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3-12-10 17:18 编辑
147、《脱掉“官帽”的校长》 叶琦
安徽马鞍山市博望区试点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 近日，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正式启动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全区42所公办中小学及幼儿园校长集体脱“官帽”，取消行政级别。与之相对应，博望区启动中小学校长职级评聘，共分5个级别、10个等次的职级，最高职级为特级校长，每月可享受职级津贴1000元。
自上海1993年率先提出校长职级制改革设想以来，山东潍坊、广东中山、吉林松原、陕西宝鸡等地也纷纷加入了试点行列。让校长脱“官帽”难度有多大？脱掉“官帽”的校长又该怎么当？
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以综合能力定校长的等级
8月12日，博望区第一批校长职级评审结果公布，19名符合任职条件的校长中，共有16位校长获得了从三级到高级的资格认定，特级空缺。其中，5名副校长得到了提升，2位校长落选未获级别。
“职级制改革就是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校长不再以学校的行政级别来定等级，而是以个人的综合能力来定等级。”马鞍山市教育局局长王炳祥说。
据了解，此次校长职级制改革博望区将全区中小学校长职级分为5个级别和10个等次——特级、高级、一级、二级和三级，各级再分两等。作为一项职务标志，它也是校长学识、资历、教育教学水平和管理能力以及工作业绩的综合体现，并为今后校长的任用、考核、奖惩、晋升、工资待遇等提供参考依据和管理标准。
同时，实行校长职级制后，校长的收入将由基础工资、绩效工资和级等津贴三部分构成。“基础工资即国拨工资，按照现行的政策规定实行，并根据国家和本市的规定自然调整；绩效工资即基础性绩效和奖励性绩效工资，70%基础性绩效工资按月发放，30%奖励性绩效工资按照年度考核结果发放；级等津贴从最低的三级二等校长的100元到最高的特级一等校长的1000元不等，每提高一个等次增加100元。”博望区教育局局长金先红说。
根据《博望区中小学校长职级制实施方案》，中小学校长职级的级等将实行动态管理，原则上每两年考核评聘一次，如有特殊的工作需要也可适时评定。教育局将从近两年来的基本工作情况、个人业绩、办学成效、综合测评4个方面对符合条件的申报人进行打分，评定出的各职级等次校长具体工作岗位由区教育局按有关规定，根据工作需要统筹安排。金先红表示，“和其他试点城市不同，博望区将资质评测置于校长上岗之前，这样有利于为校长更科学地安排岗位。”
金先红介绍，之所以启动校长职级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需要。校长是教育的核心和灵魂人物，如何调动校长的积极性，让其更专心地去做事是改革的关键。“校长职级制为校长向专业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校长必须要有竞争意识，更多地考虑学校的管理、教学特色等。这种制度将实现校长人选的择优选拔和各学校人才资源的流动。”
能上能下的职级制，让校长有了危机感和竞争意识
博望区的试点实践，设立了校长职务等级序列，取消了42所公办中小学（幼儿园）校长的行政级别，校长不再具备包括处级或科级等行政级别，实现了由“职务”向“职业”的转变。
目前，全国大部分的中小学校长都保留行政级别，根据规定，市重点中学、区县重点中学、初级中学和中心小学（完小）的校长分别挂靠正处级、副处级、科级和副科级，享受相应级别的干部待遇，中小学校长队伍中，很多校长的级别甚至比教育局官员还高。
在本次校长职级制评审过程中，博望中心学校校长、支部书记张金云获得了高级校长资质。谈及校长职级制带来的变化，他认为这是好事，不仅淡化了校长的“官本位”意识，也促进了校长作为教育人的专业发展，“拿掉级别让校长能够彻底静下心来办学，能上能下的职级制也让校长有了危机感和竞争意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以前作为‘特殊的老师’，拿到的就是普通老师的工资，这次改革中有一定的补助，在调动积极性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金先红表示，马鞍山市在改革之前进行了长时间的调研和准备，率先选择在博望区进行试点，是因为博望区是2012年9月份刚刚成立，区里的学校门类齐全，规模不大，原来属于乡镇学校的很多校长都没有行政级别，也没有清楚的行政级别概念。“全区46位校长中只有1位具备副科级行政级别，在取消校长行政级别的问题上，面对的压力相对较小。”
“相比较博望区，很多试点城市有级别的校长人数多很多，改革的阻力可想而知。”丹阳中学副校长司贤斌说，“以前没有职级制的督促，校长工作干得好不好并无太大区别，对个人也没有太大影响，自身要求不严的人也就马马虎虎应付着干。”
合肥市一名中学校长透露，“如今社会上‘官本位’意识会让很多人在意级别一事，校长位置上的红利并非一个月千把块钱就能予以补偿。很多校长都是靠几十年的努力才坐到正处副处的位置，若一朝改革把就他们的‘官帽’拿走，其中的难度和落差感可想而知。”
“包括广东中山在内的很多地方，校长职级制改革起步很早，期间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至今未能全面实行。这是因为这些地方‘盘子’太大，涉及人数和利益太多，若一下拿掉所有校长的行政级别将会在外部对接上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很多地方仍在进行是否保留行政级别的讨论。”金先红说。
如何与现行体制对接、是否能提高办学水平，改革仍在探索中
8月12日博望区校长级别评定的公示名单中，两名校长因资质不够而落选，博望区教育局在评级后的退出机制上作为尝试，打算将这两位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校长聘为学区“督学”。
校长职级制在博望区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的反响和正面的回应，“校长职级制的实施使教育干部的管理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涉及到组织人事、收入分配等诸多方面调整，也面临许多现实问题，如校长流动体制对接，职级是否能进入人事管理体制、校长津贴是否能纳入工资体系，区域改革如何融入更广阔的改革背景中。”金先红说，“校长职级制的改革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如今区域内改革相对顺利，但怎么和现行的教育体制进行对接，校长如何与其他未改革的区域进行交流，很多具体问题需要在实践应对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完善。”
司贤斌认为，校长归根结底应该是一个教育人，每个学校都需要一个有业务素养和管理能力的好校长。促进校长专业化、职业化是校长职级制改革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如何结合实际让评价标准更具可操作性，并使之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激发校长的主动性、创造性，使效果体现在提升办学水平上，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
（摘自《教师博览》 2013 第12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3-12-11 17:38 编辑
148、《大地上的读书人》陈全忠 有人说，读书最好的年龄是十五六岁，那时记忆力好。但那时我却没有书。我生活的村庄离书店有几十公里，再说家里也没有钱。我借书看。《西游记》的连环画、金庸和古龙的武侠、三毛的小说……抓紧分秒地读。假期在家里做农活，书随身带着，挑一担谷或柴草，歇息时就摸出来看几页，到家时天都黑了。 上中学是在镇上，来回几十里。放学时，同学们叽叽喳喳蹦蹦跳跳，我落在后面，图个清静，能够摸出书来看。 大地之上没有书桌，没有书房，只有无限的风景。我捏着方块字的纸，缓缓走在山间公路上，心情随文字一路铺陈。看累了，就眺望镶着金边的云，落日远远地挂在山头。我忍不住想奔跑，想歌唱，和我的书。天黑透了，这才拔足狂奔。少年时代的书，都是在路上边走边读的。村里的人常常会在路上看到这样一个孩子，眼睛勾在书上，走走停停，有时微笑，有时皱着眉头。总之是村里的书呆子，永远成不了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 在贫乏的乡村，走在荒芜的山路上，有一本书在你面前打开，有不同世界的人和你作伴、对话，是一件多么甜蜜的事情。虽然不是在温暖的书房读书，而是在田间山头、在匆匆的脚步度量中读完的，书上的每一个字句都跳跃着进入视线，但因此更加带着热腾腾的气息，可以拿到生活中掂量，可以在天地草木间寻找注解，可以以最强劲的频率和心灵发生共振。 几年前，我去了宜宾李庄，小镇偎依在长江边。风景恬静平淡，一如我成长的村庄。一大群白鸭在池塘里自由自在地凫水，觅食，抖翅膀，嘎嘎乱叫；再向远，是浓淡迤逦的一道道山岭一朵朵白云…… 其实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小镇。 上个世纪抗战硝烟弥漫，中国似乎摆不下一张书桌。无数的文化单位开始西迁，迁向中国的腹地，迁向有深山大河屏障的僻远城乡。一大批赫赫有名的读书人如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等，选择了这个贫穷而偏僻的小镇蜗居，保存学术的薪火。 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书人都寄居于庙宇、祠堂、农舍、仓库，空气潮湿，缺医少药，很多人因此染上沉疴。最要命的是，没有书，没有实验器材。唯一带有存书的机构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让读书人稍微得以慰藉。但是，要到这里殊不容易，我曾经在李庄镇外寻索，穿过一大段弯弯曲曲的田埂，还有一片树林，然后爬500多个台阶，才找到山峰顶部的一个山庄，这就是当年的史语所办公遗址，现在已改为学校。 就是在这样的山路上行走，我突然回到了少年时代。 不同时代的读书人，都是在大地上读书，天作幕，地做席，人立天地间，携一书，与千年的精神脉络相守。外面的风雨雷电都化作这一画面的背景，渐渐消隐，而在书间、在人间印证过的心灵之音却渐次成为主角。 这样的生活苦吗？我翻遍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在李庄留下的文字，看到的只有读书、研究、做学问的丰满记忆，更多的是对国运、天下事的远视，而不见对物质困苦的埋怨。 如果可以穿越，我说不定能看到这一幕：在如豆的煤油灯下，考古学家董作宾躬身简陋的斗室，手写考古史上开天辟地的煌煌巨著《殷历谱》，每写一句，三搁其笔，往返于古籍和甲骨文标本之间，核对求证；同济大学的生物学家童第周和夫人、儿女以及学生，携带大盆小盆，兴致勃勃地到野外捕捉青蛙并收集蛙卵做实验。在李庄的田野沟渠间，人跑蛙跳，你追我赶，泥水四溅；中国营造社的梁思成兴致勃勃地画下李庄旧旧的东岳庙的建筑构式图，旁边是同济大学学子的琅琅书声...... 在彼时的李庄，世界很喧哗，有人做了高官，有人发了国难财，也有读书人因此眼红，放弃书桌，奔向豪门之间。剩下的那一群读书人，面带菜色走在大地上，孜孜埋首于卷册笔墨之间，自得其乐。 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当下具体的境遇中，肯定有比读书更好的选择。历史会知道，什么才能真正留存。
（摘自《读者》2013 第11期）
150、《扔掉可惜》 （日）齐藤肇郭允海 译
我的左手因事故彻底毁掉了。本来早已死心塌地就这么着终此一生了，可是有一次身边传来了喜讯。据云：有个医治伤残的最新式医院，可以将身体失掉的某一部分修复如初。于是我便决定试一下。
医院是座洁白而干净的大厦。院长是个有点神经质、面部苍白而消瘦的男子。
“只要把左手进行移植手术，就能修复得完好如初!不过，这要花费好大一笔费用呢!”
