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6 12:46 编辑
家中陆续订过些文摘类杂志（《读者》《意林》《视野》《青年文摘》《特别关注》《特别文摘》等）。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看到一篇好文章，过些时回头想用时没法从杂志海中找出来。忽然想到，要不从今天开始建一个自己的文摘楼，方便查阅，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好文章。
之所以选择放在中学“文科学习”，是想着也许可以作为写作素材或者范文。
选文不设统一标准，有的适合家长看，有的适合学生读，所以，有深有浅，有庄有谐，有美文，有杂文，有心灵鸡汤，有时事辣评……
因为《我的文摘》目录页放不下了，所以另开一楼，继续添砖加瓦。
101、《你加入了几个微信群》（摘自《意林》2013 第20期）〈微信时代，我们进入了“群众”的天罗地网〉
102、《延迟退休，你准备好了吗》（摘自《读者》2013 第19期）〈左肩挑着高额社保，右肩扛着高额税负，从青年到耄耋之年〉
103、《你的密码安全吗》（摘自《读者》2013 第19期）〈密码面临重重安全威胁〉
104、《父亲到死一步三回头》（摘自《读者》2013 第19期）〈我希望等到人们总算懂得该向自然谢罪的那一天，会想起我的这些故事。 〉
105、《如果我逃避，困难会跟我一生》（摘自《意林》2013 第20期）〈香港有一名特殊的状元——被称为“小海伦·凯勒”的曾芷君〉
106、《景仰蔡先生之风格》（摘自《特别关注》2013 第10期）〈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
107、《人堆里的猴子》（摘自《特别关注》2013 第9期）〈幸福是什么？杰出才能又是什么？杰出才能与幸福有无关系〉
108、《我看国学》（摘自《读者》 2013 第4期）〈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
109、《伟大的忘恩负义》（摘自《读者》 2013 第4期）〈从根本上说，真民主总是忘恩负义的〉
110、《争价儿》（摘自《读者》 2013 第4期）〈真正扶助弱者的人，现今是没有的〉
111、《从中国心到中国梦》（摘自《读者》 2013 第11期）〈爱一个国家，先要学会恨它〉
112、《第56号教室的奇迹》（摘自《读者》 2010 第13期）〈在这里，应试教育结束统治，全面成长得到鼓励〉
113、《消逝的“上学路上 ”》（摘自网络）〈很难想象，若抽掉“放学路上”这个页码，童年还剩下什么呢？〉
114、《父爱倒计时》（摘自《读者》 2013 第3期）〈父亲这个角色虽然要演一辈子，但真正能够发挥这个角色作用的，也不过10多年光阴而已〉
115、《不作恶》（摘自《读者（原创版）》2011 第1期）〈人生态度的选择，跟钱财多少无关，跟职位高低、文化多少都没有关系〉
116、《多闻草木少识人》（摘自《读者（原创版）》2011 第1期）〈草木润性，浮尘乱心〉
117、《中国大堵车刚刚开始》（摘自《读者（原创版）》2011 第1期）〈为什么他们在深刻地反思，而我们还在继续走这条路〉
118、《开在角落》（摘自《读者（原创版）》2011 第1期）〈平凡人的幸福，有点羞涩，有点享受，像朵朵开在角落的小花〉
119、《闯红灯与目标依赖》（摘自《读者》2010 第13期）〈为什么现代中国人在创新上总是很匮乏〉
120、《荒野之鹰》（摘自《读者》2010 第13期）〈当他赐给你荒野时，就意味着，他要你成为高飞的鹰〉
121、《给明年依然年轻的我们》（摘自Denny的博客）〈欲望、外界、标签、天才、时间、人生目标、现实、后悔、和经历〉
122、《这个时代还需要神话吗》（摘自《读者》2010 第21期）〈全球化，城市化的过程，在渐渐消解神话〉
123、《给灵魂一片土壤》（摘自《读者》2010 第21期）〈生存空间挤压灵魂空间，让人深受其害〉
124、《秋》（摘自《读者》2010 第21期）〈迎送了三十几次的春来春去的人，对于花事早已看得厌倦〉
125、《大学没有教给你的最难一课》（摘自《读者》2013 第21期）〈“他”，可能是一份信仰、一场演讲、一部电影、一本好书〉
126、《“应试的一代”倒逼大学改革》（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11期）〈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127、《带中国高考班的英国人》（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11期）〈他整个是一个很踏实的理想主义者〉
128、《刀功》（摘自《读者》2013 第21期）〈君子不器〉
129、《做人的感觉》（摘自《读者》2013 第21期）〈当我们失去了人的原点，谈所有的美都是假的〉
130、《巷》（摘自《读者》2013 第21期）〈巷，是人海汹汹中的一道避风塘〉
131、《生活的哲思》（摘自《意林》2013 第22期）〈人人心头原都有这一点灵犀，触事生悟，妙应无穷〉
132、《宫崎骏：造梦师谢幕》（摘自网络）〈因为他的动画是在做梦，而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做梦的时候都去抄袭旁人〉
133、《舌尖上的夫妻》（（摘自《读者》2013 第22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34、《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榜样 》（（摘自《读者》2013 第21期）〈中国城市的学习口味总体是“外貌协会”，喜欢宏大叙事〉
135、《芭比学校的公主守则》（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11期）〈让她像一株带刺的玫瑰，安全而美丽地绽放〉
136、《“独一代”如何教育“独二代”》（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11期）〈中国城市儿童已经进入‘独二代’时代〉
137、《美国人夸你千万别当真》（摘自《意林》2011 第10期）〈太在乎别人的贬损是自卑，太在意别人的夸赞也非自信〉
138、《巴黎人为何仇视摩天大楼》（摘自《意林》2011 第10期）〈决定巴黎市命运的只能是巴黎人〉
139、《免费是最贵的》（摘自《意林》2011 第10期）〈由政府来越俎代庖，就只好忍受高昂的成本〉
140、《关于食物的十个真相》（摘自《读者》2013第17期）〈我们祖父母的饮食习惯并不会更好〉
141、《中国人对美国的十大误解》（摘自《意林》2013 第18期）〈中国人因长期封闭而导致的对美国的误解是深远的〉
142、《念你们的名字》（摘自《读者》2010 第10期）〈世间每一个名字都是一篇简短质朴的祈祷〉
143、《“集体宿舍”的“卫生间规则”》 （摘自《读者》2010 第10期）〈我们必须公用一个卫生间，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地球〉
144、《“孩奴”现象》（摘自《读者》2010 第10期）〈房奴＋孩奴＝一生为奴〉
145、《因整容而毁容的故乡》（摘自《读者》2010 第10期）〈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却忘了为何出发〉
146、《你会提问吗》（摘自《读者》2010 第10期）〈三种问题出口成伤〉
147、《脱掉“官帽”的校长》 （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12期）〈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以综合能力定校长的等级〉
148、《大地上的读书人》（摘自《读者》2013 第11期）〈大地之上没有书桌，没有书房，只有无限的风景〉
150、《扔掉可惜》（摘自《读者》2013 第11期）〈我的左手因事故彻底毁掉了〉
151、《尊严》（摘自《读者》2013 第11期）〈尊严如此奇怪，它并不值钱，却为我们所仅有〉
152、《当“汉字危机”到来的时候》（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12期）〈汉字是否真的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153、《为学与做人》（摘自《教师博览》 2013 第12期）〈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154、《请校长吃饭》 （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12期）〈“如果（坑班）成绩跟我们分数线差得不远，我就能让她来；差得很远，就算来了，也会学得很辛苦。”〉
155、《“逆城市化”现象 》（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12期）〈一些地方的户籍改革试点中，甚至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市化”现象。〉
156、《脸部表情放松的德国人》（摘自《教师博览》 2013 第12期）〈只要把工作完成，剩下的事情就是享受生活了〉
157、《市场的真相》（摘自《读者》2013 第24期）〈为什么我们对于通胀的感受和统计局统计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偏差？〉
158、《沦陷前，我曾挣扎过》（摘自《读者》2013 第11期）〈我在马小烦降生以后的第一时间，向所有朋友保证，绝不在公众场合晒娃，绝不在别人面前喋喋不休地谈孩子〉
159、《一生》（摘自《读者》2013 第19期）〈没有天空，没有阳光，没有风雨；每天总是一样的空气一样的温度，更加沉闷了〉
160、《“低头族 ”你错过了什么》（摘自《读者》2013 第24期）〈科技只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而心与心的距离，还是需要在“线下”构建〉
161、《心静如水的宗璞》（摘自网络）〈无论是波涛还是细流，她的文字和她的人都像水一样，看似柔弱实则刚强〉
162、《成长有时只是瞬间的事》（摘自网络）〈我开始了一个人的战争，和自卑作战，和惰怠作战〉
163、《爸妈，请别粉我微博》（摘自《意林》2013 第23期）〈担心因此受到父母的远程“监控”和额外管束，是他们决心抵制父母“围观”的重要原因〉
164、《新西兰舍生取义之争》（摘自《特别关注》2013 第12期）〈救援人员的性命与被困矿工的性命同等重要〉
165、《为什么中国人富有但不幸福》（摘自《意林》2013 第23期）〈你一生下来，就处在巨大的社会竞争压力中〉
166、《谁有特权上大学》（摘自《读者》2012 第13期）〈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167、《我们今天怎样做父母》（摘自《读者》2012 第13期）〈家庭教育在城市是过度、在农村是缺失〉
168、《没有谈过恋爱的》（摘自《读者》2012 第13期）〈 谁说要谈完一场恋爱才能把小说写好？〉
169、《死亡地带》（摘自《读者》2012 第13期）〈一个狞笑的幽灵已经悄悄地爬到了我们身上〉
170、《让科学变得有趣些》（摘自《教师博览》2014第1期）〈 科学教育需要“讲个故事”〉
171、《高考作文 命题与阅卷都成难题》（摘自《教师博览》 2014第1期）〈作文命题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不能违背常识、违背常理常情，特别是不能让考生为了分数放弃是非判断，放弃个人意志〉
172、《教育的真正负担是什么》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1期）〈真正的教育发生之时，就是我们放下负担之日。读书作文何曾累人，所累在计较得失而已〉
173、《怀念朱先生 》（摘自《教师博览》2014第1期）〈朱先生反对学中国画画素描，朱先生自己就不画素描。〉
174、《攻读的日子哪里去了》（摘自《教师博览》 2013 第12期）〈目前，世界各国，已经出现了一批万事通、万事晓、不查核、不分辨、不概括、不分析、绝无任何解析能力更无创意的平面信息性“能人”了。〉
家中陆续订过些文摘类杂志（《读者》《意林》《视野》《青年文摘》《特别关注》《特别文摘》等）。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看到一篇好文章，过些时回头想用时没法从杂志海中找出来。忽然想到，要不从今天开始建一个自己的文摘楼，方便查阅，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好文章。
之所以选择放在中学“文科学习”，是想着也许可以作为写作素材或者范文。
选文不设统一标准，有的适合家长看，有的适合学生读，所以，有深有浅，有庄有谐，有美文，有杂文，有心灵鸡汤，有时事辣评……
因为《我的文摘》目录页放不下了，所以另开一楼，继续添砖加瓦。
101、《你加入了几个微信群》（摘自《意林》2013 第20期）〈微信时代，我们进入了“群众”的天罗地网〉
102、《延迟退休，你准备好了吗》（摘自《读者》2013 第19期）〈左肩挑着高额社保，右肩扛着高额税负，从青年到耄耋之年〉
103、《你的密码安全吗》（摘自《读者》2013 第19期）〈密码面临重重安全威胁〉
104、《父亲到死一步三回头》（摘自《读者》2013 第19期）〈我希望等到人们总算懂得该向自然谢罪的那一天，会想起我的这些故事。 〉
105、《如果我逃避，困难会跟我一生》（摘自《意林》2013 第20期）〈香港有一名特殊的状元——被称为“小海伦·凯勒”的曾芷君〉
106、《景仰蔡先生之风格》（摘自《特别关注》2013 第10期）〈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
107、《人堆里的猴子》（摘自《特别关注》2013 第9期）〈幸福是什么？杰出才能又是什么？杰出才能与幸福有无关系〉
108、《我看国学》（摘自《读者》 2013 第4期）〈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
109、《伟大的忘恩负义》（摘自《读者》 2013 第4期）〈从根本上说，真民主总是忘恩负义的〉
110、《争价儿》（摘自《读者》 2013 第4期）〈真正扶助弱者的人，现今是没有的〉
111、《从中国心到中国梦》（摘自《读者》 2013 第11期）〈爱一个国家，先要学会恨它〉
112、《第56号教室的奇迹》（摘自《读者》 2010 第13期）〈在这里，应试教育结束统治，全面成长得到鼓励〉
113、《消逝的“上学路上 ”》（摘自网络）〈很难想象，若抽掉“放学路上”这个页码，童年还剩下什么呢？〉
114、《父爱倒计时》（摘自《读者》 2013 第3期）〈父亲这个角色虽然要演一辈子，但真正能够发挥这个角色作用的，也不过10多年光阴而已〉
115、《不作恶》（摘自《读者（原创版）》2011 第1期）〈人生态度的选择，跟钱财多少无关，跟职位高低、文化多少都没有关系〉
116、《多闻草木少识人》（摘自《读者（原创版）》2011 第1期）〈草木润性，浮尘乱心〉
117、《中国大堵车刚刚开始》（摘自《读者（原创版）》2011 第1期）〈为什么他们在深刻地反思，而我们还在继续走这条路〉
118、《开在角落》（摘自《读者（原创版）》2011 第1期）〈平凡人的幸福，有点羞涩，有点享受，像朵朵开在角落的小花〉
119、《闯红灯与目标依赖》（摘自《读者》2010 第13期）〈为什么现代中国人在创新上总是很匮乏〉
120、《荒野之鹰》（摘自《读者》2010 第13期）〈当他赐给你荒野时，就意味着，他要你成为高飞的鹰〉
121、《给明年依然年轻的我们》（摘自Denny的博客）〈欲望、外界、标签、天才、时间、人生目标、现实、后悔、和经历〉
122、《这个时代还需要神话吗》（摘自《读者》2010 第21期）〈全球化，城市化的过程，在渐渐消解神话〉
123、《给灵魂一片土壤》（摘自《读者》2010 第21期）〈生存空间挤压灵魂空间，让人深受其害〉
124、《秋》（摘自《读者》2010 第21期）〈迎送了三十几次的春来春去的人，对于花事早已看得厌倦〉
125、《大学没有教给你的最难一课》（摘自《读者》2013 第21期）〈“他”，可能是一份信仰、一场演讲、一部电影、一本好书〉
126、《“应试的一代”倒逼大学改革》（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11期）〈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127、《带中国高考班的英国人》（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11期）〈他整个是一个很踏实的理想主义者〉
128、《刀功》（摘自《读者》2013 第21期）〈君子不器〉
129、《做人的感觉》（摘自《读者》2013 第21期）〈当我们失去了人的原点，谈所有的美都是假的〉
130、《巷》（摘自《读者》2013 第21期）〈巷，是人海汹汹中的一道避风塘〉
131、《生活的哲思》（摘自《意林》2013 第22期）〈人人心头原都有这一点灵犀，触事生悟，妙应无穷〉
132、《宫崎骏：造梦师谢幕》（摘自网络）〈因为他的动画是在做梦，而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做梦的时候都去抄袭旁人〉
133、《舌尖上的夫妻》（（摘自《读者》2013 第22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34、《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榜样 》（（摘自《读者》2013 第21期）〈中国城市的学习口味总体是“外貌协会”，喜欢宏大叙事〉
135、《芭比学校的公主守则》（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11期）〈让她像一株带刺的玫瑰，安全而美丽地绽放〉
136、《“独一代”如何教育“独二代”》（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11期）〈中国城市儿童已经进入‘独二代’时代〉
137、《美国人夸你千万别当真》（摘自《意林》2011 第10期）〈太在乎别人的贬损是自卑，太在意别人的夸赞也非自信〉
138、《巴黎人为何仇视摩天大楼》（摘自《意林》2011 第10期）〈决定巴黎市命运的只能是巴黎人〉
139、《免费是最贵的》（摘自《意林》2011 第10期）〈由政府来越俎代庖，就只好忍受高昂的成本〉
140、《关于食物的十个真相》（摘自《读者》2013第17期）〈我们祖父母的饮食习惯并不会更好〉
141、《中国人对美国的十大误解》（摘自《意林》2013 第18期）〈中国人因长期封闭而导致的对美国的误解是深远的〉
142、《念你们的名字》（摘自《读者》2010 第10期）〈世间每一个名字都是一篇简短质朴的祈祷〉
143、《“集体宿舍”的“卫生间规则”》 （摘自《读者》2010 第10期）〈我们必须公用一个卫生间，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地球〉
144、《“孩奴”现象》（摘自《读者》2010 第10期）〈房奴＋孩奴＝一生为奴〉
145、《因整容而毁容的故乡》（摘自《读者》2010 第10期）〈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却忘了为何出发〉
146、《你会提问吗》（摘自《读者》2010 第10期）〈三种问题出口成伤〉
147、《脱掉“官帽”的校长》 （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12期）〈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以综合能力定校长的等级〉
148、《大地上的读书人》（摘自《读者》2013 第11期）〈大地之上没有书桌，没有书房，只有无限的风景〉
150、《扔掉可惜》（摘自《读者》2013 第11期）〈我的左手因事故彻底毁掉了〉
151、《尊严》（摘自《读者》2013 第11期）〈尊严如此奇怪，它并不值钱，却为我们所仅有〉
