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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20 21:01 编辑
175、《咏儿和慧儿》 龙应台
文明，你说得清它是什么意思吗？在香港，看一次牙医，就明白了。挂号柜台的小 微笑着取出资料让你填写；请你坐下时，轻声细语地告诉你，“对不起，要等五分钟喔。”你要再订下一个约会时，她仔细地看医师时程表，无法满足你的指定的日期时，她满脸歉意，一再地说“不好意思”。
真的在五分钟之后，有人呼你的名字。你回头看看柜台小 的名牌，苏咏儿，仿佛宋词里的名字。咏儿害羞地跟你笑了一下。
五号房，一位女医师，看不出面貌，因为她严严地罩着口罩，还带着透光罩镜保护眼睛。她细声细气地说话，预先告诉你每一个要发生的动作，免得你吓一跳或突然痛苦：我要将椅子降下来了。灯刺眼吗？她让你也戴上罩镜。现在我要检查你的牙齿，然后再帮你洗牙。她把一只小镜子放在你手上，然后细心地解释你看得见的每一颗牙的体质状况。这个会有一点点刺刺的感觉，但是只有一点点。你不舒服的话就动一下左手，因为右边有机器……
躺在当头照射的强光下，各种机器环绕，像在一张手术台上等着被宰割，那是多么脆弱、多么没有尊严的一个姿势，可是她用礼貌的语气对你说话，用极为尊重的肢体语言和你沟通，即使她居高临下，往下俯视你，而你正撑大着嘴，动弹不得，自我感觉像生物课里被实验的青蛙。
查结束了，她对你解释你的牙齿问题可以有哪几种处理方式。她手里拿起一个牙颚模型，像哈姆雷特手里拿着一个骷髅头，认真地、仔细地，跟你说话。你还有点不习惯，老觉得，她怎可能花那么多时间跟我说话？门口难道没有一排人不耐烦地等着她吗？
确确实实不慌不忙地跟你把牙的病情和病理仔细地说完，然后和你亲切地道声再见。
你走出五号诊房，回头看看门上的名字，黄慧儿，哎，怎么又是一个宋词里的名字。
咏儿和慧儿的专业敬业、春风和煦，不会是她们的个人教养和道德如何与众不同，而是，她们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制度支撑着她们，使得她们能够如此。如果咏儿必须每天接待三百个神情烦躁的客人，从清晨工作到晚上，她不可能维持她的笑容可掬。如果慧儿医师所得工资微薄而且升迁无门，与她的辛劳不成比例，她不可能态度从容，心平气和。如果慧儿所受的医学教育没有教她“以人为本”的医疗哲学，她不会懂得怎么让一个龇牙咧嘴躺着的人感觉受到尊重。
在咏儿和慧儿的春风和煦的后面，藏着好多东西：有教育理念的成熟与否，有管理制度的效率高低，有社会福利系统的完善不完善，有经济力量的强或弱，有人的整体文化素质的好或坏，有资源分配的公平合理或不合理……后面有一层又一层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与基础结构在衬托和支柱，才可能，你随便进入一个牙医诊所，就会遇见一个咏儿和慧儿，温温柔柔地和你说话，同时将你的烂牙有效地治好。
你离开时，签一个字就可以，咏儿不会追着你要现金。检查的结果报告会随后寄到你家，你订的下一次约会，提前一个星期电邮信箱里就来了提醒的通知；时间到了，请来赴约。也就是说，在咏儿和慧儿后面，还有财务管理系统的周全不周全，还有传讯系统的先进不先进。
咏儿和慧儿安安静静，但是后面深藏着很多你看不见的东西，那些你看不见的复杂网络和制度，全部加起来，就叫文明。
（摘自《读者》 2014 第1期） -
176、《诸善之间》刘瑜
这是一个暴躁的时代。在微博上我见过几个经济学爱好者吵架，说起来也是真名实姓、有头有脸的人物，吵起来竟然也时不时冒出“你这个傻叉”、“XXX这个蠢货”、“你吃XXX的屎去吧”这样的用语。如果真是希特勒和犹太人那样不共戴天也就罢了，但真要仔细去推敲，发现争论双方很可能70%甚至90%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即使是30%甚至10%的分歧，也往往导致“一言不和就掀桌子”。
这样的暴躁显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家。在一个不习惯于就公共议题展开公开辩论的社会里，人人都是易燃易爆品。在一个有着悠久的“你死我活”传统的文化里，真理永远是独家经营。
我对迈克·桑德尔的喜爱，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某个具体观点，不如说是因为他对所有论敌抱有最大程度“同情性理解”的态度。作为一个当代政治哲学家，桑德尔被划分在“社群主义”这个理论阵营里，但是在他著名的哈佛公开课里，以及根据课堂讲义整理出来的《公正》一书里，桑德尔对社群主义的竞争对手——功利主义、右翼自由至上主义、左翼平等自由主义、康德式的普遍人权学说——都作出了最善意的阐释。当然他的论证最终引向了对这些理论的批评，但这是在对其作出最充分的辩护之后。
正是因为桑德尔这种“厚此不薄彼”的公允，《公正》一书教给读者的与其说是真理，不如说是困惑；与其说是信念，不如说是迟疑。但困惑和迟疑并不一定是坏事。当思想太多地被权力用来当作棍棒，困惑就成为宽容的前提。当人人争当杀气腾腾的真理代言人时，迟疑则是一种智性的成熟。“当你知道的越多，你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比如，有个恐怖分子嫌疑人，可能掌握了一个会导致成千上万平民死亡的恐怖袭击秘密，只有拷打他才可能获得该信息。为了获取信息，应不应该对他进行刑讯逼供？应该？那么好，你是哲学上的功利主义者——因为你认为为了多数人的福利，可以牺牲一个个体的权利。但是，如果无论你如何拷打他，他都不会招——除非你对他三岁的小女儿实施酷刑——你还愿意做那个功利主义者吗？在成千上万平民的生命和一个小女孩的权利之间，你大约感到了迟疑。
再比如，篮球巨星乔丹在运动生涯里，年收入曾高达数千万美元。政府应该对他强制征收高税收，以促进经济平等吗？你也许会说，应该，因为他每年交出100万分给100个贫困家庭，对他自己来说，不造成什么大的损害，却可能大大改善100个家庭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改变100个孩子的命运——这里促进的可不仅仅是结果平等，而且是机会平等。可是，那么，政府有没有权力——出于同样的理由——强制我们献血甚至献骨髓呢？毕竟，在体检合格的情况下，捐点血甚至骨髓不会真正影响我们的健康，对于那些急迫需要这些医疗救助的人，这却是雪中送炭。在平等和权利之间，我们再次感到了迟疑。
又比如，一个叫比尔的人，碰巧知道一个叫威蒂的人的下落。由于威蒂是个毒贩，正被政府通缉。比尔应该向警察供出威蒂的下落吗？当然应该，你可能会说。可是，如果威蒂是比尔的亲哥哥、并且从小两人相亲相爱呢？事实上，这个叫做比尔·伯格的人宁可为了哥哥而辞去麻省大学校长的职位，也不肯配合警察揭发哥哥。事实上不少人被他对哥哥的忠诚及其牺牲所感动。可是，难道一件正确的事情，仅仅因为适用于你自己的亲人，就变成一件错误的事情吗？在康德式的绝对命令和桑德尔式的共同体忠诚之间，我们再次陷入了徘徊。
这样的例子可以无限举下去。如果“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们愿意为了降低高速公路上的车祸伤亡率而将最高时速降低1/4甚至1/2吗？如果只要不伤害他人，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女性可以将自己的子宫作为一个工厂，在淘宝上出售自己的婴儿吗？如果政府应该保持价值中立，那么政府应该花同样多的钱资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垃圾肥皂剧吗？……根据心理学上的“认知冲突”理论，人有追求逻辑一致性的本能，但是这些令人困惑的情境似乎又提醒我们，没有一个正义标准可以放之四海且贯通古今，每个人实际上都在特定情境下“因地制宜”地选择正义原则。在读《公正》之前，我们也许清楚自己的原则是什么，读完之后，可能反而变得糊涂，因为每一种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
每一种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未必导致相对主义。它只是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构成冲突的未必仅仅是“善恶”之间，一种“善”和另一种“善”也可能构成紧张关系。权利和福利之间，“绝对命令”和“人之常情”之间，平等和效率之间，自由和安全之间，常常存在着取舍关系。我们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念，论证哪种取舍更合理或更合乎时宜，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没有代价的选择，那也许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从立宪派到革命派，从复古派到西化派，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从市场原教旨主义到民主万能论，有太多的观念传销者试图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包治百病”的药方，遍体鳞伤之后，也许我们可以在下一次冲锋陷阵之前，表现出一点点的犹豫？
犹豫不是为了逃避选择，但是它令选择之后的制度设计更加审慎和包容。也许我们的观念会被四通八达的“同情性理解”所模糊，但模糊下去的论点之下会显现出更清晰的论证。每个人最终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这应该是通过穿过论敌的观念，而不是绕过它们。有人在形容美国的立宪经历时指出，这不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而是一个伟大的妥协。的确，在诸善之间，妥协比胜利更值得庆祝。
《公正》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它思考哲学的方式。这本书并不讨论一个个抽象的哲学问题，而是引领我们发掘生活的哲学性。在桑德尔的带领下，我们发现原本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里都暗藏着一个“哲学按钮”，按下那个按钮，庸常事物收拢的意义就会“孔雀开屏”。大到言论自由的边界何在，小到餐桌上的AA制是否合乎伦理，都可以进行哲学意义上的反思。亚里斯多德、康德、罗尔斯、诺齐克的思想不再是学派派的概念游戏，而是照亮现实生活的手电筒。
在这个意义上，桑德尔可以说是授人以渔而不是受人以鱼。当然过于频繁地掏出“手电”也可能败坏生活的兴致。有一次我和城东的两个朋友聚会，在选聚会地点时，我情不自禁地思考：难道不应该在东边聚餐吗？一个人跑胜过两个人跑，这符合功利主义原则……但是凭什么要为两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个人的利益，这难道不是传说中的多数暴政？……看来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沉睡的哲学家，千万不能轻易惊醒它，因为所谓理性，就是一场伟大而漫长的失眠。
（摘自《读者》 2014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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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英语课惹谁了》胡雅君  刘璐 
“听说了吗，各地高考改革都拿英语开刀了。大刀向英语脖子上砍去？”穿长袍的郭德纲在台上问于谦。
郭在相声里说的是按照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公布的中高考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2016年起高考英语将由150分减为100分这档子事。
台上，郭德纲调侃，既然英语学了也没用上，就该让英语滚出高考，赢得台下满堂喝彩。于谦呛他：“照你这逻辑，我看数学、物理、化学、政治……都可以取消。”
“我同意于谦说的，大家都骂英语学了没用，浪费时间，那其他科呢？”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了十多年英语的教师张华替英语感到委 屈。
如果把学科比作人，建国后的英语学科应该是一位经历坎坷但依然努力完善自我，默默背负了最多骂名的姑娘。“当然近年来，很多人想追她追不到，由爱生恨。”她笑说，“这可能也是大家讨厌英语的原因。”
从冷宫里挣扎出来的英语
说英语曾经沧桑，并非玩笑。英语学科如今虽地位显赫，但建国后的前二十年它也颇受了一番风雨。
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英语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语言”，“学习敌人的语言就是不爱国”的思潮在国内弥漫，加上中苏处于蜜月期，俄语分外受宠，英语则被打入冷宫。
直到1955年，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为了国家发展，国际通用的英语还是得学，英语教育才逐渐进入中学课堂。
1964年10月，教育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制订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同时要求各学校重视英语。这部“红头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国家领导人对英语地位的认可，英语在国内境遇开始好转。
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后文革开始，英语完全沦落成政治宣传的工具。
翻开1968年出版的一套《英语》课本，其扉页赫然写着：“外语教学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突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外语教学。”
《A Quotation from Chairman Mao Tse-tung》（毛主席语录）成为教学的主要内容。课后留给学生的练习则往往是大声朗诵“Chairman Mao is our red sun”（毛泽东是红太阳）。教的词汇也大多是政治和军事用语，比如ever-red sun（不落的红太阳）、running dog（走狗）、the great forward（大跃进）、We treat prisoners of war well（我们善待俘虏）。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英语才逐渐从政治桎梏中松绑。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迫切需要和外界交流，英语的重要性一再凸显。
最开始，英语分数在记入高考总分时还会打折。比如1979年，英语就是以10％记分。之后几年，英语记分比例不断攀升，从30％到50％再到70％，最后到1983年，英语终于进入了百分百记分时代。
到1987年，中国大学开始英语四级考试，两年后，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出台。而全国绝大多数高校将学位证和英语四六级证书挂钩的政策更是让英语变成了学子们不得不死磕的学科。
1992年，高考开始分科制改革，考试是“三科加一科”，所谓“三科”就是语、数、外，英语身价再次翻倍，从高考必考科目变成三门主科之一。次年也就是1993年，英语培训机构北京新东方学校成立。
在1999年至2002年之间，随着3+X高考模式的推行，英语在高考750分的总分中占据了150分的份额，一直至今。
以“实用”为导向，却完全不实用
在拿高考英语改革开涮的相声里，郭德纲假装着急下场，于谦问他急什么，他回：“学英语啊！”“英语都降分了你还学呀？”“这回考研或应聘能与我PK的人就少多了，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郭德纲最后这个包袱，其实道出了很多人的真实心声。有人甚至预言，这轮改革如果降低了公立学校对英语教育的投入程度，校外的英语培训机构必定更火，因为如今英语技能越来越成为“刚需”。留学、考研、求职等决定一个人前途发展的很多事都需要英语做敲门 砖。
在张华看来，这也是英语在所有学科中被骂最多的原因：大家意识到英语的重要性，对英语教学自然期待很高，但实际教学效果又没有达到大家预期，于是英语惨遭炮轰。
这些年，英语教学最大的罪名就是“不实用”。讽刺的是，“实用”一直是国内中小学英语教材编写中最推崇的指标。这一点从教材内容设计以交际话题为主中可见一斑。
但问题是，这些对话往往只注重教给学生语法，并不注重实际的交流目的。也因此，英语书里才会出现老师指着黑板明知故问：“这是什么？”同学之间也一惊一乍：“热狗真的是狗吗？”更可怕的是，本应自由表达、灵活运用的英文句子在写入教材，成为考试题目后，变成了很多学生唯一会用的表达方式。
有个广为流传的真实段子：一个从小在美国长大的中国男孩回国上学，在英语考试里看到“How are you？”的问话，他选了“I’m good.”做答案，却被老师打了个叉，因为教科书里的正确答案是“Fine, thanks, and you?”
的确，在当年的人教版课本里，Han Meimei和Li Lei不断重复着“How are you？”“Fine，thank you，and you？”英语教师张华自己也中毒颇深，很长一段时间，她每次跟学校的外教同事打招呼，“and you”就会不自觉地脱口而出。
她后来忍不住问了外教，“你们英国人平时打招呼时会这么说吗？”对方告诉她，这说法偏正式，很少有人会用。相比之下，“Great”、“Perfect”、“Well”倒用得更多。
如果说“and you”还属于可接受范围，教科书里常见的“How do you do ?”则可算“入土文物”了。1986年出生的王平， 2008年出国留学，他在美国生活的三年里就没见过活人说这话。
在美国呆久了，王平慢慢意识到以往在英语教材里学的短语、句子大多是英国正式场合中的说法，并不适用于日常生活。比如他去银行存钱，对工作人员说要存“one thousand and two hundred dollars”（一千两百元），对方愣了愣，反问：“twelve hundred dollars？”
他总结自己出国后遭遇的语言窘境：“我称我的老师Teacher Scott，后来才发现其实更合适的称呼是Dr. Scott。我在美国高速路上开车，看不懂随处出现的Hwy，不知道那就是课本里写的High way（高速公路）。当我看到有车道上方写着熟知的四级单词Yield，也并不了解那是告诉我转弯车辆应让直行车辆先行。”
他对国内英语教育的评价就三句话：学了用不上、学了也不会用、学了会用但用不到位。
最佳答案真的最佳吗？
国内的英语考试试题，答案常常模棱两可，有时明明无所谓哪种表达更正确，但在应试教育体系下却非要你选出ABCD。有20多年教龄的英语老师黄硕，特意举出几道高考英语单选题。
I’m terribly sorry I broke your glass.（我很抱歉把你杯子摔碎了。）A. That's rightB. Bad luckC. SorryD. You can forget it
这是2005年安徽的英语高考题，答案是D，意思是“小事一桩，忘了吧”。黄硕说，其实选B“运气真差呢”也说得通。
2006年的辽宁英语高考题也有类似的一道：
These books are too heavy for me to carry.（这些书太重了，我搬不动。）A.You may ask for helpB.I'll give you a handC.I will do you a favorD.I'd come to help
答案是意为“我会帮你忙”的B。“但为什么不能选A，‘你可以找人帮忙’？”黄硕不解。
他给这类情景对话题总结过一个规律：出题人希望答题人特别乐于助人、好脾气，杯子被别人打碎了不能叹气说运气差，别人有困难你一定要伸出援手，而冷淡的态度就不对。
这种与生活实际情况脱节的“道德正确强迫症”在教科书里也有反映。1990年代经典的Li Lei和Han Meimei教材中，“May I have your ruler？”下一句的回答永远是“Yes, of course.”