“花多少钱都无所谓!拜托了……可是从哪儿弄到这一只手呢?是假肢，还是什么?”
“别担心!当然是用您自已的手了!‘克隆’这玩意儿您知道吗?”
所谓的“克隆”，是通过细胞增殖手段制造“复制人”的技术。在人的基因中因为含有制造人类的信息，所以如将其培养，理论上，是可以制造出同一个人来的……
“咦?这医院就是制造克隆人的?那就是说，从我这只手的切除部位可以重新长出一只新手出来囖!对吧?!”
“不对。那是不可能的。培养的细胞，需要特殊的条件，并不是把您整个身体都浸到那种培养液中去。”
“那，该怎么做呢?”
“使用克隆技术，重新制造左手，然后把它进行移植。反正是自己的肉体，所以移植大多是成功的。”
院长用手术刀采了我身上的细胞。他一边往一只箱子上贴标签，一边说：“好了!制成左手尚需3个月时间。到时候会通知您的，那时请求您再来。”
3个月后，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终于成功了。虽然是只多少有点显得白嫩的手，但手的活动自如同前。
“院长，太谢谢你了。不愧是高超的技术啊!”
可是院长却一脸的心事重重的样子。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也许今后会有什么副作用?”
“不，不是因为这个。”
“这不是蛮好吗?这不，左手已经完好如初了嘛!”
“不过，这技术的费用过于巨大呀!照这样下去，不是谁都能负担得起的呀!”
“哈，原来是为了这个呀：不过，过不了多久，费用会逐渐降低的，不是吗?”
“是啊，要是能减少浪费的话嘛，多少还总算是……”
院长那苍白的脸上，眉宇之间皱起一个川字。院长的这番话，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便刨根问底地询问院长。于是院长终于泄露了秘密。
“是这么田事儿，根据现在的技术是不可能只培养出您的左手的，想尽了办法还是培养出了一个整个儿的您。”
“那其余部分呢?”
“全扔掉了，真可惜!要是把您作了销毁处理就省事多了!”
（摘自《读者》2013 第11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3-12-11 17:43 编辑
151、《尊严》 李承鹏
《左传》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齐国有个花花公子叫齐庄公。齐国有个大美女叫棠姜。有一天，齐庄公看到美得不可方物的棠姜，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终和她暗通款曲。可这件事被棠姜的老公崔杼察觉。一天他趁齐庄公与棠姜幽会时，安排武士们将其乱刀砍死。
崔杼是齐国重臣，他对前来记载的史官说：“你就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史官不听从他，在竹简上写：“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很生气，拔剑杀掉史官。史官死了，按照当时惯例由其弟继承职位。崔杼对新史官说：“你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新史官也不听从，在竹简上写：“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又拔剑杀了新史官。然后更小的弟弟写下同样的话，同样被杀。最后是最小的弟弟。崔杼问：“难道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年轻的史官继续写下：“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愤怒地把竹简扔到地上，过了很久，叹了口气，放掉史官。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作。我告诉了他这个故事。而我恰恰要强调的是这故事让我一开始很拒绝写作。它表明，写作纯属一件找死的事。像我这么庸俗的人当然不会干一件吃力还找死的事，加之家族中从文者的命运，文学出身的我曾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玩一种毫无风险的游戏，并暗自庆幸。可渐渐地我发现另一种风险。规则明明规定一场比赛由两支球队进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一名球星告诉我：“那天我上场一看，快哭了，因为总有队友把球往自己家球门踢，场上就是三支队了。可是踢着踢着我又笑了，因为对方也有人把球往自家球门踢，这就是四支队了。直到散场时我终于确定，其实总共有五支队，因为，还有裁判……”
我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渐渐意识到那个叫“尊严”的东西是存在的。哪怕游戏也要有尊严，我不能无视两支队变成五支队，更不能接受自己的工作就是长期把五支队证明成两支队，并证明得文采飞扬。这个不断修改大脑数据库的过程让我痛苦不堪，越发失去智力的尊严。我从文学躲到游戏，在一间没有尊严的大屋子里，任何角落都显得猥琐。又去看开始的故事，才注意到它还有个结尾：那个史官保住性命，捡起竹简走了出来，遇上一位南史氏，就是南方记载历史的人。史官惊讶地问：“你怎么来啦？”南史氏说：“我听说你兄弟几个都被杀死，担心被篡史，所以拿着竹简赶来记录了。”我觉得这个结尾更震撼，前面的史官因坚持自己工作的尊严而死，南史氏则是典型的主动找死。这叫前仆后继。有种命运永远属于你，躲无可躲，不如捧着竹简迎上去。
当然我仍是一个庸俗不堪的人，骨子里畏惧节烈的东西，做不出南史氏手捧竹简沿着青石板路直迎上去那犹如彩虹挂天穹般的壮丽事业，只是低头琢磨寻常巷陌的一些故事、小小的常识。有些东西，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只不过我们曾经丢失，或假装丢失了……一直不能给这些事和常识找出一个统一的特征，后来才明白，这其实是尊严。
在我看来，尊严首先是智力上的尊严。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民族失去了智力上的尊严。赵高说：“这是一匹马。”人们点头说：“是啊，好快的一匹马。”然后就去修改脑子里的数据库，哦，马是长角的。后来又有人说，要大炼钢铁。于是家家砸烂家里的锅碗瓢盆，村村建起炼钢的高炉。大家假装看不见炼出来的一坨坨的东西一捏就是一个坑。在我看来，那一坨坨的东西和那一匹马一样是不存在于物质世界的，只是大脑被强行修改后的产物。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钢铁产量超过了欧洲，农作物产量是全世界的四十倍，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等着我们去营救。那件事情有个结尾：人们并没有炼出钢，倒是饥肠辘辘地回家后发现不仅没食物，连做饭的锅都砸烂了。这是壮烈与幽默并存的景观，全民都在干一件愚蠢的事，并互相说服这是事实。
让饥饿的农民相信亩产两万斤，让产业工人相信柴火炼出的钢能造坦克，让医生相信是红宝书治愈了聋哑儿的疾病……故事没有结尾，这样让智力蒙羞的事情延伸到唱红歌能治愈不孕不育。
比起思维的结果，思维本身就是一种尊严。只是总有人放弃了这一过程，放弃去想为什么世界上最快的动车可以被一记闪电击穿？为什么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们的校舍，倒塌之后竟没发现什么钢筋？
所以说尊严也是一种记忆。一个人患了失忆症并非坏事，可这要是发生在一个民族身上就不太妙。一个人的故事是文艺片，一群人的故事是纪录片，把纪录片拍成文艺片，也是不对的。
有一天我来到南方一座高架桥下，那座桥下死过很多无辜的人，可是我并没看见纪念碑，连根杆子都没立起来。那个曾经绽放过莲花的池塘，竟被坚固的水泥填平，倘若走过，它根本不会提醒你曾经发生的事。后来北方的一座高架桥侧滑了，又死了几个人。他们都叫临时工。这里的临时工是一块万能的橡皮擦。
我常听到两种好玩的说法：一、政府是爹妈，即使做错什么也是为了我们好；二、别总怪政府，对成绩不好的孩子，要是取得一点儿进步也该表扬。你看，一会儿把政府当爹妈，一会儿把政府当成孩子，可就是不把政府当成政府。还有一些人为官员加夜班吃了碗方便面而感动，为城管这次没打小贩而只是瞪眼而感动，为官车某次没横冲直闯而感动。我觉得这不合逻辑，也很没尊严。
和大部分人一样，我是一个爱国者，只有生活意见没有政治追求，可是我这样的表达方式常让人不舒服。这里讲个故事：1971年2月22日，美国最高法院的议事厅展开一场辩论，有个叫科恩的调皮青年因为反对征兵，穿着印有脏话的夹克衫在洛杉矶法院的走廊里晃荡，因而被定罪。可最终他赢了官司。哈伦法官书写的法庭意见是：“一个人的粗话，却有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抒情诗。在这个拥有众多人口和高度分化的社会，这不失为一剂良药。时常充斥着刺耳杂音的社会氛围，并不意味着软弱，它恰恰是力量的体现。”
这是表达的尊严。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一些真正美好的东西。我真正认为，才华正是来自于尊严。那些年，中国人画的红太阳的数量直逼银河系恒星，却并没有出过一个莫奈。那么多叫向阳花的公社，种了好多的向日葵天天盯着，也没有诞生过一个凡·高。可是你看梅兰芳先生的《贵妃醉酒》，那大小云手，那眼波流动，四平调清美婉转：“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皓月当空……好一似嫦娥下九重，清清冷落在广寒宫。”
我的祖国需要这样美好的东西，能创造出这些艺术作品的人，骨子里恰有尊严。
事，不是什么大事，道理，却不该被埋没。尊严如此奇怪，它并不值钱，却为我们所仅有。尊严本身不是作品，却能让你通体放光，两眼澄明，自己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这些道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摘自《读者》2013 第11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3-12-12 16:27 编辑
152、《当“汉字危机”到来的时候》王淦生
正如有学者言：“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标志，也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工具。汉字书法不仅是人类所创造的最为抽象的艺术，而且也是人类文明最为发达、最富有想象力，能够全面揭示自然本质的一门艺术，是一种文化现象”。数千年来，汉字除了它的实际功用外，还被视作艺术品，更被看作人格的标记———“横平竖直写汉字”与“堂堂正正做真人”，被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能写一手好字曾经被视为一种竞争的资本，一件足以令人自豪的事情。
汉字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及面临的困境
无论时代怎样嬗变，无论技术怎么革新，汉字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不会改变，作为后来者，理当致力于文化的接续与弘扬，不能在各种冲击面前丧失汉字文化的自尊、自重与自觉。
