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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周嵩狼抗：
南朝 宋 刘义庆 《世说新语•识鉴》：“ 嵩 性狼抗，亦不容於世。”
人物简介：周嵩［公元？年至三二四年］字仲智，汝南安成人，周顗之弟。生年不详，卒于晋明帝太宁二年。为人狷直果侠，每以才气凌物元帝朝，累迁御史中丞。时帝以王敦势盛，渐疏忌王导等。嵩上疏谏，帝感悟，导等得获全。及敦杀周顗，使人吊嵩，嵩道：“亡兄天下人，为天下人所复何何所吊！”敦甚衔之。后为所诬害。嵩着有文集三卷，《唐书经籍志》》传于世。
狼抗
亦作“狼伉”。亦作“狼亢 ”。傲慢，暴戾。《晋书•周顗传》：“ 处仲 刚愎强忍，狼抗无上，其意寧有限邪！” 南朝 宋 刘义庆 《世说新语•识鉴》：“ 嵩 性狼抗，亦不容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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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梁冀跋扈：
人物简介：梁冀（？－159年），字伯卓，安定（今甘肃泾川）人，是中国东汉时期外戚出身的权臣。被汉质帝称“跋扈将军”
历史故事：
汉顺帝永和六年(141年)八月，一颗灾星出现在外戚专政的政治舞台上，这灾星就是梁冀，它标志着东汉外戚专权进入了最险恶的境地。。
外戚专政 梁氏兴起
汉光武帝刘秀自称“以柔治天下”，这里所谓“柔”就是对统治集团尽可能地予宽容笼络，其中手段之一就是皇室与功臣宿将的家族联姻，用婚姻关系来维系政治关系，企图借此巩固皇室统治，因此，东汉王朝选皇后不出窦融、邓禹、马援、梁统等功臣的家族之外。可是，刘秀这种做法，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达到巩固皇室的目的，而且在皇帝身边培植了一种侵蚀皇权的强大的外戚势力。东汉王朝自第四个皇帝和帝起，就开始了外戚专权的局势，这以后，皇帝的废立直接间接都为外戚所左右。《后汉书•皇后纪》称“外立者四帝”，只是概而言之，其实何止此数。既然外戚掌握了废立皇帝的大权，他们就必然是“贪孩童以久其政”，也就是说要故意立年纪幼小易于左右的皇室后裔为帝，自章帝以下，所立皇帝最大不超过十七岁,最小的不过百日。皇帝幼小，皇太后就有理由援例临朝听政。所谓“临朝者六后”，即是窦、邓、阎、梁、窦、何六个皇太后临朝听政。皇太后所依靠的势力就是外戚。一般说来，皇太后本人也无多大实权，她们将实权不是委之于父，就是托之于兄。因之与这些皇太后相联系的父兄窦宪、邓骘、阎显和梁商、梁冀父子等都相继掌握了朝廷大权。
梁冀的祖先是梁子都，原是河东郡人，可能是一个商人，为了做生意，搬到通向西域的要道附近。发财后，其子梁桥又迁回内地茂陵，在茂陵住了两代，到了梁延任西域司马，故又迁往安定郡。梁延生梁统，他是梁冀的高祖。
梁统在新莽离乱之际，曾当过酒泉太守，新莽政权倒台，西北地方势力推窦融为河西大将军，梁统为武威太守，拥兵保境。东汉王朝建立后，窦融和梁统望风归顺，刘秀待之为开国功臣。窦融因功封安丰侯，梁统封成义侯，建武十二年(36年)，梁统与窦融至洛阳，窦融任大司空，梁统封高山侯，任太中大夫。并且窦、梁两家都与皇室联姻，刘秀将他的女儿午阴公主嫁给梁统的儿子梁松为妻。从此，梁家的子女就取得了选配皇后的资格。
梁松的弟弟梁竦，有二女，被选为章帝贵人，小贵人生有皇子，窦后不孕，“养以为子”，梁家私下庆喜，窦家恐梁氏因此得志，遂阴谋杀害梁氏两贵人及其父竦。章帝死，十岁的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和帝不知自己生母为梁氏。永元九年(97年)窦太后死，梁家告发窦家，说明真相，于是和帝追尊自己生母为恭怀皇后，梁竦的儿孙均升官封侯。和帝死，曾出现过邓太后和阎太后的短暂的临朝听政。梁氏曾遭到窦氏、邓氏、阎氏等外戚的压制和打击，在宦海中几度浮沉，到了顺帝时才登上了权势的顶峰。
十一岁的顺帝即位，即封梁竦之孙梁商为乘氏侯。阳嘉元年(132年)立梁商女为皇后，从此梁商地位日益显赫，阳嘉三年(134年)攫取了权柄倾朝的大将军要职。梁商虽然“以戚属居大位”，但有所约束，不敢十分专横跋扈。“礼贤下士”，优容社会名士如李固、周举等人，因而梁商的名声并不太坏。但实际上是梁商为他的儿子梁冀专权铺平道路。因为：第一，诸梁氏已布满朝廷内外，当时皇帝不过是他们手中之物；第二，梁商对为他所溺宠的儿子梁冀有意加以培植。永和元年(136年)任梁冀为河南尹，以此作为接替父职的跳板。
纨绔子弟 接替权柄
永和六年(141年)梁商病死，未及下葬，顺帝就任梁冀接替父职，做大权在握的大将军，梁冀的弟梁不疑为河南尹。
东汉中央政府的机构，继承了西汉的特征，是一个双层的政权机构，它是以君主为中心，形成中朝与外朝两个政权机构。中朝即内朝，在西汉由大司马(加在大将军官号上)、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官构成。至于外朝则由丞相以下，直至六百石的官构成的。在君主专政下，越亲近君主的权越大，因此内朝高于外朝。外朝中即使是御史大夫等官犯了罪，内朝的下将军就有权议定处置。另外，还有一种领尚书事、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的名称，把丞相、御史的职权也移到皇宫中来了，成为禁中的尚书。内朝的宿卫，常加上个尚书事的名称，就可以参与朝政机密。外朝的官，只要加上这个头衔，也就成了内朝的官了。因此，在两汉的行政系统中，从汉武帝以后，丞相无实权，实权在内朝大将军领尚书事的人手中。东汉朝廷中，太傅地位最高，是上公，其次便是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本来大将军在三公之下，而大将军必须有军功。西汉惟有外戚卫青有军功，即军中拜为大将军。而东汉和帝时，因为窦宪讨伐匈奴有功，也拜为大将军，位置只在太傅之下，比三公高。汉安帝时，大将军邓骘亦因打过西羌，地位与窦宪一般。到了汉安帝时，梁商一生未上过战场，到过边疆，却也援前例，位居三公之上。只是因为他是皇后父亲的关系得此高位。而梁冀也跨上了这个权力的最高点，当上大将军，自然得力于以他父亲为首的诸梁氏。
说到梁冀这个人，史书描述他的外貌丑陋，耸着象鹞鹰似的双肩，生着豺狼般凶光直射的双眼，自幼过惯了纨绔子弟的生活，嗜饮酒，爱女色，擅赌博，几乎三教九流所能做的各种斗鸡走狗、骋马射箭的娱乐游戏，他均会。梁冀是纨绔子弟，又不是一般纨绔子弟，他父亲有意让他在宦海里游泳，他在当上大将军之前，曾历任黄门侍郎、侍中、虎贲中郎将，越骑，步兵校尉，执金吾，河南尹。官场上一套他也娴熟。他虽然口吃得讲不清话，但却善于阴谋计算。如，梁冀在做河南尹时，就“暴恣，多非法”。他父亲的亲信洛阳令吕放看不惯，偶尔在梁商面前揭他的短，梁冀得知就派人将吕放刺杀掉。为了掩盖自己丑恶行径，一方面有意嫁祸于他人，另一方面又出面推荐吕放弟顶替洛阳令，可以说，纨绔子弟的骄横放肆，流氓的凶蛮无理，政客的狡诈阴刁，集之于梁冀一身。因之，梁冀当上了大将军，与他的父亲相比，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顺帝十一岁即帝位，权归外祖父梁商所握，永和六年(141年)梁商死，梁冀继任大将军，这时，顺帝已是二十七岁的成年人了，正是能自出主张做点事的年华，却在梁冀在任的第三年，突然病逝，享年三十。顺帝突然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已无可考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无疑是给了梁冀玩弄“贪孩童以久其政”的一个机会。
拥立幼帝 以利专政