152、《当“汉字危机”到来的时候》（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12期）〈汉字是否真的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153、《为学与做人》（摘自《教师博览》 2013 第12期）〈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154、《请校长吃饭》 （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12期）〈“如果（坑班）成绩跟我们分数线差得不远，我就能让她来；差得很远，就算来了，也会学得很辛苦。”〉
155、《“逆城市化”现象 》（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12期）〈一些地方的户籍改革试点中，甚至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市化”现象。〉
156、《脸部表情放松的德国人》（摘自《教师博览》 2013 第12期）〈只要把工作完成，剩下的事情就是享受生活了〉
157、《市场的真相》（摘自《读者》2013 第24期）〈为什么我们对于通胀的感受和统计局统计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偏差？〉
158、《沦陷前，我曾挣扎过》（摘自《读者》2013 第11期）〈我在马小烦降生以后的第一时间，向所有朋友保证，绝不在公众场合晒娃，绝不在别人面前喋喋不休地谈孩子〉
159、《一生》（摘自《读者》2013 第19期）〈没有天空，没有阳光，没有风雨；每天总是一样的空气一样的温度，更加沉闷了〉
160、《“低头族 ”你错过了什么》（摘自《读者》2013 第24期）〈科技只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而心与心的距离，还是需要在“线下”构建〉
161、《心静如水的宗璞》（摘自网络）〈无论是波涛还是细流，她的文字和她的人都像水一样，看似柔弱实则刚强〉
162、《成长有时只是瞬间的事》（摘自网络）〈我开始了一个人的战争，和自卑作战，和惰怠作战〉
163、《爸妈，请别粉我微博》（摘自《意林》2013 第23期）〈担心因此受到父母的远程“监控”和额外管束，是他们决心抵制父母“围观”的重要原因〉
164、《新西兰舍生取义之争》（摘自《特别关注》2013 第12期）〈救援人员的性命与被困矿工的性命同等重要〉
165、《为什么中国人富有但不幸福》（摘自《意林》2013 第23期）〈你一生下来，就处在巨大的社会竞争压力中〉
166、《谁有特权上大学》（摘自《读者》2012 第13期）〈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167、《我们今天怎样做父母》（摘自《读者》2012 第13期）〈家庭教育在城市是过度、在农村是缺失〉
168、《没有谈过恋爱的》（摘自《读者》2012 第13期）〈 谁说要谈完一场恋爱才能把小说写好？〉
169、《死亡地带》（摘自《读者》2012 第13期）〈一个狞笑的幽灵已经悄悄地爬到了我们身上〉
170、《让科学变得有趣些》（摘自《教师博览》2014第1期）〈 科学教育需要“讲个故事”〉
171、《高考作文 命题与阅卷都成难题》（摘自《教师博览》 2014第1期）〈作文命题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不能违背常识、违背常理常情，特别是不能让考生为了分数放弃是非判断，放弃个人意志〉
172、《教育的真正负担是什么》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1期）〈真正的教育发生之时，就是我们放下负担之日。读书作文何曾累人，所累在计较得失而已〉
173、《怀念朱先生 》（摘自《教师博览》2014第1期）〈朱先生反对学中国画画素描，朱先生自己就不画素描。〉
174、《攻读的日子哪里去了》（摘自《教师博览》 2013 第12期）〈目前，世界各国，已经出现了一批万事通、万事晓、不查核、不分辨、不概括、不分析、绝无任何解析能力更无创意的平面信息性“能人”了。〉
说说我的看法高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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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人要保存的是头脑上的青春》 米 青
突然发现，周围谈养生健身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年纪轻轻的，各种健康套路是一套又一套，什么中药，什么针灸，怎么喝水，吃什么最健康，吃什么皮肤会显得年轻，一套套保健知识可以聊上半天。其实，聊是可以，但不要当全部。为了养生而活着，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这个不能吃，那个也不利于养生，这个不能做，那个也禁止，乐趣也真是太少了。
蔡澜先生有句话说得好：“人要保存的是头脑上的青春。”他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把三四十岁的人都叫年轻人)，根本没有年轻过。总觉得他们不停地用“命里无时莫强求”、“都是缘分作怪”这些老年人的字眼。说了很多，只不过是四个字“三思后行”，劝人不要去冒险。蔡澜先生倒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老人，相当有执行力，做事很积极，他说：我比很多年轻人都强，我不断地做，成功机会是一半一半，不做，成功机会是零。永远保持好奇心的人是不会老的。他年纪一把，说自己的健康秘诀是“吃肉喝酒不运动”。
人做起事来都很美。蔡澜说到一个人：张艾嘉的祖母，70岁来香港，要大家带她去迪厅，看完觉得没什么，直到去了无上装夜总会，才啧啧称奇。这个老人一生中见闻无数，美好的东西，她都接纳，在学习过程中，她得到智慧，她把家中男人的旧领带一条条接起来，缝接成一条做菜时用的围裙，很是神奇。
有趣的人倒是不怎么谈养生的，心理相当年轻，总有奇思妙想。不是别人规定的样子，而是自己想要的样子。
我现在是很怕一场饭吃下来，耳朵里灌来的就是这个吃了对肝好，那个吃了对胃好，这个能喝，那个不能喝；每天拍打筋络多少下就会有什么样的好处……我听不进去。年纪轻轻，聊点别的，好不？别人70岁了也不聊这些啊，为活着而活着，还真的没多大意思。
我有一朋友，都人到中年了，从不信这一套，养生，她说，忙就是养生，她爱好工作，并乐在其中，整天兴致勃勃，她说她家有几个女性亲戚，跟她差不多年龄，整天说的就是吃这个年轻，吃那个长寿，全是条条框框，结果一起吃饭时，一眼扫过去，个个老气横秋，没有什么精气神，都是养生养的……她没空研究这个，因为活得太充实了，整天琢磨着这个课怎么讲好，这个提案如何更吸引人，她通常一边煮菜一边想方案，一边听歌一边听灶上的炖汤声，左右开弓，花枝招展，不亦乐乎，人家看上去很年轻，身体用医
生的话来说：看不出啊，你的脊椎相当于70后啊，她是几零后我暂且保密。忙就是最好的养生。她是这样总结的。
纠结才最不健康，你整天就忙着预防这预防那，人生都是预防过去了，有什么意思？她没空弄这些，她心情舒畅，一点不纠结，就想着怎么做好手头的事，精气神足着呢。养生专家们其实也是道听途说。今天这个说绿豆好，马上买绿豆，那个说红豆好，第二天就忙买红豆了，你的脑袋是被别人指挥着转的，你自己呢？
整天在听别人的。叽叽歪歪的东西从来被她所不屑。她的正面能量太强大了。她笑着说，一忙起来，顾不得情绪了。整天叫着调节情绪的人也是她所不能理解的，哪有空整天想着烦心的事，我没空，我的时间分成几块。要工作，要会朋友，要给家人做饭，要去健身房……恨无分身之术，哪有那么多闲工夫去烦？所以，你放心，所谓抑郁是不会找上门来的。对不起，她也根本没空抑郁。
年轻真不是什么体力活儿，它是个智力活儿。
（摘自《意林》2014 第3期） -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3-11 11:23 编辑
199、《这样的人多了，社会坏不到哪里去》 王晓明
不说欧美那些一流大学，就是一些和我们差不多的国家的中等水平的大学：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诸如此类，其文学系本科生的读书量，都比我们高得多。
越是视觉通吃，视觉媒体――不止是电视――就越膨胀，越能吸引资本；资本越拥挤，竞争就越激烈；激烈到一定程度，兼并就不可避免，于是，恕我重复，这个地球的信息传播的主赛场上，选手就越来越少，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媒体帝国。
强光照射之处，烟气腾腾，眩人眼目，其实多半空无一物，边上的安静的角落里，却可能有非常丰富的宝藏。这宝藏自然有多种形式：长辈的故事、尘封的家书、山地艺人的歌吟、咖啡馆里的闲谈、手机短信……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书。
要用一切情感的和制度的方式：讲座、个别谈话、课前书目、课堂讨论、课外答疑、考试、读书会、图书馆的咖啡厅、甚至娱乐性的晚会……培育一种读书的氛围，切实地帮助和鼓励学生，督促他们用最多的时间去读好书。
大学四年，只读几十本书？
那是两年多以前了，我去一家大学的中文系，面试三位申请直升研究生的本科学生。我提了一个并不刁钻的问题，他们答不上来，再提一个更普通的，还是神情茫然，说不了几句话。无奈之下，我干脆问：“四年里，除掉教材，你们读过多少本书？”“小说也算吗？”“算，你是学文学的嘛！”结果，一位“四、五十本”，一位稍多，“大概七十本”，第三位扳着手指，只数出不到三十本！
这大学地处都市，在全国排得进中等；能申请直升研究生的学生，平时的考试成绩，至少也该在中等。整整四年，1460天，如果这样的学生都只读几十本书，其他的呢？年轻人进大学，通常叫做去“读书”，该“读书”的时候都读得这么少，毕业了，岂不是更要和书“拜拜”了？以前看到报上说，某地规定公务员每年最少要读5本书，我还怀疑记者是不是漏写了一个0,那天面试以后，我明白了，这个要求不算低。
但我还是不大甘心。怎么能这样？中国这样，别地方呢？自那天以后，凡遇见国外大学的熟朋友，我都要问：你那儿的学生一年读多少书？这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专业、语言、学校的等级、教材的类型、计算字数的方法……各处都不一样，很难精确换算，但我纠缠不放，逼着朋友们给我数字，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不说欧美那些一流大学，就是一些和我们差不多的国家的中等水平的大学：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诸如此类，其文学系本科生的读书量，都比我们高得多。
举一个例子。东京法政大学的日文系有一本刊物，写成汉字叫《外濠通信》，学生编的，每年2期。2003年7月的一期上，刊登了一组对本系学生阅读状况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涵盖一至四年级，总数165人。调查得很细，数据一大堆，我这里选4组：
一个月的读书量？
5册以下：116名；6到10册：32名；11到20册：12名；21到30册：4名；30册以上：5名（最多的学生每月读55册）。
一个月的购书量？
5册以下：11名；6到10册：21名，11到15册：10名，16到20册：7名；21到40册：6名：40册以上：5名。
读书的地点？
回答：家：91名；电车上：89名；学校：21名；咖啡馆：6名；快餐店：5名；家庭餐馆（family restaurant）：3名；公园：3名。
现在的个人藏书量？
10册以下：17名；10到30册：27名；30到50册：36名；50到100册：30名；100到150册：10名；150到200册：6名；200到300册：6名；300到400册：3名；400到500册：3名；500到700册：3名；700到1000册：2名；1000册以上：4名。
法政大学是私立“东京六大学”之一，教学水准大概比我面试的那家大学高一些；日本一般人收入与书价之比，也比我们的合理一些；日本出版社习惯出许多小开本的口袋书，薄薄一册，一两个小时就能看完。但是，看到日本学生每月买这么多书，特别是看这么多书，我还是很替中国人担心：读书的差别如此悬殊，长此以往，怎么得了？！
可能有人要笑：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如今是图像时代，电视、电影、动漫……谁还读书啊？就是要读，也还有互联网，干吗非要读一本一本的书？如今房价这么贵，买多了书，占面积，傻啊？
越是“信息爆炸”，信息环境越糟？
我却要说，越是这所谓的“图像时代”、“互联网时代”，越要读一本一本的书（包括“电子书”）。为什么这么说？
20世纪的新科技，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获取信息的状态，其中最厉害的，是图像传送技术，它整个重排了信息的等级次序。电视越是普及，别样的信息就越靠边站，万里之外的中东某地，汽车炸弹猛烈爆炸，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在自家的电视屏幕上，看到了爆炸现场的血迹，一个CNN或BBC的记者，站在血迹旁滔滔不绝……你是不是觉得，只有这种现场直观般的活动图像，才是最真实、最可信的信息？在今日上海，你任意拦住十个人问，十有八九都会回答“是这样”吧？
亲眼所见的，是否一定比别人告诉你的更真实？这是一个问题，但这里不讨论，我先假定“亲眼所见的更真实”，然后往下说。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本来是好的，但一和别的东西搅在一起，它的好就可能变成坏。图像传送技术就是如此。它给人开出了一条获取信息的新途径，从今往后，你不但读别人的报告，听别人的讲述，更可以直观事变、目睹世界了：当然是好东西！可是，这技术并非20世纪的唯一产儿，它还有一大堆同胞、甚至孪生兄弟：资本主义的各种新的扩张形式、现代集权国家的各种新的类型、经济和文化的新的全球化、“大众文化”、“文化工业”、“创意产业”，等等等等。即便信息技术的领域里，它也有一大群同伴：系统化控制技术、信息监控技术，诸如此类。所有这些，都亲热地拥抱它，要把它拉进自己的一伙里。它没法抗拒，技术是最听话的，谁叫的嗓门大，它就跟谁去。因此，它很快就成了权势者的随从。它对人的意义，也随之改变。
不同类的信息被重新分等的结果，是信息的提供者也重新排了高下。当今世界，谁能向公众图像直播远处的事变？如果没有天文数字的资金，不能租用高清晰度的卫星传送设备，不能在世界各地建立记者站，缺乏在第一时间将记者和摄影师送往全球任何地点的公关和运送能力……就是掌握了再好的图像传送技术，也是白搭。技术越是吊起观众对图像清晰度的高胃口，就越减少图像的提供者，如今一支普通的手机，都动不动400万像素，现场直观图像的提供者，势必寥寥可数。
这可不是小事情。最近20年，全世界流传一个词：“信息爆炸”。看看四周的情况，好像真是这样，媒体铺天盖地，广告无孔不入，许多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活在噪音和视觉污染的废料池里，喘不过气来。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就在这爆炸一个连一个，信息总量急剧膨胀的同时，你得到的信息，却明显在减少？
你是“看见”了，但你的眼睛越来越不属于你
世界上每天发生那么多事，其中许许多多，例如这个乌龟长了五条腿，那位明星有了新情人，诸如此类，是只对这乌龟的主人、或者那明星的前情人和经纪人才有意义，其他人知不知道，完全无所谓的。但是，有一部分事情，却有公共的意义，是你我都需要知道的，如果不知道得太多了，我们就要被欺负的。所谓“公共知情权”，前提之一，就是这个区分：我不用知道那个乌龟长了几条腿，但我必须知道，譬如说，政府今年实际抽了百姓多少税，这些钱又用到了哪些地方！可是，看看当今世界，中国也罢，美国也罢，在电视和其他媒体上“爆炸”的，大多正是乌龟长腿、明星夺爱式的八卦，那些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要紧事情，反而被遮遮掩掩，语焉不详。所以，重要的不是信息多还是少，而是什么信息多，什么信息少。如果公众必需知道的，越来越少，不知道也没关系的，却越来越多，那就不是人类信息状况的改善，而是，恕我直言，非常危险的恶化。
你也许反驳我：不对，今天的主流媒体上，还是有不少公共信息的，虽然没八卦新闻那么热闹，但至少在中国，比起从前来，公共信息是更多了。我赞同这个说法，和譬如“文革”时候相比，如今电视(包括其他主流媒体)上的公共信息，的确可以说多了不少。但是，这仍然是说的信息(即便公共信息)的总量，而你我更要关注的，是信息来源的数量。比方说，某地煤矿塌了，记者蜂拥而去，如果他们可以多方采访：矿工、遇难者家属、技术人员、工头、矿主、当地居民、不同级层的官员、评论家、学者……如果采访来的信息都可以发布，这家报纸这么讲，那家杂志那么讲，电视屏幕上众说纷纭，各有各的独家报道，那么，一般公众就能博取兼听，自己来比较各种信息，选择、思考，形成对塌方事件的自主认识。如果相反，塌方刚一发生，就有人来垄断信息，统一口径，只给你这一方面的信息，你也只能按照这一方向报道，那么，就是再整版照片、粗黑标题、24小时滚动播出、大喇叭从早喊到晚，公众依然被蒙住了至少一只眼睛，只能看见事情的一角，而且，往往是不重要的那个角。
专制，并不是不提供公共信息，相反，许多专制政权特别擅长打信息仗，它们传播公共信息的数量之巨、速度之快，一点都不亚于别人。但是，所有这些信息都来自一根管道，而在这样的情形下，信息越多，千篇一律的程度就越高，别样的信息就越进不来，社会的信息环境就越封闭，一般人也越容易被忽悠。也就是说，信息来源的单一，必然使信息变质，使其丧失信息的功能。好像给了你一大堆消息，但你实际上还是不知道：和这样的信息专制相比，硬捂着盖子，明明塌方了，死人了，却说没这回事，是太愚蠢，水平太低了。
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聪明的信息专制，如今正在全世界膨胀。几乎各种媒体上，八卦新闻都是主角；公共信息逐渐被挤到边上，其来源更是日渐单一。不是说图像时代吗？在这样的时代，对人工图像的“观看”，自然成为“感受”的第一代表，人的其他感官：听觉啦、味觉啦、触觉啦、乃至更具精神性的兴奋、感动啦……都不过是它的跟班。下班归来、假日、或者失业在家的时候，全世界有多少人瘫在沙发上看电视？又有多少人对着电视画面喝啤酒、吃快餐、戴着耳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亲热，……越是视觉通吃，视觉媒体――不止是电视――就越膨胀，越能吸引资本；资本越拥挤，竞争就越激烈；激烈到一定程度，兼并就不可避免，于是，恕我重复，在这个地球的信息传播的主赛场上，选手就越来越少，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强大政府，和同样屈指可数的媒体帝国。大概十年前，一位欧洲的知识分子就警告说，二十年内，全球所有有影响的媒体，都会分落到加起来不超过个位数的势力手中。现在看来，还真有可能被他说中。
讲到这里，一张巨大的多股绳网相当清晰了：专制、资本、技术，三者紧密勾结，在不知不觉中，似乎要将人类的整个信息生活，都套进其中。那些从其历史上看，是最不喜欢人民知道真相的势力，逐渐成了信息――特别是那些人民觉得最真实、最可信的直观图像――的垄断者。图像传送技术的本来的好，也就这样变成了坏：你是可以亲眼见了，但你的眼，却因为这个见，越来越不属于你。
读书竟然成了一件费力的事
怎么办？总不能就这样面对电视，无知一辈子吧？从大处看，那张绳网虽然大，毕竟还没有一手遮天，电视和其他主流媒体之外，现在就还有互联网，就算别处都一个口径，这里总还有一些不同的消息能传递开。不过，互联网并非免疫区，八卦新闻同样在这里爆炸，其猛烈程度，还远远超过了电视。那还有别的路吗？有。越是图像时代，电视中心，我们越不妨反其道而行之，往相对冷落的、非图像的地方走。强光照射之处，烟气腾腾，眩人眼目，其实多半空无一物，边上的安静的角落里，却可能有非常丰富的宝藏。这宝藏自然有多种形式：长辈的故事、尘封的家书、山地艺人的歌吟、咖啡馆里的闲谈、手机短信……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书。和现今所有别的信息和知识载体相比，书的内容是最丰富的。倘说一个沉迷于电视、由衷地觉得广告“真迷人”的人，多半所知不多，那么，一个生长在“图像时代”，却依然有脑子、有判断、明白世事的人，可以肯定，他喜欢读书，也善于读书。
