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aqwp 于 2012-1-18 20:36 编辑
很难想象，过去的两年间，这个小女孩与父亲简单的过年故事，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其中不乏一些“重量级”的权威机构，比如香港的“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评委会，或者是远在美国的《纽约时报》。有人称赞这个故事“映射现实、纯真动人”，还有人认为，这个生活在村镇里、喜欢吃棒棒糖的小女孩，代表的正是当今中国备受关注的“留守儿童”群体。
“中国有超过1亿人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打工，只有在假日里才能和家人团聚，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大洋彼岸的《柯克思评论》这样写道。
毛毛恐怕很难听到这些评价。事实上，这个4岁小女孩是一个虚拟的人物。她只是出现在一本名叫《团圆》的儿童图画书中，并且在那里经历了一个只有十几页的、关于“团圆”的小故事。
团圆
爸爸回家了。
爸爸把毛毛抱在怀里，她却吓得大哭起来。
随着挂历上的日子离过年越来越近，一些明显的变化出现在毛毛的生活里。街道两侧的屋檐下挂上了红红的灯笼，家里墙上出现了“年年有余”的装饰品，连忙碌一年的妈妈也不一样了：她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坐在梳妆台前，用心梳理自己的头发。
这个4岁小女孩生活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南方镇子里。白墙黑瓦的房屋高低起伏，一道蜿蜒的小河从房屋间缓缓流过。和她每天在一起的，是她的妈妈，以及一只总是竖着尾巴的大白猫。至于她的父亲，一直“在外面盖大房子”，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到家里。
因此，对于脸蛋圆圆、梳着两条羊角辫的毛毛而言，“过年”有了更加令人期待的涵义。在与父亲团圆的短短5天里，她和爸爸一起贴春联、看舞龙、包汤圆，在幼小的心灵里，将自己对父亲的记忆一点一点补齐。
很难想象，过去的两年间，这个小女孩与父亲简单的过年故事，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其中不乏一些“重量级”的权威机构，比如香港的“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评委会，或者是远在美国的《纽约时报》。有人称赞这个故事“映射现实、纯真动人”，还有人认为，这个生活在村镇里、喜欢吃棒棒糖的小女孩，代表的正是当今中国备受关注的“留守儿童”群体。
“中国有超过1亿人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打工，只有在假日里才能和家人团聚，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大洋彼岸的《柯克思评论》这样写道。
毛毛恐怕很难听到这些评价。事实上，这个4岁小女孩是一个虚拟的人物。她只是出现在一本名叫《团圆》的儿童图画书中，并且在那里经历了一个只有十几页的、关于“团圆”的小故事。
每个人都有与亲人分离、团聚的体验，每个人都会找到共鸣
在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一些变化总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火车站里挤满了急着回家团圆的人，歌手在电视上提醒人们“常回家看看”，连一家来自美国的饮料公司，也不忘记在广告里提醒人们，“这是一个全家团聚的时刻”。
毛毛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场景里风尘仆仆地回到家里。他拖着像灯笼一样颜色喜庆的红色行李箱，提着一个大大的提包，甚至还来不及修剪自己满脸蓬乱的胡子。
等待了许久的妈妈连忙迎上去，从爸爸的手中接过提包，关切地问候着。而穿着蓝色棉袄的毛毛，却只是远远地站在自己家的大门口，和大白猫一起，有点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男人。
一年的分别后，这个小女孩已经很难拾起对于“父亲”的记忆了。
对于《团圆》的文稿作者余丽琼而言，毛毛并非是一个全然虚构的人物，她把自己太多的回忆都融入到这个简短的故事里。余丽琼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师，在很长的时间里，总是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只有春节的时候才能与妻子和一对儿女团聚在一起。
因此，在余丽琼幼年的记忆中，“团圆”就成了春节里不可缺少的家庭场景：“一定要全家人一起，才叫过年。”
