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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10 20:40 编辑
352、《自信的试衣镜》张大伟
如今人们买衣服，都喜欢去这种店：装修倍有范儿，店内播着听过没听过的音乐，店员冷着脸，就像你欠他钱似的。选好衣服自行试穿，出来只问你合适不合适，要的衣服拿走结账，不要的留下，顾客爱哪哪去。
等一下，国际品牌的产品真有这么好？
不见得，其实那几块试衣镜颇有玄机。
仔细看，这些“高冷”品牌试衣隔间内的镜子其实都是略向内凹的，角度微妙到难以察觉。因为照镜子的人是站在镜子正中位置，内凹的镜面会使镜中的影像看起来瘦长一些，相当于瞬间减了个肥，当然更好看。如果站在镜子两侧，就不是减肥而是增肥了。
而店内的落地镜，背面通常会与地面形成约65°的夹角。照这种镜子时，人在镜中的影像不致变形，但由于视角的特殊位置，腿部比例却会变长，变身“大长腿”，so easy！
觉得被骗了？没有关系，想想那句名言：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难过，因为它明天还会继续骗你。这些品牌的试衣镜也是，它们不光会瘦身，还会美颜。
ZARA旗下拥有不少品牌，但都定位在“时尚”。爱这品牌的顾客，本身就对穿衣独有一套，审美也都属于“欧美风”。所以，ZARA系列品牌的试衣间通常是偏暗的装修，主要光源则是从上照下的暖色灯光，亮度较暗。这样灯光下产生的阴影，让顾客镜中的脸部轮廓更加深邃，身体的阴影也很自然地融合到暗色的背景中。这样一来，肥硕的腰肢被隐入背景，脸上却像饿了半年的难民一样深深凹陷，这镜中瘦骨嶙峋的欧美超模是谁？ZARA说，就是穿了我们产品的你，还不掏钱！
H&M和它旗下的品牌线如 COS等，走的是另一个路子。两片柔和的白光被嵌进镜子后面，并不直接射向你。浅色的墙壁又摇身一变，成为超级反光板，360°追光打在你本来凹凸斑驳的脸上，瞬间抚平了痘痘和细纹。被这种光照射的衣服，颜色也更明快鲜艳。不少人觉得衣服拿回家了以后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哪会想到其实是看“走光”呢？
而常被夸赞购物体验好的优衣库，则更有心眼。它的灯光布置要求在不刺眼的情况下尽量明亮，不仅能美肤，还能更好地突出衣物的颜色材质。当然镜子也是呈现巧妙的角度。这样的镜子照多了，自信心也大增，觉得自己穿什么都好看，成交率因此提升。
用范伟小品中的台词来形容这种情况——防不胜防啊！
难怪这些品牌的服务人员都冷面待人，用不着笑脸相迎顾客就会“上当”，谁还费那力气。再说，不用贴身服务，就不需要那么多员工，员工少了，成本不也就降了吗？一箭三雕。
（摘自《意林》2014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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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10 18:31 编辑
353、《一场温情的乌龙事件》尤今
远赴英国工作一年余的次子方德，最近返回新加坡度假两周。快乐的时光倏忽即逝，这天，他就要搭乘飞机回英国了，我约了近亲十余人中午在餐馆为他饯行。 上午十一时，他忽然对我说道：“妈妈，借用您的车，我想到锦茂去吃早餐。”我说：“快到午餐时分了呢，干吗还要出去吃早餐？”他应：“回伦敦后，要吃本地小食，可就不容易了！”我一想也对，便说：“快去快回！”
晌午，接到他的电话：“妈妈，有个坏消息！”我心想，这个全身充满幽默细胞的小子，不知道又要玩什么把戏了，于是，“以毒攻毒”，戏谑应道：“嘿，是不是吃东西时不小心被空气噎到了？”可是，这回，他的声音全无调侃的笑意，只说：“妈妈，车子的钥匙掉落了，我已经找了一个小时了，可是，还找不到！”我一听，便有白烟从头顶“哧哧哧”地冒出来了，他为了嘴馋而给我带来这样大的麻烦，真是该打！我没好气地问道：“现在，怎么办？”他说：“你把家里的备用车钥匙送来给我，好吗？”
日胜载着我到锦茂区时，各种负面的念头好像蚂蚁一样咬噬着我的心。我的车匙，附有遥控器，倘若拾获车匙者心存歹意，只要到停车场去，便可以通过遥控器找到我的车子了！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尽快更换车匙以策安全，然而，打造新的车匙，也许得耗上好几天的时间，几天没有车子用，有多麻烦啊！我越想越气，忍不住对日胜口出怨言：“他不去吃早点，不就没事吗？”日胜平静地说：“事情已经发生了，埋怨有何用？想办法把车匙找回来，才是最重要的！”我恹恹地应道：“要在那么大的地方找那么小的一把车匙，不就等于海底捞针吗？”日胜说：“你没试过，又怎么能放弃？”
儿子坐在咖啡店里等我们。他已在所有可能掉落车匙的路线上来来回回地走了六趟，做了地毯式的搜寻，又仔仔细细地向扫地工人查问过了，却都徒劳无功。
该做的都做了，可是，日胜依然不死心，又把已做的一切重做一遍，然而，那把车匙却像烟气一般蒸发了。
大家都想放弃了，不料日胜竟说：“上邻里警岗查查看吧！”一直阴霾着脸的我，立刻嗤之以鼻：“别异想天开了，怎么会有人把车匙往警岗送！”日胜还是老话一句：“你没试过，又怎么能放弃？”
万万没想到，奇迹竟发生了！在锦茂警岗里，警员知道我们的来意后，立刻便把我们遍寻不获的车匙取了出来，说：
“这把车匙，是今早有人在自动提款机那儿捡到的！”
感谢的情愫，立刻好像潮水一般汩汩地涌满了我的心。我们的社会，的确有着许多不知名的善心人，默默地通过诚实的善举，创造了一个温暖人心的居住环境。
在放下心中巨石的当儿，我也暗自惭愧自己愚昧的武断与庸人自扰的臆测。
赶往餐馆，与亲人共用午餐之后，便匆匆把次子送往机场。
临入闸门，他突然从裤袋里取出了两个大红包，分别放进我和日胜的手里，说：“我不能回来与你们共度农历新年，所以，预祝你们新年快乐！”红包很厚、很沉，就在这一刹那，警员的话突然浮上了脑际：“这把车匙，是今早有人在自动提款机那儿捡到的！”
啊，我亲爱的儿子今早到锦茂区去，为的原来不是吃早餐，而是提取现款封红包！
抬眼望他，他已远去。
（摘自《意林》2014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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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10 18:35 编辑
354、《没有人会被生活判定无用》乔叶
街坊刘姨是个很能干的人，尤其精通厨艺。她身体健康的时候，家里四五口人连带女儿女婿一家都日日在她的手下进餐，家里整天热闹得像饭馆。可是，自从她从梯子上摔下之后，这种情形就再也没有了。她因脑部受伤严重，失去了行走能力，口语表达也很困难，只会吐出不甚清晰的一两个音节。除了她的爱人，没有人能听懂她在说什么。阳光很好的时候，刘姨的爱人就会用轮椅推着她在外面走。我常常看见她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生气。
“一个人，说没用就没一点用了。”邻居们看见她走过，就会这样感叹。
“家里人对她还好。”也有人这么帮她庆幸。
“家里人再好，也不比自己有用的好。”这倒是事实。可这种事实对刘姨没有任何意义。刘姨的生活日程就这么被别人单调地安排着，有一个结局残忍地摆在面前，只是没人说出：她是在打发日子，日子也在打发她。等没有日子了，她的罪就算完了。
一天，阳光如棉。几个邻居闲着没事，聚在一起聊天。我陪着儿子在一边玩沙。一位邻居说自己晕车厉害，吃专用的晕车药也不管用。另一位邻居则说自己晕船。正说着，我们忽然听到从我们身边路过的刘姨发出一种含糊的声响。
“她在说什么？”人们问她爱人。
她爱人俯着身子，仔细地辨别了一下，笑道：“生姜片。她在说，贴生姜片就管用。”
这时，我看见刘姨的手颤巍巍地举了起来。
“她是让你们贴在手腕上。”刘叔翻译着，“她这是在给你们介绍偏方了。对这些，她很有办法。”
刘姨含着一丝笑，使劲点点头。后来，听邻居说，果然很灵验。
又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聊酱牛肉的做法，有人说自己的酱牛肉总是进不去酱味，便有人建议去问问刘姨。刘姨听到这个问题，又吐出一串音节。刘叔翻译道：“她是说要把肉煮至半熟再放酱油，那就入味了。”后来听说，这样做出的酱牛肉果然不错。
再后来，吐字不清且高度残废的刘姨就成了邻居们半个烹调老师，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去问她。有些刘姨也不见得知道，她就让刘叔给她订了家庭厨艺方面的报纸，同时开始收听广播，专门听生活小窍门之类的节目。随着她的充实和忙碌，她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也有淡淡的红晕了。
刘姨的状态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可我似乎永远也无法忘记刘姨第一次对我们说出“生姜片”这几个字时的神情。那饱含着一个被生活热潮冷落许久的人想要重新融入其中的渴望，饱含着一个被判定无用的人对有用生活的向往。今年春节的时候，刘叔到每个街坊家都坐了坐，请求大家以后接着去他家“请教”。
“看起来是她在帮你们，其实是你们在帮她，这一点，我是清楚的。所以特地来谢谢各位。”看着刘叔诚挚的眼神，我知道他不是在客气。但是我还是觉得承受不起。因为我们虽然在客观上促成了这样一个效果，但是就事实本身来说，还是刘姨自己在使自己有用。
在沉沉的感动中，我忽然想，也许，这世上本没有什么无用的东西，只要它想有用。即便是一截千疮百孔的朽木，如果它想有用，它也可以在雨后绽放出花一样的木耳，为人们奉献一道鲜脆的美食。
（摘自《意林》2014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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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10 18:35 编辑
355、《以日本为镜看“炫富”》 蔡成平
在日本，“China Money”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在东京银座狂购奢侈品的中国游客随处可见，他们有意无意地脱口而出的“太便宜了！”让日本人瞠目结舌，但这换来的往往不是日本社会的尊重，而是发自内心的反感。日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犯过诸如此类的“暴发户式的愚蠢”。对中国而言，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堪称是“过来人”。
如今，在日本，路上很少看到欧美豪华汽车、大排量越野车和多用途汽车（MPV），受宠的往往是小排量微型车及环保动力车。日本人已不将汽车等当作判断人是否事业成功的标志，汽车只是代步工具，首要考虑的是安全节能环保，丰田、三菱的大排量越野车则主要面向中国市场。
可以说，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当年狂热的“浮躁心理”已从日本社会基本褪去，理性消费的回归恰是一个国家成熟的表现。在传统思想上，日本深受中国影响。但在引进儒家思想时，日本过滤掉了“易姓革命”的主张，使得“天皇”有别于中国的“皇帝”，得以万世一系。同样地，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为富不仁”和“均贫富”的观念，日本也只继承和践行了“均贫富”的部分，而剔除了“仇富心理”和“为富不仁”的观念。
岛国文化决定了国民的随众性和集体意识，要保证集体良性运转，相对的“平均主义”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日本人尊崇平均主义，并能从中获得安全感。日本1.3亿人口，却公认是“一亿中流社会”，典型的橄榄型社会架构，中流阶层比例非常高，社会保障健全，且社会贫富差距极小，公司CEO的收入一般也只有工薪阶层的5至10倍。富人住宅设计风格简单，昂贵的名牌家具摆满屋子被视为是“俗气的事”。在日本富人之间，流行“三不拥有哲学”，即“不拥有存款（注：辞世前最多留2000万日元）、不拥有房子、不拥有头衔”。戈尔巴乔夫曾感叹：“世界上唯一真正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日本。”
单纯的有钱有势在日本很难赢得尊重，日本社会尊重的是那些不管多么了不起都坚持不奢华、坚持过平常生活的人。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稻盛和夫等一代商业帝国的缔造者们之所以被誉为“神”，自有其非凡商业成就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自身令人钦佩的人生哲学。
比如，松下幸之助对财富本身没什么兴趣，他视权力为“痛苦与责任”。当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1961年去采访他时，发现在一座古朴的京都宅邸内，安静的老人正和三位年轻的研究员边喝茶边探讨如何为人类创造更大的繁荣与幸福，他穷其一生领悟到的最高智慧即“自来水哲学”“把大众需要的东西，变得像自来水一样便宜”。在幸之助看来，企业经营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将肩上的社会责任和大众期望通过数字表现出来。为完成远大理想，他制定了250年企业远景规划，以25年为一个阶段，分10个阶段完成。在他1989年去世时，创业仅70年的松下电器利润高达420亿美元，几乎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他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我想探究人性，探询人类的幸福之源。”
松下幸之助为日本的财富追求者们树立了榜样。时任“日本财界首相”经团连会长的土光敏光几乎每天晚餐都是吃沙丁鱼干串，而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在担任伊藤忠商事会长期间，一直坚持坐电车上下班。
日本作为高度均质化的中流社会，招摇的“炫富”本身是难以容忍的。笔者曾多次参加高层次的宴会，但菜式都很简单，自助餐或日式套餐，基本上没有国内那种动辄一桌山珍海味、鱼翅燕窝的“壮丽景观”。而笔者熟悉的几位国会议员都奉行“十分钟就餐”原则，不会将时间浪费在吃饭上，够吃就行，不会过于讲究，更不会铺张浪费，“吃完道谢、吃剩道歉”是日本社会的常识。在日本“耻文化”背景中，浪费是不被允许的“耻”。
反观中国的民间“巨富”，正如吴敬琏所言，“很多是来自‘裙带资本主义’，是权力资本化的结果”。炫耀凭借如此手段取得的财富，后果将比维布仑预测的更加危险。“社会公平正义是阳光，甚至比阳光更有光辉”。卡耐基在《财富的福音》中也传达了一种信仰：“社会贫富不均是上帝决定的，但凭借正当的途径，通过努力可达到社会上层的环境却是可以创造的。”
权贵创富的土壤不除，“劫富济贫”就可能被赋予正义的色彩而为社会广泛接受。进一步讲，财富不等于金钱，“贫且贱焉”固为耻也，但“邦无道，富且贵焉，亦耻也”。
（摘自《意林》2014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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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10 18:39 编辑
356、《富人搭公交才算发达国家》胡晴舫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长前阵子发言，“一个发达国家，不是穷人有车，而是富人搭公交。”如今已成了发达国家的流行新定义，也成为全球城市的愿景。
富人宁可牺牲隐秘的个人空间，放弃豪华的私人交通工具，跑去跟大家挤公交，代表了社会治安良好，大众运输系统安全可靠，接驳方便准时，而且舒适洁净，人潮流量紧疏合宜，即使高峰时间也不会挤不上车。这幅发达国家的图像是一个均富社会，不炫富也不仇富，基础设施优良先进，人人平等共享。
同时，富人自愿不开车，也显示了素质，为了节约能源，能不开车就不开车。发达并不仅指有钱，还有思想的觉醒、道德的进步。
亚洲许多城市已经做到这点，譬如香港，譬如东京。我私下知道不少香港富豪喜欢搭地铁，甚至搭出心得来，要在哪节车厢上车，下车时车门正好开在扶手梯旁，一路畅通无阻。富豪搭地铁，省去停车麻烦，地铁准时又快速，对他们来说，时间就是金钱，省一分钟便省一块钱。而且地铁让富人混进人群，隐姓埋名进行市场考察。高中生埋头滑手机，老翁读旅游志，上来拎折叠脚踏车的年轻人，下去手挽环保袋的家庭主妇，一幅幅浮世风景。文学家看见丰富的市井生活，而富豪看见电讯、手机、旅行社、自行车、运动用品、回收手袋等生意，每名乘客都是商机。
美国人的建国基因包括枪和车，要美国人放弃这两样东西，简直要他们的命。然而，美国也逐渐改变。近几年不断发生校园滥射悲剧，积极检讨枪支管制的重要性；而美国年青一代较有环保意识，喜欢住城市，开始从郊区搬往城里，自觉性选择不开车。比起其它美国城市，纽约算是“发达”，曼哈顿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家庭不养车。虽然纽约的大众运输仍有改善空间，既不准时可靠，且恶臭脏乱，周末经常停驶，但纽约仍逐渐增建改善公交系统，从去年开始，甚至提供自行车网，供市民使用。
私人轿车对城市来说，其实是负面的暗示。一条街，应该是人来人往，老弱妇孺无需人陪伴，而不是因为治安不好或空气污染，而人人只能坐在车里，徒留街面光秃秃，一点人气都没有。
一座城市的市政究竟办得如何，且看他们的市长自己愿不愿意天天搭公交上下班。
（摘自《意林》2014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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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10 18:41 编辑
357、《历史课的开场白》李晓彤
这个学期的历史课开课之前，老师从班里选了一半学生，每天课间的时候，去他办公室看一样东西。
星期四这天，历史课上，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手里捧着一个大玻璃碗。
他先把原先选出的一半学生叫上讲台，那群学生对着玻璃碗里的东西发出一阵惊呼，赞叹、惊诧的表情溢于言表。
台下的另一半学生按捺不住，等他们走上来看过之后，却莫名其妙地互相交换着疑惑的眼神：玻璃碗的清水里泡着一棵很不起眼、挺难看的蕨类植物，比铅笔略长些。一把破草，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
等大家安静下来，老师说，植物学界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位植物学者采集了一棵蕨类植物，制成标本，放进了实验室。
11年后，有一天，他不小心把一杯水打翻了，水浸透了标本。过了一段时间，他惊奇地发现，标本干枯的叶子居然泛出了绿色。这种植物，叫卷柏。
老师接着说，这个星期，我选了一半的学生，每天去我办公室观察，从把干枯的卷柏放进清水里开始，他们观察到每一天发生的细微变化，一蓬枯萎、干的、死掉的草，慢慢出现若有若无模糊的绿色，然后叶子一点点展开，直到今天，他们看到了完全舒展的一株绿色蕨类植物。
当然，有的同学一定会问，又不是生物课，你给我们讲这些干吗？
老师说，之前看过标本逐渐复生过程的那些同学，和只看到标本现在状态的同学，对同一种现象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了解这株植物来历的同学表现出了赞美和感叹，尽管它很不起眼。而只看到这株植物目前状态的同学，则表现出淡漠和不解。为什么面对同一种现象，你们的态度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教室里一片寂静。
老师郑重地提高了声音，因为前面的同学看见了卷柏复生的历史，所以能从一把枯草里看到惊天动地的美。了解了一个事物的来历和发展的脉络，你就懂得了敬畏，就会客观冷静地看待它，而不是只要看见现象不够完美，就去一味苛责、批评。这就是学习历史对现在的意义----培养你看待事物的眼界。
老师最后说，很多人说学历史没有用，看看你们对待这株卷柏的态度，就知道学历史对价值判断，真的有用。
