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的爱是有条件的——
温柔需要基本的经济安全。
当贫穷的小爪子揉碎人的体力与心力，温柔将无处藏身。
撰稿/向蓓莉
编者按:在一个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发展中国家，底层民众是倍受煎熬的族群。巴西作家若泽的自传体小说《我亲爱的甜橙树》，揭示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没有起码的公平，温柔将是整个社会最昂贵的奢侈品。
贫穷的小爪子
1925年。巴西。里约热内卢。
环绕着瓜纳巴拉湾蔚蓝色的海水，高395米的圆锥形甜面包山巍然耸立。衣着鲜艳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坐在从1908年开始运营的缆车上，惬意地鸟瞰依山傍水的里约热内卢。
里约热内卢州西部的班古市也有一个“面包山缆车”。5岁的泽泽带着他2岁左右的小弟弟路易斯用一根麻绳串起一百个纽扣，麻绳的一头拴在篱笆上，另一头套在路易斯的手指尖上。泽泽把所有的扣子推到一边，让它们一个一个慢慢地滑下来，这就是他们的“面包山缆车”。在他们的想象中，每辆“缆车”上都坐满了他们熟悉的邻居。
家里已8个月没有交房租，泽泽的爸爸半年前失业了。作为印第安后裔的妈妈，6岁时作为童工被送进工厂，坐在一张台子上不停地清洗一些铁家伙，年幼的她无法自己下台子，常常尿了裤子。她从来没有进过学校，也不识字。现在，曾靠着给一位医生家洗衣服赚钱补贴家用的她，去纺织厂做了工人。
泽泽是家里第六个孩子。一个姐姐幼年被送人，一对弟弟妹妹很小就死了，他称为“国王”的路易斯弟弟是家里第九个孩子。大姐拉拉，一个用功的学生，不得不辍学去了工厂。
圣诞节快到了。尽管泽泽和小路易斯走得筋疲力尽，也终究没能按时赶上工厂老板发放玩具，这一年，孩子们没有得到任何圣诞礼物。在光着脚没有穿鞋的泽泽面前，哥哥的同学塞尔吉诺穿的是漆皮鞋、白袜子。赛尔吉诺的圣诞节礼物包括一台留声机、三套新衣服、一大摞故事书、一大盒彩色铅笔、一箱子玩具、一架带螺旋桨的玩具飞机和两艘白色的玩具帆船。圣诞夜，在电力公司断电以后用的昏暗油灯下，一家难过的人，沉默地咀嚼着当作圣诞晚餐的悲伤。
底层阶级的口述历史
泽泽是巴西作家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José Maurode Vasconcelos，1920－1984)所著《我亲爱的甜橙树》里的小主人公。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作者自己就是那个淘气可爱又有着美丽心灵的泽泽，“泽泽”是若泽的昵称。
半是印第安血统半是葡萄牙血统的若泽，1920年2月26日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班古市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轻量级拳击手的练习对手。此后，他还做过香蕉搬运工、渔民、模特、小学教师和渔民中心教师等等。认识到自己具有讲故事的天赋、惊人的记忆力、丰富的想象力与人生经历后，他开始写小说，64年的生涯里有21部作品问世，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这本《我亲爱的甜橙树》。
这本书的重要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文学价值，更在于它作为底层阶级的自传体小说的史料价值:它发出的是底层阶级自己的声音。在处于拉丁美洲的巴西，历史学家曾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乡村和城市下层阶级自己讲述的故事。处于下层阶级的穷人、乡村民众、城市工人，非上层阶级妇女大多不识字，往往无法记录自己的往事；而控制着政府、大学、媒体的上层阶级，出于对民众的恐惧和蔑视，或者将下层阶级民众的故事从国家历史中剔除，或者仅仅将他/她们作为无足轻重之辈写入正史。
若泽的自传体小说，可以被视为一部用文学方式表现和表达的来自底层阶级家庭的口述历史。《我亲爱的甜橙树》从一个底层阶级儿童的视角，展现了受到阶级、种族互动关系挤压的家庭亲子关系，从而为探讨温柔的爱的经济条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大时代里的爱与痛
在宏大叙事的正史之外，泽泽描述的1925年的经历，折射了他的家庭所处时代及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20世纪20年代中期，居住在巴西内城区的多子女混血家庭，在男主人失业后陷入底层阶级；这个时期，拉丁美洲进入工业化进程，妇女工资低于男工工资、妇女被工厂广泛雇佣，泽泽的母亲和姐姐进厂做工，艰难维持家庭的生计；在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结构里，家庭生活陷入捉襟见肘的贫穷窘境。4年后的1929年，他的家庭还将承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
泽泽家的处境，是巴西作为一个拉美国家的那个难解之谜的写照——“富饶的土地上居住着穷苦的人民”——这是自巴西1500年4月22日由葡萄牙探险家卡布拉尔宣布为葡萄牙属地以来的长时期殖民历史遗留下来、并在19世纪得到加强的体制结构的结果。