在这本最终被命名为《团圆》的图画书里，余丽琼在一个又一个细腻的场景中记录下自己与父亲曾经的交流。她甚至直接用自己的小名“毛毛”称呼书里的那个小女孩。这个“太常见”的名字曾经让她在儿时觉得羞涩、难堪，却在如今的回忆里充满了亲切和温暖。
这个80后图书编辑并没有想到，一个充满个人记忆的故事能够像现在这样得到广泛的回应。在交流会上，总有些热心的读者告诉她，在这本薄薄的图画书中，他们读到了自己“久远的记忆”。
“好像每个人都有与亲人分离、团聚的体验，因此，每个人也都会找到自己的共鸣。”余丽琼说。
这样的共鸣甚至能够轻易跨越文化和国界的障碍。2011年11月，《纽约时报书评》将英文版的《团圆》列入了2011年度世界儿童图画书榜单。这份榜单从全年出版的数千本儿童图画书中选出，评审团成员包括纽约市图书馆负责人、致力于研究儿童文学的大学教授，以及畅销图画书的作者。
这样的评选结果让余丽琼和她的伙伴们兴奋不已。作为《纽约时报》的增刊，《纽约时报书评》是美国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书评周刊，被称为“曼哈顿高级知识分子必备的周末读物”。
与《团圆》共同获奖的图画书作品大多来自美国本土，有的描写一只喜欢追着球跑来跑去的白色小狗，有的讲述了美国拳击运动员乔·路易斯的成长故事。相比之下，像年画一样色彩浓郁、画面中充满中国传统文化细节的《团圆》，看起来实在有些“另类”。
世界其他地方的读者或许很难获知、也很难理解发生在中国的那些关于“团圆”的故事。比如，一位47岁的贵州木匠杨正荣，在返乡途中被偷走了全部的钱和行李，最后还是得知消息的媒体帮他回到了家。到家时，他头发蓬乱，双眼布满血丝。不过他一点儿都没抱怨这趟坎坷的旅程：“能早点儿回去和家人团圆，比什么都强！”
但来自不同文化的读者仍然能体会出那些共通的情感。美国《出版人周刊》在评论《团圆》的文章中写道：“这是一幅令人记忆深刻的图画，它记录了中国最为快乐的节日，并且见证了贯穿其中的感人亲情。”
家就是所有人像这样紧紧依偎，哪怕距离分开，心也要聚拢在一起
对于生活在《团圆》里的小女孩毛毛而言，“亲情”一开始实在有些遥远。当父亲抱起她，笑眯眯地用胡子扎着她红扑扑的脸蛋时，这个4岁小女孩的第一反应，是伸出手用力地把爸爸推开，随后又吓得大哭了起来。
在他们身后，家里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全家福照片。负责《团圆》绘画的朱成梁特意将全家福里父亲的形象放在了画面之外，用来映射女儿心目中父亲模糊、陌生的形象。
余丽琼的心里也曾经留下过父亲面目模糊的样子。当时，父亲给她的感觉就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全国各地有什么工程，父亲就会毫不犹豫地拎起箱子出发，而照顾她和哥哥的任务，全落在了妈妈的身上。
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疑惑：“我总是想，我们家3个人就够了，干嘛还要有一个爸爸呢？”
让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有一年，父亲被单位派去哈尔滨学习，一整年没有回家。等到过年，爸爸回到安徽的家里抱起她时，当时还年幼的余丽琼就像自己笔下的毛毛一样，吓得哇哇大哭，以为“有陌生人闯进了我的家”。而在此之前，亲戚们都说，父亲最疼的就是她这个女儿。
长大以后，余丽琼才渐渐体会到那一刻父亲的伤心。当时，父亲突然决定要拍一张全家福。他费尽心思，找了一位有相机的朋友，请他在一个星期天专门过来，帮自己一家四口拍这张照片。
为了让这张来之不易的照片看起来更加完美，父亲做了很多准备。他特地选择了单位里一道好看的拱门作为拍摄背景，摆放椅子的位置也是换了又换，想找到最佳效果。不过，等到最后面对镜头时，很少照相的一家人因为太过紧张，腰杆都挺得笔直，表情也显得“有点惶恐”。
余丽琼年幼的心里就留下了这张全家福的记忆：爸爸妈妈坐在两把椅子上，两个孩子站在中间，妈妈搂着哥哥，而梳着羊角辫的余丽琼，则被爸爸紧紧地抱在怀里。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家。”余丽琼说。如今，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女儿，当年的场景还是历历在目：“我知道，家就是4个人像这样紧紧依偎，哪怕距离分开了，心也要这样聚拢在一起。”
创作《团圆》之初，余丽琼并没有想过写自己的故事。当时她按照编辑的要求修改了好几稿，可笔下描写的，始终是一群生活在森林里的小动物。直到编辑的一句提醒，“想想你自己的童年”，她才仿佛顿悟一般，开始追溯童年时光里最打动自己的记忆。
于是，在书房的小灯下，童年的回忆仿佛“被割开了一个切口”，开始哗哗涌到她的面前。她记起了那首名叫《军港之夜》的歌，也记起了自己被叫做“毛毛”的时候发生的点点滴滴。
在这样的回忆里，她终于在电脑上敲下了第一句话：“爸爸在外面盖大房子。他每年只回家一次，那就是过年。”