(摘自《视野》2014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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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10 20:41 编辑
358、《只有你知道我的迷惘》绿妖
92年我在上技校。课本上往外蹦的都是干巴巴带着静电的词儿：高压电、涡轮增压、线圈电流……这些词完全不进入我的记忆系统。最大的慰藉是跟朋友互相写很长的信，除了开头一两页，后面十几页全是抄书、抄诗、抄歌词。那时大家都穷，买到一本书，自己看完，就很小心地走平邮，传给最好的朋友看。但每个月也只能买一本书。所以这封包着书的平邮，如果路上丢了，就会悲痛万分。周末晚上，跟宿舍女孩去跳舞。穿着十几块钱做的黑裙子，化了妆，粉很劣质，一边走一边感觉它在往下剥落。深夜回宿舍，照照镜子，把脸洗干净，连舞厅也不去了。那两年，世界于我，是一个黑白默片，我经常听不到别人叫我。这时听到BEYOND。
街头的磁带店，十块钱一盒。盗版七块。他们的是七块。一个钢琴前奏，清冷如雪，“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看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
我写那么多，试图使你知道，音乐响起，鼓和贝斯，重重的节拍合着心跳时我的感受。那时没网络，对一个遥远歌手的了解只能靠磁带封面，印刷模糊的一张四人照片。我努力分辨，也无法知道谁是黄家驹。但他们的歌，像一个午夜太阳，清冷冷灰蒙蒙地出现在我更加灰暗的生活里。虽然是冷光，却也有温度。
96年。用工资买了当时罕见的VCD，三碟连放，5500元，是生活中的奢侈品。看演唱会。这时候，才知道哪个是黄家驹，原来不是那个长头发的。歌里有些词反复出现：空虚、灰色、被逼、挣扎、唏嘘。那正是少年荷尔蒙最旺盛时的共通感受，用一句他们的歌词形容就是：总有挫折打碎我的心，不会放弃高唱这首歌。你要问我：不放弃什么？我答不出。我只知道，活着不止眼前所见，一定还有另一种。那是他们在音乐里制造的一个“远方”。
短头发的黄家驹，抱着吉他在舞台上欢乐地跑来跑去，跟人飚琴，他穿一件金色背心，汗一滴滴落在棕色的皮肤上，也是欢乐的。
我身边的年轻人，没有不喜欢BEYOND的。表弟借走VCD，很快，隔壁响起他大声跟着唱的声音：“我们虽不在同一个地方，没有相同的地方，可是你知道我的迷惘。”
同年，因为有VCD机，家里开了一个露天卡拉OK，记得是三块钱唱首歌。表弟雀跃道：太好了！把BEYOND拿去放吧。我感觉被背叛：这怎么行？！他困惑地：可是……那再买一张好了，拿新的去放总可以吧。但对我来说，无关新旧，这音乐是神殿，怎能用于卖钱？
还是被拿到街头播放，点唱率超过张国荣张学友刘德华。无聊的男生们骑着摩托过来唱首歌，骑上车沿县城转一圈，再回来唱。这是他们下班后为数不多的娱乐。县城的生活是很枯燥的。唱这些歌时，平时楞呵呵的男孩子，紧紧咬着挣扎、愤怒、空虚、自由这些词儿，手攥成拳头，一下一下地重重挥舞，脸变得有些狰狞。这时他们真好看啊。
2012年，看王小妮《上课记》，她的学生很多来自农村、县城，读过的作家里排名最靠前的是路遥和余秋雨。后来她发现，只要放BEYOND的歌，大家冷漠的眼神会集体闪亮。我想象那画面，以及那些，不曾谋面但已知道他们过去的少年，他们的空虚、愤怒、挣扎，他们的远方在哪里？我该为黄家驹仍未过时而欣喜，还是悲哀？
很多年里，我为成长的贫瘠荒凉耿耿于怀。为什么，我不能在小时候就听到莫扎特，看到红楼梦与百年孤独？但这就是命运，给你什么你只能双手接受。年纪渐长，我开始想荒凉何尝不是一种营养。当然，它不通向优雅光滑的人生，但它给予的粗粝中饱含力量。少年时，上天没给我莫扎特，而是黄家驹，但我同样喝到了生命最初的那一口水。对一个少年，这就够了。（摘自《视野》2014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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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那些被大人说中的事》夏花
你将来最亲密的朋友肯定是在大学里认识的，因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你和对方的人生阅历已经趋于完整，价值观和人生观已经基本稳定，你才会懂得双方是不是适合做朋友，才能够相互认同，友谊才能够长久。——by爸爸这是迄今为止我最佩服老爹说过的一句话。
我的大学对我来说是人生最大的收获，即便我挂过科，即便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去沉迷一些没有意义的娱乐消遣，即便除了一纸文凭我没有学到任何足以脱颖而出的特长，但是那依然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小时候，在爸爸的形容里，我对大学的印象是金灿灿的，虽然我猜想他是为了鼓励我考上大学，所以时不时的增加一下我对大学的好感度。幸运的是他成功了。
尽管考上大学之后我跟很多莘莘学子一样不思进取自甘堕落的荒废了很多大好青春。但是独自打理生活，适应群体交际，找到值得相伴一生的朋友，逛街，奢侈，网游，挂科，这些正面的反面的经历都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正在从青涩逐渐走向成熟，而这个跌跌撞撞的过程，即便狼狈也让我觉得很过瘾。
回头来看，大学对我来说并不是一所学校，而是一段生活。而这段生活中洒满了我人生中最张扬的色彩，至今也不曾褪色。
学校就是念书的地方。
——by老师如果你问我学校是个什么地方。不论几年级，不论何种学校，我念书时只关注过一件事：就是这个老师在传授文化课的能力上，配不配得上他领的薪水。
英语老师英文好不好，讲的有没有体系。语文老师语文好不好，能不能抓住重点。数学老师数学好不好，能不能捋出思路。班主任老师判断正误得失干不干脆，能不能给全班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气氛。
作为一个小孩子我会去留意这些事情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但就是因为这样，老师们是最早教会我什么叫做专业的典范：能够彻底精通一种领域，举一反三，百问不倒，这是怎样的一种专业！
能让做学生的我因此而向往将来参加工作后也能成为一个专业领域的达人，也算是老师的一个额外成就了。
至于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这种连亲生爹娘都懒得思考懒得告诉你答案的事情，拿薪水做事的老师和学校又怎么可能去教你。
你的孩子将来最能深深印在脑海里的，不是母亲柴米油盐嘘寒问暖的无微不至，也不是父亲奔波劳碌为这个家庭所付出的时间与金钱。而是父母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所给予的各种人生忠告，在日后逐渐成为被自己一一验证的金玉良言。
——by长大后的我我经常说，父母花多少钱来养孩子都没有用，关键是要成为一个有魅力有出息可以以身作则的父母。很多人会觉得我在故意埋汰和刁难年轻的家长们。但其实我这么说是很诚恳的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
小时候妈妈给我饭盒里多放一块鸡腿少放一块鸡腿我根本不在乎，老师们天天羡慕我的盒饭，但我每天都剩饭。
家里小时候住的是合租房，我们一家四口跟对门一家三口合租一个两室一厨一卫，但我跟妹妹从来没有觉得家里拥挤，后来我们终于搬进了独门独户，白墙粉，蓝墙围，被我跟妹妹感慨说像宫殿一样漂亮。
小孩子对于物质的渴求是趋近于0的。你在这方面做的再好，孩子也看不见。但是相对的，小孩子会非常重视心灵，会很轻易的看穿父母有没有尊重自己的思想。
天热天冷，妈妈有没有无视自己的抗议，说一不二的要求穿几层就必须穿几层。晚上几点钟熄灯，几点钟睡觉。学校开办课外活动小组，爸爸有没有考虑自己的喜好，鼓励自己参加自己感兴趣的活动。这些小事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我现在也终于可以说出来，爸爸妈妈里面我更喜欢爸爸，因为爸爸在心灵方面跟我的交流比较多。
这么说起来可能都没人愿意承认：只有大人才注重物质，并且物质的价值还会随着外界的羡慕和鄙视而增值或贬值。但谁还记得，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只在乎灵魂的岁月，哪怕长大后的我们对此不屑一顾。
尽管即将奔三还没有对象的我也许没资格说这种话，本文也绝不是什么讨论青少年教育的文章，但我还是想说，如果我将来做了母亲，我一定要告诉我的孩子三件事：
一、如果你愿意去独立思考，那你就已经走在其他人前面了。
二、如果你愿意自己掌控自己的人生，那谁都比不上你。
三、你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顺便说一句，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无关于职业，无关于金钱，也无关于玩乐。
我的梦想，是用笔去记录自己的灵魂。直到拿不动笔为止。
（摘自《视野》2014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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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中国式拜菩萨》李松蔚
中国式拜菩萨，虔诚之中含着算计：对你越好，越能把你控制得牢牢的。这种诚意像一段温柔的绳索，笑容可掬地捆绑你全身上下，偏偏还能带着不容拒绝的强硬
中国人对菩萨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敬他，怕他，全心全意地保护他，如果有人敢说大不敬的话，那是要拔舌下地狱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贿赂他，利用他，把他当成一个交易对象：我供着您，您得帮我搞点福气。市侩的小心思。
细究起来，这其实是中国人获得控制感的一种方式。命运是没办法靠自己双手创造的，总得附身在一个别的什么形象上才好。正如西方人有上帝，但信徒对上帝的感情，大约要比中国人拘谨不少：忏悔啊，赎罪啊，祈祷啊，感恩啊，极尽虔诚和谦卑，绝不敢一面匍匐在上帝脚下，一面又心里偷偷想：上帝先生，我给您尽到礼数了，我默念这三个愿望，您可得全帮我实现了吧？——讨价还价，将取先予，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祈福。
背后隐藏着精明的算计：我掌握不了命运，但可以贿赂那个掌握我命运的人。
这种既敬爱，又贪图的态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时常有所体现。工作上，很多人用这一套对待领导和客户。回到家里，我们甚至这样对孩子，管他们叫“小祖宗”，宠溺着，一面又求着他们读书，练琴，努力进取。
前段时间高考，看网上流传的消息，感觉今天的父母们对这尊“菩萨”的供奉，越来越有肝脑涂地的架势。父亲闯考场警戒线，只为了给孩子换一只不发出走针声音的手表；母亲预约出租车，三令五申司机不得开口说话干扰考生心情；小区为了照顾考生作息，高层电梯定时停运……甚至于，还真出现了沿街跪拜，焚香祷告的闹剧。
要说这是舔犊之心，也对。但除了关爱之外，多半也有点寄希望于“菩萨”给力，光耀门楣的期望。说到底，算是一种饱含诚意的利用。这种利用，当然不是只有高考这一回。甚至可以说，有的父母从胎教那会儿开始，一边抚摸着肚子，一边幻想着“多看点BBC的纪录片，会对宝宝以后学英语有好处”，其实就已经在拜“菩萨”了。
话说回来，对孩子多费心，多投入一些关注在教育上，总算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起码比焚香磕头要好得多。不过，也要考虑到“菩萨”的感受。他被爱护着，会感到愉悦吗？他被利用了，会生出愤怒吗？
前面说过了，中国式拜菩萨，虔诚之中含着算计：对你越好，越能把你控制得牢牢的。这种诚意像一段温柔的绳索，笑容可掬地捆绑你全身上下，偏偏还能带着不容拒绝的强硬。譬如高明的送礼者，软磨硬泡，硬要把一片至诚之心塞到你手里。而你一旦接住，形势立刻逆转，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对方就成了予取予求的情感债主。
我有时去庙里，看到信徒们一面大方地焚香供奉，一面许愿提条件的时候，忍不住想：菩萨有知，面对这些“虔诚”的关爱，只怕也会又好气又好笑，无言以对吧？然而，那也要菩萨智慧通透，根本没把凡俗之人的小算计放在心上。换成一个普通的孩子，受到这样别有所图的优待，是很难把对方的心思处理得那么分明。生气还算是一种较好的情况，至少可以率性怒吼：“我不喜欢你们这种爱！那只是为了利用我！”更惨的是，这个孩子难以拒绝父母，也无法忽视自己的愧疚之心。面对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只好忍气吞声地相信：自己这一生已经被规划了使命。如果不能替父母实现心愿，就失去了为人子女的价值。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出过一个概念，叫“条件化积极关注”，意思是指，对一个人的爱是伴随着条件的，总得交易点什么，不肯平白无故地施予。其实，中国式的拜菩萨，就是这种方式最鲜活的示例。罗杰斯反对这样的方式，并认为人的很多心理问题，都和早期被“条件化积极关注”抚养的经验有关。这是一种潜在的影响。影响力的强弱，无关乎个人的能力高低。即便那些最优秀的，足够胜任别人期待的“菩萨”，被这样供奉仍然不会舒服。除了控制和束缚之外，也剥夺了真正的自我：仿佛我这个人，生来不配被爱，除了那点利用价值，全身上下一无可取。换言之，人与泥塑木雕没有区别，灵验就好。
所以表面上看，中国式的拜菩萨是在乞望，姿态恭顺谦卑。走近一点看，就能看出放债和交易，透出一股客气却不容拒绝的控制欲来。然而在控制背后，真正最让人寒心的，还有一层工具化的利用，这层利用，带着吝啬和冷漠的气味。冷漠比一切情感都伤人，因为根本就没抱着对人的情感。看一个人跟看一只股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赚与不赚，哪有亲与不亲。菩萨是用来拜的，不是用来心里喜欢的。正如老板是用来讨好的，不是用来交朋友说真心话的。这道理推而广之，就觉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父母夫妻，有时也竟不能免俗。真正不求回报的情感珍贵无比，遇到那么一两段，就是莫大的福分了。
(摘自《爱你》2014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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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10 20:59 编辑
360、《青春密码——罗大佑》廖信忠
很多年前我路过西北地区某个忘记名字的小县城，晚上出来买烧烤，路边有间简陋小K厅，典型暗桃红俗艳灯光那种，有点破音的大喇叭，传来《恋曲1990》，歌声回荡在冷清的小城街上，赤裸裸原生态的破嗓，我脑补了那个画面：几个赤膊的金链汉子，满桌的啤酒，高声嘶吼合唱……
那是个奇异的时刻，以艺术的角度，嗓音太破太难听，但却生猛激情充满生命力，毫无违和感，似乎《恋曲1990》就应该是这样子唱的，我甚至开始怀疑，以前我们几个文艺青年唱这首歌时，是不是太过文绉绉。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罗大佑的歌是多么的牛B，同样的歌，知识分子装B能唱，下里巴人不装B也能唱，城里的文艺青年唱了不俗，乡村技校杀马特青年唱烂了还是不俗。他的歌用一个词慨括：雅俗共赏，我想不到其他人能达到这种层次。
用“横空出世”来形容罗大佑音乐的出现，就如同一把利刃划破了1980年代的台湾社会，1980年代的台湾乐坛。
罗大佑“这个人”本身，在那个时代的台湾社会，就属于异类。
苗栗客家人、医生世家、医学院毕业，这几个符号，就足够给台湾人一种刻板印象：客家人讲求稳建、保守、最好的工作是如公务员般的铁饭碗；医生作为近百年来最受台湾人尊重的行业，能当医生就表示你站在这个社会的顶端，一个家族一代又一代的医生，自然称得上世家；而医学生，自然是被众人拱着，注定前途一片光明，过着稳定、优渥的生活。
80年代的台湾，这样一个被加诸了各种保守符号在身上的年轻人，却成为了整个世代最惊世骇俗的代表人物。
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
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在政治、社会、文化，方方面面都蠢蠢欲动，都在寻找一个可突破的缺口，这蠢蠢欲动的心之下，却极少有人敢当第一个。
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看到，政治上，很多事明明已经是纸包不住火，政府却一再掩饰；时代已经变了，统治手段仍然没变，仿佛把人民当傻瓜似的，还蛮多人真的乐意当傻瓜；只是当有人敢提出异议，捅破国王的新衣，下场都不怎么好。进入80年代台湾首件大事：美丽岛事件军法大审，敢于追求民主的人士遭毁灭性的一网打尽，通通入狱。
不敢提政治的结果就是，大家只好专心赚钱，台湾经济发展在80年代初达到第一次巅峰，人人竞逐金钱游戏。钱是有了，心灵却更空虚，一切向钱看的结果，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却又视而不见，只要不要临到自己身上，没有人会在意。在个人风格强烈的罗大佑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里，他就批判了这种社会气氛。
比如，很多人已经知道《鹿港小镇》这首歌表达了那年代许多乡下青年到大都市工作后的失落感。而《之乎者也》这首歌里写道：“眼睛睁一只，嘴巴呼一呼，耳朵遮一遮，皆大欢喜也……”那个当下大家都在赚钱，所谓大有为政府英明政策不断出台，你竟然大唱台北不是我的家，简直就是灌输年轻人消极思想，是一种失败主义；很多人认为，虽然社会上有许多问题，但是只要努力赚钱，可以蒙上眼睛捂上耳朵假装没看见没听见。
罗大佑撕破了这层遮羞布，引起许多人共鸣，喊出了许多人不敢喊的话，当然也让许多人恼羞成怒，不仅在审查时就被当局刁难，还被媒体封杀，被卫道人士保守人士围剿。当然罗大佑也不甘示弱，回应一次比一次强硬，在唱片文案中写道：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假如不喜欢，请回到他们的歌声里，因为中间没有妥协。
罗大佑前
现在回头想想，台湾的流行音乐，真可分为”罗大佑前，罗大佑后”。
罗大佑横空出世前，台湾乐坛不是“净化歌曲”，就是校园民歌。
在70年代初期，台湾官方认为流行歌曲里面太多靡靡之音，充满了文化毒素，会让人心堕落，所以官方推行净化歌曲运动。首先，就是要先过滤出“好”的歌词，这些好歌词大抵就是崇尚健康向上充满正能量，符合官方宣传，不会使人民生活堕落、精神萎靡的歌词，简单地说就是能够唱响主旋律啦！这其中还分了两方面，广电部门及出版部门，通过前者才能上电台及电视，通过后者才能制作唱片发行，政府规定唱片公司每张专辑要植入这些鼓舞人心的净化歌曲才准予出版，其中广电的标准更为严格。 这样发展到后来，台湾连综艺节目结束之前，参加节目的众歌星都要来个大群唱，唱的就是这些净化歌曲，在间奏时一边摇摆一边顺便感谢某某单位上级的指导，这个画面，是那个时代综艺节目的一大特点。
六七十年代，许多年轻人酷爱美国流行音乐，学着美国组摇滚乐团，就是大家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看到那种摇头晃脑的样子，就算很洋派，可是大多数人都还是翻唱歌西洋歌曲，没有自己创作的能力。
在这种美国流行音乐泛滥的情况下，终于有知识青年看不下去，登高一呼：唱自己的歌，于是，民歌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了。
民歌运动一条重要路线就是“校园民歌”，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自弹自唱，将自己写的词曲寄到电台，或参加歌唱比赛。突然之间，那种清新美好的风格大受学生族群喜欢，流行了起来，比如说《外婆的澎湖湾》、《捉泥鳅》、《偶然》之类的歌曲。
所以在当时大学校园里面很常见到的画面就是，男女三三两两，在空旷的草地上围着坐一圈，这时一定有个很受女生欢迎的“吉他王子”弹起吉他，大家一起唱和拍手，顺便玩玩小游戏，若以现在的标准看来真是小清新到了一种矫情的程度，可是那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又不像现在可以夜冲KTV。