贫穷的小爪子锐利、坚硬，它揉碎的，不仅是圣诞节的礼物，还有温柔的爱。
在泽泽的生命里，温柔的爱常被替代为家人的责骂甚至毒打。在泽泽、路易斯和疼爱泽泽的姐姐格格看来，缺乏温柔之爱的生命，无可眷念。
5岁多的泽泽的确已然是一个淘气包。就在与“老葡”去钓鱼的这一个星期，他点火烧了内加·欧热尼亚太太家的篱笆墙、骂科尔德利亚太太是肥鸭子、踢的布球飞进窗户打碎了纳西萨太太的大镜子、用弹弓打碎了三个灯泡、用石头砸了一下阿贝尔先生儿子的头。因为做纸球没有及时到饭桌吃饭、说脏话和唱成人情色歌曲，他遭到了姐姐冉迪拉、哥哥托托卡和爸爸暴风骤雨式的“毒打”。
父母与子女的亲子交往方式不是存在于真空中，它是社会结构与个人经历互动的产物。打骂孩子的贫困家庭父母同样希望给予孩子们温柔的爱，只是，当贫穷的小爪子威胁了底层阶级家庭基本的经济安全，当维持日常生存的衣食住行需求都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日常的工作已经耗尽父母的体力与心力时，温柔将被挤压出去，无处可藏，也无从传递。
泽泽的爸爸妈妈被挤压在狭小局促的空间。泽泽看到的，是“每天晚上回到家累得连话都不想说了”的妈妈；是“可怜的”、“难过的”爸爸，是知道妻子和女儿都进了工厂来支撑这个家、一天天出去找工作又一次次垂头丧气回家的爸爸，是“坐在摇椅上，望着墙壁发呆”、“脸上老是胡子拉碴”、“衬衫也不总是干干净净”的爸爸，是听到失望的孩子大叫“有个穷爸爸真是糟糕透顶”时，“眼睛瞪得老大老大，好像比平时一下大了许多，大得可以布满班古电影院的整个银幕，里面充满了悲伤”、充满了“巨大的悲痛，欲哭无泪的悲痛”的爸爸。
爸爸的失业是20世纪20年代整个拉丁美洲工人遭受严重的失业威胁的一个例子。在整个第一共和国时期(1889－1930)，巴西主要是一个农业国，1920年，69.7％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生产，16.5％从事服务业，泽泽的爸爸是13.8％从事工业生产中的一员。那个年代，工人的境况非常困苦，即使在比较景气的时期和经济动荡不那么激烈的情况下，整个拉丁美洲的失业威胁也非常严重，工人对厂方的虐待稍作抗拒，就会遭到报复。爸爸跟一位工厂管理者吵架之后，就被从工厂赶出来了。
对于生活在贫穷家庭的淘气小子泽泽来说，打骂是家常便饭，以至于他想放弃生命。在常被家人打和被骂作小狗、魔鬼、褐色的赖皮猫、害人精、小畜生、十足的小流氓，在“满身留下青一块紫一块的疤痕”之后，6岁的泽泽不想活在世上。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出生，应该像自己的纸球那样，被撕得粉碎；这个6岁的充满了想象力有着美丽心灵的男孩，想了整整一个星期，决定晚上躺到火车“曼加拉迪巴”号下面去，结束自己的生命。
温柔的爱救了泽泽。泽泽的埃德蒙多伯伯总是耐心地给他讲各种知识；老师塞西莉亚·派姆小姐对泽泽抱有积极的期待，她不相信泽泽是家里所在街道的混世魔王、脏话大王、恶作剧大王，她清楚泽泽家生活困难，经常在课间加餐、全班同学吃点心时，她会伤感地给泽泽一毛钱让他去点心店买夹馅面包吃，在这样的温暖里，作为小学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的泽泽与在家人邻里面前判若两人:他成了学校的天使，是老师们的小宝贝，从来没有挨过批评。为了不辜负老师的爱，为了不让老师对自己感到失望，泽泽表现得很优秀，这是温柔的力量。
当然，让泽泽心里生长出一个“幸福的太阳”的更是“老葡”。葡萄牙人曼努埃尔·瓦拉达雷斯——这个祖先曾经于1500－1822年期间殖民巴西三百多年的民族的后裔——是一个同意让泽泽如其他成年朋友那样称呼自己为“老葡”、乐意倾听泽泽讲自己所有的心事、可以和泽泽对话的大朋友；是一个听了泽泽做的淘气事，会“用手捂着嘴偷偷地笑”的伙伴；是一个给予泽泽生活指导和关照的长辈，是一个让泽泽将头倚靠着自己的胳膊、将泽泽揽在自己魁梧肥胖的怀里的温柔之所。这样的暖软，让泽泽感到自己心里生长出一个“幸福的太阳”。
我们每一个人的孩提时代都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太阳的温暖与柔软，来温暖我们的心和身体，并且储存这样的暖软，在此后的人生中，在我们遭遇困境、打击、挫折时，我们得以取出一点点，来抵御生命的寒凉。如果这样的光和温暖不充分，人们就可能将自己带入永恒的黑暗，或者，会将更多的人连同自己一起带入永恒的黑暗。泽泽和老葡的故事，也折射出不同阶级并非那样隔绝和毫无沟通与友爱的渠道。
不是每个生活在贫困和压力下的孩子都能有幸得到温柔的爱。他的如天使一般美丽、可爱的弟弟路易斯，和最疼他、护着他、把他叫作“小爷”、跪下来把他的头搂到怀里、眼泪汪汪地呼喊过“我的上帝！为什么有些人的生活这样艰难”的格洛里亚姐姐没有这么幸运。他/她们分别在20岁和24岁时觉得活着没有意义而放弃了生命。中国大陆2009－2010年接连发生的用跳楼的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生命的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小伙子小姑娘们，是不是自己童年时代的温暖与光亮不足以抵御生命遭遇的困境与寒冷？
美国天普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的研究显示了美国1990年代的贫困家庭在社会结构与亲子交往方式方面与泽泽家的相似处境。拉鲁和她的研究团队于1990－1994年间，对12个9－10岁读四年级的分属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困人群的小学生家庭(6个白人家庭，5个黑人家庭，1个混血家庭)做了深入家庭生活的调研。