从这句话开始，关于毛毛，关于这场小小的“团圆”，故事被一点一点地编织起来，并且在画家朱成梁的笔下，变成图画书里一幕幕动人的场景。
孩子只能体会出其中团圆的高兴，可大人读起来却觉得有一点心酸
图画书里的毛毛并没有去拍摄全家福，她只是在与父亲相处的5天里，一点一滴地找回对父亲的记忆。
有些记忆是父亲的形象。她和爸爸一起去理发，举着棒棒糖坐在爸爸的身后，发现镜子里剪了头发、剃了胡子的这个人“越来越像以前的爸爸”。
有些记忆是她的经历。爸爸领着她在门上贴春联，还让她登上了“妈妈从来不准我上去”的屋顶。在那里，她骑在爸爸的脖子上，抓着他的双手，看了一场热热闹闹的舞龙灯。
而“好运硬币”则是贯穿她整个新年最美好的记忆。按照当地的习俗，在除夕夜，父女俩一起包起了汤圆，并且把一枚硬币塞进一个汤圆的馅里。
“谁吃到它，谁就会交好运喔！”爸爸笑眯眯地对毛毛说。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抱着碗，把热腾腾的汤圆一个一个地喂到她的嘴里。当然，他也想办法，让女儿吃到了那枚小小的好运硬币。
“一开始，这只是一场游戏，但父亲的确是在用心地进行这场游戏，很用心地寄托自己对女儿的祝福。”余丽琼说。
在安徽长大的余丽琼，从小家里就有把硬币包进汤圆里的讲究。当她在一个下午非常偶然地想到，可以把好运硬币写入《团圆》的故事中时，她突然发现，这枚小小的硬币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想表达的内容，包括祝福、思念、愿望，“全部包容进去”。
在整个春节里，好运硬币都成了毛毛最大的骄傲。遇上收到大红包的小朋友，她会拿出硬币向他们炫耀；发现硬币丢了的时候，她在院子里四处寻找，最后只能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好像自己的好运会连同硬币一起丢掉一样。
对于那颗幼小的心灵来说，这场关于硬币的游戏真的被赋予了重要的涵义。事实上，在《团圆》发行之后，很多家长告诉余丽琼，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个故事，对“好运硬币”这种延续已久的习俗有了更深的感情。
“这个故事更适合有阅历的中年人，我们的孩子也许还不能体会其中的感情。”余丽琼说，“但在以后的某一天，他们一定会从中找到共鸣。”
对于很多年幼的孩子而言，《团圆》的故事里有热闹的过年场景，有全家人幸福的团聚，可捧着书的父母们却大多读出了更多的意味。一位山东的母亲说，孩子只能体会到其中团圆的高兴，可自己看来，书里的故事却让人“有一点点心酸”。
最后，毛毛又找回了她的好运硬币，而爸爸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他蹲下来，把女儿抱在怀里，这一回，毛毛没有把他推开。
“下次回来，爸爸给你带一个洋娃娃，好不好？”爸爸问。
“不！”毛毛拼命摇头，“我要把这个给你。”
她低下头，在红色的棉袄口袋里掏啊掏，摸出那枚银色的好运硬币，它已经被孩子的体温捂得暖暖的。
“这个给你。”故事的结尾，女儿把硬币放到父亲宽大的手掌上，“下次回来，我们还把它包在汤圆里。”
在热腾腾的汤圆里，毛毛吃到了好运硬币。
骑在爸爸的肩膀上，毛毛终于看见舞龙灯了。
爸爸今天要走了。
“爸爸，硬币给你，明年，我们还把它包在汤圆里喔！”
只要有挚爱的亲人远在异乡，对团圆的期待都会刻骨铭心
余丽琼明确地表示，《团圆》描写的是自己的人生体验，可在过去的两年里，总有人相信，这本儿童图画书有着更为现实的背景。
“这位父亲完全是这个时代农民工的代表——乡下的农民进城打工，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家与家人团圆，过得好不容易、好苦……你真的只想写你的父亲？”总有读者这样问她。
余丽琼理解旁人“自然的联想”。她承认，尽管自己本无此意，但书中那个因为工作远离家乡的父亲，的确“刚好契合了当下的国情”。
很多人在书里读到了整个群体的辛酸。一位广东的母亲说，“这是我们打工族自己的故事。”另一位读者则在评论中写道：“《团圆》讲述了当下农民工一年只能回一次家的现实……孩子对父亲的期盼，父亲回家后孩子的喜悦，父亲要走时孩子和妻子的不舍，都表现在他们的神情中。”
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媒体上关于那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故事。他们大多在城市里出售自己的劳力，只能趁着休息的空当，从手机或者钱包里的照片上回忆自己孩子的模样。他们的子女，大多“留守”在老家，和母亲或者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为1.53亿人；而根据全国妇联2008年的调查，当时全国留守儿童的数量已经达到5800万人。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媒体的报道里，12岁小姑娘张颖，每年盼着父母回来过年，甚至早早为他们准备了干净的棉被，可整整10年时间，父母因为工作忙，始终没有在春节回过家。小男孩杨鹏总爱和妈妈腻在一起讲悄悄话，可平常的大部分时间里，父母都在内蒙古打工，他只能坐在家里掰着手指数日子——就像《团圆》里的小女孩毛毛一样。