然而，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文字记录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很多情况下，手写、笔写常常会被键盘上的“敲字如飞”所取代。而因为长期使用键盘输入，许多人只能大致记住汉字的形状，无法正确写出具体部首结构。一项调查显示，两千余名受访者中有逾八成的人承认写字有困难。提笔忘字，频写错别字，正成为一种令人忧心的文化现象。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得到光大，不是取决于它吸收了多少外来的精华，而是决定于这个民族优秀的文化是否得到了很好的传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就提出“学习母语是一种权利”，法国规定“法国生产的商品的标识必须使用法文”，韩国主张“立志于国语发展和国语文化创造”，日本从中小学到文科大学书法都是一门必修课，俄罗斯甚至把保护母语纳入国家安全战略……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是滋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血液。在信息时代，我们不能让“握着鼠标忘了笔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让汉字沦为一种“失落的文明”。
围绕汉字发生的几件很有意味的事情
针对汉字书写危机，中央电视台近期推出了一档特别节目：《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据主办方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负责人介绍，汉字听写大会的电视形态研究和论证进行了两年，全台上下非常重视，科教频道为此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制作准备。因为事关重大，大家都希望尽量严谨。“这不是一个浮躁、奢华的秀场，呈现出来的状态可能非常单纯、简朴，但却可以吸引广大的观众在电视机前同步参与，在紧张的游戏中学习知识，领略汉字之美”。
据央视统计，《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播出后同时段收视率飙升4倍，微博话题登顶热门榜，点击突破18万，百度搜索高达42万！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已经成为一年一度国家级规模最大、水准最高、影响最广的文化娱乐赛事之一，充分说明了国家、地方教育部门、有关媒体对传承汉字文化的高度重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成功开启，一方面可以检验国民整体的汉字书写水准，另一方面让汉字文化得以交融，让人们“振兴中华文化、传承华夏文明”的信念得以凝聚，让汉字书写美德的观念得以传递，充分展示汉字书写的真谛和魅力。《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应当成为一种高端的全民文化娱乐的大事！
与此同时，一档名为《汉字英雄》的节目在河南卫视开播。在节目中，中小学生比拼写字能力，在被难住时，孩子可以打电话求助家长，但成人也误答连连。这个节目凸显当代中国人“写字能力”严重退化。据报道，《汉字英雄》开播以来收视率连续杀入全国前十。一款和节目同名、可玩游戏的应用软件下载量也高达80万次。不少书店设立了汉字学习专柜，书法教室里的学生也越来越多———电视等媒体正在带动起一股重视汉字书写的热潮。
其实不仅在内地，港台许多的文化界人士也对内地的汉字运用颇有微词。这种訾议并不仅仅限于汉字的书写，还有汉字使用上的“简繁之争”。不久前香港知名演员黄秋生在微博中写道：“在内地写中文正体字居然过半人看不懂。哎，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微博中“正体字”本指人类在特定时代及范围内使用的符合标准或规范的文字，此概念多用于指标准汉字。现在中国大陆的规范字是简化字，而港台的规范字是繁体字。在语言政策的争议上，台湾采用的“正体字”这一词语除了含“标准汉字”之义，还意味着繁体字是“正统的汉字”。马英九曾发表谈话表示，不应将“正体字”称为“繁体字”。他认为将中国人使用几千年的正统汉字称之为“繁体字”是对正统汉字的“不公平”，因此应当称之为“正体字”。
黄秋生的“吐槽”引发热议。很多网友表示，简体字和繁体字都类属中文，简体字使用方便，这恰恰是一种进步。相比之下，繁体字乃是没有进化完全的所谓“华夏文明”；文字的变革和传承并没有冲突，不是所有人都看懂甲骨文才能拯救华夏文明。就传承而言，繁体字也许胜过简体字；但就使用来看，简体字绝对胜过繁体字。汉字简化是历史必然。
不要以为只有中国人才会对自己的语言文字倍加关注，其实，在这方面不乏全身心关注和研究汉字的“国际主义战士”。被网民称作“汉字叔叔”的62岁的美国人理查德·希尔斯就是其中一位。理查德·希尔斯说：“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美妙的故事”。他倾其所有，自费研究汉字字源，将九万六千多个古代中文字形收录在网上，建立起“汉字字源网”，供人们免费查阅。在美国，理查德·希尔斯只是个“小人物”；在中国的日子里，他的物质生活几近潦倒。为了收集相关资料，他经常往来于美国和中国之间，几乎将所有积蓄都用来购买珍贵的中国古文字典籍。加上“汉字字源网”的建设、维护，这些年的投入超过30万美元。“尽管贫穷，但我不后悔，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做的是我喜欢的事”。在“汉字叔叔”看来，“自己虽然不像很多美国朋友有房有车，但是他们没有来过中国，没有领略到汉字的奥妙。这些经历和愉悦，千金不换。”这样一位文字界的“白求恩”，真让人感动不已。
所谓的汉字危机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
所谓的“汉字危机”，其实并非自今日始，最初表现在汉字的“繁简之争”上。
新中国诞生之初，为了尽快扫除文盲，当然也为了与旧文化决裂，中央政府倡导、推行了一套汉字简化方案。这一方案的施行，从正面看，大大降低了汉字的书写难度，方便了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去学习、掌握和运用汉字，对文化普及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是，汉字简化，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小觑：简化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文化的传承，造成了中华文化一定程度上的割裂，使年轻一代阅读古籍出现障碍，人为地造成了大陆与港台地区在文字使用上的分隔状态……当然这些负面影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完全都被其正面效应掩盖着，人们纵然有非议也往往都会被压抑着而表现为一种腹诽。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日渐增多，文字使用上的龃龉也就日益凸显出来；再就是大陆民众言论环境较前大为宽松，所以汉字“繁简之争”也就呈现出一种日趋激化的态势。而由黄秋生的微博引发出的热议，不过是近期汉字“繁简之争”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说过：“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能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后来他因此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含冤自尽。一些简化字的确有“苟简”之嫌，大概与绵延近一个世纪的“汉字拼音化”主张有关。既然简化字只是拼音化的准备和权宜之计，考虑不周全也就在所难免。如今，汉字废除论也就是拼音化也许可以不提了，繁体字恢复论还在争议中，尤其是知识界呼声最烈。如《汉字五千年》总策划兼撰稿指导麦天枢就说过：“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比我们几十年的历史重要得多”。更多专家则指出，“复繁”是用错误的手段改正当年“苟简”的错误。繁简并用、识繁用简是比较稳妥的做法。繁体字和简体字都是“国字”，都需要加以珍惜，广泛听取公众意见，留出适当的缓冲期，逐步规范和整形是必要的，但不应非此即彼或厚此薄彼。
而汉字危机的“重症”，乃是最近一段时间引起公众瞩目的汉字“失写症”现象。
由央视和河南卫视推出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和《汉字英雄》两档文化类节目，原本出于“拯救汉字危机”“领略汉字之美”的理念，由于电视媒体的普及率很高，所以其间暴露出的成人、孩子在汉字书写上低能的问题，引起了国民的热议和反思。有网友道：“难道将来，写汉字会成为一种绝活？”这是一种调侃，也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可怕的现实。
据报道，在中央电视台《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中，只有30%的成人体验团写对了“癞蛤蟆”一词，而“熨帖”一词的正确率仅有可怜的10%。一档电视节目，成了一道让当代中国人尴尬、汗颜、犯难的“公众考题”，这难怪要让许多人感叹“汉字的危机来了”！
汉字“失写症”固然是一种危机，但这一危机的形成大多非“主观故意”，而“网络文字”对传统汉字的冲击往往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行为。生造“网络文字”的主力军多为处于文化积累阶段的青少年，他们的行为冲击了传统汉字，也影响了自身的文化积淀。
比如用88代表拜拜，用MM代表妹妹，用GG代表哥哥；比如一个囧字，意义特别丰富，不同的使用环境中意义也不一样……这对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丰富，还是一种冲击？
除了网民们为了方便快捷用许多符号来代替文字，对汉字文化产生的冲击，现在很多广告商也在肆意错改、错用汉文字，比如：“咳不容缓”“饭醉团伙”“骑乐无穷”“一戴添骄”“天尝地酒”“无胃不至”……汉字可以说正遭受信息化技术的全方位的冲击。
再有一点，就是书法遭到空前的冷落。这里的书法既指书法艺术，也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书写。自夏商时代起，特别是自西周以后，书法就已成为学校教育的“六艺”之一，“礼、乐、射、御、书、数”中的“书”包括了文字识读和书法。我国现在的九年义务教育中开设有写字课，教材的设计思路是从铅笔到硬笔再到毛笔，以锻炼学生的书写能力。不过在近年来的升学重压之下，写字课时间多半被其他主要课程占用，或者干脆被改成了自习。
有人说：键盘革命，成了“手写体的诅咒”。今天，随着计算机、手机以及网络的普及，电子文档渐渐改变了大众书写方式，键盘几乎取代了笔，成为文字的“书写工具”，办公越来越趋于“无纸化”……这些，使得手写的意义日见式微。中国的大中小学，清一色都是应试教育———非考不教，既然升学考试不考书法，谋职应聘只看你的电脑操作水平，这书法课程自然也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需要决定投入，既然升学、就业与书法已经没有太大的联系，又有多少家长、学子愿意为书法投资呢？书法被冷落似乎已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汉字是否真的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不过，很多人认为，现在舆论界、学术界炒得热乎的“汉字危机”，其实不过是一种“居安思危”，因为汉字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机会，并不像某些专家渲染的那么恐怖和不堪。