可是，在今天，要喜欢读书，并不容易。我们都知道，造出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正是靠了文字，人才能大步推进那在口语里开始了不久的抽象思维，并由此激发出想象力的新一轮奔放。可是，这些年人工图像的狂轰滥炸，却将不止一代人造得只习惯看图、一拿起书就犯困。如果出生在五十年前，小时候没电视看，也没人逼着做习题，你最大的消遣是读书，你就很容易养成对文字的敏感，翻开一页，一目十行地扫过去，厚厚的一本，几下就看完了。可如果生在现在，那就不同了，从小学开始，读书就是做习题，你很少有时间读课外书，也许拿起一册漫画，你能一目四图，整体把握，一到翻开书本，就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数下去，半天也看不了几页。读书竟然成了一件费力的活，这要从小独生子女、凡事习惯于省力的一代人，怎么喜欢得起来呢？
前几天，有位年轻同事给我算了一笔账：如今大学的本科生，吃饭睡觉上课闲谈做作业学外语度周末谈恋爱之外，每周最多有时间读一本课外的书。我当时很意外：只能读一本？现在有点明白了，如果这学生不习惯读书，没有养成那种随着文字在抽象和具象之间快速往返的能力，一本书要读好几天，那一周不就是只能读一本吗？我面试的那三位学生，之所以四年只读了几十本书，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他们读书太慢吧。
可是，怎么理解电脑和互联网？就算不爱读书，年轻人猫在电脑前、上网的时间可不少，这不是也能培养他们对文字阅读的亲近感？应该说这有一点作用，但作用不大。游戏、网聊、查询实用讯息，大概是年轻人工余猫电脑、上网的三大主因。即便关心时政、发言评论，一般也都是快速阅读、即时反应，真像读一本书、一本杂志那样，在屏幕上盯住长篇文字、持续翻页阅读的人，其实很少。总体而言，电脑屏幕(特别是网络世界)和电视屏幕差不多，都是将人引向快餐式的文化消费的。我甚至觉得，一个习惯在网上阅读文字的人，可能反而不喜欢读书。网络在教会他一目十行的同时，会不会也养成他躁动的心性，令他没有耐心持续阅读一篇稍长的文章？他会不会习惯了蜻蜓点水，抓住一点就跳开，什么细致的描写、密密麻麻的数据、一层一层的分析，他很快就会看得心烦，于是统统跳过去？他理智上也许知道，信息、知识、趣味、想象力……一本好书的丰富价值，往往就在这些他跳过去的地方，但他就是没耐心，一看到大部头的书，心里就发怵：这样的静不下心的人，会喜欢读书吗？
善于读书，就更难了。虽说出版业不大景气，这些年来，新出图书的总数，还是相当惊人。其中当然有许多好书，但和电视、广告或其他媒体一样肤浅不成器的烂书，也为数甚多。如果是一个读书不多，但对书本还有兴趣的中学生，他走进书店，面对满架五颜六色的图书，他怎么选择？有谁能告诉他，这本是烂书，要丢开，那本不错，值得细读？家长吗？如今家有藏书、愿意鼓励孩子丢开习题、掉进小说和人物传记里六亲不认的家长，委实不多。那老师呢？鼓起眼睛，训斥沉迷课外书的学生是不务正业、耽误前程的，往往不就是老师吗？电视上整天娱乐搞笑、“我型我秀”，主流和时尚媒体或说教、或广告，千篇一律，即便大学校园，也到处贴着舞会讯息、招聘广告，甚至有这样的教授，对满满一教室的学生说：死读书没大意思，还是多考几张证书要紧！偌大一个社会，就几乎没有谁，能切实帮助走进书店的中学生，让他避开粗滥读物，走近好书。如果他第一步走不好，善于读书云云，就更谈不上了。
大学，就是要“强迫”学生养成读书的习惯
当然，对不同的阅读目的来说，书之好坏，并不一样，查询疾病、突击外语、考公务员、入基督教……各有各的标准。在中国大陆，最近几年的大多数调查数据和销售排行榜，似乎都显示了，一般人日常生活中书面阅读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同时，这阅读中的实用性阅读的比例，却稳步上升。这不奇怪，书的一大价值，就是提供比别处丰富的实用信息，因此，读者能否从各方面获得足够的帮助，在求取实用信息的路途上少走弯路，这本身就是决定他能否善于读书的一大条件。但是，惟其如此，我今天谈论“善于”读书，就更愿意强调另外一面：非实用性阅读。如果不把“实用”二字理解得过于宽泛，那就应该说，书的更大的价值，是在扩大读者的视野和胸襟，丰富其感受力和想象力，于潜移默化中，培养他对大千世界的好奇心和承担心，从整体上提高他。在一个被如此提高了的人面前，生活之路会变得很宽。这不仅仅是说，他越是抱有超出实用意图的开阔心情，他对实用信息的求取往往越顺当，而更是说，他的人生能不止于衣食利禄，有别的多样内容。可是，恰恰在这一方面，当今社会对那个走进书店的中学生，帮助最少。
前面说，我们不能不读书，可这里又说，这社会的一般环境和氛围，其实是不鼓励、也极少能帮助人读书的，那怎么做呢？
有可以做的，其中之一，就是大学教育。两百年来，世界各地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对大学教育在现代社会的特殊意义，说了许多许多的话。越是最近这些年，对大学的整体性的怀疑和悲观，还越来越多。但这里，我却要说一句粗暴的话：大学可以做很多有用的事，其中头一件，就是“强迫”学生养成读书的习惯。要用一切情感的和制度的方式：讲座、个别谈话、课前书目、课堂讨论、课外答疑、考试、读书会、图书馆的咖啡厅、甚至娱乐性的晚会……培育一种读书的氛围，切实地帮助和鼓励学生，督促他们用最多的时间去读好书。要让尽可能多的学生，逐步从阅读中体会世界的广大、智慧的光彩、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丰富……如果我们相信，人类到目前为止积累起来的精神和文化的精髓，大部分就存留在那些历经淘洗的文字经典当中，如果我们也相信，当今社会文化生产的畸形状况，正在急剧减少各类文化形式的知识和精神含量，而相比起来，书是其中减少得最为缓慢的一种，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相信，只要学生真读进去了，他会觉得充实，觉得快乐。他的头脑和心灵，会在这充实和快乐的感觉中活跃起来，而这持续的精神的活跃，会在他内心孕育出对书的亲近和需求。即便毕业了，跨出校门了，他依然会去逛书店，会在床头留一个放书的小空间，会不断地和爱人、朋友说：最近有这么一本书……他会在好书的陪伴下，继续努力做一个在人格和精神上真能自主的人。我还是相信那句老话，这样的人多了，社会坏不到哪里去。
2006年，以色列人均读书64本。2007年，上海人均读书6－10本。面对这两个数字，我真切感到了身为大学教师的职责。
（摘自《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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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3-9 19:38 编辑
198、《米公益,让天下没有难做的公益 》白露
给爸妈打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向福利院的老人们捐出一盘水果；只要完成自己设定的伸展运动，贫困山区希望小学的某个孩子就会收到你“捐”出的一支铅笔；连续7天进行阅读，意味着向儿童关怀中心的小朋友捐出一节电池……既能方便自己，又能轻松帮助别人，公益还能这样做？是的，2013年的夏天，中山大学的本科毕业生莫子皓和好友王子创办了“米公益”，颠覆了传统的公益模式——玩玩手机，积攒虚拟的“大米”，然后兑换成实物送给公益机构，做公益就是这么简单。他们自称“米农”，目标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公益。
10万奖学金创办“米公益”2012年年底，莫子皓和好友王子在中山大学校门外的小餐馆聚会。两人都是中山大学的牛人，莫子皓本科期间拿了近10项奖学金，曾赴美国迈阿密大学做交换生，在银行、投行实习期间，每个月实习工资就有8000元。王子是“2012年中山大学年度人物”，著名手机游戏捕鱼达人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夜幕落下来，他们却谈兴正浓，期间，就谈到就快毕业了，是否还来得及为青春、为母校做点有意思或者有意义的事。正好两周前，王子去了一趟福利院探访。福利院的婆婆跟他说，很多人送了东西之后从来不问用得怎么样，没有人回访过，送完就走。婆婆一句话，让王子开始反思传统的公益是不是忽视了受助对象真正的需求？同样做过志愿者的莫子皓也有这种感受。尽管大学生志愿者在公益圈里比较活跃，但仍然存在各种不足。比如，一说到公益，大家觉得无非就捐钱或者支教，但是，对普通大学生而言，时间和金钱的成本都比较大。有没有一种更便捷有效的公益方式？他们想到了移动互联网。为什么微博、手机游戏那么火？就是很好地利用了“碎片化时间”。
王子想设计一款手机APP，把人们投身公益的热情变成一颗颗“虚拟大米”，推出一个连接“米农”、公益组织、捐赠企业三方的平台，搭建起爱心桥梁。“米农”们通过手机任务，可以锻炼身体，找回亲情，获得知识，捐赠企业获得公益宣传，而公益组织得到了资助，每一方都能获益。这个创意让莫子皓很兴奋：“毕业前，我们就来做一回‘米农’吧！这是我们献给毕业的一个礼物。”他甚至慷慨地把10万奖学金拿出来，成立了“米公益”团队开发软件，并租了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和王子一起工作。他同时放弃的，还有寒假去大公司的实习机会，包括实习期间不菲的收入。
让公益从小众变为大众
将公益与日常生活结合，让公益从小众变为大众，正是米公益团队的愿景。那么，怎样才能吸引大众的参与呢？在开发之前，莫子皓和王子在周围的同学好友中广泛做调研：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米公益”APP，你愿意通过哪些有意义的日常小事，来积攒“大米”？结果答案五花八门。很多男生反馈说，给妈妈打电话是件很小的事情，但经常忘记。于是，后期开发的模块里有了“米•妈妈”：定时提醒用户和亲人通话，让大家放下忙碌的工作，拿起电话，拨出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号码。事实证明，这个模块非常受欢迎。2013年父亲节，米公益团队联合广州越秀区东山福利院推出“父爱手牵手，关怀心连心”的水果捐赠公益项目，用户只需要从父亲节起一周内完成“米•妈妈”子应用下“给爸爸打电话”的任务，他们就会向老人家们捐出一盘健康有益的水果，活动全程在网页呈现。结果，父亲节那周上千人完成了给爸爸打电话的任务。也有同学希望每天上“米公益”能学到一点有趣的知识。莫子皓和王子觉得不错，于是在模块里加入了“米•知”的任务，每天向用户推送一条趣味冷知识，在学到知识的同时，帮助别人。短短十多天的时间，他们就收集到了三十多条公益应用任务，很多都很有趣。为宅男宅女太多，经常呆在电脑前，很容易出颈椎腰椎方面的毛病。莫子皓和王子通过反复的讨论筛选，最终形成了“米•知”、“米•妈妈”、“米·有氧”、“米·伸展”、“米·扭扭”五个最典型的模块作为首批上线任务，后面三个都是提醒大家起来做运动的。例如“米·伸展”利用传感器进行检测，发现用户长时间伏案工作，会发出提醒，让用户伸展手臂进行肩部放松，而只要做完一套伸展操，就可赢取10粒“大米”。米公益也会把“每天陪女朋友半个小时”设定为一个任务，到达指定的约会地点后用手机进行虚拟“签到”，足够半个小时了，就可以给他“米”了。莫子皓和王子一边和开发团队完善模块，一边寻找合适的公益组织和捐赠企业。他们选择资助的是那些小型的NGO组织，“因为很多小型NGO更需要扶持”。这些NGO来自全国各地，不少是小规模专门服务于某个领域人群的机构，如湖南长沙的蝴蝶之家儿童关怀中心，关爱自闭症儿童的以琳青岛自闭症研究会等。因此，莫子皓和王子主动上门拜访。起初，这些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对大学生搞出来的“米公益”软件将信将疑，直到后来真的收到资助物资，打心底感谢和钦佩。还有个重要环节，寻找捐赠企业。莫子皓以为会比较困难，没想到将公益计划书发给中国电信爱游戏基地、京东商城这些大企业的时候，他们的负责人都很爽快地签下了合约。后来，莫子皓和王子才了解到，这些大企业每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但捐赠渠道和营销渠道单一，营销效果不尽如人意。有了“米公益”，他们无疑多了一个公益推广的渠道。2013年7月，“米公益”正式上线，已推出安卓版与IOS版，并和23个机构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莫子皓和王子在中山大学校园里做过一次团队招募，来了20多人。这个团队仍在不断壮大，为了共同的公益梦想，其中不乏保研至香港浸会大学、台湾政法大学、多伦多大学、罗切斯特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高材生，也不乏放弃了德勤咨询、普华永道、法国巴黎银行等机会，全身心投入到米公益创业项目中来的梦想青年。不过，随着毕业季的结束，部分团队成员即将各奔东西，开始新的进修或工作。莫子皓和王子分别被保送到北大和清华读研。有人担心“米公益”能否继续走下去？对于这个问题，王子十分乐观：“我们到了北京后，‘米公益’会做得更好，因为能加入北京的资源。”莫子皓也表示，团队已经在中山大学形成了“人才梯队”，扎根广州，倒不如放眼全国。
（摘自《青年文摘》2014第4期） -
198、《天堂和地狱之间——我的学生陈希我》孙绍振
我曾把所教过的学生分成两类，一类是可爱的，大都是日后可能为我增光的，一类是可恨的，不少是日后可能为我添麻烦的。对于那些有才气的，日后可能为我增光的苗子，我特别器重。他们之中也有一些日后果然不负我的厚望，成了作家的，我特别引以为自豪，这当然是属于可爱的一类。但是其中有一个，虽然很有才气，却不但没有给我增光，反而以他的行为向我的划分标准提出了挑战。在好长一段时期里，他带给我的是一大堆久久萦绕心头的疑问。我一直弄不清，他究竟是可爱还是可恨。
这是一个清瘦得有点苍白的少年。第一次做作业，我就看出他的才气不凡。他小小年纪，就把人性描写得很有一点阴冷，就连亲子之间都有一些叫人心灵颤惊的自私。我看出来，他对于生活有个人化的、私有的感觉的。
什么是才气?这就是才气。上帝对人是很不公平的，他在一切方面都很大度，不借把最美好的品行给于人类，但是在才气方面却很吝啬。而所有那些稀有的才子，大抵都有一点怪，不为世俗所容。也正因为这样，伯乐才比千里马更为难得。我觉得自己不是什么天才，但是能发现、培养一个比我有出息的大才，一辈子只要能当一回伯乐，也不枉我七尺男子在人世走了一遭。
毕业的时候我特别关照了有关方面，要把他留下来当助教，作为有望为我们学校(其实也包括我自己增光的苗子加以培养。有关方面便通知他去考外语。这种考试是走过场性质的；但是他的外语特别不行，以为是故意为难他，气得当场拿起墨水瓶子一扔，就哗啦啦砸碎了一扇玻璃门。把我气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但也无可奈何。其结果是被学校记了一大过，被分配到福州市郊区一所中学去吃粉笔灰去了。
为了不埋没这个人才，我又把他的小说介绍到《福建文学》去，编者也很欣赏，就请他到一个风景区去修改稿子。不知道是，怎的，他又不守规矩，把衬衫的下摆打成一个英雄结，和一个什么英雄打了一架，其结果是，当时的《福建文学》主编给了他一句评语：“有其师必有其徒。”
过了两三年，他来找我了，说是现在经过生活的磨炼，已经变得很是正统了。我自然高兴万分。他提出希望我帮他一个忙，调一个学校。我说福建省一所中专学校正好有我一个调皮鬼学生，改邪归正了，也和他一样变得正统，现在那里当一个教务主任之类的官，他们在一起工作可能有更多共同语言。我们谈得很是入港，他自然喜之不尽，我马上为他努力联系。但是不知为什么，我等了他许多天，他竟没有再来找我落实这件事。直到很久以后，那个当官的调皮鬼来看我，我顺便提起了他的师弟的事。他大笑起来。原来是，他听了我的介绍，马不停蹄地奔波，结果了解到，这位师弟，在那所郊区中学竟有一番颇为惊人的作为：和一个相当顽劣的学生不知因为什么发生了口角，他禁不住怒火中烧，便把老拳挥舞了一番，那学生自知不敌，好汉不吃眼前亏，落荒而逃。
他觉得让一个蠢劣的鼠辈在自己手下逃掉，有损英名，便呐喊一声，脚下生风，穷追不舍，直至宿舍，浑身解数还没有使够三分，哪知学生并不经打，早已经如《水济传》中鲁提辖拳下的镇关西，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了。他当然不可能过瘾，又把学生的被子，以力拔泰山之雄姿，扔之于十数米开外的池塘里，出了一口鸟气，才拂拂袖子，踱着方步而去。
我怎么也想像不出来，像他这样一个感觉精致而且很有审美天赋的才子，怎么会有李逵的气质。虽然是我的老面子很大，调皮鬼也相信师弟是个人才，但有这样出格的记录，人事部门绝对不可能通过，所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他今日一来是向我道歉，二来是附带向我进言，以后对于有才气的门生除了才气之外，还要注意其是否有李逵气质才是。
我不得不把他从可爱的一类忍痛转入可恨的一类。
这个武功和萧军可以比美的才子，才气一时还没有达到萧军的水平，在国内肯定是混不下去了。只好远走东瀛。在那里他奋斗了六年。其艰苦卓绝，为我所难以想像。他在信上说，除了才去那半年，找不到工作，每天可以睡八个小时以外，其余的五年半，每天大抵只能睡四个小时左右。终于事业有成，结了婚。不管日本有关方面如何以高薪挽留，他还是忘不了他的中国文学之梦，这是在日本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因而他坚决拒绝了。
他带了一笔钱归来，买了一套房子。武功虽然还没有什么长进，但他在文学创作上追赶萧军的雄心不死；成日关起门来，除了献身于艺术，埋头写长篇小说以外，什么也不干。终于他拿着两公斤的原稿又来找我了，请我推荐出版。我自然拿出最大的力量为他效劳，虽然也捏着一把汗，不知他还有什么鬼花样。但是事实胜于雄辩，他这一次拿出了货真价实的东西。
当我拿着他沉甸甸的稿子，我想也许是我对他还不够理解，当年他的顽劣，不过是因为才气得不到正常的发挥，受到扭曲而已。
这样，我想按照我的好坏二分法，他大概可以归入可爱的一类。
就在他的大作即将出版之时，我不无玩笑地和他谈起他当年的英雄事迹。
他相当轻松他说了如下的话：
我这个人，不知怎么的；有时会突然失去理智，我的神经不正常。事后，自己想想，也觉得不可思议。前几天，我太太说我的头理得不够水平，她一定要给我重新理过。我勉强同意了。但是在她给我洗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心里憋扭，不可抑制地发起火来，大叫一声就把桌子踢翻了。
我太太是很了解我的。她什么也没有说，把桌子扶了起来。
她是个善良的淑女，不动声色，继续为我剪发，但是显然渐渐地失去了情趣。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说什么。剪刀的“切切察”声使沉默变得沉重起来。可是我却没有勇气来向她道歉。这时的每一秒钟都变得令人难熬。在这以后的一两天里，太大仍然和往常一样和我说话，连语调都没有改变。但是她越是若无其事，我越是感到不自然。我多么希望自己能鼓起勇气说一些表示抱歉的话，然而我就是说不出。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慢慢淡化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间才恢复了正常的调笑。这是一场真正的危机，与其说是我们的，不如说是我一个人的，它令我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感到无法排解的隐忧。每一次这样的发作，都带来持续的若有所失。我多么希望把它通通忘掉。然而，心头有一种空空的胀痛，又像有小虫一样在蠕动。不管是胀痛还是蠕动都令我感到我所不敢表达的后悔。每一次都给我带来悔恨的痛楚，但是到了下一次，又是旧病复发；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折磨一下太大，接着就折磨一下自己。
他说着就笑了起来，令我惊异的是，他的笑声里没有多少沉重之感。
我又把他归入可恨的一类比较恰当。
但是读他的小说，充满了对在日本的留学生中，沉迷于物欲的追求，背离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的批判，这无疑可以充分说明，他的审美情感追求绝对是超越世俗的。从作品看来我当年对他的期待绝对没有任何错误，他应该属于可爱的一类才是。
可有时，我又忍不住设想，如果我是他的太太，我会不会有一种和猴子相处的感觉?