顺帝死，梁皇后无子，选了一个地势低微的美人虞氏的二岁娃娃继位，称冲帝。梁皇后升为皇太后，临朝听政，皇太后的兄长梁冀当然更加是独揽大权，史书说他“侈暴滋甚”，也就是说他在生活上过得愈来愈奢侈，在政治上愈来愈专横。年仅二岁的冲帝，可怜他在“襁褓”之中只做了五个月的皇帝就死去了。于是清河王刘蒜、勃海孝王鸿的儿子刘缵，都召来京师，作为皇帝的候选人。立谁呢？清河王刘蒜，太尉李固称他“年长有德”，为了避免邓、阎等外戚利用皇帝“幼弱”而专权的重演，李固极力主张立清河王刘蒜为帝。而梁冀恰恰就是要重演利用皇帝“幼弱”而专权的故伎，怎么会同意李固的意见呢？大权在梁冀手中，还是梁冀说了算，他执意要立八岁的刘缵为皇帝，李固等反对派，也无可奈何。最终刘缵被梁冀立为皇帝，是为质帝。质帝年龄虽小，却早慧，对梁冀“骄专”，看在跟里，记在心中，实在奈不住，有一次曾目指梁冀轻轻地对朝臣说：“此跋扈将军也!”质帝的“早慧”，本来就是梁冀的一块心病，当他听到质帝的辱骂，就立即萌起阴险的杀机。于是，梁冀密令爪牙置毒于煮饼中，小皇帝吃了后，胸腹部胀痛，情绪烦躁，他催人赶快召李固进宫。李固匆匆赶到，询问说：“陛下患了什么病？是什么原因？”小皇帝拼着最后一口气说：“吃了煮饼，肚子闷痛，能喝到水还可活命！”这时梁冀在旁边冷眼注视，阴狠地说：“恐怕会吐，不能给喝水。”梁冀这么一说，左右还有谁敢听小皇帝的话去拿水，李固自然也是一筹莫展，只得眼瞪瞪地看着质帝中毒身亡。事情的真相，李固是很情楚的，但是不能点明，只得扑在小皇帝遗体上，悲痛地号哭，说什么要将此事查明。梁冀怕阴谋泄露，李固这么一说，当然使梁冀更忌恨于他。
在整整一年的时间内，东汉王朝连死了顺、冲、质三个皇帝。顺帝梁皇后无子，梁氏选了易于掌握的二岁娃娃为冲帝，那时李固不在朝，抗争不得。冲帝死，梁氏又要立八岁的质帝，李固作为太尉抗争了一下，未能达到目的。这次质帝死，李固吸收以往的教训，决定力争一番。他与司徒胡广、司空赵戒联名写信给梁冀，大意说，天下不幸，屡遭大忧，一年之间，连失三帝，如今又当立继位人，这是万事中最大的事，国家兴衰，全在此一举，太后为此操心，梁将军因此劳虑。但是，要选择“圣明”之主，必须广泛征求群臣意见。这么一封信，逼得梁冀不得不召集三公、中二干石、列侯等大臣来商议。最初，李固、胡广、赵戒以及大鸿胪杜乔都认为清河王刘蒜贤明有德，声望较大，又是皇室中地位最尊贵、血统最亲近的后裔，应该立他。但是李固等人所赞成的，恰是梁冀与太后所不中意的。梁冀和太后心目中的帝位继承人是即将成为他们妹夫的蠡吾侯刘志，可是在群臣一致赞成立刘蒜为帝的情况下，梁冀虽然内心愤愤不乐，但一时还难于排斥众议。正当梁冀苦于谋划之时，老谋深算的不倒翁中常侍曹腾深夜来访，他向梁冀进言说：“梁将军累世有皇室联姻，长期以来，掌握朝政，手下又有那么多宾客，难免不发生差错的。清河王刚正清明，倘若他做了皇帝，那将军就要大祸临头了。不如立刘志，富贵才可长保下去！”立刘志，实际上是立梁家王朝；立刘蒜，梁氏家族命运不可捉摸。梁家最渴望得到的与最害怕发生的都被曹腾说透了。所以，曹腾这一番话，促使他下决心立刘志为帝。第二天，重新朝议，梁冀摆出一付气势汹汹的架势，说起话来，言辞激烈，断然要立刘志。他有意以权势压人，明眼人一看就知，谁要不同意梁冀的意见，他梁冀就要杀人了!自胡广、赵戒以下的朝臣莫不被梁冀所吓倒，都低下头来唯唯诺诺地说：“唯将军命令是从!”独有李固、杜乔坚持原议，据理力争，梁冀愈听愈恼怒，粗暴地喊叫：“散会!’’李固仍认为众心不可违，又进一步写信力劝梁冀，梁冀为了排除李固的阻挠，与他妹妹梁皇太后商议，并以皇太后的名义，先免去李固的太尉职务，剥夺了李固的朝议权，然后再立刘志为帝，称为桓帝。
在立嗣选帝这个关系梁氏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梁冀、梁太后遭到了以李固、杜乔为代表的朝官士子的反对和抵制，虽然梁冀屡屡以权取胜，但是梁冀他们对李固、杜乔等人总是放心不下。早在冲帝即位时，梁冀就纵容那些被李固裁了官的人作“飞章”’诬告李固作为太尉竟结党营私，离间皇室与外戚的关系。顺帝去世时，人人悲痛，唯独李固若无其事，不仅失大臣之礼，而且将功劳归于自己，过错归咎于君主。再则，他在治理东南两州数郡时，毫无政绩。这次诬告，是梁氏给李固以一个警告，意思是说：你李固要知趣，不然的话，我梁冀可以随时随意地罗织罪状，置你于死地。谁知李固是块硬骨头，不买这个账，与梁冀愈斗愈烈，尤其在立桓帝的问题上，不给梁冀一点情面，梁冀也就起了杀李固等人的歹毒之心。
建和元年(147年)，桓帝初立，甘陵人刘文不服，与南郡刘鲔联合“谋立”清河王刘蒜。李固、杜乔原来固然赞成立刘蒜，但是，他们并没有参与这个政治活动，工于心计的梁冀却巧妙地将这件事与李固、杜乔挂起勾来。这当然是极狠毒的一着，在立帝问题上，桓帝对李、杜早就埋下私怨，如今又是刘文、刘鲔的同谋者，岂能为皇帝所容忍!于是李、杜两人被捕下狱。但是，梁冀对李、杜的诬陷激起了社会的不平，李固的学生渤海王调，戴着木枷上书，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也到宫门外请愿。梁太后怕事情闹大了，被迫放李固出狱。京师人得知，欢喜若狂，街头巷尾欢呼万岁。梁冀愈迫害李固，李固的威望就愈高，李固的威望愈高，梁冀就愈害怕李固。当梁冀得知洛阳人民欢呼李固出狱，大为惊恐，从而也就最后下了杀李固、杜乔的决心。处死李固的罪名是什么呢？还不是旧事重提，继续诬告他与刘文谋立刘蒜。
李固、杜乔被冤杀了。梁冀在狞笑。十五岁的刘志垂诞皇帝的贪欲得到了满足。那怕是一个傀儡皇帝，毕竟还是一个皇帝。可是天下正直的人们则为之寒心，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刚正不阿者，冤死于道旁；心术不正者，反而升官封侯，荣华富贵享不尽。在跋扈将军梁冀骄横统治下，社会的不平，被这十二字鲜明地勾勒了出来，这是沉痛的呼声，也是愤怒的呼声。梁冀杀李固和杜乔是给朝廷的官人、天下的学士一个警告。也确实有不少的人害怕了，或者明哲保身，或者临危而退，或者落井下石……无所不有。
本来与李固一同上书建议立刘蒜为帝的司徒胡广和司空赵戒，当李固与梁冀抗争到底时，他们临危退缩了，结果李固暴尸于道，他们俩被分封为安乐乡侯和厨亭侯。李固临刑时，给胡广和赵戒写信说，你们享受着汉王朝的高官厚禄，却眼看着王朝的覆灭而不顾，难道你们不怕历史对你们的惩罚吗？!这种人理所当然地要遭到人们的卑视，所以，当时京城洛阳流传有这样的谚语：“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还有名盛一时的经学家马融，他门生遍天下，不少名士贵人出自他的门下，他本人也很自负，自认为注疏经书，贾逵“精而不博”，郑众“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只有他马融。最初，他也恃才自傲，与梁冀等外戚顶撞，但是吃了几次小小的苦头，他就软下来了，上奏处死李固，就是梁冀要他写的。与此同时，他为梁冀写《西第颂》，因而马融在这一方面是为正直人所不齿的。
残暴统治 可耻下场
梁冀要独揽东汉王朝的大权，在他做河南尹时就已为人所知。崔琦曾作《外戚箴》，规劝他，梁冀无动于衷。后来梁冀一意孤行，继父职作大将军，于是崔琦再做《白鹄赋》以讥讽之。梁冀见了，大为恼怒，厉声质问崔琦说：“朝廷内外，这么多官员，难道就是我最可恨吗？你为什么要用这样激烈的言词来刺我呢？”崔琦回答说：“历史上的管仲相齐，乐于听不同的意见，萧何帮助刘邦治天下，鼓励人们进言。而今将军一家世代居辅佐之位，荷伊尹、周公的重任，不行德政，不用贤良，堵塞言路，钳制士口，颠倒黑白，蒙蔽皇上，如同赵高指鹿为马。”说得梁冀无言以对，遣送他回家。不久，梁冀升他做山东地方临济县令长，崔琦知道这次升迁对他不是好事，就弃官隐居起来。但梁冀不肯放过，派刺客暗地行刺。那刺客见崔琦在地里种田，休息时，还拿出书读，刺客感动地对他说：“大将军秘密派我来刺杀你；我看你是一个贤者，不忍心干，你快逃走吧!我也就此逃走了!”崔琦即刻亡走，但梁冀的党羽布置严密，崔琦还是被害身死。
