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少年九年圣贤梦碎,反体制教育的残酷试验——新京报的这篇文章,标题的确骇人听闻。(以下简称《读反》)
从2008开始,济南小学生郑惟生从四年级时离开体制教育,9年中辗转八省,先后在十个读经学堂苦学,每天背诵10小时。他已经整本背诵过太多的儒家经典与佛经,但如今,他已不愿意哪怕再翻看一下,这个炎夏,他正在备战英文自考,19岁了,连最基础的小学英文都不甚了解,一切都得从头再来,很是吃力。——来自上述新闻《读反》。
《读反》以“郑惟生”、“李淑敏”两个读经孩子为主要观察对象,以读经孩子求学中的“困惑”出发点,描写了读经孩子们的求学轨迹及面对未来的尴尬现状,并借用“柯小刚”(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观察民间读经运动 ,自己开办书院,业余教授国学)的视角评价了部分读经孩子,作者引用了一些极端的总结:”现在回过头来看,对孩子来说,这真是一场残酷的实验“。《读反》对这两个孩子报道未必不实,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都知道,读经的孩子中一定也有很多优秀的结果,他们本来也同样应该成为这篇文章的关注对象却被剪切。所幸报道的主人公郑惟生已经发表回应声明:新京报所报导题为“读经少年九年圣贤梦碎”的文章,涉及引用本人的经历,我不同意此文章的表述,部分内容不属实,存在有意“断章取义”,只截取负面信息,借此博人眼球,肆意炒作的问题,并且文章中对传统文化教育所持基本否定的观点,亦是我所坚决反对的……
说实话,《读反》面世之后,我很期待读经界的给力回应。我只看到了一篇来自“天谦学堂的博客”的软弱回应,其以“其实对于任何争议都应以不争为进取,以不辩为解脱”的态度草草了结。但我认为,“无为而治”绝不适用于当下。教育是大事,带领着这么多孩子学习,就要为他们的人生负责,读经界凭什么不总结经验教训?凭什么不统计得失成果?凭什么拿不出确凿的数据和更多的事实?为什么不拿出铿锵之辞勇敢抵抗?如果读经界的校方只能写出这种水平的文章,仅凭此一点,我也要真的怀疑读经的成果了,毕竟读经学校只学文哪。而读经的家长圈里,好象也比较沉默,远非我想象中的激烈探讨。不愿回应可否理解为无力反驳?不屑者有之,无能者有之,茫然者有之,等待者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