也许我会提出离异的吧。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想，我的这种想法像第六个手指一样是多余的。
也许，我的困惑，是由于我总是习惯于把人分成可爱的和可恨的。其实，人是太复杂了。我的那个二分法，对于复杂的人来说是太狭隘、太可笑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吉柏林的一首长诗(这首诗好像还没有翻成中文)，说是一个人死了，来到天堂门口，守门的问他，这一辈子做过什么好事没有，他说，没有。他被天堂拒绝了。他又来到地狱门口，人家又问他这一辈子做过什么坏事没有，他说没有。而他又被地狱拒绝了。这个人大概以后就成了永远流浪的孤魂野鬼，在天堂和地狱之间。
但是我觉得这个调皮鬼和吉柏林笔下的那个倒霉蛋不同。
要对他进行好坏二分法的划分，是太困难了。也许正因为他可爱，他才更加可恨，也许他因为可恨，他才更加可爱。别的没有把握，有一点是我是相信的：他日后不可能落得个在天堂和地狱问流浪的下场，他无疑是一个天堂和地狱都欢迎的家伙。
（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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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其师与其徒》 陈希我
师母曾经对孙老师说：“你的学生神经都不正常！”至少是很多。比如我就不正常。那一年，还是大学三年生的我被孙老师推荐参加一个笔会，我竟在会上打起架来了。文人相聚，应该流觞曲水、弦歌盈耳，竟然动粗，简直斯文扫地。据说，笔会组织者因此给了孙老师一句评语：“有其师必有其徒！”
孙老师至今还喊冤枉，说他再怎么也不至于去动拳头。但据说孙老师跟人辩论，也曾经辩到挽起袖子的。即使不动拳头，他的语言也如子弹，他的思想锋芒更是咄咄逼人。有人说那仍属于斯文范畴，我却以为，一切的力量都是相似的。
身为“其徒”，孙老师对我的魅力首先是尖锐。我想，这也是他身边聚集着众多弟子的主要原因吧！他的弟子虽未必都传承他的学术领域，但几乎都传承了他的精神：敢于质疑，不信权威。我想，这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所谓的“传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因为他参加各种会，每每言语尖锐、滔滔不绝，人家就不请他了，改请他的学生，不料他的学生们上场，也不差乃师。对体制来说，超出规范是危险的，所以孙老师欣赏的学生，每每没能如愿留校。有了一个孙绍振，再加上他那些学生，还不闹翻天了？领导有领导的考虑。
我大概算是孙老师学生中最不正常的。这些年，越来越多人说我发型也像孙老师了。我知道一是指卷曲。看孙老师年轻时照片，也是一头卷发，这让我曾经对自己的卷发洋洋自得。卷即是乱，头发乱，则昭示思想乱。什么是乱？乱就是不循秩序，乱才能发现逻辑破绽。若非如此，当年孙老师就不可能质疑几乎已经成为天条定律的“文学是时代精神传声筒”；二呢，是指稀疏吧。孙老师的头发是稀疏了，我的野草也正在荒芜。在中国，很多知识分子老了，成了从内到外光溜溜的好老头，但孙老师的思维却不荒芜。我总想，我到了孙老师这种年纪，是否能有这样的状态？
初识孙老师，他的外表就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时候粉碎“四人帮“不久，百废待兴，知识分子的外表也待兴，我常为我的老师们不像大学老师而感觉泄气。至少我觉得，一个教师，如果外表不佳，乃至猥琐，再如何学问渊博，也不会让人愿意接近。那时候孙老师颇有点玉树临风的样子，皮肤白晰，五官锐利。虽然也是一身中山装，但是尼的，黑色，笔挺。他来上课，在讲台上站住，就开始解钮扣。从最下面一颗解起，直到最上面的风纪扣。中山装敞开了，更像是西服。把严谨的中山装穿成洒脱的西服，是怎样一种境界呢？就是后来所说“酷”吧？抑或就是现在的“混搭”？我在中学时就迷恋西裤“混搭”工服，那时候还没有引进牛仔服，工服就像极了牛仔服。但是裤子必须是笔挺的，否则就真是“大老粗”了。美就在于“破”与“不破”之间。
印象中孙老师的课总是敞着中山装讲的，他的思想也从初露锋芒，到汪洋恣肆。他言语犀利，能够破开常规，说出不一样的东西来。那时他教的是文学写作，另有一个教新闻写作的，众所周知的原因，新闻写作就是那么回事。当然也未必只由于客观原因，即使是文学，至今还仍然有人讲得没南味没北味的，关键还是讲的人的思维。孙老师讲课时，时而讲起他们间的思想分歧，说完，他说：“人家是共产党员么！”大家哈哈大笑，心领神会。
孙老师的课总是让人期待，即使我满脑子反骨，他讲的内容也常令我震惊。我们毕竟是经过了长期僵化教育，并且合格到了能考上大学的程度。他讲“五官通感”，我惊异艺术居然可以这样搞的。我就在脑子里把五官乱搬动，恶作剧地让它们乱串通。大学毕业后，我被弄到一所中学，一次，在学校一再恳求下，我为墙报写了一篇“五官通感”的文章，其实就是直接截取孙老师的课堂笔记。他们看了，大跌眼镜，说竟然写眼睛能嗅，鼻子能看，这要让语文老师来改病句了。某领导还在背后说我：“什么才子，简直是神经病！”这是领导又一次说我是神经病，最初一次是因为我睡懒觉，不去上课。那时候我还比较脆弱，赶忙辩解，说这是我大学老师孙绍振说的。他们说：“你的老师也不正常！”我哈哈笑了。
在我的词典里，不正常是绝对褒义的。庸者的贬毁，恰是给智者的勋章。其实孙老师具有极精密的思维，听他说话，常感觉醍湖灌顶。曾经，学生陈成龙看了一本书，断断续续记了17个问题来请教，孙老师说：XX问题其实就属于XX的问题，XX的问题是属于XX的问题，用XX的理论一分析就清楚了。三下五除二，17个问题就解决了，出乎意料。出乎意料，是否也算是不正常？关于孙老师，有许多出人意料的事。据说那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原稿是不分段的，整篇只一个自然段，《诗刊》编辑抓在手里，说：“这个孙绍振，怎么这样写论文！”后来我自己也写作了，常想，如果当初孙老师留心分段了，可能就没有那么汪洋恣肆的文章了。很多时候形式决定了内容。据说孙老师早年写作，很多时候不是坐在书桌前写的，而是在床头柜上、饭桌乃至卫生间，这里写写，那里写写。那是真写作。真写作的写作，假写作的摆谱。有时候内容就是形式。前一段时间，一个媒体拍我写作的地方，其实我写作的地方是极其简陋的黑屋子，换成我家的书房，宽敞而已，没啥好拍的。据说他们去拍作家阎连科的书房，也感觉单调。相比之下，某诗人的书房简直是博物馆，秦砖汉瓦，什么都有。这是诗人吗？这是马未都。我想，媒体要是去孙老师的书房，也是要失望的。总觉得像他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书房应该很阔绰，弄个大班桌什么的。实际上，他的书房很小。没有秦砖汉瓦，没有名人字画，没有高山流水，但有堆得像山一样的书。这些书还不允许别人整理，一整理就乱了。他书房之外也到处是书。但是一个书房，有书就是美；一个学者，他的思想就是世界。
不摆谱的人是自由的人，所以不摆谱，是因为足够自信；有自信，无论是主义自信还是道路自信，就理所当然会给别人自由。接触过孙老师的人，应该都会感觉跟他在一起没有压力。用师兄谭华孚的话说：跟孙老师在一起，可以没大没小。曾经，我带上一个写作的朋友去孙老师家，那人紧张得要命，见我跟孙老师瞎扯，以为我了不得。我说，哪里是我了不得？要是换成别人，我也扯不起来。当然我也不会去那样人家里，何苦自投囚笼？
我是个不守规矩的人，至今想想，孙老师帮了我不少，我也没怎么答谢他。这里难免有觉得他既然自由，我就趁机也自由了去的心理。但有一次，因为我儿子的事请孙老师帮忙，想来想去，自己也老大不小了，不能再装不懂世故了，就提了水果去，结果被孙老师批评了：“你这个人不讲规矩，怎么也搞规矩这一套！”不讲规矩，是我在孙老师心中的定评了。我想，当年正是我的不讲规矩，才被孙老师瞄上了。他看了我的小说，很惊异，怎么十几岁年纪，就把世界看得如此黑暗？他当着全体同学说：“我在北大读书时没有这样。”这似乎是实话。北大，即使是当年的“右派”，也大多是希望这个社会好的。我印象中他还说了另一句，说我“天生就是作家”。我虽然天生狂妄，但也不敢觉得我就天生是作家。孙老师给学生打成绩，是会打超常分的，比如在100分制里打105分。他认为看准了，就该充分肯定。这使得我当老师后，也常给学生打高分。道限高的老师鼓励学生，道限低的老师吓唬学生。其实，好孩子是鼓励出来的，贬压孩子只为了抬高自己。孙老师的肯定，极大地激发了我，我也就越来越越矩，越来越狷狂了，用我父亲的话说：你越来越像孙老师了！
后来想起来，我很幸运在青春时代遇到了孙老师。他是一盏灯，让我在下水文学之初就看到航线，这使得我能够在写作上走得很远。对学生，孙老师常是一座灯塔。很多老师可以给学生知识，但不能给学生方法；可以给学生方法，但是不能给学生思想。没有思想的人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不久，因为偶然的际遇，我谈起我30年前的一篇小说，对方说：那可是比“先锋小说”更早的“先锋”。其实对我来说，“先锋”根本不是问题，前方有灯，必然向前。难道会弃明投暗？一切的写作都应该是“先锋”的，难道有“后锋”的写作？先锋是正常的，不先锋才是不正常了。
当然这是写作，不是生活。这里有个问题：写作和生活不一样。不正常让写作得益，但却让生活致祸。国家不幸诗家幸，幸了诗歌祸诗人。那时候因为写作，我的生活更加凌乱起来。我父亲担心了，告诫我不能用文学方式过日子，但是我已经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大概孙老师也觉得不妙了，把我找了去，对我说：“这世界还是有美好的东西的！”我简直惊异，这怎么可能是孙老师说的话？他竟然劝我也要用美好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孙老师收到来自多方的爱意，不管他是否接受，但是被爱就已经足够了，爱能把人的心变得柔软。真理是冷酷的，但是爱却高于真理。许多年后我自己也尝到爱，我这个魔鬼甚至有当圣徒的冲动。我想，那时候孙老师对我也是转换了角色了，从一个教师，转换成了父亲。教师对学生，期待的是杰出；父亲对儿子，首先想的是安妥。许多年后我自己也有了儿子，并且我这儿子，用孙老师的话说是“报应地像我当年一样”，我深刻理解了当年孙老师的一片苦心。当然，当时我是不能理解的，孙老师怎么变得如此正常？我甚至觉得他的观点庸俗，他在妥协、投降。他跟我说如何为人处世，我反击他一句：“你会说，你也做不来！”是的，其实即使是孙老师自己，也未必能饯行得了他说的那种世俗的道理。几年后，他的我行我素还招致了批判。那种世故，我们不是不懂，只是做不来。做不来，就守住了底线。
不知孙老师曾经多少次为了他的学生，回归到常态。曾听林茂生说过这样一件事，林茂生是他留校留成的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对学校体制不满，就在自己宿舍门上贴对联反抗，跟校方剑拔弩张。一个小助教，明显要吃亏，孙老师去劝，索性自己上去把对联揭下。对学生，孙老师就像一棵大树。有的老师学问不错，但为人苛刻，甚至不肯拔一毛以利学生。在他70岁大寿时，四面八方来了众多学生，包括从广州和北京，我想很多教师虽然桃李满天下，却未必能做到。有时候他是犀利的老顽童，有时候他是通达的长者。他是学者，是老师，是名人；又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大多数人不能两类身份都做得好的。其实，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属于传统的，他的批判与颠覆武器是启蒙话语，他的手术刀是辩证法，他的美学结构是古典的，他的“危险美女”只在纸上。其实，关于孙老师当年在讲台上的情景，我并没有描述完整：课上完了，他又将扣子扣上。从最上面风纪扣扣起，扣到最下一颗，然后走出课堂。
毕业20多年后，孙老师对无法无天的我又做了一次矫正。我考上了他的博士。我一直思维天马行空，言论上自然也无所顾忌。我是写小说的，小说家就是自己小说的王。但搞研究不是。这么一个疯子竟然读博，让一些人疑虑。孙老师明显也担忧了，第一次给我上课，他就严肃告诫我：从今往后说话要有根据，不能自说自话，你的观点得建立在资源上。我质问：孔子呢？“孔子可以，亚里斯多德可以，你不可以！”他说得斩钉截铁。我知道他是在给我下猛药。那以后跟孙老师说话就辛苦了，我说出什么，他都要进行推敲。但他是对的，作家不是可以到处撒野的。既吃这碗饭，就得有吃这饭的本事；即使是反对，也得有对手的本事。
孙老师告诉我，其实他最初也毫不在意什么规范不规范的。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是不讲究这些的，那是一个倚仗才情的时代。90年代以后，才情被豢养，讲究规范了，老老实实也可以当学者了。孙老师的文章也规范了，但仍然才华横溢。这里有个问题：规范不是囚禁，接受不是投降。他的文章不同于“学院派”，他没有兴趣亦步亦趋。他看到了霸占学院的摸摸索索的理论在解读文学文本上的无能，竭力让研究回归到对文本的解读。这是需要真工夫的，别拉大旗做虎皮，别挟洋自重，别耍嘴皮子，真刀真枪上来干干。他俨然是学院的“异类”，但这恰是研究文学的正常之道。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2期） -
196、《说走就走的旅行骗了谁》像粒砂
什么人才能从旅行中有所收获？如果旅行算一种治疗方法，它确实有一定的洗涤灵魂的作用，但不会包治百病。 能从旅行中获益的人，本身在日常生活中必然首先是善良的人，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充满深情关注，同时努力捕捉世界的影响。这些能从旅行中受益的行者，是心灵领域的“艺术家”，敏感含蓄，也许衣服又脏又破，跟人打交道呆头呆脑，但他们却有着大艺术家般细致的灵魂。他们从旅行磨合里，提炼营养物质。就像有位朋友写的：关于旅行的意义也曾有过困惑，也曾有模有样儿学着别人从一个城市骑行到另一个城市，试图在旅途中体会人生的真谛。也许天资不够，收获的除了疲惫就是满身泥土，那种骑着骑着突然顿悟的感觉从没出现过，旅行到底为了什么？我望着我的山地车想不出答案。
没有顿悟，从侧面反证旅行不具有“治病救人”的神奇功效，它因人而异，因人生观而异，因人生阅历而异。就像读书，每个个性鲜明的读者，满怀希望地读，但多数人还是只看懂我们熟悉的道理。
旅行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片止痛药，也许可以治好诸如失恋、恋人“劈腿”、工作压力大这类无关存亡的小毛病，清除我们被优越生活惯坏的寂寞病，但治愈不了“癌症”。所以，通过一次旅行就让人“净化心灵”，攘除偏见、狂妄、心灵畸形，这是最让我受不了的赤裸裸的胡扯。可是，数量可观的旅行达人依然大肆贩卖这些旅行意义，企图用旖旎的风光加上幻象的旅行意义，引诱“饥寒交迫”的人们辞职、放弃工作甚至学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带上朝不保夕的旅费去探求旅行牛人倡导的引人入胜的奇迹之旅。
孤星总在倡导这样一条旅行原则：做一个负责任的旅行者。我想还应增加一条：担负责任，如实记录旅行，不要为收获利益，或所谓新意，过度渲染旅行的魔力。
旅行是营养品，旅行也可以冲动，但我们不该盲从，尤其不要为赢得别人的尖叫盲目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你认为旅行是给你提供成长机会的话，那么迈出第一步之前，你对自己的旅途进行细致规划，正是你不再做个旁观者，从此亲自经历成长的有益铺垫。如果你连这第一步都做不到，哪里还有谈我要成长的资格呢? 如果你连自我保护的意识和手段都不具备，却一味要到旅行中去经历悲喜交加的心路历程，我认为这样认定旅行的意义，听上去自由又美好，但它不健康，也未必有好收获。
思考人生，懂得关爱别人，领悟死亡意义，难道一定要去印度，要到加尔各答的死亡之家亲临其境才行吗?如果你对城市路边一只濒临死亡的流浪猫熟视无睹，如果你对自己父母也缺少关心的话，那么，即使在特雷莎修女创办的垂死之家直面死亡，你也不会就此清醒，更深一步地领会爱与奉献的意义。即使震惊，一觉醒来，你依然是原来的你。
我随着几个花枝招展的申请义工的日本女孩离开关爱之家时，她们掩鼻绕道躲避街头躺在污水里等待死亡的麻风病人，我想，行动是思想赤裸裸的表白，真心爱他人，可以指望一场旅行或几天奉献养成吗?
我反对的不是旅行本身，而是打着开阔眼界和让心灵成长的旗号所写的那些迎合消费者心态倡导旅行的书。现在，很多旅行牛人都有赞助，或靠卖字维持生活，他们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可以长年累月四海为家，但这方式普及不了。
因此，大牛们与旅游利益相关者应更有社会良知。旅行不是唯一拓展眼界的方式，甚至不是最有收效的方式。
（摘自《青年文摘》2014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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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才艺崇拜》张丽钧
我们对才艺的崇拜，已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毕姥爷”被叫红，即是全国人民痴迷才艺的一个最佳明证。多么复杂的问题，我们都试图通过一场晚会解决；多么可怜的白痴，在电视上秀一回才艺即可一夜爆红。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直刺痛着我的心房。美国12名获得“总统奖”的高中生与中国12名被顶尖大学“预录取”的高中生“对话”，他们同时被摆在这样一个问题面前——制定一项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中国学生一亮相就开始大展才艺——演讲、弹古筝、弹钢琴、吹箫、小合唱、背诵、大合唱，整个过程，学生们十分倾情，甚至眼含泪花，到最后，他们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到非洲去旅游募捐；美国学生则从分析非洲教育、食物、饮用水、艾滋病、避孕等一系列实际问题入手，详细阐明自己可做什么、怎么做，每一项预算都精确到美分，并且，大家既有严细分工，又有整体合作，整个计划拿来即可进入实施阶段……
你看，我们的学生个个都像是“优人”，擅长在问题的外围轻歌曼舞；美国的学生个个都像是“剑客”，擅长直击问题的内核。
奥巴马在2010年美国学生开学典礼上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知道有些时候，电视上播放的节目会让你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觉，似乎你不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就能腰缠万贯、功成名就——你会认为只要会唱rap、会打篮球或参加个什么真人秀节目就能坐享其成，但现实是，你几乎没有可能走上其中任何一条道路。”我们的学生可不信这个邪！仅北影一所学院2013年的报考人数即超过了万人！连清华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的毕业生都选择到艺坛站脚，你说“才艺”这碗饭该有多香！
在当今中国，有才艺就意味着有人气，有人气就意味着有名利。我有个同学，在C电视台工作，是某档选秀节目的总策划。一次半醉，他跟我说：“美女如云跟在身后，个个都想提鞋拽凳！——哪是我犯错误？分明是错误犯我！”是啊，对那些梦想一夜蹿红的“美女”而言，有超高的收益在后面等着呢，付出多高成本都是划算的。
人人都迷恋捷径，人人都抢着做“抓眼球”的事，人人都梦想把才艺当饭吃……这是多么堪忧的现实！
崇拜，是一种挖掘。人们崇拜诗歌，就会有一批诗人应运而生；人们崇拜哲学，就会有一批智者应运而生；人们崇拜美食，就会有一批厨子应运而生；人们崇拜才艺，就会有一批戏子应运而生……
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永记这样的耻与痛——在费城博览会上，人家送去的是蒸汽机，我们送去的是挖耳勺。
（摘自《教师博览》2014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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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教育改革从家长教育开始》马振翼
大家经常问这样的问题：美国教育与中国教育的区别是什么？如何改革中国教育？中美教育区别可能很多，但大家都忽视了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家庭教育缺失。 大家对教育不满，主要体现在哪里？无非是孩子们出了问题，即现在的学生脆弱，抗挫折能力差,动辄离家出走，或者轻生；只知道做题，创造力差，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差；太自私，团结协作能力不足，等等。这些,归根结底还是做人的问题。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重要的老师，但目前中国家长在这方面是严重缺失的。
家教是什么？是家长对孩子的言传身教，往往体现在非智力因素方面。比如感恩、尊重别人、基本的规矩等等，其实就是让孩子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首先取决于父母。
但遗憾的是，家长们对此几乎没有太多的重视，更谈不上正确的教育理念、人才观念。一谈到家教，就变成了花钱请老师教文化课，而不是家长的身体力行。中国家长在孩子的教育上很舍得花钱，不惜砸锅卖铁，却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与付出。更有甚者，一些权贵和富有人群，用金钱换责任，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花巨资让孩子一个人出国留学，表面上为孩子做出贡献，实则是不负责任。
一旦孩子出现问题，我们经常是指责学校、社会，而不是反思自己。当我们控诉应试教育的时候，我们是否反思自己也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是否逼迫孩子报了很多的辅导班？当我们指责社会无序时，我们是否给孩子做出了表率？