有同学曾就此问黄硕：“我要是不想借尺子怎么办，可以说No吗？”黄硕只能提醒学生，如果在考试时遇到，最好别选拒绝别人那个答案，因为十有八九是错误选项。
他回忆自己八十年代末在师范大学读英语专业时的考试，“比现在更死板”。题目里给“Thank you”，你一定得答“You are welcome”，敢答其他，那都是错。他曾拿着这些题目问过外教，外教十分惊讶，“我们国家考试从来不会这么出题”，还特意跟他解释：因为心情、谈话对象、场景的不同，人们说的口语千变万化，怎么会有“正确答案”一说呢？
如今20多年过去，他从被教育者成了教育者，却依然没有走出这类对话单选题的阴影。
改来改去，还是无法激发兴趣
回顾这些年的教学，黄硕和张华两位英语老师都承认：英语教材一直在进步。
以他们现在正在使用的2004年北师大版高中英语教材为例，国内教材已经越来越注重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每个单元都有3至5篇听力文章，并设有口语练习板块。
所选课文也有更多对西方社会生活、文化的介绍。新增Culture Corner（文化广角）板块，学生可以通过自主阅读，了解欧美同龄人的生活，比如英国孩子是怎么考试升学的、北美的学校辅导员是做什么的。
编者还煞费苦心地在书里新增了环保、温室效应、信息技术等与时俱进的内容。
张华曾问已毕业的学生，最喜欢英语书里哪篇课文。学生的回答出奇地统一：“没有”。这也在张华意料之中，书里收录的文章大多根据英文材料改写，缺少情节、细节，干瘪而无说服力。
张华知道真正在英语上学有所成的人其实是以地道经典的英语文章、原著为学习材料，学的内容也符合他们的认知和兴趣取向。她记得语言学大师季羡林在自述怎么学英语时写道：“在我两年半的初中阶段……我只记得课本是《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谈》、《莎氏乐府本事》……”
“这些有思想深度或文学底蕴的文章在今天的英语教材里是看不到的。”张华举了目前北师大版高中英语教材里的一篇课文为例来说明当下英语教材的现状。这篇文章讲了一个百万富翁把家产全部捐给慈善机构的故事，而他这么做的原因文中只有一句话：此人突然厌倦了在穷人遍地的世界里做富人。
“这文章学生会信吗？”张华说，学生学英语单词、句子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令他们好奇的信息，这种“很假”的课文只会让学生反感英语这种语言载体。“为什么教材里不能提供一些符合学生认知、原汁原味、有趣动人的英语文章呢？”
这样的困惑，显然不能仅靠降低高考英语分数比重来解决。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2期） -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2-8 18:59 编辑
178、《谁规定的？》晓阳
人被洗脑了很多次，自己不知不觉，而在一次次地被洗脑中，你失掉了自己。你永远跟在固定的模式后，烦恼不已。朋友郁玲的口头禅是：谁规定的？生活没有非此即彼的事，我们需要的是与生活和解，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这次，郁玲从台湾回来，感慨很多。她说台湾很多人擅长的是行动，他们实在得多。她认识的一位白领最大的梦想是有家自己的小店，作为枯燥工作的调节。许多人整天抱怨空谈，你今年见他在抱怨空谈，几年后见他还是那样，整个人的状态极差。那个白领则另辟蹊径，开个小店方方面面成本很高，需要守店，需要寻找合适的店址，租金又很高，她只是个普通人，没有那些条件，也辞不了职。怎么办，是不停抱怨吗？她没有。她聪明地和两个好友租了一辆车，开起了移动咖啡馆，台湾有这方面的政策，他们只在周末和业余时间有选择地开店，三个人，一辆车，流动售卖，没想到生意出乎意料地好。她做的是符合她条件的事，而且有可行性。谁规定要固定的地方才能开店？
这个无章法的创意给了郁玲很多的思考。生活没有非此即彼的事，我们需要的是与生活和解，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有一次，去郁玲家，她泡茶给我喝，端出来的居然是泡萝卜做茶点，萝卜切条，加醋、盐和胡椒，非常清爽的简易泡，夏天吃清脆可口，喝的是普洱，但是因为这个别致的茶点，普洱茶也显得有滋有味了。我对她的无章法非常赞赏。同样是茶，她泡红茶居然加的是果酱而不是糖，有茶香有果香，比什么水果茶强多了。我试过一回，还真是那么回事。
郁玲爱说：谁规定的？她有意思的事还很多，别人用淘宝，是用来买衣服买用品的，她则是用来订酒店、办签证的。她说试过几次，淘宝上订酒店，价格便宜，非常靠谱；办签证也可以足不出户，价格比旅行社代办便宜几百元。听到这个信息后，我试了两次，还真是不错，非常好用，很方便。
郁玲家，泡菜坛子可以用来插水竹，别致得很；还可以用电饭堡烘焙蛋糕，谁规定蛋糕得用固定的机器？水和温度适宜就可以了。我试过一次，还真是妙不可言，像一个土鸡蛋和洋鸡蛋的感觉，很原始，操作也真简单，很多事情我们自己弄复杂了。她说，什么事情，为我所用，就是好的。没有谁规定你该怎么样。
我一进她家，就感觉日常生活颠了个个儿，原来可以这样，原来不是那样。最有创意的是有一次，外地来了几个朋友，她开了瓶红酒，但拉开冰箱，没有下酒的。她神秘地说，等等，就开了一瓶腐乳，装在小碟里，淋上芝麻油，配上红酒，有滋有味，让大家惊喜不已。
我习惯叫她“美加净女孩”，她早已不是女孩，但看上去真的年轻，她只用美加净，就是超市里普通红瓶的，用了好多年，自己发明的方法，用手心搓热，在脸上按摩十分钟。她的护肤品只两项，水和美加净。她用上好矿泉水加维生素做成爽肤水。她说，任何事情都可以为我所有，坚持下去，必有效果。你跟在别人后面，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会累得喘不过气来。这话我信，换了别人，美加净就是一个传说，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人才是关键因素。
她学英语的方式也真的很让人侧目，谁规定孩子他妈不能学英语了？谁规定学英语得正儿八经地找老师？她自己独创的听电影原声方式倒真是令人耳目一新，在车上放一些自己熟悉的电影原声，情节了解，半猜半听，她说英文原声非常美，语感节奏都非常好，可以当音乐去听，这样的说法真让人感到她领悟到了一种语言的真谛。什么东西为学而学，效果反而不好。打高尔夫的一个高级教练说，要学会有意瞄准，无心击发。这个无心太重要。她听了半年，英语水平提高很快，去年去欧洲，简单的交流完全没有问题，最主要的是她因此狂热地爱上了英文，培养热爱，才能做得好一件事。
最近，她又组织了一个晚八点徒步组织，四个人，基本是风雨无阻，健身交流，一个小时。谁规定健身得进健身房？她就是在附近大学里徒步，交流信息，屏蔽掉抱怨和婆婆妈妈……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2期） -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2-17 12:45 编辑
179、《空气污染罪行终审：致癌》黄昉苨
当一个人走出家门，他可能就身处致癌物的包围中。这可不是危言耸听——10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WHO）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对外宣布，确定室外空气污染为新的致癌物，致癌级别与吸烟、吃发霉的食物、遭受紫外线辐射、呼吸甲醛等归为一类。
“我们所呼吸的空气已经被致癌的混合物污染，它不仅对环境卫生产生威胁，也是主要的癌症致死原因之一。”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一位负责人这样告诉媒体。这家权威机构的主要职责是进行和促进对癌症病因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对癌症的流行病学进行调查和研究。
一直以来，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是全世界科学家关心的话题，可它的致癌性并不是在每一次实验中都能清晰体现。为此，甚至引起过一些争论。
但这次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报告宣告了一个一锤定音的结果。“室外空气污染作为人类致癌物的结论，是由24位世界顶尖学者组成的工作团队，回顾检视了超过1000篇科学论文，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作出。”研究的主持者之一、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医学中心教授达纳·卢米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10月24日，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专门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篇详细的报告。其中显示，这超过1000篇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居住于欧美的人群，那里每立方米空气中PM2.5的含量，大约在20～30微克左右。
室外污染空气与黄曲霉素、砒霜、石棉、甲醛等戴上了同一顶“帽子”“一个人每天都要进行几千次呼吸，吸入约1万升空气。因此，人的肺部会吸入剂量可观的空气污染物，即使那些成分含量甚微。”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名为《空气污染与癌症》的专题报告中，项目组成员乔纳森·萨米特写道。
这一次，被加入一级致癌物名单的除了大气污染，还有颗粒物。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张金良教授的话说，这些困扰科学家们已久的小小颗粒物，终于被“戴上了一顶帽子”。
“这里的空气污染并不指特别的某种污染物”，张金良说，“就是每个人都呼吸的空气。没有例外。”
这顶名为“一类致癌物”的“帽子”，意味着被污染的室外空气是一种对人类有明确致癌性的混合物。“所谓人类肯定的致癌物，就是说流行病学的证据以及动物实验的证据都很充分，都能证明这一物质对人类有致癌作用。”张金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如今，与空气污染同戴这顶致癌“帽子”的，还有黄曲霉素、砒霜、石棉、甲醛、烟草以及槟榔等物质。
这些物质都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一一确定的。从1971年起，这一机构就开始组织专家“织帽子”——收集并回顾全球各地各类物质对人类致癌危险性的资料，并进行关于癌症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研究工作。这家机构将致癌物分为五大类别：致癌物、很可能致癌、可能致癌、未知和很可能不致癌。“可能致癌”的二类致癌物中包括了不少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咖啡、泡菜，等等。
“作为一个科研机构，我们的角色是给世界卫生组织或各国政府提供健康信息，使他们根据结果来采取恰当措施应对当下处境。”卢米斯博士在一封邮件中向记者解释。
事实上，他们所撰写的专题论文，权威得被媒体称为“致癌物百科全书”。多年来，这家机构一共宣布了110多种致癌物。
这样一个机构，当然无法忽视日益严峻的室外空气污染问题。“机动车辆尾气、工业生产、发电、家庭中固体燃料的燃烧，以及其他种种来源，已经污染了全球的空气。”
但此前，即便是在最新最权威的医学教科书上，空气污染也没有被列为致癌的原因，虽然柴油尾气早已被列为致癌物。“‘戴帽子’的过程是比较谨慎的”，作为研究院里环境污染与健康研究室的主任，张金良曾经应世卫组织室内空气污染专家组的邀请，参与世卫组织的国际研究项目。在她印象中，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在今年1月就已经征召在相关领域感兴趣的研究者。
最终这一特别工作小组选入了24名专家，专门评估空气污染的致癌性。他们来自11个不同的国家，“都是对这一领域比较熟悉的”。
与此同时，癌症研究机构还面向全球的学者征求“你认为与此有关的任何研究资料”，这些资料可能与大气科学、流行病学、毒理学、癌症生物学等多方面有关。“如果那位专家研究的领域是室外大气与癌症的关系，那么全球与大气污染和癌症相关的资料他都要搜集到”。
这些论文依据其质量经过筛选之后，就挑出了最终呈递到工作团队手上的1000多份材料。
“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科学、非常复杂的过程。”张金良总结说。
“这些科学数据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人类暴露于被污染空气中的流行病学研究，其次是那些暴露于空气中的动物患癌实验，还有就是癌症与空气污染之间机理的研究。”卢米斯博士这样告诉记者。
世界各地多有差异的资料却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结果。卢米斯显然对结论信心十足：“基于这些广泛的科学信息，我们工作小组断定，有充足的证据显示污染的空气是一种致癌物，不论对人类或是对动物都是如此。此外，也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暴露在污染的空气中，会引发细胞损害以及其他能导致癌症的变化。”
他还指出，室外空气污染程度加重后，风险增加的不仅仅是肺癌，甚至膀胱癌也可能增多，这一结果适用于全球所有地区。
以往科学家们只简单地认定空气中某一项污染源为致癌物，这一次他们把整个“室外污染空气”都给塞到帽子里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最近交出的这份报告，特别提及了PM2.5颗粒。这种来源广泛、成分复杂的细颗粒物，如今已经被越来越多国家当做一项指标性的污染物。
而在学者们从忽视到重视的这一过程中，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平均浓度也从每立方米小于10微克发展到了每立方米约100微克。
比起粒径在10微米以下的可吸入颗粒物（PM10），这种细颗粒物在大气中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携带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并可以进入支气管和肺泡，而且“请神容易送神难”。
不同于大颗粒PM10仅仅在上呼吸道的“小打小闹”，当人体吸入的细颗粒物数量庞大，呼吸器官过滤不过来时，细颗粒们就会不客气地在人类身体里“安营扎寨”——它们能够直接进入细支气管与肺泡，带着随身附着的污染物（包括重金属、多环芳烃等）参与到血液循环系统与人体的新陈代谢中去，甚至到大脑的嗅觉神经轴突旅行一趟。
报告中所提到的“室外污染空气”，便是这样一种掺着细颗粒与各种污染物质的复杂混合物。
最近一篇发表于《环境与健康展望》杂志上的论文显示，粒径在0.25～0.5微米之间的细颗粒物浓度数与居民健康、尤其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关系尤为显著。
以往，科学家们只简单地认定空气中某一项污染源为致癌物，譬如柴油内燃机排出的废气。然而这一次，他们把整个“室外污染空气”都给塞到帽子里。
但对于环境科学教授张金良而言，空气污染的危害远不止这一顶帽子：它们在人体内的沉积带来的可能是更大风险的哮喘、心血管疾病、出生缺陷和过早死亡，当然，当下这串列表上也可以妥妥地加上肺癌与膀胱癌。
2012年，美国心理学会的一份报告称，污浊的空气对大脑没有好处——它会损害儿童的认知能力，使得成人的认知能力面临下降的风险，甚至可能导致抑郁。
如果母亲怀孕期间遭遇了空气污染，生出来的孩子长大后更容易遭遇注意力集中的问题，或是焦虑、抑郁等症状。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报告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强烈信号：采取行动，别再拖延了
“国内的研究比较零散，我们没有条件像欧美那样做大型的、很多年的追踪调查，而这种队列研究的结果往往很可信。”提起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这次的结论，张金良注意到他们的主要材料来自欧美科研机构，“所以你看到报告中提及的主要论据，都是基于欧美的环境做出的研究，是在PM2.5数值在20～30之间的情况。”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这次将室外污染空气归为致癌物的主要证据之一，是今年7月间刊登于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的一篇论文。它综合了在欧洲9个国家内进行的17项队列研究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即便是在空气污染水平低于欧盟标准（每立方米25微克）的环境中，暴露在室外污染空气中的人也会有更大的风险罹患癌症。
这些研究追踪了居住在欧洲的近32万居民，在平均12.8年的追访中，有2095名参与者最终患上了肺癌。
研究人员们发现，哪怕PM2.5是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每立方米空气中每增加5微克细小颗粒，患肺癌的风险就增加了18%。而空气中的氮氧化物含量、或是附近交通情况，与癌症都没有出现明显联系。
此前，欧盟曾通过《环境空气质量指令》，希望各成员国能在2015年时将城区PM2.5的年平均指数控制在20以内，而主持这项研究的丹麦癌症协会中心研究员则非常简洁地对媒体讲述他们的新发现：“PM2.5越少越好，越多越糟”。
动物实验方面的主要证据来自巴西圣保罗。研究人员将颗粒污染物注射到小白鼠的皮下，与其他研究的结果类似，颗粒物带来了更大的风险：注射部位的肿瘤发病率也增长了。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主任希望，当将整个“室外空气污染”都归类为一种致癌物以后，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也许能够有所醒悟：“这份报告应该向着国际社会发出一个强烈信号：采取行动，别再拖延了。”
话虽如此，不过，各地的空气污染情况，实际大为不同。
卢米斯博士就对记者表示，要减少空气污染，有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各国面临的局面是不同的：“对比东亚与欧洲，空气污染的水平、来源与成分都有所不同，因此不同的国家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去应对它。”
他也对位于法国的欧洲新闻网解释这种不同：污染最集中的地方，是在非洲、东亚与南亚。但很大的不同在于，在非洲，污染的空气随风而来，大部分是扬沙带出的可吸入颗粒物；而在亚洲，污染空气则主要来自煤炭的燃烧，这是工业不断发展带来的结果。
所以，也可以这样理解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给出的这项数据——在2010年，全世界有320万人因为暴露在大气污染中而过早死亡，另有22.3万人因为空气污染死于肺癌——其中半数以上的人生活在东亚地区。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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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片刻的忏悔》安谅
一
小车拐入北四环匝道时，那辆助动车忽然撞上了隔离栏杆，停滞了片刻，车倾倒了，车上的人慢镜头似的也倒下了，不是那种带点挣扎的遽然跌落，而是软绵绵地、四仰八叉地倒地，倒地后便一动不动了。
是初冬的傍晚，离我们七八米远，那人戴着口罩、棉帽，看不清面目，看形态，像是一个刚迈入老年的男子。
他是自行撞上隔离栏杆的，周边无车也无人。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一刹那的疑惑是，他是因为目力不济撞上去的，还是忽然眩晕，令助动车一时失控？
我的同伴看见的同时也“哟”了一声，随即判断：“这人肯定是低血糖！”显然，他也瞥见了这一幕。我脑子里则迅速反应道：“更有可能是脑出血！”
实事求是地说，虽然迟疑了一会儿，眼睛已看不清那横陈大道的人和车，但我还是说了一句：“打个电话叫救护车吧。”同伴也已摸出手机，准备下一步的动作。这时司机不容置疑地发话了：“千万别打！打了我们就走不了，接下来会很麻烦，我碰到过……”
