把好人往绝路上逼。对女人，更是变本加厉，贞节牌坊压了几千年。丈夫生时不得改嫁，死后不得再嫁。后来又发展为未婚妻未过门时丈夫死了，也要守寡，叫望门寡。守得住望门寡的，才是千载难逢的好女人。《明外史·烈女传》里有一名女子柴氏，与丈夫一同被流贼抓住。一贼兵见柴氏生得年轻貌美，上前捏了捏她的手，柴氏立刻用牙将被捏过的肉咬下扔掉，另一个贼兵扳了一下柴氏的胳膊，柴氏又一口咬掉了胳膊上的那块肉，结果她被活活砍死。说教者板着面孔，说出一堆自己也不能践行的主张，这种顽固的道德秩序，深深烙在我们的灵魂里，并以此比照自身、苛求他人——什么事情都得分个善恶对错，什么关系都得讲个人情世故，从逻辑学变成了人际学。美国汉学家墨子刻精辟而刻薄地指出，“中国人提倡君子道德，美国人提倡‘小人’道德。美国人只要求人守法、纳税，要求很低，容易实现。中国人把为人的道德门槛设置得太高，调子起高了，很难唱上去。”功利社会的“不相信”历史学家孙隆基说，因为缺乏宗教精神，加之长期的贫困基因，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茅于轼则从经济学角度判断，君子国里的人一旦有了国家，又有了市场，最终必定会转变为“小人国”。在没有英雄、“利”字当头的时代，利益就成为凡事的合理解释。如今，我们起心动念唯利是图，不敢也不愿相信那些“利他”的好人。而在长期重农轻商的文化的影响下，商人的血管中永远“被”流着“奸”的血液。慈善家一边获得赞誉，一边又被怀疑——他这么干，是不是有利可图？王石、丁磊、曹德旺……几乎所有企业家、名人做慈善时都遭遇过质疑。一企业家在给宁夏孤儿院捐款时，竟戴着一个孙悟空的面具出席，因为被整怕了。另一种说法是，社会指导思想高得不切实际，被树为典型的好人们，好生活和好道德永远不可兼得。好人是全然的好，坏人是全然的坏，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这种文化心理还经常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动不动就逼人自证清白。你拒绝这样做，就是心中有鬼。所以有人非要把李亚鹏搞掉才高兴，有人非要苛求一个河南妇人比普通人更高尚。当“最美妈妈”吴菊萍伸手接住从高楼坠落的孩子，也接过20万元奖金时，她的自白发人深省：“我就是普通人，刚买了房，还有很多贷款要还。我希望有这个事和没这个事一样地生活。千万不要被这些关注、荣誉和言论套牢了。”对待好人，其实只需一些常识，比如宽容、同情、正视人的复杂性，既看到人家勇敢无私的一面，也体恤人家自私、懦弱甚至灰暗的一面，如勃朗宁夫人那首著名的长诗《奥罗拉·李》中写的，“愿仁慈的上帝宽恕一切好人”，这个“宽恕”再确切不过了。
（摘自《读者》2014第21期） -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5-13 19:12 编辑
419、《不应放弃的乌托邦》叶克飞
世间所有的选择，到最后其实都是五个字——你想要什么？在大城市打拼还是回小城市过相对安逸的生活，这是一个近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可是，它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吗？20世纪60年代，刘大任从台湾去美国求学，恰在柏克莱遭遇了自由言论运动风潮。最终，他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成为“乌托邦的寻找者”。尽管刘大任的左翼思维与我并不相投，但不妨碍我被其文章《柏克莱那几年》打动。这位如今已垂垂老矣的小说家写道：“也正是直接参与运动的亲身体验，因‘柏克莱人’而感染的‘寻找乌托邦’旅程，接受了残酷考验，所有事业梦想全部报废，学位自动抛弃，人生大转弯，甚至对人性的本质产生了难以解决的怀疑，然而，直到今天，扪心自问，没有一丝一毫后悔。”他还写道：“对于今天十八九岁的大孩子，我还是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这句话，任何机缘，当乌托邦出现在你的人生轨道上时，即使玉石俱焚，也千万不要放弃。因为，人活着，不为这个，为了什么？”他还提到了有名的《休伦港宣言》，开篇是那个著名的句子：“我们这一代的人，孕育于至少是相当舒服的环境，被安置在各地的大学殿堂里，不安地看着我们继承的世界……”这多像个预言，如今的中国年轻人，不也是身处一个至少相当舒服的环境，但又不安地看着这个世界吗？只是，比起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如今的中国更加物质化，甚至使得许多年轻人不得不屈从于生活的压力。但反过来说，如今这种琐碎的物质化生活所遭遇的种种问题，在旧日的风起云涌面前也注定是小儿科。换言之，如果你是一个能为“寻找乌托邦”放弃一切的人，那么“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式的问题根本不值得一提。大城市和小城市都有显而易见的优缺点：大城市生活丰富，工作机会多，如果是非体制内领域，相对更注重能力，尤其是在创意产业、科技产业等新兴领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业务重于人际的氛围，缺点是生活成本高、工作压力大；小城市生活成本低，日子相对安逸，但工作机会少，又普遍是人情社会，办任何事都得靠关系，又因人际关系复杂，隐私空间常被侵犯。这些优缺点并非绝对，往往会随着个体的特点而转化。比如在家办公的自由职业者，工作主要依靠网络传递，那么小城市的低房价就显得有诱惑力；但如果他又特别喜欢丰富的生活和多元化的资讯，那么大城市的高房价也不会阻挠他前行的脚步。正如有人所说，世间所有的选择，到最后其实都是五个字——你想要什么？许多过来人看到这句话，会不屑地说一句“too young too simple（很傻很天真）”，告诉你这种想法实在太不成熟了，因为许多事情不是想想就能实现的。他们会摆出各种大道理，列出一连串的“反面教材”，告诉你若不循规蹈矩，人生将会如何悲惨……可是，如果你连想想的勇气都没有，你又能实现什么？在大城市和小城市的问题上，我的感情一直倾向于前者。当然，我并不是认为大城市一定比小城市好，更不是说年轻人必须选择大城市，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但必须承认的是，在这个选择中，天平从一开始就是倾斜的，前者的生存压力更大，也因此更需要勇气。而遵循内心的勇气，不但是我自己缺少的，也是我喜欢并尊重的。对于逃离大城市的年轻人，我同样尊重，因为他们尝试过。对于选择小城市安逸生活的年轻人，我也并不反感，因为那也未必不是遵循内心的选择。我唯一不能认同的，是某些人对打拼者的嘲笑和他们庸俗化的论调。我见过不少世俗眼光中的失败者，他们无一例外地遭遇了嘲笑。比如有人被迫从北上广回到家乡，就有一些这辈子未曾离开家乡的人嘲笑他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当然还少不了“早说过这条路走不通”之类的论调。还有一些人正在大城市里打拼，可逢年过节回到家乡，就会成为七大姑八大姨的谈资以及被训导的对象，告诫你生活应该安守本分，结婚生子再去考个公务员才是世界上唯一的人生标准。我甚至认为，正是这群人的存在，才逼得许多年轻人背井离乡，宁愿在大城市孤独打拼，也绝不回去。