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国学] ZT “讽诵"在我国古代长期广泛流行的原因考察

本帖最后由家有春夏于 2011-12-26 01:14 编辑

按：昨天转的郭齐家先生的文章引用了下文。我就从网上找到转贴过来。个人认为此文有些冗长拖沓，但是其中收集有不少资料，还是有一定价值。

“讽诵"在我国古代长期广泛流行的原因考察

张维坤

教育史研究第1期 2006年3月

“讽诵”作为教学汉语文的一种方式，在我国有悠久历史。“讽诵”，《周礼·春官·大司乐》注曰：“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故“讽”即背诵，“诵”为出声诵读。“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①‘‘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②可见，早在西周时期，“讽诵”即已在教学上广泛运用。到孔子、孟子、苟子的春秋战国时期，“讽诵”更受重视，运用也更加广泛。孔子说“诵诗三百”；孟子说“颂(诵)其诗，读其书”；苟子则说“少不讽诵，壮不议论，虽可未成也”。③此外像《管子·弟子职》中的“始诵必作”，《礼记·学记》中的“呻其占毕”，《吕氏春秋·尊师》中的“疾讽诵”，同书《博志》中的“精而熟之，鬼将告之”等等都表明，“讽诵”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在教学中被更多的人所采用。秦汉及其以后，“讽诵”在教学中的应用有了进一步发展。西汉名臣及文学家东方朔在其《自荐书》中说：“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④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回忆他幼年学习时的情景说：“八岁出于书馆，……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⑤近代著名文史学家王国维曾考定，“诵习”是汉代学校基本教学方式。他说：“刘向父子作《七略》，六艺一百三家，于《易》、《书》、《礼》、《乐》、《春秋》之后，附以《论语》、《孝经》，(《尔雅》)附小学三目；六艺与此三者，皆汉时学校诵习之书。”⑥汉以后，“讽诵”之风更盛。人们不论学习经史，还是学习诗文；不论是上蒙馆还是上“大学”；也不论是读普通学校，还是读专科学校，几乎都用“讽诵”的办法来学习。三国魏时的著名学者董遇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⑦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⑦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和著名教育家朱熹的“与其泛观而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⑦元代教育家程端礼的“每段必看读百遍，倍(背)读百遍”，直到“烂熟，无一句生误”；⑧清代教育家唐彪的“凡经史之书，惟熟则能透彻其底蕴。时文、古文，熟则听我取材”，等等，都告诉我们，直到清朝末年，在神州大地华夏子孙中，“讽诵”都是他们教、学汉语文的基本方式和重要方法。

应该承认，在西方各国的学校教育中，“讽诵”也常被采用，但没有中国古代那样盛行，那样时问悠久范围广泛。为什么华夏子孙对“讽诵”如此情有独钟?概要说来，其因约有四端：

首先，古代书籍制作艰难，数量稀少，流通不便。据文献记载，我国形制完备的书籍诞生于西周初期。当时的书，主要用简牍经刀刻手写制成。由于制作艰难，数量稀少；又由于简册繁重，流通甚为不便。

社会上很少的一点书，则“藏之秘府，悉以官司典之。”“士之欲学者”，必须“就典书之官读”。⑩西汉时代，纸张虽已出现，但尚无纸书，书的形态主要仍是简牍，社会上的书仍然甚为稀少，一些书的阅读，须经皇帝特许方可。北宋时，纸书已经出现，但数量甚少，想读到书依然困难。苏东坡曾感慨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⑦ 可见，是制作艰难，书籍稀少，迫使好学求知者用“讽诵”的办法来学习。朱熹对此也发表过一番深情议论。他说：“古人皆用竹简，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如黄霸在狱中从夏侯胜受《书》，凡再逾冬而后传。盖古人无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于讲诵者，也是都背得。如东坡作《李氏山房藏书记》，那时书犹自难得。晁以道尝欲得《公》、《谷》传，遍求无之，后得一本，方传写得。”（11）清人阮元也说：“古人简册繁重，以口耳相传者多，以目相传者少。”“古人简册，在国有之，私家已少，何况民间?是以一师有竹帛，而百弟子口传之，非如今人印本经书，家家可备也。”（12）朱熹阮元的话，进一步证明了，“讽诵”是古人在书籍制作不便，数量稀少情况下，不得不采用的一种教学汉语文的方法。这是“讽诵”法产生的由“书”的形制造成的物质背景。