我与同伴面面相觑，竟都一下子失语了。而此时忽然生成的失语，之后却像沉重的铅块，长时间地堵在我的心口，搬挪不动，愈堵愈沉。
我为这失语，必定得付出代价。不是物质上的，是精神上的，而精神这个无法直观目睹的东西，我又是何等看重。
这是2013年的北京，我已届知天命之年，而我来北京也已经无数次了。
司机是当地人，年龄大约与我相近。
二
拥挤的地铁站，跟人满为患的火车站一样喧闹。人挤进车厢里，就像被塞进罐头里的沙丁鱼，气喘不过来，心烦，磕磕碰碰也属自然。
吵嚷声起，一个中年男子，也算高大，带着标准的京腔，埋怨和斥责着。另一边是几个异乡人，他们手提或肩扛着行李包袱。也许是他与他们中的一个碰撞了，稍稍有点推搡。
争斗的架势，似乎已然展开。
其中一个痩高个儿，什么话都没说，忽然从兜里取出什么东西，那眼珠子像是要冒出火星子。
只听见挨着他的中年男子喊叫起来：“捅刀子了！他捅刀子了！”
挤作一团、几乎密不透风的乘客迅即闪开，竟然腾出了些许空间，还有人让出了座位，但谁都没吱声。唯有这男子痛苦地捂着腹部，弯下了刚才还显高大的身躯，摸索着座位，嘴里还在无力地叫嚷着：“杀人了，捅刀子了，把他抓住……”
没有人动弹。那个捅刀子的人也一言不发。我的眼睛却紧紧地盯着他。
地铁到站。那人与同伴目光对接了一下，迅速出了车门。中年男子的声音又加大了：“抓住他，抓住他，他捅刀子了……”声息急迫而微弱。
依然没有人动弹。我紧随瘦高个儿下了车，跟着他，一步不差。我的同伴也跟着我，还扯了扯我的衣袖，想要说什么。
我没留意，眼睛里只有这个瘦高个。
瘦高个发觉有人盯着他，想转个方向逃逸。我也转了方向，像钉子一般死死地钉住了他。
幸亏警察闻讯赶来，截住了他的去路……
事后，同伴说：“你刚才是不要命了，你靠人家那么近，如果人家狗急跳墙，你一定吃大亏。”
刚才我真的什么都没想，只有那个捅刀子的人在我眼里。那一幕，至今还清晰如昨。
这是1988年的夏日，北京。我平生第一次到达神圣的首都。那时我正值青春韶华。
三
在通往天津的高速公路上，小车挪不动了。下车一看，前面一溜儿车，车屁股光冒烟，吼着声，不见动弹。再往前走了走，是两辆车抢道，车完好无损，司机却较上劲了，先是张口对骂，之后大打出手，他们的同伴都在劝，但他们仍在对骂，恨不得吃了对方。车严严实实地挡了道，后面的车辆有使劲按喇叭的，但没人下车。
我下了车，看了看情况，暗骂一声，退回到车内，遂拿起写作本，写起字来。
前头又喧哗一片，声波陡激。说是两个汉子又干仗了，这回拿了家伙，看来不流血受伤，绝不会收兵。
我放下写作本，想推门下车。同行的朋友说话了：“你别去管这闲事呀，咱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有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何况人家也不知你是什么人，谁会买你账呀！”
言之有理。我推门的手缩了回去。我还是写我的字吧。一篇千字文快收尾的时候，车才缓缓启动。
这是2006年的冬天。我赴京参加培训时，前去天津考察。我已学会淡定。
四
一大早，浦江码头就人潮汹涌了。
我上了船，安置好自行车，从包里掏出一本书来。黄浦江虽不是很宽，但也得有10分钟左右的航行时间。
忽然瞥见一个小男孩在攀爬水手梯，我的心就跟着悬在那儿了。
小男孩挎着书包，嬉戏玩乐。起先还在低处的几级，不久，就往上攀爬。水手梯离船舷只有几十公分，而船正在洪波的推涌下摇晃。
我读不进书了，大声劝告小男孩，让他当心，别再爬高了。
小男孩笑嘻嘻的，并不理我。他继续爬上爬下的，让我的心也忽上忽下的。
船舱里，看见这一幕的，大都是成年人，谁也没吭声。
我又劝说了几句。我真怕一个浪头打来，或者他稍不留神，就被掀到舱外。舱外的江水混浊奔腾，少说也有数十米深。
我为小男孩深深担忧，虽然毫不相识。我终于憋不住了，从人群和自行车的缝隙中穿过去，走近了水手梯。小男孩站在了地板上，我的心也踏实了。
我如同赢得了一场比赛，心情愉悦地走回自己的位置。这时听见有人嘀咕了一句：“人家小孩玩，关你什么事？”
我未予理睬，我不知说这话的人是谁，但我认为他一定很冷血，对冷血的人，我充满鄙视。
那年我二十出头，还没有为人父。
五
毕业那会儿，我与她又续上了“情弦”。当然，严格地说，之前中学念书时，只是一场懵懂的早恋，牵过一次手，心有相许，其他什么都没发生，后来就不再联系了。毕业之后重又往来，也是出自纯粹的情感。
一张洁白的纸，充满想象，十分美好。
那天中午，我们在十六铺码头进了一家点心店。店堂内食客寥寥。我们拣了一张桌子坐下，点了馄饨、小笼包。刚吃上，有一位老太蹒跚走来，坐在了我们的边上。
老太一副寒酸相，憔悴而落魄，坐下后，也没马上点餐。
我不由得多看了两眼，心生怜悯。这被女友察觉了，她悄声却语气坚决地对我说：“你敢搭理她，我就马上离开。”她漂亮的眼睛里，掠过一丝狠意。
我自然没与老太搭话，但我走时，故意在笼屉里留下了两只小笼包。我想她一定是饿了，不管何种原因，她都是处于弱势的。
这件事虽然不是我们分手的主要缘由，但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那时我也二十来岁，对未来有无限期盼。
六
一连几日，微博都收到私信，说一个小女孩身患白血病，无钱治疗，危在旦夕，希望我帮忙转发一条信息，让更多人伸出援手。上面还附有这个女孩的照片——可爱却苍白的脸，微笑流淌，却带着一丝与年龄并不相称的忧郁。
我心有所动，却没有付诸行动。因为来信的是一个陌生人，我怕其中有诈。过了几日，看到主流媒体也报道了此事，很多人纷纷倾囊相助，我本想也捐一点钱款，一忙活，又把这事给忘了。
那天去八佰伴，乘自动扶梯下楼。在四楼电梯口，有一个小孩哭哭啼啼，欲下又不敢下，挺危险的。我走过，禁不住想扶他上电梯，倏忽打消了念头，我担心扶了他，他万一从电梯上跌滚下去，说也说不清楚。
楼下，一位老妈妈焦急地招呼他，也一时不知所措。我径直下楼离开了，我自己的事，还等着呢！
深夜的街巷，一位老伯摇摇晃晃地迎面走来。他是醉了，还是染上了重病？我避开了一段距离，我怕惹上什么麻烦。
……
我这是怎么了？失语、旁观、回避和置之不理，是代表成熟，还是表现淡定？当年的悲悯和爱心，都被时光磨蚀殆尽了吗？
如果一个人，连一点悲天悯人的情感都没有了，他或她还有多少人味儿呢？
如果……
我忏悔，为自己，也为这个时代的人性。
（摘自《读者》2014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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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趁雪打劫”还是雪中送炭》黄昉苨
一则小小的社会新闻，让很多人感叹“世道变了”。
不和谐的音符出现在哈尔滨今冬的第一场大雪中。冰天雪地里，几名壮汉穿戴严实，出现在当地的工农大街上，专找那些在积雪里打滑的车辆：给50块钱，就帮忙推一程。新闻中写道：“市民都说他们这是‘趁雪打劫’。”
很快，一项据此设计的社会调查出现在某门户网站的首页上：你怎么看待哈尔滨暴雪中有人收费推车？
然而，大众的观感与新闻所流露出来的“趁雪打劫”的评价似乎迥异。对这种行为，七成以上的网友选择了默默点“赞”：“支持，只是自发的市场行为。”
“东北的活雷锋都到歌里去啦？”见到这样的投票结果，不少人显得很不淡定。一位微博实名认证为电脑公司工程师的网友带着浓厚的讽刺意味说道：“以牺牲人文精神和文明为前提，大力发展经济，很有必要！”还有人恨铁不成钢地上升到了民族性的高度：“中国人为什么总在自己人有困难的时候，不是伸出援助的手，而是伸出一只想赚钱的手呢？”
另一方面，赞成收费推车的网友也不服气：“双赢有什么不好？中国人就是被太强的道德观念误导了！”
一样的斩钉截铁，一样的觉得对方不像话。不知有没有网友留言后再翻翻所有评论，觉得两方的掐架造型宛如揽镜自照呢？
其实，对于类似的伦理问题，不少学者专家多年来进行过各种探讨，但谁都难说自己的意见是唯一定论。
可以肯定，这不是专属于中国人的“想赚钱的手”。
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桑德尔在他的《公正》一书中，开篇就举了一个“趁风打劫”的例子。2004年夏天，飓风“查理”横扫佛罗里达州，飓风过境后，当地很多关键物资的价格突然大涨：奥兰多一家加油站原价2美元的冰袋涨到了10美元，商店里通常标价为250美元的小型家用发电机涨到了2000美元……
一位居民在得知他需要花费1万多美元才能请人把压在屋顶上的大树移掉时，说出了如下的话：“企图利用别人的困难和痛苦发财是不对的。”
这句话想必也说出了大雪中哈尔滨街头或是微博上许多中国人的想法。
不过，如果更深入地了解下去，就会见到另一片乾坤。每当遇到类似的事儿，桑德尔的好朋友曼昆教授都会归结为“自由市场的优势所在”。另一位持此观点的经济学家表示，对于冰块、屋顶修理或发电机这样的生活必需品，高昂的价格既有助于限制消费者不必要的使用，也能刺激别处的供应商向最需要它们的灾区源源不断地提供货品——毕竟对大部分商人而言，有利可图，比什么宣传都更有效。
当然，自由市场不是万能的。经济学家们虽然能解释价格杠杆如何发挥作用，带来好处，但很多人的愤怒与无助不会就此平息。这种情感当然也是真切的。有学者质疑，飓风过境后，许多平民花大价钱买下的服务或物品，看似自由交易，但在那样的情境下，实际更接近于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关键就是掌握一个“度”。
除了法律的规定之外，这个“度”，或者说金钱与道德之间的平衡点，似乎无法单靠宣传和媒体来定调下结论，而应当是人们借助各种形式的平台进行讨论之后达成的。
就像在哈佛讲“公正”课的桑德尔也承认，判断这些“趁灾打劫”的行为是否正当，需要评估特定情境中关于福利和自由的不同情况。对于富翁而言，在狂风大雨中为一个汽车旅馆房间或是一箱能把他带往安全地带的汽油支付高价，顶多只是件有些讨厌的事儿，但对收入微薄的人来说，付不起这些钱，也许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滞留于危险的地方。
但生活中的很多例子并没有课堂上呈现出来的那般极端。比起“查理”飓风中要花费1万多美元才能从屋顶上搬下大树，对哈尔滨街头那些在大雪天开车出行的车主而言，50元钱，恐怕还不足以令他们陷入困境。为了那50元而伸出的推车的手，未尝不是一种雪中送炭。
更何况，不少哈尔滨网友也在评论中表示，自己当天就见过很多被困在大雪中，依然互相帮助的人。世道没有那么坏，而我们还握着可能改进的方向盘——不是举着“道德”的大旗扫倒一片，而是更好地建构对公共事务的讨论空间。
（摘自《读者》 2014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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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2-17 12:59 编辑
182、《怀念傅雷先生》 叶兆言
一
傅雷先生出生那年，正赶上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登基，这是巧合，也是宿命。大清朝气数将尽，不破不立，“新”气象万千，给人带来了希望，同时又注定了要遭遇乱世。过去一百来年，伴随着傅雷走过，不太平的岁月远比太平时日多。
熟悉傅雷的人会告诉我们，他生性耿直倔强，容易愤怒，早在读中学之际，就因为言辞激烈被学校开除。他曾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且还是带头人，以他的天性和少年经历，若成为一名职业的革命者并不会令人意外。中学即将结束时，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是不是唯一的一篇还有待考证，但是文学的魔力开始在他的血液里兴风作浪，意味着他终身必然只能与文字为伍。
从此以后，傅雷的所做所为，更像一个标准的文人，始终是有骨气的文弱书生。天下大乱，战火纷飞，血雨腥风，他没有投笔从戎，没有参与激烈的党派之争，而是有意无意地远离暴力和政治。大家都知道，傅雷曾在法国留学4年，出国时只有19岁，等到学成归国，在抵达上海的当天，正赶上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又是个国难当头的日子。6年以后，抗战爆发，和当时的很多爱国文化人一样，他曾举家去广西避难当义民，因为交通混乱，受阻于梧州达3个月之久，最后不得不返回上海。又过了两年，到1939年，傅雷历经艰险，又一次抵达内地，赴昆明国立艺专任教，差一点与闻一多先生成为同事。
傅雷没在战时的大后方留下来，他与国立艺专的校长意见不合，犯起了牛脾气，又回到孤岛上海。接下来，他以纯粹个人的形式进行着抗战，在孤岛期间，为了不与日本人照面，傅雷闭门不出，“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整日埋头翻译。对傅雷的生平进行简单梳理后不难发现，他一生中有两个阶段对翻译是出奇勤奋，成绩也极为惊人，第一个阶段是抗战期间，而第二个阶段，就是被打成右派以后。
不幸有时候也能成为一种动力，面对牵涉整个民族命运的国难，以及个人事业遇到巨大不幸和挫折，傅雷都是选择用译笔来表达他的立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译”圣贤书。一个有品质的文人，在个人行为上究竟应该如何特立独行，在困难面前应该如何进行正确选择，他都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也许正因为如此，最后那一幕完全可以避免的巨大悲剧的出现，才会让大家感到非常遗憾，非常痛心。当人格和尊严备受凌辱，傅雷的终极抉择，竟然是与心爱的妻子一起自杀。如此坚强的一个人，如此智慧的一个人，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关没能挺过来？这是一个仍然值得讨论的命题。
二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没有了翻译家，世界文学将是一段十足的空白。没有翻译家，即使我们像伟大的歌德那样，信心百倍地宣布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到来，但语言障碍的高山挡在面前，我们还是看不到山那边的无限风光。
傅雷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在了文学翻译上，他的第一本译作是《夏洛外传》，这是一个卓别林演绎出来的故事，是好莱坞的电影，经过法国人改写，再通过傅雷的翻译，变为一道精神菜肴端到中国人面前。我不知道这本书的影响力有多大，是否受到当时读者的欢迎，根据译者自述，傅雷希望它能为自己挣几个小钱，结局却是遭到好几家书店经理的拒绝，只能自费出版。
傅雷的翻译最后受到大家欢迎不容置疑，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巴尔扎克真该好好感谢这位中国知音，正是因为有了傅雷的出色翻译，这位法国大作家的心血才货真价实地成为中国的畅销书，从书店的架子上走向千家万户。不止一个人翻译过巴尔扎克的作品，然而傅雷的译本最为我们所熟悉，最容易被大家接受，是公认的品牌。当然，傅雷更应该感谢巴尔扎克，毕竟原创的意义更为重大，没有原创一切都将无从说起，傅雷的人生中如果没有了巴尔扎克，关于他的种种评价，就不得不重新撰写。
吃翻译这碗饭看起来容易，其中的诀窍无奇不有，真正要靠它养家糊口，远比我们想象的困难许多。20世纪的大多数年代，原著版权还是个十分可笑的概念，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压根儿没有。谁有本事都可以抢译，谁能占领市场谁就是老大。有太多的文化人涉足过翻译领域，在很多非常尴尬的历史时期，翻译文学作品要比写作更容易生存，来钱更快，更容易成为躲风避雨的码头。巴尔扎克的著作成了傅雷最好的憩息地，同样是在困难关头，很多人就没有他那样幸运。1949年以后，图书出版基本上被垄断，翻译苏联作品成为时髦，许多搞翻译的人不得不跟在老大哥后面亦步亦趋，比如也是翻译法国文学的李青崖先生要翻译莫泊桑，就必须小心翼翼地申明自己的选目是根据苏联的权威译本而定。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办法有点迫不得已，更狼狈的则是施蛰存先生，他只能捡些别人挑剩下的玩意，比如尼克索的《征服者贝莱》，以施先生挑剔的眼光，以他的学养，我不太相信他会从内心深处，真正地喜欢这些流行一时的作品。
傅雷的幸运在于他的翻译一点都不用勉强，完全可以沉浸在伟大的巴尔扎克身上。同样是被打成右派，同样是拿翻译报酬，靠翻译这门手艺吃饭，傅雷要比施先生自在潇洒很多。很长时间里，巴尔扎克都是一个主旋律作家，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因为被马克思、恩格斯看好，巴尔扎克有幸成为经典中的经典，翻译他的作品是旱涝保收。
傅雷的最后一部翻译作品是巴尔扎克的《幻灭》，我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种巧合。
三
傅雷先生翻译过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一段很短很经典的话，意思是说，人不过是一株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生物，人又是有思想的芦苇，因为有了思想，所以也是最强大的生物。一滴水、一缕水汽，都有可能致人于死地，但是人还是比压倒他的世界万物高出一等，因为人类明白世界万物在哪些地方胜过自己。很长时间内，我并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话说得太哲学了，有那么一些绕人，到底想说明什么呢？
傅雷是个有才华的人，除了在翻译方面的特殊贡献，他对音乐的爱好、对美术的见解，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说傅雷的这一生可歌可泣并不为过，他是一株芦苇，是一株有思想的芦苇，但是我们以傅雷为例，是不是也可以反问一句，人同时会不会又是一些没有思想的芦苇？因为世界上许多最反人类的坏事，都是人这种高等动物自己干出来的，战争、政治迫害、丑陋的背叛和无情无义，所有这些都和冠冕堂皇的我们脱不了干系。
过去100多年，无休止的战争和政治运动，成了父辈和祖父那一辈人的噩梦。今天经常响彻我们耳边的“和谐社会”一词，还有那些对于是非与价值的简单判断，如果能早一些流行多好。时至今日，我们只能庆幸，那个噩梦时代终于结束了，同时也不得不感叹，恰恰是在那个不太好的年代，忍辱负重的傅雷以自己的不懈努力，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这或许也解释了一个古老的真理，痛苦的结晶往往才是最美好的。
我不知道如今还有没有人能像傅雷那样，把自己的全副身心都投入到翻译文学作品中去，时代已经改变，文化人面对的问题已完全不同。懂外语的人越来越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我们，无论是西方的欧美，还是东方的华夏，正在相对地变得越来越文明，越来越远离战争和政治运动，社会越来越和谐并且开始讲究双赢。
20多年前，在大学里做硕士论文时，我提出过一个观点，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不但要研究作家原创的作品，还要研究翻译文学的语言。现代汉语的发展壮大，文学语言的日趋成熟，是由这两种力量同时推动的，而傅雷恰恰是翻译文学领域中最突出的一位，他不仅向我们贩卖和推销了外国文学，还把第一流的汉语范本展现在了读者面前，直接影响了很多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四
一个不懂外语的人，冒冒失失谈论翻译是很可笑的。法国的纪德翻译莎士比亚，把“静得连一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译成了“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为此，傅雷与施蛰存曾有过一番认真的讨论，傅雷认为这个绝对不是错译，而是“达意”和“传神”。英法两国人形容安静有不同的习惯，重点不在究竟有没有老鼠和猫，就像中国人说“鸦雀无声”，鸦和雀都是虚拟的，我们说“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绝不是真有那么好的听力，死抠字面无疑会闹笑话。
有什么样的翻译，就有什么样的读者，同样，有什么样的读者，也就会有什么样的翻译。也许读者根本不在乎傅雷的那些努力，对于翻译作品，匆匆地看上一遍，知道一个大概已经足够，明白几个洋人的名字和故事便算完事。世界文学名著已成为最好的文化装饰，成了客厅中高大书架上象征品位的摆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喜欢傅雷的翻译，过犹不及，过分地钻牛角尖，弄不好也会走火入魔。然而有人喜欢的就是这种书呆子气，譬如我，就是傅雷译本的坚定拥护者和受惠者，他译文中特有的那种节奏、那种语感、那种遣词造句的风格，都曾经深深地影响过我。