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假如长时间不练习手写汉字，那提笔忘字就在所难免。科技在进步，书写方式也在变革。习惯用五笔输入法的人，用笔写字依然能写得较为准确。如今键盘上敲字速度很快的人，往往都用拼音输入，比如打出“鳏寡孤独”“罄竹难书”“魑魅魍魉”等笔画比较多的成语，只要会念，甚至连前后鼻音、是否翘舌都不必考虑。“提笔忘字”被有的人评价为现代“文盲”，这个标签贴得有些过分。现在不少人离开电脑书写就错漏百出，甚至不能书写，这是一种电脑依赖症的表现。但是，书写本来就是一种技能，依靠笔还是电脑来写其实并不重要，要看到以电脑的方式来进行文字交流，效率更高更轻松，这是一种进步。当然，打字又快，又能写得一手好字，那就再好不过了。用手写字在当今快节奏的时代显得效率低下，从书写的工具来看，从甲骨文、竹简上的字，到写在纸上的毛笔字、钢笔字，人类的书写速度是越来越快了。到现在电脑打字、语音识别，更是把文字表达的速度提升到了极致，这是时代的进步，历史的必然。再者，电子文档方便多次修改。如果只论结果，无论用笔还是用电脑写作，只是使用工具不同，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电脑输入不可能完全取代手写，中国人不会写字的日子不会出现。
面对“汉字危机”引发的焦虑，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表示，书写能力退化并非汉字才有，英语世界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他说，解决书写能力退化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学校进行文字书写能力的相关训练，而汉字书法在传统时代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在现代同样可以作为艺术来保留下去。所以，面对“汉字危机”不必太悲观，汉字会有人遗忘，也会有人把它作为艺术去热爱和传承。”微电子技术专家许居衍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从改进输入法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汉字“失写症”的方法。他说，使用“形码”输入法或许是缓解“汉字危机”的一个办法。“形码”是依形编码，使用时就相当于直接输入汉字，唯一性强，人们就不容易忘掉汉字的笔画和结构，使得汉字得以在信息时代照样地传承与弘扬。许院士还建议，国家可以将“避免汉字出现危机”与“形码科研和教学”正式立项，邀请有关专家研究汉字从教学到输入的科学方法，从根本上防止“汉字危机”。北大教授张颐武也在微博上发表了类似看法，他认为在计算机时代，汉字书写将会在手写电脑中复兴。新的电脑一般都有手写功能。可以倡导大家用这种方法多练练字，保证自己不患上汉字“失写症”。
其实，“汉字危机”这一感觉形成的深层原因，还是我们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因为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标识和载体，它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字只需“牵一发”，我们的文化便会“动全身”。这里我想摘引香港学人梁文道先生发表于2009年4月15日《南方周末》上的一段论述，借以证明这两种危机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可以了解到现代汉字改造计划背后的种种张力。它不单是为了扫盲（其实，即便扫除文盲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常见步骤），更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把中国从过去的‘天下中心’变成现代民族国家之林的一员。问题是外来的民族主义思潮总是要求我们统一国语，并以语言驾驭文字，仿效西方民族国家在语言上的种种规划。但这种举措却与传统中国文言分离，以文字形体为思维核心的现实差得太远。这是现代民族主义不可排解的内在紧张，一方面想要树立自我，另一方面却不得不跟随现成的模式；每一个民族国家都要宣称自己的独特，但每一个国家宣称自己独特的方法却是一模一样的。围绕汉字汉语的种种争议正源自这种深层的矛盾：如果它要成为一套现代的民族国家语文，就必须放弃自己固有的特色；如果它要保持字形构义、言文分离的传统，就不得不违反现代民族主义的惯见模式。所以语言和文字的问题总会特别敏感地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从媒体上的方言和口音之争，到汉字该不该回复繁体的论战，再小的涟漪下面都是汹涌矛盾的暗流。昔日我们以改革汉字为代价，换回民族国家大舞台的入场券，于是留下了难忘的创口和难解的矛盾，与现代中国建立过程中的各种耻辱一起进入集体记忆。今天我们自觉强盛，自然就有抹除伤口的冲动，以回复汉字原貌为崛起象征。近年有不少学者重提古人的‘天下’秩序，觉得它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国际’秩序外的另一选择。把‘天下’的重现和汉字的复原这两种提法放在一起并观，实在是件别有兴味的事。”一场简化汉字运动，绝不仅仅是文字的简化，更体现出文化、政治等方面的诸多用心。而今很多国人连汉字的书写都陷入了困境，这自然让关注民族复兴、关心民族文化的国人内心涌起巨大的浪涛———全民患上“失写症”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不相称的。
不管怎么说，现阶段我们许多同胞在手写汉字方面的表现确实令人尴尬———这究竟是不是一种“危机”，其原因何在，如何去应对，这实在值得每一位华夏儿女好好思量。
（摘自《教师博览》2013 第12期 ）
153、《为学与做人》 梁启超
诸君！我在南京讲学将近三个月了。这边苏州学界里头有好几回写信邀我，可惜我在南京是天天有功课的，不能分身前来。今天到这里，能够和全城各校诸君同聚一堂，令我感激得很。但有一件，还要请诸君原谅︰因为我一个月以来，都带着些病，勉强支持，今天不能作很长的讲演，恐怕有负诸君的期望哩。
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辞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替你们总答一句吧︰“为的是学做人。”你在学校里头学的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语、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那些件件学得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能成个人，还是另一个问题。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份，这三部份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 知、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 — 现在讲的知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 知育要教导人不惑，情育要教导人不忧，意育要教导人不惧。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怎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的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知识﹔再进一步，还须有遇事能判断的智慧。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了，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虾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著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学校里小学、中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常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仅仅有这点常识还不够。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了无数经验，发见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我打算做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这项专门学识。例如我想做农吗？怎样的改良土壤，怎样的改良种子，怎样的防御水罕、病虫‥‥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做工、做商‥‥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想做财政家吗？何等租税可以生出何样结果，何种公债可以生出何样结果‥‥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得的知识，就是这一类。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所碰见的事理，是复杂、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印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著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断力。这种总体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练他，叫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难的事，一定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昏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智慧，都是知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怎么样才能不忧呢？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么样。“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观的全体大用都包在里头。“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来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孔子说︰“仁者，人也。”意思说是人格完成就叫做“仁”。但我们要知道︰人格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表见的，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出来。所以“仁”字从二人，郑康成解他做“相人偶”。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一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干”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那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不做便连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失败了。“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说呢？