刘志自知他之所以能登上皇帝宝座，是因为有梁冀的支持。为了酬谢梁冀“援立之功”，桓帝刘立是不惜代价的。对梁冀礼遇之优，超过了萧何；封地之广，超过了邓禹；赏赐之厚，超过了霍光。可以说梁冀所受到的皇帝恩遇，超过两汉以来一切元勋。尽管如此，梁冀仍是“不悦”，为什么呢？因为梁冀要的是权，更多更大的权，有了权，何愁礼不优，地不广，财不厚？梁冀非常醉心于权，朝廷的大权小权都抓到他手里。事无巨细，无不向他请示，由他决断。宫廷内外都布满了他的亲信，连皇帝起居的一点一滴小事，他都要过问。大小官吏的升迁，他更是重视，凡是升迁者都必先到他那里谢恩辞行，至于皇帝那儿去不去，那是其次。梁冀既然结党营私，“请托”之风自然公开肆行。有位叫吴树的，新任为宛县令，到梁冀那儿去辞行。宛县是南阳最繁庶的地方，有很多梁冀的宾客，梁冀要吴树对他的族党宾朋多给照顾。吴树回答说：“对那些干坏事的小人，应该杀绝。大将军居高位，又是皇后的亲兄，理应尊崇贤良的人，以补益朝廷。宛县是大县，士人很多，但未听说有一个贤能的人得到任用，而所用的多是循私的小人。因此，我不敢从命。”吴树说到做到，到任后即将梁冀宾客中罪恶累累者杀了几十个，梁冀恨透了他。后来，梁冀以升吴树为荆州刺史为借口，将他召至府中饯行，在酒中置毒，把吴树毒死在回家去的车上。
东汉王朝外戚专横，不是梁冀一人，然梁冀专横却比任何外戚专横有过之而无不及。见者无不“侧目切齿”。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当然也有个别吃了豹子胆的人，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如袁著就是一个。他年十九，任郎中小官，他看到梁冀如此“凶纵”，甚是愤激，不禁给皇帝上书，指出朝廷已经“势分权臣”，建议大将军梁冀“功成身退”，回家养神。否则权重震主难以“全其身矣”，并且还提出“除诽谤之罪，以开天下之口”。梁冀知道此事后，马上派人逮捕袁著。袁著变换姓名逃走，又托病假死，用蒲草结成尸体，下棺落葬，但仍然掩遮不住梁党密探的耳目，当梁冀查明，即暗中派人将袁著抓住，活活地将他打死。梁冀这样做，仍感不能解恨，他还把与袁著有关系的一批人都杀了。如袁著的好友，当时的名士郝絮、胡武、刘常都遭连株。仅胡武一家被杀害的就有六十余人。最初，郝絮逃亡避祸，但实在逃不出梁冀在全国所布下的党徒之手，只得叫人抬着棺材，去见梁冀，服毒而死于大将军梁冀门前，以保一家性命。
在阴狠毒辣的梁冀专权的日子里，吹牛拍马的佞人升官，直言极谏的勇者遭害。与以上两种人不同的，还有第三种人，他们既不吹拍，也不硬顶，“明哲保身”，以求避免杀身之祸。在当时看来，也可称为“智者”。如名士杨震子杨秉。桓帝时，曾任劝讲，太中大夫，左中郎将，升侍中尚书等官。元嘉元年(151年)四月，桓帝曾穿便服去走访梁冀儿子梁胤家。在封建时代，皇帝私访臣下之家，被认为是很不正常的事，杨秉为此上疏，但桓帝不理。杨秉就称病辞官，桓帝让他出宫廷任右扶风。太尉黄琼，力劝皇帝召杨秉回宫，这时梁冀已掌握大权，杨秉知道回宫不得，于是称病避祸。又如名儒马融的从妹夫赵歧在梁冀当权时，故意改名“避难”。他卑视马融无士人气节，马融曾到赵歧家，赵歧拒不见。他死时年三十七，墓碑刻字曰：“汉有逸人(即隐士)，姓赵名嘉(原名嘉)，有志无时(生不逢时)，命也奈何(斗不过命)!”再如名士周举的儿子周勰，被梁冀召了三次，他都不去，梁冀不甘心，又举周勰为贤良方正，仍不去。又备厚礼用公车迎接他，还是托病坚持不去。后来，他干脆隐居起来，杜门谢客十余年，住处长满了荆棘。
小人得势，勇者遭害，智者隐退，那么，在朝廷里当权的，不能说好人完全没有，即使有那么几个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由此可以想见梁冀所把持的东汉王朝黑暗腐败到了何等地步。在梁冀当权时，东汉王朝名义上是刘家天下，实际上是梁家天下，真是梁冀一人当上大将军，梁家的阿猫阿狗统统升天。梁冀一门，前后封侯的有七人，当上皇后的有三人，六个贵人，二十大将军，夫人、女儿、封了食邑，册为君的有七人，娶公主为妻的有：人，其余的卿、将、尹、校达五十七人。梁冀的儿子梁胤，又名胡狗，年十六，无德无才无知无识，加上相貌丑陋得很，而梁冀暗示手下的人推荐梁胤为河南尹，穿上官袍官帽，歪七歪八，走在路上，见者只是暗自作笑。笑什么呢？还不是在说：好一个“胡狗”，还不是因为有了一个大将军父亲才当上了大官的吗？
梁冀的妻子叫孙寿，是一个很妖艳的女人，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也可以称得上千古一怪。她的眉毛细而曲折，一双眼睛的下面又涂着红红的胭脂，好似才哭过的样子，那乌黑的发髻盘在一侧，走起路来一双脚似乎撑不住那不断扭摆的身子，笑起来两颊的面肌似乎在发痛地抽搐，而且露出一嘴黄牙。不消说，在那些腐朽的上层豪族妇女们的眼光里，这也是一种美，不过，只是一种病态的富有刺激的美。至少梁冀，就被她“媚惑”了。梁冀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还怕什么人？然而唯独怕她老婆孙寿。孙寿有一种特殊的本事，能制服梁冀，使他又宠她，又怕她。梁冀培植梁氏势力，孙寿却也要扶植孙氏势力，孙氏中身为侍中、卿、校尉、郡守、长吏者十余人，而且在贪暴奢淫方面比起梁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梁冀是没有皇冠的皇帝，富有天下，拥有封户三万，大造官郧。孙寿也要与丈夫比高低，大造宅第，封君、食租邑，岁入五千万。梁冀私生活荒淫放荡，孙寿也同样荒淫放荡，她曾与梁冀所爱的“监奴”秦宫私通，但是她又本着女性的妒忌，干涉梁冀的私生活。梁冀曾与美女友通期私通，孙寿得知，派人抓住友通期，扯头发、刮面孔、打板子，甚至要将事闹到朝廷上去。
梁冀做了二十多年的大将军，穷奢极欲，为所欲为达到了极点；权重势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朝廷内外所有官吏无不畏惧，无不俯首听命，乃至连皇帝也不能过问任何政事。这二十多年是东汉外戚掌权的鼎盛时期，也是梁冀及其家族的“黄金时代”。然而，盛极转衰，在这个“鼎盛”的背后埋伏着梁氏覆灭的危机。
危机何在呢？
第一，梁冀一味迷信强权压制的作用。凡是持不同意见者，梁冀都一个不饶恕，能杀者则杀之，那怕是因为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只要梁冀认为是触犯了他的尊严，都不会宽容。例如有一位西域商人，因为误杀了梁家一只兔，竟辗转牵连被杀死了十余人。十条人命只抵梁家一只兔子，难道不够残酷吗？
第二，梁冀日益孤立不得人心。梁冀以为用强权压制，迫害忠良和无辜的人民，就能巩固其统治。其实恰恰是为梁氏的覆灭创造条件。梁冀孤立到何等地步呢？不仅满朝百官对他敢怒不敢言，而且连他的弟弟梁不疑都不能容。梁不疑颇识诗书，也爱与知识分子交朋友。梁冀做大将军，他接替梁冀为河南尹，后来梁冀的儿子梁胤要做河南尹，梁不疑只得让位。梁不疑为了顾全他梁家的体面，就归家“闭门自守”。但梁冀还是不放心，派人暗中监视。有一次南郡太守马融和江夏太守田明路过梁不疑府，顺便探望梁不疑，马融因此受罚，田明因此丧命。
第三，桓帝不甘心作傀儡。刘志在未取得帝位之前，只要坐上皇帝宝座，虽然做傀儡也在所不计，乃至因个人的私怨，伙同梁冀杀害忠良李固和杜乔。把朝廷里仅有的两位敢于与梁氏抗争的大臣杀了，桓帝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外宫由梁冀把持，事无大小，皇帝不得亲自过问。内宫先后由梁太后和梁皇后控制，特别是梁皇后恃势“忌恣”，动不动就“鸩毒”皇帝左右的人，连桓帝自己也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桓帝长期过这种日子，心里很苦，“恒怀不平”。当然，很想寻找时机改变自己朝不保夕的傀儡皇帝的处境。
梁冀作恶愈多，梁氏统治垮台的日子也就愈近了。延熹二年(159年)，梁皇后死，这时桓帝已二十八岁，再不是当年的十五岁娃娃了。桓帝利用这时机，将宦官唐衡单独拉到厕所里问道：“朝廷里有谁与梁家不对头？”唐衡回答说：“单超、左倌、徐璜、具瑗都忿疾梁氏专横。”于是，桓帝急呼单超、左倌入密室，对他们说：“将军梁冀家族把握朝政，宫廷内外都为他们所控制，大臣都由他们指使，我想除掉他们，你们看怎么样？”单超等回答说：“梁氏是国家的奸贼，早就应该除掉。臣下智低力弱，不知圣上意思如何？”桓帝说：“我早就想好了，你们好好地密谋一下。”单超等回答说：“灭梁氏并不难，就怕陛下犹豫不决。”桓帝说：“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了!”