如果不是从事专门研究工作，那么，在学校学的知识大部分都会遗忘，但是，协作、感恩、创造力、想象力、忍耐力、反省能力等等，最终会沉淀下来，而在这些教育方面，家长可以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美国的教育制度与理念并不完美，在美国，因为教育理念原因，家长不满意，有大约260万学生是在家上学的。在美国前10名大学中，有7%来自此类学生。家长们在以自己的力量去做调整，修正对美国教育的不满。
世界上没有一种教育制度与理念是完美的，美国也同样。大家觉得，中国教育目前问题很多，政府、社会舆论都在反省、检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中国专家动辄讲美国教育如何如何好。的确，美国的教育在理念上、方法上，都有其先进的东西，有值得汲取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同时，中国家长应当首先补上家庭教育这一课；教育改革，首先应当从改变家长入手，让家长们明白自己的责任，树立正确的人才观，真正懂得如何引导孩子成长成才。
从世界角度来说，对于培养一个优秀的人，理念、做法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比如付出，比如严格的规范与要求，待人友善、懂得感恩等等。因此，我们不需要动辄讲美国，而是应当先把本民族优秀的教育观念继承下来，把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发扬光大。家长到位，正确的理念到位，中国的教育问题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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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佚名
现在凌晨零点三十八分，我刚挂了电话，与我的好姐妹。
她拨通电话就兴奋的问：“你猜我在哪里？”我睡得迷迷糊糊的说：“香港！”她呵呵的笑，说：“No! 我在美国！”
我一下子呆住了，问：“国际长途？”她不满的说：“你在乎的总是钱！我说我在美国，在我们说世界牛人汇聚的地方——华尔街！”
她去了华尔街，这是好多年前一起看旅游杂志的时候，我们一起约好，23岁生日之前要去的地方，可是现在，我还在贵阳。
她听我这边半天没有动静，生气的问我是不是睡着了，我说，我很羡慕她。她甩下一句“你活该的”，然后挂了电话。我知道，她生气了！
2003年，我们在贵阳市图书馆遇到，她推荐我看了一本叫《飘》的外国书籍，那时候，我们才13岁不到。我说我看不懂，她说，你可以查字典。
从那以后，我开始看她推荐的书。认识我的朋友都说我看的书挺多的，我每次听了心里都空空的，我比她差多了，只有我自己知道。
2009年高考结束，她去了北京，我去了西安。我们的生活轨迹开始变得不一样，我被新鲜的生活吸引了，忘记了她说过我们一起考港中大的约定。
2009年11月，她说，我们每天晚上十点练习一个小时的普通话吧！有人嘲笑我N、L不分。我说，好！半年后，她兴奋的问我，你的普通话考了多少？我考了一乙！我说我忘记练习了，没有考！
2009年的12月，她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学计算机，我说学校没有要求，先看看其他人怎么做。2010年夏天，我说我计算机软考证考下来了，她说她过的是计算机二级C语言。
2010年的三月，我爱上了一部韩剧，我说我想学韩语。她说，那我们自学，就像一起自学心理学一样！我说，好！2011年的年底，我们在贵阳大十字逛街，那家精品店的老板是一个韩国大姐，我睁大眼睛听着她用韩语和老板交流。老板以为她是学韩语的学生，给我们便宜了五块钱。而我，只会说“我爱你”、“对不起”、“谢谢你”。
2011年四月，她说她想跨专业考法语的研究生，问我要不要也学习法语。我说我要自学新闻学，不想学其他的，她说，好！2011年底，她用法语给我朗读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问我新闻学的知识，我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2012年初，我的小说开始好起来，我用稿费请她吃了一顿西餐。她用翻译美剧台词的稿酬给我买了一整套季羡林的藏书。她说，我们说好考研的，别忘了。她还说，你说过香港中文大学是你的梦想，你不要放弃它。我说，好！
2012年年底，我说我四级才过，我不想考研了。她说，好！
2013年7月初，她说她如约考上了香港中文大学，我说，好！
2013年6月，我说我要辞职，我觉得这日子过得挺辛苦的。她气愤的说：“你很苦吗？北京被大水淹，水淹没到我膝盖，我只好穿着拖鞋卷着裤管去图书馆看书，那个时候，我都没有说过我的日子苦逼！”
我走进她的卧室，里面各类书籍堆得到处都是，每一本书都有她密密麻麻的笔记，这样的时刻，我怎么忘了？我打电话想和她分享我因为XXX闹变扭了而难过的心情时，她小声说，她在图书馆学习，回宿舍联系你。那时候，明明已经晚上十一点了！我在家里和爸妈吵得天翻地覆的时候，她自愿申请了去黔西南当志愿者的名额，她说，要翻过两座山才可以有班车回贵阳…… 此刻，我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抱怨。我为什么要羡慕她呢，她现在得到的一切不都是过去的辛苦换回来的吗？我也被她拉着走，只是我放弃了前进罢了！是我亲手掐死了自己的梦想，不是吗？
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觉得自己的青春很苦逼，总是想着未来真的很遥远，没有我的一片天空。我太容易因为小事儿而难过，去荒废时间，忘记了我不奔跑，不会有人给我撑伞！
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是，为什么我明明知道大学时光那么少，青春那么匆忙，但我总是幻想未来，却不肯逼自己一把，去实现梦想呢？我日复一日的不安疑惑不是活该的吗？
终于明白了，我要踏实，我要努力，为了成为自己内心想要做的那个人而坚持，我的一切辛苦总有一天会因此回馈到我身上，“时间不欺人”，这是她教会我的道理！
一个人二十几岁的人，你做的选择和接受的生活方式将会决定你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总该需要一次奋不顾身的努力，然后去到那个你心里魂牵梦绕的圣地，看看那里风景，经历一次因为努力而获得圆满的时刻。
这个世界上不确定的因素太多，我们能做的就是独善其身，指天骂地的发泄一通后，还是继续该干嘛干嘛，因为你不努力，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我想，我以后会平静下来，努力的做好每一天该做好的事情，为了我心里的梦想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很羡慕她，但是谁说我以后成为不了她？成为不了那个为了自己理想拼命后得到回馈的人！虽然我走得慢，但是至少我开始迈出脚步了，不是吗？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2期） -
192、《黑暗的心脏 》 押沙龙
人对于他者的痛苦，实在是比较隔膜。我住的地方，旁边有一条河，有一天忽地淹死了一个人，后来听说死者是一个民工，刚到北京一个月，天热想下去游泳，没游明白就给淹死了。当时我路过那条河，看见两岸围得密密麻麻，我觉得肯定有什么好东西，就凑过去看，就看见河上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浮着，后来才知道那是人头。已经有警车什么的，靠在岸边，筹划着捞人。大家都很兴奋，等着看捞出来的景象。这时候有个警察在那儿拿个话筒喊：看热闹的罚款！我一听乐了，警察真会胡勒勒。但是看看挤成一团的人，个个乐不可支，像在观看演出，就觉得警察也未必没一点道理。我记得自己小的时候，有一次听说我家附近有个人被车轧死了，死相很值得一看。当时我听了以后，虽说多少有点害怕，但终究还是英明神武，当即决定赶往参观。等我到的时候，场面倒还真是很壮观，一大群人挤在那里，我身体小，就钻了进去。可圈子中心只有几张芦苇席，平平的，也不像下面还压着一个尸体的样子，后来听说下面只是血迹。车祸的苦主被撞得面目全非，已被警车拉走，当真邈如黄鹤，只剩下一堆人围在那儿看席子。死者的痛苦，我们很是隔膜，生者的痛苦，其实也是一样。如果当时苦主的亲属在那儿坐着哀哀地哭，只怕大家的观兴更浓。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悲剧是我一不小心切着了手指头，喜剧是你一不留神滑进了下水道。"他人的苦痛往往会让人发笑，（我小时候看到一个同学患痄腮，心里不禁好笑，好端端的一个人，竟把自己的腮帮子弄成那个样子，真是滑稽。）让人厌烦，让人好奇，却很少让人悲伤。前些天我看电视里面陈佩斯说了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在我演喜剧电影的时候，有个镜头是脚上扎了荆棘在那儿跑）我痛得要命，大家却在笑。我问自己，他们在笑什么？他们在笑我的痛苦。那么喜剧是什么？喜剧是让人观看痛苦的时候发笑。它是把人心中一些卑琐的想法激发出来。"喜剧当然不全是那个样子，但有一些喜剧的确是。
我想，大家对他人痛苦的冷漠、好奇乃至快乐，是非常普遍的，普遍到你可以称之为人性的地步。这种卑琐的情感，我想主要就是源于人的那种隔膜感。你的痛苦是你的，我的快乐是我的。要跨越两者之间的鸿沟，就要跨越自我与他人的分界。鲁迅在一篇文章（好像就叫《隔膜》）里说楼下有人在哭，也许有人死，而我只觉得他们烦。鲁迅的文章里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评论，往往是负面的，有的时候这种负面的评价甚至接近于诅咒。然而他又说：旁人说我黑暗，然而我有很多真正黑暗的话，是没有说出来的。鲁迅死了，我不知道他那些真正黑暗的话是什么了。然而除了鲁迅，还有别的黑暗的作者。康拉德说过：人是卑鄙的动物，你给他翅膀他也不会飞翔，他们是卑鄙的爬虫。他写过一本书，叫《黑暗的心脏》，那是描写中非的一个故事，后来被改头换面，做了《现代启示录》的背景。康拉德的意思也许是说：人，都有一颗黑暗的心脏。我愿意借用他的这种比喻，同时，我认为，这种黑暗，很大程度上就是来源于那种疏离与隔膜。
孟子说过：君子看见等待被宰杀的牛羊，看到它们那种恐惧颤栗的样子，就感到悲悯，所以君子不接近庖厨。虽然这话被当作一种伪善被耻笑，虽然现在的厨师们也一定不赞同，但我觉得，里面还是有一种仁慈的胸怀。虽然这种胸怀没有佛教或者耆那教那么广阔、彻底，但仍旧是仁慈的胸怀，比起大谈"虐杀动物心得"的食客，这种说法虽然有点伪善的气息，但却实在善良得多。伪善也从来比赤裸裸的麻木不仁强些。
要洞穿自我与他者的隔膜，要推己及人，感受他者的痛苦，所需要的，只是敏感与善良。但世界上，拥有这二者的人，却并不是很多。在知识分子阶层里，也许比例高一些，但也未必高太多。世界上的知识分子，心里面多是理论、说法、价值观，那种对具体苦痛的敏感与同情，还是太少。他们不见得爱人，他爱的是爱人的理论，他们同情的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着的、受着苦痛的生命，他们同情的是"人民"。在整体的笼罩下，具体的善良与同情显得渺小。可是，要突破黑暗心灵的桎梏，我们最需要的正是那渺小的、具体的善良。
（摘自《读者》2014 第4期） -
191、《疯狂文明人》岑嵘
每天早上挤在地铁里，周围是一群和我同样睡眼惺忪的上班族。巨大的移动铁盒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仿佛是带着人们去一千米深的矿井。这个时候，我常会想起一个人—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
凯恩斯在1930年《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一文中，做了两大预言。第一是大萧条最终“只是短暂的调整期”，我们的后代将更加富足。他关于“一百年后（2030年）英国的人均收入将再要提高四至八倍”的预测可以说是准确无误。经济学家估算，英国人比1930年祖父辈及高祖辈的收入增加五倍，到2030年，下一代的收入将是他们的八倍。
凯恩斯所做的第二个预测是：到21世纪初，每周工作时间将缩减至15小时。这一点他大错特错。我们仍然深陷在起早摸黑的深渊中，即便是美国和欧洲，每周工作时间几十年都是雷打不动超过40小时。
如果凯恩斯深入研究过人类学，对初民社会有所了解，那么他可能收回他的预言。人类并非物质越丰富，科技越发达，工作时间就越少。
在非洲南部，几千年来生活着一个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原始部落，300多年前登陆南非洲海岸的欧洲殖民者称呼他们为“布希曼人”，意思就是“灌木丛里的人”。布希曼人能够根据动物留在地面的痕迹追踪猎物，还能在缺水的地区找到富含汁液的瓜果和块茎。这些技能让他们吃得好，干得少，凯恩斯可能做梦都没想到，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而每天获得的食物有2500千卡热量。
今天我们发明了各种金融产品，华尔街的精英们还在黑屋子里捣鼓出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直到金融危机爆发人们还是不太搞得清楚）。而太平洋西部加罗林群岛的雅普岛土著使用的金融系统却是无与伦比的。他们采集一种大石头，然后做成巨大的石轮（称为“费”）， 在雅普岛，根本无需担心通货膨胀。1900年的时候，一个“费”可以买一只独木舟或一头猪。“费”陈列在家门口，商人把货物卖给别人后，仅仅查看一下主顾的“费”的外貌及所在位置或做一个记号，对这些超级钱币并不实际占有，全凭信用。而今天的金融黑客们看到这些钱币一定傻了眼，恨不能一头撞死在这些石头上。
现代经济学建立了各种产权制度，这些在初民身上却毫无用处，当他们一个人在森林吃饭时，便唯恐自己独享，总是大呼大叫，希望旁人来和他分享。而我们“文明人”碰上好东西则是关上门，拉上窗帘独自享用。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告诉萨摩亚人关于伦敦穷人的事时，这些未开化的人很吃惊地问：“怎么样的穷？没有吃的？没有朋友？没有房子住？他的朋友也没有吃的？没有房子住吗？”这些纯朴的话语让人想起君士坦丁主教的名言：“当我们说出"我的"与"你的"两个字时，已熄灭了我们慈悲的火焰，点燃了贪婪的欲火。”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战争和破坏也能增加GDP，然而当爱斯基摩人第一次听到白人之间会有如海豹般互相杀戮，并互相盗取土地时，他们震惊了，指着土地喃喃自语道：“如果他们的土地也覆盖着冰雪，那该有多好；那些岩石中他们所渴望的金和银，被深藏在雪中，使他们无法获得，那该多好啊！”
再回头说说那些曾经每天工作两三小时的布希曼人，他们追踪猎物的本领被军队和农场主用来像猎狗一样搜寻游击队和盗猎者。他们的领地也越来越小，只能受雇为排队的观光客表演狩猎，或者卖一些旅游纪念品，他们起早贪黑地工作，开始酗酒，并且，他们还得对付比猛兽更可怕的东西—老板。这些都是凯恩斯所没有想到的。
今天的文明让我们拥有了喷气飞机、摩天大厦，但这些似乎也没什么好自豪的。我们发明了汽车却把自己堵在路上，发明了机器却为机器在工作，发明了社交网络人心却隔得更远。而“原始人”再愚笨，起码不会在自己吃的食物里、喝的水里、呼吸的空气里投毒。
有本电影叫《疯狂原始人》，其实“原始人”并不疯狂，真正疯狂的是文明人。
（摘自《读者》2014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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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吃》雪小禅
吃真是有趣味的事情。
朋友刚从欧洲回来，以为她会一脸幸福地讲述欧洲历史，她却痛苦地说，不知道什么是饱，就知道天天饿，也不知道欧洲人民是如何生活了这几百年的？简直生不如死。
也有朋友，在澳大利亚生活数年，回来的唯一原因就是吃得不习惯，再住下去就会精神崩溃，也是因为吃才回来——一日三餐，的确离不开吃，哪有比中国人更会吃的民族？一个鱼香肉丝，要十五种调料，一个大厨一个味道，仅仅因为油温不一样，炒出的菜就差之千里，更不用说那些宫廷菜江湖菜？
吃在中国比发扬得如此光大，即使如猪下水这样的东西，外国人肯定早早就扔了，但我们把它以酱油蒜蓉红焖后，再以生煸草头围边，吃起来肠软菜嫩，亳无腥气，是草根菜品中的极品。杜月笙平生最爱吃这一口，也许因为和出身有关？贫贱出身的他，小时哪里会吃得着红烧肉？——小时候培养的味蕾几乎跟定人的一生，到死，也怀念母亲做的那碗热面汤，细碎的绿色小葱花飘上来，有香油点点滴滴，西红柿三四片，鸡蛋乖巧听话地窝在面里。那面，是前夜活好的面，已经筋道十足，被母亲用擀面杖一下下地拉长，以后飘洋过后多年，再也没有吃到过了。
有一个外国朋友，到后来放弃自己在国内培养好的味蕾，执意要娶中国媳妇，并且定居四合院，吃卤煮火烧和褡链烧饼，围着炭火的火锅吃涮羊肉，一家人围在一起包饺子，他每次见我们都用不流利的中文说：中国人真是会生活，过着童话一样的日子。
每次去北京朋友家都要吃烤肉，肉当然要用祖传的刀切，坚决杜绝用机器切，完全是对吃和肉的一种尊重，每一刀下去，味道都不一样，然后江湖吃法是站在烤肉台子前，一脚蹬了板凳一手去烤肉，底下是热烈烈的果木，烤肉用果木烤出来才会香，有肉的原味……我每次去都觉得仪式感非常强，有的时候形式决定内容，形而上一样有形而上的妙处。
吃真是浪漫而有趣的事情，古代两个男子最擅吃，家里的后厨永远似在过年，人们以到袁枚家吃饭为幸事——他们家豆腐和土豆都有几十种做法，丫鬟穿着精致的丝绸衣服上菜，一道菜品总会附有一个传说或一首小令，再佐以歌舞丝竹，太平盛世的欢喜都表现在吃上了。李渔更讲究，吃肉吃出乐感来，在《闲情偶寄》中，所有对吃的描述细腻动人，让人垂涎三尺，叹为观止。
于是中国餐馆开到世界各地，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中国餐馆。才不和外国人一样，不动烟火，几片粗面包，加点沙拉和黄油就是一顿饭，想想会郁闷得发疯，做了中国人之后，再去做外国人，只在味蕾这一点上，就有无限的思乡情结。
吃在中国分的流派也异彩纷程，有人爱川菜的火爆热闹，是刚刚热恋的小情侣；亦有人爱鲁菜的踏实温厚，一步一个脚印；广东菜清淡而味，但足以养人，是慢下来的爱情，一唱三叹，都有自已韵律；徽菜是花间小令，一个人独行；到了东北菜，就会乱做一锅，什么都敢放锅里放，分不出主次，分不出彼此，一大盆端上来，豪放得没有道理，适合唱二人转的人吃，太不细腻，可是，如果饿了，是最好的选择……最喜欢家常菜，因为家常倒是难的，谁能把家常做成最生动的菜肴，那是菜中上品，最近永丰道开了一家叫“千勺记”的小馆，上面写着三个字，私家菜，我便无限喜欢。
那私家菜，是只属于自己的，带着祖传的好——我小时候，有一家人做臭豆腐，祖上流传二百年了，他卖自臭豆腐走后，满街的臭，可是，真是好吃，连六必居都赶不上它的臭。臭里的香气仿佛有如神赐，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臭那么香的臭豆腐——也就是中国人，能把香和臭统一得这样体无完肤，一边臭着，不能掩蔽的臭，一边香着，香得绕梁三日；臭豆腐在中国餐饮文化中和谐统一得让人佩服，似一对吵吵闹闹的小夫妻，离不开，可又彼此鸡吵鹅斗着，既甜蜜又苦涩，斗了一辈子，一回头，已经老了，老了，仍然吵——我的爷爷奶奶已经九十有三，还吵着要离婚，我听着要笑，想起那块历久弥香的臭豆腐，只觉得生活这样充满了味道，真实的生活一定是又香又臭的。
一离婚的男子，忽然有一日醉了，扑到桌上哭，却说了一句温暖的话：我忘不了她的烧茄子啊，以后再也没有吃过好吃的烧茄子……话虽然俗，可是如此真，他习惯了她培养起来的味蕾和菜的味道，烧茄子？他一定爱吃，然后她一次次做，最初的那次，不是咸了就是淡了，或者糖放多了，烧茄子烧好了其实是难的，用油过茄子的时候，油不能太热，炸好的茄子要软而嫩，糖不能放多，多了就腻，少了就寡味，多像婚姻，要的太多总会是贪婪，可是，糖太少了，一定是乏味的。
吃出来的感情也有很多，她在别的男子面前是太馋的女子，但在他那里，落得个懂得生活，后来她用自己的舌头赚钱，去各大酒楼品菜，当然也收获了爱情。但最寻常的爱情和吃法是一粥一饭之间，她亲自熬了一锅粥，佐以自己做的两个小咸菜，一个是秋后拉秧小黄瓜做成的腌黄瓜，另一个泡好的小辣椒，微辣，听话而俏皮地躺在盘子里，这样生动。其实最寻常的日子哪里是那些大餐，连慈禧都想念逃往西安时的窝头，最草根最家常的食物能养人的一辈子，也许，他到死怀念的只是一碗米粥，粥里有百合，有鲜艳的枣，还有她站在旁边，小心地看着锅，别让热气扑出来。
是吗？是吗？他记得的所有，居然是这一碗家常的小米粥？
人生也许就这样寡淡，到最后，落实到一粥一饭间，如此踏实妥贴，丝丝入扣，那所谓的山高水远，其实与自己的生活，差了很多哩。
（摘自《视野》2014 第4期） -
189、《皮肤上的乡愁》 林东林
我们对外界的摄入，在五官上其实是有分配的。在不断的进化和使用中，其实很容易落下一种感官，而过度地开发另一种感官。比如皮肤的感觉，就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记得有一次，我到宁波去，和一个朋友去看天一阁。没去看天一阁前，在巷子里进入眼帘的是一些老房子。那是在中营巷和天一巷，大都是一些等待拆迁的老房子，砖墙斑驳，野草横生，原来住的人家基本都搬空了。那应该是民国年间，或者更早一些时候的房子，基本都是私宅，上面有宁波市的文物保护单位标志，但也一样被油漆刷上了大大的“拆”字。
我自顾自地惋惜，在巷子里、院子里拍了很多张照片，唯恐有什么景致被漏下了。
朋友却很少拍照，她会摸一摸那些斑驳脱落的墙壁，会摘一些荒草的穗子和果实。后来她问我，你为什么不摸一摸它们呢？拍照是没用的，仍然是隔了一层，只有触摸到它们的温度和纹理，感觉到它们的萧瑟和荣枯，那一刻才是真正和它们在一起的。我突然一怔，是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用眼睛观察多过真正的触摸呢？我的手什么时候藏起来了呢？
小时候到树林里去，我会用手摸那些干枯生涩的树皮，摸那些疙疙瘩瘩的树钉，那种树皮、树钉的坑坑洼洼和粗糙的纹理，会把手掌划得涩涩的、辣辣的，但是却很有质感；我还会在碧绿的苔藓上，摸那种绿色和阳光照在其上散发出的绒绒的温暖，会摘一片树叶把它揉碎，看着它的绿色汁液染满手掌，感受那种汁液的清爽、淡淡的冷以及它散发出的气味。
