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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汉墓墓顶天象图
来源：中国文物报 姜宝莲 赵强
2015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基本建设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在发掘的西汉时期竖穴土坑十六号墓葬（M16）中，出土了26枚圆形“龙纹铅饼”和6枚龟背纹椭圆形器，同时出土的遗物还有铜镜、五铢钱、釉陶壶、釉陶鼎等。
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首次明确在墓葬中发掘出土的白金三品货币，为人们研究西汉武帝时期铸造的白金三品货币，并破解“白金三品”的身份之谜，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其历史价值不容小觑。本文针对此墓中出土的“龙纹铅饼”，就如何正确解读“龙纹铅饼”承载的文化信息等问题谈一些粗浅认识，亦希望能对结束长达百年的学术聚讼，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助益。
一、出土的“外文铅饼”应为“白金三品”之龙币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圆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从《史记》记载可知，白金三品货币的形状、纹饰、比值是有明确规制的，三种币的形状分别为圆形、方形、椭圆形，三种币的纹饰分别是龙纹、马纹、龟纹，三种币的比值分别为值三千、值五百、值三百，其中龙纹币的比值是龟纹币的10倍。
可喜的是，“白金三品”因考古发掘而渐趋丰富的资料，为进一步做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陕西西、扶风县、眉县、甘肃灵台、安徽六安县等地，均发现有一种饰有龙形图案的圆形铅饼。1990年在陕西眉县常兴镇发现的一处西汉时期窖藏，也出土了1枚铅质圆形龙纹币、3枚铅质方形马纹币、1枚铅质椭圆形龟纹币，同出的还有四铢半两钱币。当年，陕西宝鸡又发现材质相同的龙纹币2枚、马纹币2枚、龟纹币1枚。而早在1986年，安徽六合县还出土了铅质的龙纹币2枚、马纹币1枚、龟纹币2枚，同出的还有2枚五铢钱。以上三地，“龙”“马”“龟”三种货币均有成组出土，这恰与《史记》所记“白金三品”相合。通过对陕西眉县出土物实测，龙纹币重118.5克、马纹币重20-22克、龟纹币重15克。就重量而言，龙纹币大约是龟纹币的8-9倍，与《史记》记载比值非常接近。
众所周知，《史记》成书于西汉武帝时期，与铸造“白金三品”正好处在同一时期，可以说《史记》对于“白金三品”的记载，自然是可信的。何况，当发现圆形龙纹币、方形马纹币、椭圆形龟纹币，这些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与史书记载完全吻合时，人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确定无疑地认为，这些实物正是西汉武帝时期所铸行的特殊货币“白金三品”，而且从此，“白金三品”曾经迷离不定的身份就有了明确归属，“白金三品”的历史身世也终将显露其“庐山真面目”。
如果将2015年扬州汉墓中出土的“龙纹铅饼 ”和椭圆形龟币，与已经发现的“白金三品”做一比较，不难发现，二者在形状、纹饰、铭文、戳记、重量、尺寸等特征上高度一致，据此审视扬州汉墓中出土的实物，显见并非什么外国的东西，恰恰相反，它们是地道的中国物品，将所谓“外文铅饼”视为“白金三品”之龙币，将龟背纹椭圆形器视为“白金三品”之龟币，显然更加合乎史实。
二、回归根本解读“龙纹铅饼”的戳记与符号
关于“龙纹铅饼”或者说“白金三品”之龙币身份的讨论由来已久，讨论的重点是已发现的三百多枚“龙纹铅饼”上均有的一圈符号和在一圈符号内均有的两个阳文戳记“少”字（见图三），焦点是究竟怎样解释这一圈符号的含义。不过，遗憾的是，讨论了百年之久，尚无任何一个解释，能够令所有人信服。
最早对带龙纹圆形铅饼做出解释的是郑文焯先生1913年发表在《神州大观》的一篇《腊丁金槃》，文中解释了龙纹铅饼凹面的一圈符号，认为这一圈符号是“外文”。自此之后，“外文铅饼”之说似乎得到了学者一致认可，逾百年之久，而几成定论。国内持此说的代表性学者如蔡季襄就认为其中“有几个古希腊文，有几个古拉丁文”，外国学者则有密兴·海尔芬（Maenchen - Helfen）持类似观点，说“铭文是中国人仿抄的失真的希腊文”，同时认为他已经解读了币上的符号铭文等等。但作铭先生对于密兴·海尔芬的解读提出了疑问，林梅村先生对此也否定意见，指出“在研究过程中在铭文内转写加入了原文没有的字母，并把原有的字母主观的改变为其他字母”，同时将之视为贵霜大月氏人的遗物，这种考释十分牵强。不过，这些学者并未否认这些符号是“外文”或另外一种西域国家文字的观点。综而观之，这些学者一致认为这圈符号是“外文”字母，研究重心也都放在了解读它们究竟是何种外文字母上，以至出现拉丁文、希腊文、安息文、“天竺”货币、仿西域国通用文字等多种说法。然而，问题恰在于，倘若囿于“外文”一说，立论根基完全被弄错了，如此则不论你做出何种解读，均不免纰漏百出，难及事物原本意义。