没错，大城市里有许多平凡的打拼者，终其一生也无法跻身于这个城市的上游，他们甚至买不起一套小房子，终日为温饱奔波。但谁有资格嘲笑他们呢？没有人。正如毛利在《普通女孩，就该滚出大城市？》中所写：“为什么一定非要成功、出色，才能留在大城市？为什么女人不能像男人一样自由选择去留，她永远都该仰仗别人的意见生活吗？”在中国人的人生选择中，女性比男性的空间更为狭窄，没在30岁前把自己嫁出去仿佛是一条死罪，结婚后没生出孩子来同样是死罪。一个社会对女性的苛求与偏见，意味着整体价值观的缺陷。女性遭遇苛求，男性同样不会好过。认为女性留在小城市安于现状最好的七大姑八大姨，同样也是逼婚、逼考公务员的主力，她们的逼迫对象其实不分男女，这也许是小城市最让人窒息的一面。我有一个朋友，不谙世事、不善交际，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中等收入。与许多独生子女一样，她在父母的支持下买房买车，一个人住着140平方米的房子，每日按部就班地开车上下班，不知不觉已经年过三十。也是在30岁这一年，她放弃了这一切，选择北漂，租房、挤地铁……当然有人会说她傻，可她比以前开心多了。她离开这个小城市的唯一理由是孤独，同时，她又不愿像长辈们所说的那样，随便找个人结婚生子，告别孤独——那样的话，也许会更孤独。在某些人看来，这种孤独似乎有点矫情。他们还会搬出“适应社会”这一万能法则，告诉你这是你自身的问题，你要改变自己、释放自己，接触社会，就能有更广阔的圈子。可是，这个说法从根本上抹杀了人与人之间原本就具有的差异，忽略了人的个性。价值观的差异也与身份、地位无关，即使都是高学历，即使都有体面的工作，但一个读哈耶克、萨义德和《古拉格群岛》的人，怎么可能和一个除了课本再没读过其他书的人有心灵上的契合呢？因为价值观而造成的孤独，无法因为自身的改变而缓解。而且，即使改变，也只能就高不就低，也就是说，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去适应别人的高度，但无法刻意拉低自己的智商，去迁就比自己更平庸的人。在男权社会里，有较高文化素养和能力的女性，更容易在小城市里感受到这种孤独。工作没有挑战性，缺少有共同话题的朋友，找不到看得上眼的男人，还要因为没对象、不结婚和没生孩子这样的事情被当成异端，这已经不仅仅是孤独的问题，更关乎尊严的丧失。所以，一个人越出色，小城市的面目就越可憎。别说那些内地封闭小城了，即使是东南沿海的富庶地区，即使距离港澳仅仅一两个小时的距离，小城市仍然只是小城市，你依然要忍受以下这些事情：同样的杂志和电影，比广州深圳迟一个多星期上市和上线；你还是得自己开着车跑去大城市看话剧和演唱会；如果你没考公务员，某些人更是会替你痛心疾首；即使是年轻人，也往往早早老去，坐下来就跟你谈赢在起跑线上的孩子经，见到育儿和养生讲座就像打了鸡血；许多你的同龄人，有着高学历和体面的工作，可家里没有一本书，你们永远找不到共同的话题；在事业上，你不能靠创意打动客户，跟人搂着肩膀，忍着满口酒气，称兄道弟干上几杯也许更管用……有时，我甚至会有这样的错觉：能忍受这些，简直需要比在大城市打拼还要多万倍的勇气。当然，后来我明白了，这不是勇气，而是妥协和懦弱。大城市当然也存在这些问题，但你起码有躲开的机会，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还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故乡在一个内陆不发达省份的小城市，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死也不会回去的，因为我不想在20多岁时看到自己60岁的样子。”因为，在那样的小城市里，除了公务员、国企、学校、医院之外，你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用可以在老家买别墅的钱，供了一套北京的小房子，然后告诉我：“房子再小，也是我买的；路再难，也是我自己选的，这样的话，谁也没有借口来干涉我的生活。”我知道，这就是勇气。它似乎可以回应某些人的另一种荒谬论调——年轻人选择大城市是一种逃避，比如逃避生活的责任和传宗接代的重任等。且不说年轻人选择大城市大多有理想和追求的因素，即使真的是逃避，我也建议持此论调的人先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人家甘愿放弃安逸，以孤身去大城市打拼的代价去逃避你和你所期盼的那些东西，是什么让你和你的期望比巨大的生活压力和激烈竞争更恐怖？很多时候，我们都过早老去，然后定义生活。比如认为房子、车子和金钱就代表生活的全部，认为别人也应该这样想，否则就是不成熟、不知足，或是以过来人的姿态强调平庸的可贵，把“平庸”等同于“平淡”。可是，许多人未曾想过，你认为好的未必是别人想要的，我们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于人，未必是关怀，而是侵犯。这样的事，在这个国家随处可见，小城市似乎更明显一些，同时让人无处可躲，也无从辩驳。越是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生活的人，越是庸碌无知的人，越喜欢嘲笑那些有勇气去承受压力的人。不够现实的乌托邦，总会引来嘲笑。但是，如果你现在20多岁，你是希望看到一个乌托邦，还是看到自己60岁时的样子？
（摘自《读者》2014第24期） -
420、《教养,就是要让别人舒服》Ｈuyan
很多年前，余世维在《管理思维》课中讲过一个案例，他说他有一个习惯，每次要离开酒店，他都会把床铺整理一下，把摊在桌面上的东西整理好，尽量把房间恢复成进来时的样子。这样进来清扫的阿姨会对住过的客人刮目相看。
也许客人和阿姨永远不会见面，阿姨高看这一眼也并不会对客人有什么影响，但这就是教养，在看不见的地方更显宝贵。
研究生入学考试后等成绩的那段时间，我在一家麦当劳参加见习经理培训，培训的第一课就是倒餐盘。餐盘上有餐盘纸，只要不是被打湿或者故意破坏的很严重，清理餐盘是很容易的。只消把餐盘倾斜45度角插进垃圾桶的门帘，餐盘纸和餐后垃圾就会全部滑进垃圾桶，自己的手一点也不会沾上。
可据我的观察，就是这简单的动作，国内大部分用餐者都不会做。父母更不太会鼓励孩子吃完麦乐鸡和开心乐园餐之后把餐盘清理了。用好习惯换别人高看一眼?很多人还做不到。
有一次跟同事一起搭飞机出差，吃完飞机餐，看见他把餐盒、纸杯、废弃物都一样一样整理好，铺平，然后把擦过手的餐巾纸摊开，均匀的盖在餐盘上，再交给空姐。我坐在邻座，瞬间觉得自己之前是多么的粗鲁。垃圾本身不是美好的东西，但在丢弃时却可以有教养。
看得见的教养是容易的。因为慑于群体的压力，但凡有些自觉力的人，都能发现自己跟文明的差距。在干净的环境里你不好意思乱丢垃圾;在安静的博物馆你不敢高声喧哗;在有序的队伍中你不好意思插队;在清洁的房间，你不会旁若无人的点燃香烟。所谓的教养，真实存在于环境感染力中。
难的是看不见的教养。在乌合之众中谁能保持优雅和教养?在群体无意识中谁能保持清醒和判断?在舍生取义的时刻，谁还能像一个绅士，把生的机会留给妇孺老人?这不是作秀和异类，这恰恰是最能体现教养作为品德的可贵之处。
更难的是那些“慎独”的教养。日本有一种文化，叫做“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文化。比如不小心把水洒在了地铁座位上，即使下一站就要下车，也要想办法擦干净，这样下一位乘客就不会觉得麻烦。