可是民歌运动发展到后期，也变得越来越苍白虚弱无病呻吟。民歌运动起始于知识分子的自我觉悟，一开始深受知识分子族群喜欢，但当他普罗化，不再是小众而是大家都在唱，拿一把吉他都能自称民歌手后，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又将他抛弃，又转回去听曲高和寡的欧美摇滚乐及古典音乐了。
所以罗大佑的出现，让人耳目一新，原来国语流行音乐也可以这么搞，扭转了当时台湾人对国语歌曲的刻板印象。
写台湾的处境
罗大佑的第二张专辑《未来的主人翁》承继了他“歌以载道”的风格，继续对时代发出批判与自省。
大部分台湾人对这张专辑里有哪些歌曲可能都说不上来，可是一定知道《亚细亚的孤儿》这首用儿童合唱及军用大小鼓、唢呐伴奏的歌曲；罗大佑在文案里写着“致中南半岛难民”，而多年以后，一部讲述泰缅孤军的电影《异域》上映，主题曲用的就是《亚细亚的孤儿》这首歌，让很多人真以为这首歌本来就是为中南半岛难民所写的。
那是1983年，台湾新一代的党外人士崛起，重新集结对抗国民党。可是台湾的反对运动一开始，主打的就是“本土论述”而非“阶级意识”，也就是说：“被压迫已久的台湾人对抗外来的专制政权国民党”，而非“基层百姓联合起来打垮党国金权体制”，因此，台湾的本土意识、国族认同等议题也就随着争取民主的过程一同被论述。当然，这些都是以前无法讨论、假装不存在的议题。
早在1946年，台湾作家吴浊流先生就写过一本小说《亚细亚的孤儿》，这个名列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第23名的作品，描写了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以及二战期间的处境与身份认同。故事里的主人公胡太明是日据时代少有的知识分子，当他自认是“日本人”时，受到日本殖民者的歧视欺压；当他自认是中国人时，又被认为是受过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人而瞧不起，他的自我身份认同一步步走向错乱，经历各种挫折打击而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到现在为止，《亚细亚的孤儿》都被认为是描述台湾人自身处境的最好作品，没有之一。
在台湾意识开始抬头的80年代，罗大佑用了这书名，写了这首歌：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这简直就是写出台湾百年来的悲惨处境，所以，你说他是在写中南半岛红色难民吗？那只是障眼法，实际是在写台湾的处境。
这障眼法也折射了当年台湾的普遍情况，稍有点思想的创作人，想要偷渡自己的思想，必须想尽办法在作品里藏着各种暗线、密码、暗号，读者听众能读出的自然能读懂。
两岸三地的关怀
1988年，罗大佑在阔别歌坛四年后，再次推出最新专辑《爱人同志》，热卖53万张，是他销售量最好的专辑。
从1984年他推出第三张专辑《家》，告别了台湾，在这四年间，台湾社会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报禁、党禁、戒严令等禁令陆续开放。大慨是以前忍太久了，社会就像压力锅爆开一样，各阶层、各行各业都走上了街头表达自己的意见，就连过去纯朴没落的鹿港小镇，老头老太都跑到台北“总统”府前抗议化工厂建在他们旁边，这一次，都难免给人“社会很乱”的感觉。
另一方面，因为社会解禁，过去很多不能做的慢慢都能做，连带思想也开始解放，越来越多创意不像以前经常被扼杀在自己脑袋里，这么一来，唱片工业也出现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所以《爱人同志》的推出，与上一张专辑的距离，不仅仅只是时间的距离，还是思想的距离，世代的距离。
那几年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随着开放老兵大陆探亲，也有很大的改变，过去两岸分隔几十年，“大陆”本来是一个想象的概念，因为开始有人到大陆，“大陆”越来越具体，大陆也成为台湾人的谈论热点。
所以在《爱人同志》专辑里，除了同名歌曲《爱人同志》，另外几首歌也展现出了大陆元素，这在四年前简直是不能想象的。
但罗大佑的野心还不仅于此，他的作品关怀，从台湾社会，渐渐扩大到两岸三地，海外华人等议题，如《皇后大道东》(1991)、《原乡》(1991)、《首都》(1993)。
尴尬的是，待他1994年回到台湾，推出《恋曲2000》这张专辑时，市场反应冷淡，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听众觉得这位中年大叔已经过气，老歌迷又觉得它太过沉重。毕竟，进入90年代后，台湾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可关心的议题也越来越多，罗大佑歌曲中的那些关怀，也逐渐变成他自己的关怀，或者仅代表着某个群题的关怀；说这张专辑不如过去吗？它的词曲编曲高度前所未及，只是时代变了而已。
罗大佑之所以能够被8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怀念，是因为他的歌曲在那个如充气中气球般要破不破的焦虑气氛中，提供了另外的宣泄口，唱出了许多人不敢说不敢做的心声，贴近了台湾80年代从封闭到开放的社会气氛，每一张作品都是个时代标杆。与其说”喜欢”罗大佑，不如说纪念自己被历史绑住的青春，从他的一首首歌曲中找到成长的线索。
（摘自《读者》2014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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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10 20:59 编辑
361、《高等教育因何“高等”》徐贲
当今中国大学的主要功能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专业”生产者，也就是所谓的专门职业者，许多本来属于职业训练的学习由于进入了大学而变成“高等教育”，这使得高等教育的含义发生了异变。“职业教育”原本是一种中等教育，由于职业的积累和高科技化，职业教育向大学转移本未尝不可。但问题是，大学里的职业教育与一般中等的职业教育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征区别，才能成为一种比较而言是“高等”的教育呢？
“高等教育”的特征应该是在职业知识传授之外的人文教育，即那种可以被称作“人的自由教育”的人文教育。远在11世纪出现大学这个体制之前，人类已经有了高等教育的原初概念。在高等教育中，人接受的是“成人”教育，不仅是年龄上的成人，而且是个人与社会关系中的成“人”。
成“人”涉及的是关于什么是人的德行、什么是人的幸福、什么是人的价值的知识。人的自由的、有意义的存在取决于,也体现在对人文知识的探求之中。这种人文知识是未成年者难以把握的，需要等到一定的年龄和其他知识准备后方能习得。延续到今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原义至今仍然是，也必须是人的自由教育。
古希腊人相信，7这个数字具有特别的意义。人7岁以后开始换齿，14岁进入青春期，21岁身体就已经完全成熟等。人的教育是和人的这种7基数成长联系在一起的，7岁时开始学习，14岁和21岁则也是一个人教育中的两个提升年龄。亚里士多德把14岁确定为从初等到中等教育的转折年龄。14岁前，一个人学习了读写，还有一些文学，14岁以后，用3年来进行“其他学习”。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其他学习”是指普通教育，也就是希腊人所说的enkuklios paideia或enkuklia mathemata。希腊普通教育课的数目也是7:语言、修辞、辩证(逻辑)、算术、音乐、几何和星象。
罗马人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希腊人的概念，称这种教育为liberales arte，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liberal arts。一直到今天，美国许多大学的核心部分仍然是“人文学院”(school of liberal arts)。人文教育提供的是一个适合于自由人的课目，按照启蒙时代的说法，是适合“绅士”(有教养者)的教育。按照现代的说法，是适合“公民”的教育。
在古代，除了普适教育或人文教育，只有三种“职业”教育，那就是医学、建筑和施教。其他的都是“手艺”。手艺是通过“学徒”而不是“教育”习得的。制皮革的、修船的、修帐篷的、木匠、酿酒的、做买卖的，都是“手艺人”。手艺人可能有机会担任重要的公共职务，但却是在“教育”上有欠缺的人。苏格拉底对话中出现过不止一次的阿尼图斯(Anytus，审判苏格拉底时的起诉官之一)是一个皮革师傅，他是一个因缺乏教育而不宽容、排斥新想法的人。
现代社会中的“职业”和职业结构与古代已经完全不相同了。好的皮革师傅、酿酒师是轻工业学院的毕业生，好的造船匠和专业打鱼人是航海学院毕业的，做买卖的更是拥有MBA的学位。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各行各业的专门知识累积，使得“学徒”这种从师学徒的方式被到大学学习代替了。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尽管上大学的学生可能接受了丰富的专门职业知识，但却可能因为“人文教育”的缺失而并未真正受到“高等教育”。
人文的“高等教育”理念注重的是培养有德行、有思想和判断能力、有人类共同理想和共好意识的人。这样的高等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目标不仅在于专业知识训练，而且在于培养有文化、有教养、有价值观的公民。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学生在学院的前两年可以不设专业划分，学生文理兼顾、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课程，后两年才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专业。这种教育开始于通识课程，目标却是人的无止境的自我完善。
（摘自《读者》2014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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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10 21:00 编辑
362、《甜甜圈排队怪圈》法兰西丝卡·吉诺
一款奶油夹心、淋着诱人糖浆的甜甜圈羊角面包风靡了整个曼哈顿。面包店号称每天只做200个到250个羊角甜甜圈，每个售价5美元。卖甜甜圈的网站推出了购买“秘籍”，建议顾客在面包店8点开门前两个小时排好队，同时还声明，每位顾客最多只能买两个甜甜圈。甜甜圈如此风靡，有人专门排队后转手将甜甜圈卖出去，价格30美元一个！
排长龙的情况很常见。几年前，迪士尼副总裁乔·马克思到东京迪士尼乐园参观时观察到一种现象，在一家店前面，游客们排起长队，有些人甚至已排了几个小时。人们是为了买一种廉价的皮手镯，手镯上可以刻自己的名字。排队的游客很多，但整个园区只有这一家店在售卖。
马克思十分不理解园区只开设一家店贩卖皮手镯的做法，既然皮手镯如此受欢迎，就应该多开几家店，减少人们的排队时间，否则长久的等待会让游客失去耐心而放弃购买。
但实际情况是，大多数人对排队并不反感。人们会为了买新出的小玩意儿，或等待人满为患的餐厅空出位子，忍受脚痛站上一个小时甚至更久，并告诉自己这样是绝对值得的。
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有违“常理”的消费行为呢？
心理学家将此行为叫作“自我传递信号”，就是说，人们倾向于通过自身的行为来进行自我认知。
在东京迪士尼的例子中，多是情侣或配偶一起排队。爱人们的耐心等候表示对彼此的强烈承诺。因为，根据日本的传统，交换皮手镯是亲密关系的标志，正是排队等候买皮手镯的行为，才使产品如此受欢迎。爱人们排队是在向其他游客表示，他们对彼此的承诺是多么的坚定。同样，曼哈顿的甜甜圈店发出“限购”的消息，通过网站上的“秘籍”鼓励顾客排队，让排队买甜甜圈成为潮流，顾客通过排队表示自己是紧跟潮流的人。
有这样一个心理学实验。在实验第一个阶段，参与者被要求在冰水里抱住自己的胳膊，直至忍受不了为止。第二阶段时，参与者做另一个冰水任务，接着再测试脉搏。
第一阶段之后，实验者对一些参与者说，高耐痛是心脏健康的标志。意识到这一点的参与者在第二阶段中，都会坚持把手臂放在冰水里泡上更长时间。与此同时，其他参与者被告知低耐痛是心脏健康的标志，在第二阶段中，这些参与者将手臂泡在冰水中的时间大大减少了。
很明显，参与者将手臂能泡在冰水里的时间长短当作判断健康与否的标准，从而延长或缩短在冰水里的时间，来暗示自己是健康的，这就是“自我传递”现象。
这样的例子同样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当你面对一个流浪汉时，你给了他一些零钱，你很有可能会感到自豪。给流浪汉零钱不会彻底改变你这个人，但由于在大脑中，行为比话语要来得有力量，因此你很可能相信自己就是一个正直的人。
饥饿营销正是运用了这样的原理，让消费者在等待中获得自我认同，比如小米手机的“用户预订机制”，就是让用户向自身传递“我是最前沿的科技迷”的信号，从而甘愿等待。
（摘自《读者》2014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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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10 20:54 编辑
363、《野蛮是一口吐向天空的痰》咪蒙
洪晃给女儿写过一封信，其中一段话我非常喜欢：“妈妈希望你懂的第一件事情是人的尊严，就是爸爸常说的，你要有礼貌，别人才会对你有礼貌。当你需要阿姨帮你的时候，要说‘劳驾’，不能用命令式的口气。我知道你的小朋友中有的不是这样的，但是你要按照我和爸爸教你的去做，别人没有礼貌，不要去理睬，但是自己要有礼貌，这就是你的尊严。你的尊严不是别人对你有礼貌，是你对别人有礼貌，不管别人是什么样的。”
她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讲礼貌？在儒家精神式微的当下，讲礼貌不是一种必然，而成了一种选择。很多孩子会直接问：我凭什么要讲礼貌？
我的一位领导就说了一个例子，她在飞机上听到后座一个妈妈在教育大概四五岁的儿子，对话很有趣。
妈妈：刚才在车子上，那个叔叔给你让座，你没有说谢谢吧？儿子：没有。妈妈：你看，叔叔自己本来坐着，却让给你坐，自己站着，你看你是不是要说声谢谢？儿子：不要。妈妈：你这样，以后别人都不给你让座了。儿子：不让就不让。妈妈：没有座位，你就会累的。儿子：累就累。
领导说，这让她思考，该怎么教育孩子呢？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以后就没人让座给你了)，还是从道德的角度？对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什么方式才是合适的呢？
我不是专家，我的感觉是，这可以是一个多选题，功利和道德两种方式都可以采用。如果孩子坚持认为礼貌是可以舍弃的事，那么我们就在家里做一天实验，“废除礼貌一日游”，让他直观地体验一下大家都不讲礼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这一天，全家人达成共识，所有人都不对他讲礼貌，请他帮忙不说“谢谢”，撞了他不说“对不起”，他跟大家打招呼，听者假装没听见……不被尊重的滋味，绝对比孩子想象中更难受。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谁说自己完全不在乎其他所有人，那纯粹是瞎扯淡。渴望被尊重，是人性最基本的需要，只要你的孩子是人类，他就一定不会喜欢这种感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不仅是儒家的规则，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规则。
道德的本质，就是心中有他人。尊重别人，给别人以尊严，这就是你自己的尊严。这个话，说起来很绕，但是，四五岁的孩子即使听不懂，也可以跟他讲，慢慢地，让这样的句子进入他的大脑皮层，进入他的记忆库，他一定会慢慢懂得、慢慢理解的。
读香港专栏作家屈颖妍的《怪兽家长》，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讲到一个故事：一个香港人去日本，发现他们即使在深更半夜，行人稀少的情况下，也会乖乖地等红绿灯。香港人问，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日本人答：那盏灯，就是法律———我们不是怯于法律，我们只是尊重那盏灯。
很想对每一个毫无急事却无视红绿灯的人说，如果我们硬闯过去，那盏灯会难过的。
是的，这听起来很装逼，可是，学者周濂就说，装是文明开始的第一步。装啊装啊就信以为真了，就深入人心了，就大道通行了……当下很多人的问题是，装得太功利，总惦记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倘若没有效果，他便连装都懒得装了。
很多时候，我们有多少尊严，并不是因为受到多大尊重，而是我们有多么尊重别人。坦白说，我是毫无教养的人，聒噪、讲脏话、拿刻薄当有趣……可是我有一点是值得自傲的，就是我真诚地对待那些世俗意义上比我弱势的人。我对清洁工、保安、司机，比对权贵阶层更有礼貌。因为我有个奇怪的逻辑，权贵不缺礼貌；而就我所看到的，清洁工、保安和司机们，受到的尊重没有那么多。如果我必须当一个粗俗的家伙，那不如把人生中少量的知书达理的配额，分给更需要礼貌的人。
我常常觉得，考察一个人的人品，最快速的方式就是看他如何对待服务人员。谁摆出那种居高临下的、颐指气使的姿态，我就会对他产生悲悯之情———人要寒碜到什么程度，才能靠欺负几个暂时居于弱势的人来赢得存在感。我最最讨厌的，也是那些对权贵谄媚、而对弱势者呵斥的贱人。
我见过一些小孩，不过四五岁，便熟练掌握欺善怕恶的游戏规则。看到衣着体面者，便展示自己乖巧伶俐的一面，而对待家里的保姆，便拒绝使用礼貌用语，甚至直接说，你不过是佣人，我妈妈让你滚蛋你就得滚！
有人说过，野蛮是一口吐向天空的痰，迟早会砸回你脸上，那是多么难看。
（摘自《青年文摘》2014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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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10 20:58 编辑
364、《你在网上这么孝顺,你妈妈知道吗？》陈璐
母亲节，一早打开朋友圈、微博，到处都是祝母亲节日快乐的，夹杂着晒自己和母亲的照片，转发各种母爱伟大的故事等，沸沸扬扬的。
对此，有人看不惯了，问这些刷屏者：“你在网上这么孝顺，你妈妈知道吗？”他们反感把母爱刷屏，认为这种表达方式并非是为了让母亲知道，而是放到社交网络上，让同学、同事、朋友看，意义是什么？这是在晒孝顺吗？更有甚者批评说，一群把妈妈拉进朋友圈黑名单的人，在朋友圈里疯狂地刷着母亲节快乐。
心态平和的人则认为，这是孩子在母亲节向母亲表达感恩之情的延伸，线下陪母亲过节、送礼物，并不妨碍线上秀一下母爱，在网上记录当天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不可。不仅如此，在了解朋友们生活的主要渠道社交网络上，能看到身边的人都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妈妈，也是一种幸福的体会。
两种不同态度的关键点在于，这些人是否光说不做，以及祝福的接受者母亲是否能看到和感受到孩子的这份感情。在年轻人为主要体验者的互联网时代，的确有一些年轻人不愿意把自己的社交网络账号让父母看到，有意无意把社交账号单独对父母关闭了。
问题是，在网上晒的人不一定线下就不送妈妈礼物，在网上不晒的人不一定线下就是一个孝子。两者很难找到对应关系。
其实，这只是线下表达感情和网络表达感情带给别人的不同感受。一切表达，如果放在互联网上，似乎就多了一个“晒”的意味。人们并不是反感这些生活中再正常不过的感情，而是反感晒的行为。