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那里有东西可以为我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亦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 — 可以为我们“所得”的。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持。”“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怎么样才能不惧呢？有了不惑、不忧功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很丰富的知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很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然则意志怎样才会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曰︰“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之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俗词说得好︰“生平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著。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所牵制。论语说︰“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链钢也会变为绕指柔了。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嗜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我老实告诉诸君吧，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是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练意志的工夫不可。意志磨练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的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人做到“勇者不惧”。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在做到那一件？那一件稍为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也没有，嗳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就做不成！
诸君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得些片断的知识就是算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吧︰你如果做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越多越坏。你不信吗？试想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 — 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这些人，当十几年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厉，天真烂缦，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田地呀？屈原说的︰“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见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啊！现在你所厌、所恨的人，就是前车之鉴了。
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我告诉你︰你怀疑、沉闷，便是你因不知才会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会惧。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经修养、磨练，所以还未成个人。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觉啊！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繙一部史，到处都可以发见诸君的良师呀！
诸君啊！醒醒吧！养定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
（摘自《教师博览》 2013 第12期）
154、《请校长吃饭》 刘畅
吴航的女儿马上要升六年级了，没学过奥数，没报过“坑班”。升学动员会上，吴航才发现女儿的不少同学已经被牛校点招了。 吴航急了，他得为孩子做点什么。在商海多年，吴航办过很多事，他知道找到关键人物的重要性。这事就要找校长，可他没想到，找校长吃顿饭有那么难。
1
吴航最初的底气，源于一块有分量的敲门砖—他有位朋友，发小儿，现在在北京某区教委一实权部门当主任。此前女儿能上幼儿园和小学，都是他帮忙安排的。但到了小升初的节骨眼，这层硬关系也挠头犯难了。
“X校、X校和XX校是我们区最好的学校。”说到这儿朋友即话锋一转，“但这些中学的校长一个比一个难请，我根本说不上话。”
分析老半天，朋友决定找一位“相对好说话”的重点中学校长碰碰运气。
办公室里，朋友当着他的面给校长打了电话，寒暄一阵后问：“什么时间有空啊，吃个饭呗，有位朋友想请你帮忙。”
“哎呀，有什么事电话里说吧。”
“电话里说不清，必须见面。”
对方推脱好一阵，拗不过朋友的再三邀请，总算答应周四中午一起吃饭。
吴航定好酒店包间，准备了一套腹稿，却被放了鸽子。
当天中午，对方打来电话—某个外资银行的高管，也为孩子升学的事找了他好多次，今天实在推不掉。吴航的事，只能改天再约。
一晃几个星期过去，却音讯全无。吴航沉不住气了，不停催促朋友：“再帮我说说话啊！”朋友苦笑：“想花钱去他们学校的人多去了，排着长队呢，他忙得很。你以为像约我喝个小酒那么容易！”
吴航一点脾气没有了。
2
朋友提议，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出击—直接去学校逮校长。
可里面也有很多学问。直接敲校长办公室的门，人家八成不会接待，哪怕接待了，也不会答应办事儿。时机、地点和出场方式都得细细琢磨一番。
这次蹲点过程，颇像黑帮片里的盯梢桥段。
五月底的某天中午，两人把车停在学校门口一个隐蔽位置。窝在车里并不出来，以防校长从办公楼发现他们。
朋友给“内应”校长助理打电话，得知校长一会儿要去食堂吃饭。“好，先别告诉他我来了。”
不一会，助理发来短信：“校长已经下楼。”
他们这才开车进校，直接停在食堂边。吴航提着精心挑选的茶叶和红酒，和朋友站在门口恭候。从收到短信到校长出现，一共不到五分钟。
“哟，你们几位来干嘛啊？”校长先是一愣，马上客气地问道。
朋友暗示，是“孩子的事”。
“那咱们出去说。”校长带着两人离开食堂。
边走边聊，吴航提出，希望校长能关照女儿入学。
此前孩子曾参加过该校的共建考试，题比较简单，成绩不错。因此校长指了条路：先报我们的坑班，拿到入学机会，借机提升一下。明年考完试，成绩好就直接要，成绩不好，再来找他商量。
“你的事儿我知道了。”临别前，校长算是给了个承诺。饭都没吃，就送走了他俩。
事情算办得不错，吴航打趣朋友，你一教委的领导，怎么在校长面前也没那么硬气啊。
朋友连连摆手，名校校长是最厉害的，有钱的有权的都把孩子往学校送，他能调动的资源多啊。曾经有一名校校长，要调到区教委当主任，可人家还不愿意干呢。
后来，吴航报了那所学校的坑班。没几天，孩子说，班上学习气氛不浓，总有同学打闹。权衡再三，他决定另谋高就。
3
在孩子小学老师的推荐下，吴航进入另一所牛校的坑班。
女儿的奥数成绩很快追了上来，可英语成绩却不甚理想。为此，吴航又打起了校长的主意，组个饭局面谈。
有上一次的经验，他制定了严密的计划。
“我为什么要找他，因为孩子成绩不够嘛。而他作为校长，肯定愿意收好生源。如果直接以孩子升学的理由找他，他肯定不愿出面赴约。”
多方打探得知，该校长是自己的老乡。梳理同乡圈子，正好有位朋友是老家的驻京办主任，认识那校长。由他约校长吃饭，理由是北京同乡聚会。
吴航召集了一帮有头有脸的老乡陪坐—有部委干部、企业老板、媒体老总，以及大学名教授。
“先打感情牌，而这帮朋友的背景，对一个中学校长来说又有足够的吸引力。”他解释道。饭局定在北京一家高档会所，算上酒水花费近万。
酒桌上，趁大家各自聊天的间隙，驻京办主任向校长引荐：“今天吴航做东，有个事求你，你们聊聊。”
起初喝的是红酒，校长推辞说那不喝白酒，掺着喝不好。吴航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茅台。大家纷纷拿白酒敬他，他便也换成白的。推杯换盏，气氛热闹，话匣子也拉开了。两人开始称兄道弟，吴航趁机说了孩子的情况。
喝到最后，对方直接给坑班负责领导打了电话，要关照吴航的女儿。
“如果（坑班）成绩跟我们分数线差得不远，我就能让她来；差得很远，就算来了，也会学得很辛苦。”校长并没有把话说死。
吴航觉得，这算得上“很阳光”的答案了。
（摘自《教师博览》 2013 第12期）
155、《“逆城市化”现象 》 白田田梁倩
备受关注的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在即，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再次成为城镇化背景下的核心议题。虽然每年有1000多万农民工进入城市，但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方面的制度藩篱和“隐性”门槛，使得“农民工市民化”这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难以做实。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一些城市利用居住证制度设置学历、技能、投资等新门槛已成为普遍现象，或者存在只改变户籍、未改善生活居住条件和福利水平的“空转”现象。而当前的土地制度使得农民难以真正“走出去”和“留下来”，一些地方的户籍改革试点中，甚至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市化”现象。