记得那片树林里还有一片沙土，跟别处的土质不一样的是，它没有黏性，也没有土块，都是那种细细的像沙粒一样的土壤，哪家建房子没有细沙了，可以挖一车代替使用。那种沙土握在手掌里，有一种细软的、温润的感觉。傍晚的时候，沙土里还有太阳的余温，我经常穿一条短裤、赤裸着上身卧在沙土里，细细的沙土覆盖在皮肤上，一点一点地传递着热量，直到沙土慢慢冷去，我才恋恋不舍地把身子拉出来，在夜色中穿着沙土的温度回家去。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皮肤碰到各种各样的水的感受，早上的露水是清凉的，汗水是粘粘的、咸咸的，从井里打出来的水是刺骨的，小河里的水是流动的、拨弄皮肤的，池塘里的水是安静的、包围你的，各种水都划过我的皮肤、到达过我的心扉，我心底还有它们的余温。
很多次，我打赤脚走在路上、草地里，或者树林中，有时候脚底被槐树的葛针扎到，有时候被路上的碎玻璃划到，或者被树根拉到。我就停下来坐在地上；把葛针或者玻璃，从脚底板里拔出来；拔不出来的就回到家，用绣花针的针尖拨出来。疼痛是难免的，但是你能感觉到那种丝丝连心的疼的状态，会感受到皮肤的紧绷和收缩，那是一种疼痛的经验。
一般来说，我们皮肤的感觉主要可以分为四种，也就是触觉、冷觉、温觉和痛觉。
从少年时候的田园世界，到了一个工业的世界之后，我们的皮肤感觉能力，其实下降得非常厉害。因为生活条件好了，我们不会再赤脚在路上走，不会被葛针扎到或被玻璃划到，所以疼痛的经验就少了；我们不会去玩泥巴，不会去爬树，不会去河里、池塘里游泳，我们的皮肤不再感受到自然的粗糙、细致和冷暖。一个工业化的世界、人造的舒适世界，不知不觉地把我们跟自然分割开来，我们不再感受冷暖，不再感受细致和粗糙，不再感受疼痛。
空调的使用，对我们的冷暖感觉是一大破坏，冷和暖的轻易使用，造成了我们自身温度系统的退化。我们都能感受到，即使是再炎热的夏天，我们也不再轻易出汗了；即使是再刺骨的冬天，我们也不会太冷了，因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都有暖气和空调，就连在车上的时候也都是温暖的。夏天不再七月流火，冬天不再冷彻刺骨，我们四季如春地麻木。
我们的触觉在消失，冷觉和痛觉也在消失，如果说还有一些温觉的话，那么我们其实一年四季都处在温觉中，那么这种无处不在的适宜的温度，也让我们对温有一种麻木了。
曾经看到一则新闻，是说日本人为了锻炼小孩子的意志，在白雪皑皑的冬天，让小孩子们赤裸着上身在冰天雪地里跑步，用极端的天气去培养他们的极端品格，挖掘他们的潜力。然而我却想的是，这样的方式固然是一种培养，但同时是不是也是一种破坏呢？小时候皮肤的冷暖感觉，其实是一生的感觉，在天寒地冻里建立起来的，应该是一种坚硬和迟钝吧！
在我们小的时候，其实人和人的身体接触，是频繁的。长辈们会抚摸你的头；老师会握着你的手写字，那写下的每个字，其实都是通过手掌传递过来的，带着老师的体温、抚摸和用心；父母会把熟睡的你从沙发上抱到床上；你会亲昵地揽着伙伴们的肩；会和邻居牵着手一起上学、春游。但是在长大之后，每个人觉醒的独立意识，会渐渐把这些排斥在外，女性之间似乎还好一些，而男性基本上彼此不会有身体接触，男女的身体接触渐渐成为唯一。
世间的各种交际礼仪，让我们成为一个个单独的个体，掌握着精准的、隐私的法则，小心翼翼地和别人接触，人与人之间，握手似乎成为最简单的、最平常的一种身体接触。但是在我们心底，其实最缺少的、最怀念的，还是小时候皮肤直接感受到的每个人的温度。
曾经看过日本的一部电影《入殓师》，年轻的入殓师小林大悟，对每一个死者都仔细擦拭过抚摸过一遍，那些死去的年轻的、年迈的、如花的、苍老的身体，都是冰冷的，但是小林大悟却用自己的肌肤、温度和用心，把干净、尊严和体面给予他们，那是阳间人通过皮肤的力量所能给予阴间人最后的东西，小林也从中感受到了肌肤死亡的温度和纹理的变化。
这样的经验，并不是谁都有的。一直到父亲去世，其实我都没怎么真正触摸过他，我对他的触觉的感受，只有小时候他用胡子扎我的经历，和半夜里用蹬出被子外的冰凉的脚搭在他身上的经历。父亲去世前，我握着他粗糙的、温热的手，似乎接通了小时候触摸的经验，有一种安定和温暖。他去世后我没触摸过他的身体，因为不敢，等到最后一次摸到他的时候，已经不是皮肤与皮肤的接触了，而是拿着他火化后的骨殖，一块块撒到棺材里面去。
父亲去世的时候，哥哥是握着他的手的。后来趁身体还有温度、还柔软，是和父亲生前交好的两个邻居，给他穿的寿衣。想起来，我有时候会嫉妒他们，因为他们在父亲从生到死的时候，感受到了他皮肤的从温暖到冰冷、从柔软到僵硬，那曾经是属于年少的我的触觉的经验。而这一切，在父亲把它们都带走的时候，我却没能去亲自地、细细地感受。
在这世间，一个人的皮肤，究竟能感受到多少东西，又究竟能留下多少东西？也许没有人会知道，也许我们在感受的时候，忽略掉了这种感觉，或者从没有意识到这种感觉。
（摘自《视野》2014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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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2-25 17:34 编辑
188、《远去的诗人们》苏更生
梁小斌在去年秋天病倒了。 他59岁了。这些年靠打零工过活，当过车间操作工、绿化工人，至今没有医保和社保。他另一个更加永恒的身份是诗人，曾经因为一首《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站在当代诗坛的中心。那时候他才26岁，1980年代刚刚开始。
现在，他因为脑梗紧急住院，无钱治疗，双眼几近失明。11月，他的好友作家简宁与学者叶匡政在网上发布了这一消息，随后，北岛、翟永明和铁凝等人出面为其捐款。
梁小斌的困顿像个圆点，围绕着他的境遇，那些长久被人淡忘的诗人们又站了出来。他们曾经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被教室里的学生朗读，被年轻人抄在笔记本里，被情侣用来表白爱情，但是随着一个又一个十年过去，诗人们仿佛集体淡出了。那些曾经闪闪发亮的名字：北岛、舒婷、西川、芒克、欧阳江河、柏桦……今天，他们去哪儿了？
传遍中国的惊雷已远去
比梁小斌大五岁，北岛老了。
2013年11月末，有人拍到他独自在车站候车，并将照片传到网上。照片里，北岛仍然枯黑、削瘦，沉默地低头等车。他正在回香港的途中，此行来大陆是为参加汕头大学国际诗歌节。2008年，59岁的北岛结束20年的海外漂泊，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聘请。与北岛类似，多多、西川和柏桦，昔日的很多诗人进入了高校任职。
北岛住在香港一套不大的公寓里，拉开窗帘便是海湾与香港密密麻麻的建筑。他的儿子今年十岁，妻子甘琦也在香港工作。一家三口定居香港，现在是北岛“离故土最近”的时刻。
年轻时，北岛就在诗歌圈被人称作“老木头”。三十多年前，顾城在跟别人介绍北岛时便说：“振开（北岛本名）话比较少，特别是刚认识的时候，你不要太介意。”1979年，顾乡和顾城姐弟在西单“民主墙”上看到手抄油印的《今天》，被诗歌感动，跑到东四十条的编辑部。他们看见北岛与芒克正在埋头印刷杂志。顾城躲在姐姐身后不发一言，怯生生地盯住别人。芒克后来回忆说：“我心说这里又没人打你，你这是干什么呀？！”
当时北岛、芒克已编辑《今天》杂志一年有余，刊发过北岛的《回答》与舒婷的《致橡树》，“我不相信”与“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如惊雷贯夜，传遍整个中国。
直到2003年，芒克的户口本上仍写着“待业”。作画以后，他在北京买了房子，和妻儿过上了迄今“最稳定的生活”。
今天的北岛依然像年轻时那样沉默且严肃。2011年香港书展，诸位文化人开口谈笑风生，台下听众笑声朗朗，只有北岛的活动不是这样。他端坐台上，紧缩眉头，开口即谈“古老的敌意”，称作家不仅要跟世界、母语过不去，也要跟自己过不去，对写作保持警惕和反省，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北岛为发言准备了讲稿，读起来像在朗诵，一字一字清晰有力，读完即沉默地坐在台上。台下听众提着不着边际的问题，有人问他粉丝现象，北岛说：“粉丝现象本质上是一种邪教。”
做画家或者策划人也挺好
芒克现在很少见到北岛，他跟以前的诗人朋友往来不多，身边的朋友多为80后。他自己也在54岁时，突然从诗人变成了画家。2004年，朋友给他买了颜料和画布，他就直接上手了，一年后就开了个人画展。现在卖画已成为他主要的收入来源，有的画能买到十万元以上。
2009年，芒克与北岛、西川、翟永明和欧阳江河等人受邀至印度参加活动。一行昔日的诗人走入纯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泰姬陵，导游用手电筒照墙壁，里面镶嵌着宝石、玛瑙和翡翠。北岛背起了泰戈尔的诗：“宝石是时间的串珠之泪。”
欧阳江河知道泰姬陵是莫卧儿王朝第五代皇帝沙贾汗为纪念已故皇后阿姬曼·芭奴而建，但到了印度才知道故事的后半段：泰姬陵修完，沙贾汗便被儿子囚禁，终生在阿格拉堡遥望泰姬陵。欧阳江河以此写成长诗《泰姬陵之泪》。他仍然在写诗，但早已不靠诗歌度日。欧阳江河现住在北京一座著名设计师设计的房子里，“在各个房间进出得数次换鞋”。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说，这些年在做演出策划，但没有吐露更多细节，只说“很多知名的演唱会都是我促成的”。虽然写诗，但欧阳江河已很少和朋友们谈论诗歌了，周末时候邀请三五好友在家中打扑克。
“每晚谈论几吨诗歌”的时代结束了
在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黄金时期，北岛、芒克、舒婷、顾城，这些诗人从来不独自出现。他们忙着彼此结交，四处聚会。1981年，北岛带着一批诗人朋友浩浩荡荡去成都，与当地诗人交流。顾城离不开北岛，一直跟在北岛身后，像个小孩子，他会为诗迷太多太热情而生闷气。
现在，活着的诗人偶尔还会碰头，但是多半是在受邀参加活动的时候。
尽管报纸上再也看不到诗歌的版面，也很少看到谈论诗歌的人，但是各地举行的官方诗歌节却越来越多，都以邀请到昔日的诗人明星为荣。李白终老的安徽马鞍山在举办李白诗歌节，广州在举办珠江诗歌节，青海德令哈市在举办海子青年诗歌节，因为1988年海子曾经路过这座小城，写下了《日记》，里面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人们日复一日谈论诗歌的衰亡，最后对谈论都感到厌烦。诗人们偶尔在这些节日出现，才会刺激起人们的回忆，并向他们提出“诗歌是不是真的死了”之类的问题。
韩东表达了无可奈何的乐观，他说正是因为诗歌被边缘化，现在写诗一无可图，写诗反而变得更纯粹，不因钱而堕落。类似的话也被舒婷讲过。
诗人们在努力向好处看，在诗歌里，他们仿佛在维持共同的尊严，就像他们对梁小斌的心有戚戚。
幸好还有网络。诗人柏桦就经常把自己写的诗贴在微博上，跟诗友交流。他现在定居成都，在西南交通大学当教授。虽然还在写作和谈论诗歌，但是有一扇门已经关上了。2010年的一天，他接到北岛电话，说张枣去世了。柏桦浑身发抖，时断时歇，直到半夜。他与张枣“每晚谈论几吨诗歌”的时代真的结束了。
（摘自《视野》2014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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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疯狂的培训》 陈永恒
“在中国英语培训市场调研中，我发现可以分为三个门派：第一派是‘神奇派’，比如‘神奇英语记忆法’、‘魔法英语’、‘神奇英语单词速记’等。要是上网搜索，你就很难找到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竟然是不“神奇”的。第二派是‘不不不派’，比如‘英文单词不用背’、‘GRE单词不用背’、‘不再背单词’等等，这让我产生了很多联想，比如‘不打针不吃药’。最后一派是‘N天搞定派’，比如‘两小时掌握学英语的秘诀’、‘40秒破解托福阅读等等。所以说，中国英语培训市场再一次证明了那句话，‘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罗永浩在演讲时，这样总结中国英语培训行业现状。
作为曾经最受学生欢迎的“彪悍老师”，罗永浩在新东方做了五年培训老师。在最辉煌的2006年，他的年薪已经接近50万元。但正是在那个时候，罗永浩作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辞职。
罗永浩在其著作《我的奋斗》里面这样解释：“做得越久，我越看清这个行业里面许许多多自己不认同的操作和做法，而我又没办法改变，所以我只能辞职，不和你们玩儿了。”但至于那些“自己不认同的操作和做法”具体是指什么，狡猾的罗永浩并没有明说，因为他自己并没有真正跳出这个圈子。
疯狂的学校
罗永浩离开新东方的2006年，同时也是中国民营培训机构发展的转折年。这年9月8日，经过13年发展的新东方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了。它不仅开创了中国教育培训机构赴海外上市的先河，更打开了一个培训创富魔盒。从此，人们不仅看到那个13年前的北大穷老师俞敏洪一夜之间变成了亿万富翁，更看到了几十位百万身家的教书匠。
财富是根魔棒，使人痴、教人狂。新东方的财富神话引得无数英雄、草莽以及混不下去的“海龟”，都纷纷涌入这一行当。这一年，北京先后诞生了1700多家培训机构，全国更是诞生了大大小小共四万多家培训机构。此后，中国培训行业进入狂飙式发展阶段。根据德勤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教育培训行业报告》显示，近年我国教育培训机构数量总额达到40万家，市场总值约7600亿元。其中面向大学生的四大培训项目依次是：考研、考公务员、出国留学、管理技能，这占到了培训市场总值的39%。迄今为止，已有新东方、学大、安博、环球雅思、学而思等近十家培训机构在美国上市。
如今，只要你从北京地铁10号线中国人民大学站出来，沿中关村大街走到海淀黄庄站，短短一公里的路上，就有新航道教育、学而思教育、宽高教育、ABC英语培训、华图教育等十多家教育培训机构贴身肉搏。由于这里毗邻北大、清华、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集中区域，为了争夺生源，许多机构都在户外挂了巨幅招生广告招牌。除了户外广告外，还有各式各样的招生传单日夜轰炸，往往是这边上午刚打出“15天搞定TOEFL单词”，那边下午就将“十天搞定TOEFL单词”的传单发到你家门口了。
当然，为了抢夺生源，夸大效果只是培训机构最普通的做法，这在许多其他服务类商业领域也有。但是这些培训机构还有更多隐秘的操作手段，这些你或许并不了解。
培训机构一般采用三招来搞定学生。
首先，最好用也最简单的招数是，讲搞怪无厘头的段子。参加培训的学员往往是为了学到某种技能，时间短、强度大，这就要求讲师在授课的同时能够幽默风趣。但是这样的老师可遇不可求，更多老师擅长讲黄色笑话，因为简单易学，而且效果好。
其次，包装和神化老师也是常用招数。如今培训机构的老师都要弄几个牛逼的头衔和搞几套彪悍的理论。如果没有，你都不好意思在培训行业里面混。培训师自我神化的好处就是，可以为机构稳定学员，同时还可以吸引更多的学员。
当然，最后一招更加隐秘的做法是，在讲课的过程中经常挑逗个人情绪甚至民族情感。老师们一般都会包装自己苦寒的出身，进而说自己艰苦奋斗如今在城市有老婆孩子热炕头。更有彪悍如李阳者，最喜欢挑逗民族情感，“让三亿中国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让中国之声响彻全世界”。
疯狂的学生
当然培训机构不可能独自疯狂，它们疯狂的背后是一群更加疯狂的学生。
自从1997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以来，每一年的毕业生人数都在不断增长。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应届毕业生规模是本世纪初的六倍，而2013年高校毕业生人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699万人。加上往年还没有就业的人员，保守估计，今年将有超过1000万大学生需要就业。
供给增长了，那么，需求有没有同步增长呢？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国家提供最大人才需求的永远是中小企业，那么中国的中小企业们还好吗？
根据《中国经营报》2013年6月的调查显示，我国江、浙等16省中小企业目前经营困难，生存状况“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要艰难”，已有将近四成或将停产或将倒闭。
中小企业的倒闭潮表面上看是通货膨胀、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综合引发，是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延续。其实更加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经济体自身出了问题。长期以来，国企、外企和民企在金融、贸易、税收等领域都不平等，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共和国长子长孙”们利用政策和资源优势，在经济领域势如破竹，民企的空间不断被挤压。这种发展模式导致的结果是，政府和国企似乎越来越富有。
所以，近年来越来越多大学生想进入机关或者国企，享受高额垄断利益。据媒体统计显示，2013年有将近150万大学生报考公务员、180万选择考研、30万选择出国，这些人群中有将近三成的考研者接受过培训机构的服务，而选择留学的人群中接受培训机构服务的比例最高，达到了八成。他们深知，僧多粥少，要跑赢对手，必须请个好教练。
他们热衷培训，并非因为好学，实乃就业压力所致。通过培训，他们希望能快速掌握一门超越对手的技能，而培训的过程就像是买自信药丸，服用之后就意味着，在人生和职场的道路上甩开别人一大截。
现在的大学生根本没有时间来获取相对完备的知识、建立相对健全的人格，更谈不上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相对成熟的情商。学校在收取了他们四年的学费后，并没有告诉他们做人之道和职场相处法则，就匆匆将他们赶出校门。夹在校园和职场之间的他们，彷徨而孤独，这样的一群人，怎能不疯狂！？
疯狂的社会
有人说毁掉中国人的是两个东西，第一个是成功学，第二个是消费主义。而培训机构正好是这两种社会趋势的结合。
大学生参加培训，与中小学生以及老年人参加培训不同，前者是功利化导向，后者主要是兴趣导向。所以，从每一个课程设置，到每一本图书的编辑，甚至每一个话语方式，培训机构都仿佛在隐隐约约告诉你，要成功，要成功，要成功。
是的，没有哪个时代比我们更渴望成功。但至于什么是成功？为什么我们要成功？可不可以不成功？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要钱、要车、要房、要地位、要荣誉、要尊敬、要羡慕嫉妒恨。而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要快，最好能立等可取。
而培训机构建立起的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巧妙地使用漂亮的比喻和生活小故事来包装，再以“成功人士”的经验总结和亲历的方式讲出来。参加培训的人都有这样的心理，他们希望最好的状态是：25岁买房，26岁买车，27岁娶老婆，28岁开公司，29岁公司上市，30岁退休并开始环游世界。对于成功的追求犹如使用鸦片，越用，越欲罢不能。
细细看来，不管是出国热也好，公务员热也好，他们的底色都是成功学。当然培训机构捕捉到这种社会趋势，并通过满足他们的需求来赚钱，这无可厚非。但在中国，可怕的不是培训机构的商业化，更不是自我教育的产业化，而是不规范的商业化和产业化。这导致的结果是：丛林法则和强盗逻辑。所以才会有如宋山木、黄波之流，不仅采用类传销的途径来欺骗和精神控制学员，甚至猥亵强奸女学生。
在中国，许多行业没有规则，即使有规则，大多数人也不遵守，而这终究会毁灭我们自己。就像圣雄甘地所说的那样，毁灭人类的只有七件事情：没有原则的政治、没有劳动的富裕、没有良知的快乐、没有是非的知识、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牺牲的崇拜。
（摘自《视野》2014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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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为什么要探索宇宙》Ernst Stuhlinger
1970年，赞比亚修女 Mary Jucunda 给 Ernst Stuhlinger 博士写了一封信，他因在火星之旅工程中的原创性研究，成为 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Marshall 太空航行中心的科学副总监。信中，Mary Jucunda 修女问道：目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饭，他怎么能舍得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
Stuhlinger 很快给Jucunda 修女回了信，同时还附带了一张题为“升起的地球”的照片，这张标志性的照片是宇航员 William Anders 于1968年在月球轨道上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月球的地面）。他这封真挚的回信随后由 NASA 以《为什么要探索宇宙》为标题发表。
每天，我都会收到很多类似的来信，但这封对我的触动最深，因为它来自一颗慈悲的饱含探求精神的心灵。我会尽自己所能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首先，请允许我向你以及你勇敢的姐妹们表达深深的敬意，你们献身于人类最崇高的事业：帮助身处困境的同胞。