这种感受和网上另一种时常被人关注的晒恩爱相似，都是把私人的情感放到了开放的网络上，让所有认识的人都不得不成为感情的旁观者，让原本感情表达内敛的中国人有点不习惯。因为晒的决定权和内容在主人公手里，他在收获祝福的同时，难免让旁观者感受到一丝炫耀，更会让一些爱情的失意者看到晒恩爱的内容感到格外刺眼。
可是，朋友圈、微博本来就是让人记录生活、表达感情的地方，非要要求人们筛选出哪些是可以晒的情感、哪些是不可以晒的情感、怎么晒能让其他人易于接受等细节，又太较真和荒唐了。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人认为，看到别人都在网上秀对母亲的爱，似乎自己不说点什么就落伍了。他们是因为感受到互联网上“暴力式的温情秀”而不得不发，这种带有绑架意味的压力在每天互联网上的热点话题中展现。
另一方面，很多人在潜意识中依然把网络当作年轻人的专属品。一切网络上火爆的，都是年轻人所擅长和推崇的，都是父母所陌生甚至抗拒的。事实上，现在身边的潮爸潮妈多的是，有不少父母主动去学习网络，去了解另一个世界里的孩子。试想，如果母亲看到孩子在互联网上向所有人赞美自己，也是会开心的。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我希望我的朋友看到这些照片时能想起他们的妈妈，并且能真心地为我们的老妈点赞，祈愿母亲们安康。如果这是作秀，那么网上孝顺宣扬的是正面的表达文化，又何尝不好呢？
网上孝顺只是表达态度，所有人希望的是，感情不要只停留在网上。现实中给妈妈打一个电话，陪妈妈逛一次街，买下一件她心仪的东西当礼物送给她，这才是真正表达母子之间温情的方式。如果能在母亲节这天，耐心教会母亲学会使用朋友圈，看到孩子的真情表达，帮助父母跨越数字鸿沟，这难道不是一件最好的母亲节礼物吗？
（摘自《视野》2014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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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10 21:00 编辑
365、《后浪来袭》 和菜头
一代又一代，后浪推前浪。90后已经登陆社会生活，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他们就在那里，新生的力量已经开始全面登场。有的会成为你的下属，有的会成为你的同事，有的会成为你的朋友，有的会成为你的合作伙伴……
70后大概是最后一代和好朋友约定两周之后在对方学校门口见面，而且在没有电话的情况下真能见面的一代人。70后的时间概念还停留在古老的农耕时期，所以你看网上，凡是为什么手写卡片、邮政平信痛哭流涕的家伙，都是70后85前。
90后生下来就有移动电话和网络，他们出生在一个实时同步的世界。世界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已经经过信息化处理，可以通过网络接驳，实时获取需要的资讯。所以，不要让他们去做异步的事情，这会让他们觉得恼怒，或者怀疑你的智商。
——小张，去帮我查一下1999年到2010年的中国降雨数量。
——你有病啊，不会查搜索引擎么？为什么要指使我？
同样的，因为一切都是实时的，你有手机有 信，有什么就请立即说，他们是不会回家慢慢去领悟的。我们浪费在领悟50后、60后的弦外之音的时间太长了，为90后省点时间吧。无论是爽还是不爽，请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否则，他们只会认为你阴沉麻烦，而且反应时间太慢。
70后的空间观念基于地理概念。但在90后这里，空间障壁早已经不复存在。一个在身边的朋友，和一个在美国通过 信、Facebook联络的朋友，很难说清楚谁距离自己更近。90后把70后的三维世界进行了降维，在他们的一维世界里只存在点对点的关系。
70后会强调现场感，无论是一家商场、一家电影院还是一家餐馆，喜欢走进去踩一下地板，摸一下扶手，仰头看一下灯光，才觉得心里踏实了。但90后根本不动屁股，只是掏出手机来进行搜索，查看资料，就直接告诉你：大叔，别去了，那地方根本没有停车位，而且评分只有2星。
你觉得在足球场里和人群一起造人浪很快乐，却理解不了他们在视频网站里刷弹幕的快乐。同在的概念，共同经历的概念，在90后这里发生了改变。游戏里的战友兄弟，可能远比同学和远房亲戚更让他们亲切，70后所不理解的电子潮汐里，有90后可以感受得到的温暖。理解了无距，你就理解了90后。
90后如同原子一样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每一颗原子天然和其他原子是平等的，也是天然各自独立的，更是坚固光滑的。
——为什么不参加周末的集体活动？你还当公司是一家人吗？
——周末是我休息的时间好吧？参加什么集体活动啊？！
所以，不要轻易地组织90后。除非你确定把他们召集起来之后，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好玩的游戏。只要是好游戏，他们会想尽办法胜出。你有办法把学习、工作都变成一个线下游戏，那你永远也不至于匮乏创意和激情。
（摘自《视野》2014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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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10 21:03 编辑
366、《西方国家的反腐》 罗振宇
西方人怎么制止公款大吃大喝呢？前几年，美国参议院就通过了一项口头决议，说从此我们得整顿参议员和说客及游说集团的吃饭问题，吃饭得自己掏钱。甭管谁，只要跟游说公司吃顿饭，15天之内你得自己到网上登记说明，包括跟谁吃的、在哪里吃的、吃的什么、价格是多少、点了什么菜，等等。有人会想，美国参议院的一项口头决议就管用？真的就管用。因为只要这些信息是公开联网，并且落实到每个人的名下可追溯，这个方法就管用。
这些参议员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吃哪一顿饭这种小破事撒一个小谎就被废掉了。比如说明上明明写着你是跟这个人在一起吃饭，过几天老百姓发现，那天在另外一个州看到这个人了，那么是你在撒谎，这一追溯起来，马上就查出来了。这就叫基础制度，它是保证其他制度在上面运行的基本操作系统。如果没有这样的操作系统，所谓的反腐，所谓的制止大吃大喝，所谓的查抄地沟油，所有这些问题无论用多么强大的严刑峻法，都不能彻底根治。
传统社会的反腐，其实就是受制于此。明代初年朱元璋惩治贪污腐败多厉害啊，贪污十两银子直接剥皮揎草。什么叫剥皮揎草？就是把人皮剥下来里面塞满草，吊在公堂之上，下一任县官上任的时候，旁边就是他的前任。意思是：你看见了吗？贪污十两银子，你的皮下次就挂在这儿了。但即使这样都没有用。所以，朱元璋晚年几乎是喘着粗气写了一句话：这些贪官啊，朕一生都在杀他们，杀得朕都累了，他们还是不改啊。
反腐这件事情是在跟人性做斗争，而人性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信息公开。我们生活在一个信用制度的环境下。
当然，你可能也会说，这个东西治当官的是一方面，那我们老百姓是不是也被制住了？
我们回到一本小说吧，这本小说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叫《1984》，作者是乔治·奥威尔。他就构想了未来：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叫“老大哥”的组织，通过一个叫“电目”的东西天天盯着我们。小说写道：“电目”在我们身边，任何一个房间里都有，“老大哥”天天通过“电目”看着我们，每个人都失去了自由。
时光荏苒，60多年过去了，如今，在乔治·奥威尔故居周围450米的地方，安装了几十个摄像头，当年他设想的“电目”实现了。可是我们这个社会是变得更自由还是更专制了呢？当拥有了电子眼之后，当所有人的信息都能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集纳和曝光的时候，到底是“老大哥”们更难受，还是我们老百姓更难受呢？琢磨琢磨这个，你就知道建立一个统一的信息平台这样的公共机制，对我们是福是祸。
（摘自《视野》2014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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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10 21:04 编辑
367、《天上一朵云 人间一符号》张渺
打开手机上预报天气的应用程序，首先看到的是图标上一朵蓬松的云。呆萌的曲线，勾勒出花瓣一样的三团，一轮淡黄色的小太阳躲在云彩后头，似乎随时要探出头来。
就算你不看天气预报，也能说出这个图标的含义是“晴转多云”。
当然，这朵可爱的小云以及羞答答的小太阳图标，只是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家族中的老大是一枚霸气的太阳。别看它只是个图标，却能让人隔着画面就感受到火热四射的阳光。还有娇弱的小雨滴、调皮的闪电、有点阴郁的黑色小云朵……
家族的名字叫做天气预报符号，创始人是马克·艾伦。
上个世纪70年代初，还在英国诺维奇艺术学院读书的艺术生艾伦，像往常一样，收看每天下午播报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天气预报。
那时候，天气预报已经存在了60多年。1910年3月1日，美国气象局在《明尼阿波利斯》杂志上，发布了史上第一张用来预测天气的气象图。先不讨论这次天气预报的准确度，我们来看看那些用来表示天气情况的图标：一个怪怪的圆环表示多云，一个单调的小箭头表示大风……
只用了4个月，这种天气预报图就星火燎原一般蔓延到了45个城市，印在65种报纸上。
尽管嚷着“天气预报从来不准”的人总是那么多，但气象预报依然以不可阻挡的势头，渗透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气象图，还有那几个难看图标。
有工作人员研究怎样改进这些图标，天气播报员面对镜头时，经常用蜡笔或记号笔在气象图上勾画，但似乎都无法让大家满意。几十年来，气象地图上乱糟糟地堆满各种符号。
用美国历史学家兼地理学家马克·蒙莫尼尔的话说，人们想使用更简单、更有吸引力的图标设计，而不是那些看起来模糊不清的符号。
再回到英国的那个下午，艾伦看着主持人在金属地图上摆弄着那些带有吸铁石的符号：点状物代表下雨、星号代表下雪、线条标记大气压同等的地区
“人们会觉得这些符号不好懂。” 多年后，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开始自己进行图标设计。德国设计师奥托·艾舍在1972年为奥运会设计的一系列线条简单的人物标记，成为了艾伦的参考对象。这个年轻的艺术学生，用类似的风格画出一朵蓬松的云彩，作为“最主要的载体”。
这朵云彩半遮挡着太阳，就是“晴转多云”；云彩下添上密集度不同的雨滴，就是“小雨”、“中雨”、“暴雨”；雨云上面画着闪电是“雷阵雨”。当然，还有那一轮浑圆、一看就充满力量的小太阳。
1974年，这组简单直观的天气预报符号，成了艾伦的毕业设计。
早就无法忍受那些纠结的天气预报图案的BBC，只用了一年就找到了艾伦，以200英镑的价格和极小的分成比例，买下了艾伦这套符号的使用权。
从此，那朵可爱的小云彩，独领风骚好多年。它并不是第一组天气符号，也不是最后一组，但或许是最简洁优美的一组。
后来，电脑制图的发展，让更多标准化、低解析度的天气符号出现了，但当时只有16种色彩可以上色。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电脑系统终于能绘制出让人满意的气象符号。
等到21世纪，天气预报出现在网络和移动应用上，符号显得更加个性化。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位名叫丹尼斯·凯恩的气象学家，用照片做了一套符号：下雨的街道、旋风、大雾中的汽车灯光……
2005年，艾伦那套在BBC电视上飘了30年的小云朵也面临退役。一时间，群情激愤。用英国国家气象服务中心当时的主管罗伯特·邦格的话说，“争议激烈到能把你埋起来”。争议持续到2011年，动态图标的出现终于让BBC下定决心更新换代。
尽管艾伦设计的图标退役了，但他的设计元素还照样保留在那些新的气象图标当中，小云朵的身影，还时不时闪耀着。
（摘自《视野》2014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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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10 21:06 编辑
368、《家园落日》莫怀戚
很久以来，我都有种感觉：同是那个太阳，落日比朝阳更富爱心。
说不清楚这是因为什么；当然也可能是：眼睁睁看它又带走一份岁月，英雄终将迟暮的惺惺惜惺惺，想到死的同时就想到了爱。
……这么说着我想起已到过许多地方，见过各种落日。
戈壁落日很大，泛黄古旧，半透明，边缘清晰如纸剪。此时起了风。西北一有风则苍劲。芨芨草用力贴紧了地，细沙水汽一般游走，从太阳那边扑面而来，所以感到风因太阳而起；恍惚之间，太阳说没了就没了，一身鬼气。
云海落日则很飘又很柔曼，宛若一颗少女心。落呀落，落到深渊了吧，突然又在半空高悬，再突然又整个不见了，一夜之后从背后起来。她的颜色也是变化的——我甚至见过紫色的太阳。这时候连那太阳是否属实都没有把握。
平原落日总是一成不变地渐渐接近地平线，被模糊的土地浸润似的吞食。吞到一半，人没了耐心，扭头走开。再回头，什么都没啦：一粒种子种进了地里。
看大海落日是在美国。或许因为是别人的太阳，总感到它的生命不遂意：你无论如何也看不到太阳是怎样浸进海水的，隔得还有一巴掌高吧，突然就粘在了一起——趁你眨眼的时候。这时美国朋友便骄傲地说，看，一颗水珠在辉煌地接纳火球了。我说唔，唔唔。
说到底，我看得最多的，还是浅缓起伏的田野之上的落日。说起它就想起庄稼和回家的落日，普通得就像一个人。在我居住的中国川东，就是这种太阳。
我常常单骑出行，驻足国道，倚车贪看丘陵落日。那地势的曲线是多层的，颜色也一一过渡，从青翠到浓绿，从浓绿到黛青，而最接近夕阳之处则一派乳白，那是盆地特有的雾霭。
似乎一下子静了一阵，太阳就这样下来了；红得很温和，柔软得像泡过水，让我无端想起少女的红唇和母亲的乳头。
有时候有如带的云霞绕在它的腰际；
有时候是罗伞般的黄桷树成了它的托盘；
农舍顶上如缕的炊烟飘进去，化掉了；竹林在风中摇曳，有时也摇进去了。
……当路人不顾这一切时，我很焦急，很想说喂，看哪！
两只小狗在落日里追逐；老牛在落日里舐犊……有一天有一个老农夹在两匹马之间，在光滑的山脊上走进了太阳。马驼着驮子。老农因为老了，上坡时就抓着前面的马尾巴。后面的马看见了，就将自己的尾巴不停地摇着。
我不禁热泪盈眶；一种无法描述的爱浸透全身。
这个迟暮的老农！他随心所欲的自在旷达让我羞愧……我突然想到就人生而言，迟暮只有一瞬，长的只是对迟暮的忧虑而已。
这个起伏田野上的落日啊……我曾经反复思索这种落日为什么特别丰富——曲线？层次？人物活动？抑或角度的众多？
最终承认：仅仅因为它是家园落日。
家园！这个毫无新意的单纯的话题！
家园的感觉何以如此？说不清。譬如在我生长的重庆——我心知凡是她能给予我的，其他地方也能给予；然而一切的给予，又都代替不了家园。
关于这个，一切的学术解释都是肤浅、似是而非的。只能说：家园就是家园。人在家园看落日，万种感觉也许变幻不定，但有一种感觉却生死如一：那才是我的太阳啊！
（摘自《视野》2014第19期） -
369、《我们和我们的信仰》宋石男
这是我眼中的现世：所有的利益都集中在大城市，在那里，铁石心肠的野心家可以大显身手，其余的人则路断车轮生四角。城市在侵略乡村，乡村则在模仿城市。我们迷失在慢性自杀般的孤立之中，对我们的出生地茫然不知，切断了与过去的所有联系，被迫生活在匆匆忙忙的现实，像尘埃一样被吹向广阔无垠的平原。故土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因为我们的心灵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寄托了。然而生活仍有希望，我们仍有希望。希望来自力量——如果不感到自身充满力量，就不可能有生活；力量来自信仰——如果没有坚如金石的信仰，生活就不值得过。别害怕生活，要相信生活是值得一过的，而信念将帮助我们创造这一事实。生活是一场真正的战斗，有信仰的勇者才能得救。我们所说的信仰，是世俗意义的信仰，而非宗教意义的信仰。这信仰翻译成一个字，就是爱。一旦我们有爱，生活就开始有意义。一旦我们将责任赋予爱，生活就持久而丰盈。一旦我们在充满责任的爱中发现诗意，生活就再也不可能被毁掉。所有爱情都是短暂的，爱情到最后要维系下去，只能变成爱情、亲情和友情的复合体，变成责任的主体和客体。责任就是为所爱者许下无需说出的大小承诺，然后一一实现。责任听起来不浪漫，但我觉得它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东西之一。不过，仅仅拥有责任感还不够。如果说责任是爱的骨骼，那么诗意则是爱的血肉。海德格尔引荷尔德林的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一句非常深刻的话，触到了人类生活的本质。生活若没有诗意，可能沦为一张纸币；这诗意若没有爱，则可能走向纳粹美学。当然，我们也承认，生活常是令人震惊的单调和雷同。但你若有勇气，就要战胜这种单调，要在单调中保护生活。诗意即是生活最大的保护伞。那么，如何让生活充满诗意？有三个好法子：重返天真、浪漫付出、共同梦想。重返天真意味着，你要让自己的目光变得清澈，心脏变得干净，皮肤变得敏感而双脚穿上童鞋。你在人面前，再不用堆上世故的微笑，也不用戴上消毒的口罩。你们是爱人，不是需要厮杀的黑帮，或者相互猜忌的敌人。你们应该像孩子一样，无拘无束地交谈，毫无保留地做事。浪漫的本质是付出——出人意料的、富有想象力的以及有一定难度的付出。浪漫不一定需要大场面，尽情运用你的创造力，让生活洋溢细小的温暖，即是浪漫。浪漫没什么禁忌——也许唯一禁忌只是自私。共同梦想可以让诗意持久，实现梦想则会让生活达到巅峰。我们不妨设计两个梦想，一个大梦想，一个小梦想。大梦想终生未必实现，但要持有；小梦想两三年内或可碰及，乃至实现。大小理想的具体内容，因人而异，但一定要有，这样我们才能携手驾驭灵魂的马车往高处行去。即使穿越每一条路，人也永远不能发现灵魂的边界——它拥有的范围如此之深广。生活永远是一场探索，一种实验。这种实验需要被检验。苏格拉底说得再好不过了，“未经检验的生活是毫无价值的生活”.用什么来检验？用理性，也用情感，更用信仰。让我们低声吟诵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感人至深的话，带着信仰重新走上生活之路：“第一要真诚，其次要善良，最后还要我们永不相忘。”让我们返乡。再次爱上某个人，某件事，某个地方，就是返乡。灵魂的噪音只有在爱的故土才能得到过滤、平息。当我们爱着，我们就已经回到故乡。（摘自《读者》2014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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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2-18 18:51 编辑
370、《写作的十三种力气 我青少年时代的文学阅读》宋石男
