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的看法高级模式
近几年,大学里的极端事件一再发生,并且在前不久超越了个人化的“坠亡”,演化成直接影响到校园道德,损害同学之间最基本信任关系的令人发指也令人痛心的投毒杀人。在中国,每遇到极端事件发生,也往往是反思之时。从类似事件频繁发生,我们不难发现,“应试的一代”正在以他们的极端行为倒逼大学实行改革。
“应试的一代”升入大学,不是近两年的事,他们与大学之间的矛盾之所以在近两年表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当然,也不能说大学没有采取任何应对的措施,比如扩大辅导员队伍,增强心理咨询中心的力量以及增设就业指导和服务机构等等。然而,现在看来,这些机构和人员的增多,让大学教育的基本态势发生了变化。概括地说,就是大学思想教育、职业培训和课程教学被切割成了两大块,一块好像是专门负责学生的思想教育,兼顾职业培训,另一块则只管知识传授。两部分人员之间,仿佛又因为角色上的差异,永远保持着距离。
过去说“教书育人”,现在“教书”与“育人”似乎可以分开,而且是在体制保证之下的自然分离。这就对大学教育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
问题在于,大学正在面对着从小学到中学都习惯应试的一代人。这一代人的优点是擅长考试,缺点是只擅长考试。他们是被圈养的一代,知识面窄,心理脆弱,取向单一,成功的标准似乎只有高分和文凭,大多数人奋斗的目标也只是有一个好的工作。由于他们长期受到“知识改变命运”的灌输,好不容易上了大学,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成就感,就先感受到了就业的压力,因而继续把知识当做工具看待。
其实,大多数教师都不甘愿只传授知识和提供技术或工具,但一方面是新的职业分工保证他们传授知识和提供技术或工具的正当性的同时,也限制了他们教育的本能和愿望。另一方面,长期习惯于把知识当工具的学生,对与考试、与就业不相关的所谓无用的知识,也不再感兴趣。他们的目的明确,目标现实,而且长期的应试训练,让他们习惯于唯教科书是瞻,以教科书上的观点为标准答案或真理,教师自己的观点有别于书本,往往让他们不习惯,一旦在内容和观点上超越教科书,则被视为违反教学规则的“教学事故”。
一旦学校发生极端事件后,社会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感叹人文教育的缺失,殊不知即使是人文方面的课程,它的精神性早已被剥离,为知识性或工具性所取代。这不仅涉及目前大学新的分工体制,而且与大学本身的取向有关。
众所周知,当下中国大学对GDP的追求是不遗余力的。这种典型的公司化管理模式,虽然经过有识之士一再提醒,在一些名校里已经发生些许改变,但大多数学校仍热情不减,大有将此进行到底之势。关键是,类似的追求也形成了一套公司化的管理取向,它们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教育和教学水平提高的。
公司化管理是讲数字、讲规模、讲项目等硬性指标的,而教育的追求却主要是软性的,她强调的是从长计议,是润物细无声式的熏陶,教学也一样。课堂教学,除了在课程数量统计和课时数上可以量化以外,像教学艺术、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也都是软性的。它们既无法完全用硬性指标去衡量,又不能很快地提供可以被鉴定的指标值。因此,目前以诸如课题、评奖等硬性方式从事教育和管理教学,其效果如何,也可想而知。
“应试的一代”的复杂性在于,他们虽然习惯于应试化,却又对自身的应试化不满意,他们虽然不满意,又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这个宿命。也就是说,他们内心里也有渴望提点和启发,或干脆说,渴望受教育的一面。然而,充当教育角色的大学却在日益地实用化,且在以技术化或工具化的教学迎合着他们的应试化,并且让教育形成一个完整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应试化或工具化的生产链,将所有人都嵌在这个链条中。这就牵涉到大学的基本价值观以及对学生价值观的塑造了。
当下中国的大学管理者最喜欢以美国大学“社会服务器”的功能相标榜了。让我们看看耶鲁大学前校长小贝诺·施米德特是怎么说的,施米德特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最早的倡导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这里的“求职”与“生活”当然是有联系的,但它们的根本不同就在于,“求职”只需要有技术和证书,而“生活”不仅需要技术和证书,他在社会上、在生活中,还要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这也是大学起码应该提供给学生的价值观。
