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学习讨论] 中国教育报：《上学真的有用吗？》：上学不等于受教育

　　“我生下来时很聪明，但学校把我给毁了。”萧伯纳以自身经历否定了学校。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如果不是14岁离开学校，诺贝尔奖名单里应该不会有他的名字。政治领袖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林肯，商界巨擘卡内基、洛克菲勒，发明家爱迪生，作家马克·吐温……他们成就非凡，却不是学校制度的受益者。在《上学真的有用吗？》中，美国学者约翰·泰勒·盖托不仅发出“任何领域里的创新人物都很少有成功的学校训练”的感叹，更是对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提出了质疑。

　　在应试的战车上，老师、学生家长都在陪绑，现代学校的教育模式越来越远离育人的核心

　　因为看不惯学校制度对于人的发展的制约、剥夺，甚至摧残，约翰·泰勒·盖托这位有着30年教龄的美国老师，于获得纽约州年度教师的当年，在《华尔街日报》上公开发表了辞职信，从此为学校改革而奔走演说。《上学真的有用吗？》即是作者对美国教育制度的否定与宣战。

　　学校是什么？美丽的花园、成长的乐园、启智的学园、精神的家园，很多校长会这样描述自己的学校。然而，盖托却告诉人们，他们对学校的认识全错了。翻开美国100多年来教育部门的文件，对照考试合格率的直线下降，以及一线教师对学校教育现状的抱怨，盖托认为，学校制造了一批毫无思想、心智平庸、习惯服从的产品，他毫不客气地把学校比作工厂。

　　学校到底是什么？学生和老师最有发言权。相比美国学生，处在应试教育中的中国学生感触更深。在一些学校的“贴吧”，很多学生感觉不快乐。在那些创造高考奇迹的学校，常能看到相同的宣传：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听到相似的管理经验：封闭式、军事化管理。这些校园总是充满了励志口号，墙上满是高考喜报、状元照片。学生总像打仗一样，在高度责任心加高科技的控制下，在倒计时中过着相似的每一天。

　　学校抢逼围，教育重心离教书育人的本质越来越远。在考试的战车上，老师、学生家长都在陪绑，老师们也把学生当成物品，按照本科、大专等把人分成几类，再按知识点精确地量化每个学生每一门学科的情况，强化辅导，家长陪读，一对一家教，出国或转学退学，一切在“精细化管理”中有序进行。几千甚至上万人的学校不断出现，在军事化管理的学校里，人，已经看不见了。

　　这就是一些学校的教育现状，标准考试把人的感情标准化、思想标准化、大脑标准化，只有乖乖听话的，才能成为赢家。虽然在复杂的社会里，创新灵活、与众不同的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但是，学校制度的设计者十分清楚，学校生产的是职员，而不是思想家和艺术家。一旦学校越来越像工厂，学生的身体和心灵便不断被摧残。

　　盖托无法忍受学校对人的禁锢与摧残，他认为学校与教育是两回事：上学是一种习惯和态度的训练，它是从外部进入的；而教育则是自己掌握的，并且可以自我扩展，甚至自我超越，本质上是潜能的自我解放。上学，主要是听别人的安排，这种心灵控制使学校变得可憎；教育从来不只是传授专科知识，它总是在丰富的背景下认识事物。

上学不是为了获得知识的碎片，不是成为学习机器，而是为了培养独立的人格和思辨精神

　　美国一些家长对孩子想象力与自由发展的呵护令人感慨。上世纪60年代，一位母亲把教女儿认识字母的幼儿园老师告上法庭，理由是该老师剥夺了孩子的想象力。最后，此事促成了美国最初的儿童保护法。而今天，充满无限发展可能性的孩子进入小学，首先遇到的是限制，不许跑、不许乱说、不许玩过头、不许上树、不许看窗外、不许带玩具……在这些“不许”的规范下，孩子们不会自作主张，不会积极主动，不会自行选择，也不会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任。这些“不许”使孩子对外在事物变得漠不关心。这些“不许”让他们乖乖地适应死记硬背的学习模式。在记住别人要他们记住的东西后，他们就失去了想象、创造力，当然还有探索的自由。