因为这些现实的背景，《团圆》也常常被介绍为一个“农民工与亲人团聚的故事”，浓缩了众多打工族的悲欢，给城市的孩子“一份另类的亲情感受”。事实上，即使在美国，这本刚刚以英文出版一个多月的图画书，也被更多地解读为“反映打工者的艰辛生活”。
“他们在距离家乡数百、数千公里外的地方工作，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家几天。”一位加利福尼亚州的读者在评论中写道，“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当然，余丽琼自己并不认同这样的理解。“这只是一个巧合。”她说，“我写的只是自己童年的回忆，以及对父母的爱。”
在写作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故事出现在她的回忆里。她想起了自己的其他亲人，比如哥哥，或者远在北京的舅舅。她还记得，小时候每逢暑假，自己总是期待着在北京上大学的舅舅赶快回来，因为他“很幽默很好玩”。后来，舅舅大学毕业留在了北京，每次过年回家只能团聚短暂的几天，常让妈妈哭得泪流满面。
这些与亲情有关的回忆也传递给了众多读者。在台湾的一场交流会上，一位读者通过小卡片告诉她，《团圆》的故事让自己想起了那些在大陆工作的亲人，“真的很想他们”。
“我写的是我自己的家庭，但每个人都会想到自己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情。”余丽琼说，“无论对于哪个家庭，只要有挚爱的亲人远在异乡，那么对团圆的期待和一次次的离愁牵挂，何尝不是刻骨铭心的呢？”
大大小小的团圆和分别，构成了我们的人生
余丽琼总会回忆起小时候爸爸过年回家的场景。每一次，爸爸总会打开那个神奇的大皮箱，“像变魔术一样”从里面掏出些神奇的小礼物。
当然，现在看起来，那只是些简单的小玩意儿：一盒水彩笔，或是一块糖。可在她年幼的记忆里，这些礼物都是自己会珍藏许久的宝贝，糖果总是放了好久都不舍得吃，而水彩笔更是画上两笔就要急急忙忙地收起来。
她把这样的记忆也放进了图画书里。在《团圆》的开始，当毛毛被突然回来的爸爸吓得大哭的时候，爸爸赶忙打开那个红色的行李箱，从里面拿出一顶粉色条纹的帽子送给她，而妈妈则得到一件白色的长款羽绒服。
就像余丽琼童年的记忆一样，爸爸的行李箱里“变”出的礼物，让全家人都开心了起来。
在余丽琼长大之后，她曾经好几次想给父亲一个惊喜的礼物——就像小时候他对待自己那样。但很长时间里，她都没有想到合适的选择。不过，在父亲60岁生日的时候，她把一本刚刚印刷完成的《团圆》寄给了在安徽老家的父亲，因为这是她多年来“埋藏在心里的情结”。
“这一回，我要给你一个礼物。”余丽琼在电话里对父亲说。
拙于表达的父亲并没有直接表述自己的感受。倒是母亲在电话里对她说，有了女儿这些用心的付出，老两口已经觉得“值了”。
如今的余丽琼和父母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城市里。不过，她坚持每年过年一定要回老家，让父母有一个“心灵的安慰”。闲下来的时候，她也时常会“温习”自己童年经历过、积淀下来的那些温暖的画面。
“如果没有这些经历，那《团圆》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她说。
图画书的情节里，大年初四一早，父亲又一次离开了。他坐在椅子上系着鞋带，母亲在他身旁一边抹眼泪，一边整理行李，合上那个给全家带来欢乐的红色行李箱。毛毛也站在一旁，穿着新年的红色棉袄，带着爸爸送的帽子，倚着门框，安静地吃着手里的棒棒糖。
最后，毛毛把自己的“幸运硬币”送给了爸爸，又在土黄色的马路上目送他坐着汽车离开。这是《团圆》的结局，可谁都知道，生活里真实的故事还会不断继续。毛毛和妈妈会在新的一年里耐心等待，期盼着爸爸再一次回来——那会是一个重新上演的《团圆》故事。
图画书的绘者朱成梁说：“这些大大小小的团聚和分别，构成了我们的人生。”
甚至，几十年后，这样的故事仍然会以令人熟悉的面貌再次重演——就像余丽琼现在经历的那样。大学毕业后，她在南京的一家杂志社上班，并且在这座城市里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长大后的“毛毛”就这样与父亲“换了个位置”。那个曾经企盼父亲过年快快回家的小女孩，开始在每个春节到来的时候风尘仆仆地奔波在回家的路上。而那个曾经害怕女儿不记得自己的父亲，早就退了休，开始在家里数着日子，等待着女儿归来的团圆。