虽然没擦可能也不会被人批评，虽然大部分时候并没有机会跟下一位乘客认识，但这种谨慎独处，保有敬畏的态度恰恰是最能考验真假教养的地方。
再比如之前说到的整理房间，清理餐盘和盖上餐巾纸，听起来都是细节小事，难就难在明知道没有“好处”还依然保持，这就比“被称赞的道德模范”好的多，也可持续的多。
教养不是道德规范，也不是小学生行为准则，其实也并不跟文化程度，社会发展，经济水平挂钩，它更是一种体谅，体谅别人的不容易，体谅别人的处境和习惯。
不因为自己让别人觉得不舒服，这就是教养的简单道理。
(摘自《意林》2015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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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读书读久了,你总会信仰些什么》白岩松
当我们翻开一本书，要在翻开的这本书里头寻找到什么呢？这个话题似乎要从我们刚刚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说起。当人生的这本书刚刚翻开，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在这本书里，我们又要寻找到什么呢？也许两者的答案有很多是相似的。首先翻开一本书，我们希望知道自己是谁，我的家乡在哪里，而世界又在哪里。
如果我不打开书，我会以为世界就像我生活的这座城市一样，有草原，有森林，有很多和善的人们。但是当我打开书才知道，《上下五千年》里有那么多的历史；当我打开书的时候，我知道在《一千零一夜》里还有另外一个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当我打开书的时候才知道有好人、有坏人；当我打开书的时候才知道，北京、江苏、四川或者其他的地方怎么怎么样。了解的事情越来越多了，这个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结果一个又一个少年该如同我一样，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如果没有书，你不会知道世界是个什么概念，即便后来当你的年岁足够大了，当你来到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国度里，你竟然发现一切似乎没那么陌生，因为早在白纸黑字上，早在字里行间，早在曾经翻开的一本又一本书当中，你曾经如此亲密地靠近过它，世界变得不再那么遥远，也不再那么陌生了。
说起来真的有意思，总有很多人问我，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我的答案永远是一样的，当然是《新华字典》了。如果要是没有《新华字典》，没有我从最简单的一个又一个汉字开始认识起，一直到后来，我怎么会有勇气、有能力翻开一本又一本或厚或薄的书呢？如果我不能翻开那些书，我的很多困惑、我的很多未知怎么能在我的面前陆续打开呢？成长是什么？成长不仅是年岁慢慢增长，更重要的是内心所累积的一个又一个问号慢慢地得到答案。
当你的答案越来越多，当你的问号开始慢慢地被抻直的时候，你就是在成长。最小的时候可能在读《十万个为什么》，获取一个又一个答案，如果没有那些书，答案不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就永远像是一个仰望星空的孩子。虽然在这一生当中葆有好奇，葆有问号，永远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如果你的一个又一个问题不能得到解答的话，成长怎么可能变成现实呢？从你最初好奇的一加一等于二，到后来一加一等于二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数学题，而是人生，是大的哲学，是你如何去捍卫常识；当别人因为自己的利益，能喊出一加一等于三，甚至等于四的时候，你还有勇气去坚持说一加一等于二。你想想我们走了多远的路程了。从最初只是一个最简单的小学的数学题到后来与常识、与正义、与真理有关，如果没有那一本又一本翻开的书，你怎么可能有这种成长呢？总有人问我读书有什么好处。我说用几个“解”来回答你吧，它可以解惑，它可以解气，有的时候你有很多这种郁闷和生气，打开书看到有与你同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或者古人甚至都提前把那种呐喊替你发泄出来，你就觉得挺解气的。
另外，还解决你的很多挣扎和困惑。翻开一本又一本书的时候，你看到答案，拥有了一种解决的方案，道路变得更加清晰了。当然千万别忘了，看书还有另外的功能，那就是有的时候还解闷。哪怕现在人们开玩笑连解手的时候，都需要有那些看起来不那么累的书能陪伴你度过人生当中永远不会没有的这种时光。一天总是琐碎的，但是累加在一起却可能会获取很多知识，因此，我觉得一个能提供这么多“解”的书，会帮助一个又一个人更好地走这样一个成长的道路。
在我们寻找的无数答案当中，最后一种答案可能非常的重要。它帮助我们寻找到平静和幸福，我们可能都记着这样的一句话，“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那是一个屈辱的时代。但是现代在物质大潮快速奔涌而来的时候，这句话可以稍微地变一变了，变成什么呢？
“中国之大，找到一颗平静的心简直太难了。”但是不平静又怎么可能幸福呢？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周围是乱的，自己的心里也是乱的，当你打开书想在书里找到平静的时候，最初几页是很难的。但是当最初的几页慢慢读进去了，你就觉得好书真像是一堵又一堵的墙，开始慢慢地升腾起来，把外面的车水马龙还有那些喧嚣的声音都阻拦在了外面。这个时候，你觉得那颗躁动的心慢慢地安静下来，这个世界你似乎又可以在白纸黑字里闻得到花香，听得到鸟的声音，大自然仿佛又回到了你的身边。更重要的是没有平静怎么可能幸福呢？
那么，幸福与读书、与平静有什么关系吗？很有关系，幸福是由三个关键词构成的，那就是物质、情感和精神。只有物质基础、情感依靠、精神支柱这三种因素的分数都不错，加起来你的幸福指数才高。而读书与这三者紧密相关，“读书无用论”的论调早已经慢慢消散了，那个时代也结束了。
早有调查显示，人们读书和知识获取的水平和你的工资收入是成正比的，我想只有你的读书足够多了，你才会更有创意，才会更自信，你才会更有底气，才能获取更多的物质回报。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书读得多了，你在情感方面会是一个充沛的、获益很多的人，你的依靠会更充实，更重要的是在读书中会寻找到我们的信仰和精神支柱。中国人的信仰千百年来并不是仅仅靠宗教来支撑的，它就在唐诗宋词当中，在爷爷姥姥讲给你的故事里，在《三国演义》里，在《红楼梦》里，在《西游记》里，在无数的经典书籍当中，至今依然被文人用那种美丽的方块字写在字里行间。