门槛高 农民工身份难转变 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过渡性政策，居住证制度已在多地探索实行。据全国城镇发展改革试点经验总结材料，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北京等地都将居住证与在当地落户相挂钩。然而，居住证已经成为了农民工落户新限制。 “自由迁徙”，首次出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提出要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而户籍制度正是城镇化过程中改革呼声最高的制度藩篱之一。 去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十八大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从近年来各地的实践和国务院的政策来看，当前户籍制度改革基本上遵循着“积极稳妥”的思路。特别是对于农民工在大城市的落户问题，现有的政策还比较谨慎，以防“有的地方不分城市类别不顾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一味放宽落户城市的条件”。 据了解，2000年，我国全面放开了县以下城镇的落户限制；2011年，全面放开了农民进入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2012年，首次放开地级市户籍，部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也在进行探索。 不久前，广州市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家庭户”，引发人们对于户籍制度改革加速推进的猜想。此外，河北、辽宁、江苏、山东、重庆、四川、广西等10多个省区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 有专家指出，一些地方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空转”现象，即直接把农民的户籍变了，但并没有改变他们生产和生活居住条件，这样的户籍改革没有意义。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认为，依附在户籍上的社保、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不是公安部门和户籍制度本身能够解决的，户籍放开之后，更重要的是解决农民进城的问题，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 记者了解到，不少地方在居住证、户籍、公共服务方面设置学历、技能、投资等诸多门槛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比如2010年至2012年5月，广东省通过积分入户的大约为农民工总量的百分之一，73.7%的积分入户者具有一定职称或者严苛的职业资格。 今年7月1日起，上海开始实行居住证积分制度。根据居住证积分制，持有居住证、总积分标准分值达到120分的外来人口，可以享受子女教育、异地高考、社会保险、证照办理、住房、基本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等公共服务待遇。获得积分的基础指标包括年龄、教育背景、专业技术职称和技能等级、在上海市工作及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年限等。 对于大量外来务工者来说，特别是那些低文化水平的人，由于难以拿到120分的标准分，仍然都挡在门外。而且居住证和上海户籍相比，仍然存在差距，比如不能享受上海市低保待遇，不能申请购买保障房等。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由公安部牵头制定的“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已经提交至国务院法制办，有望在年内推出。其中较大的突破在于，居住证将不设置人才门槛，覆盖所有外来人口。
负担重 地方财政力不能支 户籍制度改革最终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还需要社保、财税、土地政策等一系列改革配套。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城市不愿意放开户籍还有现实的考虑，主要就是因为地方财力难以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高成本。 有测算称，一个典型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相应的抚养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8万元左右。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经济学家辜胜阻不久前对湖北省六个三线城市进行了调研，他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有六项成本，包括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医疗保障成本、养老保险成本、民政部门的其他社会保障支出、社会管理费用和保障性住房支出。 广东省的一位地方官员告诉记者，虽然国家和各省均出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和方案，但对于承担基本公共服务的地方政府来说，服务需求越来越多，财政上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国家和省级财政税收政策没有调整，各省的政策存在差异，无法对接。要将庞大的外来人口全部纳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统筹范围绝非易事，即使是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财政充裕的城市也难以承担。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一次性将外来人口全部改成城市户籍人口，不仅对地方财政形成较大压力，也将会出现人口倒挂情况。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应分期分批实施，重点解决长期举家迁徙，在城镇就业多年有稳定居住条件的居民。促使他们通过户改在就业和居住地落户。与此同时，对于没有解决户籍的居民，应先通过缩小公共服务差距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在李铁看来，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因为它们集中了全国最好的资源，福利基本上接近于发达国家了。对于中国的一个城市，要解决户籍，同时要解决含在户籍上的公共福利，意味着政府的支出一定会向这方面倾斜，会使原来的居民福利受到很大的影响。 有专家认为，深化城镇化配套改革需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构建多元化的成本分担机制。比如应该建立“人钱”挂钩机制，即根据各城市吸纳农民工定居的规模，每年定向给予财政补助，以激励城市吸纳外来人口。 记者了解到，备受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新型城镇化规划”中，作为地方财政重要来源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标准有望会进行改变。未来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分配规模将一改之前以户籍人口认定方式，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因素，根据常住人口规模进行认定，以做到根据地方实际行动真正合理分配公共资源。
安居忧 进城农民难舍土地 30多年前的城镇化发端于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由此出现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土地制度改革仍是关键因素。 一些在北京、深圳打工的农民工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由于不清楚未来土地政策的变化，他们对于在城市里安家仍心存后顾之忧。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在缺乏稳定的定居预期的情况下，外出的农民工不敢转让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更不愿意放弃已经闲置的宅基地，造成在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下，土地的生产和生活利用率却有所下降。 经济学家厉以宁曾表示，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土地确权要先行一步。他甚至认为，土地确权堪比另一次“土改”。 事实上，土地确权被看作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基础性工作。通过确权，农民能够拿到依法登记、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宅基地使用权证，获得更加稳定的预期，在城镇化过程中真正能够“走得出去”。 2012年底，国土部已基本完成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确权工作，农业部门则提出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妥善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 成都作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从2008年开始推行以“还权赋能”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通过确权颁证，农民获得了集体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转让权，使得农村产权更为全面。 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的研究，成都土地制度改革的路线图是，在农地确权的基础上，以土地指标交易带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加大集体土地流转、推动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促进城市化。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孔祥智认为，随着农村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得到强化，再通过征地制度改革，将约束地方政府征地行为，大大提高征地补偿水平和土地利用效率，并改变此前粗放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则提出“农民自主型城镇化”的概念，即乡镇集体在符合城乡规划的前提下，不经过土地征用，在集体土地上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并实现农民生产方式转变与分享经济成果的城市化模式。 蔡继明认为，农民自主型城镇化保障了农村集体土地的权益，体现了农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使农民充分享受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果，缩小乃至消除了城乡二元结构所产生的各种差距和矛盾，同时也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脱钩难“逆城市化”现象显露 因为农民市民化和土地财产权利挂钩，在重庆、成都等地的户籍改革试点中，出现了不少“逆城市化”的现象。一些农民工不愿意要城市的户口，甚至于很多原有城市户籍的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以分得田地，享受城镇化带来的红利。 