傅雷把太多的精力花在了达意和传神上，文字方面的精益求精让读者获益匪浅，我正是以一种感恩的心情写下这篇怀念文章的。傅雷活着的时候，美文这个词还不流行，因为在老派的人看来，“文”这个字本来就含有“美”的成分，天生就应该是美的，只不过随着文字的普及，随着文化的泛滥，文已经越来越不美丽，越来越不讲究，基于这样的现实，强调傅雷的译著为美文并不过分。
傅雷的远去意味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在文化和文明缺失的昨天，他的浩瀚译著曾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一位法国学者谈到莫扎特，曾说他的音乐不像他的生活，更像他的灵魂。莫扎特的生活是不幸的，他的音乐却充满了欢乐。傅雷的译文也不像他的生活，他留下的文字美丽清新，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爱，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傅雷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摘自《读者》 2014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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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健康过度敏感症》林灵
每次和国内的妈妈打电话，总会被附赠几条“健康小贴士”。“你那里买得到红枣吗？要多吃红枣，补血！”“没事的时候敲敲大腿外侧的胆经排毒。”“早上喝杯生姜茶，晚上不要喝——早上吃姜，胜过参汤；晚上吃姜，赛过砒霜。”
我一边答应着，一边想，如果老妈知道我在这里早上起来一杯咖啡.一块吐司就解决了早餐，从来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泡姜茶.敲胆经，不知道会不会高声尖叫。
无论如何，在国外生活的时间长了，就有个强烈的感觉：中国人一边抱怨自己生活质量不高，一面却又活得比地球上哪个国家的人都精细.惜命。从没见有哪个国家，养生保健类书籍如此畅销，电视健康讲座如此风行，中老年人如此整齐划一地晚间聚集在市民广场上跳舞。
每次我回国前，父母都会先跟亲戚朋友问好需要，发来一份保养品购物清单：深海鱼油.大豆卵磷脂.西洋参，等等。每次我都要开车去药店，才能搬运回这些“健康”；而每次回国，如果带两只箱子，有大半个箱子装的都是这些东西。
一次在药店，店员见我一个人买了这么多，彻底惊呆了，忍不住问我干什么用。我说带回中国送给家人的，她脱口而出：“这该是个多么‘健康’的家庭啊！”
我想，如果告诉她，我妈每天雷打不动地看某电视台10点档的中医养身讲座并坚持记笔记，花“巨款”买了个号称可以通过远红外线理疗身体的“高端”床垫，每年体检完把报告里的数字像分析股票走势一样“科学”而细密地研究到几乎可以背下来，她会不会当场晕倒？
在美国。“健康”是个特别简单直白的事：健康饮食. 经常运动. 定期休假. 心情愉快。虽然不少美国人的体型不太健康，但对于如何保持健康基本是有共识的（只是他们没能抵抗住一些诱惑而已）。报纸和电视上的健康专栏虽然也有不少粉丝，但绝不至于形成全民“运动”。至于体检——人家当然也检，但除非是生大病，一般是去自己的家庭医生那里检查，再聊一聊就完了，绝不会花很多钱去豪华“体检中心”换回厚厚一沓看不太懂的检查报告……
中国人太关注健康了，太怕自己不健康了，几乎到了草木皆兵.过分敏感的地步——这样的心态，一方面是被“看病贵”吓的，另一方面也是被充分利用这种恐惧心态的商业力量造就的。其结果，就变得“过度健康”。
昨天的电话里，老妈：“又有一个养生专家说，红枣也不能吃太多了，否则不但补不了血还会得糖尿病——说是红豆补血的效果好。”
我苦笑着回答说：“不久前不是还有一个专家说绿豆包治百病吗？”
（摘自《读者》 2014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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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中国人干两天就休一天”听上去很美》黄家杨
近日，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在《焦点访谈》上表示，目前我国全年假日125天，合干2天休1天，这个假日数量已经相当于中等水平。此等好事听起来确实和顺悦耳，但是现实又是如何呢？
事实上只有少部分人“干两天就休一天”
“干两天就休一天”是由双休+法定节假日的假日总量换算而来
“干两天休一天”，真有这等好事？
近日，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在《焦点访谈》上谈及新鲜出炉的“2014年的法定节假日调休安排”时，表示我国“全年假日125天合2天休1天”，这个假日数量已经相当于中等水平。蔡在节目中详细介绍了计算的方法：“我们现在要算起假日总量来说，我们一年365天，现在我们法定节假日11天，带薪休假平均10天，再加上104天的双休日，加在一起是125天，就是一年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休假了。等于是干两天就休一天。”原来所谓的“干两天休一天”是基于周末双休+法定节假日的假日总量换算而来。
事实上仅占22.6%的民众拥有双休，42.5%的享受法定假日
按照蔡教授的计算，国人确实常年“干两天就休一天”，可是国人享受着如此福利待遇，却为什么经常抱怨工作时间长，还要嚷着增加假期，难道国人“身在福中不知福”？
国人并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事实上，许多人根本没有尝过法定假期的甜头。2011年路透社一项调查表明，只有65%的中国人休完了当年各项规定假期。今年2月《人民日报》一项调查显示，在全年52个周末104天假期中，全部能休的网友人数仅占22.6%，还不到1/4，能休52天以上不到104天的占到近40%，能休52天以下占到21.2%，尚有16.7%的人周末基本无休。至于11天法定假日，调查显示，能全休的网友占到42.5%，能休5到10天有35.3%，15.4%的网友表示休不到5天，6.8%的网友11天都不能休。
即便所有人都享有“干两天就休一天”，中国假期数仍偏低
除去大多数国家都有的双休日，中国人的法定假期水平很低
蔡继明的潜意思是，目前“合2天休1天”已经不错了，属于中等水平，符合我国经济水平。
然而，全球四大HR咨询公司之一的美世（Mercer）公司曾对全球62个国家雇员的假期进行了调查和统计，我国法定带薪年假和公共假期都处于末端，譬如以10年工龄为标准，中国人的法定带薪年假为10天，而南非、巴基斯坦等同属发展中国家或者发展程度还不如中国的国家，年假却有14天。所有62个国家中，只有泰国、菲律宾的带薪年假比中国少；中国的法定公休日为11天，比大多数国家也要略低。
更不容忽视的是国人经常加班，过度劳动很普遍
按照劳动法，中国实行8小时工作制，每周工作五天，即每周工作40个小时，可是中国人的平均每周工作时长远不止40小时。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1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2小时。据经合组织（OECD）2008年的研究，发达国家真实的每周工作时长，基本上只有30至35个小时。德国、荷兰、挪威等国家甚至低到了每周27小时。以工作勤奋著称的日本人如今也只有34小时。而以每天工作时间为计算，中国也排在前列。
如此工作强度，许多中国员工成为“过劳者”。近几年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过劳死”见诸报端，“过劳死”似乎已成中国职场常态。
因此，目前仍需再增加假期
劳动时长的增加对整体经济的贡献有限
谈到为假日扩容时，不少人担心假日多了就不利于经济发展，甚至造成经济衰退。其实，这种论调与事实不符。
众所周知，劳动力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劳动力由两个维度构成，一是总的劳动工作时长，第二是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在这两个因素中，生产效率对于劳动力的影响更为显著，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瑞典就是典型例子，瑞典人均GDP高居世界前列，但瑞典人相当“懒”，很多企业是上午九点半才上班，下午四点多就下班，瑞典法律甚至还规定，不允许加班。除了双休日和公共节假日以外，每年还能够享受25个工作日的带薪年假。瑞典人生活富裕，原因不是工作时间长，而是科技创造能力，在世界产权组织（WIPO）的2012年全球创新指数上，瑞典高居第二。
目前相关研究表明，工作总时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相当微弱。《外交政策》一篇文章写道，1974年，受煤矿工人罢工的威胁，英国被迫实行每周3天工作制。尽管工作小时数显著减少，那两个月的工业产量却仅下降了6%。2000年，时任法国总理若斯潘废除了一直推行多年的39小时工作制，意图减少雇员的工作时间，增加就业。出乎意料，2001年间的法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降反升。然而，在2008年，时任总统萨科齐放宽了35小时工作制，法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7年的30466美元下跌至2009年至29169美元。
当然，相信不少人会建议，既然发达国家的技术先进，那么作为后发国家就应该增加劳动时长来弥补生产效率的短板。事实上，工作时长的延长有一个天花板的，不是你想增加就能够促进经济发展。20世纪初，福特公司研究发现最佳时长为一周40小时（这就是一周五天工作制的来历），另加20小时仅产生了小幅正增产，并且在持续3到4周后转为负增长。此外，过度劳动导致的效率下降和工作失误不仅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还会有损人们健康，进而造成间接的经济损失。
具体到中国而言，以增加劳动时长来促进经济并不值得提倡
长期以来，在人们观念中，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口红利，以及低人权状态（包括长时期的工作）等比较优势。正是这种观念存在，体制内外不少人担心倘若增加假期让国人“享乐”，极有可能丧失“低人权”优势，从而造成GDP衰退。
但事实上，首先有的研究就认为我们高估了劳动力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64%来自于投资，30%来自于生产率，仅6%来自于劳动力，劳动力对经济增长仅发挥了很小的作用。换言之，在目前我国劳动力对经济增长影响微乎其微的前提下，增加假期，即便减少了社会总的劳动力，对经济发展影响不会很大。
即便上述研究不可全信，承认劳动时长对中国经济的贡献，那么依靠劳动时长来促进经济也不值得提倡。不久前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最不敬业”，细究这项调查，其实是说中国人虽然累死累活的工作，但对工作的投入感很低，不能把工作当成自己愿意奉献的事业。如此，中国人的劳动效率自然不容客观。所以提高劳动效率才是当务之急，如果劳动时长减少可以换来劳动效率的提升，那么此消彼长，中国的整体经济或会更好。早就有学者以荷兰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荷兰人很懒，这却促使他们发明风车，提高了劳动效率。
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情况来看，增加2-6天的假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上述分析是基于一定的约束条件的。极端地推论，相信打工族都想全年带薪休假，显然这不现实的，全部人都去玩，没有人生产，那社会就停滞了。那么，究竟增加多少假期合适呢?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德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主张，从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情况来看，增加2-6天的假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他解释道，“以增加两天假期为例，每年减少劳动日的0.8%，自然也会导致劳动成本（或称人工成本）的增加。以人工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9%来计算，则企业由此增加的工薪福利和培训等的人工成本，大约为总成本的0.07%-0.08%。如果考虑到产业和区域的不同，这次估算时可暂将其比例提高，姑且将人工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平均数提到20%-25%。即使如此，由增加两天假日导致的总成本增加，也大约仅为0.16%-0.2%。而且这种算法并未计入 ‘工作效率提升’、‘工作程序简化’等弥补办法。”
结语：提高假期的最佳方式，是让员工和企业博弈来增加带薪年休假。但鉴于中国员工的博弈能力低下，则国家增加法定公共假期（比如恢复五一黄金周）也是聊胜于无的办法。
(摘自 腾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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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心灵上都是排比句》王小柔
我觉得智能手机实在有点儿多管闲事了。
有天晚上，我闲得无聊，开始刷新微博，看看那些我关注过的百十来号人这个时间点都在发布什么。对于“加关注”这件事，其实来得挺不情愿的，因为那些道听途说只打过一两个电话的人也会无比热情地要求跟你彼此关注，虽然我一点都不明白多一个粉丝少一个粉丝对一个人的名誉有什么影响，但还是关注了很多不相干的人。其中有一个斯文男士，每到夜半就发一堆黑白的人体艺术照，也不知打哪儿下载的，光溜溜的男老外女老外被拼在一起，我从来不点大图看，让我纳闷的是那斯文男士平时给人的印象又高端又文艺，怎么也不像爱分享裸照的人呢。我正琢磨着，一个短信进来，我手一划，短信没打开，却给一张男裸照点了个“赞”。
本也没当回事，谁还不能手欠赞美一下艺术人生啊，可最要命的是，没五分钟，系统自动将我“赞”过的这张裸照推荐给所有好友，还特意说明是我推荐给大家的。
智能手机！用你？！
一朋友的狗死了，她在微信里缅怀跟狗在一起的光辉岁月，动情之处令人唏嘘，我跟强迫症似的，一打开“朋友圈新微信”就看见她在那儿诉说从前。最后，当她痛苦地写到狗咽最后一口气的情景时，我看见另一个人点了个“赞”。这个“另一个人”很快给我打电话，问怎么才能把“赞”给删除了，她本来想回复句安慰的话，但手一哆嗦，那个“赞”就挂在狗的网上灵堂了。这么高科技的事我哪懂啊。随后就看见“另一个人”用断断续续加起来能有一千来字的肚量去缅怀那条狗的一生，如泣如诉就跟她成天跟着朝夕相处似的。也不知道主人原谅了那个“赞”没有。
我这个人平时就不用微信，顶多充当个发短信工具。可那天手又欠了，顺便看朋友圈，发现一个不错的链接。因为觉得挨个儿转发太麻烦，所以就按了几个“加号”，把会有兴趣的善男信女点了一下。但哪成想，要转发的没发出去，却自动建了个聊天群。那些名字满满当当地挤在对话框里，有没事干的人迅速就跳出来频发各种表情。我这恨自己啊，这上班的点儿，得多无聊的人才能干出组建闲聊群的事啊。而且那群里被我拉进去的，除了身边的三教九流，还有一些名人，把这些人给硬凑一块的后果不敢多想，我赶紧自己按了删除。可微信这破东西，只能允许你掩耳盗铃，你以为你自己看不见世界就清净了，可闲聊群还在，众多这辈子都没可能遇一块的人让我都给关在一个群里了，还没法解散。
我在内心饱受各种揣摩出的群众的鄙夷。这手机怎么比我还欠呢！
微博上那些你关注的人平日说的闲七杂八，只要你不特意去看，都跟流水一样从你后院悄无声息地淌走了。可微信不然，叮当五六人家说什么都给你推送到手机里。那些心灵鸡汤的碎碎念哦，一段一段的人生警句跟剁碎的饺子馅一样，被不停地转发。我特别佩服那些出口就能成心灵鸡汤的人，脑子里得都是鸡精吧？最近流传的心灵鸡汤特别多，到处都是排比句。微信里你转我传，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有个青年问大师：“师父，心灵鸡汤几何，方能笑看人生？”大师突然一耳光把青年扇倒在地，递了一把感冒药给他。青年吃完药顿悟：“师父，您是说我对鸡汤的修养还弱，生活中应该随时用鸡汤来提升自己吗？”大师摇摇头说：“你吃错药了吧！”
使用智能手机使得我心灵上都是排比句。所以，我打算从抽屉里把老诺基亚拿出来，擦擦油泥，靠自己的智商活着。
（摘自《视野》2014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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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为什么要探索宇宙》Ernst Stuhlinger
1970年，赞比亚修女 Mary Jucunda 给 Ernst Stuhlinger 博士写了一封信，他因在火星之旅工程中的原创性研究，成为 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Marshall 太空航行中心的科学副总监。信中，Mary Jucunda 修女问道：目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饭，他怎么能舍得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
Stuhlinger 很快给Jucunda 修女回了信，同时还附带了一张题为“升起的地球”的照片，这张标志性的照片是宇航员 William Anders 于1968年在月球轨道上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月球的地面）。他这封真挚的回信随后由 NASA 以《为什么要探索宇宙》为标题发表。
每天，我都会收到很多类似的来信，但这封对我的触动最深，因为它来自一颗慈悲的饱含探求精神的心灵。我会尽自己所能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首先，请允许我向你以及你勇敢的姐妹们表达深深的敬意，你们献身于人类最崇高的事业：帮助身处困境的同胞。
在来信中，你问我在目前地球上还有儿童由于饥饿面临死亡威胁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花费数十亿美元来进行飞向火星的航行。我清楚你肯定不希望这样的答案：“哦，我之前不知道还有小孩子快饿死了，好吧，从现在开始，暂停所有的太空项目，直到孩子们都吃上饭再说。”事实上，早在人类的技术水平可以畅想火星之旅之前，我已经对儿童的饥荒问题有所了解。而且，同我很多朋友的看法一样，我认为此时此刻，我们就应该开始通往月球、火星乃至其他行星的伟大探险。从长远来看，相对于那些要么只有年复一年的辩论和争吵，要么连妥协之后也迟迟无法落实的各种援助计划来说，我甚至觉得探索太空的工程给更有助于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种种危机。
在详细说明我们的太空项目如何帮助解决地面上的危机之前，我想先简短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在400年前，德国某小镇里有一位伯爵。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将自己收入的一大部分捐给了镇子上的穷人。这十分令人钦佩，因为中世纪时穷人很多，而且那时经常爆发席卷全国的瘟疫。一天，伯爵碰到了一个奇怪的人，他家中有一个工作台和一个小实验室，他白天卖力工作，每天晚上的几小时的时间专心进行研究。他把小玻璃片研磨成镜片，然后把研磨好的镜片装到镜筒里，用此来观察细小的物件。伯爵被这个前所未见的可以把东西放大观察的小发明迷住了。他邀请这个怪人住到了他的城堡里，作为伯爵的门客，此后他可以专心投入所有的时间来研究这些光学器件。
然而，镇子上的人得知伯爵在这么一个怪人和他那些无用的玩意儿上花费金钱之后，都很生气。“我们还在受瘟疫的苦，”他们抱怨道，“而他却为那个闲人和他没用的爱好乱花钱！”伯爵听到后不为所动。“我会尽可能地接济大家，”他表示，“但我会继续资助这个人和他的工作，我确信终有一天会有回报。”