恰恰在这时又发生了梁冀派人杀贵人邓猛的母亲宣的事件。邓猛的父亲是邓香，邓香死后，其妻宣又嫁给梁纪。梁纪是梁冀妻孙寿的舅父。邓猛为桓帝所爱，升为贵人。梁冀为了巩固他的权势，就认邓猛为女，改姓梁。但是又怕邓猛的家族得势，而与梁氏分庭抗礼。所以先杀了邓猛的姐姐的女婿议郎邴尊，后又要杀邓猛的母亲宣。事发后，邓猛的母亲宣向桓帝告发，于是桓帝就派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倌、徐璜等五人带兵围攻梁冀宅，捕捉河南尹梁胤，梁家及其妻孙家，无论长幼皆弃市。梁冀家产全部没收，官家拍卖，合价三十余亿钱，供朝廷之用，可减天下税租之半。真是恶贯满盈，罪有应得。梁氏灭了，东汉王朝的外戚专权的时代也就基本结束了。但是东汉的皇权并未因此而强盛起来。因为皇帝身边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外戚，另一个就是宦官。桓帝依靠宦官除掉外戚，现在坐上了宦官的独轮车，他本人也就由外戚的傀儡变成了宦官的傀儡，时代又进入了一个宦官专权的鼎盛时期。桓帝为了酬谢单超等人除梁冀之功，即封他们四人为侯。四侯如梁冀一样骄横，当时流传这样的话：“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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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超髯参，王珣短簿
出典：《世说新语•宠礼》：“王珣、郗超并有奇才，为大司马所眷拔。珣为主簿，超为记室参军。超为人多须，珣状短小。于时荆州为之语日：‘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人物简介：
（1）郗超(336—378年)，字景兴，一字嘉宾，高平金乡(今山东)人，东晋大臣。
生平
郗超的祖父是东晋名臣郗鉴，父亲是郗愔，郗超是郗愔的长子。自幼“卓荦不羁，有旷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胜拔，善谈论，义理精微”(《晋书》)。
郗愔信道教，而郗超则信佛。郗愔好聚敛，积钱数千万，曾开库任郗超所取。郗超生性好施予，一日之内，将钱全部散与亲故。
永和元年(345年)，郗超被辟为抚军掾。
兴宁元年(363年)五月，桓温升为大司马，郗超也被升为参军。桓温为人英气高迈，所以很有少能被他推崇的人，在与郗超交谈后，对其却非常钦佩，常说郗超深不可测，遂倾意礼待，郗超也和桓温结下深交。时王珣为桓温主簿，也为桓温所倚重，所以府中人常说：“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晋书•郗超传》)。髯指郗超，短指王珣。
最能体现郗超军事才能的是桓温伐燕之役(参见晋攻前燕之战)。在太和二年(367年)五月，前燕太宰慕容恪病死，桓温准备趁机伐燕。太和四年(369年)三月，桓温请与徐、兖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讨伐前燕。时郗愔所领徐州，其民多劲悍，为精兵所聚之地。桓温常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晋书•郗超传》)，很不愿意让郗愔居于京口。这时，郗超让郗愔写信给桓温，自称老病，不堪军旅，请桓温统率自己所领之兵，并乞闲职自养。桓温见信大喜，即刻转郗愔为会稽太守，自己并郗愔之兵，又自领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实力大增。（编辑者注：《晋书•郗超传》中的记载是：郗愔写信邀桓温一同出兵北伐，信被郗超截获，郗超将原信撕碎，模仿父亲笔迹另写一封告老信给桓温，于是桓温解了郗愔兵权。）
四月，桓温亲率步骑5万自姑孰(今安徽当涂)出发开始北伐。郗超认为：“道远，汴水又浅，恐漕运难通”(《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桓温不听。六月，桓温军至金乡(今山东嘉祥南)，适逢大旱，河床干涸，水运断绝。桓温派冠军将军毛虎生在钜野(今山东巨野北)开挖运河300里，引汶水和清水(古济水自钜野泽以下别名清水)会合。桓温率水军从清水进入黄河，船舰绵延几百里。郗超又建议：“清水入河，无通运理。若寇不战，运道又难，因资无所，实为深虑也。今盛夏，悉力径造邺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阵而走，退还幽朔矣。若能决战，呼吸可定。设欲城邺，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但恐此计轻决，公必务其持重耳。若此计不从，便当顿兵河济，控引粮运，令资储充备，足及来夏，虽如赊迟，终亦济克。若舍此二策而连军西进，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因此势，日月相引，僶俛秋冬，船道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阂，非惟无食而已”(《晋书•郗超传》)。桓温仍不纳，继续挥军伐燕。果然在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为燕将慕容垂所败，狼狈逃回。
桓温经此惨败，深为惭愧。太和六年(371年)正月，桓温攻克寿春，问郗超：“此足以雪枋头之耻乎？”郗超回答：“未厌有识之情也”(《晋书•郗超传》)。桓温负其才力，久怀异志。其北伐本意是欲先立功河朔，然后还受九锡，渐窃朝柄。既有枋头之败，威望顿减。所以才有此一问。晚上，郗超至桓温营中，对其说：“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责将归于公矣。若不能行废立大事、为伊霍之举者，不足镇压四海，震服宇内，岂可不深思哉”(《晋书•郗超传》)！桓温素有野心，遂纳其策，遂定废立之事。
由于海西公司马奕(366—371年在位)平素谨慎，没有过错，桓温与郗超商量，乃诬海西公有阳痿，是太监之身，并说海西公使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与美人田氏、孟氏私通，生下三子，将要冒充皇子建储为王，改变皇家血统，倾移皇基。
十一月，桓温率军从广陵返回姑孰，半路止军于白石(今安徽当涂西)，带兵入朝，威逼褚太后废海西公帝位，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改年号为咸安，司马昱是为简文帝。简文帝诏桓温依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赐钱五千万，绢二万匹，布十万匹。郗超被升为中书侍郎，执掌朝廷机要。
时郗超因为与桓温的关系，朝中大臣皆畏之。谢安曾与左卫将军王坦之一起谒见郗超，到晚上还未能入见，王坦之欲去，谢安说：“不能为性命忍俄顷邪”(《晋书•郗超传》)！由此可见郗超的权势之大。郗超一直是桓温的谋主，谢安和王坦之见桓温时，郗超卧在帐中窃听他们的谈话。恰巧这时来一阵风把帐幕吹开，谢安笑道：“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晋书•郗超传》)。
太元二年(377年)十二月(阳历为378年)，郗超去世，时年四十二岁。郗超是桓温的党羽，而其父郗愔则忠于晋室，郗超临死时，为了不让郗愔伤心，便取出一箱书，对门生说：“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伤愍为弊。我亡后，若大损眠食，可呈此箱。不尔，便烧之”(《晋书•郗超传》)。郗超死后，郗愔果然哀悼成疾，门生便将书交给郗愔，郗愔一看，里面写的都是郗超与桓温密谋的事，郗愔大怒说：“小子死恨晚矣”(《晋书•郗超传》)！从此不再哭泣。
聪明绝伦
郗超（公元336—377年），东晋高平金乡（今属山东）人，字景兴（或作敬兴），一字嘉宾。祖父郗鉴，父亲郗愔，皆为东晋大臣。郗超少年早熟，聪明过人，十几岁即被抚军大将军司马昱（简文帝）辟为椽。当时有谚语说：“扬州独步王文度（王坦之），后来出人郗嘉宾”（《世说新语》）。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灭成汉，进位征西大将军后，辟郗超为征西大将军椽。永和十二年，桓温任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郗超转为参军。太和六年（公元371年），桓温废海西公，改立简文帝，专制晋政，郗超入朝任中书侍郎。桓温死后去职。大元二年（公元377年）卒，终年四十二岁。
纵观郗超的一生，可以说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秘书岗位上度过的，而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聪明绝伦的人。郗超自十几岁入桓温幕府后，在长达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桓温的主要幕僚。“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的一代枭雄桓温气概清高卓越，很少有他所推重的人，和郗超谈论，他却常说郗超深不可测，于是尽心敬待和信任他。当时桓温幕府里人才济济，和郗超差不多同时在桓府任事的就有王坦之、谢玄、王珣以及大文学家袁宏、大画家顾恺之等人，但真正为桓温看重的，也就是郗超、王珣和谢玄等几个人。对参军郗超和主簿王珣，桓温似乎又特别倚重，每件事都要同他俩商量，桓府的人因此称他们是“长胡子参军，矮个子主簿，能令桓温高兴，能令桓温愤怒”。史称桓温“经略中夏，竟无宁岁，军中机务并委珣焉。文武数万人，悉识其面”（《晋书•王珣传》）。又说：“温怀不轨，欲立霸王之基，超为之谋”（《晋书•郗超传》）。桓温欣赏王珣的显然是他的精明强练，倚重郗超的则是他的智慧谋略。一个善于内务管理，一个长于权谋机变，郗超和王珣，无疑是桓温身边最得力的左臂右膀。