不能说大学没有改革,这种改革也在持续进行,但现在看来,多数的改革和调整措施都缺乏明确的理念和价值观,因而总是无法平衡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关系,长此以往,不只是无法承担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可能连“应试的一代”也会不答应了。
127、《带中国高考班的英国人》庄山
牛,班主任
Neil没有中文名,由于谐音,不少同学就干脆喊他“牛”或“牛哥”。这一次,Neil真的牛了。
在刚结束的高考中,全班45名同学全部都超过了一本重点线,全省文科总分前100名中,他们班闯进去6个,一名同学总成绩排佛山市第二名,全班英语单科成绩超过140分的12人,高考英语口语考试中15名同学拿到了满分。这是Neil到佛山石门中学10年来带的第一届奥赛班,带奥赛班是他很多年前就在心里为自己设定的奋斗目标,而这一次的成绩即便在学校80年的历史中也算得上耀眼。
Neil身高接近1.8米,一头蓬松的长发,穿一件宽松的暗红色的格子短袖,下身是肥大的卷了两折裤腿的牛仔裤,胖胖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他说高三这一年由于缺少运动,他体重足足涨了30斤。其实,即便没有这30斤体重,他的形象也曾经让郑嘉欣备感意外。2010年,Neil刚接这届班主任,开学前,他给每一个学生家里打电话,嘱咐他们开学要注意的事项,他满口流利的中文和温柔的语调给郑嘉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的脑子里,已经为这位早有耳闻的老师勾勒了一副标准的英国绅士的肖像,而开学一见面,郑嘉欣与其他几个抱着同样想法的同学都大睁着两眼,半天才缓过神来。
Neil浑身都散发着自由的气息,随和而快乐,这是同学们对这位外籍老师的第一印象。接下来的三年,所有同学都真真切切的见识了这个“牛”老师,他给大家统一的印象是似乎24小时都和同学长在一起,什么时候找他都会在,即便在他们上课的时候,那个胖大的身体也总会在窗口飘过,像保姆一样盯护着他们。很难得的是,每个人说起班主任这“超乎一般的勤奋”都是满含笑意,他们印象最深的是这位最难忘的老师那孩子气的“另类”。
高考一周前的一天,大课间,Neil拿着把吉他坐在楼梯那里唱起来,对于他来说,这倒不是一个反常的举动,他经常会在课间到自己的班级门口弹着吉他唱歌。这次,两层楼的学生都过来围观,更好玩的是有班里的同学还在他旁边放了一把打开的雨伞和一个杯子装钱,喜欢凑热闹的同学就往里扔零钱,戚展宁回忆说,最终,他们收了7元钱。而Neil自己也觉得挺好玩的。他依然唱着他的英文歌,学生们都知道,他是甲壳虫乐队的铁杆“粉丝”。
其实,Neil的这些举动并不是完全的随性而为,这是他所采取的一种调节同学情绪的手段。他说:“看到班里太压抑了,你要直接去说的话,效果就不会很好。”Neil这种“心灵鸡汤”的小手段同学们随便就能想起很多,郑嘉欣说Neil做的皮蛋瘦肉粥味道纯正,高考前两天最后一餐是用洋葱、番茄、鸡肉炖的西式浓汤,同学也都很喜欢。一向自己家都不开火的Neil为了给学生们煮东西,专门购买了一口大锅,很多老师也都品尝过他的手艺。班长郑嘉慧回忆说:“平时考试的时候,他会买很多咖啡、巧克力,他还自己做菜、炖汤、煲粥给我们,有时候还会买许多水果,这些‘心灵鸡汤’让大家都很感动。”
在班主任总结中,Neil强调,尽量不去批评学生,如果要批评,是因为自己平时对学生观察不够细致。他固执地认为,学生不会无缘无故违反纪律,一定是有了困难而老师没有了解到,他甚至时时为此而感到愧疚。他还记得,在第一年当班主任的时候,有个学生厌学,但学生的有些说法他难以否认,他没有说服他的足够的经验。“我现在要是带的话,会好得多,这有点遗憾。”
与Neil的几次长聊,明显可以感觉到他对教书育人所怀有的神圣感,似乎,他在通过教育,完成一项帮助他人的使命。
“我以前也觉得,成绩低的学生是不是素质也会低一些,但实际证明不是这样的。2009年我们去黄岐中学,我随便问一个学生卫生间在哪,这个学生就说:老师,我可以帮你拿着电脑。他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从素质来说,我觉得他们的素质也很高。我当时就想,我要到这里教一年书,看我能不能帮他们一点。”2009年带完第一届毕业班,Neil便主动要求到黄岐中学交流一年。
