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电影《盗梦空间》...

你真的很牛，我就没弄明白，很多人都不明白，准备周末再看。

是蛮好看滴
觉得那个老婆蛮可怜的
真的当假的 假的当真的
就因为她老公的一句话，而且那句说的还不是时候

好在结局还不错，失落队员给找回来，主人公总算能回家看自己的娃了

我也看过来。仔细认真看就行，可能是因为我提前看过了介绍。
没觉得多么神乎啊。打打杀杀的，不是我的菜。

我喜欢这部片子，我喜欢这种设计精巧的结构！（虽然复杂但是观众欣赏起来并不困难）喜欢对家庭、亲情、负罪感等情感的描述！喜欢影片中丰富的想象和场景！喜欢打死人也没人死的轻松感！
我看了两遍，全都是到电影院去看的，真是好看！回味无穷！如果有时间，还想去看第三遍（当然没那么多时间啦！）
已经拜托我妈买盗版碟一张，打算精听此片了！

在网上看了一半，还没看完。听大家这么说，赶紧再看下去

关于盗梦的剧本创作：
许多许多的作家，在他们的抽屉里都躺着一部写到一半的大部头。他们希望“将来有一天可以拾起来完成它”，但实际上很少有人真正做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身兼导演和编剧的克里斯托弗·诺兰很久之前的一个草稿，如今却变成了一部暑期票房巨作，同时也是今年原创剧本中不可多得的佳作，这看起来是多么伟大的胜利。“我在我16岁的时候就开始构思这个故事，”诺兰说，“当时我想把它拍成一个恐怖片。多年来我反复考虑过多种形式，最终，大约10年前，我终于决定下来我想让它成为什么样子，《盗梦空间》诞生了。”

白日梦Day Dreaming

      在诺兰产生了这个灵感之后，他已经获得了奥斯卡还有美国编剧协会的最佳编剧提名（《记忆碎片》、《黑暗骑士》）。如果说在他体内有什么东西一直在呼喊的话，那就是“原创”。虽然诺兰表现得像一个电影学院的毕业生，但其实，他的教育背景包含了文学。他听取了他父亲的意见，在真正从事职业（例如拍电影）之前，先取得一个学位，于是便进入伦敦大学学院就读文学专业。他明白，在这里学习塑造人物和叙事技巧，会对他以后升华到电影创作的位面大有裨益。在加入学校的电影社团之后不久，诺兰开始拍摄16毫米电影（这融合了他文学和电影方面的智识），这些短片开始在小型的电影节上映。

      在学习期间，诺兰阅读了格雷厄姆·斯维夫特在1992年写的书《Waterland》（注，原文这里有一个错误，《Waterland》小说是1983年写成，1992年被改编成电影），这本书立刻成为了他的最爱，并且直到今天还激励着他的创作。“它所展示的东西在当时的我看来极其震撼。”诺兰说，“它安排了一系列平行的时间线，毫不费力地讲述了整个故事，穿插了历史和跟现代比较相近（最近和次近）的各种时间线，而且还把这些时间线拦腰截断。到最后，不夸张的说，就是作者不用把句子写完，你去自行补充完整。”诺兰也留意过尼古拉斯·罗伊格的电影，分析过艾伦·帕克拍摄的《迷墙》。“这是一个‘截断象征和比喻以营造叙事效果’的绝好例子。”他说，“我总是感到自己想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指的是这些文学和电影的实验，想要尝试并且学会这些技巧，然后给予观众一个更加符合主流的体验。能够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不被“平铺直叙”的条条框框（这几乎是电影中唯一存在的一条法则）所束缚，这给人强烈的解放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盗梦空间》的想法在诺兰脑中继续成型。上世纪90年代有一系列探讨“真实的本质”的电影在戏院上映，鼓舞着他丰满自己的故事。这些电影包括《黑客帝国》、《极光追杀令》、《异次元骇客》，还有，他的原话“某种程度上《搏击俱乐部》也是”，甚至是他本人的紧接着上述电影之后上映的《记忆碎片》，也是探讨了一个对他自身和周围的世界存在着双重错觉的角色。差不多就在这时候，原本是恐怖片的计划，被转移到了梦的领域。“影院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像梦的体验。”诺兰说，“我一直被梦所吸引，想要拍部关于梦的电影。因为我觉得，想象力作用于梦的方式和你自创的故事之间有一种联系，看一场电影也跟经历一场梦差不多，而在影院欣赏并接受这一点，应该是种未知的体验。”