一些人有锐气，比如李敖，一辈子靠骂人起家，先骂大师，再骂大官，继承了李姓的骂人传统（明有李卓吾，清有李慈铭），也继承了李姓的造反传统（宋有李顺，明有李自成），一度锐不可当，文章也颇有几篇可看的。遗憾的是，如果文章一直靠比着中指骂人和揽着镜子自吹自擂，就不可能进到更高一步的境界。尤其当烈士暮年，锐气消沉，开始到电视台耍舌头，到大陆来耍滑头的时候，他就很难再有像样的好东西出来。所以，写东西不能光靠锐气。一些人有手气，写《白鹿原》的陈忠实，写《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的余华，都做出了很像样的一部或两部作品。但是前者得了茅盾文学奖之后就在文学领域不省人事，而后者则推出《兄弟》这样的典型贫血作品，以致自文学青年心中的高位迅速下沉。从他们创作最开始的抛物线轨迹看，人们或许会误解他们将在这个年代乃至一个时代登顶。但很可惜，正如打麻将和清双龙对一样，精彩作品只是好手气的证明，无法将和牌者带到雀圣的座位。看来，写东西也不能光靠手气。一些人流里流气。王朔是一个代表，他像黑旋风一样手持两把板斧跳将出来，左斧头叫市民，右斧头叫聪明，一度让无数男生都卷起舌头学习京腔贫嘴，更让曾经壁垒森严的文坛裂开一条大缝。在网络发达以前，是王朔让普通文学青年明白，原来我们也可以在从前只属于地主小姐的文学这张香床上打滚。王小波是另一个代表，他像鲁智深一样手持禅杖奔突而出，禅杖的金属质地是自由主义。他同样拥有市民及世俗智慧，不同的是他更文化一点，愤怒也埋藏在冷笑之后。与街边混子侃爷王朔相比，王小波更像一个社科院的流氓教授。如果说王朔改变了许多青年的说话方式，那么王小波则刷新了相当数量青年的思考方式。王朔的影响基本在传统的大众传播范畴，通过数以百万计的盗版《王朔文集》深入人心，王小波的影响则更多依靠网络，我们可以在无数网络小说中看到王小波的皮毛，如此之多，甚至让清醒者对王小波本人也开始厌恶。他们两人用流里流气的姿态赢得了青少年的好感，但玩世不恭的态度不足以支持正常人的一生。一旦青年们度过青春期，回过头清算二王对他们的影响，他们会发现过去的一切就像一不小心，被经验丰富的大姐姐吸引一样，而时过境迁，大姐姐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松弛和疲软，无法在人的内心深处持续激起往昔的涟漪。所以，仅仅流里流气，也是不够的。一些人有朝气。我喜欢的短篇小说家欧·亨利，一辈子做过10多种职业，包括坐牢和当赤脚医生，大半辈子都被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迫害，但你看他的小说，根本没有颓唐，始终向上，充满对无奈命运的理解与调侃。即使偶尔眼中含泪，也先让嘴角挂上微笑。欧· 亨利的小说尤着力于结尾，这是富有朝气的人必然会做的——用尽所有力气铺垫，在最后达到高潮，戛然而止。我写短篇，对结尾的迷恋正是受他的影响。不过，或许因为天性过于善良，感情过于单纯，对事件的想象过于乐观，欧亨利的小说常充斥浅薄的戏剧化，也难免单调、雷同，最终不能成为顶尖大师。看来，仅仅朝气也是不够的。一些人有暮气。我少年时代的偶像，鲁迅，被革命导师称作是最革命的，在我眼中却是悲凉、暮色的。他写的小说，《在酒楼》将暮色发挥到极致；他写的散文，《影的告别》让所有的人看到坟墓并且愿意走进去。他说中国古书有毒要小青年一本都不看，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先中毒了。他怀疑甚至粉碎大多数东西，但并不相信自己有力量建设。他喜欢青年，因为他老了。他死的时候不到六十，却似乎已经活过几辈子。没有人能够否认鲁迅文字的力量，那不是投枪，简直是核武器。但透过文字散发出的思想，几乎都呈黑色，就像凝结成块的坏死的血。这个人你可以尊敬，不必信仰；可以学皮毛，不能学精神；可以喜欢，不要迷恋。一旦你信仰并迷恋，他的暮气会让你无地彷徨，如同一条对着月亮想要狂啸却发不出声的哑狼。还有一个暮气深深的小说家，山羊胡子夹鼻眼镜，专业同样曾经是医生。他只活了40多岁，已经活得足够长，足够他写出也许是世界上最闷，最苦，最伟大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他就是契诃夫，真正的短篇小说之王。契诃夫最拿手的，是将一个故事整个磨成粉，对上浓酒与药，倒在并不漂亮的小杯子里，让你慢慢喝。他写失去儿子的老人，写杀死自己狗和马的孤独者，写麻木的夫妻，写就要失去的樱桃园，写已经失去的美人，写所有俄罗斯的痛苦与麻木。他和欧·亨利完全相反，他绝对不会将精妙的情节构思像小孩子抓玩具一样藏在掌心，到最后一刻才给你看，他一开始就给你看所有的东西，只不过慢慢让你看得清晰，又因如此清晰而惊心。这就是老人的技巧，他太老了，没有心情跟我们开玩笑，他也太老了，没有力气将热情释放到空气中。他将幽默涂上黑色，把疼痛插入笑容，最后用枯干的眼窝暗示，那里曾经发生数次痛哭。鲁迅是灰色的，契可夫也是灰色的，他们的灰色中仍有火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给人温暖。但这点温暖，对年轻人来说，也许不够。黄昏虽然值得欣赏，如果没有早晨的景色来换班，它将使人神经失常。所以，仅仅暮气也是不够的。一些人有怨气。我说的代表人物是张爱玲。根据妇联调查，酷爱张爱玲小说的女性，结婚率最低，离婚率最高。张爱玲确实是一代才女，细致而孤清，具有女人难得一见的刻骨冷静。仅仅17岁， 她就发现生命这席华美的袍子下面全是虱子。此后她始终描写在阴冷家庭中，人与人是如何被虱子吞噬的故事。当前，有不少小资姑娘热爱并且模仿张爱玲，她们除了让自己变得苍白，神经质，尖刻以外，得不到更多的东西。张爱玲对文学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奇迹，她是沉香炉中摄魂夺魄的第一柱香，释放着闺中积压上千年的怨气。但对读者来说，她也许是个泥沼，让你无法相信单纯，美好与希望。从这个角度讲，我更鼓励大家看琼瑶或者芒子姐姐的博客。毕竟，人不应该一辈子生活在怨气中，人不应该一辈子只看到虱子。所以，仅仅有怨气也是不够的。一些人有意气。头一个代表是新会梁启超，他写什么东西都那么意气用事，沛然畅快，无坚不摧，以至黄遵宪将他封为20世纪初中国舆论界的皇帝。这个人天生热肠，笔锋常带感情，犹如不知不觉把你引向城门的魔笛。甚至写学术文章的时候，他都不忘记动情。我要说，读他的文章是种享受。即使在今天，以他的手段写时评依然能获得不坏的成绩。但是，成就梁启超的意气同时也败坏了他。因为意气，他善变，总要以今日之我决战昨日之我，难免朝三暮四朝秦暮楚。因为意气，他好新鲜，总要在太多的领域中滚上一滚，尽管大多时候他滚出了新意，也滚得好看，但他始终不肯深入哪一个领域，最终不免惊鸿一瞥，杂驳不精，博而寡要。这个舆论界的皇帝后来在与民报的论战中败北，直接原因是他玩西方哲学玩不过汪精卫，玩中国文史又玩不过章太炎。另外，还因为意气激扬的文字，就如同激情片，一开头让人迅速雄姿英发，久了却让人疲劳不堪。所以，仅仅有意气也是不够的。一些人有才气。我的老乡郭沫若是个不折不扣的才子。青年时代他就写出了勾引整个时代青年的《女神》，之后竟转身考古，鼓捣出中日学者共同佩服的《西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其后又献身戏剧，写出当当着响的《屈原》、《虎符》，再后为中共所用，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写出《十批判书》、《青铜时代》，旋被捧成文化桃偶，一度官至政务院副总理。但在文革中，他两个儿子接连死去，一个自杀一个被殴杀。很多个晚上，他亲手抄自己死掉的大儿子——据说继承了他的诗才——写的诗。说回来，郭沫若真是对得起乐山的灵山秀水，大半生才华肥溢。除了小说写得极烂外，凡诗歌，散文，戏剧，古文字，古代史，古代哲学，他都干得五光十色，神采奕奕，似乎其胸中常有一点灵珠，照到哪里就一片亮堂。必须承认，他是名副其实的创造社前任社长。但是，对文学，他有的是激情，却泛滥不堪收拾；对历史，他不乏妙想，却常显粗糙；对人生，他本有资质成为矗立的文化巨人，最终却选择蹲下的姿态。对乐山人来说，郭沫若是骄傲，又是遗憾，是一块美丽的肥肉，但太多油。因此，仅仅有才气也是不够的。一些人有颓废气。郁达夫是让我着迷的一个。他人长得丑，但文字极漂亮，是真正在古典文学的根上开出现代文学之花的人。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郁达夫的颓废，是典型东方式的，名士味十足。岂有文章惊海内，欲将沉醉换悲凉。他半辈子穷困，惊采绝艳但对生活无济于事，到最后什么都失去，失去妻子，失去祖国，直到失去生命。他的一生在不断失去和寻找中白驹过隙，灿烂才华终不能开出集大成的果实。他留给我们的只有如迷羊的眼睛，眯起来，忘掉读过的万卷诗书和爱过的千种风情，深吸几口鸦片，在春风沉醉的夜晚沉沦。和他同样带名士派头，颓废方式却毫不相同的，有英国的王尔德。这个人善于用两难悖论来说俏皮话，是古龙妙语的祖师爷。他还擅长用让人眼花缭乱的华丽修辞来显示其贵族家教。他对自己的诗歌很自负，但其实《快乐王子》样的童话，《莎乐美》样的戏剧，才是他真正最强。前者暗示颓废者内心中其实藏着多少希望与纯真；后者则向世人炫耀，惟有颓废者才配做梦，才配将梦魇上升成一种美学。在颓废生命的顶峰，他站在海关前，嘲笑美国工作人员：除了才华，我没有什么需要上税的。他搞同性恋，还先告发对方的父亲，结果自己狼狈入狱，声名狼藉。后来王尔德忏悔自己的放荡轻狂，这大约是中年以后。一旦告别颓废，他的创作也不再有光彩，生命也随之凋谢：“我每天都爱着一个人，每天我都将他杀死一次”。看来，仅有颓废气也是不够的。一些人有灵气。有灵气的人其实太多了，只要不去当猪八戒或者党委书记，人或多或少都有灵气。 我要说的只是印象中比较特别的三个灵人。第一个是阿城。现在仍记得第一次看《棋王》的震撼，当时我就把笔折了，砚台砸了，胡子拔了，内裤脱了，打算放弃写小说这种业余爱好。事实上，阿城“三王”小说的灵气会让大多数小说专业户羞得把脸藏到衣柜里去。他写小说，不动声色，从容淡定，却自有一种强大的情感力量藏于字里行间。他文字极洗炼，善于烘托气氛、把握节奏，深得中国旧笔记小说真传。中国旧小说自有伟大的传统，宿命传统是其中之一，阿城所继承的传统正是此种。浸透宿命传统，小说家自会对人生产生真正的敬畏，对人间的苦难产生更真切的悲悯。遗憾的是，阿城过早为道家思想吸引，未到中年就崇尚无为，如闲云野鹤在文坛上露一两爪就飞走。此后只有薄薄的《威尼斯游记》和《常识与通识》，文字更加洗炼精简，但洗炼到有些枯干，精简到失去逸趣。或许他已看破一切，根本就懒得再多写，这些文章只是他对自己残存写作欲的一种敷衍。苏童人称灵龟，的确也灵气逼人。我一眼就看出他中国旧书读的不多，这反而使他的叙述方式新鲜得像被洗涤过。他稍微有点女人味，换句话说，他也稍微有点诗意。在苏童的小说中，你随处可以看到伤感，而且这些伤感并不廉价。你可以看到奇异的想象，带着江南独有的滋润，营造出并不存在的过去。你还可以看到独特的讲述，起初像人在不停地说梦话，但说着说着听众会发现，原来从一开始，讲话的人就是醒着的。但苏童的路子不宽，无论长短篇都只在一个火柴盒里制造。他不具备尖锐的分析能力，这当然会影响他对自然与人生的洞察。他承认自己没有写杂文的天分，并且毫不惭愧地宣称自己是个局部爱好者。如果只想做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局部爱好者没有问题；如果想做一个特出的小说大师，那局部爱好者没有指望。苏童看上去并不想做大师，他只顾自得其乐地在自己的花园里种草浇水松土，我想，大家没有必要去惊动他。梁遇春跟他们年代不同，专业也不同，他以写散文出名，还没来得及学会写小说就早夭。我高三从奶娃家抢劫到梁的散文选集，之后花了一个学期来模仿他的语气，然后又花了一个学期来摆脱。梁遇春是罕见的中国第一代西方文学了人。了人的意思就是很明了的人。他出名的时候还是个大学生，真是幸运儿，我出名的时候都是教授了。他的笔调很有些从兰姆散文中来，但绝不生搬硬套（在《围城》里，钱钟书那装腔作势的西式幽默，实在糟透了），他将西方散文中的优秀特质，新鲜，幽默，睿智，洗炼，敏锐，同情，出人意料……如此种种，与中国语言结合得非常自然。至今，他论春天应该睡懒觉的那篇散文，仍然算得上白话散文中的杰作。可惜才子早夭，灵气原来是短命的别名。梁遇春死的时候才25，6岁，没有长大成一棵树，虽然已经透露出繁华的消息。看来，只有灵气也是不够的。一些人有书卷气。周作人是一个代表，有人曾经指责他写文章只是会抄书而已。我帮他回答，那你会抄书吗？是的，每个人似乎都会抄书，但有几个能抄的那么自然，来去无迹，像周作人那样？他在一篇文章中所抄各种书的段落，似乎早就想聚在一起，它们是那么浑然一体，用吊车拉都拉不开。这就是周作人抄书的境界。这种境界需要书卷气，而要养成书卷气，不光靠读很多书，更要靠用很多书。读一千本书却不用，和娶一千个老婆不用同样令人发指。那些被你白白读过的书会恨你一辈子的，就象那些死为处女的白头宫女会怨玄宗。一身书卷气的周作人没有这个忧虑，他读所有的书似乎都只是为了写散文，所以一落笔就如大军师，调遣千军万马易如反掌。可惜他太随意，并不指挥百万雄师攻打某个城池，只在四处散步，看山玩水。直到最后，周作人都没有写出比随笔更提劲的大文章，他的影响，也停留在很窄的一个阶层。看来，只有书卷气也是不够的。一些人有邪气。头一个当然是乌鸦样的爱伦·坡。他的诡异与生俱来，小说，诗歌，散文，没有一种文体到了爱伦坡手中不变成奇怪的形状。他将滑稽上升为嘲弄，将荒谬上升为恐怖，将机智上升为疯狂。他一定是个天生带菌者，脆弱的神经不断被细菌折磨，终于弯曲成撞坏的自行车轮中的钢丝。但这是一种可以歌颂的病态，天才就在他邪恶的病态中迸发。爱伦坡写过一个人从钟楼伸出头去看风景，结果被钟的时针卡住，慢慢切割，最终失去脑袋的故事。他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常处于这种被卡住的状态，充满疼痛，恐惧，狂乱，绝望，唯一等待的结局只是人头落地。读爱伦坡要谨慎，一不小心，你也会被钟楼的时针卡住脑袋。此外，最好不要留下你的老婆，一个人，深夜，关在屋子里读爱伦坡，否则当你回来，可能会看见你老婆正在砌墙。亨利·米勒的邪气又不一样，他更像一个被释放的少年劳改犯，冲着每一个看到的淑女竖起中指怪笑。他在《南回归线》、《北回归线》中愤怒而邪恶的态度给每个读者都留下深刻印象，但如果你看过他写的诗人兰波，他写的读书随笔，又会惊讶在他邪恶外表下，藏着一颗柔软而博学的心。我把亨利·米勒看成一个披头散发的圣徒，他的宗教是狂妄与叛逆，他的语言是叫骂与痛哭。借用其偶像兰波的话，他被彩虹罚下地狱。如果和亨利·米勒一起站到大街的中央，对准来往的正人君子们扯着喉咙高喊操你妈个菠萝逼，一定比唱k更爽。不过，骂得正酣，亨利·米勒可能会突然拨开你搭在他肩膀上的手，用奇怪的眼神瞄准你，然后对你竖起中指。邪气十足的人会刺激你的思想，但不适宜长期为伍——一直翻着怪眼看天，破着嗓子骂人会很累。邪恶最好只是一种修饰品，像波德莱尔就干的不坏。追逐邪气的家伙多数都是叶公好龙，所以爱伦·坡、亨利·米勒注定孤独。邪气十足的小说家可以写出相当高度的作品，但很难进入经典名人堂，事实上他们也对所谓经典不屑一顾。然而，对人类中的大多数来说，他们仍然需要经典。所以，仅仅邪气还不够。一些人土里土气。沈从文一生坚持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事实上他写的大多数作品都来自其故乡凤凰古城。这点与福克纳有点相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乡土情结，日暮乡关何处是？乡关在处即是处。沈从文最优秀最出名的作品当然是《边城》，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他另外一系列有关故乡的短篇小说，比如妓女，虎雏等篇。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他是除了鲁迅之外，另一个触碰到伟大的人。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根本不是他们的遗憾，是诺贝尔奖的遗憾。后来高行健的《灵山》，实在是用《边城》的精神，借西方技巧写就的二、三流作品。这位法籍华人的获奖是诺贝尔评委患有白内障的最好证明。很小我看过《边城》，没有太多印象，因为它的情节实在平淡，没有雪米莉那些生猛。试图做业余短篇小说之王后，再读边城，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冲击力来自它内在的生命力。极优秀的小说，可以离开作者，自己成为一个生命体。《边城》就是这样一篇有灵魂的生命体，每次你一读，它就凝视着你，滴翠流绿地走近，瞳孔里有老人，有翠翠，当然还有渡口。另外一个土人更加诡异，他是废名。这个人被评论者归纳为乡土作家实在有点奇怪，因为他其实极度前卫。他是中国第一个试图将诗，散文，小说三位一体的作家，从而锻炼出一种奇妙的文体。他不用怪字，也不用长句，乍看平淡无奇，仔细一读才发现晦涩无比。只在少数时候，我能用嗅觉追随他的语感，找出下面藏着的矿脉，得到惊喜。不过，土里土气的作家容易重复自己。沈从文的老婆，当年北大男生追求指数第一的美女，才女，就常常奚落老头子一辈子就那么三把斧，写过去写过来，总在很小的空间里打转转。废名也一样，他承认自己始终没有走出回忆，所有的故事都只是在回忆，这听起来似乎又有点象普鲁斯特。可乡下人的回忆更像一些线而非柱子，温柔暖和但略显单薄，构建不出《追忆逝水年华》那样的奇伟大厦。那么，仅仅土里土气也是不够的．其实我想写的还有血气的杰克·伦敦，海明威，古龙；冷气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平心静气的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甚至还有酸气的钱钟书，徐志摩。他们，还有上面写的所有气质作家，从童年到现在，从正面或负面，多少影响了我，使我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文学老青年。试图用某种气质来归纳他们其实不恭敬，也肯定不准确，我只是想用这种方法短平快地勾出眼中他们的特征，从而折射自己所受的影响。无论如何，是从他们身上，我才看到文字的亮光：抒情则一篙春水兴会淋漓，叙事则电光火石兔起鹘落，议论则击骨刺髓老吏断狱。他们是我青少年时期文学阅读之路上的珍贵标牌。我永远感激他们。
（摘自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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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2-18 18:50 编辑
371、《我为什么不看电视 》李敖
我不看电视。电视的毛病并非它的内容全部要不得，也不是全部庸俗讨厌，电视的毛病出在它会使你养成一个坏习惯——不能主动生活的坏习惯。它把你有限的精力和时间给抢走。抢走不算，还割得鸡零狗碎，使你简直无法过奋发有为的生活。你一天有限的精力和时间，被它一搅，整个下半天简直就人心浮动。这还是指好节目而言，但是又哪来那么多好节目？你看到的，大多是鸡肋节目，或是掺了太多太多水的“牛肉汤”。于是局面就变成你看也不好，不看也不好。为了等下一个可能的好，你变得坐也不好，站也不好，上厕所也不好，可是不上又不行，于是仓皇去上，然后飞奔而回，连上厕所都上不好。自己的生活被电视搅成这样子，电视还能看吗？人一天的精力和时间有限，该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用来做最值得做的，而不是做一切值得做的，这一点最重要。如果人分清了这一不同，就不会再有借口去做值得做的，因为人们一直以为看电视是值得做的。我不看电视，因为不愿让它破坏我奋发有为的生活。一看电视，情绪上我就变得被动、懒惰、低俗、不清醒和有求于外。看大事记之类的书，可以提醒人：任何轰动一时的新闻，都是过眼烟云以后的一行字，甚至一行字都算不上。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精华。看书还是最好，因为看书你可以主动跳读，撷取精华，而不被节目死拖活拖。我高中的时候，一位老历史学家告诉我，他不看出版后没有经过十年的书。我当时笑他太迂，现在想来，他的话，在印刷品泛滥的今天，也不无道理。连书都要经过十年的过滤才能看出它有无价值，对新闻性太浓的电视节目，真该全盘加以否定才对。
（摘自《读者》2014第20期） -
372、《别挣扎了,你暴露年龄了》黄小跑
记得2013年的某一天，和一群人聊天：有人忽然说到今年是他人生中遇到的第一次4个数字都不一样的年份。我一直觉得很惊讶，这怎么可能。但却见不少人纷纷点头称是，于是我独自思考了下人生，最后默默地走开了――从1988年到2012年，确实是没有4个数字都不一样的年份。而我，不仅经历过1987年，还经过1986年，1985年，1984年……
我暴露年龄了！
对于很多人来说，宁愿暴露身体也不愿意暴露年龄。年龄，不但是女人，现在也是男人的绝密。但吊诡的是，继爱情和打喷嚏之后，年龄成了第三样掩饰不了的东西。这世界上那么多的陷阱，说不上哪个就让你暴露了，不仅仅是你的法令纹或者抬头纹：看世界杯，你是阿根廷的死忠――暴露了，你一定是看了当年大陆第一次直播世界杯的那批人；看《花儿与少年》，你慨叹道凯丽怎么变成这样了――暴露了，你当年一定是抱着电视看过《渴望》，跟着刘慧芳一集一集哭过来的；朋友在酒庄问你“这酒怎么样啊？”你会不由自主地哼唱起来“这酒怎么样啊，听我给你吹，啊吹，啊吹。瞧我这张嘴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儿呀，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紫不溜湫，蓝哇哇的，粉嘟嘟得透着那个美呀……”妈呀，停都停不住，直到唱完。暴露了，你一定是当年赵丽蓉奶奶的粉丝，看过N年前的那个春晚……