在来信中，你问我在目前地球上还有儿童由于饥饿面临死亡威胁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花费数十亿美元来进行飞向火星的航行。我清楚你肯定不希望这样的答案：“哦，我之前不知道还有小孩子快饿死了，好吧，从现在开始，暂停所有的太空项目，直到孩子们都吃上饭再说。”事实上，早在人类的技术水平可以畅想火星之旅之前，我已经对儿童的饥荒问题有所了解。而且，同我很多朋友的看法一样，我认为此时此刻，我们就应该开始通往月球、火星乃至其他行星的伟大探险。从长远来看，相对于那些要么只有年复一年的辩论和争吵，要么连妥协之后也迟迟无法落实的各种援助计划来说，我甚至觉得探索太空的工程给更有助于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种种危机。
在详细说明我们的太空项目如何帮助解决地面上的危机之前，我想先简短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在400年前，德国某小镇里有一位伯爵。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将自己收入的一大部分捐给了镇子上的穷人。这十分令人钦佩，因为中世纪时穷人很多，而且那时经常爆发席卷全国的瘟疫。一天，伯爵碰到了一个奇怪的人，他家中有一个工作台和一个小实验室，他白天卖力工作，每天晚上的几小时的时间专心进行研究。他把小玻璃片研磨成镜片，然后把研磨好的镜片装到镜筒里，用此来观察细小的物件。伯爵被这个前所未见的可以把东西放大观察的小发明迷住了。他邀请这个怪人住到了他的城堡里，作为伯爵的门客，此后他可以专心投入所有的时间来研究这些光学器件。
然而，镇子上的人得知伯爵在这么一个怪人和他那些无用的玩意儿上花费金钱之后，都很生气。“我们还在受瘟疫的苦，”他们抱怨道，“而他却为那个闲人和他没用的爱好乱花钱！”伯爵听到后不为所动。“我会尽可能地接济大家，”他表示，“但我会继续资助这个人和他的工作，我确信终有一天会有回报。”
果不其然，他的工作（以及同时期其他人的努力）赢来了丰厚的回报：显微镜。显微镜的发明给医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由此展开的研究及其成果，消除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肆虐的瘟疫和其他一些传染性疾病。
伯爵为支持这项研究发明所花费的金钱，其最终结果大大减轻了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这回报远远超过单纯将这些钱用来救济那些遭受瘟疫的人。
我们目前面临类似的问题。美国总统的年度预算共有2000亿美元，这些钱将用于医疗、教育、福利、城市建设、高速公路、交通运输、海外援助、国防、环保、科技、农业以及其他多项国内外的工程。今年，预算中的1.6%将用于探索宇宙，这些花销将用于阿波罗以计划、其他一些涵盖了天体物理学、深空天文学、空间生物学、行星探测工程、地球资源工程的小项目以及空间工程技术。为担负这些太空项目的支出，平均每个年收入10,000美元的美国纳税人需要支付约30美元给太空，剩下的9,970美元则可用于一般生活开支、休闲娱乐、储蓄、别的税项等花销。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不从纳税人为太空支付的30美元里抽出5美元或3美元或是1美元来救济饥饿的儿童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先简单解释一下我们国家的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其他国家也是类似的情形。政府由几个部门（如内政部、司法部、卫生部与公众福利部、教育部、运输部、国防部等）和几个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航空航天局等）组成，这些部门和机构根据自己的职能制定相应的年度预算，并严格执行以应对国务委员会的监督，同时还要应付来自预算部门和总统对于其经济效益的压力。当资金最终由国会拨出后，将严格用于经预算批准的计划中的项目。
显然，NASA的预算中所包含的项目都是和航空航天有关的。未经国会批准的预算项目，是不会得到资金支持的，自然也不会被课税，除非有其他部门的预算涵盖了该项目，借此花掉没有分配给太空项目的资金。由这段简短的说明可以看出，要想援助饥饿的儿童，或在美国已有的对外援助项目上增加援助金额，需要首先由相关部门提出预算，然后由国会批准才行。
要问是否同意政府实施类似的政策，我个人的意见是绝对赞成。我完全不介意每年多付出一点点税款来帮助饥饿的儿童，无论他们身在何处。
我相信我的朋友们也会持相同的态度。然而，事情并不是仅靠把去往火星航行的计划取消就能轻易实现的。相对的，我甚至认为可以通过太空项目，来为缓解乃至最终解决地球上的贫穷和饥饿问题作出贡献。解决饥饿问题的关键有两部分：食物的生产和食物的发放。食物的生产所涉及的农业、畜牧业、渔业及其他大规模生产活动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高效高产，而在有的地区则产量严重不足。通过高科技手段，如灌溉管理，肥料的使用，天气预报，产量评估，程序化种植，农田优选，作物的习性与耕作时间选择，农作物调查及收割计划，可以显著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
人造地球卫星无疑是改进这两个关键问题最有力的工具。在远离地面的运行轨道上，卫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扫描大片的陆地，可以同时观察计算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多项指标，土壤、旱情、雨雪天气等等，并且可以将这些信息广播至地面接收站以便做进一步处理。事实证明，配备有土地资源传感器及相应的农业程序的人造卫星系统，即便是最简单的型号，也能给农作物的年产量带来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提升。
如何将食品发放给需要的人则是另外一个全新的问题，关键不在于轮船的容量，而在于国际间的合作。小国统治者对于来自大国的大量食品的输入会感到很困扰，他们害怕伴随着食物一同而来的还有外国势力对其统治地位的影响。恐怕在国与国之间消除隔阂之前，饥饿问题无法得以高效解决了。我不认为太空计划能一夜之间创造奇迹，然而，探索宇宙有助于促使问题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以最近发生的阿波罗13号事故为例。当宇航员处于关键的大气层再入期时，为了保证通讯畅通，苏联关闭了境内与阿波罗飞船所用频带相同的所有广播通信。同时派出舰艇到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域以备第一时间进行搜救工作。如果宇航员的救生舱降落到俄方舰船附近，俄方人员会像对待从太空返回的本国宇航员一样对他们进行救助。同样，如果俄方的宇宙飞船遇到了类似的紧急情况，美国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提供援助。
通过卫星进行监测与分析来提高食品产量，以及通过改善国际关系提高食品发放的效率，只是通过太空项目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两个方面。下面我想介绍另外两个重要作用：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提高一代人的科学素养。
登月工程需要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精度和高可靠性。面对如此严苛的要求，我们要寻找新材料，新方法；开发出更好的工程系统；用更可靠的制作流程；让仪器的工作寿命更长久；甚至需要探索全新的自然规律。
这些为登月发明的新技术同样可以用于地面上的工程项目。每年，都有大概一千项从太空项目中发展出来的新技术被用于日常生活中，这些技术打造出更好的厨房用具和农场设备，更好的缝纫机和收音机，更好的轮船和飞机，更精确的天气预报和风暴预警，更好的通讯设施，更好的医疗设备，乃至更好的日常小工具。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先设计出宇航员登月舱的维生系统，而不是先为心脏病患者造出远程体征监测设备呢。答案很简单：解决工程问题时，重要的技术突破往往并不是按部就班直接得到的，而是来自能够激发出强大创新精神，能够燃起的想象力和坚定的行动力，以及能够整合好所有资源的充满挑战的目标。
太空旅行无可置疑地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事业。通往火星的航行并不能直接提供食物解决饥荒问题。然而，它所带来大量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可以用在火星项目之外，这将产生数倍于原始花费的收益。
若希望人类生活得越来越好，除了需要新的技术，我们还需要基础科学不断有新的进展。包括物理学和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特别是医学，用来照看人类的健康，应对饥饿、疾病、食物和水的污染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
我们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科学事业中来，我们需要给予那些投身科研事业的有天分的科学家更多的帮助。随时要有富于挑战的研究项目，同时要保证对项目给予充分的资源支持。在此我要重申，太空项目是科技进步的催化剂，它为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绝佳和实践机会，包括对月球和其他行星的研究、物理学和天文学、生物学和医学科学等学科，有它，科学界源源不断出现令人激动不已研究课题，人类得以窥见宇宙无比瑰丽的景象；为了它，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涌现。
由美国政府控制并提供资金支持的所有活动中，太空项目无疑最引人瞩目也最容易引起争议，尽管其仅占全部预算的1.6%，不到全民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三。作为新技术的驱动者和催化剂，太空项目开展了多项基础科学的研究，它的地位注定不同于其他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太空项目的对社会的影响，其地位相当于3-4千年前的战争活动。
如果国家之间不再比拼轰炸机和远程导弹，取而代之比拼月球飞船的性能，那将避免多少战乱之苦！聪慧的胜利者将满怀希望，失败者也不用饱尝痛苦，不再埋下仇恨的种子，不再带来复仇的战争。
尽管我们开展的太空项目研究的东西离地球很遥远，已经将人类的视野延伸至月亮、至太阳、至星球、直至那遥远的星辰，但天文学家对地球的关注，超过以上所有天外之物。太空项目带来的不仅有那些新技术所提供的生活品质的提升，随着对宇宙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地球，对生命，对人类自身的感激之情将越深。太空探索让地球更美好。
随信一块寄出的这张照片，是1968年圣诞节那天阿波罗8号在环月球轨道上拍摄的地球的景象。太空项目所能带来的各种结果中，这张照片也许是其中最可贵的一项。它开阔了人类的视野，让我们如此直观地感受到地球是广阔无垠的宇宙中如此美丽而又珍贵的孤岛，同时让我们认识到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离开地球就是荒芜阴冷的外太空。无论在此之前人们对地球的了解是多么的有限，对于破坏生态平衡的严重后果的认识是多么的不充分。在这张照片公开发表之后，面对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种种严峻形势，如环境污染、饥饿、贫穷、过度城市化、粮食问题、水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等，号召大家正视这些严重问题的呼声越来越多。人们突然表示出对自身问题的关注，不能说和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些初期太空探索项目，以及它所带来的对于人类自身家园的全新视角无关。
太空探索不仅仅给人类提供一面审视自己的镜子，它还能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技术，全新的挑战和进取精神，以及面对严峻现实问题时依然乐观自信的心态。我相信，人类从宇宙中学到的，充分印证了Albert Schweitzer那句名言：“我忧心忡忡地看待未来，但仍满怀美好的希望。”
（摘自《视野》 2014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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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心灵上都是排比句》王小柔
我觉得智能手机实在有点儿多管闲事了。
有天晚上，我闲得无聊，开始刷新微博，看看那些我关注过的百十来号人这个时间点都在发布什么。对于“加关注”这件事，其实来得挺不情愿的，因为那些道听途说只打过一两个电话的人也会无比热情地要求跟你彼此关注，虽然我一点都不明白多一个粉丝少一个粉丝对一个人的名誉有什么影响，但还是关注了很多不相干的人。其中有一个斯文男士，每到夜半就发一堆黑白的人体艺术照，也不知打哪儿下载的，光溜溜的男老外女老外被拼在一起，我从来不点大图看，让我纳闷的是那斯文男士平时给人的印象又高端又文艺，怎么也不像爱分享裸照的人呢。我正琢磨着，一个短信进来，我手一划，短信没打开，却给一张男裸照点了个“赞”。
本也没当回事，谁还不能手欠赞美一下艺术人生啊，可最要命的是，没五分钟，系统自动将我“赞”过的这张裸照推荐给所有好友，还特意说明是我推荐给大家的。
智能手机！用你？！
一朋友的狗死了，她在微信里缅怀跟狗在一起的光辉岁月，动情之处令人唏嘘，我跟强迫症似的，一打开“朋友圈新微信”就看见她在那儿诉说从前。最后，当她痛苦地写到狗咽最后一口气的情景时，我看见另一个人点了个“赞”。这个“另一个人”很快给我打电话，问怎么才能把“赞”给删除了，她本来想回复句安慰的话，但手一哆嗦，那个“赞”就挂在狗的网上灵堂了。这么高科技的事我哪懂啊。随后就看见“另一个人”用断断续续加起来能有一千来字的肚量去缅怀那条狗的一生，如泣如诉就跟她成天跟着朝夕相处似的。也不知道主人原谅了那个“赞”没有。
我这个人平时就不用微信，顶多充当个发短信工具。可那天手又欠了，顺便看朋友圈，发现一个不错的链接。因为觉得挨个儿转发太麻烦，所以就按了几个“加号”，把会有兴趣的善男信女点了一下。但哪成想，要转发的没发出去，却自动建了个聊天群。那些名字满满当当地挤在对话框里，有没事干的人迅速就跳出来频发各种表情。我这恨自己啊，这上班的点儿，得多无聊的人才能干出组建闲聊群的事啊。而且那群里被我拉进去的，除了身边的三教九流，还有一些名人，把这些人给硬凑一块的后果不敢多想，我赶紧自己按了删除。可微信这破东西，只能允许你掩耳盗铃，你以为你自己看不见世界就清净了，可闲聊群还在，众多这辈子都没可能遇一块的人让我都给关在一个群里了，还没法解散。
我在内心饱受各种揣摩出的群众的鄙夷。这手机怎么比我还欠呢！
微博上那些你关注的人平日说的闲七杂八，只要你不特意去看，都跟流水一样从你后院悄无声息地淌走了。可微信不然，叮当五六人家说什么都给你推送到手机里。那些心灵鸡汤的碎碎念哦，一段一段的人生警句跟剁碎的饺子馅一样，被不停地转发。我特别佩服那些出口就能成心灵鸡汤的人，脑子里得都是鸡精吧？最近流传的心灵鸡汤特别多，到处都是排比句。微信里你转我传，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有个青年问大师：“师父，心灵鸡汤几何，方能笑看人生？”大师突然一耳光把青年扇倒在地，递了一把感冒药给他。青年吃完药顿悟：“师父，您是说我对鸡汤的修养还弱，生活中应该随时用鸡汤来提升自己吗？”大师摇摇头说：“你吃错药了吧！”
使用智能手机使得我心灵上都是排比句。所以，我打算从抽屉里把老诺基亚拿出来，擦擦油泥，靠自己的智商活着。
（摘自《视野》2014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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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中国人干两天就休一天”听上去很美》黄家杨
近日，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在《焦点访谈》上表示，目前我国全年假日125天，合干2天休1天，这个假日数量已经相当于中等水平。此等好事听起来确实和顺悦耳，但是现实又是如何呢？
事实上只有少部分人“干两天就休一天”
“干两天就休一天”是由双休+法定节假日的假日总量换算而来
“干两天休一天”，真有这等好事？
近日，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在《焦点访谈》上谈及新鲜出炉的“2014年的法定节假日调休安排”时，表示我国“全年假日125天合2天休1天”，这个假日数量已经相当于中等水平。蔡在节目中详细介绍了计算的方法：“我们现在要算起假日总量来说，我们一年365天，现在我们法定节假日11天，带薪休假平均10天，再加上104天的双休日，加在一起是125天，就是一年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休假了。等于是干两天就休一天。”原来所谓的“干两天休一天”是基于周末双休+法定节假日的假日总量换算而来。
事实上仅占22.6%的民众拥有双休，42.5%的享受法定假日
按照蔡教授的计算，国人确实常年“干两天就休一天”，可是国人享受着如此福利待遇，却为什么经常抱怨工作时间长，还要嚷着增加假期，难道国人“身在福中不知福”？
国人并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事实上，许多人根本没有尝过法定假期的甜头。2011年路透社一项调查表明，只有65%的中国人休完了当年各项规定假期。今年2月《人民日报》一项调查显示，在全年52个周末104天假期中，全部能休的网友人数仅占22.6%，还不到1/4，能休52天以上不到104天的占到近40%，能休52天以下占到21.2%，尚有16.7%的人周末基本无休。至于11天法定假日，调查显示，能全休的网友占到42.5%，能休5到10天有35.3%，15.4%的网友表示休不到5天，6.8%的网友11天都不能休。
即便所有人都享有“干两天就休一天”，中国假期数仍偏低
除去大多数国家都有的双休日，中国人的法定假期水平很低
蔡继明的潜意思是，目前“合2天休1天”已经不错了，属于中等水平，符合我国经济水平。
然而，全球四大HR咨询公司之一的美世（Mercer）公司曾对全球62个国家雇员的假期进行了调查和统计，我国法定带薪年假和公共假期都处于末端，譬如以10年工龄为标准，中国人的法定带薪年假为10天，而南非、巴基斯坦等同属发展中国家或者发展程度还不如中国的国家，年假却有14天。所有62个国家中，只有泰国、菲律宾的带薪年假比中国少；中国的法定公休日为11天，比大多数国家也要略低。
更不容忽视的是国人经常加班，过度劳动很普遍
按照劳动法，中国实行8小时工作制，每周工作五天，即每周工作40个小时，可是中国人的平均每周工作时长远不止40小时。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1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2小时。据经合组织（OECD）2008年的研究，发达国家真实的每周工作时长，基本上只有30至35个小时。德国、荷兰、挪威等国家甚至低到了每周27小时。以工作勤奋著称的日本人如今也只有34小时。而以每天工作时间为计算，中国也排在前列。
如此工作强度，许多中国员工成为“过劳者”。近几年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过劳死”见诸报端，“过劳死”似乎已成中国职场常态。
因此，目前仍需再增加假期
劳动时长的增加对整体经济的贡献有限
谈到为假日扩容时，不少人担心假日多了就不利于经济发展，甚至造成经济衰退。其实，这种论调与事实不符。
众所周知，劳动力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劳动力由两个维度构成，一是总的劳动工作时长，第二是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在这两个因素中，生产效率对于劳动力的影响更为显著，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瑞典就是典型例子，瑞典人均GDP高居世界前列，但瑞典人相当“懒”，很多企业是上午九点半才上班，下午四点多就下班，瑞典法律甚至还规定，不允许加班。除了双休日和公共节假日以外，每年还能够享受25个工作日的带薪年假。瑞典人生活富裕，原因不是工作时间长，而是科技创造能力，在世界产权组织（WIPO）的2012年全球创新指数上，瑞典高居第二。
目前相关研究表明，工作总时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相当微弱。《外交政策》一篇文章写道，1974年，受煤矿工人罢工的威胁，英国被迫实行每周3天工作制。尽管工作小时数显著减少，那两个月的工业产量却仅下降了6%。2000年，时任法国总理若斯潘废除了一直推行多年的39小时工作制，意图减少雇员的工作时间，增加就业。出乎意料，2001年间的法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降反升。然而，在2008年，时任总统萨科齐放宽了35小时工作制，法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7年的30466美元下跌至2009年至29169美元。
当然，相信不少人会建议，既然发达国家的技术先进，那么作为后发国家就应该增加劳动时长来弥补生产效率的短板。事实上，工作时长的延长有一个天花板的，不是你想增加就能够促进经济发展。20世纪初，福特公司研究发现最佳时长为一周40小时（这就是一周五天工作制的来历），另加20小时仅产生了小幅正增产，并且在持续3到4周后转为负增长。此外，过度劳动导致的效率下降和工作失误不仅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还会有损人们健康，进而造成间接的经济损失。
