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家庭对子女的教育一向以严格著称，这一原本在西方不被推崇的教育方式近些年却因为上海学生在国际能力测试中的出色表现和耶鲁大学教授蔡美尔(Amy Chua)的一部著作《虎妈战歌》而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引发关注和讨论。而本月，纽约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社将推出又一部有关中美教育对比的新书、由旅居上海的美国华裔母亲和自由撰稿人莱诺拉·朱(Lenora Chu)创作的《小战士》(Little Soldiers)。
出生于费城、在德州长大的莱诺拉先后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和哥大新闻学院，之后曾为路透社、CNNMoney等媒体撰稿。七年前她和丈夫、NPR(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记者罗布·施米茨(Rob Schmitz)迁往上海，并将自己三岁大的儿子雷尼(Rainey)送入上海当地一所著名的公办幼儿园。
莱诺拉和丈夫在儿子第一天从幼儿园回家开始，就有点担心中国的教育方式是否可取 —— 儿子回家像是成了一个忠诚的革命小战士，哼唱着老师教的歌唱毛主席的歌曲；此后，学校几乎对孩子的各种表现都开始进行公开排名和鼓励竞争，包括身高、守时能力、礼貌，如果孩子不愿睡午觉老师还会威胁叫警察。此外，莱诺拉还发现老师居然用按住嘴巴的方式强迫雷尼吃鸡蛋，这让她有些怒不可遏，第二天便去找老师当面理论。这一切都让在美国长大的她感觉到中美教育的巨大差异。在美国，一切都是讲究“不让任何孩子落在后面”，孩子们的弱点会得到老师们小心翼翼的保护。
虽然对幼儿园的教育方式很担心，但莱诺拉也的确在儿子身上看到了飞快的进步 —— 以前孩子不愿吃鸡蛋，现在却被老师教育得回到家自己主动要求吃鸡蛋，而且在各方面都变得极为有纪律。此外，她设法进入幼儿园的课堂进行现场观摩，看到孩子们会被要求记住很多有用的知识，然后再去探索更深奥和复杂的应用，令她不得不思考“死记硬背”是否也有好的一面；而相比之下，美国的教育对学生要求太松，很多语文和数学方面的教学都很肤浅。但另一方面，她对中国学校从小进行的政治思想灌输则非常不认同。
新书获巴诺书店推荐
莱诺拉在新书中不但描述了自己孩子的上学经历，同时也跟踪采访了一名来自农村、多年来和丈夫及儿子分居异地的女打工者。这位“外来妹”在上海从事按摩师的工作，虽然她一心想要改善孩子的命运，却因为长期和孩子不在一起而导致孩子缺乏最基本的学习能力，令他无法通过上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此外，莱诺拉也同两名高中生交上了朋友 —— 两名学生中的一人刻苦读书，想通过高考制度进入一所好的中国大学，而另一人则一心想逃离这种激烈的竞争，希望早日高中毕业去国外上大学。这些人物都出现在《小战士》一书中，成为中美教育的亲历者和诠释者。
《小战士》一书日前还被纽约巴诺书店(Barnes & Noble)评为了今年秋季的推荐作品之一(Fall 2017 Barnes & Noble Discover Great New Writers Selection)。该书将在9月19日正式发售。包括蔡美尔等人在内的许多作者都对该书予以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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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看完了，对战斗在教育第一线的父母很有教育启示。中国的基础教育强，强在哪里？为何强？代价是什么？作为美国家庭的孩子，在中国受教育，得多还是失多？本书作者如实记录了小孩在上海受学前教育的经历，让人感叹中国竞争让孩子过早进入了赛跑状态，“无忧无虑”早已不再是形容童年的成语。但相较美国的孩子，孩子又早早的掌握了写字，算学等基础技能，又让美国妈妈兴奋不已，最终得出“6年级”是脱离中国式教育的最后期限之结论。
中西合璧的教育我个人认为很好，但对于”西体中用“还是”中体西用“的选择上，我个人倾向于”西体中用“，孩子应有一个没有什么缺憾的童年，因此西方以有趣、个性、亲切为基调的散养模式比较好，同时在校外中国父母施以中式教育以掌握基本阅读和数学技能，以保证孩子在学习路上有长劲。换言之，就如本书作者在书中如回忆自己在美国的教育成长经历，就是活脱脱的严肃活泼并重的”西体中用“教学，并且最终考入Stanford的结果也应验了这一模式的有效性。
简而言之，这是一本好书!