首先，在“白金三品”上，除了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龟等图案外，相同的方形戳印上均有一汉字“少”，恰恰说明它们是有特定含义的。圆形龙纹币背面的方形戳印，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许多学者还对戳印内容进行释读，或指其为“羌”，或释其为“泉”“币”“爪”“示”，还有的认为是一种符号等等。其实，只要将龙、马、龟纹币上都有的相同戳记，把同出一地的三种遗物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方形戳印的“少”，不但是汉字，而且是标注了铸币管理机构“少府”亦即简称为“少”的汉字。如果进一步将“白金三品”上的戳印与汉代印章中的字迹进行对比，则可见“少”字的写法和汉代少内、少府丞印、少曲况印的写法是完全相同的（见图三），据此可以明确看出，方形戳记和“少府丞印”的“少”字写法同属于汉代，是典型的汉字“少”。既然是汉字“少”的戳记，那就无论怎样，都不应被看作外国货币。
其次，“白金三品”最为醒目的币面纹饰，并没有外国元素。“白金三品”分别饰以龙、马、龟，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动物纹饰，而且具有典型的汉代风格。
必须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秦汉时期，儒家思想渐居正统地位之后，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开始风行，汉武帝时董仲舒为有效确定社会统治秩序，大兴“天人感应”观念强化了这种宇宙论，企图把天文、地理、法令政治、人事制度以及形体精神，都纳入一个统一而又相互联系和彼此影响着的宇宙论系统之中。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一切正是当时社会主流思想的根本理据。
在国家货币意义上，“白金三品”的形制和纹饰，也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意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龙、马、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被尊为神兽，传说在伏羲氏之时，有龙马背负“河图”现于黄河，又有神龟背负“洛书”现于洛水，此即《易·系辞上》所谓“河出书，洛出图”，简称“河图洛书”，均被视为“天授神物”。在汉代儒学代表人物孔安国看来，“河图”即“八卦”，“洛书”即“洪范九畴”，认为“河出书，洛出图”无非出自天意，实际上是在为“天人感应”寻找根据，而“天人感应”正是汉代神学的宇宙论基础。
《史记》在论及“白金三品”来历时，就指出了铸行此币时的文化考量。《史记·平准书》索隐曰：《易》云“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礼》云“诸侯以龟为宝”。龙、马、龟在“白金三品”货币上被作为纹饰加以运用，绝非无根无由，而是负载着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一个鲜明的事实是，“白金三品”纹饰以“龙马龟”来指代“天地人”，这显然是有特殊的文化渊源和文化取向的。
第三，“白金三品”形状是“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细察历史可知，“白金三品”实为汉帝国用事于西方的瑞应之举。汉武帝将货币外形与“天地人”联系起来，主要考量“用”的效果——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
白金三品采用龙圆、马方、龟椭的外形，很符合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龙纹为圆形，法天，天乃圆形；马纹为方形，法地，地乃方形；龟纹为椭圆形，既非天，亦非地，法人，其形也介于天地之间，更何况古人习惯上以龟筮预卜人事吉凶祸福，因此才说“人用莫如龟”。
若更深广地看，中国的方孔圆钱，本来就深蕴着“天圆地方”意识。汉武帝推行“白金三品”，之所以强调“天地人”和谐统一，就是要使这一发行新币的举措与神圣力量相联系，一方面掩饰其变相聚敛财富、摆脱财政困境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顺乎天地，祈求获得赐福和保护，以利国家统治。这大约是铸造龙纹、马纹、龟纹以象征“天地人”的更深层次的动机。再从白金三品的结构来看，天--圆--龙，地--方--马，人--椭圆--龟，亦俨然一副完整的“天地人”宇宙图式，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天圆地方”宇宙结构的突出特色。
如果说白金三品货币在设计中，渗透了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况且作为皇家少府管理下铸造的货币，当然会被视为顺天地、获赐福的国家大事来做，那么显然可以断定，龙纹币上的一圈符号，必然有特定的讲究，绝不会随意为之。