前几年，一些地方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实行“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的政策，实际上还是打着土地的主意。比如重庆曾经提出农民进城的“三件旧衣”(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林地)换“五件新衣”(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子女读书、就业、住房)的政策，一度引起了很大争议。 据全国城镇发展改革试点经验总结，即使是在成都市，改革也没有完全摆脱对农村土地的依赖关系。在城镇保障性住房和失业保险等方面，还是根据居民是否拥有农村土地进行了区别对待，比如居民如果在农村仍然拥有宅基地和相应的房产，那么在城镇就不能享受保障性住房；居民在农村仍然拥有承包地和林地，就不能享受到基本的失业保险。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认为，农民的宅基地与承包地其实一直在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职能，所以目前的城镇化还是不要急于去没收农民的地与房。如果再出现2008年式的金融危机，上千万甚至几千万人失业了，农村回不去了，宅基地与承包地没有了，可能会引发大问题。 专家认为，农民应该带着土地权利进城，转为市民后也保留其原有的土地权利，或采取市场化的退出机制。即使“土地换社保”具有合理性，其前提也必须是农民能够获得和城里人同等的社会保障。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一方面要尽快剥离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尤其是在农村土地得不到物权保障、不能抵押贷款的情况下，不能硬性要求农民工以放弃土地权利为代价来获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权。在符合城乡土地规划的前提下，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的相关制度安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分析称，城镇化进程中，要保护好农民土地权益关键在于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鼓励农民带着土地权利进城做市民，保障农民的宅基地用益物权，明确农民对农村整理节约出的建设用地享有收益权，确立以土地市场价值为土地补偿标准的计量依据等。 据了解，国土资源部已经考虑在加快完善农村医疗、养老等保障制度的前提下，逐步放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而目前浙江、安徽、广东等地也已着手进行宅基地流转试点工作，意在探索建立宅基地流转制度，真正体现农民的财产权益，让农民带着“第一桶金”进城。
（摘自《教师博览》 2013 第12期）
156、《脸部表情放松的德国人》 杨佩昌
德国人有全世界最为夸张的休假 印象中，经常被问及的问题是，德国统一后东西德之间是否还存在差别？对此，我往往会这样回答：两德之间没有特别明显的差距了，但如果仔细观察，总还能发现一些痕迹。 去年年初，我与一位企业家朋友自驾游德国，从柏林前往法兰克福的路途中，他问道：东西德分界线在什么地方？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他自己观察。车子开到一个地方，他说：“这是分界线。”我点了点头，反问：“你怎么看出来的？”他回答：“前方的森林更为茂密，而且树木显得更老，这一定是西德。”不错，他的观察很准确。 而东西德人之间的区别，现在就不是特别容易捕捉到了。不过，只要静下心来思考，应该是还有些窍门：观察他们的脸。相对而言，西德人脸部比较放松，而东德人脸部较为绷紧。朋友问何故，我告诉他，西德人的脸部之所以放松，关键原因是他们工作和生活压力并不大，只要把工作完成，剩下的事情就是享受生活了。 德国人有全世界最为夸张的休假：全世界休假时间最长、提前一年安排休假(包括时间、地点和经费安排)，休假雷打不动，在其休假期间别想和他们谈论工作。德国人休假一般以旅游为主，经费充足的到欧洲以外的国家，如中国、泰国、非洲或澳大利亚等，经费还凑合的人则到德国以外的欧洲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等。西班牙有一个小岛名叫马约卡，上面全是前来休假的德国人。如果休假经费不太充裕，就只好在国内旅游了。德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人们以肤黑为美。这是为何？因为只有到了很远的地方休假，才能把皮肤晒黑，把皮肤晒黑了，说明这个人有钱。 德国很多妇女结婚后就不再工作了，那么她们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笔者在巴登州有一位朋友，他母亲自打结婚后就没有工作过，是个典型的家庭妇女。笔者受他们邀请，在其家住了差不多三个月时间。白天，老头、孩子们吃完早餐后就去上班，把老太太留在家里。刚开始我还很担心，以为老太太一个人在家会很无聊，但后来才发现，她有自己不错的生活规律：上午带我到村里溜达，一天拜访一家，每家约聊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这个村大约有五六十户，每家都有自己的“特产”果酱。由于果树太多，吃不完只好把剩余的水果制作为果酱，保存起来常年食用。中午简单吃点东西后就午休，大约3点钟参加家庭妇女们固定的“咖啡会”，大约是喝咖啡的闲聊的意思。话题很多，每次一个小时左右，轮流在各家举办。闲聊结束后回家做晚饭，等待丈夫和孩子们下班归来。 男人下班回家后并不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等待妻子把饭做好，而是直接到地下室“工作”。家里有啥坏了的东西，都会搬到地下室修理。这里是男人的天地，女人很少进入这种地方。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工具，男人们在这里有可能是木匠，也有可能是铁匠或焊工，甚至是电器修理工。到了周六，男人不是修剪草坪就是到超市购物，准备好一周的食品。晚上，这个不知辛苦的德国男人还会请全家到餐馆饱餐一顿。 由此可见，工作之余的德国人，生活是很放松的，生活的状况，最终显现在脸上了。
德国老年人和中年人的脸比青年人的放松 真正令德国人脸部表情放松的，还有下面的原因。 第一，他们有完善的社会保险体系（现代社会保险制度首先是由德国创立的），他们不担心高昂的医疗费，不害怕生病吃不起药，更不害怕失业后生活无着，退休后肯定有稳定的退休金。正因为如此，德国人并不怎么存钱，他们把正常生活费用开销完毕，剩下的钱基本上拿去消费。如果有多点积蓄，下一年全家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旅游，所以德国人也谈不上有多富裕。 第二，德国人之间相对简单，他们工作就是工作，不会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上去。在他们看来，老板花钱购买了你的工作时间，如果用老板的时间去搞内耗，那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第三，德国人之间不必防备政治陷害，不可能去找组织去汇报同事的动向，更不会搞亲人之间的告密。从表面上看，德国人可以参加选举和各种政治活动，似乎政治和他们的关系比较密切，但他们并不把政治带到工作场所、朋友之间以及家庭中来。政治就是政治，必须和工作、生活区分开。 如果说老年人和中年人的脸是放松的话，那么青年人的脸就不是那么放松了。德国人最严峻的挑战应该来自于大学毕业后找工作阶段。在劳动力市场相当规范、用工信息非常透明的环境下，年轻人能够比拼的只有能力。虽然德国也有“拼爹”的现象，但他们的拼爹和中国的拼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德国人的拼爹是，如果父母知识水平更高，那么给孩子传授更多的东西。他们不会因为父亲是省长而让儿子、女儿当市长、副市长。在德国，每个人机会均等，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结果不相同，那就是能力差异问题了。 人生最艰苦的阶段，如果不是找工作，那就是上大学和研究生学习阶段了。人生大比拼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如果想获得更好的工作，就必须拿出漂亮的成绩。对用人单位而言，仅有学位证书是不够的，还需平时和考试的成绩，而且还必须出示相应的实习证书。德国大学鼓励学生到海外实习，原因在于，在同等条件下，用人单位更愿意要一个在海外实习过的大学毕业生。
德国孩子们的脸最好看 尽管青年人脸部并不轻松，但他们的脸上还是写满了童真。而这种童真在中学生脸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虽然中学阶段学习任务也并不轻松，但只要认真学习还是能完成学业，顺利拿到中学毕业证书。一旦拿到这个证书，就具备了申请大学的条件。他们没有全国统一的高考，只要高中毕业就有机会上大学读书。 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德国小学生和幼儿园孩子脸上的天真、明媚。他们即使不笑，你依然能感受到孩子的纯真无邪。为何德国孩子脸上洋溢着灿烂的阳光呢？这和德国的教育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在幼儿园，孩子并不是来念书识字，而是来和小伙伴们玩耍的。在小学阶段，孩子们没有繁重的家庭作业，不必熬夜到晚上11点，一遍又一遍地抄写作业。德国为何不强迫孩子学习呢？他们认为，在小学阶段就应该做小学生的事情，不应该提前教授中学知识，在幼儿园阶段更不能教授孩子在小学阶段应该学习的知识。这样才符合人性，符合人的成长规律。 如果认真观察和思考，你就会发现，原来德国人的脸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各有不同。尽管如此，他们的脸上都有两个字：真诚。
（摘自《教师博览》 2013 第12期）
呼唤小达人！
157《市场的真相》叶檀
有些东西涨价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比如说上海的房子，比如说情人节的玫瑰花，但是有些东西的涨价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似乎在突然之间，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走上了涨价的通道，比如猪肉的价格在短短两年里就翻了一番。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哪些因素抬高了我们的生活成本？各种涨价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这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如此真实地感受着通货膨胀给我们带来的生活压力。可是，当我们看到统计局的数据时，却会发现这些数据实在与我们的切身感受有着天壤之别。
为什么我们对于通胀的感受和统计局统计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偏差？面对统计局的“离奇数据”，我们都会很直观地认为统计局有问题。但是，我们是否意识到了：我们对降价的东西其实并不敏感。比如电子产品一直在降价，十年前，买一台彩电要上万块，而现在呢，可能只需要几千块；十年前，一辆桑塔纳汽车是十多万，而现在只需要几万块。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家容易忽略的方面，比如两年前一部三千块钱的手机，现在可能跌到了几百块钱，但是如果我们要买一部手机，可能还是会去买两三千块钱的手机，而不是这个只需几百块就能买到的手机。