      梦也在视觉上影响着诺兰的创作。“在梦中，我常能得到一些奇妙的画面，或者是一些小元素，醒来之后我会立刻把它们写下来。”他说。虽然他承认，他的梦在故事元素上的启发很少，但他又很快表示，他相信人脑在睡梦中也能解决问题。“我总是在睡前想东西，”他说，“以那种意识状态，我常常能在真正睡着之前获得灵光一现。如果你想剧本想到要撞墙，然后在上床前告诉自己：‘好了，别想了，该睡觉了。’然后你也确实不再去想了——但这往往解放了你大脑的另一个部分，恰好给了你答案。”

偷换“偷盗片”Heisting the Heist Genre

      诺兰起初把这电影设置成一个偷盗片（heist film）。一个由Cobb（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率领的商业间谍团队，通过梦来侵入毫无防备的人，偷走他的想法。就这本身来说，已经足够拍成一部电影，但好导演有更高的追求。“我一直感兴趣的，是层层穿透某个人的心理。若是仅仅从那里取走什么东西，那实在不够吸引人。”他说。所以诺兰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他给这帮偷盗专家的任务是，在他人的脑中放入一个想法，一个在正常情况下本该抗拒的想法，但是经过他们的计划，这想法却会生根发芽（inception），最终使得目标人物按照他们雇主的需求行事。这是一个天才般的创新！“你需要在人的意识中安放一个东西，让它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成长，你就必须先预知它如何以混乱的方式成长——这看起来是我们从前提出发能得到的更大的结论。”他说。

      他还决定把观众也作为这个复杂计划的一员，加入到这部电影中来——就好像把他们也变成了犯罪同伙一样——他以这种方式，宣告了自己在这个类型片中的野心。“偷盗电影的一个迷人之处，同时也是我把它作为模板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大多数电影中，向观众解说的形式都会充满疑点、无聊、狡猾、难以忍受——但是在偷盗片中，却是戏肉所在。”诺兰说，“它成了带来乐趣的一个部分，因为这就是偷盗片必备的一环，而且他们的讨论，他们对事情的计划，变成了你接着去看这个故事的理由。”

      这种类型片的一个模式是，在一个特定的点，观众开始停止接收信息，之后仅作为旁观者来体验，一直到行动末尾。他们会保持着新鲜感，并且被周密的计划所折服。诺兰巧妙地颠覆了这个套路，他没有把观众挡在外面，而是决定全程都带着他们。这个微小的改动，使得观众跟片中角色一起，在任何意外发生的时候都会冒汗。有了这么一个值得去探索的美妙世界，诺兰就开始坐下来写那个他认为是快速剧本的东西。“我会写到第80页，然后苦苦思索‘该怎么继续？’”他说，“因为缺少了什么东西。”这是十年前。

破解Cracking It

      缺少的那部分，在诺兰的事业进步和个人成长过程中，越来越清晰。“我发现，我对‘是什么促使我要拍一部电影’这个问题的看法有所改变。”他说，“我把《记忆碎片》写得像一个谜题盒子。我醉心于构造，醉心于我弟弟（乔纳森·诺兰）的那个短篇故事。”诺兰将电影的成功归功于演员盖·皮尔斯，是他给人物带来了更加高层次的情感。“我写了角色的心路历程，我真的很想去像他那样思考，”他继续道，“但这并没有让我的剧本成为这个片的核心魅力所在。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做得不太好的演员，他没有体会到处于那种状态的悲情，那会使得这部电影干涩无味，人们不会喜欢它。”诺兰在看完《记忆碎片》的成片之后明白，是皮尔斯的出色表演打开了这个故事，这个意外的情感投射令观众比自己所预想得更加入戏。“真正把我与它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想法，不是构造把戏的聪明劲儿，而是作为角色的感受。”他说。“回顾我拍过的片子，即使它们一部大过一部，我还是感到我必须要与片中的角色有非常强的情感联系，才能使我在漫长的拍摄岁月中保持兴趣和激情。”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盗梦》上。他在拍完了别的电影之后，就回头转向这个计划。“当我回到它身上时，我明白我失去了与它的情感联系，因为我已经变了。”