不过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彪悍的人不但敢暴露年龄，还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调侃它。既然到处都是暴露年龄的坑，就干脆在这坑里嬉笑怒骂，撒泼打滚。要像李嘉诚对待存款一样对待年龄――不就一个数字吗！多个零少个零有什么关系嘛！唱得了“一条大河波浪宽”，也唱得了“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知道麦乳精的最佳吃法，也知道几秒钟能达到咖啡的最好口感；看过刘晓庆20岁演50岁，也看过刘晓庆50岁演20岁。这才是厚度。
暴露年龄了？哼哼，黑猫警长掏出枪，叭叭叭叭叭，天空飘来五个字――这都不是事！
什么？黑猫警长是谁？自己百度去！
年龄的N种暴露方法
玻尿酸抹平了年龄的外表，但搞不掂年龄的内心。一不留神，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暴露年龄了――哎呀，原来不是欧巴，原来是阿扎西。
原来看电视是最容易暴露年纪的
有天和别人聊起暑假生活，我说暑假开始的标志就是中央台开始放《西游记》、湖南台开始放《婉君》了。另一个人疑惑，难道不是湖南台开始放《还珠格格》、四川台开始放《新白娘子传奇》吗？接着有人更疑惑，难道不是中央台开始放《武林外传》、上海台开始放《爱情公寓》吗？最后一个小姑娘的答案让大家直接奔溃和暴露年龄――难道不是浙江台开始放《喜羊羊和灰太狼》和中央台开始放《巴拉巴拉小魔仙》吗？《喜羊羊和灰太狼》还知道那么点，这《巴拉巴拉小魔仙》又是什么鬼？太打击人了。
电视剧似乎是别样的年轮，看过与否总能暴露出你的年龄。网上有个测试，罗列了40部电视剧，从早期的83版《射雕英雄传》到中间的《陪你去看流星雨》再到最新的《甄 传》等。如果你看过20部以上，恭喜你，你应该涉入社会，在职场立足脚跟大展宏图了；如果看过30部以上，恭喜你，你应该成家立业，或许要准备生二胎了；什么，40部都看过了？那你还在这里做什么测试，赶紧去学校接孩子放学啊！哈哈，真是岁月刀刀催人老，电视剧知多少啊。
现在电视剧谁最红？什么，《古剑奇谭》里的李易峰，不就是2006年，《加油好男儿》选秀里四川赛区的第8名那个吗？什么，《相爱十年》里的邓超，不就是2000年，在《黄沙下面是沃土》演一个反派小角色的那个吗？什么什么？还有他媳妇孙俪，不就是2003年，在《情深深雨蒙蒙》里，跟在赵薇后面伴舞的那个吗？什么，他们都成大咖了？
记住，以后即便自己历史知识再丰富，和别人看电视时也不要这样说了，太暴露年龄了，挡都挡不住的节奏啊。
除了看电视剧容易暴露年龄，和电视机本身不得不说的故事也很容易。比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家想偷看电视，都要算好爹妈下班回家之前给电视机进行物理降温，方法包括并不限于：电扇，湿布擦。调好电视台和音量，一切恢复原样。还有丧心病狂的家长藏天线，于是更加丧心病狂地用粉笔画出了天线的位置放好。但是爹妈回家之后发现天线附近太干净了，结果发现偷看电视又打一顿。一个90后看到70、80这样痛的领悟后说，暴露年龄了，其实我们也一样，不过是把电视机换成电脑了。
2014年7月，又和一帮表弟表妹看《中国好声音》。中间的广告太烦人，离开又怕错过关键。于是表弟表妹们只好一步不离地死守电视。只有我，可以很好凭第六感算好广告时间，去上上厕所，去阳台转转，回来一看，节目正好开始，一点不拉。而这种本事，是当年没有网络视屏，不能快进广告练就出来的本事。
虽然暴露了年龄，但依然感谢岁月！
在KTV里的时光流淌
看到“磨剪子咧，锵菜刀”这个句子，打死也念不出来，一定要唱出来的亲们，暴露年龄了。这首刘欢老师唱的很有历史感的歌也曾红过，然后又不红了。就像曾经风靡一时然后又销声匿迹的娃娃头雪糕、非常可乐汽水一样，最能测试一个人的年龄。
去什么地方最容易暴露年龄？就是去KTV唱歌，也许你还习惯说去卡拉OK――这带有深刻时代烙印的称呼一出，什么歌还没点呢，你就暴露年龄了。
不要以为不唱“洪湖水啊，浪呀嘛浪打浪啊”或者“烽烟滚滚唱英雄”就不会暴露年龄。呵呵，现在唱周杰伦都暴露了。是啊，当年那个被认为潮得不行，是年轻人必须去听的周杰伦也三十多了，他最初专辑里的一些歌也被点唱机归入到“经典老歌”一栏里了。有朋友说每次去点歌，看到自己最拿手的《听，海哭的声音》和《菊花台》都被归入“经典老歌”一栏里，就有点心有戚戚然。稍感安慰的是，老妈爱唱的《映山红》、《边疆的泉水清又甜》从“经典老歌”划出，单独列为了“传统红歌”栏目。但老妈唱“妹妹找哥泪花流呕呕”时，自己就会不由地拿起另一只麦接到“不见哥哥心忧愁，心忧愁”，从小耳濡目染的暴露年龄的本事，真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啊。在KTV暴露年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爱给别人科普这是谁谁谁。前不久高晓松离婚曝光，于是在KTV里宣布为了高晓松，唱一首《恋恋风尘》给大家听。听到这个自认为肯定耳熟能详的名字时，很多人居然一脸茫然。什么，你们居然不认识高晓松。于是给他们科普高晓松，科普那些年轰轰烈烈的校园民谣运动。正为自己的渊博知识洋洋得意时，一个小朋友的话把我打回原形，“大叔真是饱经沧桑啊！”
不光是自己唱的歌，原来自己喜欢的偶像也容易暴露年龄啊。百度了一下自己偶像们的年龄：周杰伦――35岁；张惠妹――42岁；王菲――45岁；庾澄庆――53岁；罗大佑――60岁；谭咏麟――64岁。买噶，很多已经是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了。知道现在最流行谁吗？是一个叫TFBOYS的唱歌组合，三位成员的年龄分别是15岁，14岁，和14岁。
别拦着我，让我去墙角哭一会。
微 排行榜，你刷你的我刷我的
一份100多页的报纸，一个办公室的人各拿自己最感兴趣的版面，很是暴露年龄。60后一切稳定，需要更高层次的需求，看的是时政版；70后处于财富积累的关键时期，看的是财经版；80后准备成家立业，看的是房产版；90后还是逍遥一族，看的是娱乐版。
现在微 上，有个热门新闻排行榜，不同年代的人点击的话题也是有分别的。比如7月17日的热门话题“怀念赵丽蓉”，90后，00后可能就不会关注。
一天和爸妈叔叔们在喝茶，一不小心拿错了爸爸的茶杯。爸爸用怪里怪气的外国腔说“小孩，这个鱼盆是我的！”引得他们一阵大笑，只有我不懂。一解释，原来这是当年很红的一个叫《渔童》里的经典台词，没有经过的我当然是不懂这笑点了。你看，几个动画片就让老中青都暴露了。
笑点不一样，有时候真得很难一起愉快地玩耍。有人在微 朋友圈发了笑话是这样的：“这是鲜虾烧麦，这是羊肉烧麦，这是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麦。”有朋友在下面评论“这个是上校鸡块，这个是吮指鸡块，这个是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还有朋友接着评论“麦当劳新品，这个是苹果派、这个是香蕉派、这个是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派。”刘德华最辉煌时期的一首歌，组成了暴露年龄三人组的共同笑点。不是共同经历过刘天王大街小巷24小时轰炸的90年代的，又怎么能对他的歌这么信手拈来？
一些特别的小技巧，让我知道你多大了
有一个残暴的暴露年龄的技能小测试，拿一只铅笔和一盒卡带，问你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知道的，暴露年纪了。因为你以前就是拿铅笔插到卡带孔里手工倒带的。但是为了不暴露，有人就装傻说“铅笔和卡带能有什么关系呢？”完了，你还是暴露了，因为能准确说出卡带这个名词的，就已经……
还有就是电脑输入法这个，也很容易暴露年龄。一代代的输入法勾勒出不同的年龄。如果你还会五笔输入法，那不但暴露了你的年龄，更可以用“骨灰级”的网友来称呼你了。
且不说拿杆子沾知了，给书本包书皮或者拿铁丝弯钩镰枪这些明显的暴露年龄的技巧，其实很多暴露年龄的技巧是你自己都察觉不到，真情流露的。比如刷牙时，你是否会先把牙膏沾上点水再刷？如果是，那暴露了，你刷牙习惯的养成是在牙膏质量还不怎么好，只有用水滋润下才能顺滑使用的年代。即便如今的牙膏质量好了，早就不用沾下水再刷了，但这个技巧你是改变不了了。
看知识竞赛的综艺节目，主持人问：请说出葫芦七兄弟的各自本领。你张口就来：大娃，力大无穷；二娃，千里眼，顺风耳；三娃，刀枪不入；四娃，用火；五娃，用水；六娃，隐身；七娃，有一个可以吸东西的宝葫芦。怎么样，这样回答问题的技巧，不是岁月的赐予又是什么？还有就是玩的技巧：逗同事的小奶娃玩，说叔叔给你画个老头吧，于是随手就来――“一个丁老头儿（鼻梁），借我俩煤球儿（眼睛），我说三天还（抬头纹），他说四天还（嘴）。一个烧饼（圆脸）。三毛三（耳朵），三根儿韭菜（头发）三毛三（胡子），一块儿豆腐（身子）六毛六（胳膊和手），两根儿韭菜（腿）不要钱。”瞬间就能把我和系着红领巾，穿着背带裤的80年代活泼的少年儿童形象联系起来，有没有。
去表姐家吃饭，上小学的侄女说要给我做道西红柿炒鸡蛋。打鸡蛋时找不到搅蛋器，到处嚷“搅拌器呢，搅拌器呢？”我拿起两根筷子，在她面前迅速地把鸡蛋打得泡沫丰富，让她叹为观止，“老人家的生活技能真丰富啊！”什么？有那么明显吗？有那么明显吗？
不好，你暴露了
暴露年龄这档子事真是防不胜防啊。你有什么无意中暴露年龄的事情吗？看看我们在微博上征集来的答案：
1、铃铛，80后：和不同年龄段的女同事神侃，聊自己干过的最无聊的事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有天玩扫雷游戏玩了一个下午，乐此不疲。引起的反应是“扫雷是什么？”天哪，这个微软自带的小游戏她们都没玩过吗？我暴露年龄了吗？
2、锋芒，70后：一个电视台的节目，有个环节叫“谁在我身边”，就是请有名气的明星来，让观众通过问答来猜出他是谁。有次请的是日本老演员荒木由美子，我一眼就认出来，“这不是《排球女将》里的小鹿纯子吗？”老婆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果然多吃了几斤盐！”
3、老城，60后：N多年没吃过雪糕冰棍。一次突然想买来吃。就到便利店跟店员说“来根红果的。”永远记得她那茫然的眼神。
4、豆丁，80后：一次同事脑筋急转弯比赛。题目是“为什么冬天的时候，除了要注意车底下的小猫小狗，还要注意阿杜？”全办公室就我回答出来了，“因为阿杜唱过的歌里有句歌词是‘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而这首歌是12年前的。
5、李敏，60后：小同事们收的喜帖都是结婚啦，孩子满月啦，而我这个月收了N个喜帖，都是孩子高考考上了。默默地随个份子，人就不去了，太触景伤情了。
6、克林，90后：堂哥的小孩在玩玩具，我逗他，“机器猫好玩吗？”他反驳我，“这不叫机器猫，这个叫多啦A梦。”好吧，我们那个时候还叫机器猫来的。90后也开始老了吗？
7、张星，80后：《来自星星的你》迷倒了90后的侄女，她问我最喜欢哪部韩剧，我张口就来《蓝色生死恋》。我是不是暴露年龄了？
8、彭本，60后：朋友的女儿迷恋一个叫EXO的男孩组合，拿照片给我看。为了和她打成一片，我也仔细地评论起来：“这个男孩像三浦友和，这个鼻子像阿兰德龙，这个嘛，有点孙道临的味道！”然后我仿佛看到小女孩脑门冒出三道黑线。年龄藏都藏不住啊。
（摘自《青年文摘》2014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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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影子教育》[澳大利亚]阿曼达 里普策 孙开元译
韩国学生优异的成绩在全球学生中名列前茅，韩国教师也因其出色的教学水平而跻身年薪百万的行列。那么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呢？
金基勋是一位韩国老师，年收入400万美元，他做老师已有20多年，一直在韩国人称之为“课外补习学院”的私人补习班教书。和其他大部分国家的老师不一样，金基勋的收入是以他授课的受欢迎度来决定的——他非常受欢迎。金基勋教英语，不过每周总共只有3到4小时是在给学生讲课。他的讲课过程有录像，一些网站把他的授课视频变成了商品，人们可以在网络上缴费观看，每小时收费3.50美元。他的其余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网上给学生解答问题、写教学计划、编写辅助教材和练习册——至今他已经写了将近200本。“工作越努力，挣的就越多，我喜欢这样。”金基勋说。
韩国的教育体系在过去几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补习班老师们的付出。60年前，韩国人大部分是文盲；而今天，韩国15岁学生的阅读能力在世界排名第15位。韩国高中的毕业率是93%，而美国只有77%。
从爱尔兰到香港，世界各地的辅助教育都有日渐增多的趋势。补习班老师们紧跟主流教育系统的教学进程，收费提供课外辅导，人们有时称补习学校为“影子教育体制”。不同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辅助教育像韩国补习班做得如此深入和全面。
然而，“影子教育”有令人兴奋的一面，也有令人担忧的一面。它提高了学生和老师的进取和创新精神，在帮助韩国成为高等教育大国上也贡献了一臂之力；但它也在教育领域里引发了一场“竞购战”，它把最好的教育提供给了最富有的家庭，更不用说它给学生们带来的心理压力。因为有了补习班，学生们一天要上两次学，白天去公立学校，晚上去课外补习学校，对于学生们来说，就是一种残酷的折磨。
金基勋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网络授课，每年收看他的网络教学课程的孩子达到15万名，金基勋的名字就是招牌，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他雇了30个人帮他管理他的教学帝国，还经营着一家出版社为他出书。
如果认为影子教育只是补习班，那就低估了它的规模和成熟度。金基勋供职的“Megastudy网络补习学校”已经在韩国股票交易市场上市，每4名韩国孩子中就有一个参加过私人补习班，2012年，他们的家长在这些补习班上的花费超过了170亿美元。市场调查公司NPD集团称，这一数字超过了同年美国人花在电子游戏上的150亿美元。韩国教育市场利润丰厚，甚至吸引了美国高盛银行、凯雷集团和AIG集团进行投资。
能见到金基勋本人是件激动人心的事，一位老师竟然能和美国职业运动员挣得一样多。以他的热情和能力，如果是在美国可能会成为一名银行家或律师，而在韩国，他成了一名老师，并且成了富豪。这个想法很有诱惑力：既然教好书很难，那为何不利用这一技能多赚钱呢？虽然公立学校无法让老师成为百万富翁，却可以从繁荣的教育市场学到经验，比如怎样激励老师、怎样教育家长和学生、怎样适应变化的世界。
为了寻找更多的“金基勋”，补习学校在网上进行大规模的搜寻，查看家长评论和老师的讲课视频，一些补习学校还会去竞争对手那里挖人才。首尔市“明人补习学院”的创办人李彩云说：“非常优秀的补习老师容易流失，也很难管理。”
传统学校和补习学校的最大区别在于，补习学校的学生可以选择指定教师，最受欢迎的老师显然最抢手，拥有的学生也最多。金基勋的每个班上都有120名学生。可见，老师在韩国教育市场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教育市场化虽然聚拢了大批业界精英，但又有其残酷的一面。在补习学校里，老师们不需资格认证，但也没有任何福利或者基本工资，他们的薪水根据学生的问卷评估来计算。业绩评估主要依据听课学生的数量、学生考试分数提高的程度、学生对老师的满意程度。比如，一份发给学生的满意调查问卷有这样一个问题：“老师有多大热情？”老师的业绩评估60%由这个问题决定。还有“老师备课是否充分？”等问题。
“学生就是我们的顾客。”李彩云说。为了多招学生，补习学校大张旗鼓地宣传着他们取得的成就，他们把毕业学生的考试分数和大学录取数据上传到网站，并张贴在学校门口的大幅海报上。学生报名后，补习学校和家长们时刻保持联系。每天下午，学生到校时家长会收到短信，然后另一条短信会向家长汇报孩子的进步情况。每个月，老师会给家长打两三次反馈电话，每隔几个月，校长也会给家长打电话。在韩国，要是家长不积极，会被认为是学校的失败，而不是家长的问题。
如果拿到的调查问卷分数很低或者学生太少，老师会被降为试用状态，李彩云每年都会解雇手下10%左右的老师。
这一切的压力都是老师们辛勤教学的动力。2010年，韩国教育部对116所高中的6600名学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韩国学生给补习老师打出的分数普遍高于公立学校老师，学生们说：补习老师备课更充分，教学更有热情，也更尊重学生的想法。耐人寻味的是，补习老师对待学生更能够一视同仁，无论学生成绩的高低。补习老师也能在教学中尝试使用更多的新型教学形式。
香港大学教授马克·布雷敦促官员们在关注影子教育市场弊端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它的优势。他在2009年的一本书中写到：“决策者应该反思，我们已经有了主流教育，家长们为何还愿意把大笔资金投入到补习班？在有些地区，私人补习老师更具创新精神，也更能以学生为中心。”
但是学生们在补习班里真的能学到更多东西吗？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综合世界各地的研究可以发现，校外补习课堂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同费用成正比。有钱的孩子可以请到最优秀的老师进行一对一的辅导，而其他孩子只能进逊色一些的补习班，这些班级规模庞大，教学质量也不太有保障。80%的韩国家长说，他们体会到了补习班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压力。那些坚持不懈的家长以切身经历证实，他们花的钱越多，孩子学到的东西就越多。
几十年前，韩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整顿私人教育市场，官员们对补习学校实施了宵禁和各种形式的监管措施，上世纪80年代时甚至试图彻底取缔补习学校。年收入400万美元的金基勋老师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改善正规教育”。 正如金基勋所说，如果家长们信任公立学校，也不会再投入于课外补习教育。
金基勋建议，为了获得家长们的信任，公立学校应该吸取补习学校的经验，按业绩表现大幅提高教师薪水。这样，公立学校会吸引到最优秀、经验最丰富的老师，家长也会清楚，孩子的学校就有最好的老师，不必再另寻出路。
没有哪个国家能拿出万全之策，但是一些不争的事实已经成为共识：孩子需要在数学、阅读和自然科学中学会批判性思考，他们需要激励，需要学会适应世界。要满足他们的这些需求，公立学校就要做出改变，否则，自由化的市场就会代替它们完成这些任务。
（摘自《教师博览》2014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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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卫生与文明之关系》柯玲
没想到在第三天的早茶会上，我看到电脑工程师马丁正若无其事地端着我的杯子喝茶，红红的中国结荡来荡去的，我差点儿就要质问――“您怎么可以用我的茶杯呀？”但还是忍住了。之后我干脆随身揣了个旅行杯，用过就径直塞进挎包。当然后来不断看到我的中国结杯子被不同的人端着，或男或女或老或少。甚至有一次还看到主任鲍勃也用着，只见他一边和同事轻声聊天，一边还轻轻地捋着我的中国结。我终于明白：原来英国人虽按照分食制用餐，却采取“混杯制”喝茶。
突然忆起十几年前曾接待过一位喝了几年洋墨水到苏北老家讲学的沪上学者，招待宴会上学者突发感叹：“国人始终顽固不化地坚持聚餐制的不良习惯，每个人的筷子都在同一个碗里捞来夹去，这真的不太好，很不卫生！”还说同胞们“十人九胃”的毛病传统恐怕正是因此导致病菌相互传染的结果。在场的科研处领导脸色尴尬，因为学者说这话时大家正起劲地在一个大碗里夹菜。学者建议服务员上菜时顺便加一双公筷或母勺。领导立马让人加了双公筷并连声称赞：“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高！既卫生又文明！”而且竖起拇指说：“西方人就是比咱们爱干净，懂卫生，讲文明！”公筷来了，但好笑的是，公筷不断被无心地据为私有――总有人用公筷夹了菜直接入口，或者用完公筷却忘记放回原位，一旦意识到了惊慌失措连声道歉，于是再换上一双公筷；更有堂而皇之地将私筷伸进菜碗者，幡然醒悟时进退维谷，手足无措。不过那天尽管海归学者一直觉得不够卫生，但席间气氛却十分融洽。毕竟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风度，桌上善意的笑声不断，服务员则马不停蹄地换了N次公筷。