深自结纳
郗超入桓温幕府后，桓温对他“倾意礼待”，郗超亦“深自结纳”，两人很快结为同党。
公元369年春，郗超父亲、东晋的徐、兖二州刺史郗愔给大司马桓温去了一封公函，表示要与桓温共同辅佐王室，并请求率领自己的部队渡河北上，讨伐前燕，收复失地。郗愔写这封信，是因为不久前收到了朝廷的命令，要他与桓温一道进行北伐战争，而邀请他参加北伐的正是桓温本人。郗愔对东晋王朝忠心耿耿，接命令后心情特别激动，以为为国立功的机会到了，于是动情地写了这封信。遗憾的是郗愔并不清楚桓温邀请他北伐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桓温有雄才，志在收复中原，这是事实，但他同时更企图以军事上的胜利来提高个人的威望，从而达到代晋称帝的目的。郗愔对此却一无所知。可以想见，桓温如果读到这封信，肯定会加深对郗愔的疑忌，从而给郗家带来灾祸。幸好郗超先看到这封信，他气得当即把信撕得粉碎，然后提笔代父亲写过了一封信给桓温。信中说自己不是将帅之才，不能胜任军旅重任，而且年老多病，请求找一个悠闲的地方休养，并劝说桓温统领自己的部队。桓温见信，大喜过望，当即调任郗愔为冠军将军、会稽内史，自己则当仁不让地兼任徐、兖二州刺史。自此，东晋的荆、扬两个重镇，全由桓温一人兼任，他一人掌握了长江上下游的全部事权（《资治通鉴》卷一百二）。
郗超对桓温的想法之所以摸得那么清楚，是因为他经常听到桓温念叨“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这句话。从这句话里，他知道桓温对他父亲身居京口要地深为不满，很想将此二州攫为己有，只是没有适当的理由和借口，他才暂时没有动郗愔。京口一带，原来地广人稀，西晋灭亡，北方士民纷纷避难来到江南后，这里便逐渐成为东晋的重镇，号称北府。因当地军民强悍，勇于从军，桓温早就有把他们编练成一支新军的计划。桓温对京口重镇早就垂涎三尺，郗愔却如此不识时务，也难怪郗超要把他父亲的信撕得粉碎了。
郗超是桓温最主要的谋士和最得力的助手，同时也是桓温的死党，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实，然而郗愔却不知道。假如郗愔早知道儿子已与桓温结为死党，郗超擅自做主代他给桓温写信，从而把手中的权力奉送给桓温以保一家平安，郗愔会不会坚决反对呢？从他忠于王室这一点看，他肯定会这样做的。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但郗超和他的父亲郗愔，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郗愔忠于王室，郗超却同桓温结为死党；郗愔为人糊涂怯弱，郗超却精明强练；郗愔事奉天师道，郗超却信佛；郗愔喜好聚敛钱财，郗超却轻财重施，视钱财如粪土。
郗愔大肆搜刮钱财，有钱数千万，郗超心中很不以为然。有一天早晨，郗超去给父亲请安，郗家的礼法，在长辈面前，晚辈不能坐着，郗超就站着说了很久的话，并有意把话题引到了钱财上来。郗愔说：“你只不过想得到我的钱财罢了！”于是打开钱库一天，让郗超任意使用。郗愔如此大方，原以为郗超顶多只能用掉几百万而已，却没有想到他会在一天时间里把钱库里的钱全部分给亲戚朋友，到最后所剩无几了。郗愔听了，惊怪不已（《世说新语•俭啬第二十九》）。
太元二年（公元377年）十二月，郗超去世。当初，郗超与桓温结为同盟，因为父亲郗愔忠诚于王室，所以没让父亲知道。等到他病重以后，拿出一箱子书信交给门下的弟子，说：“家父年事已高，我死之后，如果他过度悲伤，影响到饮食睡眠，可把这个箱子呈交给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请把它烧掉。”郗超死后，郗愔果然因悲痛惋惜而患病，弟子把箱子呈送给他，里面全是郗超与桓温商议密谋的往返书信。郗愔勃然大怒，说：“这小子死得已经太晚了！”于是再也不为他悲痛流泪了（《晋书•郗超传》）。
权谋机变
在中原板荡之际，能提高威望、博取人心者，莫过于武力征伐以收复失地。平蜀之后，桓温又进行了三次北伐。永和十年，桓温自江陵出发，从水陆两路，攻伐由氐族苻氏建立的前秦。水军沿汉水北上，步兵直趋武关。他又命梁州刺史司马勋北出子午道，作为偏师。桓温在蓝田大败秦军，进至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关中百姓带着牛酒，前来犒师。父老感动地流泪说：“想不到今天又见到官军！”率正义之师，以破竹之势，如能一鼓作气，直捣长安，关中当唾手可得。桓温却驻军灞上，观望不进。原来桓温北伐的目的只是想立功名以镇服江东，并非真心伐罪吊民，收复旧土。桓温进军之初，本打算以秦地之麦为粮，但秦人早已芟麦清野，晋军无粮可食，只好退回荆州。
两年后，桓温乘冉魏叛将周成占据洛阳，被姚襄围困之机，进行第二次北伐。桓温到达伊水时，姚襄撤洛阳之围，拒水结阵。桓温披甲督战，大败姚襄。接着周成出降，桓温进入洛阳，谒晋诸帝陵寝，有毁坏者皆令人修复之，并置陵令看守。留颍川太守毛穆之等以三千人镇守洛阳，自率大军而还。
以上两次北伐，第一次虽说无功而返，但志在立威的目的还是达到了，而第二次北伐，则是取得了成功，所以自此以后，桓温既掌内外大权，其诸弟皆身居要职，桓氏势力一时甚盛。遗憾的是，接下来的第三次北伐，桓温却以惨败告终。
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四月，桓温率桓冲、袁真等步骑五万从姑孰出发北伐前燕。时正大旱，水道不通，郗超劝阻桓温说：“路途遥远，汴水又浅，恐怕运送粮食的水道难以畅通”。桓温没有听从。六月，大军进至金乡（今山东金乡），桓温命冠军将军毛虎生在巨野（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开凿三百里水路，引来汶水（今大汶水）会合于清水（古济水自巨野泽以下又称清水）。这条航道后来称作“桓公渎”。桓温率大军乘船自清水进入黄河，舳舻连绵数百里。这时，郗超又建议说：“从清水进入黄河，运输难以畅通。如果敌人不与我们交战，运输通道又断绝，我们将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不如让现有部队全部径直开向邺城，他们害怕您的威赫名声，一定会闻风溃逃。如果您觉得这样做太冒险，那就不如停兵于黄河、济水，控制水路运输，等到储备充足，到明年夏天再进军。这样做虽说拖延了时间，却是万全之策。”但桓温又未采纳，既不肯直趋邺城，决胜负于一役，又不肯顿兵河、济，以待来年。于是乃按原定计划进军。七月，桓温大军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这时，桓公渎因为干旱水位下降，已不能通运，桓温水军的退路及粮食供应都成了问题。此后，桓温几次与燕军交战都未取胜，乃命令烧掉船只，弃掉辎重从陆路退军。前燕部队从后追击，几次大败桓温，晋军死伤数万人，这次北伐于是以桓温的惨败而告终。起初，桓温令袁真攻打谯郡、梁国，开凿石门，以便修通水道，运送粮草。袁真攻克了谯郡、梁国，但无法打开石门。桓温深感丧师败绩的羞耻，于是以石门不开，粮运不济，归罪于袁真，上疏请求免除袁真官职，贬作庶人。袁真认为桓温诬陷自己，不服，上疏控告桓温，朝廷不理。袁真便据守寿春叛变，投降前燕。
桓温此次北伐惨败的原因，分析起来，应该说主客观方面都有。从桓温主观上来说，其北伐不是真正想收复中原，而是志在立威，欲以功名镇服江东，伺机取晋室而代之。因此，桓温在作战时务求持重，在大好形势下常常观望不进，贻误战机。另外，桓温确实很懂兵法，也善于用兵，但他还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家，用兵贵在多谋善断，相机而动，桓温于此却略逊一筹，因此在用兵时往往不善于捕捉战机，缺乏灵活性。郗超的权谋机变本来可以弥补他这方面的不足，可在关键时桓温却没有听从郗超的意见，出现这种结果，当然是非常遗憾的。
废立皇帝
太和五年二月，袁真死，前燕任命袁真的儿子袁瑾为扬州刺史。八月，桓温从广陵率二万兵马讨伐袁瑾，在寿春郊外击败袁瑾，进而将城池包围。第二年正月十七日，桓温攻下寿春，活捉了袁瑾，将他和他的家属一起押送到建康，在建康处斩（《资治通鉴》卷一百三）。
桓温北伐本来是想先立功河朔，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声望，回来后接受加九赐的礼遇。既有枋头之败，他的威望和声名都受到很大打击。攻克寿春后，他问郗超：“这一仗，能不能雪枋头之耻？”郗超说：“不能。”过后有一天，郗超在桓温府中留宿，半夜里郗超对桓温说：“您难道毫无忧虑吗？”桓温说：“你一定有话要对我讲。”郗超说：“你身负天下的重任，如今以六十岁高龄，却在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中失败，如果不建立非常的功勋，就不足以镇服人心！”桓温说：“那该怎么办呢？”郗超劝他废立皇帝。桓温历来怀有此心，对郗超的话深以为然，两人立即商议，决定行动步骤。他们考虑到皇帝司马奕一贯谨慎，没有什么过失可挑，只能从男女关系入手，便决定四下散布谣言，说：“皇上早就得了阳痿病，不能生育，他的几个儿子都是宫中美人和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人通奸生下的，将来他们被立为储君，封为王侯，必然改换皇家血统。”谣言在民间秘密传播，人们无法判别真假。太和六年（公元371年）十一月，桓温从广陵返回姑孰，中途带兵入朝，威逼褚太后废黜海西公司马奕，以丞相、录尚书事、会稽王司马昱继承皇位，是为简文帝。此后，司马昱虽为皇帝，实际上仅是一个傀儡，凡事拱手默认而已。