龙纹币形状圆形鼓面，象征天，这一天象图式，实为对当时“盖天说”的微型模仿，与1977年在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星盘形状相似（见图七）。龙纹币铸造的一圈符号，看穿了，就是二十八宿的星相符号。二十八宿，每个方位上各七个星宿。包括：东方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将龙币上的符号，与1987年4月发现的西安交大西汉壁画墓中位于墓葬顶部的天象图作一比较，很容易发现，两者的形状和布局非常相似（见图四、图五）。西安交大汉墓发现的壁画星图，是目前所见我国最早的示意性质的圆式天文星图亦即“盖图”，这一发现把我国绘制全天星图的可靠历史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龙纹币上的符号与交大汉墓天象图，不仅二十八宿位置完全相同，而且交大汉墓天象图中的日、月位置，在龙纹币上用二个戳印“少”字代替，这一“少”字代表了铸币最高的管理机构少府，实际上同时也象征着皇权至上。究其符号与星象的对应关系，龙纹币二十八宿星象图式中有21个与西安交大汉墓星象图恰能对应符合。比如：毕宿为8颗星，其状如乂，状如掩兔之毕。据《诗·小雅·大东》载：“有捄天毕，载施之行。”朱熹注：“天毕，毕星也，状如掩兔之毕。” 《礼记·月令》亦云：“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毕中。”《尔雅·释天》郭璞注又说：“掩兔之毕，或呼为浊，因星形以名。”觜为三星，形状为角状的鸟嘴，这一点《礼记·月令》“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的记载，也恰与《史记》一致。《史记·天官书》：“参为白虎……小三星隅置，曰觜觿，为虎首，主葆旅事”。
从这些记载看，或者说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看，毕宿形状为掩兔之毕，觜宿为角状的鸟嘴，若选用抽象的符号表示，显然“V”形最恰当不过，而“V”形事实上又与龙纹币上的符号是完全相符的（见图八、图九）。进一步看，如果在龙纹币苍龙的第一个角宿和玄武的最后一个壁宿连一条直线，那么，刚好可以将整个圆形的龙纹币面一分为二，而且也可均匀地分为4个等份，这正好代表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个方位。
由此，可以肯定无疑地说，圆形龙纹币是圆式天文星图“盖图”形式，其上面的一圈符号，显然是全天星图中的二十八宿的星象图。
交大汉墓天象图中的“毕宿”
三、汉代白金三品与早期丝绸之路有关
汉武帝开始铸造“白金三品”是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而在此之前，张骞曾已经两次出使西域，主要目的是开通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贸之路，也就是后人所习称的“丝绸之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此两年之前，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张骞出使西域带着史诗般的功绩，刚刚回到长安。张骞的西行足迹远至安息，一路考察西域各国情况，所获颇多，回到长安后，他向汉武帝做了详细禀报。《汉书·张骞传》云，“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并且分析了汉王朝与这些国家交往通商等价值。其结果无疑是促成了丝路商贸的繁荣，正如《汉书·西域传下》所载：“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
显然，张骞对西域各国情况的描述，极大地刺激和增强了汉武帝与西域交往甚至征服西域的欲望。人们发现，就在这一时期内，汉武帝曾向西域大肆用兵，实非偶然。由此也不难发现，这一时期也正是汉帝国对西域高度关注的时期。据记载，西域诸国每行用一种货币，都是以“王面”为其图饰。《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张骞自月氏回到长安，向武帝讲述在西域的见闻，就谈到了安息国使用银币的情况，说“安息以银为钱，钱如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汉书·西域传上》亦云“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同时记载安息国“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
毫无疑问，这些西域钱币信息的获得，对汉武帝的货币改革，应该是产生一定影响的。尽管汉武帝在元狩四年进行这一次货币改革，没有直接将人面铸为纹饰，但却也采取了象征性手法，以龙纹作为天子的象征，龙飞云衬，铸于钱面，并且还采取了与中国传统铸币不同的货币材质和铸币形制，不得不承认“白金三品”与早期丝绸之路货币，的确具有一定的联系。
（2016年12月13日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