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人们对读书的赞美如满天繁星，让人仰视而不得要领。似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困难，都可以通过读书来解决；人生中遭遇的所有困境，都可以通过读书来突破。画家李苦禅说：“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这是说读书对于人生的重要；戏剧家莎士比亚说：“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这是说读书对世界的重要。但是读书这种活动，只对一个人的精神产生影响，所有的重要，都是要人自个儿将精神转换为行动以后才能体现，如果只读书而没有行动，那么关于读书的神奇就可能变成海市蜃楼了。
其实名人说过的话，不见得就是真理。名人也是人，说话总是会带着自己的经验，当然就会有局限性。可是很多人长着个鹦鹉脑袋，自己没有思想，恰巧捡到了名人说的一句话，就会如获至宝，奉若神灵，一头钻进牛角尖，还容不得别人往后拽他。与人说理时，喜欢抬出名人来壮胆，以为名人出场，就稳操胜券了。
这种思维方式，在读书方面也是泛滥成灾，比如有一种观点就深入人心：只要读很多书，作文就能写好了。虽然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孩子读了太多的书，作文也没有写好，但只要一抬出这样的观点，人们总会欣然接受，因为名人也这样说过。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鲁迅先生说过的那句：“书看多了，文章自然就会写了。”鲁迅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文章中说过的这句话，我想不起来，既然他说了这句话，就可以肯定这是他成为作家的经验之一。“书看多了”的中国人大约是有很多的，但中国的确没有第二个鲁迅，凭什么就认为他的经验是适合大众的呢？眼下中国的大学生们起码读了十六年书，看书无数，真正能写出好作文来的有多少？所以这句话对于鲁迅先生来说是对的，但不见得就是真理，很多人要想写好作文，还真“自然”不了。还有那句流传广泛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把读书逼到非要背诵的地步。清人孙洙编《唐诗三百首》的出发点，也只是做一本供私塾教学用的读本，在序中用了这句话，相当于广告语，就像现在很多书商做的广告一样：“《××状元》，将改变你的一生！用了此书学生如高考未能考上大学全额退款！”这样的雷人广告你信么？如何就将古人做的广告当做真理了呢？如果背诵就能解决作诗问题，中国应该诗人遍地了：没有哪个国家的孩子比中国的孩子更会背诵了。可惜现在的诗人被逼到“用身体写诗”的份上了，也没见到憋出多少好诗句来。
人们对读书产生误区，其实怪不得名人误导。名人总是要说话的，说话时未见得要教育别人，但总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努力将名人的话包装成神话，甚至故意曲解、误解名人的话，以帮助实现自己卑鄙龌龊的愿望：将大众当做自己出名、牟利、获取权力的工具。生活中总有不少这样的人：背几句孔孟，就是有文化的教育家了；与名人合个影，就是与名人齐名了；名人说读书好，那就是读书包治百病了。这样的人专职兴风作浪，煽风点火，大量寄生在各行各业，的确容易混淆视听。在这样的环境中，当大众感觉好像满世界鸟语花香却总觉得味儿不对时，可能只是名人或者领导放了一个屁。于是，当大伙都已经小康了，总有人买菜都不得不精打细算；当房价都已经被控制了，百姓还只能捏着几张钞票无奈遥望；当人权已经得到保障、社会已经一片和谐了，拆迁户还不得不往身上浇汽油把身体点燃；当教育均衡已经硕果累累了，孩子们还在为小升初能挤进一个名校而拼命搏杀。与这样花团锦簇的误区相比，人们对读书的误区又算得了什么呢？
更要命的是有人看到了名人效应，也迫不及待地要学起名人那样讲话。那些一语惊人的领导们就不说了，太多因为一句话下了台的，实在是得不偿失；单是读书与作文的事儿，也多有貌似名言的谬论。比如说：“以读代写，为写择读，以读促写，以写为本。”读读写写的事儿，原本就是互相融合的，为什么非要讲究个孰轻孰重呢？看这说出来的话，似乎并未领会写的意味，也未领会读的意趣，倒是有些官老爷排序的作风。再比如说：“模式化作文是创新作文的基础。”这完全忽略了作文的本质，而将作文等同于一门技术活了，创新自不必说了，恐怕连模式是如何产生的也没有弄明白吧。这样的话越多，制造的误区也就越多。读书的误区，就是由太多的名言和貌似名言共同制造的。
读书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它会让人思接千载享受智慧，也会使人纸上谈兵陷入虚幻；有人感叹“退笔如山起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也有人感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读什么样的书，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读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当读书不再陷在别人的指导中，而成为了自己独立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时，才算是真正具备了读书的能力。当读书不再信书，而仍然用心去读的时候，才算是真正具备了读书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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