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xuanxuanie 于 2013-8-29 11:10 编辑
1、经学就是经典或者国学经典。
“读经”的“经”如何理解？有一些人望文生义，认为经就是国学中的经典，甚至是通常意义上的所谓“经典”，这些都是误解。如果说“经”就是通常所说的“经典”，那就不限于传统国学，古今中外都可以往这个篮子里放，那探讨读经还有何意义？
“经”自西汉以后专指儒家典籍，先是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唐代孔颖达编订《五经正义》，成为官方的版本，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唐宋以后，《论语》、《孟子》等书的地位上升，“经”的范围有所扩大，于是出现了“十三经”的说法，包括《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尊孔读经”是民国初年的事情，与复辟帝制联系在一起。1912年康有为的学生陈焕章成立孔教会，康有为实为精神领袖。他们与袁世凯沆瀣一气，反对革命，逆历史潮流而动。民国虽然创立，但思想观念依然如故，这也正是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所着力要解决的问题，他们提倡民主与科学，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伦理、新道德，改造国民性，肩负起启蒙民众的历史任务。按当今一些学者的解释，先贤们的启蒙工作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中断了，救亡压倒了启蒙，后来是内战，新中国建立，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又开始举起启蒙的大旗。再看看今天中国人的民主、科学素质，还普遍不高，启蒙的任务远未完成。到底“读经”和汲取现代思想，孰轻孰重，已经一目了然。
因此，无论从古代还是近代来说，“读经”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经”的内涵早就固定下来了，不是你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的，讨论前先把这个概念的内涵和一些常识搞清楚，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是基本的前提。
不是说带“经”字的就是“经”，比如《道德经》、《六祖坛经》，尤其是把《三字经》也当作“经”就更搞笑了。
有人说，那我们不能对“读经”有创新性的阐释吗？答曰：不能。你什么时候见过和尚“念经”有创新性的解释？念的经不是佛经，还是别的什么东西？难道是《道德经》、《古兰经》、《圣经》？那岂不是荒诞不经？
所以，“读经”的“经”，是“经学”，而非“经典”，经学虽然从经典之义而来，但它有了特定的内涵，专指儒家经籍。归结起来，“读经”的含义是：对儒家经籍和儒家思想奉若神明，认为可以解决现在社会所面临的某些重大社会问题，也就是一些人主张的所谓“返本开新”、“内圣外王”。
传统国学包括经、史、子、集，但在主张“读经”的人眼里，就只剩下了儒家经籍，其他优秀的传统文化、西方更加先进的现代文化都被忽略了。可能有人会说，我读经难道就不学别的东西了吗？我要问，既然你学别的东西，干嘛非要打着“读经”的旗号呢？“读经”毕竟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名词，用“学习国学”不更好吗？为什么非要趟“读经”的浑水呢？
“返本开新”、“内圣外王”对不对，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牵扯到古代的儒学、近代的康有为、现代的新儒学等等问题，容我以后慢慢聊。
同时，建议那些认为“读经”就是“读经典”的朋友，你不妨在读经的时候加入《圣经》、《理想国》、《利维坦》、《资本论》等等著作，因为经典的数目很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记住，读完了和王财贵等倡导读经的人士好好交流一下看法，你会让他们感觉受益无穷的。
2、读经的方式就是素读、背诵。
语言是在使用中不断演变的，如果不借助某些工具，前人留下的著作后人是很难理解的。所以，为了帮助人们理解“经”的内容，有些硕学鸿儒就做起了注释的工作，为“经”编写了许多“传”。比如最早阐释《易经》的《易大传》，包括《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 又被称为“十翼”。以前被认为是孔子所作，后经研究非孔子作，而是战国到汉初的儒者作品的汇集。再比如“春秋三传”，原也是解经的著作，后来也归入经的范围了。可以说，自“经”产生的那一天起，给它们做注疏的工作就一直没有停止，积攒下来，古代注经的书籍可谓是汗牛充栋，蔚为大观。