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2_01/18/12051604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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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过去的两年间，这个小女孩与父亲简单的过年故事，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其中不乏一些“重量级”的权威机构，比如香港的“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评委会，或者是远在美国的《纽约时报》。有人称赞这个故事“映射现实、纯真动人”，还有人认为，这个生活在村镇里、喜欢吃棒棒糖的小女孩，代表的正是当今中国备受关注的“留守儿童”群体。
“中国有超过1亿人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打工，只有在假日里才能和家人团聚，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大洋彼岸的《柯克思评论》这样写道。
毛毛恐怕很难听到这些评价。事实上，这个4岁小女孩是一个虚拟的人物。她只是出现在一本名叫《团圆》的儿童图画书中，并且在那里经历了一个只有十几页的、关于“团圆”的小故事。
团圆
爸爸回家了。
爸爸把毛毛抱在怀里，她却吓得大哭起来。
随着挂历上的日子离过年越来越近，一些明显的变化出现在毛毛的生活里。街道两侧的屋檐下挂上了红红的灯笼，家里墙上出现了“年年有余”的装饰品，连忙碌一年的妈妈也不一样了：她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坐在梳妆台前，用心梳理自己的头发。
这个4岁小女孩生活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南方镇子里。白墙黑瓦的房屋高低起伏，一道蜿蜒的小河从房屋间缓缓流过。和她每天在一起的，是她的妈妈，以及一只总是竖着尾巴的大白猫。至于她的父亲，一直“在外面盖大房子”，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到家里。
因此，对于脸蛋圆圆、梳着两条羊角辫的毛毛而言，“过年”有了更加令人期待的涵义。在与父亲团圆的短短5天里，她和爸爸一起贴春联、看舞龙、包汤圆，在幼小的心灵里，将自己对父亲的记忆一点一点补齐。
很难想象，过去的两年间，这个小女孩与父亲简单的过年故事，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其中不乏一些“重量级”的权威机构，比如香港的“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评委会，或者是远在美国的《纽约时报》。有人称赞这个故事“映射现实、纯真动人”，还有人认为，这个生活在村镇里、喜欢吃棒棒糖的小女孩，代表的正是当今中国备受关注的“留守儿童”群体。
“中国有超过1亿人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打工，只有在假日里才能和家人团聚，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大洋彼岸的《柯克思评论》这样写道。
毛毛恐怕很难听到这些评价。事实上，这个4岁小女孩是一个虚拟的人物。她只是出现在一本名叫《团圆》的儿童图画书中，并且在那里经历了一个只有十几页的、关于“团圆”的小故事。
每个人都有与亲人分离、团聚的体验，每个人都会找到共鸣
在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一些变化总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火车站里挤满了急着回家团圆的人，歌手在电视上提醒人们“常回家看看”，连一家来自美国的饮料公司，也不忘记在广告里提醒人们，“这是一个全家团聚的时刻”。
毛毛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场景里风尘仆仆地回到家里。他拖着像灯笼一样颜色喜庆的红色行李箱，提着一个大大的提包，甚至还来不及修剪自己满脸蓬乱的胡子。
等待了许久的妈妈连忙迎上去，从爸爸的手中接过提包，关切地问候着。而穿着蓝色棉袄的毛毛，却只是远远地站在自己家的大门口，和大白猫一起，有点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男人。
一年的分别后，这个小女孩已经很难拾起对于“父亲”的记忆了。
对于《团圆》的文稿作者余丽琼而言，毛毛并非是一个全然虚构的人物，她把自己太多的回忆都融入到这个简短的故事里。余丽琼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师，在很长的时间里，总是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只有春节的时候才能与妻子和一对儿女团聚在一起。
因此，在余丽琼幼年的记忆中，“团圆”就成了春节里不可缺少的家庭场景：“一定要全家人一起，才叫过年。”
在这本最终被命名为《团圆》的图画书里，余丽琼在一个又一个细腻的场景中记录下自己与父亲曾经的交流。她甚至直接用自己的小名“毛毛”称呼书里的那个小女孩。这个“太常见”的名字曾经让她在儿时觉得羞涩、难堪，却在如今的回忆里充满了亲切和温暖。