多一双公筷可能确实减少了一些病菌传染，但若说用了一双公筷就代表了文明则似乎有点牵强附会小题大做了。正如我们不能说同事合用茶杯就愚昧落后一样，我们也不能说大份的聚餐制就不文明。在我看来，干净、卫生与文明之间有时有一些连带关系，但爱干净，更多是一种生活习惯，卫生中则饱含了人们的生存智慧。至于文明，内涵则要丰富复杂多了。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是人类审美观念和文化现象的传承、发展、糅合和分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总称。一地生民的生活方式早已成为当地人的文化基因，要改变恐怕很难。文明有时更像望文生义，是一种话语解释。有学者曾把聚餐制解释为中国人重视家庭观念、相互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的体现。那我所看到的英国同事的“共饮”制，是不是也可以解释为这是英人重视集体观念、同事之间亲密无间人际关系的体现呢？
人们常常不假思索地认为干净、卫生与文明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甚至觉得是一个逐步升华的过程，其实未必。西方人也未必都是那么爱干净、懂卫生的。牛津大学语言中心的每一个洗手池子面前的墙上都贴有教人怎么洗手的连环画。首次看到时我有点忍俊不禁，笑问同事：“难道英国人不知道怎么洗手？大学生还要指导洗手吗？”答曰：“真的不知道，英国孩子几乎不知道什么叫脏，所以现在才开始学。”她还给我举了一例：一个英国孩子到了北京，早起习惯性地将被褥全部掀到了地板上。他们的概念中，地未必脏。稍作留意，你就会发现牛津课堂上中国学生一般都将书包挂在椅子上，而西方人大多则很随意地往地毯上一扔。“随地一扔”是很多英国人的习惯。老实说，我刚搬进英国房东家时真的不太习惯。推门进来，过道墙上一排挂衣钩上超负荷地挂着背包、外套、围巾、雨伞之类，而当你要迈步时，却发现地上几乎无处插足。地上横七竖八东倒西歪的都是鞋子、书包、书本、笔、甚至手机。第一天，我还在门口换拖鞋，第二天发现与其这样在杂物堆中觅鞋不如上楼进到自己房间再换。其实房东及孩子回家根本不换鞋，而都是一进门即甩掉鞋袜当赤脚大仙。像所有英国家庭一样，房东家也是从不晒衣服的。在暖气片上方悬着升降晾衣竿，衣服从洗衣机里脱水后，径直堆到暖气片和晾衣竿上。因为是胡乱堆放，不时有一些小件儿诸如袜子、内衣落到地上。暖气片前面是就餐、洗衣或去花园的必经之路，所以来来回回不断有人从此经过、踏过。开始我还蜻蜓点水似的蹦一蹦，后来就径直视而不见甚至践踏甚欢了。
曾与牛津同事八卦此事，他们竟然都觉得很正常：地又不脏的�！再说“家”嘛，就是一个让人彻底放松的地方，一切都要随情任性。而且，乱不也是一种秩序吗？这叫“乱而有致”，乱是表面，主人心知。你若动了别人的乱，那才是真的“捣乱”。有点诡辩的嫌疑，不过在英国你要是不预约而造访一个家庭，这种“捣乱”直接就是一种不礼貌了。我去房东家看房的那天，她家收拾得很整洁。这是否也说明英国人默认了整洁是一种美、一种礼仪、是一种文明？看来文明只是给别人看的。国人常常自省要表里如一，而且将“清晨起来洒扫庭院”变成每日必修，是不是在无形之中给了自己太多的压力？
国人对土地、泥土的认识有点复杂：一方面认为地是浊的，天是清的，天地之间，正如手和足、头和脚，有着上下尊卑的界限，是不能随便混淆颠倒的；另一方面又将土地看作人类的母亲，乡土情结浓重者对故土另有一番深情。这就表现在：一方面对就地打滚的小孩大声恐吓“坐在地上会有虫子钻进屁股”。另一方面又对泥土怀有某种崇拜。如农民田间劳动时不慎割伤砍伤的事常有，最常见的处理办法就是抓一把泥土直接敷在伤口上，大人说这是最直接有效的止血方法。我幼时点蚕豆被小锹剁翻了大脚趾、三叔刨山芋钉耙齿砸到了捡山芋的四叔的头顶，都是血流如注，也都是用几大把泥土止的血，母亲还说泥土具有消毒作用。没有洗洁精的年代，手上的油污怎么洗掉？也是直接从河浜抠点烂泥，双手一搓，油污已无踪影。如此看来，我们怎么能说土地不干净呢？更不用说世间还有以土为食的人，就像《百年孤独》中的雷贝卡・布恩迪亚一样。
我的英国房东家餐桌上没有餐巾纸，但总是蒙着传统的小碎花桌布，给人温馨而又清新的感觉。桌布一两周才换一次，上面常常沾满面包屑，以及各类酱品的斑点。但不管怎么说这是饭桌，有一次开饭前看到房东大女儿将一双污迹斑斑的高帮皮鞋放在桌上，和那一盆新鲜水果以及看似还比较典雅的青花瓷餐具为伍，我差点儿傻眼了。但人家愣是说说笑笑在餐桌上将那双风尘仆仆的高帮皮鞋仔仔细细地擦了一遍，因为次日要去法国做校际交流。鞋子是干净了，但这样擦鞋是否有点不太卫生？等级观念相对薄弱的西人，上下尊卑之间没有森严壁垒，鞋子上桌也就不难理解了。可见，这不是干净、卫生与否的问题了，是和人们的思维方式有关，也就是和文明有关了。
或许文明本来就只有差异而无高下，在我们的文化中鞋子上桌，难以想象。正如看到在中国的老外将痰盂放在灶台上盛放汤勺饭铲等炊具一样，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外国人却处之泰然，但我们不能说人家这么做就不文明。如果学会了尊重差异，欣赏差异，我们的生活中就会有更多乐趣。
（摘自《教师博览》2014第12期） -
375、《重科研还是重教学》高四维 施文荻 景嘉伊
时值7月，清华大学新一批教师续任/解聘工作已经完成。校方大概没有预料到，方艳华老师的转岗和闫浩老师的离开引发学生热议。
“非升即走”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教师评价体系中学生的发言权有多大，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
50余封学生请愿书反对解聘老师
据清华大学学生刊物《清新时报》报道，4月初，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方艳华在外文系通过述职答辩，但因为之前签订合同中规定“就职9年未评职称的老师必须离职”，因此，从2004年起任讲师的方艳华如今已到了“非升即走”的最后期限。
1993年，以清华北大为首的国内高校开始酝酿人事制度改革，试图为高校引入一种流动、开放且具有活力的竞争与淘汰机制。1994年，清华出台规定，讲师、副教授在规定时间内学术成果不足以提高职称，应自行走人，即“非升即走”，后来调整为非升即转，对那些走不了的人进行分流，为此专门成立人才流动中心。
2004年7月12日，刘求生将清华大学告上法庭。此前，2003年，刘求生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任教6年，2003年，清华不再与他续约。
刘求生自称是“清华人事改革赶走的第一位副教授”，但并不是清华惟一不续聘的教师。1998～2002年聘用合同没有续聘（含未满合同）的教师占签聘人数的10．8％。
这次，清华大学人事处最终未同意方艳华的续聘申请，并于4月20日左右在校务会上下达不再续聘的决定。
这一消息被外文系2011届毕业班学生庞博偶然获知，随后她发起了一项请愿活动。
“我在毕业生的小班群里讲了这件事，问大家能不能自愿地写一些东西反应方老师的真实面貌。我们班很多同学发了邮件。后来方老师教过的其他学生很多都想办法联系到我，发来请愿书，写得很朴素真挚。”
庞博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讲述发起请愿活动的初衷。她现在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担任院长英文助理，“现在我们班很多人都从事教育工作，方老师这门课很深地影响了我们对学生的教学。”
五天里，帮助方艳华请愿留任的毕业生来信有50多封。其中，2011届毕业生王蕾的《请求清华留任方艳华老师》一文在人人网广泛流传。目前，这篇文章已有4200余次浏览量，约200次的转发及评论。
在请愿信中，王蕾感慨，“寄望于学校政策制定者能体察民情，考虑学生的感受；毕竟，评价一个老师时，最有发言权的难道不是她的学生吗？”
王蕾说，毕业生都叫方艳华“小方姐姐”，“通过英文写作课，我们学习全新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拷问那些不经审视的观点，重塑自己的价值观。小方老师的课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大学果然不一样！这是一个思想自由碰撞、激发火花的地方。”
这篇请愿信下留言的上过该课的同学都认同王蕾的观点。一名学生留言说，“一个老师在教学上投入的精力越多，自然会在学术科研上投入的精力变少。也许很多老师能够在学术上有很大成就，为已经光鲜的清华再添一笔，但是，对学生来说，我们更渴望的是像方老师一样的老师，带领我们走入真正的英语写作。学校的“非升即走”政策能否将学生的意愿考虑进去呢?”
不只是方艳华，中国青年报记者获悉，外文系另一位老师同样在此次续聘中转岗为职员。
这次不再续聘的，还有清华大学最受欢迎的微积分助教闫浩。从清华大学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博士毕业后，闫浩在该校航天航空学院流体力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
闫浩的微积分习题课在清华赫赫有名，他被学生称为“清华第一助教”，航天航空学院还曾特批他主讲过一门线性代数课程。
在6月举行的清华大学数学系领导小组会议上，因为没有科研成果，闫浩未获得聘任。学校有意安排闫浩转任职员，闫浩拒绝了。“不能上课而留在清华，是很痛苦的一件事”，“不让我教课，是对我能力的最大浪费。”闫浩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这件事同样在清华校内和人人网上引发了讨论，闫浩还因此和另一位数学系老师进行了辩论。许多学生为他“打抱不平”。
学生小胡为此写了一篇日志——《突然想为闫浩写一篇日志》：“清华学术大牛越来越多，教书教得好的老师却感觉是越来越少，很多老师忙发论文，忙拉课题，忙培养研究生，真正能在培养本科生上花这么多时间而且又如此优秀的老师，很少很少了。”
“非升即走”的争议
被学生诟病的人事考核并不是清华的特例，“非升即走”的制度在各大高校均已施行。从规则来看，聘任合同中有明确规定，方艳华等老师的遭遇属于正常的人事变动。
这类包括“分级流动”和“末位淘汰”的人事制度已在欧美高校通行半个世纪以上，旨在鼓励竞争、促进流动，保证最优秀的师资力量。
清华自1993年起便有此构想，1999年制度成熟。清华规定，在为期3年的合同期内，初级职务最多两个聘期，中级职务最多3个聘期，如不能向上一级晋升则不予续聘。副教授以上经过一定期限后可长期聘任。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询到，南开大学规定，除特殊老专家学者外，九成员工实行聘任制。首聘期为两年，考核合格可续聘4年，6年期满且历年考核合格可考虑续签长期合同，未能晋升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不能签长期合同。
浙江大学在引进人才时也规定，“如果博士一个聘期期满仍晋升不了副教授，不再续聘。”
2003年，北京大学人事制度大幅改革后，同样实行聘任制，“具有博士学位的讲师工作两年之后、具有硕士学位的讲师工作5年之后，有两次申请晋升副教授的机会；新聘副教授工作5年之后，有两次申请晋升教授的机会。如果第一次申请不成功，第二次申请须在相隔一年之后；如果第二次申请也不成功，属于固定聘期者，一年后不再续聘原岗位。”
北京大学前党委书记在描述这次改革时曾表示，“北大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北大每个终身教授都是一流学者。”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赞成“非升即走”的制度。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从大的方面看，这是治庸的方法，不养庸人，优化教师队伍。”
原中南大学副校长陈启元则认为，这一制度“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让人在压力下成长，没有压力人没法成长。弊端是，如果处理得不好，可能会在年轻教师里形成功利主义的倾向，追求某一项指标。但这是可以处理好的。”
制度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高校的职称评定标准。方艳华和闫浩即是因为科研成果不够，未达到升任标准。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中国知网上的查询结果，近5年来，方艳华和闫浩均未有论文发表。
目前，国内多数高校的教师岗位主要分为三类：教学科研岗位教师、专任教学岗位教师和专任科研岗位教师。但在教师聘任上，每类岗位的考核标准并无明显差异。以北京大学为例，该校教师职务聘任条件显示，不论是理工学科或者人文社科类，申请副教授职称者均必须作为主要作者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至少6篇学术论文。
对于庞博这些为老师请愿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聘用制度，是不是真正地在选用一些好的老师”是他们所关心的大事。“我们想为学弟学妹留下一个好老师。现在的制度会不会有一些出入在里面？我们能不能去解决一些问题？”庞博说。
考核教师，看科研能力还是教学水平
以科研而非教学为衡量标准，是此次争论的核心问题。
庞博认为，“现在教师的评定可能没有办法真实地反映出老师教学的好坏，她课业上的成果可能可以通过几篇论文来反映，但是真正教学上她影响了多少学生，从本质上改变了多少学生对写作的看法，从长远上让学生受益了，这些是很难反应的。”
另一位闫浩的学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作为一个传道授业的人，能让学生学到知识，学生用你教会的学习方法再去学习其他知识，这才是老师的本职工作。”
王蕾也认为教学能力非常重要，“像方艳华老师这样已经在清华园内勤勤恳恳教书育人多年的人，才是学校最珍贵的财富，应当悉心爱护。职称固然是评价一个老师的标准之一，但未必能全面衡量他的贡献。”
在水木论坛上，有网友表示，“其实最初应该定好，教学和科研所占的比重。像这种在一线教学的优秀老师，其实对于学生来说是好事。”“职称评定的标准、导向是有问题；教学、科研还是应该有所区分；一些专业的学术论文，甚至包括大部分纵向课题，究竟有多大价值？过分强调这些所谓的科研成果，而忽视教学效果，是否有违‘教师’这个职业的核心价值——这是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一名态度中立的同学评价闫浩去留时说到，“不仅是清华，世界上大部分研究型大学在招收faculty（教员）的时候都以学术水平作为主要依据，教学水平也是考虑因素之一，但优先级比较低。”
这一表态与目前国内高校的教学与科研环境相吻合，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对科研能力的要求高于对教学水平的要求已是常态。科学网上不时便有教授展开关于科研与教学的讨论，有的老师甚至将“科研>教学”比作大学里的不等式。
“这几年科研逐步成为大学更核心的部分，很多教授把精力用在科研上，实际上就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而且越是‘985’、‘211’高校越严重。老师要开展课题研究，但课题研究是要为人才培养服务的，而不是现在这样脱节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在吴江看来，科研应该是为教学服务的，但做科研不能丢了教学。“目前我国存在的情况是，科研活动和培养人才经常是脱节的，有多少科研成果是为了教学？学生有多少是享受老师科研成果的？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熊丙奇认为，目前的考核和管理主要是行政治校导致，对教师的考核是行政指标，管理上没有以学生为本、教育为本。对于“非升即走”制度，他指出，“我们现在对新进教授、老教授都是一模一样的考核。我们可以在某个阶段实行非升即走，但一旦经过了考核，就必须实行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国内有的学校在尝试，但做的不多。”
在对教师的考核上，吴江建议，“考核的关键是考核两者之间的融合度。如果他的教学跟他的科研活动，跟他发表的论文没有关系，这种教学再好也不能认可。反过来他的科研和他的教学业务不相关，那么你发表再好的论文，也不是好老师。”
（摘自《教师博览》2014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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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我们的教育正在伤害孩子的创造力》虞晓贞
虽然我们在芬兰访问期间，于韦斯屈莱大学教育领导学院的主任米伽多次表达了他的隐忧，芬兰政府对于基础教育重视还不够。但是我们在芬兰学习的三周期间，芬兰中小学的独特做法还是让我们有了特别的思考。
从他们中小学的做法中，可以折射出我们国内现在教育的问题——我们都在按照成人社会的既定模式“塑造”孩子或者学生，结果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伤害了他们的创造力，侵占了他们的选择空间。也许不仅仅是家长，我们整个社会都要有等待孩子成长的耐心，都能关注每个孩子超越自我而不是超过他人的发展。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教育的心态或许就平和、成熟了。
学校和家庭必须持有同样的教育理念
在芬兰，鲁道夫·斯坦纳学校是比较知名的学校。
鲁道夫·斯坦纳是奥地利社会哲学家，当地有25所以他的教育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学校，均以此命名。他的教育思想基于对“人”的感知途径的新认识，主张学习的过程除了使用大脑思考外，还一定要调动手、脚等身体的各个部位参与，即我们常说的“learning by doing”。
鲁道夫·斯坦纳的教学法至今都影响着许多的学校和教育者。我们参观了位于赫尔辛基市的鲁道夫·斯坦纳学校（Helsinki Rudolf Steiner School）。这是一所1到12年级的学校。
在这所学校，校长说，他们为了创造这样的学校教育环境，一直以三个条件为标准：
首先是家庭和学校对于学生有共同的培养理念。
鲁道夫·斯坦纳学校的孩子们来自良好的家庭成长环境，父母和其他看护人都认同学校这种理念。因此这所学校的许多孩子，在他们出生时，父母就会打电话到学校为7年后能就读该校预约报名。
其次，学校的师资。学校在初中之前都会给学生配备一名相对固定的老师，充分了解孩子的个性和需求，找到最适合孩子的教学组织方式。
第三是学校的评估方法。校长反对多余的测试。主张教师给孩子充分的想象空间，让他们发展个性。事实上，在芬兰国内除了学校组织的考试，几乎没有区域统一测试。
赫尔辛基大学对这所学校毕业生的评价是——该校毕业的学生比其他学生更有灵感和创意，喜欢提问题，有探索精神，各方面都表现了更强的能力。校长认为这是他们的成功之处，即鲁道夫·斯坦纳教学法指导下的教育让学生始终保持学习乐趣“enjoylearning”。
“板凳教学法”让一年级学生没有一刻静止
一年级的课堂中没有课桌，也没有课本，只有两人一张的长凳，所以其教学形式被称为“板凳教学法”。
在老师的教导下，19个一年级的孩子已经掌握了许多种教室中板凳的排列组合形式，随时根据教师提示摆出需要的造型，然后做游戏。教学过程中，学生根据老师的儿歌拍手跺脚区分数字，摆pose（造型）训练耐心和协调，来回搬长凳，锻炼了四肢。整个过程很少有超过两分钟以上的静止行为，老师和校长都强调这是在调动身体参与学习过程。
四年级的音乐课同样如此。孩子们不是坐着唱歌，而是在老师的带领下和着钢琴的节奏舞动身体。教师通过自己的肢体表现芬兰语的字母，让学生猜谜，告诉孩子一种新的表达形式，这也是该校音乐教育的一个目标，让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学会了如何用自己的肢体表达自己的姓名。
艺术课是学校重要的课程，因为他们认为除了语言和行为，艺术是表达自我，理解他人，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两位学生会代表和三位学生向导的全程参与，即传递了校方教育理念又展示了学生培养途径和成果。