读书读久了你总会信一些什么，信一些什么就有了敬，有了畏，因为信仰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敬畏”二字。有了敬，有了畏，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要去做，知道什么是不好的我不能逾越它，就如同社会这条奔腾的大河两边有了安全的河床，敬和畏这两个河床在，不管这条河流如何奔涌，总是安全的。我们现在正处在慢慢建两边河床的过程中。
因此，如果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多读书，能够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能在这里慢慢找到幸福感并且找到自己的话，中国就会变得更好。也许读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读书可以改变很多，可以让我们一个又一个人变得更好。
（摘自《视野》2015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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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今日何人才配做我们的老师》余世存
我们当代的学校教育是令人痛心的，无论思想、立场持左持右者，对教育的批评惊人地一致。如李零教授正告当政者语：“大学不是养鸡
场。”如钱理群先生的名言：“我们的教育培养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资中筠先生说我们的大学教育：“招天下英才而毁灭之。”无论地位是高是低者，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好的教育，有条件的，送他们到国外去读书。这种送，是国人最后的底线，是一种血缘之善：自己可以忍受痛苦，而把孩子送到宜居宜学的国度。
在移民赤字、人才赤字中，我们的留学赤字也是相当惊人的。我国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等国的第一大留学生生源国，在我们两三千万的大学生中，堪称精英的100多万人在海外。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占其全国大学生总人数的比例都在10%以上，我国这一比例只有百分之零点几。中国人到美国留学的人数是美国人来华留学人数的10倍以上。
不用说汉唐时的教育，就是传统中国的末世，也少见这样的教育。考察中外教育，同样寒窗十年，我们教育出来的人跟人家教育出来的人难以相提并论。资中筠先生说，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思想。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中国的人种都会退化。
这样的教育一如雾霾，大概是我国人的业力或宿命。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和孩子要寻求出路，除了出国一途，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自救，同舟共济。借鲁迅的话，不要相信，不要相信成功人士，不要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在跟人的互动中，去寻找同道，寻找真正可以师法的健康生活和高尚人格。
说人格高尚者才配做我们的老师，这话在今日语境中显得“高大上”。潜规则流行、“三观”尽毁的道德现状，使得心性人格之矮化、言行之粗鄙成为当代国人身上的普遍现象。斯文扫地，师道无尊严，也成为大家叹息又无可奈何的现象。也许只有在我们这里，老师才被学生称为“老板”。教育工作者、教育管理者们被很多人漠视、轻视甚至仇恨，“新三座大山”中即有教育大山，“眼镜蛇”荼毒国人被列入民谣，这些现象并不让人意外。
“古之学者必有师。”今天很少有人称赞自己的老师。邓康延先生主持拍摄的《先生回来》纪录片中，选取了民国史上的几位校长、老师，在北京798展览时，曾创下一周10万人参观的奇迹，就是因为在师道、师德问题上人们产生了深切的共鸣。
这是一个让我们说来不免羞愧的话题。但任何轻薄都有违东西方文明对师道尊严的规定。“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者，天地君亲师大伦中之一伦也。跟教书匠不同，跟愚民愚人者不同，师者是人生百年中的典范。“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唯有这样的师道、师德加持我们，我们的人生在顽时才能提升为廉，在懦时才能立志，在怯时才能勇猛精进，在薄时才能校正得敦厚，在鄙时才能转变为宽广。
师道，在中国语境中就是君子大人之道，这种大学之道，就是要把人从“子民”“百姓”“小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使其知道自己光明的品德，更新自己的生存或生命意义，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这就是《大学》开宗明义强调的，也是朱熹一再称道的“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从《大学》等文献中可知，中国文化的教化之道跟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相通，都是要培养丰富的人、全面的人，《大学》所弘扬的人格德行更接近于现代社会的公民人格。《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从《大学》中还可以推论出，那些一生停留在修身阶段的人还不是君子大人，那些一生只顾小家停留在齐家阶段的人也不是君子大人，那些一生止于治国阶段的人仍不是君子大人，他们既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之道”，也不具备现代文明社会的公民人格。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大学之道”与其他文明的圣哲心地相通。苏格拉底坦言：“我试图说服你们每个人不要更多地考虑实际利益，而要更多地关心心灵的安宁和道德的完善，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利益和其他公共利益。”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判别一个城邦，不是以人口、城垣为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由公民组成。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人类社会提出了一个原则：“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们因此可以理解，在传统中国，师者何以具有崇高的地位。按中国人的理解，天佑我们，以君，以亲，以师来加持我们。在这中间，师者的心地是最为自由、光明、高尚的。尊师重道是我们的传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因为，“师哉，师哉，桐子之命也”。老师决定了学生一生的命运。师者对学生的引导，就是“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礼记》中明确地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大学》则深谙人性中的阴暗和果报：“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你说话不讲道理，人家也会用不讲道理的话来回答你;财货来路不明不白，总有一天也会不明不白地失去。我们由此可以理解当代中国的很多怪现象，有些学官、教授为大众嘲笑、诅咒，即在于他们的狂悖，他们的人格矮化、官化得成为一个个笑话，他们是“教育雾霾”的制造者。