因此，面对“经”，古人就已经有很深的“隔阂”了，这种隔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书面语和口语的隔阂，古人在这方面尤甚，并不是怎么说就怎么写，而是两套不同的系统，比较古文和白话文就知道了；另一个是现实生活和历史之间的断裂，“经”所述说的那些内容逐渐地远去，很多制度、仪轨、器物都已经不存在了。古人不借助注疏，已经很难搞懂“经”的意思。而对于现在的我们，这种隔阂拉得更大，毕竟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基本终结，无论在语言方面还是在历史方面，任何人都无法直接读懂古代的典籍了。即使像《论语》这样接近口语的语录体著作，不经过一番解释，仅靠读原文，大部分内容也是很难读懂的。
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经”就更像是天书一样了，因为毕竟它是跟孩子的语言、生活、思维完全脱了节。其实，要让孩子在童年起就了解传统文化，让孩子的发展更全面，科学的方法是挑一些孩子感兴趣的、易于理解接受的内容，不要注重所谓系统性，同时又要带有分析批判地教授给孩子。但对于某些热心读经的人士来说，则完全不顾孩子的接受能力而“全盘”“灌输”。这不仅对孩子的成长无益，还可能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
比如读经人士提倡的所谓“素读”，就被很多家长孩子实践着。何谓“素读”？看看百度百科的解释：“素读：是日本人对我国古代私塾教学方式的定义，即指不追求投入理解，只是将其反复诵读，烂熟于心。强调以记忆学习为中心，反复朗读。”显然，素读就是死记硬背。既然孩子根本不理解“经”的内容，又要求他们从小“读经”，接受熏陶、打好基础，就只有“素读”这一条路了。另外一个考虑就是，家长对传统文化也是一知半解，无法起到辅导作用，“素读”让家长得到了解脱。于是，很多家长让孩子素读《论语》一百遍，《易经》一百遍，还以此激励孩子。可是，问题在于，就是读上一千遍、一万遍，于孩子何益？
有人反驳说：孩子学说话，家长的话孩子也不懂，慢慢不就懂了吗？“经”一接触的时候不懂，渐渐地不就了解了吗？此言差矣。孩子学说话，是借助生活环境来理解其内容的，这种语言是活的，是在使用中（维特根斯坦认为是在“游戏”中）习得的。即使是第二语言（比如英语）的学习，也有很多是在使用中习得的（比如看电影电视、口语交流）。当然，也有哑巴英语，这是在熟练掌握母语的基础上，借助母语来学习英语，和学习古汉语的情况基本一致。古汉语已经是一种死亡的语言，不可能通过母语的方式来进行学习，只能在母语的基础上来理解它。如果不能将二者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单凭所谓“素读”式的灌输，是无法真正掌握和理解这种语言的。
素读本质上是提倡死记硬背，这和现代教育观念背道而驰。有人说孩子的特长就是死记硬背，所以应该在小时候多背点东西，长大了受益无穷。说实话，死记硬背的东西效率有多大，想必家长也有所感受。小孩子三四岁时背的唐诗，可能过两年就忘得干干净净，背得越多，忘得也越多，指望着长大了受益，恐怕是一种想当然。而且，这种素材的“储存”并非越多越好。这种“囫囵吞枣”式的学习，没有经过加工、分解、提炼，在储存时占用了太多存储空间，势必妨碍对其他东西的学习。而且，要求达到对经典倒背如流的程度，也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边际效益却在递减。就像高铁一样，达到一定速度后，再想提高速度，就要成倍地增加能源消耗的成本。试想，素读《论语》、《周易》一百，会占用孩子多少学习、玩耍、休息的时间？而效果又如何呢？
有人会说：我们现在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要读总有收获，不要那么功利。我要说，这是因为基本没有收获，家长才会这么说。浪费孩子一生中最宝贵时间，没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多大的帮助，这样的家长不是在“犯罪”吗？什么叫不“功利”？难道对孩子有没有“利”家长都不考虑吗？你的理想很远大，付之将来，可这理想有些玄虚。如果方法错了，理想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且，你能给我找出来几个素读成为人才的例子吗？当然，你可以说读经运动开展的时间不长，很难短期内看出成效的。其实，更糟糕的是，这种机械式的学习方法，把超出孩子理解的能力的东西硬灌输给孩子，压抑了孩子的学习兴趣，容易让孩子产生厌学情绪，对以后的学习产生不良影响。我们小时候还反感那些在学校里只会照本宣科的老师呢，现在家长拿来更加枯燥的书，以更无趣的方式去教授，孩子会真正发自心底地喜欢吗？
有人反驳说：民国的国学大师不都是得益于背诵吗？这种说法更是好笑。民国时期的人有几个不是从老式教育走出来的，在传统文化的浸淫下出几个大师也是理所应当。因为他们受过传统私塾教育，就把背诵和大师联系起来，这纯粹是想当然。要这么说，私塾里的学生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都应该成为“大师”才对。对经典倒背如流，还算不上有“才”，顶多是个图书馆。要想成为大师，最基本的才、学、识要有，没有思想、观点把那些材料串起来，有多丰富的知识也是烂在肚子里。
其实，背诵是古人学习的必修课，因为古代典籍数量少，字数少，背起来容易。而且书籍不容易得到，存储、携带也不方便，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记在脑子里。而今天不同了，资料浩如烟海，记忆它们实属不易。而且，今天的存储、检索非常方便，有个疑问，用手机上网一查即可。所以，今天比拼的不再是博闻强记，而是比拼收集、检索信息的能力，比拼思想、观念是否独树一帜。