      最后，在诺兰创作的早期曾经困扰过他的一个问题，是Cobb的动机。他计划了整个行动，为了获得经济报酬和可以回家。但是“家”对Cobb来说是什么概念，早期还不明确。在《盗梦》躺在抽屉里的期间，诺兰成了一个丈夫，也做了父亲。“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对我来说重要的东西也变化了。”他说。诺兰一旦意识到了这种变化，新的情感成分被加到了Cobb身上——他要纠正自己的人生，回到家人的身边。正如诺兰所说：“这就是我所能想象的最高的情感。”

围绕情感的创作Embracing Emotional Writing

      编剧们在写人物情感的时候面临的一个最大困难是，需要作足够的平衡来保持严肃剧和通俗剧的界限。剧情可以用一句话简介概括出来，用卡片标识，但人物情感的创作需另觅它径。“在我的电影中，有一些段落是必须坐下来让情感从我的笔下流出来——用一种非常情绪化的方式说出（台词），然后再花大量的时间去修改，直到它们真实可信。”诺兰说，“我必须感受到我首次迸发那个感情。然后你得冷却下来，你把它分析、解构、重组为电影的一部分。对我来说这窍门就是真情实感，我所拥有的唯一的法则，就是如果我自己感受到它——如果你真的体会到了像你所写的那种感情在自己身上的反应——你就知道，至少对于你，它是真的。”据诺兰说，他并不认为所有的电影工作者在这方面都做到了纯粹。“在其他人的电影里，我——作为一个影迷——所反对的情况是，我本该在观影的时候得到某种情绪，但我却并不相信电影的作者在分享这种情绪。”他说，“他们只是以为观众会。而我认为，你能感受到这种疏离。所以每当我发现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没有反应，却还在对自己说‘没关系，观众会喜欢的。’我就知道我走入了歧途，我就抛弃它。”

      尽管在毫无防备的生意人脑中植入一个inception牵涉到一些耸人听闻的技术，这项工作最终还是归结为，检测这名生意人的情感，并且找到一种方法能够促使他违背自己最初的意愿。这是诺兰在从情感投射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剧本时所想到的概念。“它就这么来到了我脑子里，我是说探索梦的世界，追寻梦的意义，这是很私密的事情。”他说，“我觉得这更像一次叙述的经验。一队人马要编造一个故事，就好像拍电影的人聚在一起开始工作——或许只是因为我自己沉浸在这样的事情里面，我感到了更多的相似性。”这不仅仅是依赖于技术来计划他们的犯罪，更像是对个人的入侵。“这应该是人类的经历，而不只是个跟一场间谍活动相关的经典McGuffin符号。”他说，“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剧本，因为我现在知道这个故事中我在意的是什么，我希望如何与这个故事有情感上的联系。”


主动与“被动”的创作Active vs. PASIV Writing

      展示和解说环节一直是编剧们的老大难问题，因为需要交代重要的情节点以及角色信息，最好还是以令人愉悦的方式。诺兰承认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他相信，让这部分变得吸引人的关键在于，要以主动的方式而不是被动的方式来写。有趣的是，在电影中——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用来侵入梦境的机器被称为“便携式自动Somnacin静脉注射仪”，即PASIV装置（Somnacin是电影生造的药物名称，而PASIV跟被动passive谐音——译者注）。“解说环节的要求很高。”他承认道，“你必须让它渗透人物关系。你永远不希望自己处在一场戏中，角色们在被动地接受信息，因为你不想让观众被动地接受信息。你希望他们沉浸于剧情中。”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合作帮了诺兰很大的忙。他一场戏一场戏地梳理过剧本，来摸清这个人物的情感真相和动机。“它所迫使我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解说环节的每一个节奏都充分戏剧化，每一个角色要获得一个信息，都是因为他需要这条信息。”诺兰说，“电影在表现一个重要议题（例如困在梦中醒不过来了）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节奏。我之前总是在角色相对被动的地方，安排它作为中性的解说环节。但在跟里奥反复讨论过之后，我得出结论，要采用戏剧化的矛盾冲突。这产生了一些跟以往不一样的效果，使得解说环节对于角色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