黄岐中学给他安排了一个高三班级,虽然是所普通中学,但他并没有感觉学生理解能力差,他觉得他们的理解能力还是很强的,但他们的基础知识也实在太弱了,于是他从最基础的东西开始教,一直到了高三第二个学期,才回复到正常的课程教学。他发现的更重要的问题是,班里的信心不是很高,他给了这些学生最大的信任,给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鼓励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刚带高三时候一个模拟考,他那个班的成绩是78分,而龙门中学的平均成绩是128分,等到高考,他所带班级的平均成绩提高到了106分,而龙门中学的平均分还是128分。学校给那个班的期望指标是13个上本科,但一年下来,上本科线的达到了27个,Neil觉得,自己对他们还是有贡献的。
Neil认为每个月400元的班主任费,肯定是没有吸引力的,他觉得,“你要做班主任的话,就因为你自己想做,做班主任的都不是很在乎这个”。
他照着镜子说,自己三年下来好像老了许多,但他依然觉得:做班主任很累,很开心。
缘分
2000年,Neil考入牛津大学,主修的是英文和历史,而他理想的职业是做律师、翻译。2003年面临毕业的时候,按照他们的习惯,在工作之前,应该有一年的游历经历。他本来是想去非洲,因为非洲有很多讲法语的国家,而他在高中的时候法语比较好,他想给自己进一步锻炼的机会,然而那一届恰恰就没有非洲国家的选择。当时,一张到中国的海报吸引了他,于是,2003年3月左右,毫无中文基础的Neil就确定了他的中国之行,他笑着说:“这就是缘分啊。”
6月份刚毕业,Neil就开始准备他的中国之行,8月下旬,几经路途的辗转,他站在了佛山龙门中学的大门口。“太热了,有点脏。”是这里留给他的第一感觉,但大家的热情好客迅速冲散了他所有的不安。
龙门中学副校长李根新记得当时的阿牛满头金发,身材也很健美,是个标准的帅小伙。与他一同来的还有两个外教,学校为他们每个人向香港的中介支付了4000元的中介费。
Neil与同伴分别担任的是各班的口语课,每个班级每周一节,虽然他们都没有中文基础,但学校也正想通过这种逼迫式的全英语环境强化学生的口语交流能力。同样是2003年进校的周伟松现在已经是校办公室副主任,他记得当时经常看到Neil带着学生在户外上课,草地上、广场上,他们总是席地而坐,做游戏、表演节目,大家都是嘻嘻哈哈的,他印象中的Neil老师:“很帅,很有活力,聪明,学习能力很强。”
节假日的时候,Neil就跟几个同伴一起去香港,吃饭、买衣服,平常,他们也总会出去下馆子、喝点啤酒,每个月3000元的工资每每不到发薪的日子就花完了。很快,一年的合同就要到期了,两个同伴都准备回到英国去,而Neil决定暂时留下来。
Neil发现这些中国学生都很喜欢他,在他的帮助下,他们的英语进步很快,这种感觉让他很快乐,同时,他也喜欢上了这些异国的学生。
而最终留在中国教书的决定是在2005年,当时,他觉得仅仅做每个星期每个班一节课的口语老师太没意义了,他提出要做英语的科任老师。那时候刚提出申请的Neil还是满心忐忑,他还不知道两年的表现,他的勤奋、好学和超强的学习能力已经得到了全校的普遍认可。他想的是,如果不成,他就要回英国去做律师。“当时我就知道我会长期留在这里,因为学校同意我做科任老师,成为奥赛班的班主任也是我当时就定下的一个目标。”
Neil是家里的独子,虽然父母从小就很注重培养他的独立意识,对他的各种决定没有做出过干涉,但这次决定还是让父母有疑问,他们建议他回英国去做律师。这些年,每年的寒暑假,Neil都会回到父母家里,他说:“我会让他们感觉到,我虽然在中国,但每年可以陪他们的时间可能比我在英国还要多。”2012年国庆节,Neil与2007年就已经确定恋爱关系的英语老师游伟仪举行了婚礼,他的父母也从英国赶来,他邀请了他班里所有的学生参加婚宴,几个学生主动去跟他的父母说:“感谢你们让Neil来到这里。”
早上6点到晚上22点,Neil总是跟他的学生们在一起,设计练习、批改作业、跟学生谈心,夜里,他才会开始备课。他跟妻子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每天也都是在学校食堂吃饭。“做饭的话我们基本上没有时间,做饭可能还好点,但还要买菜呀、洗碗呀,那浪费时间就比较多。”游伟仪说她也曾经跟Neil吵过,但也基本没什么用,“他就是这样的人”。同样做过班主任的她最终还是选择了理解。
对于怎么调整自己的情绪和生活的问题,Neil说:“这很难吗,这是做老师的一个挑战嘛。”据他介绍,他身边的同事,同样也是高三班主任,老婆不在这儿,一个星期才能见一次,周末假如要值班的话,那一次也就没有了。他觉得他们更惨,有的还有小孩,“他们真的很难”。
Neil获得过校级和区级的先进青年教师,2012年还获得佛山荣誉市民的称号,现在还即将被破格作为南海区高层次人才。但这些名誉似乎并没有被他放在心上,同样没有被他放在心上的还有职称、工资等等,他说他后来就已经不再去香港购物。“他确实没有把这些名利的东西放在心上,但学校几年前就已经给他套上了高级待遇。”李根新介绍说。
Neil在学校边买了个二手房,贷款贷了30年,每个月月供4000元左右。现在做高三的班主任,他全年算下来大概能拿到15万元左右的收入。
差异与交融