有人认为孩子背诵点经典著作，有利于将来的写作。但囫囵吞枣的背诵，有多少能转化为高超的写作能力，实在令人生疑。就像高中背诵大量文字优美的篇章、段落应付高考一样，提高的仅仅是分数而非写作能力。而且，即使写出文章，倾倒出来的都是别人的语言、别人的思想，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就算是辞藻华丽、语言优美，又能有什么深刻的思想打动别人呢？真正的写作，是用自己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果你在这两个方面具有了自己的鲜明个性，那才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文学家、思想家。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大方向，单纯为了写出一篇说得过去的文章，奉劝你还是让孩子读点名人名言更合适。
其实“素读”的危害最甚的是对孩子的心灵和思想的伤害：一般人从头读到尾，不加分析和评判，容易让孩子不知不觉受到消极影响；更有的人一味尊崇经典，不加任何批判，是古非今，把封建遗毒也传授给孩子，窒息了孩子活泼自由的天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后一种是思想彻底走上邪路，前一种是方法不对头，让孩子受到毒害。所以，学习传统文化，其实是对家长的考验，不仅要求家长有批判意识，还要有正确的教育方法。
死记硬背对孩子的戕害，思想家、教育家已经有过连篇累牍的批判了，这里不妨再不厌其烦地引用一些，也省得我多费唇舌。
卢梭：“孩子们因为没有判断的能力，因此也就没有真正的记忆。他们记得声音、形状和感觉，然而却很少记得观念，更不用说记得观念的联系了。”
夸美纽斯：“凡是没有被悟性彻底领会的事情，都不可用熟记的方法去学习，并且，若不是绝对有把握，知道孩子具备了记忆某件事情的力量，不可要求他去记忆。”“对青年的正确教育不在于把他们的脑袋塞满从各个作家生拉硬扯地找来的字句和观念，而在使他们的悟性看到外面的世界，以便从他们的心灵本身涌出一道活流。”
第斯多惠：“这些学生喜欢而且容易记住自己根本不能理解的东西。……学生有了这种不良的习惯便会失去渴求和热爱真知的精神，久而久之学习也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决不应当这样，学习应当是一种精神的解放。……现在我们有些教师把学生都给教傻了，使学生变得呆头呆脑，目光短浅，有许多学校现在简直是变成了愚昧促进机构，把学生弄得各个精神萎靡不振，暮气沉沉。这就是教师把难题和费解的知识强灌给学生的恶果。”
苏霍姆林斯基：“儿童在学习中遇到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知识往往变成了不能移动的重物，知识被积累起来似乎是‘为了储备’，它们‘不能进入周转’，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运用，而首先是不能用来去获取新的知识。”“谁能够把知识保存在记忆里，一旦教师提出要求，就能把它们‘倒出来’，谁就被认为是有知识、有能力的学生。……结果是知识脱离学生的精神生活，脱离他的智力兴趣。掌握知识变成了毫无乐趣可言的事，变成了为知识而知识。”
3、读经是纯粹个人的事。
有些人在为儿童读经辩护的时候经常拿出的论据就是：“愿意就读，不愿意就不读，这个没啥好讨论的，每个人有自己的自由。”或者是：“想让孩子学就学，不想让孩子碰就别碰，干嘛非要争个东风压倒西风呢？”他们把读经当作是一种爱好，一件私事，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常言说得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的孩子既然可以选择弹钢琴、下围棋，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可以读经？有人还把读经比喻为吃螃蟹。在人家蘸着醋慢慢地享受螃蟹味道的时候，有些人非要问你为什么吃螃蟹。这位支持读经的网友说：“理由很简单啊，我爱吃。你不爱吃就别吃。自己不爱吃，就不让别人吃，是不是有点霸道了啊？”言下之意，你们反对读经的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凭什么要对别人指手画脚，你们不读，也不让我们读，实在太“霸道”了。
这里我们就这些问题一一进行分析。首先，所谓个人爱好是不是就不容许讨论，就不容许别人加以评判呢？弹钢琴、下围棋甚至逗蛐蛐等等，作为个人爱好，“技能”的色彩较多，而读经则更多是一种关乎“思想”的东西。前者在老祖宗看来是“奇技淫巧”，而后者则是安身立命的“大学之道”。既然是关乎思想的东西，那就是一个需要辨明是非的问题，有时候又是关系到“大是大非”的问题。即使是在今天提倡价值多元的时代，我们也不能否认价值的时代性，不能否认价值观念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不能否认有先进意识与落后意识之分。也就是说，价值观问题不是单纯的“萝卜白菜”就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比如，你可以让你的孩子信仰某种宗教，但对于宗教的种种荒谬，无神论者自可以予以揭露，给孩子指明世界宗教的衰落以及无神论的发展趋势。因此，既然是思想，就有一个是非问题，不能以个人喜好而遮蔽甚至故意歪曲是非问题。