果不其然，他的工作（以及同时期其他人的努力）赢来了丰厚的回报：显微镜。显微镜的发明给医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由此展开的研究及其成果，消除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肆虐的瘟疫和其他一些传染性疾病。
伯爵为支持这项研究发明所花费的金钱，其最终结果大大减轻了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这回报远远超过单纯将这些钱用来救济那些遭受瘟疫的人。
我们目前面临类似的问题。美国总统的年度预算共有2000亿美元，这些钱将用于医疗、教育、福利、城市建设、高速公路、交通运输、海外援助、国防、环保、科技、农业以及其他多项国内外的工程。今年，预算中的1.6%将用于探索宇宙，这些花销将用于阿波罗以计划、其他一些涵盖了天体物理学、深空天文学、空间生物学、行星探测工程、地球资源工程的小项目以及空间工程技术。为担负这些太空项目的支出，平均每个年收入10,000美元的美国纳税人需要支付约30美元给太空，剩下的9,970美元则可用于一般生活开支、休闲娱乐、储蓄、别的税项等花销。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不从纳税人为太空支付的30美元里抽出5美元或3美元或是1美元来救济饥饿的儿童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先简单解释一下我们国家的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其他国家也是类似的情形。政府由几个部门（如内政部、司法部、卫生部与公众福利部、教育部、运输部、国防部等）和几个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航空航天局等）组成，这些部门和机构根据自己的职能制定相应的年度预算，并严格执行以应对国务委员会的监督，同时还要应付来自预算部门和总统对于其经济效益的压力。当资金最终由国会拨出后，将严格用于经预算批准的计划中的项目。
显然，NASA的预算中所包含的项目都是和航空航天有关的。未经国会批准的预算项目，是不会得到资金支持的，自然也不会被课税，除非有其他部门的预算涵盖了该项目，借此花掉没有分配给太空项目的资金。由这段简短的说明可以看出，要想援助饥饿的儿童，或在美国已有的对外援助项目上增加援助金额，需要首先由相关部门提出预算，然后由国会批准才行。
要问是否同意政府实施类似的政策，我个人的意见是绝对赞成。我完全不介意每年多付出一点点税款来帮助饥饿的儿童，无论他们身在何处。
我相信我的朋友们也会持相同的态度。然而，事情并不是仅靠把去往火星航行的计划取消就能轻易实现的。相对的，我甚至认为可以通过太空项目，来为缓解乃至最终解决地球上的贫穷和饥饿问题作出贡献。解决饥饿问题的关键有两部分：食物的生产和食物的发放。食物的生产所涉及的农业、畜牧业、渔业及其他大规模生产活动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高效高产，而在有的地区则产量严重不足。通过高科技手段，如灌溉管理，肥料的使用，天气预报，产量评估，程序化种植，农田优选，作物的习性与耕作时间选择，农作物调查及收割计划，可以显著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
人造地球卫星无疑是改进这两个关键问题最有力的工具。在远离地面的运行轨道上，卫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扫描大片的陆地，可以同时观察计算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多项指标，土壤、旱情、雨雪天气等等，并且可以将这些信息广播至地面接收站以便做进一步处理。事实证明，配备有土地资源传感器及相应的农业程序的人造卫星系统，即便是最简单的型号，也能给农作物的年产量带来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提升。
如何将食品发放给需要的人则是另外一个全新的问题，关键不在于轮船的容量，而在于国际间的合作。小国统治者对于来自大国的大量食品的输入会感到很困扰，他们害怕伴随着食物一同而来的还有外国势力对其统治地位的影响。恐怕在国与国之间消除隔阂之前，饥饿问题无法得以高效解决了。我不认为太空计划能一夜之间创造奇迹，然而，探索宇宙有助于促使问题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以最近发生的阿波罗13号事故为例。当宇航员处于关键的大气层再入期时，为了保证通讯畅通，苏联关闭了境内与阿波罗飞船所用频带相同的所有广播通信。同时派出舰艇到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域以备第一时间进行搜救工作。如果宇航员的救生舱降落到俄方舰船附近，俄方人员会像对待从太空返回的本国宇航员一样对他们进行救助。同样，如果俄方的宇宙飞船遇到了类似的紧急情况，美国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提供援助。
通过卫星进行监测与分析来提高食品产量，以及通过改善国际关系提高食品发放的效率，只是通过太空项目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两个方面。下面我想介绍另外两个重要作用：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提高一代人的科学素养。
登月工程需要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精度和高可靠性。面对如此严苛的要求，我们要寻找新材料，新方法；开发出更好的工程系统；用更可靠的制作流程；让仪器的工作寿命更长久；甚至需要探索全新的自然规律。
这些为登月发明的新技术同样可以用于地面上的工程项目。每年，都有大概一千项从太空项目中发展出来的新技术被用于日常生活中，这些技术打造出更好的厨房用具和农场设备，更好的缝纫机和收音机，更好的轮船和飞机，更精确的天气预报和风暴预警，更好的通讯设施，更好的医疗设备，乃至更好的日常小工具。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先设计出宇航员登月舱的维生系统，而不是先为心脏病患者造出远程体征监测设备呢。答案很简单：解决工程问题时，重要的技术突破往往并不是按部就班直接得到的，而是来自能够激发出强大创新精神，能够燃起的想象力和坚定的行动力，以及能够整合好所有资源的充满挑战的目标。
太空旅行无可置疑地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事业。通往火星的航行并不能直接提供食物解决饥荒问题。然而，它所带来大量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可以用在火星项目之外，这将产生数倍于原始花费的收益。
若希望人类生活得越来越好，除了需要新的技术，我们还需要基础科学不断有新的进展。包括物理学和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特别是医学，用来照看人类的健康，应对饥饿、疾病、食物和水的污染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
我们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科学事业中来，我们需要给予那些投身科研事业的有天分的科学家更多的帮助。随时要有富于挑战的研究项目，同时要保证对项目给予充分的资源支持。在此我要重申，太空项目是科技进步的催化剂，它为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绝佳和实践机会，包括对月球和其他行星的研究、物理学和天文学、生物学和医学科学等学科，有它，科学界源源不断出现令人激动不已研究课题，人类得以窥见宇宙无比瑰丽的景象；为了它，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涌现。
由美国政府控制并提供资金支持的所有活动中，太空项目无疑最引人瞩目也最容易引起争议，尽管其仅占全部预算的1.6%，不到全民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三。作为新技术的驱动者和催化剂，太空项目开展了多项基础科学的研究，它的地位注定不同于其他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太空项目的对社会的影响，其地位相当于3-4千年前的战争活动。
如果国家之间不再比拼轰炸机和远程导弹，取而代之比拼月球飞船的性能，那将避免多少战乱之苦！聪慧的胜利者将满怀希望，失败者也不用饱尝痛苦，不再埋下仇恨的种子，不再带来复仇的战争。
尽管我们开展的太空项目研究的东西离地球很遥远，已经将人类的视野延伸至月亮、至太阳、至星球、直至那遥远的星辰，但天文学家对地球的关注，超过以上所有天外之物。太空项目带来的不仅有那些新技术所提供的生活品质的提升，随着对宇宙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地球，对生命，对人类自身的感激之情将越深。太空探索让地球更美好。
随信一块寄出的这张照片，是1968年圣诞节那天阿波罗8号在环月球轨道上拍摄的地球的景象。太空项目所能带来的各种结果中，这张照片也许是其中最可贵的一项。它开阔了人类的视野，让我们如此直观地感受到地球是广阔无垠的宇宙中如此美丽而又珍贵的孤岛，同时让我们认识到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离开地球就是荒芜阴冷的外太空。无论在此之前人们对地球的了解是多么的有限，对于破坏生态平衡的严重后果的认识是多么的不充分。在这张照片公开发表之后，面对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种种严峻形势，如环境污染、饥饿、贫穷、过度城市化、粮食问题、水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等，号召大家正视这些严重问题的呼声越来越多。人们突然表示出对自身问题的关注，不能说和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些初期太空探索项目，以及它所带来的对于人类自身家园的全新视角无关。
太空探索不仅仅给人类提供一面审视自己的镜子，它还能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技术，全新的挑战和进取精神，以及面对严峻现实问题时依然乐观自信的心态。我相信，人类从宇宙中学到的，充分印证了Albert Schweitzer那句名言：“我忧心忡忡地看待未来，但仍满怀美好的希望。”
（摘自《视野》 2014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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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疯狂的培训》 陈永恒
“在中国英语培训市场调研中，我发现可以分为三个门派：第一派是‘神奇派’，比如‘神奇英语记忆法’、‘魔法英语’、‘神奇英语单词速记’等。要是上网搜索，你就很难找到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竟然是不“神奇”的。第二派是‘不不不派’，比如‘英文单词不用背’、‘GRE单词不用背’、‘不再背单词’等等，这让我产生了很多联想，比如‘不打针不吃药’。最后一派是‘N天搞定派’，比如‘两小时掌握学英语的秘诀’、‘40秒破解托福阅读等等。所以说，中国英语培训市场再一次证明了那句话，‘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罗永浩在演讲时，这样总结中国英语培训行业现状。
作为曾经最受学生欢迎的“彪悍老师”，罗永浩在新东方做了五年培训老师。在最辉煌的2006年，他的年薪已经接近50万元。但正是在那个时候，罗永浩作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辞职。
罗永浩在其著作《我的奋斗》里面这样解释：“做得越久，我越看清这个行业里面许许多多自己不认同的操作和做法，而我又没办法改变，所以我只能辞职，不和你们玩儿了。”但至于那些“自己不认同的操作和做法”具体是指什么，狡猾的罗永浩并没有明说，因为他自己并没有真正跳出这个圈子。
疯狂的学校
罗永浩离开新东方的2006年，同时也是中国民营培训机构发展的转折年。这年9月8日，经过13年发展的新东方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了。它不仅开创了中国教育培训机构赴海外上市的先河，更打开了一个培训创富魔盒。从此，人们不仅看到那个13年前的北大穷老师俞敏洪一夜之间变成了亿万富翁，更看到了几十位百万身家的教书匠。
财富是根魔棒，使人痴、教人狂。新东方的财富神话引得无数英雄、草莽以及混不下去的“海龟”，都纷纷涌入这一行当。这一年，北京先后诞生了1700多家培训机构，全国更是诞生了大大小小共四万多家培训机构。此后，中国培训行业进入狂飙式发展阶段。根据德勤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教育培训行业报告》显示，近年我国教育培训机构数量总额达到40万家，市场总值约7600亿元。其中面向大学生的四大培训项目依次是：考研、考公务员、出国留学、管理技能，这占到了培训市场总值的39%。迄今为止，已有新东方、学大、安博、环球雅思、学而思等近十家培训机构在美国上市。
如今，只要你从北京地铁10号线中国人民大学站出来，沿中关村大街走到海淀黄庄站，短短一公里的路上，就有新航道教育、学而思教育、宽高教育、ABC英语培训、华图教育等十多家教育培训机构贴身肉搏。由于这里毗邻北大、清华、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集中区域，为了争夺生源，许多机构都在户外挂了巨幅招生广告招牌。除了户外广告外，还有各式各样的招生传单日夜轰炸，往往是这边上午刚打出“15天搞定TOEFL单词”，那边下午就将“十天搞定TOEFL单词”的传单发到你家门口了。
当然，为了抢夺生源，夸大效果只是培训机构最普通的做法，这在许多其他服务类商业领域也有。但是这些培训机构还有更多隐秘的操作手段，这些你或许并不了解。
培训机构一般采用三招来搞定学生。
首先，最好用也最简单的招数是，讲搞怪无厘头的段子。参加培训的学员往往是为了学到某种技能，时间短、强度大，这就要求讲师在授课的同时能够幽默风趣。但是这样的老师可遇不可求，更多老师擅长讲黄色笑话，因为简单易学，而且效果好。
其次，包装和神化老师也是常用招数。如今培训机构的老师都要弄几个牛逼的头衔和搞几套彪悍的理论。如果没有，你都不好意思在培训行业里面混。培训师自我神化的好处就是，可以为机构稳定学员，同时还可以吸引更多的学员。
当然，最后一招更加隐秘的做法是，在讲课的过程中经常挑逗个人情绪甚至民族情感。老师们一般都会包装自己苦寒的出身，进而说自己艰苦奋斗如今在城市有老婆孩子热炕头。更有彪悍如李阳者，最喜欢挑逗民族情感，“让三亿中国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让中国之声响彻全世界”。
疯狂的学生
当然培训机构不可能独自疯狂，它们疯狂的背后是一群更加疯狂的学生。
自从1997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以来，每一年的毕业生人数都在不断增长。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应届毕业生规模是本世纪初的六倍，而2013年高校毕业生人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699万人。加上往年还没有就业的人员，保守估计，今年将有超过1000万大学生需要就业。
供给增长了，那么，需求有没有同步增长呢？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国家提供最大人才需求的永远是中小企业，那么中国的中小企业们还好吗？
根据《中国经营报》2013年6月的调查显示，我国江、浙等16省中小企业目前经营困难，生存状况“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要艰难”，已有将近四成或将停产或将倒闭。
中小企业的倒闭潮表面上看是通货膨胀、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综合引发，是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延续。其实更加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经济体自身出了问题。长期以来，国企、外企和民企在金融、贸易、税收等领域都不平等，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共和国长子长孙”们利用政策和资源优势，在经济领域势如破竹，民企的空间不断被挤压。这种发展模式导致的结果是，政府和国企似乎越来越富有。
所以，近年来越来越多大学生想进入机关或者国企，享受高额垄断利益。据媒体统计显示，2013年有将近150万大学生报考公务员、180万选择考研、30万选择出国，这些人群中有将近三成的考研者接受过培训机构的服务，而选择留学的人群中接受培训机构服务的比例最高，达到了八成。他们深知，僧多粥少，要跑赢对手，必须请个好教练。
他们热衷培训，并非因为好学，实乃就业压力所致。通过培训，他们希望能快速掌握一门超越对手的技能，而培训的过程就像是买自信药丸，服用之后就意味着，在人生和职场的道路上甩开别人一大截。
现在的大学生根本没有时间来获取相对完备的知识、建立相对健全的人格，更谈不上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相对成熟的情商。学校在收取了他们四年的学费后，并没有告诉他们做人之道和职场相处法则，就匆匆将他们赶出校门。夹在校园和职场之间的他们，彷徨而孤独，这样的一群人，怎能不疯狂！？
疯狂的社会
有人说毁掉中国人的是两个东西，第一个是成功学，第二个是消费主义。而培训机构正好是这两种社会趋势的结合。
大学生参加培训，与中小学生以及老年人参加培训不同，前者是功利化导向，后者主要是兴趣导向。所以，从每一个课程设置，到每一本图书的编辑，甚至每一个话语方式，培训机构都仿佛在隐隐约约告诉你，要成功，要成功，要成功。
是的，没有哪个时代比我们更渴望成功。但至于什么是成功？为什么我们要成功？可不可以不成功？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要钱、要车、要房、要地位、要荣誉、要尊敬、要羡慕嫉妒恨。而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要快，最好能立等可取。
而培训机构建立起的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巧妙地使用漂亮的比喻和生活小故事来包装，再以“成功人士”的经验总结和亲历的方式讲出来。参加培训的人都有这样的心理，他们希望最好的状态是：25岁买房，26岁买车，27岁娶老婆，28岁开公司，29岁公司上市，30岁退休并开始环游世界。对于成功的追求犹如使用鸦片，越用，越欲罢不能。
细细看来，不管是出国热也好，公务员热也好，他们的底色都是成功学。当然培训机构捕捉到这种社会趋势，并通过满足他们的需求来赚钱，这无可厚非。但在中国，可怕的不是培训机构的商业化，更不是自我教育的产业化，而是不规范的商业化和产业化。这导致的结果是：丛林法则和强盗逻辑。所以才会有如宋山木、黄波之流，不仅采用类传销的途径来欺骗和精神控制学员，甚至猥亵强奸女学生。
在中国，许多行业没有规则，即使有规则，大多数人也不遵守，而这终究会毁灭我们自己。就像圣雄甘地所说的那样，毁灭人类的只有七件事情：没有原则的政治、没有劳动的富裕、没有良知的快乐、没有是非的知识、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牺牲的崇拜。
（摘自《视野》2014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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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2-25 17:34 编辑
188、《远去的诗人们》苏更生
梁小斌在去年秋天病倒了。 他59岁了。这些年靠打零工过活，当过车间操作工、绿化工人，至今没有医保和社保。他另一个更加永恒的身份是诗人，曾经因为一首《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站在当代诗坛的中心。那时候他才26岁，1980年代刚刚开始。