在Neil去黄岐中学任教的那一年,虽然带着学生们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一些思考还是让他觉得难以释怀。
“在英国,你即便混到十三四岁,也不会有人把你分成上中下的层次,分到某个地方。但在中国不是这样,你十二三岁年轻的时候认没认识到学习的重要,这决定了你后续会进入什么样的学校,有的人尽管很聪明,但十三四岁的时候没有意识,结果就是你掉队了,你很难再赶上。”
据Neil介绍,英国的小学是七年制,从4岁到11岁。中学也不分初中和高中,课程安排有的科目是必修,有的是选修,并且根据程度不同又会分成很多个班,他有时候在一班,有时候就在二班。上五年后有一个GCIC的考试,然后开始根据自己的兴趣方向选课,当时Neil选择了英语、历史和法语的课程而放弃了他并不喜欢的数学。他特别强调,在英国,每个学校都有一个职业部,有专门的老师在那里辅导,学生十三四岁开始选择科目前,就要去职业室,给自己选择感兴趣、合适的职业方向。“16岁之后我们就都是根据兴趣选课了,或许挣扎一下也有他的好处,但我还是质疑16岁之后是不是还有这个必要了。”接下来,他们会上两年相对专业的课程,之后参加A-LEVEL大学升学考试,他在这次考试中获得了三个A,从而被牛津大学录取,在他们学校250多名考生中,只有十几个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受自己成长经历的影响,进入中国教育体制的Neil明显有很多不理解。他分不清班委会和团支部到底各自要负责什么;他不理解有些明显说不过去的制度为什么还必须要学生去做;他认为相比于高分,人格培养应该更重要;他认为文科生学数学的必要性并不大……这些都困扰着Neil,但他并没有选择对抗,他清楚自己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和不能改变什么。
他告诉他的学生,只要有追求肯定会苦,在英国也是一样,他也曾经做作业从晚上22点一直做到凌晨3点多,虽然这主要是因为他刚上学时的懈怠,但每天3个小时的作业是都有的。
他利用两个星期的班会课,让学生去电脑室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回来之后大家发言讨论,中国的教育更重视高分,但他觉得选择一个好的适合自己的职业也许更重要。
戚展宁回忆说:“他虽然来自西方,但依然还是强调规则的。”高二的时候,在戚展宁他们看来,一些规则是相当无聊的,比如说,学校不给宿舍装热水,高三的时候不让叫外卖,他们觉得,第一跟学习无关,第二不是太大的原则问题,第三他们相信自己有足够能力去判断。但是由于违反纪律,戚展宁被叫出去“骂了一顿”。“他平时比较友好,总是笑,所以一旦严肃起来,大家就有点怕。”
Neil一方面维护着规则,但有时候,他还会帮助学生去叫外卖。他虽然对高考制度有自己的思考,但他还是会带着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高考的战役中,他甚至会为他这文科班的同学们学习数学主动让出自己的时间。
“这就是他最可爱的地方。”很多同学都这样说。
传递
游伟仪正在帮丈夫给学生的一摞资料盖章,她说Neil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纯粹,甚至近乎单纯。“他从外国人的视角,也改变了我对中国问题的一些看法。”
“不管怎样,我觉得教师不能只在乎分数,更要关注学生对人生的思考。”Neil反复强调着他的这一观点,他说自己并不擅长在班会上大段地宣讲,他会通过与每个学生谈心去帮助学生纠正一些错误的态度,更多的时候,他会借助课堂上随机的阅读材料去引发学生对人生的思考。在学生们口中,他从不给他们施加压力,譬如有人睡着了,他会说,哦,那是太累了。学生们觉得,他能理解他们,尊重并能懂得他们的情绪。同时,他们也在这些行为中,学会了自尊、理解和宽容。
本刊采访的所有同学几乎异口同声地强调一个观点:“他的身体力行是对我们最好的教育。”
“他带给我们的是非常敬业非常认真的作风,将来无论怎么样,包括到大学学习也好,工作也好,我们都会像他那样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
“他追求自己梦想还是让我们很敬佩的,大老远,牛津大学过来当一个这样的中学老师,就觉得他挺敢的,我们都觉得他很委屈了自己,但他是高尚的。”
“高考完了,我们也在思考自己的人生规划,什么叫成功,中国几千年来判断成功的标准就是两个字:名和利。你说他这样的学历,想干什么干不了,那对他来说,成功到底是什么,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从中获得快乐。”
“他更注重言传身教,就是潜移默化的对我们的教育。他整个是一个很踏实的理想主义者,我们一般对理想主义定义都觉得很空,空想、空口号,而他践行到了一点一滴,他就想为教育事业做点什么,为社会做点什么,他没有去喊口号,他讲,‘我现在教你们一个人,你再去教另一个人’。这样传递下去,他的理想就会更加光大。”