由此我们能够理解具有什么样的人格才配做先生，没有德行的人其灵魂也是阴暗猥琐的。今天我们社会上流行的成功学和官本位文化，在有尊严者心中，只是“世禄”，它们既非我们的师道，更非人生健康幸福的指标，但遗憾的是它们仍为很多人师法，它们仍在流行。它们的流行让我们与一切健康的人格、高尚的心灵相暌违。古希腊的圣贤伯里克利说过：“我们既关心个人事务，又关心国家大事……毫无疑问，那些深知战争的灾患与和平的甜美，因而能临危不惧的人，才称得上具有最伟大的灵魂。”
考察东西方文明的教育之本便可知，人格之涵养是人生社会的终极目标。中国人讲“与天地参”，即是此意。这种顶天立地的人格养成，并不高深，因为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儒、释、道在此殊途同归。而西方人在此的诗意仍然一致：康德说，“人是目的”;两千年前的伯里克利则骄傲地说，“我们雅典总的来说是希腊的学校，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具备了完美的素质，都有资格走向沸腾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最优雅的言行举止和最迅速的办事作风”。
在我国很多地方，都能见到这样一副对联：“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这是乾隆皇帝为孔子写的。孔子作为老师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可以从孔子和其弟子的关系中学到很多东西。那样的人生境界，今天仍让人向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摘自《视野》2015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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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有味的礼物》汪涵
夏天南方的太阳很毒，但烦乱总被不期而遇的大雨一洗而尽，为了与一条河流保持一样的沉静和从容，我经常去长沙附近的一个小镇散步，那个地方叫做靖港，那条河叫做沩水河。
靖港给我的美感在于它生活的节奏，它固执地在紧邻都市的地方保持了自己的时间感：那里的水鸟，总在黄昏的时候沿着固定的线路归巢。那里的木匠午睡醒来总在同一个时间，然后摆开自己的工具，打开他的窗户。那里的豆腐作坊，不用任何钟表，也知道在什么时候开磨最好。然后，开磨的豆香蔓延到整个石板长街。
虽然，这本书的存在并非由于靖港，但我心存感激，在那里的时光，总让我能够更好地明白自己。我和那里的老人和孩童，一起度过了很多个悠长的白昼。由于他们的启发，我找到了一些和时间交谈的奥秘。比如，在哪里散步，才能踩到松软的褐土；听到哪一种鸟叫，就知道夏天其实已经过去了。而看到那些淡蓝的野菊，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抬起脚，它们从不需要任何的移植，就开得茂盛自在。
因为这些可爱的存在，时间开始明亮起来，那些让我感悟的物件和人物，也在我的脑海里像野菊花一样生长。
于是，我就开始了写作和整理，时间往往在深夜。在深夜的写作，让我对时间有了更敏锐的认识。有时候我沉沉睡去，经常梦见童年，据说大多数人的写作都与童年有关。至于我，梦大都会发生在清晨，在半明半暗的时候，在天边红褐色的残霭即将变成白色的流云的时候，我有时松开手上的笔（我是一个至今也不会用电脑的人），梦见童年回归，母亲用鸡毛掸子给我打扫房间，沉静的动作里有着某种永恒。
我由此写下了鸡毛掸子，写下了靖港，也写下了木盆、豆腐干、古琴，还有墨条这些精巧或者平凡的物件。在清早我快出门的时候，这些物件仍然在，它们有的在我房间里，有的还在记忆中闪烁，只是，它们都还未曾醒来。我相信，它们和靖港一样有自己的时间感，有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从这里开始要改“它们”为“他们”，在清晨，我不会去惊扰他们，就像母亲从不会去惊扰我的梦。
对于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和他们的制作者之间的关系，在写作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无数次，木盆和古琴这些肯定都听到过我写作的动静，并和我有过交流。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方式，对这个世界了如指掌。通过写作，我确立了与他们的朋友关系。也因为他们，我还算是一个有味的人。
有一天，我想起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诗《礼物》：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我突然感觉到用它来形容这些东西是多么的好，当一个人什么都不想去占有的时候，他该是多么的快乐，就像我的那些好朋友那样，比如制琴的朴云子，做豆腐干的老李，做木匠的于爹。
但想要把这一切的感受写下来，我还是感觉到了难度。其实，我对文字，向来是心存敬畏的，尤其是在必须要让自己写得有味的时候，所以迟迟不敢下笔。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顾虑，尽管我有那么多不良嗜好，写毛笔字，搞篆刻，养虫子，做木工，玩核桃，玩葫芦⋯⋯做这些杂七杂八的玩意儿，我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假如有一天，虫子给冻死了，葫芦被摔坏了，出了这些事情，肯定比在节目现场穿反了裤子更让人揪心。把玩这些至少有一个基本的好处，那就是不用连累别人和我一起伤心。而把这些写成文字就不一样了，我一定得想清楚，我给大家说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当一个木匠，炒一碟香干，这些肯定都是有味的好事情，靖港也是个相当有味的地方，而当它们变成文字之后，是否还会变得香气四溢，我一直不敢想象。