再谈谈“霸道”，看看是反对儿童读经的人霸道，还是鼓励孩子读经的家长霸道。有人说：“想学就学，不想学就不学。”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可是细一分析，问题出来了：究竟是谁想学？是家长想让孩子学，还是孩子自己想学？要是孩子自己想学，似乎也无所谓，但要是家长一心想让孩子学，而孩子不一定愿意学，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一般来讲，读经是很枯燥的，很难“引导”孩子产生趣味的，这就难免出现逼迫了。由此看见，试图主宰孩子的家长是不是有些“霸道”了呢？本人曾贴出过这样的话：“你爱吃（螃蟹）就自己吃，干嘛非让你的孩子吃。你的孩子爱吃就吃，不爱吃就不吃。你爱吃不等于孩子爱吃，你爱吃却不管孩子爱吃不爱吃，非让他吃，是不是有点霸道了啊？”是啊，家长喜欢不代表孩子喜欢，家长这么做的确是越俎代庖。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家长要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让孩子自由地选择，把真正的童年快乐留给孩子。有人说，我的孩子很愿意读经啊，他很快乐、很主动啊。其实，很多时候孩子做事情容易受到大人的影响，也很容易去迎合父母，表现出虚假的快乐。但无论快乐与否，读经的内容和方式都存在着压抑孩子个性和自由，让孩子尽早丧失求知和学习乐趣的危险。
在一些人眼中，反对儿童读经的人霸道，可他没有觉察自己让孩子读经更为霸道，真让人有些乌鸦落在猪身上的联想。反对读经的人只在论坛上发发帖子，是他们对家长们的影响大呢，还是家长们对自己的孩子影响大呢？他发个帖子，你认为对就听，认为不对就不听，能霸道到哪里去呢？而诸位家长在家里可都是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对孩子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你要求孩子读经，孩子喜欢读可以读，不喜欢读也要读。到底谁更霸道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再者，“萝卜白菜”的说法在逻辑上也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转化成了“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混淆了主观与客观的分界。儿童应不应该读经，其实质是经学适合不适合孩子，符合不符合儿童成长的客观规律。而孩子愿不愿意读经，则是一个主观意愿和个人兴趣的问题，和前者本不是一个领域，应该对二者进行划分，分别讨论，而某些网友则“巧妙”地偷梁换柱，使其不再成为问题了。举例来说，认知和理解能力就是一个相对客观的东西，我们不能超越孩子的认知和理解能力去教育孩子。但也有人认为读不读《易经》等儒家经书是个人意愿，无关乎儿童成长规律，并称这些经书对于孩子来说无所谓难易之分，谁也不敢说成人就读懂《易经》了。先读了、背了，以后的日子就会慢慢理解。有人还说，要是说话都必须要孩子理解的话，大人就不要说话了，孩子是先听别人说话，慢慢才理解了的。我要问这些网友：既然你不承认孩子的思维和认知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那我们上小学就应该直接学习相对论、哥德巴赫猜想之类，不懂可以先学着，以后慢慢理解，是否可以呢？您一定不会同意吧？您会反对这种超前教育吧？当你您指着一个东西对孩子说“球”的时候，孩子不能理解吗？反之，您让孩子跟着您念“元亨利贞”，念上100、1000遍，他能理解吗？本质上说，孩子的认知和理解能力是在生活环境的基础上逐渐构建起来的，是这些客观条件在他的意识中的反映，而这种主观反映的形成过程同样遵循着客观的规律。皮亚杰曾把儿童认知过程分为“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形式运算阶段”，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具有普遍性，个体之间虽有差异，但顺序不能改变。孩子要理解一个东西，是要调动他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知识，由不理解而达到理解的过程。父母和孩子说的话，孩子虽然“不理解”，但他“能理解”，而对于《易经》，孩子既“不理解”也“不能理解”，也就是说《易经》的思想超出了孩子的认知和理解能力，所以就是像孔子一样韦编三绝把《易经》翻烂了,也是在做无用功。经学中的义理，是古代所谓的“大学之道”，《易经》自古号称难懂，列身“玄学”，让几岁的小孩子一开始就接触这些艰深的东西，那些所谓的“专家”不是很可笑吗？是想把我们的孩子都培养成为像王弼（魏晋时期人，著有《周易注》、《老子注》等书，24岁英年早逝）一样的少年天才吗？