Neil满头金发已经带有了几分褐色,但他觉得自己的教育技能已经提高了好多,他会一直坚持这么教下去。
几年来,几乎所有新竹科技园的企业我都去过了。和企业的人有所接触后,我才知道我过去有“知识偏执”的状况,但我并没有真正认识30岁左右的职场人员。
新竹有一家上市公司,其员工的平均年龄是31.8岁,他们都是最优秀大学毕业的精英。
开始工作的前10年,是人生很重要的阶段,但他们通常是晚上11点以后才下班。要恋爱,可能没有时间恋爱;要买房子,就用世俗的固定模式买房子;要结婚,就用很草率的方式结婚。我知道甚至很多工程师通过一些机构去娶乌克兰新娘,他们可能连恋爱的时间和耐心都没有。
真正的美,作假不得
我原来希望艺术能恢复人的品位和感觉,但他们接触了这些东西却没有感觉。比如有些企业会定期举办音乐会,但他们却没有办法进入那个世界。所以,我现在想向大家说的是“人的原点”,当我们失去了人的原点,谈所有的美都是假的。
我有个朋友,住在信义路上价值亿元的豪宅里,找了日本最有名的设计师来装潢,但有一次我去他家,发现他尽管住了两年,可厨房里所有进口厨具的胶膜竟都没撕掉。
他的房子只是一个展厅。可家的本来意义不是展厅啊,家是让你可以放松自在、活得像人的地方,家会因为住的人有自己的渴望、自己的感觉,而有自己的风格。如果主人对这个家没有意见、对自己的生活没有看法,只想告诉别人他买的是意大利进口的最贵的床,那只是作假给别人看。
你可以在家里放很多明式家具,很美;你喜欢家里很空,也很美,但难的是你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如果你不知道,找再有名的建筑师设计都是假的,你怎么样回来做自己,才是最难的功课。
我自己是住在淡水河边,当时会在那里买房子,是因为觉得淡水河边好漂亮,但是我房子的建筑商却不知道善用那里的美景,窗户建得很小,我在房间里就觉得好难过。
我找了一个学建筑的学生,他帮我开了12扇窗,而且全部是往外推的推窗,比拉窗更有靠近河边的感觉,还架出一个小阳台,我可以坐在小栏杆后看河,和淡水河只有两米的距离。
我也不喜欢隔间,所以设计师帮我用高度界定出三个不同的区域。我家最高的地方是客厅,朋友来的时候坐在最高的地方喝茶;次高的地方是书房,我在那边看书;最低的地方是我的餐厅。我觉得这是我的房子、我的家,我是主人,我知道我要什么。
在穿着上,我喜欢纯棉、纯麻,因为我觉得它们很温暖,材料本身有触觉上的记忆,在排汗、吸汗的过程中也非常舒服。加上我喜欢爬山,喜欢躺在草地上,喜欢在海滩卷起裤脚踩水,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所以我就有我的服饰特征,名牌就不适合我,因为我喜欢自在。
找回人与人之间的感觉
我现在不问工程师有没有去听音乐、看展览,反而是问他们:“你们在这里工作五年了,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公司门口的那一排树是什么树?”很少有人能够回答出来。
事实上,他们公司门口那排小叶榄仁的叶子漂亮得不得了,绿色会在阳光里发亮。后来我再去,就有一个员工和我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我现在下班后会先看看小叶榄仁再回家,所以比较不会和太太吵架了。”
他也问我,他五岁的女儿将来该学钢琴还是小提琴,但我建议11点下班的他多抱抱女儿,这比较重要。因为所有的艺术讲的都是人的故事,一个孩子如果不记得父亲的体温,她将来看画、听音乐都很难被感动。如果没有人的记忆,所有艺术对她而言都只是卖弄而已。
我们从年轻时开始,就因为工作忙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感觉,但工作忙碌之余,你还是一个人,你必须每分每秒提醒自己回来做“人的部分”。你看到了美,才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值得好好活下去的。如果你看到的只是品牌,只是假的美,你不见得会快乐,那反而可能会是你得忧郁症的原因。找回美的感觉其实很简单,去触摸一片叶子,去闻一下在很热的夏天午后下完暴雨的气味,那是我们都有的记忆,会引发我们的感触和感动。
现在,美常常成为新的知识、新的压力,一个博士可能毫无美感,但一个没学历的农夫却可以很美,他看得到月光的美,看得到稻浪翻飞的美。美是最大的财富,它不会因为你的学历而不同,而是因为你“人的部分”的完整程度而不同。
周末回来做自己
现在台湾人过周末,好像非要全家去一个餐厅吃饭,或到哪里去看薰衣草、喝咖啡,全部按套路来,然后全部的人塞车塞到一肚子气。我们对休闲的定义是蛮僵化的,好像一定要别人服务我们才算是休闲。