其实这些大多都有不可说的意味在里面，《大品般若经》里有云：“言说是世俗，是故若不依世俗，第一义则不可说。”我相信人生真正的好东西、好味道，都是不可说的，它们有时候披上了世俗的外衣，躲在一些不世俗的地方。比如我在靖港的那些师傅和朋友们，都很少说话，只是默默地生活，享受阳光和各种气味。因为他们，以及他们手上的小物件，这种表达慢慢有变成文字的可能，木匠、墨工、折扇坊、油布伞、竹林、河流这些，都会比一个人更为长久地活着，它们比其他复杂的东西，更值得去记录。
你们肯定还想知道为什么我会写下这样的文字，这得从我的师承开始说起。我对文字的好坏评价，是有所偏执的。这并不会因为书籍报纸上那些刺激的标题发生改变，更不会因为世界变得越来越刺激，越来越滑稽，我的文字观也会有所变化。
我得感激我最早的师承。我生在苏州，小时候经常和我爷爷到园林里面去逛，接触了很多树木、小虫子、字画、碑林⋯⋯这些东西都相当奇妙，它们的声响、形状和运动的方式都有奇特的美感，一直影响着我，我希望我文字里会有它们的DNA。长大之后我接触了更多的好东西，也无非是拿它们来作比较，那种美感相当的原始和直观，我从来就无法放弃。
那些让我拍案叫绝的物件和文字，其实都有着相似的特征，比如沈复的《浮生六记》里面有这样的一段：“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昂首观之，项为之强。又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其冲烟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怡然称快⋯⋯一日，见二虫斗草间，观之正浓，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癞蛤蟆也，舌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觉呀然惊恐。神定，捉蛤蟆，鞭数十，驱之别院。”这些文字都相当的缓慢，这微观的生活是多么的有趣。每次我读到这些，也会怡然称快，沈复和张中行、董桥这许许多多的老先生，他们写下了那么多畅快的好文字，给了我无数快乐的夜晚，也无形中成为了我的师承。后来看到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引征陆桴亭的话，谈到生活和小物件之间的关系：“凡有体验有得处，皆是悟。只是古人不唤作悟，唤作物格知至。”我更加坚定了把小物件写下去的兴趣，这种兴趣也不在于占有与否，而如苏东坡所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我一直想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一些，对于那些曾经问过我生活意义的朋友，这本书也算一个小小的回答。文字是我生活的一种方式，但并非最主要的。我用文字去实现我日常生活的拼贴，努力用木盆、鸡毛掸子、糍粑、墨这些寻常的小物件，做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一个没有流俗的感悟，和一个不算模糊的答案，而不是我在舞台上的那些只言片语。假如你们能够从中看到当一个小工匠的有味生活，更加安心地过有味的日子，偶尔会感觉到我的存在，只希望你们能够会心地一笑，哪怕是面对在电视节目中的我也行，而不必努力去作那些不可说的阐释。
那些小物件、小生活，一直都比我更为重要。
最后，就以米沃什的那首《礼物》结语：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摘自《视野》2015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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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家有三只猫》六六
老大是十二年前从新加坡大街上捡回来的，培养出深厚的感情，儿子都知道不与其争，小时候儿子若被老猫卡拉挠了，我是要责骂儿子的，怪他去招惹猫。所以直到今天，偶得对老猫都有心理阴影，只要看见老猫横在厕所门口，都不敢去尿。老猫到今年也是近70岁的老人了，年老色衰体力不支。出于多年专宠，依旧享有一天六只大虾的正部级待遇。有时候虾贵到75一斤，我自己都不舍得吃也买给她吃。她现在就指虾度日，猫粮不怎么吃，早上晨唤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以头跄门的老猫，我眼未睁圆就跌跌爬爬地去厨房给她拿虾。
最近陆续收了两只小的。老二是在汤池写作时，被同有三和的医生央着收留的。收她时年纪不大，也就一个月余的生命，却被数度遗弃，大冬天的总站在街头等施舍食物，饿得皮包骨头。我因不会在汤池久居，心里一直犹豫着要不要收留她，只答应收养她到写作结束便还给医院照顾。但小二黑约是太渴望有家，或者知道自己命运坎坷，从进宾馆第一天起，放下她，就径直走到我们为她准备的尿盆里撒尿拉屎，一点不麻烦我们，也不让宾馆的人讨嫌她，所以就给自己挣来了父母。我们带她回上海的时候，旅途艰难，要先去杭州参加同学年会，再从杭州运回上海。开始都担心她不能适应长途跋涉，谁知她表现中规中矩，去异地也不生病，小命很是顽强，终于在上海安家落户猫才引进了。
小二黑到了上海，有朋友跟我要她，说是帮着去看店抓老鼠。我和秀才心里舍不得，怕她万一吃个死老鼠，辜负了我们带回上海的辛苦，便不答应，推托说：“等下次遇见别的猫再送你，这个我们自己留着。”机遇就是这样寸，没几天，另一朋友家生出一窝小猫，我通知要猫的朋友帮她要一只。等我去领的那日，朋友忽然改口说不要了，但我答应了人家去取，做不出拒绝的事，跟秀才商量后，还是把小三领回家。这一领，任谁来要，都不给了。
小三就是典型的靠刷脸就能生活的孩子。无论哪个世界，长得好看的一定占便宜。小三皮毛灰绒绒的看起来像貂皮，天庭饱满五官秀美，虎头虎脑肉肉墩墩。鼻尖粉粉，舌头嫩嫩，往你身上乖乖巧巧一坐，你心都酥了。我一个不爱照相的人，现在手机里全是她相片儿。
老二以前找老大玩，因有代沟，老大不爱搭理她，她很寂寞，现在来了老三，俩人瞬间打得火热。小三既不怕人也不怕猫，她天生就知道自己会招各类容忍。来了就用老大老二的饭盆水盆，她吃的时候还要嘴里啃着猫粮，脚丫占着水盆。若是如厕，肯定是等新盆换干净了，一个盆里小尿一泡，把俩干净盆都做上标记。总之，漂亮就可以为所欲为。
小三很会耍娇。跟小二黑你追我打的时候，一路拍人脑袋踩人尾巴占人便宜，但真把老二惹毛了，眼瞅着自己要吃亏了，就一路撒丫狂奔回我的身上，让我训斥小二黑脸上洋洋得意。我心里知道，小三把一切尖儿都占了，小二黑是受气包。
小三嘴很欠，来没几天把家里小电线都给咬断了。我家大伯子出主意下次接个15伏电，电她一电就长记性了。秀才舍不得，宁肯让她咬断一根又一根的线。有时候手机充电，却发现线又给她糟蹋了，我就要发怒，秀才会赶紧把小三揽怀里，责怪我：“是你自己不好，为什么不收好？晓得她要咬的。”
前两天势态向严重方向发展，我发现小二黑也跟小三学，开始咬电线了，她的牙口比较好，直接去咬粗电线，我急了，上去抓住她就往地上摔，大声吼她，把她给吓得瑟瑟发抖。我是真怕她给电死。手机线不危险，接线板可就不一定了。小二黑是个有眼色，懂得察言观色的孩子，她不知道为什么小三能做的事，她就不能做，但她知道三个孩子里，她是唯一一个给妈妈吼的。所以她总是躲我远远的，尽量不招惹我。
老大多年贤淑，喜静不闯祸。她唯一的嗜好就是虾虾。我妈说，她都快成精了，听得懂人话——且识数。每天早三虾，晚三虾，若是没给够数，一定冲你叫，叫到补足为止。想糊弄她很不容易，讲道理也讲不通。我有天就听素萍在跟她说：“今天虾大，不能给三只，只能两
