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去年因为王财贵博士在全球读经教育交流網上转发了《论语随喜》中数篇文章，而开始关注其书作者薛仁明先生。读薛先生之文，无论关乎文化，抑或教育，则多有共鸣。及至后来又在网上就一些话题和薛先生直接进行了交流，亦颇为受益。
下面这篇文章，是读了薛老师的“二丫头读《三国》”后的一些感想。最后写来写去，又借题发挥到“儿童读经”上了。如今本博论教育，似乎有言必及读经之势。——不过，这百年來中国文化方方面面的式微、衰落，又未尝不与读经教育的中断直接相关。
好文不必多言，读者自会各有收获。
于我而言，其中的话题也是颇爲熟悉的，特别是儿童语文教育。说来也是无心插柳，未做母亲之前，从未对此有更多关注；及至有了孩子，这几年对儿童中文教育着实做了一番思考与实践。
自客居海外以来，所见各国华裔子弟数百，不会说中文或者中文說不好的很多，不能读中文书的更是常态。不要说原版《三国演义》，就是少儿版《三国演义》，也未见得有1％的海外学童可以硬着头皮读下去，更遑论懂不懂了。因此要讨论孩子读《三国》这个题目，对绝大多数海外华裔父母来说，确实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完全无法和台湾以及大陆的父母有什么交集。其实，众多海外华裔父母中对子女中文教育最大的奢望，也不过是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读金庸或者琼瑶罢了——然而不幸的是，此事件发生概率小于百分之一；至于读四大名著的精炼白话或浅文言，那纯属昼梦，想都不要想。
有了上述铺陈，您就不会奇怪，作爲一名海外华裔母亲，居然可以参与讨论“孩子读三国”这样的奢侈话题，实在是个意外。此话实非夸大。六年前我们举家从美国转至英国再到德国定居不久，我就带着刚过周岁的女儿小春子参加本地的华人宝宝聚会。那时一群小朋友年纪相仿佛，都在牙牙学语，中文德文皆不灵光。如今六年过去，所有的孩子都德文流利，但是其中一半的孩子，特别是混血华裔儿童，已经基本不说中文；剩下的纯中国家庭子弟，又有一半中文发音不标准；再剩下的几个，也绝对是德文优势。更不要说认识几个中国字了。——而小春子呢？好险！值得庆幸的是如今七岁的她，不仅是标准的中英德三语儿童，三语发音标准，而且中文早就可以阅读无论正体还是简体的纯文字书籍——当然，童书为主，但是那些被海峡两岸阅读机构归类爲十几岁的少儿科普和历史书籍，她也同样爱不释手。所以，虽然还没有开始看原版三国，但是少年版西游记已经读得滚瓜烂熟。于是，原版《三国》这样的事情，也早晚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补记：7月初携春子去台湾开会，后到台北唐山书店买书，她在那里第一次读到竖排正体的原版西游记，大呼过瘾，央求妈妈给她买下来。）
这一切，完全是拜“儿童读经之「赐」”。因爲春子是当代海外华人社会里第一批开始读经的孩子（说“当代”，是因为一百多年前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子弟，在传统私塾里也是读四书五经的）。从四岁正式读经，每日大约一小时而已。如今中文经典熟读了几万字，同时其中文诵读、认字、阅读水平都一同水涨船高。——当然，发这个感慨，也是因了读到薛先生文中一句“托白话文运动之「赐」”。的确，近百年来，托白话文运动之赐， 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全社会国民语文教育水平一路下滑，一代不如一代。十几年前我在北京拜访徐梵澄先生，记得席间老先生感慨一句“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中文啊”。彼时我竟大惑不解，暗忖怎麽能说我们都不会中文呢？（这句话现在算是明白了）。的确，无论大陆、台湾的学生，因爲每日身处中文环境，从小至大，语文/国文课也上得不少，最后都能读书看报写字，似乎是可以算会中文。也因此，在大陆、台湾，白话文运动对文化传承的损害，白话文教育所导致的语文教育之低傚，因爲这些表象令多数人身在其中而不自知。
然而，在海外则有不同景象。海外中文教育一向跟随国内的潮流，所以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海外华人中文教育，都是传统的读经教育爲主；在这样的教育下，移民四五代之后的海外华裔子弟依然乡音未改，可舞文弄墨者亦不鲜少。然而随着国内教育风潮突变，海外中文教育亦步亦趋。走到今天，改简体，教白话，在华人传统深厚的东南亚地区也不例外，只不过那里还保留较多传统风俗，也有人口数量众多的华人社会，所以语文教育的结果和国内相仿。孩子多数可以听说读写中文，但是对文言文则相当生疏了。而在新移民聚居的美国、英国和欧洲各地，这样白话文的教育结果是：海外华裔子弟参加十年中文学校学习，仍然是文盲、半文盲。
再反观大陆台湾，固不似海外那般文盲子弟不绝如缕；甚至从某种角度讲，”纯文盲”还少了，然而放眼一望，除了能读点小报闲书，如今真正有学问的人，也终于凤毛麟角了。于是连《三国演义》这种过去不过是消遣来看的小说都成了堂堂古典名著。阿和有幸生薛家，家庭中给予她许多潜移默化的古典文化熏陶，然而这在此时代竟是不多了。
记得唐德刚先生在《文学革命的省思》中谈到 一段，很生动地对比了传统读经教育和白话文教育的天渊之别：我先在改良私塾里学习，从“床前明月光”一直背诵到“若稽古帝尧”，最后连《左传选粹》《史记菁华录》也能整本背诵，而且感到那些故事都有趣而易解。十二岁时为了取得小学文凭进入新式小学，那时表兄和我虽然都已经能背诵全篇《项羽本纪》。但是上国语班时，我们三人还是和其他“六年级”同学一起大喔而特喔……学龄儿童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实是他们本能上记忆最强的时期，真是所谓出口成诵。要一个受教育的青年能接受一点中、西文学和文化遗产，这个时候实在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读，这时如果能熟读一点古典文学名著，实在是很容易的事——至少一大部份儿童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他们一生将来受用不尽的训练。这个黄金时代一过去，便再也学不好了。如果我们把一些智力上能接受这些宝贵文化遗产的学龄儿童们的黄金时代，给“喔喔喔”或“叮当叮”，叮当去了，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然而时势变迁，唐德刚先生为之叹息的那些““喔喔喔”或“叮当叮”的民国老课本，如今竟然洛阳纸贵，受到时下大陆父母、教育工作者的追捧，皆云：看看那时的课本多好！由此可知，几十年来语文课本与語文教育之每下愈况啊。
实际上，“长期以来，社会上对语文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许多人一提到语文就心生怨恨，用‘怨声载道’四个字来评价并不为过。有人给语文拟定了最严厉的判词——‘误尽苍生’。”而多年的语文教改，也是改革不息，退步不止。整个社会知识分子的平均文化水平也前所未有地低下，说跌至谷底亦不为过。
既至谷底，便无路可退，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了。
路在何处？百年来实践表明，继续走“白话文”教育的路子是没有没有前途的。出路只在回归传统！回归经典！
（补记：月初在台北食养山房，见到仁明兄一家五口，甚为欢喜。仁明兄和夫人皆是清明亲切之人。三个孩子则个个温润如玉，质朴安静又灵气十足。只觉得甚为难得。——不过，有这样难得的父母，自然会有这样难得的小孩。
白话文固然有些缺点，未必比明清人的文言文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