现在，他因为脑梗紧急住院，无钱治疗，双眼几近失明。11月，他的好友作家简宁与学者叶匡政在网上发布了这一消息，随后，北岛、翟永明和铁凝等人出面为其捐款。
梁小斌的困顿像个圆点，围绕着他的境遇，那些长久被人淡忘的诗人们又站了出来。他们曾经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被教室里的学生朗读，被年轻人抄在笔记本里，被情侣用来表白爱情，但是随着一个又一个十年过去，诗人们仿佛集体淡出了。那些曾经闪闪发亮的名字：北岛、舒婷、西川、芒克、欧阳江河、柏桦……今天，他们去哪儿了？
传遍中国的惊雷已远去
比梁小斌大五岁，北岛老了。
2013年11月末，有人拍到他独自在车站候车，并将照片传到网上。照片里，北岛仍然枯黑、削瘦，沉默地低头等车。他正在回香港的途中，此行来大陆是为参加汕头大学国际诗歌节。2008年，59岁的北岛结束20年的海外漂泊，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聘请。与北岛类似，多多、西川和柏桦，昔日的很多诗人进入了高校任职。
北岛住在香港一套不大的公寓里，拉开窗帘便是海湾与香港密密麻麻的建筑。他的儿子今年十岁，妻子甘琦也在香港工作。一家三口定居香港，现在是北岛“离故土最近”的时刻。
年轻时，北岛就在诗歌圈被人称作“老木头”。三十多年前，顾城在跟别人介绍北岛时便说：“振开（北岛本名）话比较少，特别是刚认识的时候，你不要太介意。”1979年，顾乡和顾城姐弟在西单“民主墙”上看到手抄油印的《今天》，被诗歌感动，跑到东四十条的编辑部。他们看见北岛与芒克正在埋头印刷杂志。顾城躲在姐姐身后不发一言，怯生生地盯住别人。芒克后来回忆说：“我心说这里又没人打你，你这是干什么呀？！”
当时北岛、芒克已编辑《今天》杂志一年有余，刊发过北岛的《回答》与舒婷的《致橡树》，“我不相信”与“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如惊雷贯夜，传遍整个中国。
直到2003年，芒克的户口本上仍写着“待业”。作画以后，他在北京买了房子，和妻儿过上了迄今“最稳定的生活”。
今天的北岛依然像年轻时那样沉默且严肃。2011年香港书展，诸位文化人开口谈笑风生，台下听众笑声朗朗，只有北岛的活动不是这样。他端坐台上，紧缩眉头，开口即谈“古老的敌意”，称作家不仅要跟世界、母语过不去，也要跟自己过不去，对写作保持警惕和反省，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北岛为发言准备了讲稿，读起来像在朗诵，一字一字清晰有力，读完即沉默地坐在台上。台下听众提着不着边际的问题，有人问他粉丝现象，北岛说：“粉丝现象本质上是一种邪教。”
做画家或者策划人也挺好
芒克现在很少见到北岛，他跟以前的诗人朋友往来不多，身边的朋友多为80后。他自己也在54岁时，突然从诗人变成了画家。2004年，朋友给他买了颜料和画布，他就直接上手了，一年后就开了个人画展。现在卖画已成为他主要的收入来源，有的画能买到十万元以上。
2009年，芒克与北岛、西川、翟永明和欧阳江河等人受邀至印度参加活动。一行昔日的诗人走入纯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泰姬陵，导游用手电筒照墙壁，里面镶嵌着宝石、玛瑙和翡翠。北岛背起了泰戈尔的诗：“宝石是时间的串珠之泪。”
欧阳江河知道泰姬陵是莫卧儿王朝第五代皇帝沙贾汗为纪念已故皇后阿姬曼·芭奴而建，但到了印度才知道故事的后半段：泰姬陵修完，沙贾汗便被儿子囚禁，终生在阿格拉堡遥望泰姬陵。欧阳江河以此写成长诗《泰姬陵之泪》。他仍然在写诗，但早已不靠诗歌度日。欧阳江河现住在北京一座著名设计师设计的房子里，“在各个房间进出得数次换鞋”。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说，这些年在做演出策划，但没有吐露更多细节，只说“很多知名的演唱会都是我促成的”。虽然写诗，但欧阳江河已很少和朋友们谈论诗歌了，周末时候邀请三五好友在家中打扑克。
“每晚谈论几吨诗歌”的时代结束了
在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黄金时期，北岛、芒克、舒婷、顾城，这些诗人从来不独自出现。他们忙着彼此结交，四处聚会。1981年，北岛带着一批诗人朋友浩浩荡荡去成都，与当地诗人交流。顾城离不开北岛，一直跟在北岛身后，像个小孩子，他会为诗迷太多太热情而生闷气。
现在，活着的诗人偶尔还会碰头，但是多半是在受邀参加活动的时候。
尽管报纸上再也看不到诗歌的版面，也很少看到谈论诗歌的人，但是各地举行的官方诗歌节却越来越多，都以邀请到昔日的诗人明星为荣。李白终老的安徽马鞍山在举办李白诗歌节，广州在举办珠江诗歌节，青海德令哈市在举办海子青年诗歌节，因为1988年海子曾经路过这座小城，写下了《日记》，里面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人们日复一日谈论诗歌的衰亡，最后对谈论都感到厌烦。诗人们偶尔在这些节日出现，才会刺激起人们的回忆，并向他们提出“诗歌是不是真的死了”之类的问题。
韩东表达了无可奈何的乐观，他说正是因为诗歌被边缘化，现在写诗一无可图，写诗反而变得更纯粹，不因钱而堕落。类似的话也被舒婷讲过。
诗人们在努力向好处看，在诗歌里，他们仿佛在维持共同的尊严，就像他们对梁小斌的心有戚戚。
幸好还有网络。诗人柏桦就经常把自己写的诗贴在微博上，跟诗友交流。他现在定居成都，在西南交通大学当教授。虽然还在写作和谈论诗歌，但是有一扇门已经关上了。2010年的一天，他接到北岛电话，说张枣去世了。柏桦浑身发抖，时断时歇，直到半夜。他与张枣“每晚谈论几吨诗歌”的时代真的结束了。
（摘自《视野》2014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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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皮肤上的乡愁》 林东林
我们对外界的摄入，在五官上其实是有分配的。在不断的进化和使用中，其实很容易落下一种感官，而过度地开发另一种感官。比如皮肤的感觉，就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记得有一次，我到宁波去，和一个朋友去看天一阁。没去看天一阁前，在巷子里进入眼帘的是一些老房子。那是在中营巷和天一巷，大都是一些等待拆迁的老房子，砖墙斑驳，野草横生，原来住的人家基本都搬空了。那应该是民国年间，或者更早一些时候的房子，基本都是私宅，上面有宁波市的文物保护单位标志，但也一样被油漆刷上了大大的“拆”字。
我自顾自地惋惜，在巷子里、院子里拍了很多张照片，唯恐有什么景致被漏下了。
朋友却很少拍照，她会摸一摸那些斑驳脱落的墙壁，会摘一些荒草的穗子和果实。后来她问我，你为什么不摸一摸它们呢？拍照是没用的，仍然是隔了一层，只有触摸到它们的温度和纹理，感觉到它们的萧瑟和荣枯，那一刻才是真正和它们在一起的。我突然一怔，是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用眼睛观察多过真正的触摸呢？我的手什么时候藏起来了呢？
小时候到树林里去，我会用手摸那些干枯生涩的树皮，摸那些疙疙瘩瘩的树钉，那种树皮、树钉的坑坑洼洼和粗糙的纹理，会把手掌划得涩涩的、辣辣的，但是却很有质感；我还会在碧绿的苔藓上，摸那种绿色和阳光照在其上散发出的绒绒的温暖，会摘一片树叶把它揉碎，看着它的绿色汁液染满手掌，感受那种汁液的清爽、淡淡的冷以及它散发出的气味。
记得那片树林里还有一片沙土，跟别处的土质不一样的是，它没有黏性，也没有土块，都是那种细细的像沙粒一样的土壤，哪家建房子没有细沙了，可以挖一车代替使用。那种沙土握在手掌里，有一种细软的、温润的感觉。傍晚的时候，沙土里还有太阳的余温，我经常穿一条短裤、赤裸着上身卧在沙土里，细细的沙土覆盖在皮肤上，一点一点地传递着热量，直到沙土慢慢冷去，我才恋恋不舍地把身子拉出来，在夜色中穿着沙土的温度回家去。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皮肤碰到各种各样的水的感受，早上的露水是清凉的，汗水是粘粘的、咸咸的，从井里打出来的水是刺骨的，小河里的水是流动的、拨弄皮肤的，池塘里的水是安静的、包围你的，各种水都划过我的皮肤、到达过我的心扉，我心底还有它们的余温。
很多次，我打赤脚走在路上、草地里，或者树林中，有时候脚底被槐树的葛针扎到，有时候被路上的碎玻璃划到，或者被树根拉到。我就停下来坐在地上；把葛针或者玻璃，从脚底板里拔出来；拔不出来的就回到家，用绣花针的针尖拨出来。疼痛是难免的，但是你能感觉到那种丝丝连心的疼的状态，会感受到皮肤的紧绷和收缩，那是一种疼痛的经验。
一般来说，我们皮肤的感觉主要可以分为四种，也就是触觉、冷觉、温觉和痛觉。
从少年时候的田园世界，到了一个工业的世界之后，我们的皮肤感觉能力，其实下降得非常厉害。因为生活条件好了，我们不会再赤脚在路上走，不会被葛针扎到或被玻璃划到，所以疼痛的经验就少了；我们不会去玩泥巴，不会去爬树，不会去河里、池塘里游泳，我们的皮肤不再感受到自然的粗糙、细致和冷暖。一个工业化的世界、人造的舒适世界，不知不觉地把我们跟自然分割开来，我们不再感受冷暖，不再感受细致和粗糙，不再感受疼痛。
空调的使用，对我们的冷暖感觉是一大破坏，冷和暖的轻易使用，造成了我们自身温度系统的退化。我们都能感受到，即使是再炎热的夏天，我们也不再轻易出汗了；即使是再刺骨的冬天，我们也不会太冷了，因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都有暖气和空调，就连在车上的时候也都是温暖的。夏天不再七月流火，冬天不再冷彻刺骨，我们四季如春地麻木。
我们的触觉在消失，冷觉和痛觉也在消失，如果说还有一些温觉的话，那么我们其实一年四季都处在温觉中，那么这种无处不在的适宜的温度，也让我们对温有一种麻木了。
曾经看到一则新闻，是说日本人为了锻炼小孩子的意志，在白雪皑皑的冬天，让小孩子们赤裸着上身在冰天雪地里跑步，用极端的天气去培养他们的极端品格，挖掘他们的潜力。然而我却想的是，这样的方式固然是一种培养，但同时是不是也是一种破坏呢？小时候皮肤的冷暖感觉，其实是一生的感觉，在天寒地冻里建立起来的，应该是一种坚硬和迟钝吧！
在我们小的时候，其实人和人的身体接触，是频繁的。长辈们会抚摸你的头；老师会握着你的手写字，那写下的每个字，其实都是通过手掌传递过来的，带着老师的体温、抚摸和用心；父母会把熟睡的你从沙发上抱到床上；你会亲昵地揽着伙伴们的肩；会和邻居牵着手一起上学、春游。但是在长大之后，每个人觉醒的独立意识，会渐渐把这些排斥在外，女性之间似乎还好一些，而男性基本上彼此不会有身体接触，男女的身体接触渐渐成为唯一。
世间的各种交际礼仪，让我们成为一个个单独的个体，掌握着精准的、隐私的法则，小心翼翼地和别人接触，人与人之间，握手似乎成为最简单的、最平常的一种身体接触。但是在我们心底，其实最缺少的、最怀念的，还是小时候皮肤直接感受到的每个人的温度。
曾经看过日本的一部电影《入殓师》，年轻的入殓师小林大悟，对每一个死者都仔细擦拭过抚摸过一遍，那些死去的年轻的、年迈的、如花的、苍老的身体，都是冰冷的，但是小林大悟却用自己的肌肤、温度和用心，把干净、尊严和体面给予他们，那是阳间人通过皮肤的力量所能给予阴间人最后的东西，小林也从中感受到了肌肤死亡的温度和纹理的变化。
这样的经验，并不是谁都有的。一直到父亲去世，其实我都没怎么真正触摸过他，我对他的触觉的感受，只有小时候他用胡子扎我的经历，和半夜里用蹬出被子外的冰凉的脚搭在他身上的经历。父亲去世前，我握着他粗糙的、温热的手，似乎接通了小时候触摸的经验，有一种安定和温暖。他去世后我没触摸过他的身体，因为不敢，等到最后一次摸到他的时候，已经不是皮肤与皮肤的接触了，而是拿着他火化后的骨殖，一块块撒到棺材里面去。
父亲去世的时候，哥哥是握着他的手的。后来趁身体还有温度、还柔软，是和父亲生前交好的两个邻居，给他穿的寿衣。想起来，我有时候会嫉妒他们，因为他们在父亲从生到死的时候，感受到了他皮肤的从温暖到冰冷、从柔软到僵硬，那曾经是属于年少的我的触觉的经验。而这一切，在父亲把它们都带走的时候，我却没能去亲自地、细细地感受。
在这世间，一个人的皮肤，究竟能感受到多少东西，又究竟能留下多少东西？也许没有人会知道，也许我们在感受的时候，忽略掉了这种感觉，或者从没有意识到这种感觉。
（摘自《视野》2014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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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吃》雪小禅
吃真是有趣味的事情。
朋友刚从欧洲回来，以为她会一脸幸福地讲述欧洲历史，她却痛苦地说，不知道什么是饱，就知道天天饿，也不知道欧洲人民是如何生活了这几百年的？简直生不如死。
也有朋友，在澳大利亚生活数年，回来的唯一原因就是吃得不习惯，再住下去就会精神崩溃，也是因为吃才回来——一日三餐，的确离不开吃，哪有比中国人更会吃的民族？一个鱼香肉丝，要十五种调料，一个大厨一个味道，仅仅因为油温不一样，炒出的菜就差之千里，更不用说那些宫廷菜江湖菜？
吃在中国比发扬得如此光大，即使如猪下水这样的东西，外国人肯定早早就扔了，但我们把它以酱油蒜蓉红焖后，再以生煸草头围边，吃起来肠软菜嫩，亳无腥气，是草根菜品中的极品。杜月笙平生最爱吃这一口，也许因为和出身有关？贫贱出身的他，小时哪里会吃得着红烧肉？——小时候培养的味蕾几乎跟定人的一生，到死，也怀念母亲做的那碗热面汤，细碎的绿色小葱花飘上来，有香油点点滴滴，西红柿三四片，鸡蛋乖巧听话地窝在面里。那面，是前夜活好的面，已经筋道十足，被母亲用擀面杖一下下地拉长，以后飘洋过后多年，再也没有吃到过了。
有一个外国朋友，到后来放弃自己在国内培养好的味蕾，执意要娶中国媳妇，并且定居四合院，吃卤煮火烧和褡链烧饼，围着炭火的火锅吃涮羊肉，一家人围在一起包饺子，他每次见我们都用不流利的中文说：中国人真是会生活，过着童话一样的日子。
每次去北京朋友家都要吃烤肉，肉当然要用祖传的刀切，坚决杜绝用机器切，完全是对吃和肉的一种尊重，每一刀下去，味道都不一样，然后江湖吃法是站在烤肉台子前，一脚蹬了板凳一手去烤肉，底下是热烈烈的果木，烤肉用果木烤出来才会香，有肉的原味……我每次去都觉得仪式感非常强，有的时候形式决定内容，形而上一样有形而上的妙处。
吃真是浪漫而有趣的事情，古代两个男子最擅吃，家里的后厨永远似在过年，人们以到袁枚家吃饭为幸事——他们家豆腐和土豆都有几十种做法，丫鬟穿着精致的丝绸衣服上菜，一道菜品总会附有一个传说或一首小令，再佐以歌舞丝竹，太平盛世的欢喜都表现在吃上了。李渔更讲究，吃肉吃出乐感来，在《闲情偶寄》中，所有对吃的描述细腻动人，让人垂涎三尺，叹为观止。
于是中国餐馆开到世界各地，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中国餐馆。才不和外国人一样，不动烟火，几片粗面包，加点沙拉和黄油就是一顿饭，想想会郁闷得发疯，做了中国人之后，再去做外国人，只在味蕾这一点上，就有无限的思乡情结。
吃在中国分的流派也异彩纷程，有人爱川菜的火爆热闹，是刚刚热恋的小情侣；亦有人爱鲁菜的踏实温厚，一步一个脚印；广东菜清淡而味，但足以养人，是慢下来的爱情，一唱三叹，都有自已韵律；徽菜是花间小令，一个人独行；到了东北菜，就会乱做一锅，什么都敢放锅里放，分不出主次，分不出彼此，一大盆端上来，豪放得没有道理，适合唱二人转的人吃，太不细腻，可是，如果饿了，是最好的选择……最喜欢家常菜，因为家常倒是难的，谁能把家常做成最生动的菜肴，那是菜中上品，最近永丰道开了一家叫“千勺记”的小馆，上面写着三个字，私家菜，我便无限喜欢。
那私家菜，是只属于自己的，带着祖传的好——我小时候，有一家人做臭豆腐，祖上流传二百年了，他卖自臭豆腐走后，满街的臭，可是，真是好吃，连六必居都赶不上它的臭。臭里的香气仿佛有如神赐，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臭那么香的臭豆腐——也就是中国人，能把香和臭统一得这样体无完肤，一边臭着，不能掩蔽的臭，一边香着，香得绕梁三日；臭豆腐在中国餐饮文化中和谐统一得让人佩服，似一对吵吵闹闹的小夫妻，离不开，可又彼此鸡吵鹅斗着，既甜蜜又苦涩，斗了一辈子，一回头，已经老了，老了，仍然吵——我的爷爷奶奶已经九十有三，还吵着要离婚，我听着要笑，想起那块历久弥香的臭豆腐，只觉得生活这样充满了味道，真实的生活一定是又香又臭的。
一离婚的男子，忽然有一日醉了，扑到桌上哭，却说了一句温暖的话：我忘不了她的烧茄子啊，以后再也没有吃过好吃的烧茄子……话虽然俗，可是如此真，他习惯了她培养起来的味蕾和菜的味道，烧茄子？他一定爱吃，然后她一次次做，最初的那次，不是咸了就是淡了，或者糖放多了，烧茄子烧好了其实是难的，用油过茄子的时候，油不能太热，炸好的茄子要软而嫩，糖不能放多，多了就腻，少了就寡味，多像婚姻，要的太多总会是贪婪，可是，糖太少了，一定是乏味的。
吃出来的感情也有很多，她在别的男子面前是太馋的女子，但在他那里，落得个懂得生活，后来她用自己的舌头赚钱，去各大酒楼品菜，当然也收获了爱情。但最寻常的爱情和吃法是一粥一饭之间，她亲自熬了一锅粥，佐以自己做的两个小咸菜，一个是秋后拉秧小黄瓜做成的腌黄瓜，另一个泡好的小辣椒，微辣，听话而俏皮地躺在盘子里，这样生动。其实最寻常的日子哪里是那些大餐，连慈禧都想念逃往西安时的窝头，最草根最家常的食物能养人的一辈子，也许，他到死怀念的只是一碗米粥，粥里有百合，有鲜艳的枣，还有她站在旁边，小心地看着锅，别让热气扑出来。
是吗？是吗？他记得的所有，居然是这一碗家常的小米粥？
人生也许就这样寡淡，到最后，落实到一粥一饭间，如此踏实妥贴，丝丝入扣，那所谓的山高水远，其实与自己的生活，差了很多哩。
（摘自《视野》2014 第4期） -
191、《疯狂文明人》岑嵘
每天早上挤在地铁里，周围是一群和我同样睡眼惺忪的上班族。巨大的移动铁盒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仿佛是带着人们去一千米深的矿井。这个时候，我常会想起一个人—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
凯恩斯在1930年《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一文中，做了两大预言。第一是大萧条最终“只是短暂的调整期”，我们的后代将更加富足。他关于“一百年后（2030年）英国的人均收入将再要提高四至八倍”的预测可以说是准确无误。经济学家估算，英国人比1930年祖父辈及高祖辈的收入增加五倍，到2030年，下一代的收入将是他们的八倍。
凯恩斯所做的第二个预测是：到21世纪初，每周工作时间将缩减至15小时。这一点他大错特错。我们仍然深陷在起早摸黑的深渊中，即便是美国和欧洲，每周工作时间几十年都是雷打不动超过40小时。
如果凯恩斯深入研究过人类学，对初民社会有所了解，那么他可能收回他的预言。人类并非物质越丰富，科技越发达，工作时间就越少。
在非洲南部，几千年来生活着一个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原始部落，300多年前登陆南非洲海岸的欧洲殖民者称呼他们为“布希曼人”，意思就是“灌木丛里的人”。布希曼人能够根据动物留在地面的痕迹追踪猎物，还能在缺水的地区找到富含汁液的瓜果和块茎。这些技能让他们吃得好，干得少，凯恩斯可能做梦都没想到，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而每天获得的食物有2500千卡热量。
今天我们发明了各种金融产品，华尔街的精英们还在黑屋子里捣鼓出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直到金融危机爆发人们还是不太搞得清楚）。而太平洋西部加罗林群岛的雅普岛土著使用的金融系统却是无与伦比的。他们采集一种大石头，然后做成巨大的石轮（称为“费”）， 在雅普岛，根本无需担心通货膨胀。1900年的时候，一个“费”可以买一只独木舟或一头猪。“费”陈列在家门口，商人把货物卖给别人后，仅仅查看一下主顾的“费”的外貌及所在位置或做一个记号，对这些超级钱币并不实际占有，全凭信用。而今天的金融黑客们看到这些钱币一定傻了眼，恨不能一头撞死在这些石头上。
现代经济学建立了各种产权制度，这些在初民身上却毫无用处，当他们一个人在森林吃饭时，便唯恐自己独享，总是大呼大叫，希望旁人来和他分享。而我们“文明人”碰上好东西则是关上门，拉上窗帘独自享用。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告诉萨摩亚人关于伦敦穷人的事时，这些未开化的人很吃惊地问：“怎么样的穷？没有吃的？没有朋友？没有房子住？他的朋友也没有吃的？没有房子住吗？”这些纯朴的话语让人想起君士坦丁主教的名言：“当我们说出"我的"与"你的"两个字时，已熄灭了我们慈悲的火焰，点燃了贪婪的欲火。”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战争和破坏也能增加GDP，然而当爱斯基摩人第一次听到白人之间会有如海豹般互相杀戮，并互相盗取土地时，他们震惊了，指着土地喃喃自语道：“如果他们的土地也覆盖着冰雪，那该有多好；那些岩石中他们所渴望的金和银，被深藏在雪中，使他们无法获得，那该多好啊！”