　　上学不是为了获得知识的碎片，不是成为学习机器，而是培养独立的人格和思辨精神，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然而，学校教育制度如同隆隆战车，摧毁着人们公认的教育目标和崇高使命。文学作品、宣传报道，为学校制度披上了美丽的面纱，以致于“我们欢迎并心甘情愿地接受压迫我们的东西”。盖托在书中多次提到学校对人的剥夺、控制，他认为学校过于封闭，而对这一观点阐述得最为深刻的无疑是法国哲学家福柯。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学校通过名目繁多的纪律和规定、固定刻板的课程时间表、单调乏味的考试、各级评优评奖、各种检查督导，束缚着每个人的行动，监控着每个人的思想。如果说，尼采以上帝死了而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么福柯则告诉我们，包括学校在内，作为主体的人死了，学校已经变成了一种工具。背书包上课、打指纹晨跑、晚点名唱红歌……连大学都出这样雷人的校规，还能指望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去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吗？

　　学校为什么需要培养服从意识？盖托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当代教育制度源自普鲁士军事帝国。而美国的学校与德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精心设计的教育制度，动机在于产生平庸的心智、阻碍内在的精神生活、剥夺学生重要的领导才能、确保得到顺从而不健全的民众。这一切都是为了培养“好控制”的民众。这些观点与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观点一致，他认为，学校是国家统治和分层的工具。学校是一个专门发明出来维护、传播、灌输社会文化规范的机构。它实施的是文化再生产的功能。也许这种观点有点偏激，但细细品味也不无道理。

　　学校教育并不完美，而是一种选择，真正的教育是通过开放式的学习充分开发自我潜力

　　在美国历史上，财阀向来是国家强制性公共教育政策的推动者及受益者，从摩根、卡内基、洛克菲勒到今天的比尔·盖茨。他们成立基金会，做了很多政府想做却做不到的事——统一全美教材，将教师评价与学生成绩挂钩……政权与资本结合，打出了具有极大威力的王牌，改变的不仅仅是美国教育。与此同时，面对一系列政策的强势推进，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响。

　　今年11月的《大西洋月刊》公布了年度最勇敢无畏的思想家名单。曾任美国教育部副部长的黛安·拉维奇名列其中。对她的介绍是：美国教育专家，她认为强迫测试、特许学校以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等政策不是挽救美国教育，而是在毁掉美国教育。她试图与前共和党盟友绝交，现在又向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开战。

　　写于2008年的《学校真的有用吗？》是否对拉维奇的神奇逆转产生了一定作用不得而知。古稀之年的拉维奇在今年3月出版了一本新书《伟大的美国学校系统的死与生：考试与选择是如何腐蚀教育的》。在书中，她彻底否定了原来自己极力推动的美国教育改革的关键性举措。她认为，标准化考试从检测学习的途径之一变成了目的本身。教学责任制不仅没有提高学业标准，相反很多州还通过降低标准来掩人耳目。将教师工资与学生考试分数挂钩是“对教师的迫害”。从书中的内容看，盖托与拉维奇的很多观点不谋而合。

　　而大西洋对面的一位校长、英国最著名的惠灵顿公学校长赛尔顿，也在今年3月用一份报告《结束工厂学校：2010-2020教育宣言》抨击了英国10多年来的教育政策。他说，许多公立学校变成了工厂，缺乏学习动力的学生被加工出厂，纸面上的成绩提高是有代价的，学生无法过上自主、完满的生活。他呼吁给所有公立学校真正的独立地位，应该给予公立学校像私立学校那样的自主权，变“应试而教”为全面教育。

　　盖托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告诉对学校失望的人们，每个人都有选择教育的权利。而这种教育正如当年的杰斐逊等人那样，是通过开放式的学习而获得个性化的教育。它是自发的，给人精神和性格的培养，给人带来自由和解放。盖托告诉父母们，学校训练孩子服从，你就应当教孩子批判和独立的思考。枯燥的学习让学生很容易厌烦，你要教你的孩子培养内在的精神生活，让孩子拥有内心的安宁与快乐。（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实验小学 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