具体到中国而言，以增加劳动时长来促进经济并不值得提倡
长期以来，在人们观念中，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口红利，以及低人权状态（包括长时期的工作）等比较优势。正是这种观念存在，体制内外不少人担心倘若增加假期让国人“享乐”，极有可能丧失“低人权”优势，从而造成GDP衰退。
但事实上，首先有的研究就认为我们高估了劳动力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64%来自于投资，30%来自于生产率，仅6%来自于劳动力，劳动力对经济增长仅发挥了很小的作用。换言之，在目前我国劳动力对经济增长影响微乎其微的前提下，增加假期，即便减少了社会总的劳动力，对经济发展影响不会很大。
即便上述研究不可全信，承认劳动时长对中国经济的贡献，那么依靠劳动时长来促进经济也不值得提倡。不久前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最不敬业”，细究这项调查，其实是说中国人虽然累死累活的工作，但对工作的投入感很低，不能把工作当成自己愿意奉献的事业。如此，中国人的劳动效率自然不容客观。所以提高劳动效率才是当务之急，如果劳动时长减少可以换来劳动效率的提升，那么此消彼长，中国的整体经济或会更好。早就有学者以荷兰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荷兰人很懒，这却促使他们发明风车，提高了劳动效率。
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情况来看，增加2-6天的假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上述分析是基于一定的约束条件的。极端地推论，相信打工族都想全年带薪休假，显然这不现实的，全部人都去玩，没有人生产，那社会就停滞了。那么，究竟增加多少假期合适呢?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德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主张，从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情况来看，增加2-6天的假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他解释道，“以增加两天假期为例，每年减少劳动日的0.8%，自然也会导致劳动成本（或称人工成本）的增加。以人工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9%来计算，则企业由此增加的工薪福利和培训等的人工成本，大约为总成本的0.07%-0.08%。如果考虑到产业和区域的不同，这次估算时可暂将其比例提高，姑且将人工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平均数提到20%-25%。即使如此，由增加两天假日导致的总成本增加，也大约仅为0.16%-0.2%。而且这种算法并未计入 ‘工作效率提升’、‘工作程序简化’等弥补办法。”
结语：提高假期的最佳方式，是让员工和企业博弈来增加带薪年休假。但鉴于中国员工的博弈能力低下，则国家增加法定公共假期（比如恢复五一黄金周）也是聊胜于无的办法。
(摘自 腾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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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健康过度敏感症》林灵
每次和国内的妈妈打电话，总会被附赠几条“健康小贴士”。“你那里买得到红枣吗？要多吃红枣，补血！”“没事的时候敲敲大腿外侧的胆经排毒。”“早上喝杯生姜茶，晚上不要喝——早上吃姜，胜过参汤；晚上吃姜，赛过砒霜。”
我一边答应着，一边想，如果老妈知道我在这里早上起来一杯咖啡.一块吐司就解决了早餐，从来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泡姜茶.敲胆经，不知道会不会高声尖叫。
无论如何，在国外生活的时间长了，就有个强烈的感觉：中国人一边抱怨自己生活质量不高，一面却又活得比地球上哪个国家的人都精细.惜命。从没见有哪个国家，养生保健类书籍如此畅销，电视健康讲座如此风行，中老年人如此整齐划一地晚间聚集在市民广场上跳舞。
每次我回国前，父母都会先跟亲戚朋友问好需要，发来一份保养品购物清单：深海鱼油.大豆卵磷脂.西洋参，等等。每次我都要开车去药店，才能搬运回这些“健康”；而每次回国，如果带两只箱子，有大半个箱子装的都是这些东西。
一次在药店，店员见我一个人买了这么多，彻底惊呆了，忍不住问我干什么用。我说带回中国送给家人的，她脱口而出：“这该是个多么‘健康’的家庭啊！”
我想，如果告诉她，我妈每天雷打不动地看某电视台10点档的中医养身讲座并坚持记笔记，花“巨款”买了个号称可以通过远红外线理疗身体的“高端”床垫，每年体检完把报告里的数字像分析股票走势一样“科学”而细密地研究到几乎可以背下来，她会不会当场晕倒？
在美国。“健康”是个特别简单直白的事：健康饮食. 经常运动. 定期休假. 心情愉快。虽然不少美国人的体型不太健康，但对于如何保持健康基本是有共识的（只是他们没能抵抗住一些诱惑而已）。报纸和电视上的健康专栏虽然也有不少粉丝，但绝不至于形成全民“运动”。至于体检——人家当然也检，但除非是生大病，一般是去自己的家庭医生那里检查，再聊一聊就完了，绝不会花很多钱去豪华“体检中心”换回厚厚一沓看不太懂的检查报告……
中国人太关注健康了，太怕自己不健康了，几乎到了草木皆兵.过分敏感的地步——这样的心态，一方面是被“看病贵”吓的，另一方面也是被充分利用这种恐惧心态的商业力量造就的。其结果，就变得“过度健康”。
昨天的电话里，老妈：“又有一个养生专家说，红枣也不能吃太多了，否则不但补不了血还会得糖尿病——说是红豆补血的效果好。”
我苦笑着回答说：“不久前不是还有一个专家说绿豆包治百病吗？”
（摘自《读者》 2014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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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2-17 12:59 编辑
182、《怀念傅雷先生》 叶兆言
一
傅雷先生出生那年，正赶上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登基，这是巧合，也是宿命。大清朝气数将尽，不破不立，“新”气象万千，给人带来了希望，同时又注定了要遭遇乱世。过去一百来年，伴随着傅雷走过，不太平的岁月远比太平时日多。
熟悉傅雷的人会告诉我们，他生性耿直倔强，容易愤怒，早在读中学之际，就因为言辞激烈被学校开除。他曾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且还是带头人，以他的天性和少年经历，若成为一名职业的革命者并不会令人意外。中学即将结束时，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是不是唯一的一篇还有待考证，但是文学的魔力开始在他的血液里兴风作浪，意味着他终身必然只能与文字为伍。
从此以后，傅雷的所做所为，更像一个标准的文人，始终是有骨气的文弱书生。天下大乱，战火纷飞，血雨腥风，他没有投笔从戎，没有参与激烈的党派之争，而是有意无意地远离暴力和政治。大家都知道，傅雷曾在法国留学4年，出国时只有19岁，等到学成归国，在抵达上海的当天，正赶上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又是个国难当头的日子。6年以后，抗战爆发，和当时的很多爱国文化人一样，他曾举家去广西避难当义民，因为交通混乱，受阻于梧州达3个月之久，最后不得不返回上海。又过了两年，到1939年，傅雷历经艰险，又一次抵达内地，赴昆明国立艺专任教，差一点与闻一多先生成为同事。
傅雷没在战时的大后方留下来，他与国立艺专的校长意见不合，犯起了牛脾气，又回到孤岛上海。接下来，他以纯粹个人的形式进行着抗战，在孤岛期间，为了不与日本人照面，傅雷闭门不出，“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整日埋头翻译。对傅雷的生平进行简单梳理后不难发现，他一生中有两个阶段对翻译是出奇勤奋，成绩也极为惊人，第一个阶段是抗战期间，而第二个阶段，就是被打成右派以后。
不幸有时候也能成为一种动力，面对牵涉整个民族命运的国难，以及个人事业遇到巨大不幸和挫折，傅雷都是选择用译笔来表达他的立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译”圣贤书。一个有品质的文人，在个人行为上究竟应该如何特立独行，在困难面前应该如何进行正确选择，他都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也许正因为如此，最后那一幕完全可以避免的巨大悲剧的出现，才会让大家感到非常遗憾，非常痛心。当人格和尊严备受凌辱，傅雷的终极抉择，竟然是与心爱的妻子一起自杀。如此坚强的一个人，如此智慧的一个人，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关没能挺过来？这是一个仍然值得讨论的命题。
二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没有了翻译家，世界文学将是一段十足的空白。没有翻译家，即使我们像伟大的歌德那样，信心百倍地宣布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到来，但语言障碍的高山挡在面前，我们还是看不到山那边的无限风光。
傅雷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在了文学翻译上，他的第一本译作是《夏洛外传》，这是一个卓别林演绎出来的故事，是好莱坞的电影，经过法国人改写，再通过傅雷的翻译，变为一道精神菜肴端到中国人面前。我不知道这本书的影响力有多大，是否受到当时读者的欢迎，根据译者自述，傅雷希望它能为自己挣几个小钱，结局却是遭到好几家书店经理的拒绝，只能自费出版。
傅雷的翻译最后受到大家欢迎不容置疑，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巴尔扎克真该好好感谢这位中国知音，正是因为有了傅雷的出色翻译，这位法国大作家的心血才货真价实地成为中国的畅销书，从书店的架子上走向千家万户。不止一个人翻译过巴尔扎克的作品，然而傅雷的译本最为我们所熟悉，最容易被大家接受，是公认的品牌。当然，傅雷更应该感谢巴尔扎克，毕竟原创的意义更为重大，没有原创一切都将无从说起，傅雷的人生中如果没有了巴尔扎克，关于他的种种评价，就不得不重新撰写。
吃翻译这碗饭看起来容易，其中的诀窍无奇不有，真正要靠它养家糊口，远比我们想象的困难许多。20世纪的大多数年代，原著版权还是个十分可笑的概念，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压根儿没有。谁有本事都可以抢译，谁能占领市场谁就是老大。有太多的文化人涉足过翻译领域，在很多非常尴尬的历史时期，翻译文学作品要比写作更容易生存，来钱更快，更容易成为躲风避雨的码头。巴尔扎克的著作成了傅雷最好的憩息地，同样是在困难关头，很多人就没有他那样幸运。1949年以后，图书出版基本上被垄断，翻译苏联作品成为时髦，许多搞翻译的人不得不跟在老大哥后面亦步亦趋，比如也是翻译法国文学的李青崖先生要翻译莫泊桑，就必须小心翼翼地申明自己的选目是根据苏联的权威译本而定。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办法有点迫不得已，更狼狈的则是施蛰存先生，他只能捡些别人挑剩下的玩意，比如尼克索的《征服者贝莱》，以施先生挑剔的眼光，以他的学养，我不太相信他会从内心深处，真正地喜欢这些流行一时的作品。
傅雷的幸运在于他的翻译一点都不用勉强，完全可以沉浸在伟大的巴尔扎克身上。同样是被打成右派，同样是拿翻译报酬，靠翻译这门手艺吃饭，傅雷要比施先生自在潇洒很多。很长时间里，巴尔扎克都是一个主旋律作家，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因为被马克思、恩格斯看好，巴尔扎克有幸成为经典中的经典，翻译他的作品是旱涝保收。
傅雷的最后一部翻译作品是巴尔扎克的《幻灭》，我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种巧合。
三
傅雷先生翻译过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一段很短很经典的话，意思是说，人不过是一株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生物，人又是有思想的芦苇，因为有了思想，所以也是最强大的生物。一滴水、一缕水汽，都有可能致人于死地，但是人还是比压倒他的世界万物高出一等，因为人类明白世界万物在哪些地方胜过自己。很长时间内，我并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话说得太哲学了，有那么一些绕人，到底想说明什么呢？
傅雷是个有才华的人，除了在翻译方面的特殊贡献，他对音乐的爱好、对美术的见解，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说傅雷的这一生可歌可泣并不为过，他是一株芦苇，是一株有思想的芦苇，但是我们以傅雷为例，是不是也可以反问一句，人同时会不会又是一些没有思想的芦苇？因为世界上许多最反人类的坏事，都是人这种高等动物自己干出来的，战争、政治迫害、丑陋的背叛和无情无义，所有这些都和冠冕堂皇的我们脱不了干系。
过去100多年，无休止的战争和政治运动，成了父辈和祖父那一辈人的噩梦。今天经常响彻我们耳边的“和谐社会”一词，还有那些对于是非与价值的简单判断，如果能早一些流行多好。时至今日，我们只能庆幸，那个噩梦时代终于结束了，同时也不得不感叹，恰恰是在那个不太好的年代，忍辱负重的傅雷以自己的不懈努力，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这或许也解释了一个古老的真理，痛苦的结晶往往才是最美好的。
我不知道如今还有没有人能像傅雷那样，把自己的全副身心都投入到翻译文学作品中去，时代已经改变，文化人面对的问题已完全不同。懂外语的人越来越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我们，无论是西方的欧美，还是东方的华夏，正在相对地变得越来越文明，越来越远离战争和政治运动，社会越来越和谐并且开始讲究双赢。
20多年前，在大学里做硕士论文时，我提出过一个观点，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不但要研究作家原创的作品，还要研究翻译文学的语言。现代汉语的发展壮大，文学语言的日趋成熟，是由这两种力量同时推动的，而傅雷恰恰是翻译文学领域中最突出的一位，他不仅向我们贩卖和推销了外国文学，还把第一流的汉语范本展现在了读者面前，直接影响了很多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四
一个不懂外语的人，冒冒失失谈论翻译是很可笑的。法国的纪德翻译莎士比亚，把“静得连一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译成了“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为此，傅雷与施蛰存曾有过一番认真的讨论，傅雷认为这个绝对不是错译，而是“达意”和“传神”。英法两国人形容安静有不同的习惯，重点不在究竟有没有老鼠和猫，就像中国人说“鸦雀无声”，鸦和雀都是虚拟的，我们说“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绝不是真有那么好的听力，死抠字面无疑会闹笑话。
有什么样的翻译，就有什么样的读者，同样，有什么样的读者，也就会有什么样的翻译。也许读者根本不在乎傅雷的那些努力，对于翻译作品，匆匆地看上一遍，知道一个大概已经足够，明白几个洋人的名字和故事便算完事。世界文学名著已成为最好的文化装饰，成了客厅中高大书架上象征品位的摆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喜欢傅雷的翻译，过犹不及，过分地钻牛角尖，弄不好也会走火入魔。然而有人喜欢的就是这种书呆子气，譬如我，就是傅雷译本的坚定拥护者和受惠者，他译文中特有的那种节奏、那种语感、那种遣词造句的风格，都曾经深深地影响过我。
傅雷把太多的精力花在了达意和传神上，文字方面的精益求精让读者获益匪浅，我正是以一种感恩的心情写下这篇怀念文章的。傅雷活着的时候，美文这个词还不流行，因为在老派的人看来，“文”这个字本来就含有“美”的成分，天生就应该是美的，只不过随着文字的普及，随着文化的泛滥，文已经越来越不美丽，越来越不讲究，基于这样的现实，强调傅雷的译著为美文并不过分。
傅雷的远去意味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在文化和文明缺失的昨天，他的浩瀚译著曾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一位法国学者谈到莫扎特，曾说他的音乐不像他的生活，更像他的灵魂。莫扎特的生活是不幸的，他的音乐却充满了欢乐。傅雷的译文也不像他的生活，他留下的文字美丽清新，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爱，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傅雷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摘自《读者》 2014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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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趁雪打劫”还是雪中送炭》黄昉苨
一则小小的社会新闻，让很多人感叹“世道变了”。
不和谐的音符出现在哈尔滨今冬的第一场大雪中。冰天雪地里，几名壮汉穿戴严实，出现在当地的工农大街上，专找那些在积雪里打滑的车辆：给50块钱，就帮忙推一程。新闻中写道：“市民都说他们这是‘趁雪打劫’。”
很快，一项据此设计的社会调查出现在某门户网站的首页上：你怎么看待哈尔滨暴雪中有人收费推车？
然而，大众的观感与新闻所流露出来的“趁雪打劫”的评价似乎迥异。对这种行为，七成以上的网友选择了默默点“赞”：“支持，只是自发的市场行为。”
“东北的活雷锋都到歌里去啦？”见到这样的投票结果，不少人显得很不淡定。一位微博实名认证为电脑公司工程师的网友带着浓厚的讽刺意味说道：“以牺牲人文精神和文明为前提，大力发展经济，很有必要！”还有人恨铁不成钢地上升到了民族性的高度：“中国人为什么总在自己人有困难的时候，不是伸出援助的手，而是伸出一只想赚钱的手呢？”
另一方面，赞成收费推车的网友也不服气：“双赢有什么不好？中国人就是被太强的道德观念误导了！”
一样的斩钉截铁，一样的觉得对方不像话。不知有没有网友留言后再翻翻所有评论，觉得两方的掐架造型宛如揽镜自照呢？
其实，对于类似的伦理问题，不少学者专家多年来进行过各种探讨，但谁都难说自己的意见是唯一定论。
可以肯定，这不是专属于中国人的“想赚钱的手”。
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桑德尔在他的《公正》一书中，开篇就举了一个“趁风打劫”的例子。2004年夏天，飓风“查理”横扫佛罗里达州，飓风过境后，当地很多关键物资的价格突然大涨：奥兰多一家加油站原价2美元的冰袋涨到了10美元，商店里通常标价为250美元的小型家用发电机涨到了2000美元……
一位居民在得知他需要花费1万多美元才能请人把压在屋顶上的大树移掉时，说出了如下的话：“企图利用别人的困难和痛苦发财是不对的。”
这句话想必也说出了大雪中哈尔滨街头或是微博上许多中国人的想法。
不过，如果更深入地了解下去，就会见到另一片乾坤。每当遇到类似的事儿，桑德尔的好朋友曼昆教授都会归结为“自由市场的优势所在”。另一位持此观点的经济学家表示，对于冰块、屋顶修理或发电机这样的生活必需品，高昂的价格既有助于限制消费者不必要的使用，也能刺激别处的供应商向最需要它们的灾区源源不断地提供货品——毕竟对大部分商人而言，有利可图，比什么宣传都更有效。
当然，自由市场不是万能的。经济学家们虽然能解释价格杠杆如何发挥作用，带来好处，但很多人的愤怒与无助不会就此平息。这种情感当然也是真切的。有学者质疑，飓风过境后，许多平民花大价钱买下的服务或物品，看似自由交易，但在那样的情境下，实际更接近于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关键就是掌握一个“度”。
除了法律的规定之外，这个“度”，或者说金钱与道德之间的平衡点，似乎无法单靠宣传和媒体来定调下结论，而应当是人们借助各种形式的平台进行讨论之后达成的。
就像在哈佛讲“公正”课的桑德尔也承认，判断这些“趁灾打劫”的行为是否正当，需要评估特定情境中关于福利和自由的不同情况。对于富翁而言，在狂风大雨中为一个汽车旅馆房间或是一箱能把他带往安全地带的汽油支付高价，顶多只是件有些讨厌的事儿，但对收入微薄的人来说，付不起这些钱，也许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滞留于危险的地方。
但生活中的很多例子并没有课堂上呈现出来的那般极端。比起“查理”飓风中要花费1万多美元才能从屋顶上搬下大树，对哈尔滨街头那些在大雪天开车出行的车主而言，50元钱，恐怕还不足以令他们陷入困境。为了那50元而伸出的推车的手，未尝不是一种雪中送炭。
更何况，不少哈尔滨网友也在评论中表示，自己当天就见过很多被困在大雪中，依然互相帮助的人。世道没有那么坏，而我们还握着可能改进的方向盘——不是举着“道德”的大旗扫倒一片，而是更好地建构对公共事务的讨论空间。
（摘自《读者》 2014 第3期）
没有更多了
没有看过，俗世之人，很难静心去看、去体悟生死奥义。很惭愧，现在除了工作需要，育儿需要，厚一点的书都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