我自己过假日的时候喜欢做四菜一汤,因为我觉得做菜好快乐。我也很喜欢在周末洗我自己最喜欢的纯棉、纯麻的衬衫,绝不丢给洗衣机,因为我觉得触感好极了。看到它们晒在阳光下,在风里飘,白得漂亮,我就很快乐,因为我回来做了自己。在七八月,民生东路六段有全台北最漂亮的大花紫薇,即使有车可开,那时候我也绝对要走路,这些是让我最快乐的事,这才是“人”。
如果我们吃得不像人,穿得不像人,生活都失去了人的意义,那谈艺术太遥远。我谈我的生活,并不希望别人学我。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不要人云亦云,生活中的美不是按照人的安排来的。每个人应该用自己的生命,去创造出自己的生活美来。
(摘自《读者》2013 第21期)
143、《“集体宿舍”的“卫生间规则”》 Hanno Beck 邓笛 译
我们四个大二的学生决定不再住学校的集体宿舍,因为我们是成年人了,需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我们商量后合租了一套房子,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有一间自己的卧室。当然,我们得公用一个卫生间。一个卫生间四个人用,也不算什么吧?
我来先说一说爱德华。没有人愿意在他用过卫生间后接着使用卫生间,因为总有一些东西刚好被他用完——不是卫生纸被用光了,就是香皂备用完了——他似乎永远是这些东西的最后使用者。这就使卫生间的价值对我们三个来说大打折扣,然而我们得不到任何补偿,爱德华是一个多占者。这不公平。
查理又如何呢?他也有一个问题,与剃须有关。这么说吧,只要一看到查理走进卫生间,我们就会沮丧起来,因为他一用完卫生间,镜子上、池子里、地板上到处是剃须膏,不堪入目,脏极了。后面用的人不得不为他打扫,却得不到任何补偿。查理士一个制造污染的人,这不公平。
安德鲁是一个不错的家伙,他既节俭又爱清洁,但是他也有一个令人头痛的毛病——他一旦进了卫生间,就好像出不来了。我们三个在卫生间门外,敲着门、说好话、催促他、央求他,然而一点用也没有。他长时间霸占着卫生间,不让我们使用,而我们却得不到任何补偿。安德鲁是一个垄断者。这不公平。
第四个人呢?那就是我。我没有任何坏习惯,也从不污染卫生间——你不得不相信我的话,因为你无法与爱德华、查理或者安德鲁对证。
总之,那一年,我们四个人搞的很不快活。我们陷入了“卫生间纠纷”之中,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现在,让我来说一说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我们必须公用一个卫生间,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地球。地球的自然资源为全人类所有,就像卫生间是我们四个人共有的人一样。可是,看看我们的地球发生了什么:有些人犹如爱德华,过多的占有了石油、淡水、矿产等资源,而不给别人任何补偿;有些人犹如查理,污染了土地,水和空气,让世界陷于不安全之中,使得别人不得投入人力和物力净化环境,而这些投入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有些人犹如安德鲁,垄断哦了土地资源,使得城市建设用地稀缺,农村土地大量流转。
那些多占资源、污染环境、垄断资源的热播,实际上是让别人为他们买单,这对别人是不公平的。如果你经历过类似的“卫生间纠纷”,你就会认识到卫生间规则有多么重要,或者说,地球资源的使用规则有多么重要。
(摘自《读者》2010 第10期)
生儿育女进入高成本时代
居住在北京朝阳区的小黄是刚刚当上妈妈的80后。谈起自己养孩子这两个多月的经历,小黄说,“现在养孩子确实特别贵,不过也要看你怎么养。”奶粉一个月就要花掉1000多块钱。因为小黄的孩子早产,为了提高抵抗力和体质,要给孩子喝牛初乳,一罐就要500块钱左右。等孩子再大些,还要加什么水果泥、蔬菜泥,一瓶就几十块。婴儿用的“尿不湿”一个月也要花掉2000多块钱……
同样在美国,最近的调查显示,养育一名2008年出生的孩子直到18岁,一个中等收入的美国家庭需要的费用是29万美元,低收入家庭则要21万美元,高收入家庭要48万美元。
进入受教育阶段,很多国家的父母都感到压力不小。在英格兰的肯特郡,记者认识在这里居住的两户华人移民,其中一户邓先生是从加拿大移民来英国的,之所以移民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在当地就读名声较好的私立男校。另外一户陈先生虽然不至于远赴重洋,但也是从伦敦市区搬到这里,夫妻俩辛苦搬家就是为了让女儿能够就读教育环境更好的女校。邓陈两人都对记者说,其实他们之所以下定决心为孩子而辛苦奔波,放弃原有稳定的工作,是因为身边老外朋友的推荐。他们说,他们周围的英国邻居也都是从各地搬家到这里的,换句话说都是“孩奴”。
“孩奴”问题引发各种社会现象