“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还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经学本身的是非曲直，新文化运动的地位和意义，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以及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的关系，当前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儿童的成长和教育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去探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怎么可以用一句“萝卜白菜”就完全抹杀掉呢？你可以说你不关心这些东西，但没有必要用“萝卜白菜”堵住有识之士的嘴巴，不让他们发表真知灼见。对于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后我会陆续进行分析，希望对其他家长有所帮助。其实，家长们鼓励孩子读经，也不单纯是让这些东西仅仅停留在孩子的主观世界里，将来还是要把它展露出来，影响我们的社会，这就不得不考虑主观认识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但他们现在大谈主观意愿，其实质只不过是以此为借口，来回避讨论和批评而已。而反对和惧怕批评，则是因他们崇古尊经的心理所致。
4、谈文化自恋情结。
每当我们谈起中国传统文化，就会提到一个词——“源远流长”，很多人的心中不自觉就涌起一股自豪感。也有些人因此而产生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激动，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伟大的、无敌的，是关于这个世界、社会和人生最为杰出的指导思想，未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历史和现实果真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吗？
有人将中国、埃及、巴比伦和印度列为“四大文明古国”，你看，埃及、巴比伦和印度这三个文明先后都衰落了，后来的文明并没有延续之前的文明。而中国的文明一直延续了下来，从没有断绝，真正称得上是“源远流长”，这样的文明不强大吗？在历史上，中原文化从未遇到过敌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最后也被中国所同化、吸收了，成就了中国化的佛教及宋明新儒学。即使有周边的蛮族凭借武力征服了中原地区，但他们也同样被中原文化所同化，臣服于汉唐衣冠之下。凡此种种，无不成为传统文化“光辉”的履历。以至于到了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之后，很多人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招魂，他们深感传统文化的大树“花果飘零”，认为应对传统文化充满“同情与敬意”，进行“灵根再植”，期待“返本开新”、“内圣外出新外王”，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经过一番“曲折”，融摄西方文化，再造一个新的中国。因此，现代新儒学思潮生根、发芽，日渐壮大，由大陆而港台、海外，及至改革开放后，又重回大陆思想界的视野之中。近年来还有些学者揭起读经运动的大旗，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希冀以经学提振风俗，淳化人心，进而达到社会和谐、世界大同的目的。读经，甚至儿童读经，在一定范围内迅速传播。
其实，上面的想法有相当一部分是过分的自恋和期许，不符合实际，又显得一厢情愿。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它的伟大之处，但把它看得无比美好甚至“无敌”就错了。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当某些因素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可能种下负面的种子。很多人夸耀中国传统文化有两个其他文化所没有的优长：一是“源远流长”，二是所谓的“一本性”。“源远流长”上面提到了，“一本性”是什么意思呢？一本性和“源远流长”有一定联系，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根脉下来，没有掺杂太多异质文化的基因，即使有佛教、伊斯兰教文化输入，但也只是被消化吸收，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即是说中国传统文化血统纯净，没有与其他文明杂交并被其转化而失去固有特色，因此有些人自夸“吾道一以贯之”。你看，传统生命力、战斗力极强，延续了几千年，血统纯正，从未被打败，只有同化别人的份儿。