个。”老猫先吃着，吃完再找素萍要，不给就堵在冰箱门口，让素萍干不成活儿，补齐第三个便去窗台打盹。
家里孩子多了，喂不起那么多虾，我现在给老猫喂虾前，将两只小的捉牢关起来，等老猫吃完再放出来。二猫让我明白一个英文：STREET SMART。她生下来就被遗弃，乡里的猫一窝一窝，大多断奶即死。能活下来的也比较苦，反复遭扔出家门，吃不饱穿不暖，能活下来全凭毅力加聪慧。她两次便发现我若拿钥匙逗她捉她进屋，一定是在喂老大虾。几次以后便骗不着她，只要老大开始在我腿边缠绕，她便躲藏在沙发角。她以前大约受虐过，不敢抢吃的，只等老猫吃完，她舔地上残渣。老猫娇生惯养，虾头虾尾虾须须是不吃的，这些就是小二黑的大餐。但老毛发现小二黑吃她残羹剩饭，心里不舒服了，最近基本吃得干净，只留点虾味在纸上，小二黑可以抱着餐巾纸，反复舔舐。
小三是典型的胸大无脑，，也就是说漂亮女人其实是不必有思想的。她经常被老二教唆着当枪使。盆里没食碗里没水了，老二要上厕所但便盆脏了，便怂恿小三去找我。因为老二看得出，哪怕在我睡得最熟的时候，小三拿舌头舔我或咬我耳朵，我都不会发火。小三会拿出娇俏样子耍宝卖萌让我心甘情愿伺候她。
最近关俩不管用了，一只比一只难抓。我一喊老大名字，三只猫会从不同房间飞奔出来把冰箱门守好。我只能换策略，把老猫引厨房，关起门来喂虾，留俩小的在外疯狂挠门。有时候开门早了，老二便串进来远等，老三不问三七二十一只管从老猫嘴里抢了吃。我有时候心里会不忍，丢个最小的虾给老二，老二像乞讨要饭的一样，叼了便跑躲角落里吃，不让人看见。刚才厨房一阵爆响，我过去看，盛虾的乐扣摔碎了，满地玻璃渣，虾在地上。我怒了，暴打老二，老二一脸认罚知错样被我丢在门外。
小三则从洗衣机肚里探出头，一脸无辜样。我很轻易就原谅她还怕她被扎，踏过满地玻璃渣，一把抱她过来。其实我主观上已经认定坏事都是老二干的，即使是小三的错，也迁怒于她。但老二宅心仁厚，既不记恨我，也不报复小三。昨天我无意把三儿关进厕所，小二黑就一直守门外，把手指从门底缝内伸进去，安慰孤独的小三，任自己屁股蹲在冰凉的大理石上。
天冷了，大多时候，小三蜷缩在老二怀中，老二怕她冷，给她当肉被。
老大内心里认定我是亲人，总不离我左右。老三长得漂亮又小，总娇在我怀中。只有老二，有些怕我，又很懂事，思忖着宠爱这样的事轮不到她，于是在我的照片里，她总是那个远远趴在凳子上，远离父母怀抱，独自缩成团的那个。有时候我心疼去抱她，都能感觉她内心的复杂，又想让我疼，又害怕我会不会打，浑身不自在，一旦被我诚惶诚恐抱上，便柔顺得如小媳妇一样竭尽温柔之能事地舔我。从猫这里我就知道：父母的爱没有公平的，内心早有取舍。孩子心里都懂。
我们去汤池写作，家里三只猫对素萍负担太重了。她们要不停地吃喝拉撒，尤其是夜里，盆都来不及换。所以，我们必须带一只走。在带哪只猫的问题上家长异常统一。老大老了不宜走动，老三小受不了长途颠簸，老二是乡下孩子，耐造。就带她。她总是跟我们长途奔波，被局促在猫笼里，几小时水米未进，不拉不撒不麻烦我们。内心有恐惧和不适应便哀嚎几声。但生命力异常顽强，让我们放心。孩子若生得多，一群里，一定有一个这样吃苦耐劳野草一样好养活的，所费父母心思精力和金钱不多，却是父母依仗对象，未来给父母养老。
我要对夹心饼小二黑好一点。若是子女，她才是最终那个照顾我的孩子。
（摘自《意林》2015第12期） -
425、《看不懂，就是译错了》李连江
王太庆先生1981年到南开大学哲学系讲西方哲学史，谈到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译本看不懂时说：“看不懂，就是译错了。”先生说得平平淡淡，但我记得格外清楚，原因有两个。第一，我当时正在南开读大三，读不懂译本，总是怪自己水平低，既不敢怀疑作者，也不敢怀疑译者。第二，先生举了几个西方哲学史界“谬种流传”的翻译例子，“始作俑者”居然都是他自己。
王先生30多年前说的话，对今人仍是最有智慧的提醒。
凡是认真做过翻译的，都深知译事艰难，无论多么小心翼翼，都难免出错。杨绛先生是大翻译家，对误译有很生动的比喻：“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鲁迅先生用10个字总结他的翻译经验：“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但是，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王太庆先生译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就因为看错一个字母，把绊住一条腿误译为偷去一条腿。针对文艺界重创作轻翻译的现象，王先生说翻译并不比随随便便的创作容易，是经验之谈，更是公平之论。
承认误译难免，不意味着对误译听之任之。一类误译是无心之过，可原谅。这类错误，多数是因为译者一时懒惰或疏忽。例如，欧洲民间有句格言，称为金科玉律都无妨，意思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相同，但因为是演绎《圣经》的教训，一般照字面译作“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当怎样对待别人”。这句话，有人译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人译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最严重的懒惰是望文生义，强作解人。这样的例子就多了，平淡无奇的，把“箭术”译为“剑术”，把“弹音阶” 译为“学音阶升降”，把“一夜之间”译为“日复一日”或者“一天天过去了”；三分离奇的，把“箭术中的禅”译为“合掌坐禅艺术”或“禅宗射箭术”，把摆脱血缘纽带译成“从与低等血液的结合中显露自身”，把“群体暗示”译为“批量建议”；不可思议的是，把“刨平木头”译成“种树”或“放好木样”，把“心理阳萎”译成“心理无知”，把“营养良好”译为“长得肥胖”。
很多时候，懒惰是病症，傲慢是病根。翻译很难，仍有人大翻特翻，往往不是他们知难而进，而是他们目空一切，不知道翻译的风险，甚至以为翻译可以两头骗，是名利双收的捷径。有的人外语学个半通不通，就胆大妄为，什么学科的书都敢翻译。因为傲慢，也就不在乎自己的名誉。所以，源于傲慢的误译，是明知故犯，最难纠正。即使读者指出了错误，译者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继续埋头滥译。
王太庆先生曾有几篇关于翻译的遗稿，念念不忘提高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质量。他说，首先，译者要有职业精神。职业精神，首先是敬业。敬业，是因为服务对象是衣食父母，也是因为任何职业都有竞争对手，不敬业端不稳饭碗。译者敬业，还意味着有良心。译者要尊敬原作者，还要尊敬节衣缩食买书的读者。有的译者自称译书虽不赚钱，“但乐”。不介意赚不到大钱，可敬。以翻译为赏心乐事，佩服。但是，万万不可以找乐儿的态度译书，否则就是拿不懂中文的作者找乐儿，也拿只懂中文的读者找乐儿。创作和研究可以独乐，译书不能独乐。译者乐还不够，还要作者乐，读者乐。否则，译者乐了，作者哭了，读者懵了。
职业精神，再进一步是专业精神。治学贵有专长，翻译也贵有专长。认真严肃的译者，都深知隔行如隔山。只有半瓶子醋，才偏偏喜欢夸耀自己译著跨越若干学科。这些人以越界为荣，其实是自曝其短。