西方一直推崇“18岁自立”的传统,按理说不应该有“孩奴”,但事实上这个传统已经逐渐在西方一些国家的家庭中淡漠。以英国为例,英国爱把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称做“撒切尔的孩子”或是“自我优先”的一代。之所以孩子会备受宠爱,其实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英国家庭目前只有一个孩子。英国虽然是一个福利制度较完善的国家,但养育子女的费用还是不小。生儿育女有国家的补贴,但就读幼儿园或是学前班却不得不每月自掏腰包至少400英镑。加上孩子的其他生活开销,让很多父母不敢再生第二胎。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1972年,18%的英国孩子是独生子女,现在已经增加到26%。。英国有307万个独生子女家庭,比两个孩子的家庭多12万,比传统的四口之家多出50多万。英国的智囊机构Civitas早前发布研究报告认为,现在的英国夫妻就是想生一个孩子,而经济压力确实是一个强制因素。
英国的“孩奴”已经被认为正在摧残年轻一代。英国的儿童慈善机构“儿童视野”早前发表的报告措辞严厉地批评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培养出一代“溺爱坏了的小家伙”。英国的兰卡斯特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库珀尔教授认为,溺爱的孩子根本不可能为将来踏入社会做好准备。在“英国大学毕业生聘用协会”最近对多家著名企业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很多雇主都表示,刚刚迈出校门的年轻人缺乏人际交往能力,程度之严重让他们“感到绝望”。调查还发现,现在年轻人特别瞧不起所谓的“下贱”工作,他们根本就不理解、更不能接受干一些与自己的学历、经历和期待值“不般配”的活。有些人连最基本的职业技能———有礼貌地接听电话、尊敬办公室的同事都做不到。
在美国,推迟生育成为潮流。在这两年的经济危机阴影下,许多美国家庭表示不敢多生孩子。据《纽约时报》报道,在拉斯韦加斯一家诊所,新怀孕的人数有所下降,而要求实施节育的人数则有所增长,许多客户告诉医生现在不是组建一个家庭的恰当时机,他们无法负担养孩子的费用。佛罗里达州的林娜是3个孩子的母亲,她非常喜欢小孩。但现在,由于担心经济衰退加深,她的家庭暂时不再打算生第4个孩子。西雅图的两名高科技技术人员米歇尔和保罗夫妇还没有从迎来第一个孩子的喜悦中缓过来,就双双失去了工作。保罗说,“现在我们睡不着觉,担心怎么抚养这个宝宝。”亲朋好友们也由于自身的经济压力,没能像预期的那样送给他们很多婴儿礼物。
观念是主要问题
在“孩奴”问题上,西方显然没有中国这么严重。对此,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认为,产生“孩奴”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观念的问题。中国文化一直都是以家庭为中心。以前是向上的,以“孝”字为中心;现在是向下的,以“养”字为中心。虽然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仍然没有改变。把孩子看成中心,认为孩子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就是家庭为中心观念变本加厉的发展。其次,在中国,物质上的照顾被看成是爱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缺乏对人的尊重,缺乏对孩子人格、价值的培养和尊重。父母们认为,一定要尽量满足孩子的各种物质需求,而且还要给他最好的,这就是爱孩子。一方面,中国的父母表现出对孩子超量的爱;另一方面,其实这些父母并不真正知道如何向孩子表达爱,给予爱。第三,很多负担其实也是父母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
在欧洲,不少国家的情况很能印证周宁教授的观点。荷兰的孩子被评为是欧洲最幸福的,因为在荷兰,“让他们自由发展”是培养孩子的黄金法则。荷兰孩子年满12周岁后,就会被要求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荷兰一项权利法案规定,让孩子清扫自己的房间算是“合法”的劳动。而在瑞士和挪威,当地的父母更多地还是选择在孩子初中毕业后就逐步放开照顾的双手,让他们接触社会去打工或是接受其他磨练,用自己的能力去获取收入。在18岁之后,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会从家中搬出去独立生活。在教育上既西化又保持东方特色的日本也是如此。日本孩子很小就能自己乘电车外出了,并不需要家人陪。每天下午两三点,记者也常在电车上看到穿着制服的小学生甚至是幼儿园的小孩,他们总是三三两两地在一起开心地说笑。