再回头说说那些曾经每天工作两三小时的布希曼人，他们追踪猎物的本领被军队和农场主用来像猎狗一样搜寻游击队和盗猎者。他们的领地也越来越小，只能受雇为排队的观光客表演狩猎，或者卖一些旅游纪念品，他们起早贪黑地工作，开始酗酒，并且，他们还得对付比猛兽更可怕的东西—老板。这些都是凯恩斯所没有想到的。
今天的文明让我们拥有了喷气飞机、摩天大厦，但这些似乎也没什么好自豪的。我们发明了汽车却把自己堵在路上，发明了机器却为机器在工作，发明了社交网络人心却隔得更远。而“原始人”再愚笨，起码不会在自己吃的食物里、喝的水里、呼吸的空气里投毒。
有本电影叫《疯狂原始人》，其实“原始人”并不疯狂，真正疯狂的是文明人。
（摘自《读者》2014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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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黑暗的心脏 》 押沙龙
人对于他者的痛苦，实在是比较隔膜。我住的地方，旁边有一条河，有一天忽地淹死了一个人，后来听说死者是一个民工，刚到北京一个月，天热想下去游泳，没游明白就给淹死了。当时我路过那条河，看见两岸围得密密麻麻，我觉得肯定有什么好东西，就凑过去看，就看见河上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浮着，后来才知道那是人头。已经有警车什么的，靠在岸边，筹划着捞人。大家都很兴奋，等着看捞出来的景象。这时候有个警察在那儿拿个话筒喊：看热闹的罚款！我一听乐了，警察真会胡勒勒。但是看看挤成一团的人，个个乐不可支，像在观看演出，就觉得警察也未必没一点道理。我记得自己小的时候，有一次听说我家附近有个人被车轧死了，死相很值得一看。当时我听了以后，虽说多少有点害怕，但终究还是英明神武，当即决定赶往参观。等我到的时候，场面倒还真是很壮观，一大群人挤在那里，我身体小，就钻了进去。可圈子中心只有几张芦苇席，平平的，也不像下面还压着一个尸体的样子，后来听说下面只是血迹。车祸的苦主被撞得面目全非，已被警车拉走，当真邈如黄鹤，只剩下一堆人围在那儿看席子。死者的痛苦，我们很是隔膜，生者的痛苦，其实也是一样。如果当时苦主的亲属在那儿坐着哀哀地哭，只怕大家的观兴更浓。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悲剧是我一不小心切着了手指头，喜剧是你一不留神滑进了下水道。"他人的苦痛往往会让人发笑，（我小时候看到一个同学患痄腮，心里不禁好笑，好端端的一个人，竟把自己的腮帮子弄成那个样子，真是滑稽。）让人厌烦，让人好奇，却很少让人悲伤。前些天我看电视里面陈佩斯说了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在我演喜剧电影的时候，有个镜头是脚上扎了荆棘在那儿跑）我痛得要命，大家却在笑。我问自己，他们在笑什么？他们在笑我的痛苦。那么喜剧是什么？喜剧是让人观看痛苦的时候发笑。它是把人心中一些卑琐的想法激发出来。"喜剧当然不全是那个样子，但有一些喜剧的确是。
我想，大家对他人痛苦的冷漠、好奇乃至快乐，是非常普遍的，普遍到你可以称之为人性的地步。这种卑琐的情感，我想主要就是源于人的那种隔膜感。你的痛苦是你的，我的快乐是我的。要跨越两者之间的鸿沟，就要跨越自我与他人的分界。鲁迅在一篇文章（好像就叫《隔膜》）里说楼下有人在哭，也许有人死，而我只觉得他们烦。鲁迅的文章里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评论，往往是负面的，有的时候这种负面的评价甚至接近于诅咒。然而他又说：旁人说我黑暗，然而我有很多真正黑暗的话，是没有说出来的。鲁迅死了，我不知道他那些真正黑暗的话是什么了。然而除了鲁迅，还有别的黑暗的作者。康拉德说过：人是卑鄙的动物，你给他翅膀他也不会飞翔，他们是卑鄙的爬虫。他写过一本书，叫《黑暗的心脏》，那是描写中非的一个故事，后来被改头换面，做了《现代启示录》的背景。康拉德的意思也许是说：人，都有一颗黑暗的心脏。我愿意借用他的这种比喻，同时，我认为，这种黑暗，很大程度上就是来源于那种疏离与隔膜。
孟子说过：君子看见等待被宰杀的牛羊，看到它们那种恐惧颤栗的样子，就感到悲悯，所以君子不接近庖厨。虽然这话被当作一种伪善被耻笑，虽然现在的厨师们也一定不赞同，但我觉得，里面还是有一种仁慈的胸怀。虽然这种胸怀没有佛教或者耆那教那么广阔、彻底，但仍旧是仁慈的胸怀，比起大谈"虐杀动物心得"的食客，这种说法虽然有点伪善的气息，但却实在善良得多。伪善也从来比赤裸裸的麻木不仁强些。
要洞穿自我与他者的隔膜，要推己及人，感受他者的痛苦，所需要的，只是敏感与善良。但世界上，拥有这二者的人，却并不是很多。在知识分子阶层里，也许比例高一些，但也未必高太多。世界上的知识分子，心里面多是理论、说法、价值观，那种对具体苦痛的敏感与同情，还是太少。他们不见得爱人，他爱的是爱人的理论，他们同情的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着的、受着苦痛的生命，他们同情的是"人民"。在整体的笼罩下，具体的善良与同情显得渺小。可是，要突破黑暗心灵的桎梏，我们最需要的正是那渺小的、具体的善良。
（摘自《读者》2014 第4期） -
193、《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佚名
现在凌晨零点三十八分，我刚挂了电话，与我的好姐妹。
她拨通电话就兴奋的问：“你猜我在哪里？”我睡得迷迷糊糊的说：“香港！”她呵呵的笑，说：“No! 我在美国！”
我一下子呆住了，问：“国际长途？”她不满的说：“你在乎的总是钱！我说我在美国，在我们说世界牛人汇聚的地方——华尔街！”
她去了华尔街，这是好多年前一起看旅游杂志的时候，我们一起约好，23岁生日之前要去的地方，可是现在，我还在贵阳。
她听我这边半天没有动静，生气的问我是不是睡着了，我说，我很羡慕她。她甩下一句“你活该的”，然后挂了电话。我知道，她生气了！
2003年，我们在贵阳市图书馆遇到，她推荐我看了一本叫《飘》的外国书籍，那时候，我们才13岁不到。我说我看不懂，她说，你可以查字典。
从那以后，我开始看她推荐的书。认识我的朋友都说我看的书挺多的，我每次听了心里都空空的，我比她差多了，只有我自己知道。
2009年高考结束，她去了北京，我去了西安。我们的生活轨迹开始变得不一样，我被新鲜的生活吸引了，忘记了她说过我们一起考港中大的约定。
2009年11月，她说，我们每天晚上十点练习一个小时的普通话吧！有人嘲笑我N、L不分。我说，好！半年后，她兴奋的问我，你的普通话考了多少？我考了一乙！我说我忘记练习了，没有考！
2009年的12月，她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学计算机，我说学校没有要求，先看看其他人怎么做。2010年夏天，我说我计算机软考证考下来了，她说她过的是计算机二级C语言。
2010年的三月，我爱上了一部韩剧，我说我想学韩语。她说，那我们自学，就像一起自学心理学一样！我说，好！2011年的年底，我们在贵阳大十字逛街，那家精品店的老板是一个韩国大姐，我睁大眼睛听着她用韩语和老板交流。老板以为她是学韩语的学生，给我们便宜了五块钱。而我，只会说“我爱你”、“对不起”、“谢谢你”。
2011年四月，她说她想跨专业考法语的研究生，问我要不要也学习法语。我说我要自学新闻学，不想学其他的，她说，好！2011年底，她用法语给我朗读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问我新闻学的知识，我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2012年初，我的小说开始好起来，我用稿费请她吃了一顿西餐。她用翻译美剧台词的稿酬给我买了一整套季羡林的藏书。她说，我们说好考研的，别忘了。她还说，你说过香港中文大学是你的梦想，你不要放弃它。我说，好！
2012年年底，我说我四级才过，我不想考研了。她说，好！
2013年7月初，她说她如约考上了香港中文大学，我说，好！
2013年6月，我说我要辞职，我觉得这日子过得挺辛苦的。她气愤的说：“你很苦吗？北京被大水淹，水淹没到我膝盖，我只好穿着拖鞋卷着裤管去图书馆看书，那个时候，我都没有说过我的日子苦逼！”
我走进她的卧室，里面各类书籍堆得到处都是，每一本书都有她密密麻麻的笔记，这样的时刻，我怎么忘了？我打电话想和她分享我因为XXX闹变扭了而难过的心情时，她小声说，她在图书馆学习，回宿舍联系你。那时候，明明已经晚上十一点了！我在家里和爸妈吵得天翻地覆的时候，她自愿申请了去黔西南当志愿者的名额，她说，要翻过两座山才可以有班车回贵阳…… 此刻，我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抱怨。我为什么要羡慕她呢，她现在得到的一切不都是过去的辛苦换回来的吗？我也被她拉着走，只是我放弃了前进罢了！是我亲手掐死了自己的梦想，不是吗？
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觉得自己的青春很苦逼，总是想着未来真的很遥远，没有我的一片天空。我太容易因为小事儿而难过，去荒废时间，忘记了我不奔跑，不会有人给我撑伞！
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是，为什么我明明知道大学时光那么少，青春那么匆忙，但我总是幻想未来，却不肯逼自己一把，去实现梦想呢？我日复一日的不安疑惑不是活该的吗？
终于明白了，我要踏实，我要努力，为了成为自己内心想要做的那个人而坚持，我的一切辛苦总有一天会因此回馈到我身上，“时间不欺人”，这是她教会我的道理！
一个人二十几岁的人，你做的选择和接受的生活方式将会决定你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总该需要一次奋不顾身的努力，然后去到那个你心里魂牵梦绕的圣地，看看那里风景，经历一次因为努力而获得圆满的时刻。
这个世界上不确定的因素太多，我们能做的就是独善其身，指天骂地的发泄一通后，还是继续该干嘛干嘛，因为你不努力，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我想，我以后会平静下来，努力的做好每一天该做好的事情，为了我心里的梦想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很羡慕她，但是谁说我以后成为不了她？成为不了那个为了自己理想拼命后得到回馈的人！虽然我走得慢，但是至少我开始迈出脚步了，不是吗？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2期） -
194、《教育改革从家长教育开始》马振翼
大家经常问这样的问题：美国教育与中国教育的区别是什么？如何改革中国教育？中美教育区别可能很多，但大家都忽视了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家庭教育缺失。 大家对教育不满，主要体现在哪里？无非是孩子们出了问题，即现在的学生脆弱，抗挫折能力差,动辄离家出走，或者轻生；只知道做题，创造力差，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差；太自私，团结协作能力不足，等等。这些,归根结底还是做人的问题。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重要的老师，但目前中国家长在这方面是严重缺失的。
家教是什么？是家长对孩子的言传身教，往往体现在非智力因素方面。比如感恩、尊重别人、基本的规矩等等，其实就是让孩子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首先取决于父母。
但遗憾的是，家长们对此几乎没有太多的重视，更谈不上正确的教育理念、人才观念。一谈到家教，就变成了花钱请老师教文化课，而不是家长的身体力行。中国家长在孩子的教育上很舍得花钱，不惜砸锅卖铁，却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与付出。更有甚者，一些权贵和富有人群，用金钱换责任，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花巨资让孩子一个人出国留学，表面上为孩子做出贡献，实则是不负责任。
一旦孩子出现问题，我们经常是指责学校、社会，而不是反思自己。当我们控诉应试教育的时候，我们是否反思自己也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是否逼迫孩子报了很多的辅导班？当我们指责社会无序时，我们是否给孩子做出了表率？
如果不是从事专门研究工作，那么，在学校学的知识大部分都会遗忘，但是，协作、感恩、创造力、想象力、忍耐力、反省能力等等，最终会沉淀下来，而在这些教育方面，家长可以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美国的教育制度与理念并不完美，在美国，因为教育理念原因，家长不满意，有大约260万学生是在家上学的。在美国前10名大学中，有7%来自此类学生。家长们在以自己的力量去做调整，修正对美国教育的不满。
世界上没有一种教育制度与理念是完美的，美国也同样。大家觉得，中国教育目前问题很多，政府、社会舆论都在反省、检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中国专家动辄讲美国教育如何如何好。的确，美国的教育在理念上、方法上，都有其先进的东西，有值得汲取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同时，中国家长应当首先补上家庭教育这一课；教育改革，首先应当从改变家长入手，让家长们明白自己的责任，树立正确的人才观，真正懂得如何引导孩子成长成才。
从世界角度来说，对于培养一个优秀的人，理念、做法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比如付出，比如严格的规范与要求，待人友善、懂得感恩等等。因此，我们不需要动辄讲美国，而是应当先把本民族优秀的教育观念继承下来，把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发扬光大。家长到位，正确的理念到位，中国的教育问题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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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才艺崇拜》张丽钧
我们对才艺的崇拜，已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毕姥爷”被叫红，即是全国人民痴迷才艺的一个最佳明证。多么复杂的问题，我们都试图通过一场晚会解决；多么可怜的白痴，在电视上秀一回才艺即可一夜爆红。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直刺痛着我的心房。美国12名获得“总统奖”的高中生与中国12名被顶尖大学“预录取”的高中生“对话”，他们同时被摆在这样一个问题面前——制定一项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中国学生一亮相就开始大展才艺——演讲、弹古筝、弹钢琴、吹箫、小合唱、背诵、大合唱，整个过程，学生们十分倾情，甚至眼含泪花，到最后，他们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到非洲去旅游募捐；美国学生则从分析非洲教育、食物、饮用水、艾滋病、避孕等一系列实际问题入手，详细阐明自己可做什么、怎么做，每一项预算都精确到美分，并且，大家既有严细分工，又有整体合作，整个计划拿来即可进入实施阶段……
你看，我们的学生个个都像是“优人”，擅长在问题的外围轻歌曼舞；美国的学生个个都像是“剑客”，擅长直击问题的内核。
奥巴马在2010年美国学生开学典礼上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知道有些时候，电视上播放的节目会让你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觉，似乎你不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就能腰缠万贯、功成名就——你会认为只要会唱rap、会打篮球或参加个什么真人秀节目就能坐享其成，但现实是，你几乎没有可能走上其中任何一条道路。”我们的学生可不信这个邪！仅北影一所学院2013年的报考人数即超过了万人！连清华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的毕业生都选择到艺坛站脚，你说“才艺”这碗饭该有多香！
在当今中国，有才艺就意味着有人气，有人气就意味着有名利。我有个同学，在C电视台工作，是某档选秀节目的总策划。一次半醉，他跟我说：“美女如云跟在身后，个个都想提鞋拽凳！——哪是我犯错误？分明是错误犯我！”是啊，对那些梦想一夜蹿红的“美女”而言，有超高的收益在后面等着呢，付出多高成本都是划算的。
人人都迷恋捷径，人人都抢着做“抓眼球”的事，人人都梦想把才艺当饭吃……这是多么堪忧的现实！
崇拜，是一种挖掘。人们崇拜诗歌，就会有一批诗人应运而生；人们崇拜哲学，就会有一批智者应运而生；人们崇拜美食，就会有一批厨子应运而生；人们崇拜才艺，就会有一批戏子应运而生……
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永记这样的耻与痛——在费城博览会上，人家送去的是蒸汽机，我们送去的是挖耳勺。
（摘自《教师博览》2014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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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说走就走的旅行骗了谁》像粒砂
什么人才能从旅行中有所收获？如果旅行算一种治疗方法，它确实有一定的洗涤灵魂的作用，但不会包治百病。 能从旅行中获益的人，本身在日常生活中必然首先是善良的人，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充满深情关注，同时努力捕捉世界的影响。这些能从旅行中受益的行者，是心灵领域的“艺术家”，敏感含蓄，也许衣服又脏又破，跟人打交道呆头呆脑，但他们却有着大艺术家般细致的灵魂。他们从旅行磨合里，提炼营养物质。就像有位朋友写的：关于旅行的意义也曾有过困惑，也曾有模有样儿学着别人从一个城市骑行到另一个城市，试图在旅途中体会人生的真谛。也许天资不够，收获的除了疲惫就是满身泥土，那种骑着骑着突然顿悟的感觉从没出现过，旅行到底为了什么？我望着我的山地车想不出答案。
没有顿悟，从侧面反证旅行不具有“治病救人”的神奇功效，它因人而异，因人生观而异，因人生阅历而异。就像读书，每个个性鲜明的读者，满怀希望地读，但多数人还是只看懂我们熟悉的道理。
旅行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片止痛药，也许可以治好诸如失恋、恋人“劈腿”、工作压力大这类无关存亡的小毛病，清除我们被优越生活惯坏的寂寞病，但治愈不了“癌症”。所以，通过一次旅行就让人“净化心灵”，攘除偏见、狂妄、心灵畸形，这是最让我受不了的赤裸裸的胡扯。可是，数量可观的旅行达人依然大肆贩卖这些旅行意义，企图用旖旎的风光加上幻象的旅行意义，引诱“饥寒交迫”的人们辞职、放弃工作甚至学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带上朝不保夕的旅费去探求旅行牛人倡导的引人入胜的奇迹之旅。
孤星总在倡导这样一条旅行原则：做一个负责任的旅行者。我想还应增加一条：担负责任，如实记录旅行，不要为收获利益，或所谓新意，过度渲染旅行的魔力。
旅行是营养品，旅行也可以冲动，但我们不该盲从，尤其不要为赢得别人的尖叫盲目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你认为旅行是给你提供成长机会的话，那么迈出第一步之前，你对自己的旅途进行细致规划，正是你不再做个旁观者，从此亲自经历成长的有益铺垫。如果你连这第一步都做不到，哪里还有谈我要成长的资格呢? 如果你连自我保护的意识和手段都不具备，却一味要到旅行中去经历悲喜交加的心路历程，我认为这样认定旅行的意义，听上去自由又美好，但它不健康，也未必有好收获。
思考人生，懂得关爱别人，领悟死亡意义，难道一定要去印度，要到加尔各答的死亡之家亲临其境才行吗?如果你对城市路边一只濒临死亡的流浪猫熟视无睹，如果你对自己父母也缺少关心的话，那么，即使在特雷莎修女创办的垂死之家直面死亡，你也不会就此清醒，更深一步地领会爱与奉献的意义。即使震惊，一觉醒来，你依然是原来的你。
我随着几个花枝招展的申请义工的日本女孩离开关爱之家时，她们掩鼻绕道躲避街头躺在污水里等待死亡的麻风病人，我想，行动是思想赤裸裸的表白，真心爱他人，可以指望一场旅行或几天奉献养成吗?