      无生命的小物件被提升为个人的标志或者图腾，这在诺兰的创作中并非首次。“不是我特别在意它。”他说，“《追随》大概是我第一次表现这个点子——一个人有一个箱子，里面装着有象征意义的物件。”在这部诺兰的处女作中，一个小偷（名字也叫Cobb）给一个偷窥者炫耀他从陌生人那偷来的纪念品，这些物品对于它们主人之外的任何人都只是没有意义的普通玩意，Cobb偷它们只是为了好玩。“我觉得这很有趣，你会拥有一个无生命的小物件，其中却灌注了各种情感共鸣和怀念。”诺兰说。

      在《记忆碎片》中，皮尔斯扮演的男主角Leonard有一套他妻子的遗物，在睡觉的时候摆放在自己周围，以期自己能记住她被谋杀当晚的情形。当他不能再从中获得任何线索时，他一把火把它们全烧了。这样的一个镜头使得诺兰可以通过动作和视觉能指（而不是解释）来完成人物的展示环节。这表示Leonard既记不起当晚的事情，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承载了什么回忆。“这东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电影化的，因为视觉符号大概是最容易引起共鸣，最容易灌注经历、记忆和感情的东西。”他说。

      在《盗梦》中，诺兰对个人标志的运用又进了一步。为了在体验多重版本的现实时能够一往直前，盗梦小队的成员需要携带一样物品，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它的物理特性，用这种方法来区分他们身处的“现实”，到底是真的，还是人造出来的。


睁着眼做梦Dreaming With Your Eyes Open

      在《黑暗骑士》大获成功之后，诺兰没有去度长假，而是把抽屉里的剧本找了出来，并且决定要在2009年一月份之前完成它。“我不希望被那部电影的成功冲昏头脑，使我自己害怕拍摄下一部电影。”他说。他的一部分工作需要躲在旅馆里写作，然后带着完成的东西回家，以便以后继续深挖。“我发现我可以回过头来修改它。”他说，“我深信重写的时候也要当做第一稿来写。如果我在写新的素材时遇到困难，我会回到这个剧本的开头，寻找并提炼出我之前写过的东西。我常常发现，仅仅是坐下来改掉几个词，哪怕是很浅表的东西比如删掉几个华而不实的形容词，你也好像对剧本更深入了一点。”诺兰还喜欢在写作的时候听音乐。“我觉得，如果是振奋人心的音乐，然后我第二天或者隔两天回来，再听这个音乐，就能够帮助我的大脑更快地回到原先的状态。”他说。

      抄写员通常每天工作六到八小时，完成10页的工作——一页的工作也包括对原文作出的修改，也就是一个更长的草稿。就诺兰的指示来说，那通常是一张不正式的图表。“我只会在与其它编剧——比如我弟弟，还有大卫·高耶——合作时，才会作概述。”他说，“我自己倾向于从一开始就采用线性的方式来写作。那实际上就是我想作为一个观众直接在银幕上看到的东西。我是以可视化的方式来思考的人，我会在墙上贴一张大纸，在上面画韦恩图。”这些图表在统筹《盗梦》的复杂剧情时显得尤为重要。“所有的时间线相互缠绕，它们各自又以不同的比例在往前走。”他说，“所以我得画许许多多的时间线，它们以金字塔式增长。但我不倾向于作太多的概述。”