如同泽泽被爸爸用腰带抽打一样，在拉鲁的调研中，一位贫困家庭的白人四年级男孩比利也曾遭妈妈用皮带的抽打。那一次，比利做完作业后和妈妈及调研人员一起玩拼字游戏，游戏还没有结束，比利的妈妈让他去洗澡。在多次叫比利去洗澡他都不听之后，妈妈拿出一条棕色的皮带，对着比利的腿抽打了两下。调研人员观察到，比利的妈妈用皮带打儿子或是威胁用皮带的次数，至少每星期有一次。最重要的是，当妈妈觉得儿子没有听话的时候，她发现体罚是一个有价值的办法，比利的爸爸也支持这个方法。
拉鲁的研究团队发现，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父母比中产阶级父母在维持家庭日常生活、照顾孩子饮食起居的任务上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这也造成了更多的挫败感。由于资源长期缺乏，很小的问题都可能会造成很严重深远的后果。虽然贫困家庭的很多问题也是处于其他经济地位的家庭会面临的，例如性虐待、严重的抑郁症和艾滋病感染，但是，每个家庭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会给家庭不同的资源储备来应对生活中类似的问题。
泽泽家，没有什么资源储备来应对生活中的困难，直到爸爸重新找到工作。
圣婴与公共
泽泽多次祈求圣婴，他祈求得到的不多，只是公平。
然而，他强烈地感到圣婴不喜欢自己、对他的贫穷家庭不公平。当5岁多的他带着2岁左右的弟弟好不容易长途跋涉到达发放圣诞礼物的地点，礼物已经发完时；当他意识到自己家里所有的人都是好人，但圣婴只让福尔哈伯医生和其他好几个家庭有一大桌子吃的、自己家却连基本的衣食都难以为继时；当他已经很乖了，不再打架，努力学习，不说脏话，连“腚”都不说了，甜橙树被砍掉了，他也没生气，只是哭了一鼻子，可是圣婴还是让火车“曼加拉迪巴”号带走了他心爱的“老葡”时。这个只有6岁的孩子已经强烈地认定，圣婴生在穷人家只不过是做做样子，事实上，圣婴的眼睛里只有有钱人。
古往今来，人类的许多努力都朝向对公平的追求，例如建立宗教信仰，祈求圣婴、耶稣、默罕默德或佛陀；发动暴力革命，劫富济贫；或者一点一点地开展社会改良。
圣婴似乎并没有给每个人带来生而平等。泽泽生活的巴西第一共和国时期，生产资源由极少数人控制，几乎完全没有公共或私人的社会福利。穷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庇护。
革命往往追求的只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位置互换而已:被压迫者通过革命成为压迫者，曾经的压迫者沦为被压迫者。这正是我们需要社会改良、创建积极的公共政策的理由:如果通过社会改良，公共政策能给贫困家庭提供最基本的支持与资源，给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经济安全，让每个公民享受基本的衣食安全、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温柔的爱就有了存在的空间。
在这样的社会进程中，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也更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只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共同走向人、建立人与人的关系，真正的解放才能到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被压迫者，那么，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与自由。这既是比若泽仅晚一年出生的巴西教育家、哲学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1921～1997)睿智地坚持的观点，也是同在1920年代出生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1929－1968)曾在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1963)中深刻与深情地呼唤的观点:只有当奴隶的儿子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能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时，上帝的所有儿女，黑人和白人，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才将共同得到自由。
无论降生在何种阶级的家庭、男性或者女性、皮肤是什么颜色，如果她/他们都拥有公平的机会享受经济福利与安全、享受受教育权在内的社会资源与公民权利，圣婴就将降临，它的名字叫“公共”。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他将自己的苦难酿成了这本生动而丰富的《我亲爱的甜橙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