不言而喻，要求译者有职业精神和专业精神，先决条件是翻译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现在的环境下，靠译书活不了，至少是活不好。没有法治的图书市场，不能保护译者的权益，也不能保护读者的权益。没有公开公平的专业批评，拙劣的翻译不仅永远不会杜绝，还可能劣币驱除良币。在这个情势下，如果效法傅雷先生，以译书为生，慢工细活，恐怕得饥寒交迫。
话说回来，拙劣的翻译也不是全无用处。钱钟书先生说：一个人能读原文以后，再来看错误的译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消遣，还可以方便地增长自我优越的快感。一位文学史家曾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把胡猜乱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简直像‘超现实主义’ 诗人的作风。”
拙劣的翻译还有更“积极”的作用，它能刺激不甘心上当受骗的读者下功夫学外语。真的，立志揭穿翻译界有意无意的骗子，学外语会变得很好玩儿，很有成就感。不信你就试试。
（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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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8-14 10:16 编辑
426、《拖死交警的司机是什么样的人》刘彦伟
近日，上海的一起交通肇事引发全国关注。一位宝马车司机面对交警执法时，急加速拖倒交警，造成交警不治身亡。肇事司机看起来丧心病狂，但在了解更多后，相信你对他不会陌生——
一、他开车在路上爱占便宜
3月11日，在上海闵行区一条马路上，发生了中国司机都很熟悉的一幕：一辆红色宝马X3突然从左转道里拉出，窜到了直行线上，往前沿着直行道超越了左边多辆轿车后，突然向左拉了一把方向，试图并进左转道——没错，这就是俗称的开车“加塞”，也就是插队。
据多项调查统计，在中国人的众多驾驶陋习中，“加塞”是最被反感的。如南昌《信息日报》开展的一项“向读者征集最令人反感的交通陋习”活动显示，排在最前面的交通陋习是“加塞”，上百个电话中有40个读者反映对驾驶员“加塞”行为深恶痛绝，反映数量是第二位陋习的两倍。宁波市交警部门一项调查也显示，“路口违规变道、加塞”被列为“最讨厌”交通恶习。据宁波交警介绍，在城区发生的车辆擦碰交通事故中，将近60%都是由于一方违规变道、加塞引起的。
有意思的是，在非驾驶社会活动中，“加塞”也经常成为人们最反感的行为。如上海市对2600多位市民的抽样调查显示，在世博园观展中，市民最反感的不文明行为是“加塞插队”。
当然，这辆宝马X3的第一次“加塞”没有成功，左转道里的车没让它插进去。但是宝马车司机孙某没有罢手，他直接把车开出直行道的停止线，靠在了左转待转区上，想等待绿灯亮起后，第一个窜出去左转。就在这时，交警茆盛泉发现了孙某的违法行为，并开始纠正。
孙某越过直行道停止线靠在待转区
二、他却很反感别人占便宜
如果你不知道上述这一幕，而是先去看孙某的微博，那么你可能会有不同的观感。
孙某2012年3月5日的微
在上面这条微 中，且不论孙某的处理方式对与错，至少可以看出他似乎是个反特权、懂规则（“虚线变道、不超速、事先打了转向灯”）的司机。
他对别人的不文明（“远远的穷按喇叭”）非常反感，甚至对特权有些“嫉恶如仇”（“顿时火就来了”）。但我们岂会想到，这个“文明卫士”自己在路口却大搞“特权”，是当时车道里最不文明的那个！
其实也不奇怪，看不得别人占一点便宜、自己又想把便宜占尽，这本就是一些国人的习性。君不见，有些司机一看到别人不守规则，就骂骂咧咧，嚷嚷“你会不会开车”；可骂声还没落，自己就在犯同样的错误。在网上，永远是众口一辞在骂“占用应急车道”；在路上，只要堵车，应急车道上永远是车流如梭。好一个严于律人，宽以待己。
三、他败露后死不认错、百般抵赖
尽管孙某的错误如此明显，但是他从头至尾，都在企图用谎言来狡辩抵赖。
第一次。孙某越过直行道停止线靠在待转区时，交警过来纠正，孙某装无辜的说“前面这里不是可以转弯吗”；交警告诉他直行道出来只能直行，于是孙某装作自己是新手的样子说“噢，我没搞清楚，不好意思啊”。
第二次。直行绿灯亮起后，孙某看交警已经离开较远去指挥交通，于是偷偷摸摸又开进了待转区。没想到交警还是发现了，且很执着地又上前纠正。刚才还“不好意思”的孙某此时已有点撕破脸皮，狡辩“我前面后面的车也都这么走的啊”。可事实上当时路口诸多车辆，只有孙某是在违规行驶。孙某眼看交警不放行，又搬出了“赶时间”的理由。
第三次。孙某肇事被捕后，依然在用谎言为自己开脱。曾经把“虚线变道、不超速、事先打了转向灯”讲得头头是道的他，好似突然成了懵懂的新手，什么“没看到地上的导向标识”、“我就觉得这样（走直行道转弯）没事”、“现在知道了（该直行），当时没有意识到”。
第四次。孙某把责任往交警身上推。什么“我觉得他是故意刁难我，执法有偏见”、“就觉得你干嘛盯着我、刁难我，这么多车子，为什么偏偏找我”。可当时的监控摄像、行车记录仪都显示，交警不过是很正常的在纠正一起违章，何谈“刁难”？当时路口只有孙某在违规行驶，交警不纠正他纠正谁，何谈“偏见”？实际上交警对孙某算是很“仁慈”了，当时依法应该对孙某扣分罚款，只不过可能遇到高峰期，交警要以疏导交通为先，放了孙某一马。
第五次。孙某在待转区强行左转，交警拉车门阻止，孙某猛踩油门拖倒交警。为什么这样干？孙某辩解“我想要转过来靠边再理论”。可这样的辩解回答不了他为什么猛踩油门。
四、他被阻止时恼羞成怒、气急败坏
那么如何理解孙某会猛踩油门呢？不妨先看看最近一位博主在香港过关时的遭遇：
“周六晚上从香港过落马洲福田口岸去深圳。在过香港关的时候人就已经多到炸裂了，然后队尾比较遥远就一直有人试图插队，均被我嘲讽回去排队了。……快排到窗口的时候，旁边两个蹭了队企图插进来被拒绝的带孩子妇女开始骂街，……（此处省略几个回合交锋细节，详见博主“@lapertenia ”的微 ，编者注）。我于是说‘我有了孩子也不会插了队这么多说辞这么不要脸啊’。‘不要脸’三个字仿佛击中了二位的命门！当场就是感觉她们一下疯特了，理智线断掉了！年长的女性突然就从大概两米远的地方嗷的一声跳出来双手推了我一把……”
上面这段描述说明一个问题，当插队者屡屡受挫、被曝光指正时，是会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
再看孙某，他总共四次“加塞”未遂。第一次想并进左转道没能成功，第二次越过直行道停止线被喝退，第三次混进待转区又被发现，第四次想强行左转被拉住车门。接连受挫让孙某情绪逐渐升温，正如他事后所说“就一下子踩了（油门），太乱，无法控制”，实际上就是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了。
结语
所以说，孙某可能并不是什么“怪物”，他只是各种国人恶习的集大成者，他就是柏杨笔下那个“丑陋的中国人”。
（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6期）
没有更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