其次，统治阶级政策使然。这有两种情况，一是“禁”，二是“奖”。“禁”是统治阶级出于维护统治利益考虑，采用专制手段，不准人们读某些书，并对这些书实行毁版禁烧，使之不能刊布，不能流传，因而迫使阅读者采用“讽诵”办法来阅读它，保存它，传布它。如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使得大批典籍被毁，以致到汉初，“天下惟有《易》，未有他书。”直到汉兴七八十年的孝武皇帝即位，“天下”仍然是“书缺简脱，礼坏乐崩”。（13）但尽管如此，《诗》《书》等典籍仍然流传下来了这除了一些人冒着生命危险，藏书屋壁山岩外，靠的就是“讽诵”。“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13）其实何止《诗》，其它典籍的得以保存、传布也是如此。“奖”，是统治阶级通过政策、制度等手段，倡导、规定人们用“讽诵”的办法来阅读某些书文例如汉代以后的封建统治者，鉴于秦焚书而导致颠覆的教训，先则实行“无为而治”，后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讽诵”儒家经典成了统治者铨选人才的标准和士人人仕的首要条件。“讽诵”之风遂在神州大地猛烈刮起。“汉兴，萧何草律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14）“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太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13）可以看出，在汉代，能否“讽诵”，“讽诵”多少，已经成了士人荣辱贫富的重要条件。它已被统治者通过铨选政策和制度与士人进退出处升降沉浮的命运紧密联系到了一起。到科举制度兴起的唐宋及其以后，统治者以《五经》、《四书》及某些诗文为考试内容，要求人们熟读记诵，“讽诵”之风于是在神州大地刮得更加猛烈。

其三，“讽诵”在汉语文教学上的高效性。现代教育心理科学告诉我们，熟读记诵能加深我们对读物的感受，能为思维、想象积累材料，为写作提供“语言范式”，对口语中不规范“动型”起改造、规范化作用；还可以锻炼、发展和提高记忆力，养成认真读书的良好习惯。由于我国古代没有今天完备的教育心理科学，我们的先人没有这方面的全面、系统的论述，但是长期的汉语文教学实践，使他们体认领悟到了许多相关道理，作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记述和阐说。

在这方面，朱熹可算杰出代表。他说：“书只贵读，读多自然晓今即思量得，写在纸上底，也不济事，终非我有，只贵乎读。这个不知如何，自然心与气合，舒畅发越，自是记得牢。纵饶熟看过，心里思量过，也不如读。读来读去，少间晓不得底，自然晓得；已晓得者，越有滋味……某旧苦记文字不得，后来只是读。今之记得者，皆读之功也。老苏只取《孟子》、《论语》、韩子与诸圣人之书，安坐而读之者七八年，后来做出许多文字如此好。他资质固不可及，然亦须著如此读。”⑦清人方东树在这方面也有精彩发挥：“夫学者欲学古人之文，必先精诵。沉潜反复讽玩之深日久，暗通其气于运思置词迎拒措注之会，然后其自为之以成其辞也，自然严而法，达而藏，不则心与古不相习，则往往高下短长龃龉而不合。此虽致功浅末之务，非为文之本，然古人所以名当世而垂为后世法，其毕生得力深苦微妙而不能以语人者，实在于此。今为文者多而精诵者少，以轻心掉之，以外铄速化期之，无惑乎其不逮古人也。”（15）在这里，朱熹、方东树都用自己切身体会说明了，“讽诵”在感受、理解、记忆所读文章，以及培养、提高阅读写作能力以至锻炼成才方面的重要作用。他们的话，深刻印证了现代教育心理学的原理，也反映了“讽诵”之所以在华夏子孙间长期流传的又一方面原因。