入幕之宾
为了掌握兵权，控制上游，桓温废掉司马奕后，任命郗超为中书侍郎，坐镇朝廷，自己则带兵返回白石，还镇姑孰。郗超此时虽然名义上成了皇帝的秘书，实际上是桓温有意安插在朝中的一个钉子，以便把持朝政。
桓温临走之前，桓温和郗超商议削除一些朝廷大臣，对朝中的异己力量大加废徙。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好习武事，为桓温所忌；殷浩之子殷涓、广州刺史庾蕴与桓温素有成见，又庾、殷二姓势力很强，亦为桓温所忌，很想把他们清除。桓温和郗超把废徙名单和相关文书的条款拟定之后，这天晚上两人就睡在一起。第二天早晨，桓温起来，叫宰相谢安、王坦之进来，把准备好的文书丢给他们看，郗超则躲在帷幕之内。谢安没有开口说什么，王坦之把文书还给桓温之后，也只是说了两个字：“多了。”桓温取过笔来，想从中减掉几个，躲在帷幕中的郗超便偷偷地跟桓温说起话来，显然是向桓温提出具体建议。谢安于是含笑地说：“郗先生真可以称得上是入幕之宾了。”（《世说新语•雅量第六》）谢安在这里所说的“入幕之宾”，可算是一句双关语。“幕”可以是指郗超藉以藏身的帘帐。中国古代习惯用帘帐之类的纺织品来分隔房屋内的空间，而这种起隔断作用的帘帐，统称为“幕”。严格来说，“在上曰幕，在旁曰帷”，一般则混称为“幕”。帷幕之内是居室私密之处，能进入帷幕中的宾客，自然与主人关系非同一般，因此习惯以“入幕之宾”指心腹、死党。另一方面，谢安这句话中的“幕”，也可以指郗超所任的“参军”官职，因为当时此一官职被称为“幕僚”、“幕职”。
自此以后，不仅桓温威振朝廷，而且因为桓温的缘故，朝廷里的人也都害怕和郗超打交道，一时朝廷大臣如谢安等，均畏其权势。有一次，谢安和王坦之一起到郗超那里去，太阳快落山了，还没有被召见，王坦之想离去，谢安说：“你难道不能为保全性命而忍耐一会儿吗？”（《世说新语•雅量第六》）
简文帝司马昱对郗超也是敬畏三分。他常常害怕自己被废黜，有一次，他对在宫中当班的郗超说；“命运长短，本来就并不计较，所以不该再出现前不久废黜皇帝那样的事情吧？”司马昱还是抚军大将军时，曾聘用郗超为椽属，原来既是司马昱的部下、现在又是他的秘书的郗超，从心里对司马昱还是同情的，于是说：“大司马桓温，正在对内稳定国家，对外开拓江山，我愿用百余家口保证，不会发生那种不正常的政变。”司马昱这才稍稍放下心来，于是对郗超吟咏庾阐的诗歌：“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晋书•简文帝纪》）。由于难以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在位不到两年，司马昱便忧愤而死。
胸怀与识见
前秦苻坚图谋东晋天下，已经吞并了梁、岐一带，又虎视眈眈地想攻占淮水以南地区。当时朝廷决定派谢玄北上讨伐苻坚，人们对这一决定意见很不一致。只有郗超说：“此事一定能成功。我过去曾和谢玄在桓府中共事，发现他用人能人尽其才，即使在极小的事情上，也能委任得当。从这些事来推断，估计一定能建立功勋。”谢玄大功告成后，当时人们都赞叹郗超有先见之明，更敬重他虽然与谢玄关系不好，却能不因个人爱憎而隐匿别人的才能（《世说新语•识鉴第七》）。
太和二年（公元367年）九月，东晋朝廷任命郗愔为都督徐兖青幽四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徐州刺史。郗愔的外甥、黄门侍郎王徽之到郗家祝贺，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反复诵说，多次不停。郗愔的次子郗融对哥哥郗超说：“老人家今天拜官，王徽之说的话太不恭敬了，实在难以容忍。”郗超说：“这是陈寿对诸葛亮所作的评语，人家把你家的人都比作诸葛武侯了，还有什么可说的！”据陈寿著《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这就是王徽之用来评论郗愔的两句话的出处。王徽之对他的舅舅郗愔有些瞧不起，他想表达的意思确实是随机应变的用兵策略不是郗愔的擅长。可惜他忘了自己所引用的两句话，竟是出自陈寿对诸葛亮的评语，结果被他的表兄弟郗超所利用，从而出现了“欲贬实褒”的喜剧效果。这也表明，郗超这个人确实聪明过人，不但博览群书，而且记忆惊人（《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本文史料主要引自《晋书》、《三国志》、《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
（2）王珣，字元琳，幼时小字法护，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王珣生于晋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卒于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孝武帝司马昌明，雅好典籍，王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均以才学文章受知于孝武帝，累官左仆射，加征虏将军，并领太子詹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迁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寻以病卒，终年五十二岁，谥献穆。董其昌评：“王珣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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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伏波标柱
伏波将军马援简介：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西羌先零部落，攻击临洮（今甘肃省岷县），陇西郡郡长马援反击，大破先零部落。先零部落与其他部落联合，到民间烧杀抢夺，马援又与扬威将军深入蛮荒，大破羌军。把归降的羌人，分别安顿到天水（今甘肃省甘谷县）、陇西、扶风（今西长安市）。马援认为金城郡（今甘肃省兰州市）破羌县（今青海省湟源县）以西，城池坚固，易守难攻，而且土壤肥沃，水利工程完整，不能拱手相让于羌人，光武帝刘秀听取了他的建议。马援在新收复的地区，设置官吏、修建城池，兴筑碉堡亭障、挖掘灌溉用的沟渠，鼓励人们耕田放牧，并招抚边界外的氐人、羌人。次年，西羌参狼部落联合其他部落攻打武都（今甘肃省成县），马援反击，大破羌军，降羌人一万余人。
马援做事的基本精神是：建立威望，待人有恩，严守承诺，对下属宽容厚道。任用官吏，分层负责，自己总揽大纲，虽然事务繁忙，但仍宾客满门。有一次，邻县有人报复私仇，聚众闹事，官员百姓大惊，传言羌人叛变，城外百姓纷纷入城。马援正和宾客们饮酒时，有官员进见，请求紧闭城门、出动军队，气氛顿时紧张。而马援却沉着冷静，笑着说羌人不会再来攻击，继续和宾客们饮酒，大家看马援这样也就都轻松下来。不久，有属下来报说秩序恢复正常。其实，实事是马援不动声色，暗中调查，抓住了幕后主凶。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有多名高官被指丈量农田舞弊，刘秀将他们逮捕下狱，全部处死。后来对虎贲中郎将马援说，他有些后悔了，马援刚正耿直，认为只要犯了罪都要受处罚，没有什么例外的。汉帝卢芳（刘文伯）投效东汉王朝，为方便百姓生活，马援建议恢复西汉王朝使用的五铢钱。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马援和骠骑将军段志讨伐变民首领李广，攻破皖城。交趾郡（今越南河内市）徵侧等变民集团，起兵连年，马援被任命为伏波将军，同副统帅扶乐侯刘龙率军南下，讨伐徵侧。军队见山开道，遇水架桥，沿着海岸行一千余里，抵达浪泊（今越南境内）大破变民集团，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九年，击斩变民女首领徵侧、徵贰两姐妹。随后，马援率大小船只两千多艘，战士两万多人，继续讨伐徵侧的余党，一直打到各地再也没有叛军。马援看到西于县有三万多户居民，离京师太远，便上书建议将西于县分为封溪和望海两个县，以利于治理。
马援深知二徵“叛乱”的原因，于是严明军纪，所过郡县秋毫无犯，而且都要停下来修治城郭，穿渠灌溉，方便当地百姓，并向他们传授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同时，马援根据汉朝的法律，对当地的越律进行了修正，向当地百姓申明。从此之后，当地便一直奉行马援修正过的法律，并立铜柱为作为南方疆域象征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年，马援率军从交趾返回京师（洛阳），平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人孟冀迎接慰劳他，马援说：“而今，乌桓、匈奴不断侵犯我北方边界，我打算请求出兵讨伐。大丈夫当战死边疆，用马革裹尸下葬，怎能躺在病床上，死在哭泣的女人和孩子们面前？”孟冀敬佩不已。这也就是“马革裹尸”成语的出处。