      诺兰筹划剧情的时候搞得越来越复杂，他有点晕了。“我在墙上画满了夸张的图表和时间线，试图标记出电影中发生转换的地方。有好几个星期，我感觉我就是在把我的脑袋往墙上撞。”他承认道，“然后我回过身来，明白我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某些问题。在六个月前，我获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你知道，你会面对新的问题，因为你知道你确确实实在进步。最终，你明白了，‘这个东西现在不完美，我还有一大堆的事情想要对它做——但它至少囫囵了，我能够把它给人看了。’”

      诺兰继续无数遍地修改着。他知道，当这个计划投入制作的时候，剧本必须要变得更有条理。“许多不同的角色在同时处于不同的危险境地。你必须坐下来，跟角色之间进行大量的交谈。”他解释道，“这非常难。我认为是有一个限度的，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创作剧本，你只能做到这么多了。之后，你就必须要让其他人加入。我常能感到，跟我弟弟或者其他编剧——更多的是演员们——一起工作，有很大的价值。”就像结果所显示的，演员的加入使得这些戏在持续进化，在不断的修改之下，诺兰最终寻找到了完美的平衡。

The Unreliable Narrator 不可靠的叙述

      《盗梦》如同诺兰的其它作品一样，有种独特的黑色电影的基调。“黑色电影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电影类型。”他说。“原因之一是，在主角身上通常存在着某种误区。经常在一部黑色电影里，主角自身是他最大的敌人。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记忆碎片》，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自我毁灭。但如果简单说偏执狂的话，他们搞错了状况，把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投射到其他角色身上，比如‘蛇蝎美人’。这些人其实就是他们自身的投射人物（projection，《盗梦》中译为防御者）。”

      被黑色电影的不可靠叙述方式所启发，诺兰作了如下的安排。Cobb召集他的小队去执行危险的任务，在他指派完所有的工作后，他却忘了提及，他自己才是这个任务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呃，他不是忘了。”诺兰说，“里奥强烈要求走这条路，即让Cobb把秘密主动地藏在心里。”导演与演员曾讨论用希区柯克的《迷魂记》来作参考，它让观众完全地信任电影的主角——出于演员的讨喜表演和角色的专业技能——但其实他们信错了。“你信任他们，”诺兰继续道，“因为他们自信、有知识、是专家，等等。但是，在《迷魂记》中，最后却恰恰让你明白，‘啊，这家伙真被骗惨了，他根本不是我以为的那个人。’这确实是一个迷人的路子。《阿拉伯的劳伦斯》是另一个经典的例子。他在电影的半数部分是一个这么成功的带光环的主角，总是让你忘记在后半部分里，他会变得有多么黑暗。这太迷人了，它挑战了传统的‘主角共鸣’的智慧。要实现这样的效果很难，必须有真正合适的演员。所幸的是，我们有。当然，我看着Cobb的所作所为，肯定想过：‘哇，这个实在太刻意了，实在太反英雄了’。不过最终，里奥让我站在了他一边。”


结局？ The End?

      诺兰的创作有一个特征，就是他能够打造令人难忘的结局。在《记忆碎片》中，他提出了“无知是福”——Leonard不用去负担“到底是否达到了目标”这个问题，因为无论结果为何，他都不会不满意——这个结果他甚至可以去重复一遍。“《记忆碎片》是更明确的‘模棱两可’，它说的是对自己撒谎的人，以此来创造自己的现实。”诺兰说，“在《记忆碎片》的结局，他说：‘我想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是你们都已经看到了，是他骗了自己。”

      到了《盗梦空间》，诺兰很明显又带来了一个独特的但对电影来说又是完全自然的结局。“结局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总是希望结局能给我带来惊喜。”他说，“并不一定要是个大逆转式的。我一直在为情感上的必然性寻找一个很好的平衡，通过某件你看不到要来但是突然移入画面的小东西。这个，对我来说，就构成了一个最令人满意的结局。它同时满足了你的预期，并且给了你惊喜。”

我一个人去看的，没有看明白：（

我也没有看明白，和老公一起看的。在看之前她就说我看不懂。

我还没有看这个片子，已经久仰大名了，找机会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