读过本书后，所有人都会对中国有更好的了解。本书的核心内容是莱诺拉·朱让三岁大的儿子入读上海一所高级幼儿园的经历。她和丈夫、NPR（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记者罗布·施米茨(Rob Schmitz)费了一番功夫才让雷尼(Rainey)得以入学。但从雷尼第一天上幼儿园开始，他们就开始重作考虑。他们担心儿子会被洗脑，变成一个优秀的小战士、一个忠诚的中国爱国者。他们知道学校肯定会采取冲撞美式情感的方式，包括严厉的约束；为了力争上游，公开从身高、血红蛋白水平到竖笛演奏水平、守时和礼貌程度的一切排名；甚至会在孩子不愿午睡时威胁要叫警察。
他们仍在蹒跚学步的儿子唱着称赞毛主席的歌曲回到家中，他交了一个上MBA早教课的朋友，还告诉他们，老师用按住嘴巴的方式强迫他吃鸡蛋。平衡这些警示迹象的，是他迅速提高的自立能力、纪律性以及数学和中文水平。他还在学习如何应对一个复杂而障碍重重的世界。在中国，对于严格的规定几乎总可以找到“变通”。让莱诺拉·朱备感高兴的是，雷尼开始默默地明白这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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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跟上海的两个高中“学霸”交上了朋友，一个在周密地利用这个制度，另一个在数着日子等自己能够脱离它，去美国上大学。在莱诺拉·朱回过头来研究整个制度，包括上海一所更典型的公立学校和跌跌撞撞一路走到中考的贫困农民工子弟时，那两个学生和一大批国际教育专家一起，充当着有深刻见解的评论员的角色。在中国，中考将决定一个学生是走学术道路还是成为蓝领。莱诺拉·朱跟踪记录了一名来自农村、多年来和丈夫及儿子分居异地的农民工。在上海从事按摩师工作的她，一心想要改善孩子的命运，不料却意识到，由于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父母的引导，他缺乏让自己走上另一条道路必不可少的学习技能。这是本书记录的几个令人心痛的故事之一，对它们的挖掘本应更深入。与在生活中一样，被忽视的学生在《小战士》中受到的关注，比努力发奋者要少。
莱诺拉·朱回忆了自己在德克萨斯州长大成人过程中的叛逆。她的父母是中国移民，要求她做到最好，并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她的决定。在她决定让儿子进入严格的中国教育体系这件事上，信奉弗洛伊德学说的人够忙上一阵了。但莱诺拉·朱明白，她是在努力复制自己同时学习中美教育和文化的经历，只是家长和学校的角色发生了逆转。“就像是我透过陈老师的眼睛观察……马上明白了我父亲的目的（有时候被误导，但全都是出于好意）。”
对中国的教育体系进行埋头研究之后，她去美国的学校时立即意识到，中国制度设计的目的是淘汰和过滤学生，而美国的目标很明确：“不落下一个孩子”。美国学校让人觉得宽松得不可思议，过分强调个体追求，而个体追求允许让较薄弱的领域萎缩。这一点在数学的教学上尤其如此，美国非常重视实用知识，概念一带而过，中国学生则会记住必须要记下来的知识，然后再探索更深奥、更复杂的应用。莱诺拉·朱生动地描述了这些差异。本书会让读者深入思考自己对死记硬背的态度，并促使家长质疑自己对孩子教育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