马援北击匈奴时，刘秀命文武百官送行，马援告诫黄门郎梁松、窦固说：“一个人富贵之后要常想着贫贱的日子，人在高处时要谨慎小心。”梁松和窦固是马援老友梁统和窦友的儿子。马援曾经患病，梁松前来问候，在病榻前拜见，马援没有答礼。梁松告辞后，马援的儿子问：“梁松是皇帝的女婿，达官显贵都巴结他，只有您对他不太礼敬。”马援说：“我是他老父梁统的老友，他虽然地位尊贵，怎能不论辈份呢？”马援的侄儿马俨、马敦行侠仗义，好抨击讽刺别人。马援曾写信告诫他们：我盼望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好像听到父母的名字，只能听，不能说（不小心说出父母的名字会被斥为不孝）。喜爱议论别人的长短，随意批评政治，是我最厌恶的事。龙述，敦厚谨慎，谦恭节俭，廉洁而有威严，我敬重他，希望你们效法他。杜保，一代豪杰，义贯天日。老父丧事时，前来吊唁的宾客，倾动远近数郡，我也敬重他，但不希望你们效法他。为什么呢？盖学习龙述不成功，，还不失为一个谨慎严正之士，‘刻鸿鹄失败，还像一个鸭子。'而学习杜保，如果不能有他那种气概，将堕落成为轻浮子弟，就是俗语所说的‘画虎不成反类犬'。有人上奏：杜保行为浮躁，妖言惑众。梁松跟杜保交结，煽风点火，势将绕乱败坏国家！刘秀将奏章和马援的信给梁松看，梁松吓得面无血色，直至叩头流血。刘秀下诏：杜保免职，擢升龙述为零陵郡郡长。从此，梁松恨马援入骨。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武陵郡（今湖南省常德市）蛮族部落叛变，率军讨伐未果，马援要求出征，刘秀怜惜他年纪已老，但马援据鞍四顾，说：“我还能穿盔甲，上马作战！”马援私下对朋友说：“皇恩厚重，我虽年纪已老，也甘愿战死沙场，但军中有许多权贵子弟，难以调遣，令我耿耿于怀啊！” 马援讨伐武陵蛮族，大军尽抵下隽（今湖南省沅陵县），有两条路可以深入蛮族心脏地区，一从壶头，路近但沿途凶险；一从充县，沿途比较安全，但补给路线太长。与副将耿舒相反，马援主张从壶头深入，紧扼敌人咽喉。刘秀同意马援策略，大军于是从壶头进入。蛮族坚守高山险要，水流湍急，天正酷热。突发瘟疫，军队元气大伤，士气低落，马援也染上了瘟疫，但他仍坚持观察敌情，尽忠职守。
耿舒秘密上奏参马援，说马援就像一个做小生意的西域商人，每到一处都要停止，所以受到挫折。刘秀派梁松担任监军，前往调查。就在这时，马援逝世了，梁松便开始报复，罗织罪名，陷害马援。马援南征交趾郡时，常吃一种叫做薏苡的东西，是被当地人认为能使人身体轻爽，阻止瘴气侵袭的预防瘟疫的特效药。马援班师时，也装载了一车。马援逝世后，竟有人举报说，当时车上装满了珍珠和犀牛角，刘秀大怒。马家上下个个恐慌，不敢把马援的尸体运回祖坟，只能在祖坟旁边用土掩埋，草草地葬了。平时围绕左右，或奔走门庭的老朋旧友，没有一个人敢来吊丧。马援的妻子和侄子马俨，自缚跪于宫门口请罪，刘秀把梁松的奏章交下，侄婶二人这才知道马援被指控的罪行。他们上书诉冤，前后六次，言辞恳切，但刘秀仍不予理睬。
前任云阳县（今陕西省淳化县）长扶风人朱勃，亲跪宫门，上书替马援申辩说：我曾经亲眼看到，故伏波将军马援，从西州崛起，恭慕圣主的仁义，经过万难险阻，拼死为朝廷经营陇西、冀县。谋略像潮水一样涌出，行动像车轮一样灵活。率军出征，一定建立战功，攻城夺池，一定收服敌人。讨伐西羌先零部落时，流箭穿过小腿，征讨交趾郡蛮族时，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和家人永别。这次南下，已攻陷了临乡（今湖南省武陵县），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但任务还没有完成就去世了。战争情势各有不同，有的用持久的方法取得胜利，有的以速战速决导致失败。深入敌人心脏，不见得一定就对，不深入敌人心脏，也不一定不对。马援为朝廷鞠躬尽瘁二十二年，北方出塞，讨伐乌桓；南方渡海，身履蛮荒。在军中与将士同甘共苦，感染瘟疫而死，一世英名，霎时灭绝。举国不知他犯了何罪，对其怨毒的抨击大起，尸体不能安葬于祖坟,马姓家族都惧怕被牵连。已死的人不能为自己申辩，活着的人不敢为他申辩，我深感痛心！圣明的君王，对奖赏十分厚重，对处罚特别克制。汉高祖曾交给陈平黄金四万斤，用以离间西楚。高祖根本不过问他的帐目，又怎么会疑心他从中取利呢？请求陛下公平得让官员们评论马援的功过，再决定应不应该恢复他的爵位，以符合天下的期望。刘秀的怒气才稍稍化解。冤情很快大白，但是刘秀毕竟是皇帝，不能自认有错。在刘秀的诏许下，马援可以正式下葬，但是已经夺去的功名不再恢复。
一代伏波将军，便只留下了这个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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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博望寻河
汉代的张骞出使完西域被汉武帝封为博望侯。张骞（公元前195年－公元前114年）字子文，中国 汉代旅行家，外交家，与卓越的探险家，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西汉成固人（今陜西城固县）。
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建元三年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在匈奴10年余，娶妻生子，但始终秉持汉节。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因劝武帝开西南夷道，但为昆明夷所阻，未能通。元朔六年，张骞随卫青征匈奴，有功，封博望侯。元狩二年（前121年），与李广出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击匈奴；张骞因迟误军期，当斩，用侯爵赎罪，得免为庶人。后张骞复劝武帝联合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武帝乃拜骞为中郎将，公元前119年率300人，牛羊金帛以万数，出使乌孙。张骞到乌孙，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旁国,此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西域各国也派使节回访长安.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并献马报谢。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还。翌年卒。他所遣副使后相继引西域诸国使者来汉；乌孙后来终于与汉通婚，共击破匈奴。汉能通西域，由张骞创立首功。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西域诸国当时无史籍记载，张骞所报道，备载于《史记》、《汉书》中，是研究中亚史所根据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张骞-个人评价
历史上王国之间的交往，大部分都不是出于什么友谊，而是势力的重组。张骞两次出使的外交成果，与他所带的礼品和原本的期待相比，相差甚远，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汉武帝对“天马”的渴望。
在偏于封闭自保的传统社会，张骞的出使，在民族交流史上开辟了新纪元，被誉为“凿空”的行动。西域诸国从此呈现在中原人的视野中，东西方的商人们纷纷沿着张骞探出的道路往来贸易，成就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张骞在危难中不失气节，更是让后人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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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李陵初诗
李陵降匈奴后初遇苏武，有诗篇互赠。亦有说是后人伪托之作。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悢悢不得辞。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
——《文选•杂诗•与苏武》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交相逾。风波一失路，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去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艺文类聚卷二十九•李陵赠苏武别诗》
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昔在常相近，邈若胡与秦。惟念当离别，思情日已新。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愿子留斟酌，慰我平生亲。
－－《艺文类聚卷二十九•苏武赠李陵别诗》
李陵：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