我反对的不是旅行本身，而是打着开阔眼界和让心灵成长的旗号所写的那些迎合消费者心态倡导旅行的书。现在，很多旅行牛人都有赞助，或靠卖字维持生活，他们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可以长年累月四海为家，但这方式普及不了。
因此，大牛们与旅游利益相关者应更有社会良知。旅行不是唯一拓展眼界的方式，甚至不是最有收效的方式。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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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其师与其徒》 陈希我
师母曾经对孙老师说：“你的学生神经都不正常！”至少是很多。比如我就不正常。那一年，还是大学三年生的我被孙老师推荐参加一个笔会，我竟在会上打起架来了。文人相聚，应该流觞曲水、弦歌盈耳，竟然动粗，简直斯文扫地。据说，笔会组织者因此给了孙老师一句评语：“有其师必有其徒！”
孙老师至今还喊冤枉，说他再怎么也不至于去动拳头。但据说孙老师跟人辩论，也曾经辩到挽起袖子的。即使不动拳头，他的语言也如子弹，他的思想锋芒更是咄咄逼人。有人说那仍属于斯文范畴，我却以为，一切的力量都是相似的。
身为“其徒”，孙老师对我的魅力首先是尖锐。我想，这也是他身边聚集着众多弟子的主要原因吧！他的弟子虽未必都传承他的学术领域，但几乎都传承了他的精神：敢于质疑，不信权威。我想，这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所谓的“传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因为他参加各种会，每每言语尖锐、滔滔不绝，人家就不请他了，改请他的学生，不料他的学生们上场，也不差乃师。对体制来说，超出规范是危险的，所以孙老师欣赏的学生，每每没能如愿留校。有了一个孙绍振，再加上他那些学生，还不闹翻天了？领导有领导的考虑。
我大概算是孙老师学生中最不正常的。这些年，越来越多人说我发型也像孙老师了。我知道一是指卷曲。看孙老师年轻时照片，也是一头卷发，这让我曾经对自己的卷发洋洋自得。卷即是乱，头发乱，则昭示思想乱。什么是乱？乱就是不循秩序，乱才能发现逻辑破绽。若非如此，当年孙老师就不可能质疑几乎已经成为天条定律的“文学是时代精神传声筒”；二呢，是指稀疏吧。孙老师的头发是稀疏了，我的野草也正在荒芜。在中国，很多知识分子老了，成了从内到外光溜溜的好老头，但孙老师的思维却不荒芜。我总想，我到了孙老师这种年纪，是否能有这样的状态？
初识孙老师，他的外表就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时候粉碎“四人帮“不久，百废待兴，知识分子的外表也待兴，我常为我的老师们不像大学老师而感觉泄气。至少我觉得，一个教师，如果外表不佳，乃至猥琐，再如何学问渊博，也不会让人愿意接近。那时候孙老师颇有点玉树临风的样子，皮肤白晰，五官锐利。虽然也是一身中山装，但是尼的，黑色，笔挺。他来上课，在讲台上站住，就开始解钮扣。从最下面一颗解起，直到最上面的风纪扣。中山装敞开了，更像是西服。把严谨的中山装穿成洒脱的西服，是怎样一种境界呢？就是后来所说“酷”吧？抑或就是现在的“混搭”？我在中学时就迷恋西裤“混搭”工服，那时候还没有引进牛仔服，工服就像极了牛仔服。但是裤子必须是笔挺的，否则就真是“大老粗”了。美就在于“破”与“不破”之间。
印象中孙老师的课总是敞着中山装讲的，他的思想也从初露锋芒，到汪洋恣肆。他言语犀利，能够破开常规，说出不一样的东西来。那时他教的是文学写作，另有一个教新闻写作的，众所周知的原因，新闻写作就是那么回事。当然也未必只由于客观原因，即使是文学，至今还仍然有人讲得没南味没北味的，关键还是讲的人的思维。孙老师讲课时，时而讲起他们间的思想分歧，说完，他说：“人家是共产党员么！”大家哈哈大笑，心领神会。
孙老师的课总是让人期待，即使我满脑子反骨，他讲的内容也常令我震惊。我们毕竟是经过了长期僵化教育，并且合格到了能考上大学的程度。他讲“五官通感”，我惊异艺术居然可以这样搞的。我就在脑子里把五官乱搬动，恶作剧地让它们乱串通。大学毕业后，我被弄到一所中学，一次，在学校一再恳求下，我为墙报写了一篇“五官通感”的文章，其实就是直接截取孙老师的课堂笔记。他们看了，大跌眼镜，说竟然写眼睛能嗅，鼻子能看，这要让语文老师来改病句了。某领导还在背后说我：“什么才子，简直是神经病！”这是领导又一次说我是神经病，最初一次是因为我睡懒觉，不去上课。那时候我还比较脆弱，赶忙辩解，说这是我大学老师孙绍振说的。他们说：“你的老师也不正常！”我哈哈笑了。
在我的词典里，不正常是绝对褒义的。庸者的贬毁，恰是给智者的勋章。其实孙老师具有极精密的思维，听他说话，常感觉醍湖灌顶。曾经，学生陈成龙看了一本书，断断续续记了17个问题来请教，孙老师说：XX问题其实就属于XX的问题，XX的问题是属于XX的问题，用XX的理论一分析就清楚了。三下五除二，17个问题就解决了，出乎意料。出乎意料，是否也算是不正常？关于孙老师，有许多出人意料的事。据说那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原稿是不分段的，整篇只一个自然段，《诗刊》编辑抓在手里，说：“这个孙绍振，怎么这样写论文！”后来我自己也写作了，常想，如果当初孙老师留心分段了，可能就没有那么汪洋恣肆的文章了。很多时候形式决定了内容。据说孙老师早年写作，很多时候不是坐在书桌前写的，而是在床头柜上、饭桌乃至卫生间，这里写写，那里写写。那是真写作。真写作的写作，假写作的摆谱。有时候内容就是形式。前一段时间，一个媒体拍我写作的地方，其实我写作的地方是极其简陋的黑屋子，换成我家的书房，宽敞而已，没啥好拍的。据说他们去拍作家阎连科的书房，也感觉单调。相比之下，某诗人的书房简直是博物馆，秦砖汉瓦，什么都有。这是诗人吗？这是马未都。我想，媒体要是去孙老师的书房，也是要失望的。总觉得像他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书房应该很阔绰，弄个大班桌什么的。实际上，他的书房很小。没有秦砖汉瓦，没有名人字画，没有高山流水，但有堆得像山一样的书。这些书还不允许别人整理，一整理就乱了。他书房之外也到处是书。但是一个书房，有书就是美；一个学者，他的思想就是世界。
不摆谱的人是自由的人，所以不摆谱，是因为足够自信；有自信，无论是主义自信还是道路自信，就理所当然会给别人自由。接触过孙老师的人，应该都会感觉跟他在一起没有压力。用师兄谭华孚的话说：跟孙老师在一起，可以没大没小。曾经，我带上一个写作的朋友去孙老师家，那人紧张得要命，见我跟孙老师瞎扯，以为我了不得。我说，哪里是我了不得？要是换成别人，我也扯不起来。当然我也不会去那样人家里，何苦自投囚笼？
我是个不守规矩的人，至今想想，孙老师帮了我不少，我也没怎么答谢他。这里难免有觉得他既然自由，我就趁机也自由了去的心理。但有一次，因为我儿子的事请孙老师帮忙，想来想去，自己也老大不小了，不能再装不懂世故了，就提了水果去，结果被孙老师批评了：“你这个人不讲规矩，怎么也搞规矩这一套！”不讲规矩，是我在孙老师心中的定评了。我想，当年正是我的不讲规矩，才被孙老师瞄上了。他看了我的小说，很惊异，怎么十几岁年纪，就把世界看得如此黑暗？他当着全体同学说：“我在北大读书时没有这样。”这似乎是实话。北大，即使是当年的“右派”，也大多是希望这个社会好的。我印象中他还说了另一句，说我“天生就是作家”。我虽然天生狂妄，但也不敢觉得我就天生是作家。孙老师给学生打成绩，是会打超常分的，比如在100分制里打105分。他认为看准了，就该充分肯定。这使得我当老师后，也常给学生打高分。道限高的老师鼓励学生，道限低的老师吓唬学生。其实，好孩子是鼓励出来的，贬压孩子只为了抬高自己。孙老师的肯定，极大地激发了我，我也就越来越越矩，越来越狷狂了，用我父亲的话说：你越来越像孙老师了！
后来想起来，我很幸运在青春时代遇到了孙老师。他是一盏灯，让我在下水文学之初就看到航线，这使得我能够在写作上走得很远。对学生，孙老师常是一座灯塔。很多老师可以给学生知识，但不能给学生方法；可以给学生方法，但是不能给学生思想。没有思想的人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不久，因为偶然的际遇，我谈起我30年前的一篇小说，对方说：那可是比“先锋小说”更早的“先锋”。其实对我来说，“先锋”根本不是问题，前方有灯，必然向前。难道会弃明投暗？一切的写作都应该是“先锋”的，难道有“后锋”的写作？先锋是正常的，不先锋才是不正常了。
当然这是写作，不是生活。这里有个问题：写作和生活不一样。不正常让写作得益，但却让生活致祸。国家不幸诗家幸，幸了诗歌祸诗人。那时候因为写作，我的生活更加凌乱起来。我父亲担心了，告诫我不能用文学方式过日子，但是我已经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大概孙老师也觉得不妙了，把我找了去，对我说：“这世界还是有美好的东西的！”我简直惊异，这怎么可能是孙老师说的话？他竟然劝我也要用美好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孙老师收到来自多方的爱意，不管他是否接受，但是被爱就已经足够了，爱能把人的心变得柔软。真理是冷酷的，但是爱却高于真理。许多年后我自己也尝到爱，我这个魔鬼甚至有当圣徒的冲动。我想，那时候孙老师对我也是转换了角色了，从一个教师，转换成了父亲。教师对学生，期待的是杰出；父亲对儿子，首先想的是安妥。许多年后我自己也有了儿子，并且我这儿子，用孙老师的话说是“报应地像我当年一样”，我深刻理解了当年孙老师的一片苦心。当然，当时我是不能理解的，孙老师怎么变得如此正常？我甚至觉得他的观点庸俗，他在妥协、投降。他跟我说如何为人处世，我反击他一句：“你会说，你也做不来！”是的，其实即使是孙老师自己，也未必能饯行得了他说的那种世俗的道理。几年后，他的我行我素还招致了批判。那种世故，我们不是不懂，只是做不来。做不来，就守住了底线。
不知孙老师曾经多少次为了他的学生，回归到常态。曾听林茂生说过这样一件事，林茂生是他留校留成的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对学校体制不满，就在自己宿舍门上贴对联反抗，跟校方剑拔弩张。一个小助教，明显要吃亏，孙老师去劝，索性自己上去把对联揭下。对学生，孙老师就像一棵大树。有的老师学问不错，但为人苛刻，甚至不肯拔一毛以利学生。在他70岁大寿时，四面八方来了众多学生，包括从广州和北京，我想很多教师虽然桃李满天下，却未必能做到。有时候他是犀利的老顽童，有时候他是通达的长者。他是学者，是老师，是名人；又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大多数人不能两类身份都做得好的。其实，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属于传统的，他的批判与颠覆武器是启蒙话语，他的手术刀是辩证法，他的美学结构是古典的，他的“危险美女”只在纸上。其实，关于孙老师当年在讲台上的情景，我并没有描述完整：课上完了，他又将扣子扣上。从最上面风纪扣扣起，扣到最下一颗，然后走出课堂。
毕业20多年后，孙老师对无法无天的我又做了一次矫正。我考上了他的博士。我一直思维天马行空，言论上自然也无所顾忌。我是写小说的，小说家就是自己小说的王。但搞研究不是。这么一个疯子竟然读博，让一些人疑虑。孙老师明显也担忧了，第一次给我上课，他就严肃告诫我：从今往后说话要有根据，不能自说自话，你的观点得建立在资源上。我质问：孔子呢？“孔子可以，亚里斯多德可以，你不可以！”他说得斩钉截铁。我知道他是在给我下猛药。那以后跟孙老师说话就辛苦了，我说出什么，他都要进行推敲。但他是对的，作家不是可以到处撒野的。既吃这碗饭，就得有吃这饭的本事；即使是反对，也得有对手的本事。
孙老师告诉我，其实他最初也毫不在意什么规范不规范的。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是不讲究这些的，那是一个倚仗才情的时代。90年代以后，才情被豢养，讲究规范了，老老实实也可以当学者了。孙老师的文章也规范了，但仍然才华横溢。这里有个问题：规范不是囚禁，接受不是投降。他的文章不同于“学院派”，他没有兴趣亦步亦趋。他看到了霸占学院的摸摸索索的理论在解读文学文本上的无能，竭力让研究回归到对文本的解读。这是需要真工夫的，别拉大旗做虎皮，别挟洋自重，别耍嘴皮子，真刀真枪上来干干。他俨然是学院的“异类”，但这恰是研究文学的正常之道。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2期） -
198、《天堂和地狱之间——我的学生陈希我》孙绍振
我曾把所教过的学生分成两类，一类是可爱的，大都是日后可能为我增光的，一类是可恨的，不少是日后可能为我添麻烦的。对于那些有才气的，日后可能为我增光的苗子，我特别器重。他们之中也有一些日后果然不负我的厚望，成了作家的，我特别引以为自豪，这当然是属于可爱的一类。但是其中有一个，虽然很有才气，却不但没有给我增光，反而以他的行为向我的划分标准提出了挑战。在好长一段时期里，他带给我的是一大堆久久萦绕心头的疑问。我一直弄不清，他究竟是可爱还是可恨。
这是一个清瘦得有点苍白的少年。第一次做作业，我就看出他的才气不凡。他小小年纪，就把人性描写得很有一点阴冷，就连亲子之间都有一些叫人心灵颤惊的自私。我看出来，他对于生活有个人化的、私有的感觉的。
什么是才气?这就是才气。上帝对人是很不公平的，他在一切方面都很大度，不借把最美好的品行给于人类，但是在才气方面却很吝啬。而所有那些稀有的才子，大抵都有一点怪，不为世俗所容。也正因为这样，伯乐才比千里马更为难得。我觉得自己不是什么天才，但是能发现、培养一个比我有出息的大才，一辈子只要能当一回伯乐，也不枉我七尺男子在人世走了一遭。
毕业的时候我特别关照了有关方面，要把他留下来当助教，作为有望为我们学校(其实也包括我自己增光的苗子加以培养。有关方面便通知他去考外语。这种考试是走过场性质的；但是他的外语特别不行，以为是故意为难他，气得当场拿起墨水瓶子一扔，就哗啦啦砸碎了一扇玻璃门。把我气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但也无可奈何。其结果是被学校记了一大过，被分配到福州市郊区一所中学去吃粉笔灰去了。
为了不埋没这个人才，我又把他的小说介绍到《福建文学》去，编者也很欣赏，就请他到一个风景区去修改稿子。不知道是，怎的，他又不守规矩，把衬衫的下摆打成一个英雄结，和一个什么英雄打了一架，其结果是，当时的《福建文学》主编给了他一句评语：“有其师必有其徒。”
过了两三年，他来找我了，说是现在经过生活的磨炼，已经变得很是正统了。我自然高兴万分。他提出希望我帮他一个忙，调一个学校。我说福建省一所中专学校正好有我一个调皮鬼学生，改邪归正了，也和他一样变得正统，现在那里当一个教务主任之类的官，他们在一起工作可能有更多共同语言。我们谈得很是入港，他自然喜之不尽，我马上为他努力联系。但是不知为什么，我等了他许多天，他竟没有再来找我落实这件事。直到很久以后，那个当官的调皮鬼来看我，我顺便提起了他的师弟的事。他大笑起来。原来是，他听了我的介绍，马不停蹄地奔波，结果了解到，这位师弟，在那所郊区中学竟有一番颇为惊人的作为：和一个相当顽劣的学生不知因为什么发生了口角，他禁不住怒火中烧，便把老拳挥舞了一番，那学生自知不敌，好汉不吃眼前亏，落荒而逃。
他觉得让一个蠢劣的鼠辈在自己手下逃掉，有损英名，便呐喊一声，脚下生风，穷追不舍，直至宿舍，浑身解数还没有使够三分，哪知学生并不经打，早已经如《水济传》中鲁提辖拳下的镇关西，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了。他当然不可能过瘾，又把学生的被子，以力拔泰山之雄姿，扔之于十数米开外的池塘里，出了一口鸟气，才拂拂袖子，踱着方步而去。
我怎么也想像不出来，像他这样一个感觉精致而且很有审美天赋的才子，怎么会有李逵的气质。虽然是我的老面子很大，调皮鬼也相信师弟是个人才，但有这样出格的记录，人事部门绝对不可能通过，所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他今日一来是向我道歉，二来是附带向我进言，以后对于有才气的门生除了才气之外，还要注意其是否有李逵气质才是。
我不得不把他从可爱的一类忍痛转入可恨的一类。
这个武功和萧军可以比美的才子，才气一时还没有达到萧军的水平，在国内肯定是混不下去了。只好远走东瀛。在那里他奋斗了六年。其艰苦卓绝，为我所难以想像。他在信上说，除了才去那半年，找不到工作，每天可以睡八个小时以外，其余的五年半，每天大抵只能睡四个小时左右。终于事业有成，结了婚。不管日本有关方面如何以高薪挽留，他还是忘不了他的中国文学之梦，这是在日本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因而他坚决拒绝了。
他带了一笔钱归来，买了一套房子。武功虽然还没有什么长进，但他在文学创作上追赶萧军的雄心不死；成日关起门来，除了献身于艺术，埋头写长篇小说以外，什么也不干。终于他拿着两公斤的原稿又来找我了，请我推荐出版。我自然拿出最大的力量为他效劳，虽然也捏着一把汗，不知他还有什么鬼花样。但是事实胜于雄辩，他这一次拿出了货真价实的东西。
当我拿着他沉甸甸的稿子，我想也许是我对他还不够理解，当年他的顽劣，不过是因为才气得不到正常的发挥，受到扭曲而已。
这样，我想按照我的好坏二分法，他大概可以归入可爱的一类。
就在他的大作即将出版之时，我不无玩笑地和他谈起他当年的英雄事迹。
他相当轻松他说了如下的话：
我这个人，不知怎么的；有时会突然失去理智，我的神经不正常。事后，自己想想，也觉得不可思议。前几天，我太太说我的头理得不够水平，她一定要给我重新理过。我勉强同意了。但是在她给我洗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心里憋扭，不可抑制地发起火来，大叫一声就把桌子踢翻了。
我太太是很了解我的。她什么也没有说，把桌子扶了起来。
她是个善良的淑女，不动声色，继续为我剪发，但是显然渐渐地失去了情趣。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说什么。剪刀的“切切察”声使沉默变得沉重起来。可是我却没有勇气来向她道歉。这时的每一秒钟都变得令人难熬。在这以后的一两天里，太大仍然和往常一样和我说话，连语调都没有改变。但是她越是若无其事，我越是感到不自然。我多么希望自己能鼓起勇气说一些表示抱歉的话，然而我就是说不出。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慢慢淡化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间才恢复了正常的调笑。这是一场真正的危机，与其说是我们的，不如说是我一个人的，它令我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感到无法排解的隐忧。每一次这样的发作，都带来持续的若有所失。我多么希望把它通通忘掉。然而，心头有一种空空的胀痛，又像有小虫一样在蠕动。不管是胀痛还是蠕动都令我感到我所不敢表达的后悔。每一次都给我带来悔恨的痛楚，但是到了下一次，又是旧病复发；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折磨一下太大，接着就折磨一下自己。
他说着就笑了起来，令我惊异的是，他的笑声里没有多少沉重之感。
我又把他归入可恨的一类比较恰当。
但是读他的小说，充满了对在日本的留学生中，沉迷于物欲的追求，背离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的批判，这无疑可以充分说明，他的审美情感追求绝对是超越世俗的。从作品看来我当年对他的期待绝对没有任何错误，他应该属于可爱的一类才是。
可有时，我又忍不住设想，如果我是他的太太，我会不会有一种和猴子相处的感觉?
也许我会提出离异的吧。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想，我的这种想法像第六个手指一样是多余的。
也许，我的困惑，是由于我总是习惯于把人分成可爱的和可恨的。其实，人是太复杂了。我的那个二分法，对于复杂的人来说是太狭隘、太可笑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吉柏林的一首长诗(这首诗好像还没有翻成中文)，说是一个人死了，来到天堂门口，守门的问他，这一辈子做过什么好事没有，他说，没有。他被天堂拒绝了。他又来到地狱门口，人家又问他这一辈子做过什么坏事没有，他说没有。而他又被地狱拒绝了。这个人大概以后就成了永远流浪的孤魂野鬼，在天堂和地狱之间。
但是我觉得这个调皮鬼和吉柏林笔下的那个倒霉蛋不同。
要对他进行好坏二分法的划分，是太困难了。也许正因为他可爱，他才更加可恨，也许他因为可恨，他才更加可爱。别的没有把握，有一点是我是相信的：他日后不可能落得个在天堂和地狱问流浪的下场，他无疑是一个天堂和地狱都欢迎的家伙。
（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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