传统文化为什么会“源远流长”并保持了“一本性”呢？我想这是和中国独特而优越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先民们占据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一片又广袤又肥沃的土地，由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的这片疆土，很早就孕育出了农耕文明，并将之发展到烂熟的境地。可以说没有这片得天独厚的疆土，就没有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也是，要是没有发展出这样的文明，我们的先民太对不起这片土地了。而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中国文化也发展起来了，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它就带有浓重的农耕文明的基因。在历史上，多少个王朝更替，多少次战争的蹂躏，但只要农业基础没有被摧毁，农耕文明的基因没有被转变，传统文化就不会得到大的改变，其鲜明的特色就会一直被传递下去。20世纪80年代，曾有学者将中国社会在王朝更迭的怪圈中不断重生的原因归结为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影响的“超稳定结构”，这其中，我想农耕文明是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因素。
可是，有人会问，中国的农耕文明和文化难道不是最强吗？否则为什么历史上没有敌手？其实，哪一种农耕文明都不会自诩自己最为强大，历史上不也有许多无比强大的王朝被武力毁灭？关键在于，中国的农耕文明没有遇到敌手，是因为它与其他强大的文明之间有着天然的地理屏障阻隔，这就为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机遇。纵观中国的疆域，西边是茫茫太平洋，地理大发现之前几乎没有人可以横渡，更别提相互之间的影响了。北部、西部都是高山、荒漠、冻土带，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虽然有丝绸之路，阿拉伯的商队，但大规模的来往，尤其是大举入侵，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南面的中南半岛，地形狭长，土地和人口都极为有限，也限制了其发展，自然不能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就是这样一个范围，土地面积极为广大，大体与欧洲相当，土壤、水利、气候又比较适宜，发展出了古代社会先进的文明。而境内便利的交通，以及与外部的阻隔，让中国境内的不同民族、文化得以不断交往，相互融合，汇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由此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出现了“大一统”的观念。中国人为什么希望统一、赞美统一？就是因为地理环境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而半封闭的地形，也使得中外之间的交流大为减少，从而保持了传统的原汁原味。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把中国放在欧洲、中东、北非的环境下，他的发展是否还能如此？显然，那里相对开放的地形，使得那里的民族不可能孤立存在，其历史不可能“一以贯之”，其文化也不可能保持原汁原味。所以你看今天的巴以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都是因为此处为欧亚非交通要冲，历史上频频易手，文化传统也异常驳杂，无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想在这里分一杯羹。因此，今天巴以地区成为热点地区，民族、宗教冲突不断，实在是地理环境、历史一手造成的。因此，如果我们假设中外之间没有这道坚固的天然屏障，中国历史将大为改观，所谓的传统也很难保持纯粹，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也将发生巨变。试想，当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等相面对时，将会发生怎样的碰撞啊？！
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中国及其文化没有侵略性？到今天也一再宣传“和平发展”、“和谐社会”？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而这基因除了与农耕文明安土重迁、保守内敛的特征有关，也和地理环境不无关系。你想，就算中国有侵略野心，它又如何飞越重重关山？历史上曾经北击匈奴、突厥、西夏等等，到了大漠、冻土带，也就鞭长莫及。当年司马光为何主张把延安一带土地送与西夏，是因为那里乃是苦寒之地，寸草难生，得利不多，固守极难，还不如顺水推舟，送个人情。按照老祖宗的想法，守卫好我们的中原腹地就行了，其他能得就得，不能得即放手。
