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给儿子讲了两个作家的故事，一个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一个是中国作家富豪榜的常客、“童话大王”郑渊洁，这两个人上小学时都赶上文革，没毕业而中途辍学。
莫言五年级没上完就回村劳动了，在农村一呆十来年。他从小学起便经常偷看“闲书”，包括《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青春之歌》、《破晓记》、《三家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文革期间无书可看，只能看《新华字典》，后来他靠着《中国通史简编》这套书读过了文革岁月。在部队担任图书管理员期间，莫言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将图书馆里1000多册文学书籍全部看完。
郑渊洁在北京马甸小学读到四年级，后随父母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在五七干校的临时学校就读。老师布置命题作文《早起的鸟有虫子吃》，郑渊洁却写了一篇《早起的虫子被鸟吃》，被老师罚写一百遍“我是我们班最没出息的人”。郑渊洁忍无可忍，引爆拉炮而再次辍学，由父亲督导在家自学。郑渊洁的儿子郑亚旗小学毕业时，因对学校的应试教育不满，郑渊洁让儿子退学，自己编教材教育儿子。
郑渊洁有一篇文章《我家三代小学毕业生》，说的就是他们祖孙三代小学生的故事。据说郑渊洁的爷爷的临终遗言是:“咱家一定要出大学生。”可是三代“不肖”子孙，都没有完成老人家的遗愿。郑渊洁的父亲郑洪升，学历为五年私塾小学，后靠自学成为军校哲学教员，桃李满天下。
我讲这两个故事的意思当然不是完全否定学校教育（现在有很多家长搞“在家上学”的教育实践，据说国外也很流行），而是说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只能说明一部分问题，但不能代表一个孩子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应试教育开发的只是应试的技巧，并不能真正培养孩子的多方面素质。郑渊洁说：“衡量教育是否成功，不是看分数，而是看受教育者对所学知识的兴趣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如果受教育者对所学知识的兴趣越来越大，说明教育成功了，反之则相反。”（《请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现在的学校教育，只重视知识，甚至只重视分数，不仅没有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反而在一天天扼杀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我想要告诉孩子的另外一点就是，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最重要的，这才是人一生安身立命的根本。郑渊洁在《我家三代小学毕业生》中说：“现在是自学时代。学校最误人子弟的地方，是让学生误以为拿文凭时就毕业了。我家三代人的座右铭是：‘先闭眼，后毕业。’只要活着，你就永远没有毕业的那天，永远要自学不息。”莫言和郑渊洁虽然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但是他们凭着“不自学,毋宁死”（郑渊洁语）的精神，勤奋自学，博览群书，再加上勤于思考，培养了丰富的想象力，最终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作家沈从文（1902-1988），小学毕业；挪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克努特·汉姆生（1859-1952），未受过正规教育；苏联作家高尔基（1868-1936），上到小学三年级；英国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1919-2013），初中毕业；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1927-2015），高中未毕业即入伍。
当然，也有人会说，你举的都是极端的例子，是成就非凡的大作家，不具有普遍性。那我就再谈几个普通人的例子。当代教育家李希贵曾写过一篇《阅读比上课更有用》的文章，谈到80年代初他在高密四中担任语文老师时，有两个班因为是扩招，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没有语文老师，于是老师和学生一起制定了自学计划，让学生自修，当学生感到枯燥时，就到图书馆去读书，或借书阅读。一个学期下来，老师们都很担心这两个班的成绩。可是期末考试成绩令语文老师尴尬，这两个班的语文基础知识并不比其他班低，相反阅读题目和写作题目的成绩还要略好一点。
李希贵还提到2006年《中国教育报》曾报道过的一件事：“病假条换来的课外阅读”。有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开始由于偶然的生病请假，结果在家里读书让她感到比在学校里上语文课更加快乐。这种阅读的愉快体验让她不断请假、不断旷课，以这样的方式来换取课外阅读。从小学二年级到初中一年级，她写了100多张病假条，读了400多部名著，考试成绩也特别突出。