社会应该帮帮“孩奴”
中国国务院参事、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马力认为,“孩奴”的现象主要集中出现在城市。中国的家族世袭理念浓厚,希望家族每一代都能光宗耀祖。家长们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期望和理想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趋于多样化。基本的消费已经不能满足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家庭,特别是城市里的家庭。城市中独生子女又占了大多数,家长也特别容易对孩子加倍爱护,为孩子的未来而加倍投资。中国处在转型期,社会机会不均,公共服务供给缺乏。政府应该大力投入公共服务的供给,并且鼓励全社会以多种形式共同投入。
周宁认为,要解决“孩奴”的问题,首先在制度上要有保障,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消除家长对未来的担忧。其次要在观念上有保障,80后的年轻人要学会当父母,学会表达爱。养育后代不只是一个经济命题,它更涉及亲情、伦理、对人的尊重等命题。“养孩子虽然苦,但是苦中有乐”。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钟书华教授认为,家长们应该首先调整心态,考虑采取粗放式教育。这样家长也解脱了,也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摘自《读者》2010 第10期)
123、《给灵魂一片土壤》 查一路
“15年前,如果你是大企业的一名员工,家里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一回到家,工作就跟你没关系了。”法国电信自2008年以来,有24名员工自杀,该公司负责调查员工自杀事件的高管表示,智能手机和电子邮件给员工造成的巨大压力,是导致自杀事件频发的原因之一。
同样,富士康与法国电信,如出一辙。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一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一个词“体制化”和那位不能适应狱外社会而自杀的图书管理员。生存空间挤压灵魂空间,让人深受其害,“体制化”的影响无孔不入,连下班后的手机和邮件,也能让人生活在焦虑之中。想挣扎着离开,最终还是毁于心灵的罗网。
我的一位朋友很形象地说:“现代人像显示器上的‘光标’,而领导则像‘鼠标’,‘鼠标’想把‘光标’定到哪里就定到哪里,‘鼠标’停‘光标’停,‘鼠标’动‘光标’动。”是的,现代生活,在鸽笼一样的写字楼里,多的是数不清的规则与潜规则,被它们约束和戕害的是人的心灵。
人们不断地寻找生存的土壤,寻找发展的机遇。可是,现代人很少去给灵魂的生长和发育,寻找一片土壤。因而,人的足迹踏上了月球,甚或还有未来的火星,可是,灵魂却始终囿于一隅,囿于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一个小小的甚至是让自己饱受折磨的但却习惯了的空间。
记得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给青年作家的建议。他说:“不要为一个小小的荣誉做出让步。不要因为别人给你一个甜头,或者一个光环,你就去接受所谓领导或高层握手。不要因为接受一个体制,而失去你自由的灵魂。”
灵魂需要一片适合它的土壤,播耕于其上,人生才能仓廪实且华彩灿然。
1912年4月的某一天,一个著名的故事在美国哈佛大学上演,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在哈佛大礼堂讲课,一只知更鸟停在窗台上,他的灵魂,在那一刻被知更鸟的美深深打动,于是对着台下说:“知更鸟在召唤,对不起,诸位,我失陪了!”
就这样,他跟随知更鸟离开了美国,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其实,此前他已对哈佛和美国感到不满,虽然哈佛有优厚的待遇,但这些待遇对他而言,犹如沉重的金块绑在鸟翅上,让他无法飞翔。翅膀上绑了黄金的鸟,远不如眼前的知更鸟,自由自在,想飞就飞。
此后,他随心所欲,辗转世界各地,且著书累累,写就了巨著《英伦独语》……
在自由的星空下,在适合自己灵魂生长的土地上,每个人都像一朵小花,相守而望,能绽放出生命应有的风姿和色彩。
(摘自《读者》2010 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