尤其让人感觉有趣的是，这类学校的老师大多通过鲁道夫·斯坦纳师范学校自己培养的，不招收普遍性的师范学院毕业生。因此，这类学校的教育机制很稳定，而教师的教学法和课堂组织形式都是有“教育技术”支持的行为，因为他们在鲁道夫·斯坦纳师范学校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技能。
教育效果的追求要体现在整个教育过程，教育的出发点应该是保护孩子的学习积极性。
像鲁道夫·斯坦纳学校，强调“做中学”，让学生能从学习实践中获取乐趣，充满热情。
因为有小学生游戏般的课堂，学生才会觉得上学是很开心的事情；因为学校和教师都有耐心等孩子自己发现知识规律和结论的那一刻，学生才会有不停探索新知识的积极性。
因为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都不主张竞争型考试，才有家长、教师、学生面对不同学习困难的平和心态，让学生享受更广阔的教育空间；因为关注每个学生，量身定制的教育方式，让家长和学校都特别注意保护孩子的个性。
综合学习更要有具备多种学科知识的师资
一个人只有具备广博的基础知识平台，才能承载未来专业发展的高度。如何帮助学生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知识体系？芬兰教育给了我们另一种途径，就是全科教师（classteacher）。
在芬兰的小学阶段除了音乐、体育等个别更强调个人专业技能的课程外，都是由全科教师负责自己班级所有课程，这些老师都必须是硕士研究生学历以上，而初中之后，才开始设置学科教师（subject teacher），由他们分别教师不同的科目。
反观我们的课程设置，从小学就开始有了强烈的“语文、数学、外语”学科意识，其实是对知识的残忍割裂，它带给学生的恐怕是一种狭隘的学科意识，而不是完整的的学科科学认知。
芬兰的教师准入门槛很高，小学教师都必须是硕士以上学历，并且能够教授全科课程。而在国内，我们越是低学段师资，受教育水平也越低，结果是我们的孩子没有输在起跑线，可我们的师资却输了。
开放的教育系统才能培养大量合格的劳动者
芬兰的高中教育有两种类型：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无论是学校的数量还是就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对半分。
两类学校毕业的高中生在选择大学时会有所不同，通常普通高中的毕业生更多进入综合大学，职业高中的学生进入应用技术型大学，目前初中生选择职业高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直观上，我们会感觉这种体制很早便给学生规定了道路，但实际执行中，这却是一个很开放的系统。
在芬兰，20岁开始读大学的人很普遍，因为他们7岁上小学一年级，12年基础教育完成是19岁，但有不少人会选择四年高中学习，原因在于芬兰的高中有多种文凭并存。
根据高中类别，学习两到三年可以获得普通高中文凭或者职业高中文凭，学习时限以个人所修学分是否满足文凭要求为准。毕业后学生可以进入综合大学或者应用技术型大学。
但是芬兰还有一个荣誉性的高中学历证明，取得这个文凭的学生需要参加全国性的高中四门课程会考，合格者会得到一顶白帽子，证明其高中阶段的优秀学习能力。
优秀的芬兰高中生为了得到更多的文凭，会用四年或者五年的时间去学习。例如，一名普通高中学生可能两年半完成学业，达到毕业要求，但是他会再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去学习一门专业技术，比如商务管理、酒店服务、烹饪、理发等，然后参加半年的实习，取得一个职业高中学生的职业技术能力证书，这样当他进入大学之后就可以合法参加社会工作，为自己挣些零用钱。
而一个三年完成职业高中学习的孩子，他也可以补足普通高中的课程，然后申请综合大学就读。两类高中毕业的学生最后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补充高中课程申请真正喜欢的大学。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学习能力很强，还可以报名参加全国的统一会考，为自己争取一顶象征荣誉的“白帽子”。这也让我们看到，在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取得全面优异的成绩，学生个体都是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的。
把选择的权力交给学生自己
芬兰的基础教育从高中开始有分流，一部分是重视学科教学的普通高中，一部分是重视专业技术能力的职业高中。而“选择”的权力一直在学生手中。
但是，职业教育始终贯穿基础教育，职业规划意识从小学课程设置就开始介入，小学里都有类似我们上海初高中的劳动技术课程和工坊。
中学8、9年级，学校就要求学生参加社会实习，了解不同的社会职业，为将来选择高中类型做铺垫。
从小的课程设置为他们打下了对职业的正确观念。全科教师的授课方式为培养学生综合知识素养提供积极影响，关注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提倡知识体验，让学生发现了自我的需求，学生不是被家长和学校按照成人的价值观念塑造。这样当他们面临选择的时候，就会有自己的清晰方向。
相信学校的教育，给学生自我选择的机会和权力，为芬兰社会培养大量合格的劳动者奠定了基础，是其教育兴国的有效途径。反观国内，许多高中生到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一片茫然随处可见，结果我们不断出现所谓热门专业，经济快速发展就经济类专业热，甚至延伸出许多名不符实的专业，就业困难就师范专业热一阵，为了出国就选大学基础学科专业，这都是我们基础教育中给选择认识和选择的机会太少。
信任和平等文化造就了芬兰教育
“在芬兰如何选择一所好学校？”
“不用选择，所有的学校都很好。而且你没有办法选择，除了地域。因为你找不到任何比较不同学校的数据。”
芬兰学校的课程有三类来源：国家课程、自治市课程、学校课程。如何落实教育目标，选择什么样的授课方式和教材完全由学校和教师决定。教育行政部门从来不督导学校，也不组织大规模的统一测试，更不会在学校之间排名。
学校也只是向老师反馈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教育要求，从不考核评价教师。当一名教师或者校长出现工作困难的时候，会有一个群体和他们一起想办法。这种“信任文化”给了每个人不断上升的支持和动力。
在芬兰，没有重点学校的概念，学校大到一千多人，小到十几人，都是一样的校园功能布局。没有公共交通的偏远地区，政府会出资租车送学生上学。
芬兰的高中课程同一个学科，可以根据学生学习能力和升学要求不同，划分为基础课程和高级课程，考核方式也不同。
而在中国，我们的课程结构太单一，特别是同一学科是没有级差的，要求每个在读学生都达到统一的一个合格标准，难免产生学习能力不同而达不到学习要求的“困难生”。
其实我们国内的教学早已有了分层教育的观念和方法，但是针对个别学生的“特殊学习计划”与芬兰差距较大，我们多是采用面对大众的方式和一部分困难生再重复教育，而未能采用真正对他们个人有益有发展的教育计划，包括未来升学的指导计划。这个也是目前国内教育“焦虑症”的一个病因。
（摘自《教师博览》2014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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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2-1 18:05 编辑
377、《北美环保，听起来很美 》府府
出国前，心想北美国家环境好，一定是因为人家注视节能环保的结果。但在那些国家呆久了才发现，他们根本没有把节能环保当回事，许多北美人丝毫没有环保意识，甚至浪费成性，否则，为什么美国人口占世界的5%，却用掉了世界25%的能源？
杯子、纸巾和过度包装
我刚到一家IT 公司上班几天，就发现了一件令我很不舒服的事。一个名叫夸克的同事，长得金发碧眼，仪表不凡，是耶鲁大学毕业的硕士。办公室墙角有饮水机，夸克很喜欢喝水，每次喝完一杯水，就会随手把一次性纸杯扔进纸篓里，从不重复使用。我仔细看过纸杯，质量非常好，连续用一个月都不会坏，可是，夸克却只用一次就扔掉。他日复一日地喝水、扔杯子，平均每天都要扔掉八个以上的杯子。
奇怪的是，同一个办公室里的其他十二个同事，也是只喝一次水就扔掉纸杯，只是没有夸克喝得那么多。这些人好像根本没意识到，这些纸杯是用地球上日益减少的植被作为材料制成的。
加拿大和美国，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有设备很高级的洗手间，里面有免费使用的纸巾和卫生纸。在卫生间时，我常常听到隔间的老外从卷筒上往下拽纸，纸筒会响很长时间，有时甚至接近一分钟。我估算了一下，用这么长的时间从纸筒上拽下来的纸，至少会有五米长！用温水和洗手液洗完手，大多数人不使用烘手机，而是使用纸巾。
到了北美，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家里的生活垃圾多了许多，这个要到超市里找原因。进北美的超市里看看，你会感到浪费惊人。几乎所有的商品，都进行了过度包装。很多冷冻食品，不仅用塑料袋包好，而且外面再加上一个大的纸盒子，青菜、鲜肉、鲜鱼，一律用泡沫盒子再包上几层保鲜膜。连商店里卖的盆花，也多此一举地包上了三四层彩纸。即使你到花店买盆花，临走时工作人员也会用一个巨大的硬纸板将盆花包起来。
这些过度的包装，带回家里，只能当垃圾扔掉。这样一来，生活垃圾岂能不多？
长明灯、玉米粒和粗水长流
北美土地面积辽阔，资源丰富，农业发达，最不愁的就是吃。产的粮食多了，人们便开始想方设法地暴殄天物了。记得有一次，政府在一个社区公园里举行活动，请了几十个厨师，硬是制成了一块三十多米长、半米高的大蛋糕，现场的人一拥而上，你一口我一块，把蛋糕吃得七零八落。散场后，来了一辆垃圾收集车，把剩下的大半块蛋糕装了满满一车都没有装完，没办法，主办方只好又叫了一辆车，才把剩余的蛋糕运走。
即便这样浪费，在言论自由的国度里，也没有媒体指责，大家似乎都习以为常。
我女儿每次放假前，都会收到一封教师给家长的信，信上附了一份清单，列出下个学期需要的各种文具，要求家长去商店买。我曾打电话给老师，问是否可以用旧文具，老师的回答非常干脆：“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要买新文具。”
没办法，为了女儿在学校不受岐视，我只好去商店按清单买来新文具，而上学期没用完的铅笔、橡皮、粘纸、本子等一大堆文具，只好扔掉。
加拿大随处可见的就是长明灯了。学校、办公大楼、工厂，甚至公寓楼里的公用仓库，都是24小时不熄灯。刚来加拿大时，我对此很不习惯，去公用仓库里取东西，临走时总是习惯性地把仓库里的灯关掉。但时间长了，每次开门进去，灯总是亮着。
有一次，我约了几个朋友去旅游，回来的路上，住在一个小镇的旅馆里。夜里没事，房东请我们去他家里喝咖啡。室外-30℃，室内温暖如春，大家只穿衬衫就可以了。厅里的壁炉闪着光芒，把大家的脸照得红扑扑的。房东用一把木勺，从角落里的一个木槽子里舀出一大勺黄灿灿的玉米粒，扔进了壁炉里，干透的玉米粒，立刻冒出串串火苗。
天哪，他们原来在用玉米粒烧火。我看着实在心疼，便问房东：“你们为什么不烧木材？”房东说：“木材烧起来很麻烦，要劈开才行。”原来为了省力，他们才不烧木材而烧玉米粒！
最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北美的自来水，或者免费，或者象征性地收一点费。这样的用水消费，简直就是跟自然资源开玩笑。这里到处可以看见长流水，我就亲眼看见房东用很粗的胶管冲洗车库，冲完了，就放在那里，任水到处流。夏天时，草坪上的自动喷水机，时时刻刻喷出水雾，从早到晚，从不停息，即使下雨，也没人去关掉。
一些媒体呼吁取消免费用水政策，但是，政党们为了取悦大多数低收入选民，从不接受这个呼吁。
一茬烂和冬天热死、夏天冻死
到北美，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茬烂。
什么叫一茬烂？就是你的用品坏了，不能修，只能扔掉。刚来加拿大时，别人送给我一盏台灯，很不错。用了一段时间，开关不太好使了，我便想修一修，结果拆不开，没法维修，只好扔掉。
那时，我以为这只是个别现象。可是，我渐渐地发现，在加拿大，电饭锅坏了，不能修；冰箱有毛病了，不能修，因为，修比买新的还贵。
可能有人要问：“汽车出毛病了，也扔掉？”汽车贵重，出了毛病，自然不会扔掉，那就进维修部去修吧。可是，进了维修部，你会发现，维修工人能干的事只有两件：第一，查找哪里出了毛病；第二，换个新的。在北美，绝对没有任何一个汽车维修工人真的去帮你维修汽车，他们能干的只是把出了毛病的部件换掉而已。
来加拿大之前，听说这里的针织品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所以，我去之前，准备多带几件毛衣毛裤，但加拿大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毛衣毛裤千万别带，用不上！”
我很奇怪，加拿大不是很冷吗，为什么毛衣毛裤用不上？我不信，还是带了好几套。来加拿大的第一个冬天，我才发现，朋友的劝告是正确的，毛衣毛裤真的用不上。
这里的地铁、公交车、商店、办公楼、地下通道……只要不是室外，全部用电暖气烧得热烘烘的，人们在外面穿着厚厚的外套，进室内后，必须马上脱下来，否则就会出汗。所以，在许多公共场所，你会看到人们大多手里提着自己的外套，身上只穿一件衬衣。如果你穿毛衣，脱下来就很不方便了。
我很奇怪 ，为什么要烧到这么高的温度，以至于人们不得不脱掉外套？
我一直在困惑，到了炎热的夏季，我的困惑更达到了顶峰。
办公大楼里都是中央空调，温度调得很低，穿一件短衫，冻得直发抖。我问同事：“能不能找人调一下温度？”同事苦笑了一声，说：“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已经找过N次了，但没人理睬。你只有穿厚一点的衣服上班，下班后再脱掉。”
近几年，西方国家极力渲染中国的污染和碳排量，可是，从人均排碳水平上看，西方国家才是地球变暖的罪魁祸首。而且，一个易被人忽略的问题是，中国的碳排量很多都是为西方国家生产消费品而产生的，归根结底，西方国家仍然要为中国的碳排量负责。
（摘自《爱你》2014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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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热带为何多穷国》卢国斌
中学地理课上，我问过老师：“热带地区日照时间长，降水比温带充沛，植物繁茂，有些只能收获一季的作物，在热带甚至能收获三季。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什么大多数穷国还都在热带地区呢？”
我当然不会满足于地理老师给出的诸如黑奴贸易、列强征服掠夺之类含糊其词的答案。自然条件优势哪怕极微小，经过上百万年的复利累加，也会成为滚动文明发展的巨大红利。如此优越的条件，热带民族不抢先发展，难道躺在家里，等着抢劫犯和人贩子上门？
戴维•兰德斯给出三个答案：
首先，炎热带来的不适大于寒冷。人类很早就学会通过生火和狩猎获得动物毛皮取暖，即使在温带寒冷的冬季，他们也能过上相对容易、舒适的生活。
热则是另一番情景。人体肌肉活动的能量，其中3/4以热能体现出来。人体必须释放多余的热，才能保持适宜的温度，防止脏器和大脑被高温烧坏。排汗是最重要的散热方式。
热带普遍闷热潮湿，大大减少了出汗的降温效果。
所以，在热带地区，无论动物还是人类，都难以保持长时间的运动状态，必须不时停下来，休息散热。人类发展出一种社会化适应方式：午睡，即中午不活动。
印度有句谚语：只有疯狗和英国人，才在中午的骄阳下外出。
一名孟加拉外交官访问温带地区时，深有感触：“我看到在印度和其他热带国家，几乎所有体力劳动者和机关工作者的工作节奏都很慢，稍一用力或用脑，就感到四肢乏力，经常休息很长时间。在温带，工作节奏非常快，人们充满活力，很少休息。”
其次，高温环境特别是全年炎热，大大加快害虫及寄生虫、病原体的繁殖和传播。
热带国家常年肆虐的血吸虫、疟疾、锥虫病等，使当地人的健康和经济水平长期低下。
如非洲锥虫病的传病媒介是采采蝇，这是以吸食哺乳动物鲜血为生的小飞虫。即使今天有了强效杀虫剂，飞虫仍然大量繁殖，牲畜无法在非洲热带的大片地区存活。
在热带医学和药理学出现以前，经济曾被这种灾害破坏，家畜养殖和运输都难以为继。不管诗人如何评判冬季，冬天确实是人类的好朋友：寂静的白色杀手，害虫和寄生虫的天敌。中国北方的谚语说得好瑞雪兆丰年。”
最后一个大问题是水。热带地区降水充足，降水往往没有规律、无法预测，而且多为暴雨。计算平均降水量是没有意义的，这里的降水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每年每季都相差悬殊。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90%的降水是时速25毫米的暴风雨，一个小时的降水量，等于伦敦郊区皇家植物园平均半个月的降水量。爪哇的降 雨更为急迫，全年1/4的降水时速为60毫米。
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丛林和雨林杂生，种植颇为不易：这些物种多样的宝库，滋养着各种生物，偏偏不利于人及农作物的生存。
（摘自《爱你》2014第11期）
没有更多了
351、《我怕好事落下我》苗炜
先做一个测试，用1到7来表示你感到不适的等级，1是略微有点儿不舒服，7是非常不安。
第一个场景，你每天早上都用30分钟浏览新闻网站，但今天早上你只有15分钟的时间，你不得不放弃平常要看的一些专栏。你觉得这种不适是几分呢？大多数人会选1或者2，略有不舒服而已。
第二个场景，你在纽约旅行，但你没有时间去看所有的博物馆，也没时间看很多百老汇的演出，或者和所有的当地朋友会面，你感觉如何？不舒服的程度达到4或者5？
第三个场景，你和朋友们吃晚餐，大家规定，谁都不许用手机。但你的手机总是在响，有新的 信，显然，你的朋友圈里有什么热闹的事情正在发生，此时你会非常不安吗？达到6或者7？
如果是，那么你就进入了一种“我怕好事落下我”的状态，英文名称叫FoMO （Fear of Missing out），这名称用来描述我们脑子里充斥太多信息而带来的一种思维混乱现象。我们总担心有别的地方有什么事情更让人兴奋，更重要，更有趣，而我们未能参与。有统计说，使用社交网络的人有56%都会有FoMO状态。今天，周围不断涌现的信息流让我们更加焦虑，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打电话时，又有一个新的电话进来，我们要赶紧去接；到晚上，迟迟不肯关上电脑或者把智能手机扔在一旁，总觉得朋友圈里还会爆出什么好玩的八卦。
麻省理工学院的社会心理学教授Sherry Turkle写过一本书叫《一起孤独》，副标题是“为什么我们总对科技有更多期待而不是互相期待”，这本2011年的著作说，现在是技术在定义什么叫亲密，我们在数以百计的“朋友”间迷失了，我们要和好多现实中的陌生人构成“朋友圈”，同时又提防着不要和他们太亲近，这种社交模式是人类从未有过的。Turkle教授说，如果我们有那么一段时间不用智能手机，这种网络依赖症就可以得到缓解，但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自问—我们到底怕失去什么呢？
牛津大学的科学家Andrew Przy Mbylski对FoMO症做了研究。他认为，FoMO症是社交网络带来的，在年轻人中比例较高，特别是年轻男子。越是在现实生活中缺失爱、尊重和安全感等心理需求的人，越容易受到社交网络中他人行为的影响。但总体而言，我们都害怕失去爱，失去归属感。
一些旧有的智慧也许能帮助我们，195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Herbert Simon提出过一“good enough”理论，他说，我们不必时刻想着利益最大化，我们寻求那种“够好就行”，这样我们在做一些复杂的决定时就不会那么困难。1996年，他出了一本自传，讲述自己40年来秉着“差不多就行”的理念所经历的生活，他说，人们总要得到全面的信息，要做出最好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他们“最好的选择”实际上依旧不能让他们满意，总担心还有别的可能性。
网络上的信息我们看不完，也比较不过来。你要去伦敦旅行了，可看到另一个朋友在瑞士徒步呢；你买了条裙子，又看到一个朋友的新鞋。如果你多少有点儿FoMO症状，那就试试“够好就行”理论。
(摘自《意林》2014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