李希贵还曾让他上初中一年级的儿子和上初中四年级的侄女参加高三的语文期末考试。高三学生的平均分是84.5分，李希贵的儿子考了82分，侄女考了85分。这两个孩子一个差了六年，一个差了三年，这么多年语文课没有上，但和高三的学生比起来丝毫不逊色，原因何在？李希贵认为是这两个孩子大量阅读的结果。
从郑渊洁父子的故事，再到李希贵举的几个例子不难看出，我们的语文课一直都存在很大问题。语文课的目的是什么？叶圣陶先生说得好：“学习国文该认定两个目标：培养阅读能力，培养写作能力。……所以学习国文必须多多阅读，多多写作，并且随时要求阅读得精审，写作得适当。”（《中学国文学习法》）又说：“阅读的基本训练不行，写作能力是不会提高的。……实际上写作基于阅读。”（《阅读是写作的基础》）但问题在于，传统语文课及其他课程却一贯忽视阅读，忽视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只搞满堂灌、题海战术和应试技巧的训练。吕叔湘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李希贵在《阅读比上课更有用》一文中提到，当年一位考入大学的学生给高中生讲学习方法时说：“语文呐，你可千万别上语文老师的当！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讲的那些东西没用。”连李希贵的同事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学生说的话有一定道理”。
自主阅读、自主探究、自主学习，这恰恰是今天包括语文课在内的学校教育所忽视的。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在校学生的学习能力普遍偏低，中学生有自学能力的只占15%，有一定自学能力的占17%，自学能力差或基本没有独立学习能力的要占70%。郑渊洁说：“学习是终身大事，特别是在知识更新与时俱进的今天，自学能力是人身上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学校不教自学，学校教授知识的实质是他学。怀揣烫金文凭离开学校就不会学习或者停止学习的人，等于选择了行尸走肉的生存方式，活着死了。”（《我家三代小学毕业生》）郑渊洁当年因写《早起的虫子被鸟吃》而被罚，正说明在传统语文课中自主探究、自由思考是不被允许的。今天的课堂上，填鸭灌输、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依然存在，虽然《语文新课程标准》也认识到“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但这样的精神却迟迟落不到实处。
叶圣陶先生一直强调自学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知识和技能是教不尽的，“善于启发的老师并不追求尽多地教授知识和技能，而注重在发展学生本身的能力，使学生绝不能一辈子依靠老师，他们有了这种能力，才离得开老师，才能够独立地工作、学习和生活”（《<全国特级教师经验选>序言》）。“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教师要引导学生自学，自己去发现问题，自己去解决问题。在为《中学生》杂志出刊400期而作的短文《自学》中，叶圣陶勉励学生们“一定要努力学会自学的本领，养成自学的习惯。只知道捧着课本死记硬背是没有用处的，至多只能应付考试。学会了自学的本领，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将来离开了学校，才能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断地自我充实，自我修养，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
除了作家，其他领域也有不少学历低但自学成才的佼佼者，如齐白石、陈寅恪、钱穆、梁漱溟等等。还有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初中毕业后，就读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因拿不出学费而中途退学回家，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后来，他用5年时间自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华罗庚说：“在校学习期间，学会读书和学得必要的专业知识是同等重要的。学会读书不但保证我们在校学习好，而且保证我们将来能够不断地提高。我们的一生从事工作的时间总是比在校的时间长，而且长得多。一个青年即使没有大学毕业，但如果他有了自学的本领，他将来在工作上的成就不一定比大学毕业的人差。反之，一个青年即使大学毕业，甚至出过洋，拜过名师，得过博士学位，如果他没有学会自己学习，自己钻研，则一定还是在老师所划定的圈子里团团转，知识领域不能扩大，更不用说在科学研究上有所创造发明了。”（《要学会自学》）华罗庚用一生印证了他的话：“自学，不怕起点低，就怕不到底。”
今天，我的孩子上小学，我不是不看重成绩，而是看重成绩的含金量，看重的是孩子用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所获得的成绩。那些所谓的分数和荣誉其实都是虚幻的，唯有学会自学的本领，才是实实在在的。希望我的孩子从上述这些故事里，得到真正的人生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