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耕读文化”
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以半耕半读为合理的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文化”。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主要有三类：
一类是读过书的农庄主、较富裕的自耕农。他们经济条件好，有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又参加农业劳动。汉代的崔寔自幼读书，学识渊博，成年后经营田庄，40岁左右就成为有名的农业经营家。清代的杨秀元早年在乡间执教，40岁后归耕，主张耕读兼营，半耕半读。清代的杨双山，幼年读私塾，青年时对八股文、科举没兴趣，开始读农业、医学等着重实用的书籍，认为“耕桑为治世首务”，他在关中试种棉花，提倡蚕桑。他建立的养素园，既是他耕作和农业试验场所，又是他读书教书著书的地方。他的后半生就是在养素园里过着耕读生活。
一类是隐士，有文化而不愿做官，或不能做官。他们“啸歌弃城市，归来事耕织”，“悠哉不自觉，退耕东皋田”，“借得茅斋岳麓西，拟将身世老锄犁”，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日入开我卷，日出把我锄”，“西塾课儿孙，东皋艺黍稷”。宋代的陈旉长期隐居扬州西山，读书、耕作，自称“隐居全真子”。明代的王象，30岁中举，40岁中进士，三年后弃官从农。家有田近百亩，除雇人耕种外，还亲自种植园圃，自称：“明农隐士”。
一类是政府官员。他们中不少人有耕读生活经历，做官后仍关心农业生产，有农业生产知识和实践经验，热心农业技术推广，贾思勰任高阳太守，他《齐民要术》的写作原则是“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他不是脱离实际的官员，他有农业生产的亲身体验。元代的王祯在作县令期间，鼓励农耕，亲自传授植棉、嫁接技术，他在农具方面的知识更丰富。徐光启19岁中秀才后，一边教书，一边下田劳动。43岁中进士后，在朝里官员中，因受排挤，在做官29年里，有13年是在进行农业试验与研究。他在上海家里有小块试验地，在天津垦殖，种水稻。清代的包世臣，自幼跟父亲边劳动，边读书。每天很早起床读书，早饭后下地劳动，晚上读书到深夜。30岁中举，在官府当幕僚，仍然关心农业生产，亲自推广农业生产技术。
以上三类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是都有耕读的经历，但价值取向上有区别：
(1)以耕读为荣，认为耕读结合是高尚的事情。杨秀元把自己的住宅命名为“半半山庄”表明他把半耕半读作为世代相传的家风。
(2)认为耕读结合的生活是合理的。张履祥在《补农书》总论中专门论述了耕读的关系，他说“人言耕读不能相兼，非也”。他批评了两种人，一种人“无所事事，闲荡过日，及妄求非分、营营朝夕，看得读书是人事外事”。另一种人“为文字章句之家，穷年累月，不得休息，故以耕为俗末劳苦不可堪之事，患其分心”。这两种人都不可取，而耕读结合才是合理的。从时间安排上也无问题，“农功有时，多则半年，谚云农夫半年闲，况此半年之中，一月未尝无几日之暇，一日未尝无几刻之息，以是开卷诵习，讲求义理，不己多乎。窃谓心逸日休，诫莫过此”。
(3)耕读是治生的需要。贾思勰说“夫治生之道，不士则农”。以农业作为治生之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动进行农业经营；一种是为生活所迫，以农业为谋生手段。
(4)耕读是锻炼人的方式。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如果只读书，不了解农业，不参加农业劳动“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通过农业劳动来体味人生，才能当好家，作好官。
(5)以农业为业余爱好，为消闲、陶冶性情、复归自然的手段。这些人多是不愁吃喝的隐士。
关于耕读关系的认识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把学稼学圃当作小人的事，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与孔子同时的依杖荷条的“丈人”则讽刺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孟子主张劳心劳力分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被孟子批判的农家学派许行则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后世形成两种传统，一种标榜“书香门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看不起农业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一种提倡“耕读传家”，以耕读为荣，敢于冲破儒家的传统。南北朝以后出现的家教一类书多数都有耕读结合的劝导。《颜氏家训》提出“要当穑而食，桑麻而衣”。张履祥在《训子语》里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
中国的耕读文化孕育了众多的农学家，产生了大量的古农书。中国的古农书，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其他国家少有的。古代的农书大都出自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之手。他们熟悉古代典籍，有写作能力，又参加农业生产，有农业生产知识，具备写作农书的条件。崔寔出自清门望族，少年熟读经吏，青年时经营自己的田庄。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写成了《四民月令》这一部月令体农书。
陈旉隐居扬州，过耕读生活，他自己说“躬耕西山，心知其故”，“确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说以示人”。他示人的著作就是反映江南农业的《农书》。
张履祥在家既教书又务农，他说“予学稼数年，咨访得失，颇知其端”，“因以身所经历之处与老农所尝论列者，笔其概”，48岁时写成了《补农书》。
中国历史上动乱时期，反而出现较多的农书。因为在动乱时不少知识分子失去做官的机会，或不愿在动乱时做官，于是在乡间务农。其中有些人将自己的心得写出来，就成了农书。
明清时代，地方性专业性农书开始大量出现，因为这时读书人比较多了，一部分没有做官的知识分子成了经营地主，他们根据自己所处地域和经营内容，写出了地方性专业性农书。中国的农耕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观和知行统一的知识论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古代的学者常常从农耕实践中提炼哲学思想，《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淮南子》：“上因天时，下尽地才，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贾思勰“顺天时量地力，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有理论修养，有农业生产经验，有条件完成从农业到农学思想到哲学思想的提升。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农业文化》序言中说：“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价值观念、科学思维及艺术传统，大都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例如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事实上这是农业生活的反映。古代哲人宣扬‘参天地、赞化育’，‘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以说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原则，事实上根源于农业生产的实践，也只是在农业生产的活动中有所表现”。
耕读文化也影响了文学艺术。知识分子通过耕读，接近生产实际，接近农民，写出了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村生活、反映农民喜怒哀乐的作品。中国古代的田园诗就是耕读文化的产物。晋代的陶渊明是典型的田园诗人。他“既耕亦己种，时还读我书”。从41岁辞官，过了20多年的耕读生活。他根据自己的体验，写了《归去来辞》、《归田园居》等诗篇。
宋代的辛弃疾在被迫退休的20年内居住在江西农村。他把上饶带湖的新居名之日“稼轩”，自号稼轩居士，“意他日释位后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屋下临之，是为稼轩。田边立亭日植杖。若将真秉耒之为者”。辛弃疾很重视农业，他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他有耕读的体验，写出了不少反映农村生活的诗词。宋代的范成大，晚年退居石湖，自号石湖居士，他自己可能没参加多少农业劳动，但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农民中，他的《四时田园杂兴》(60首)，富有乡土气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苦乐。
中国的耕读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它影响了中国农学、中国科学、中国哲学，使知识分子思想接近人民，养成务实的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