而在中国疆域周边，散落着一些异族，他们比较分散，构不成大的威胁，也只是骚扰边境，让人头疼。但偶尔也会逐渐壮大，威胁中原政权的稳固，势必要进行打击，所以北方一直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心头大患。游牧民族的武力强大，所以从东晋时起，北人一直就不断渡江南迁。到元朝、清朝，异族就整个统一了中原地区，但文化上却被同化。这一点，有文化自恋情结的人会说，看我们的文化的确强大，即使被异族被征服，但我们的文化也征服了他们，算是打了一个平手。其实，游牧民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虽然武力强大，但文化上比农耕文明低一个等级，也只有向汉人学习的份儿。但人们却没想到，在历史早期中原政权傲视群雄，不可一世，可到了后来，一次次被异族欺负，东晋、南宋、元、清，一次比一次惨，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想这也和地理环境有关，没有强大的异质文化的交流比较，吸收融摄，就很难发现和改正自身的弱点，使得中国一条道走到黑，文化发展到烂熟，但自身的病患也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中国文化本来就具有内倾型的特点，宋明以后儒释道合一这一倾向更加明显，封建王朝也越来越外强中干，脆弱得不堪一击，最后只能沦落到怀抱着祖宗的传统遥想汉唐雄风的地步。
一直到鸦片战争，给了这个王朝最后的致命一击，清王朝风雨飘摇。关山阻隔，在大航海时代已经算不得什么，西方列强的炮舰已经开到家门口。传统文化是骡子是马，也该出来溜溜了。以前一直是躲在自家院子里耍大刀，自命功夫高手，唯我独尊，不思进取，而西方人已经悄悄鸟枪换炮，逼上门来。这种较量，不仅是军事的较量、科技的较量，更是经济的较量、政治的较量和文化的较量。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中国已全面落后，应该奋起直追。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人们知道经学不是万灵丹，读经也救不了世，启蒙才是当务之急。传统虽无须抛弃，但也不应顶礼膜拜，视若神明，而是要以客观、批判的态度加以分析和汲取。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中国就像印第安人，一直独居一隅，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但地理大发现终结了这种安静祥和的生活，印第安人被屠杀、被驱赶，最终不得不融入现代生活。尽管今天他们也保留着自己的文化，可他们的生活里主导的，已不是传统，而是美国的现代文化。在这个开放的时代，我们再也不能坐井观天，自娱自乐，而是要以开放的胸襟面对世界文化，取长补短，构建以现代精神为内核的新文化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竞争的地球村时代赢得一席之地。
5、儒家是宗法思想的代言人
每个社会都需要伦理道德来维持运转，这不是多高明的观点，但像儒家这么强调伦理道德的作用，把人生理想和政治理想都寄托于个人的修身养性，这在世界范围内则是不多见的。
中国人为何如此重视伦理道德？这是与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的影响分不开的。
其实，宗法是人类社会早期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只不过在中国古代最为典型。人类社会曾经产生过两种社会控制方式，在前国家时代是由血缘为纽带来组织社会，而进入政治国家时代则是以财产关系为纽带来组织社会。在从氏族向国家过渡的过程中，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完全取代氏族，以财产关系为纽带的控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另一种是氏族制度遗存在文明社会里，血缘关系融入了国家政治的运作之中。中国走的是第二条道路，采取了混合型的国家治理模式。从氏族社会到周代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兼具政治统治权力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度。
周代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最为完备的时期，也是宗法制度对政治统治影响最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宗法制度就是政治制度，宗法观念就是政治观念，国和家联姻交融，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于是定型。在政治上，自天子、诸侯、卿以至于士，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家庭统治网。以政治关系为核心，社会关系也随之家庭化了。比如君主称为君父，地方官称为父母官，民称为子民，师称为师父，学生称为徒子徒孙，乡邻朋友则一概以叔伯兄弟称呼。
秦代，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官僚制取代了世卿世禄制，宗法制度在政治中的影响被严重削弱，但宗法制的基本原则，例如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父家长制等，得以保存和发展。与宗法制度被削弱相反，宗法观念在民间的影响日益增强。尤其是在集传统宗法思想之大成的儒家在西汉获得独尊地位以后，宗法观念更是深入人心，成为中国政治和伦理的核心。