这个80后图书编辑并没有想到，一个充满个人记忆的故事能够像现在这样得到广泛的回应。在交流会上，总有些热心的读者告诉她，在这本薄薄的图画书中，他们读到了自己“久远的记忆”。
“好像每个人都有与亲人分离、团聚的体验，因此，每个人也都会找到自己的共鸣。”余丽琼说。
这样的共鸣甚至能够轻易跨越文化和国界的障碍。2011年11月，《纽约时报书评》将英文版的《团圆》列入了2011年度世界儿童图画书榜单。这份榜单从全年出版的数千本儿童图画书中选出，评审团成员包括纽约市图书馆负责人、致力于研究儿童文学的大学教授，以及畅销图画书的作者。
这样的评选结果让余丽琼和她的伙伴们兴奋不已。作为《纽约时报》的增刊，《纽约时报书评》是美国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书评周刊，被称为“曼哈顿高级知识分子必备的周末读物”。
与《团圆》共同获奖的图画书作品大多来自美国本土，有的描写一只喜欢追着球跑来跑去的白色小狗，有的讲述了美国拳击运动员乔·路易斯的成长故事。相比之下，像年画一样色彩浓郁、画面中充满中国传统文化细节的《团圆》，看起来实在有些“另类”。
世界其他地方的读者或许很难获知、也很难理解发生在中国的那些关于“团圆”的故事。比如，一位47岁的贵州木匠杨正荣，在返乡途中被偷走了全部的钱和行李，最后还是得知消息的媒体帮他回到了家。到家时，他头发蓬乱，双眼布满血丝。不过他一点儿都没抱怨这趟坎坷的旅程：“能早点儿回去和家人团圆，比什么都强！”
但来自不同文化的读者仍然能体会出那些共通的情感。美国《出版人周刊》在评论《团圆》的文章中写道：“这是一幅令人记忆深刻的图画，它记录了中国最为快乐的节日，并且见证了贯穿其中的感人亲情。”
家就是所有人像这样紧紧依偎，哪怕距离分开，心也要聚拢在一起
对于生活在《团圆》里的小女孩毛毛而言，“亲情”一开始实在有些遥远。当父亲抱起她，笑眯眯地用胡子扎着她红扑扑的脸蛋时，这个4岁小女孩的第一反应，是伸出手用力地把爸爸推开，随后又吓得大哭了起来。
在他们身后，家里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全家福照片。负责《团圆》绘画的朱成梁特意将全家福里父亲的形象放在了画面之外，用来映射女儿心目中父亲模糊、陌生的形象。
余丽琼的心里也曾经留下过父亲面目模糊的样子。当时，父亲给她的感觉就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全国各地有什么工程，父亲就会毫不犹豫地拎起箱子出发，而照顾她和哥哥的任务，全落在了妈妈的身上。
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疑惑：“我总是想，我们家3个人就够了，干嘛还要有一个爸爸呢？”
让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有一年，父亲被单位派去哈尔滨学习，一整年没有回家。等到过年，爸爸回到安徽的家里抱起她时，当时还年幼的余丽琼就像自己笔下的毛毛一样，吓得哇哇大哭，以为“有陌生人闯进了我的家”。而在此之前，亲戚们都说，父亲最疼的就是她这个女儿。
长大以后，余丽琼才渐渐体会到那一刻父亲的伤心。当时，父亲突然决定要拍一张全家福。他费尽心思，找了一位有相机的朋友，请他在一个星期天专门过来，帮自己一家四口拍这张照片。
为了让这张来之不易的照片看起来更加完美，父亲做了很多准备。他特地选择了单位里一道好看的拱门作为拍摄背景，摆放椅子的位置也是换了又换，想找到最佳效果。不过，等到最后面对镜头时，很少照相的一家人因为太过紧张，腰杆都挺得笔直，表情也显得“有点惶恐”。
余丽琼年幼的心里就留下了这张全家福的记忆：爸爸妈妈坐在两把椅子上，两个孩子站在中间，妈妈搂着哥哥，而梳着羊角辫的余丽琼，则被爸爸紧紧地抱在怀里。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家。”余丽琼说。如今，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女儿，当年的场景还是历历在目：“我知道，家就是4个人像这样紧紧依偎，哪怕距离分开了，心也要这样聚拢在一起。”
创作《团圆》之初，余丽琼并没有想过写自己的故事。当时她按照编辑的要求修改了好几稿，可笔下描写的，始终是一群生活在森林里的小动物。直到编辑的一句提醒，“想想你自己的童年”，她才仿佛顿悟一般，开始追溯童年时光里最打动自己的记忆。
于是，在书房的小灯下，童年的回忆仿佛“被割开了一个切口”，开始哗哗涌到她的面前。她记起了那首名叫《军港之夜》的歌，也记起了自己被叫做“毛毛”的时候发生的点点滴滴。
在这样的回忆里，她终于在电脑上敲下了第一句话：“爸爸在外面盖大房子。他每年只回家一次，那就是过年。”
从这句话开始，关于毛毛，关于这场小小的“团圆”，故事被一点一点地编织起来，并且在画家朱成梁的笔下，变成图画书里一幕幕动人的场景。
孩子只能体会出其中团圆的高兴，可大人读起来却觉得有一点心酸