其四，汉语汉字特点造成，这是形成我国古代“讽诵”之风特盛的根本原因。汉语是非形态语。汉语的运用，是词素、词、句根据情境的需要，按意义和逻辑关系进行组合而进行的。因此，不论是词法还是句法，都是相当灵活的。其间虽然也有规律可循，但偏重于意向的结合，不像西方形态语言那样，受到繁多而严格的时态、数量、性别、格等规则的束缚和支配。加上汉语词素和词的多义性、灵活性，使得汉

语词句的组合和运用更加复杂。学习汉语，用学习西方形态语言的方法，在形态变化规律上大下功夫，几乎是捕风捉影，很难取得实效。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只能也只有是“讽诵”。因为只有“讽

诵”才能领悟和掌握汉语组合的奥秘和灵动精妙的内涵。具有悠久历史的汉字，在世界文字系统中属于表意文字。它的绝大多数是由意符加声符构成的。每个汉字都有形、音、义三个组成因素。它和西方流行的拼音文字有着很大不同。由于表意性，汉字不但和口语有一定距离，在使用上也十分复杂。它的一音多义多形，一字多音多义，以及数量可观的形似字，同音字、同义字，近义字，学习起来几乎找不

到一条根本规律。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掌握方法还是“讽诵”诗文。因此，用学西方拼音文字的办法来学习汉字，在拼写规则上大下功夫也是不能奏效的。

应该承认，古人长期学习“古文”(今日俗称“文言文”)与“讽诵”法的长期流行也颇有关系。文言文是在先秦时代口语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古代汉语书面语。由于它和秦以后社会流行的口语在语汇(大量)、句法(少量)上已有不同，人们已经不能在日常交际中来学习掌握它。因此只得通过“讽诵”来掌握它的语汇、句式等等。但“文言文”仍是汉语，它仍具有非形态性。因此造成“讽诵”法流行的根本原因仍是汉语的非形态性和汉字的表意性。

“讽诵”作为一种语文教学的方式方法在中华大地和华夏子孙间广泛而长久流行，在世界语文教育史上堪称一独特现象。它是我们聪明的先人在长期汉语文教学实践中根据对汉语汉字独特性领悟和体

认而总结创造出来的。它是数千年来教学汉语文经验的结晶，是教学汉语文规律的反映。由于西学东渐，“讽诵”像所有传统文化一样在清朝末年受到了严重挑战和强力冲击。在许多人眼里，它被视作“死

记硬背”而被逐出课堂。以“讲”代“读”，以“看”代“读”成了汉语文教学的主要方式，而其结果则是阅读教学水平江河日下，整个语文教学质量也跌入了少慢差费的陷井和低谷。教训是惨痛的。惨痛在于我们忘记了汉语文的特点，忘记了汉语文教学的民族特色，违背了教学汉语文的规律。不能忘记，我们教的仍是汉语文，学的也仍是汉语文，我们不能违背教它学它的规律。“讽诵”是经过数千年教学验证的具有良好效益的教学汉语文的方法。我们应该继承它，发展它，并在实际运用中完善它。这样，我们的阅读教学——语文教学，当可跃出陷井和低谷，步入康庄大道。

注：

①周礼注疏[M]．春官．大司农．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四

[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②礼记正义[M]．内则．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六[C]．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③王先谦．苟子集解[M]．大略篇．北京：中华书局。

1988．

④班固．汉书[M]．卷六十五．东方朔传[A]．北京：中华

书局，1962．

⑤王充．自纪篇[A]．杨宝忠．论衡校笺[M]．卷三十．石

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⑥王国维．观堂集林[C]．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