儒家是中国古代宗法思想的代言人。孔子以周公的继承人自许，古时儒者常以“周孔”并称，可见周孔思想的关联。周公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主要表现在周公制礼作乐上，所谓礼乐制度就是以宗法制度为主干，最终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的大经大法。殷周之际的王朝更替，让周公认识到政治的稳固不在神灵的福佑，而在统治者的“德”，统治者要“明德慎罚”，中国的人文主义政治观由此而滥觞。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子百家蜂起，提出了种种政治和社会主张，其目的在结束乱局、安定天下。孔子并未因礼乐制度的崩坏就抛弃了了礼，他的贡献在于将“仁”注入礼乐制度中，把仁和礼有机联系起来，仁是礼的情感基础，礼是仁的行为和制度体现，所谓“克己复礼为仁”。没有仁，礼就成了躯壳，有了仁，礼就有了坚实的根基。而礼，则可以引导、启发人心之仁。仁又是如何来的呢？“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来自人的血缘亲情，而把这份情感推己及人，扩展到不同的对象身上，则有了不同的德操名目，但归结起来就是普遍的“仁”。由此，儒家在本已僵化的礼乐中注入了生机勃勃的“仁”，使得礼乐制度起死回生，由此奠定了儒学的理论基础。孔子挽救了传统宗法制度及思想，是当之无愧的周公的继承人和儒学的创始人。
儒学在汉代以前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只不过是子学之一种，尚未得到任何官方认可。孔子、孟子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也未能如愿，只得以著书授徒终老。儒学之所以能在西汉以后定于一尊，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归根结底是由于儒学适应了中国的宗法社会，把宗法思想理论化、体系化，为社会控制和政治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而宗法制度和思想之所以在中国发展壮大，则与传统的农耕经济等社会条件有关。
中国古代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以家庭为基本的生产单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社会交往较少。这使得家庭成为人们一生活动的主要舞台，个人完全融入家庭之中。儒家对人的定义，不是个人的权利、利益和价值，而是人的社会关系、人在人际网络中所扮演的种种角色。家庭、家族借助血缘关系把人们牢牢地联系在一起，社会成员之间以及政治关系也都借助于泛化了血缘关系和家庭伦理来维系。小农经济是分散的，缺乏一种天然的内在联系。而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领土和规模都非常巨大的国家，靠什么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而不至于分裂呢？社会分工的不发达，经济交往的匮乏，使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充分运用已有的社会交往手段——伦理。用伦理把人们联系起来，不仅节约了社会成本，把政治统治的触角伸到各个角落，也可以很好地教化百姓自觉遵守统治秩序，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所以，中国传统社会重视宗法，重视伦理道德，是从传统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而做出的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可见，宗法制度、宗法思想、传统伦理乃至儒学的产生和发展，都与社会历史条件息息相关。当社会条件发生根本性的变动，这些制度和观念也要随之发生改变。在商品经济乃至市场经济的时代，社会分工越来越发达，生产单位日益专业化，人们的迁徙流动加快，大家庭四分五裂，血缘观念日益淡薄，宗法思想的聚合力被严重削弱。经济的发展增强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经济关系占据了社会关系的主导地位，伦理的纽带作用逐渐减弱，政府的部分功能被社会承担，法制在人际交往中变得日益重要，公民权利受到空前重视。这一切，都说明宗法制度、宗法观念、传统伦理已经被摧毁，中国社会正经历三千年来最大的转型时期。儒学作为一种打着传统社会烙印的学说，整体上已经过时，而新的社会必将催生新的社会关系、新的思想观念。就像网络时代的开启，使得人们的消费方式、交往方式、精神世界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因此，再像以往那样系统读经已无必要，囫囵吞枣式的学习更难适应时代的要求，让孩子多看看眼前这个新奇的世界、多展望展望美好的未来，这才是教育孩子的正途。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