图画书里的毛毛并没有去拍摄全家福，她只是在与父亲相处的5天里，一点一滴地找回对父亲的记忆。
有些记忆是父亲的形象。她和爸爸一起去理发，举着棒棒糖坐在爸爸的身后，发现镜子里剪了头发、剃了胡子的这个人“越来越像以前的爸爸”。
有些记忆是她的经历。爸爸领着她在门上贴春联，还让她登上了“妈妈从来不准我上去”的屋顶。在那里，她骑在爸爸的脖子上，抓着他的双手，看了一场热热闹闹的舞龙灯。
而“好运硬币”则是贯穿她整个新年最美好的记忆。按照当地的习俗，在除夕夜，父女俩一起包起了汤圆，并且把一枚硬币塞进一个汤圆的馅里。
“谁吃到它，谁就会交好运喔！”爸爸笑眯眯地对毛毛说。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抱着碗，把热腾腾的汤圆一个一个地喂到她的嘴里。当然，他也想办法，让女儿吃到了那枚小小的好运硬币。
“一开始，这只是一场游戏，但父亲的确是在用心地进行这场游戏，很用心地寄托自己对女儿的祝福。”余丽琼说。
在安徽长大的余丽琼，从小家里就有把硬币包进汤圆里的讲究。当她在一个下午非常偶然地想到，可以把好运硬币写入《团圆》的故事中时，她突然发现，这枚小小的硬币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想表达的内容，包括祝福、思念、愿望，“全部包容进去”。
在整个春节里，好运硬币都成了毛毛最大的骄傲。遇上收到大红包的小朋友，她会拿出硬币向他们炫耀；发现硬币丢了的时候，她在院子里四处寻找，最后只能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好像自己的好运会连同硬币一起丢掉一样。
对于那颗幼小的心灵来说，这场关于硬币的游戏真的被赋予了重要的涵义。事实上，在《团圆》发行之后，很多家长告诉余丽琼，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个故事，对“好运硬币”这种延续已久的习俗有了更深的感情。
“这个故事更适合有阅历的中年人，我们的孩子也许还不能体会其中的感情。”余丽琼说，“但在以后的某一天，他们一定会从中找到共鸣。”
对于很多年幼的孩子而言，《团圆》的故事里有热闹的过年场景，有全家人幸福的团聚，可捧着书的父母们却大多读出了更多的意味。一位山东的母亲说，孩子只能体会到其中团圆的高兴，可自己看来，书里的故事却让人“有一点点心酸”。
最后，毛毛又找回了她的好运硬币，而爸爸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他蹲下来，把女儿抱在怀里，这一回，毛毛没有把他推开。
“下次回来，爸爸给你带一个洋娃娃，好不好？”爸爸问。
“不！”毛毛拼命摇头，“我要把这个给你。”
她低下头，在红色的棉袄口袋里掏啊掏，摸出那枚银色的好运硬币，它已经被孩子的体温捂得暖暖的。
“这个给你。”故事的结尾，女儿把硬币放到父亲宽大的手掌上，“下次回来，我们还把它包在汤圆里。”
在热腾腾的汤圆里，毛毛吃到了好运硬币。
骑在爸爸的肩膀上，毛毛终于看见舞龙灯了。
爸爸今天要走了。
“爸爸，硬币给你，明年，我们还把它包在汤圆里喔！”
只要有挚爱的亲人远在异乡，对团圆的期待都会刻骨铭心
余丽琼明确地表示，《团圆》描写的是自己的人生体验，可在过去的两年里，总有人相信，这本儿童图画书有着更为现实的背景。
“这位父亲完全是这个时代农民工的代表——乡下的农民进城打工，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家与家人团圆，过得好不容易、好苦……你真的只想写你的父亲？”总有读者这样问她。
余丽琼理解旁人“自然的联想”。她承认，尽管自己本无此意，但书中那个因为工作远离家乡的父亲，的确“刚好契合了当下的国情”。
很多人在书里读到了整个群体的辛酸。一位广东的母亲说，“这是我们打工族自己的故事。”另一位读者则在评论中写道：“《团圆》讲述了当下农民工一年只能回一次家的现实……孩子对父亲的期盼，父亲回家后孩子的喜悦，父亲要走时孩子和妻子的不舍，都表现在他们的神情中。”
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媒体上关于那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故事。他们大多在城市里出售自己的劳力，只能趁着休息的空当，从手机或者钱包里的照片上回忆自己孩子的模样。他们的子女，大多“留守”在老家，和母亲或者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为1.53亿人；而根据全国妇联2008年的调查，当时全国留守儿童的数量已经达到5800万人。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媒体的报道里，12岁小姑娘张颖，每年盼着父母回来过年，甚至早早为他们准备了干净的棉被，可整整10年时间，父母因为工作忙，始终没有在春节回过家。小男孩杨鹏总爱和妈妈腻在一起讲悄悄话，可平常的大部分时间里，父母都在内蒙古打工，他只能坐在家里掰着手指数日子——就像《团圆》里的小女孩毛毛一样。