李陵(?—前74年)，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南)人，字少卿，西汉名将，李广之孙。 李陵之父是李广长子李当户，李当户早死，李陵为遗腹子。李陵成年后，被选拨为建章宫羽林军的长官，他擅长射箭，十分爱护手下的士兵。汉武帝因李家世代为将，便让他带领八百骑兵。李陵曾带兵深入匈奴腹地二千余里，侦察地形，但没有发现敌人。后又被任命为骑都尉，率丹阳郡的楚兵五千名，在酒泉、张掖一带教练射术，以防备匈奴。
天汉二年(前99年)秋，汉武帝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带骑兵三万攻打匈奴浚稽山之战，想派李陵为李广利军监护辎重。李陵坚决辞谢，表示愿率所部直捣单于主力。武帝应允。李陵率五千名弓箭手从居延北出发，不久匈奴且鞮侯单于以三万骑兵围困李陵军于两山之间。汉军以辎重车为营，布阵于营外，前列士兵持戟盾，后列士兵持弓箭。匈奴见汉军人少，便向汉军进攻，结果遭到汉军千弩急射，匈奴兵应弦而倒，被迫退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急调左右部八万余骑攻打李陵，李陵且战且退，士兵伤重者卧于车上，伤轻者推车，再轻者持兵器搏战。李陵说：“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汉书•李广苏建传》)原来刚出征时，一些关东盗贼的妻子因迁徙而随军，为士卒妻妇，藏于车中，后被李陵发现，全部处斩。第二日再战，斩首三千余级。
行十余日，抵一大泽中，泽中多芦苇，匈奴顺风放火，汉军亦纵火，预先烧周围的芦草以自救。退至某山，单于派兵攻击，李陵与匈奴兵步战于树林中，斩杀数千人。又发连弩射单于，单于逃走。单于见李陵部卒勇锐，久战不下，又渐近汉塞，便问部下：“此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诸将说：“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于是再战。
当时，两军一日战数十次，汉军又伤杀匈奴二千余人。匈奴见形势对已不利，便想退兵。这时汉军军侯管敢被校尉侮辱，气愤之下投降匈奴，说：“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为帜，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汉书•李广苏建传》)单于大喜，于是便派骑兵合攻汉军，并大声疾呼：“李陵、韩延年趣降！”(《汉书•李广苏建传》)汉军在谷中，匈奴在山上，四面对射，矢如雨下。汉军南撤，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而去。此时，汉军尚有三千余人，以短刀，车辐为武器，退至一峡谷内，被匈奴阻断后路。单于隐藏在汉军身后，在角落里向汉军投石，汉军多数战死，无法前行。
黄昏后，李陵穿便衣独步出营，良久而还，长叹说：“兵败，死矣！”军吏说：“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李陵说：“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汉书•李广苏建传》)于是斩尽旌旗，将珍宝埋于地中。李陵慨叹说：“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夜半李陵与成安侯韩延年率壮士十余人突围，被匈奴数千骑兵追击，韩延年战死。匈奴招降李陵，李陵曰：“无面目报陛下。”(《史记•李将军列传》)遂降匈奴。其部几乎全部战死，仅有四百余人回到了汉境。
这场战役李陵以步兵与匈奴骑兵抗衡，孤军苦战，充分发挥了远射兵器弓、弩的作用，杀伤匈奴骑兵万余，其战术运用和战役指挥是成功的。但是由于汉军未能对李陵部实施必要的接应和支援，实力相差悬殊，最终造成李陵几乎全军覆灭。
李陵战败后，武帝召见了李陵的妻母，后听说李陵投降，大怒而责，陈步乐自杀，群臣皆言李陵有罪。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司马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不久，武帝派李广利出征匈奴，要李陵相助，但李陵单于关系很好，结果李广立功少而归。武帝因此迁怒于司马迁，将其腐刑下狱。后武帝悔李陵无救，说：“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汉书•李广苏建传》)于是遣使者慰劳李陵军逃脱的人。
李陵在匈奴一年有余，武帝派因杅将军公孙敖率兵入匈奴，无功而还，说：“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汉书•李广苏建传》)武帝闻后，将李陵母弟妻子全部诛杀。陇西士大夫都以李氏为愧。李氏的名声由此败落了。
其后，汉遣使者出使匈奴，李陵对使者说：“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说：“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李陵说：“乃李绪，非我也。”(《汉书•李广苏建传》)李绪本为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后降匈奴。李陵痛其家因李绪而被诛，便叫人刺杀了李绪。匈奴大阏氏要杀陵，单于将其藏于北方，大阏氏死才回来。
匈奴单于得到李陵后，因李家世代为将的声望，以及与之交战时李陵英勇的表现，对他非常佩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陵，并加似重用，封为右校王。
汉昭帝即位后，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二人与李陵交情非常好，便派李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去匈奴招降陵。任立政见李陵即说大话：“汉已大赦，中国安乐，主上富于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汉书•李广苏建传》)想以此言打动李陵。但李陵说：“吾已胡服矣！”“归易耳，恐再辱，奈何！”最后他说：“丈夫不能再辱。”表示其决意留在匈奴。
李陵在匈奴二十余年，元平元年病死。
点评：李陵以其特殊的经历使其成为历史上颇有争论的人物。有人以李陵投降匈奴而不耻于他，也有人认为他敢以“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并非怕死。“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辛弃疾• 贺新郎)也许只有司马迁的那一番言论，才是历史对李陵的公正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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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田横感歌
《史记》卷九十四《田儋列传》
“（横）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田横。”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晋•崔豹《古今注》：“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灭。至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为挽歌。
田横简介
田横（？—前202年）秦末狄县（今山东高青县东南）人。
《史记》载：秦末陈涉举义，天下大乱，狄县的故田齐宗室中的田儋和田荣、田横兄弟反秦自立，儋为齐王。田儋被秦将章邯所杀，从弟田荣为王。
项羽伐齐，荣被杀，田横收复失地，立荣子田广为王，自为相。
楚汉战争中，汉王刘邦派使者郦食其赴齐连和，终于说服了田广与田横。于是田横解除了战备，设宴大事庆贺。
正当齐国懈备之际，汉将韩信争功好胜，趁郦食其在齐未归之机，引兵东进，攻入齐国。田横、田广非常愤怒，认为汉王刘邦背信弃义，便立即处死了郦食其。齐师大败，韩信袭破历下军，陷齐都城临淄。
田广逃亡中被杀，田横孤军奋战，自立为王。后与其徒属五百人入海，居岛中（即今田横岛）。
司马迁在《史记•田修烈传》中曾慨叹：“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圣，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
韩愈曾有《吊田横墓》一文说：“余既博观乎天下，歇有庶几乎夫子之所为……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跪陈词而荐酒，魂仿佛其来享”。
明代即墨县丞周番曾写下《吊五百义士》七律一首，云：
山函巨谷水茫茫，欲向洪涛觅首阳。
穷岛至今多义骨，汉廷未许有降王。
断碑卧地苔痕重，古庙无人祀典荒。
识得灵旗生气在，暮潮风卷早潮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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