因为这些现实的背景，《团圆》也常常被介绍为一个“农民工与亲人团聚的故事”，浓缩了众多打工族的悲欢，给城市的孩子“一份另类的亲情感受”。事实上，即使在美国，这本刚刚以英文出版一个多月的图画书，也被更多地解读为“反映打工者的艰辛生活”。
“他们在距离家乡数百、数千公里外的地方工作，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家几天。”一位加利福尼亚州的读者在评论中写道，“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当然，余丽琼自己并不认同这样的理解。“这只是一个巧合。”她说，“我写的只是自己童年的回忆，以及对父母的爱。”
在写作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故事出现在她的回忆里。她想起了自己的其他亲人，比如哥哥，或者远在北京的舅舅。她还记得，小时候每逢暑假，自己总是期待着在北京上大学的舅舅赶快回来，因为他“很幽默很好玩”。后来，舅舅大学毕业留在了北京，每次过年回家只能团聚短暂的几天，常让妈妈哭得泪流满面。
这些与亲情有关的回忆也传递给了众多读者。在台湾的一场交流会上，一位读者通过小卡片告诉她，《团圆》的故事让自己想起了那些在大陆工作的亲人，“真的很想他们”。
“我写的是我自己的家庭，但每个人都会想到自己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情。”余丽琼说，“无论对于哪个家庭，只要有挚爱的亲人远在异乡，那么对团圆的期待和一次次的离愁牵挂，何尝不是刻骨铭心的呢？”
大大小小的团圆和分别，构成了我们的人生
余丽琼总会回忆起小时候爸爸过年回家的场景。每一次，爸爸总会打开那个神奇的大皮箱，“像变魔术一样”从里面掏出些神奇的小礼物。
当然，现在看起来，那只是些简单的小玩意儿：一盒水彩笔，或是一块糖。可在她年幼的记忆里，这些礼物都是自己会珍藏许久的宝贝，糖果总是放了好久都不舍得吃，而水彩笔更是画上两笔就要急急忙忙地收起来。
她把这样的记忆也放进了图画书里。在《团圆》的开始，当毛毛被突然回来的爸爸吓得大哭的时候，爸爸赶忙打开那个红色的行李箱，从里面拿出一顶粉色条纹的帽子送给她，而妈妈则得到一件白色的长款羽绒服。
就像余丽琼童年的记忆一样，爸爸的行李箱里“变”出的礼物，让全家人都开心了起来。
在余丽琼长大之后，她曾经好几次想给父亲一个惊喜的礼物——就像小时候他对待自己那样。但很长时间里，她都没有想到合适的选择。不过，在父亲60岁生日的时候，她把一本刚刚印刷完成的《团圆》寄给了在安徽老家的父亲，因为这是她多年来“埋藏在心里的情结”。
“这一回，我要给你一个礼物。”余丽琼在电话里对父亲说。
拙于表达的父亲并没有直接表述自己的感受。倒是母亲在电话里对她说，有了女儿这些用心的付出，老两口已经觉得“值了”。
如今的余丽琼和父母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城市里。不过，她坚持每年过年一定要回老家，让父母有一个“心灵的安慰”。闲下来的时候，她也时常会“温习”自己童年经历过、积淀下来的那些温暖的画面。
“如果没有这些经历，那《团圆》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她说。
图画书的情节里，大年初四一早，父亲又一次离开了。他坐在椅子上系着鞋带，母亲在他身旁一边抹眼泪，一边整理行李，合上那个给全家带来欢乐的红色行李箱。毛毛也站在一旁，穿着新年的红色棉袄，带着爸爸送的帽子，倚着门框，安静地吃着手里的棒棒糖。
最后，毛毛把自己的“幸运硬币”送给了爸爸，又在土黄色的马路上目送他坐着汽车离开。这是《团圆》的结局，可谁都知道，生活里真实的故事还会不断继续。毛毛和妈妈会在新的一年里耐心等待，期盼着爸爸再一次回来——那会是一个重新上演的《团圆》故事。
图画书的绘者朱成梁说：“这些大大小小的团聚和分别，构成了我们的人生。”
甚至，几十年后，这样的故事仍然会以令人熟悉的面貌再次重演——就像余丽琼现在经历的那样。大学毕业后，她在南京的一家杂志社上班，并且在这座城市里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长大后的“毛毛”就这样与父亲“换了个位置”。那个曾经企盼父亲过年快快回家的小女孩，开始在每个春节到来的时候风尘仆仆地奔波在回家的路上。而那个曾经害怕女儿不记得自己的父亲，早就退了休，开始在家里数着日子，等待着女儿归来的团圆。
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2_01/18/12051604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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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挚爱的亲人远在异乡，对团圆的期待都会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