因此，CPI是一个全面的事情。为什么有人感觉在涨价，有人感觉在跌价，这说明市场真正的面目是有涨有跌，以涨为主，跌的比重稍微低一点。另外，不同的人可能对涨跌的感受也不一样。比如说，工薪阶层的大部分消费集中在吃和住，所以他们感觉到物价上涨得特别厉害。但是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吃住并不是他们的主要开销。所以，生活用品的涨价对低收入阶层的人冲击最大。
虽然菜价涨未必全部是农民赚了，但是菜价不涨，农民肯定不可能多赚。物价上涨，实际上是社会对财富的一次重新分配。有些农民不愿意出来打工，是因为他们在家里种菜的收入也不错。因此，农民的收入增加，就必然带动用工价格的上涨，只有用工价格上涨，工厂才能招到工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活必需品的涨价对农民是有好处的。但是，对生活在城市里的那些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的生活成本就相对提高了。
2012年，天涯社区有一条关于“80后春节回家要带多少钱才够”的帖子，点击率超过了三十万次。楼主列出了自己春节的账单，并称“没有万元难过节”，引来了众多网友的跟帖。在近两千条的回复中，许多年轻人纷纷晒出了自己的春节账单，吐槽“过不起年”。与此同时，还有的网站发起了春节开销的网上调查，让网民在网上晒晒过年的开销以及幸福感。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三成的网民开销超过了五千元，两成的网民感到没有幸福感，近半的网民认为压力来源于开销过大。
通常大家说的“通胀”实质上是指物价水平的上涨，而价格的上涨实质上是结构性上涨。我们能看到现在的价格上涨是两头的价格上涨，一头是上游的资源类价格上涨，比如说煤炭、石油等，一头是下游的终端商品价格上涨，特别是一些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价格上涨是一种必然。目前的物价上涨是资源涨价拉动的通胀，与工资上涨拉动的通胀，完全不同。只要资源稀缺，那么通胀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资源稀缺，资源的价格就要上涨，上游成本上升，随之传递到中游，然后再到下游，最后导致了终端消费品的价格上升。
当然，物价的上涨也有一个临界点。如果涨价的幅度超过了这个临界点，一般的消费品可能就会变成奢侈品。比如现在猪肉的价格还是大家可承受的，大家天天都可以吃肉，如果猪肉涨价幅度超过了一定量，大家吃不起肉了，天天吃肉变成只能一个星期吃一次，最后变成一个月吃一次，那个时候恐怕就会出现大问题。
（摘自《读者》2013 第24期）
158、《沦陷前，我曾挣扎过》 马伯庸
一年前，我最深恶痛绝的，是别人无休止地谈论他们自己的孩子。我身边有几对夫妻，他们都是非常和善的人，但自从有了孩子后，育儿成为他们唯一的话题。无论是微博还是微信，他们不停地发各种照片和感想刷屏，对孩子的任何一点细微变化都大呼小叫：“天哪，她已经学会吃手了！”“你看这个角度会不会更漂亮？”如果赶上朋友聚会，他们会慷慨地把手机递给其他人，让那些不幸的观众把手机里几百张大同小异的照片和视频看过一遍——还不能快进。我另一位朋友，因为她的表兄每天都用QQ给她发送许多孩子的照片，她愤而将其拖黑，差点闹出家庭矛盾。
有鉴于此，我在马小烦降生以后的第一时间，向所有朋友保证，绝不在公众场合晒娃，绝不在别人面前喋喋不休地谈孩子。这个决心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赞赏，大家纷纷表扬我是业界良心。我自己也得意非凡，跟媳妇说咱们是楷模，是表率。夫妻俩共同沐浴在道德巅峰的沉醉中。
有意思的是，大加赞赏的人，大多数都是单身，那些已经做了父母的朋友，却保持着沉默，而且唇边都会滑过一丝蒙娜丽莎式的神秘微笑。我不知道这些神秘微笑的背后是什么，也没多想。在我看来，坚守这么一个普通的誓言实在太容易了。
在马小烦即将满月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错了。大错特错！
满月里的小东西成长非常快，几乎一天一个样。看到一只皱皱巴巴的小猴子逐渐变成人类，作为父母，我们的内心真是充满了成就感。我不由自主地举起相机，每天都拍上十来张。我对自己说，我不会晒，我不会晒，我只是保留下记录，等他长大以后给他看。
可是拍完以后，总觉得只有自己和媳妇还有两边父母看，内心深处有一些不满足。这个缺憾越来越大，闻讯而来的恶魔附在我的耳边，轻声呢喃：“贴到微博吧，给朋友们看看吧，只看一张就好……”
我毅然拒绝了诱惑。既然立下誓言，就要严格遵守。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又在拼命找各种借口，就像一个精明狡猾的律师，在法律条文中找出各种漏洞一样。我不晒孩子照片，那么用文字描述一下怎么样？我不主动贴视频，那么转发别人的育儿心得不算违规吧？不给朋友们看，给亲戚们看无所谓啦！我不提育儿，但换个儿子的头像总OK吧？
慢慢地，马小烦变成了毒 品。我知道炫耀不对，可每次看到他的脸，都有种要做成海报拿给全世界看的冲动。对孩子蓬勃的爱，熊熊地燃烧着，把我内心深处的束缚铁链一条条地烧断。越是告诫自己这样不行，冲动就越是强烈。我算知道为啥在维多利亚和明代两个著名的禁欲时代，黄色小说反而更加盛行了。我忽然领悟了那些新生儿父母微笑的真正含义——他们早就知道晒娃是不可避免的人性，我的夸夸其谈只是个笑话。
我最终还是屈服于自己内心的欲望，屈辱地破了誓，在微博上发了一次马小烦的照片。结果毁誉参半。有些人觉得挺可爱的，有些人愤怒地质问：“你忘了你的誓言吗？”这些批评最终被我克制住了。但作为克制的代价，我在微信上彻底沦陷，在朋友圈里贴图，在群里放视频，还特意加进几个育儿群，在里面尽情宣泄。这很不好，我知道，但我只能保证，争取下一次不谈这个话题。
尽量争取吧，天知道那些做父母的会干出些什么事来。
（摘自《读者》2013 第11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3-12-24 17:30 编辑
159、《一生》 许达然
猩猩从西非森林被运来芝加哥动物园，听到狮吼看不到狮子，看人却看了三十七年了，从十一磅天真成长到五百多磅苦闷。苦闷是人间的惩罚。只因他不是人就被独禁，被罚看人。
人从各地来给他看。有人扮各种脸，一直扮到做不出脸还不走开。有人指着鼻子，喃喃絮语努力介绍自己。有人穿西装模仿他的动作，要和他比较文明，笨拙无趣，他忍不住放屁。有人默默看他，似乎和他一样不会说话。有人拿来镜子，他看被铁条隔断的自己，镜子被拿走后，他看见铁条看不见自己。有人照相证明见过他。有人把枪朝他，说些他不懂的英语，被警察捉去。有人把园长带来，边提出问题边做笔记；要报导他却不问他，不知那行业叫什么。有人来笑，他觉得可笑却笑不出来。有人乱抛帽子，他放在脚下踏扁。有人伸入手，他也伸出要握，人却退缩了。有人画了半天，不知把苦闷画成什么颜色。有人投进冰块，他捡起来抱到温暖湿润自己的胸怀。
有人曾经照顾他。小时一伸出手，喂他的女孩就抱他，他摸女孩柔细的脸，摸那绽开的笑纹。他拍掌，然而不管他怎样盼望她来，她长大后也走了。现在看到小孩来，他一伸出手小孩就退后。他喜欢小孩，小孩却爱捉弄他，向他投泡泡糖和石粒。他在小孩的掌声里拾起石粒，看那些小眼珠内无奈的自己，也玩也踢；小孩高兴离开后，他才费力要拿掉泡泡糖。虽然已吹过泡的不再香甜，胶却如苦闷紧黏。一个小孩曾送来猩猩娃娃，他天天抱，抱烦了，撕碎；看破布纷飞，飞不出铁栏，抓住几片玩着。一个小孩曾投入球，球如日子，他接不着，落下了；他拾起来掷，球滚，他随着走；球停，他踢，又跟球转；转晕了，他才坐下，注视那失落的东西。
走不了的是椅子、桌子、轮胎、和他。椅子除了坐以外还可举起来玩弄时间。桌子除了放手，吃饭，支持沉思，拍打以外想不出别的用处。和他同样肤色的轮胎，怎样踢开都被铁栏弹回来，干脆坐在上面。轮胎受不了他苦闷的重量而破了，人仍不拿走。日子重复着铁栏相似的外景，不同的只是肉做的脸。日子重复着铁栏相似的内容，不同的只是铁生的锈。
真没意思。连鸟、蝴蝶、落叶都不飞入，而苍蝇进来只是舔大便。所以阳光下午来时他都枯坐在铁条和自己交错的影子上看天空。风怎样吹都不动，动的人却不动人，他已无兴趣看了。但人跟黄昏走后，又觉得时间和自己一样黑。他默默拥抱黑，黑默默拥抱铁栏，抱到铁栏温暖时也累了。
活着很累，然而不自杀，再受不了也活。七年前完成空气调节的新建筑，给刚从非洲捉来的十多只住。要他搬时，他愤怒撕破两张脸，踢伤一个肚子。他们人多，终于制伏他强迫迁入。没有天空，没有阳光，没有风雨；每天总是一样的空气一样的温度，更加沉闷了。他大叫大跳大撞，最后绝食抗议。已住过三十年的地方虽是铁栏也算老家，家设备再好也是没有树林的牢房。他又回旧牢房后也觉得老了。只背向人坐着，目中无人。人依旧扔进东西，他不再拾起了。泡泡糖依旧黏，他不再拿掉了；黏着痛苦也坐着忍受，因为站起来支撑自己更滞重了。
那天走来几个穿白衣的男女，猛然射来一支箭，他觉得头晕，就躺下睡了。医生量他的体温、脉搏、照X光、抽血。诊断他齿龈有毛病后拔掉一颗臼齿。诊断他缺乏运动而得关节炎，须吃阿司匹林。他天天坐着看天，天落雨时关节更痛了，看着雨落忍受。
听说他生病，三十多年前照顾过他的那女孩从远地赶来看他，给他一束蔷薇。他轻柔抱着蔷薇，看那些绽开的皱纹，他已认不得做祖母的女孩了。
恍惚什么都看不清了。铁栏外，恍惚白云飘浮着，飘浮着，飘浮着，忽然不动了。什么都静止了，什么都暗了。
黎明时饲喂者按时来找他：“嗨！该醒啦！今天放假，来看你的人一定更多。今天天气特别暖和，就像你故乡，你一定喜欢的。起来啊！”
他并没有起来，怀里的蔷薇已枯萎了。
（摘自《读者》2013 第19期）
160、《“低头族 ”你错过了什么》 王稀君
世界各地智能手机普及之处，地铁里、公交车上、工作会议上、课堂上、餐桌上、排队时，甚至驾车时，总有很多人低着头，手里拿着手机或是平板电脑，手指在触摸屏上来回滑动，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手中发亮的方寸屏幕，对身边的世界漠不关心——他们就是传说中的“低头族”。英文称之为“Phubbing”，由phone（手机）与snub（冷落）组合而成，传达出因专注于手机而冷落周围人的行为。
看手机的“盲人”
对于绝大多数低头族而言，也许冷落他人并非本意，但这样无心之举却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
就在上个月，旧金山轻轨车厢里发生的一起枪击案因为手机受到关注。光天化日之下，凶手在地铁车厢里枪杀一名素不相识的大学生。警方调出的事发时监控录像显示，车厢内一名失去理智的男子突然掏出手抢不停挥舞。可就站在他身边的几名乘客由于只顾低头忙着玩手机和平板电脑，完全没有注意到危险的存在，直到该名男子最后勾动扳机酿成命案。
同样，发生在中国低头族身上的悲剧故事也不少。前不久，一名湖北十堰17岁女生与同伴外出聚餐时，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却不幸一脚踩空，跌入十五六米深坎不幸身亡。就在10月22日，南京一名男子在经过火车道口时，由于低头专注看手机，连火车鸣笛声都没听到，行驶过来的火车贴身而过，男子受惊倒地，幸好没有受伤。这次事故也导致火车被逼停，在现场停留了18分钟。
美国“生活科学”网站指出，“低头族”的出现，凸显了人们由于过度依赖手机等电子设备而忽略了自己和他人的生活。
2009年，西华盛顿大学心理学教授艾勒·海曼在大学校园里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让一位小丑骑着马戏团的独轮车在校园里“招摇过市”，正在看手机的行人中，只有25%的人注意到了小丑的存在。在发布于《应用认知心理学》上的一篇文章中，海曼将这种现象称为“非注意盲视”（inattentional blindness）。
科技带来享受，也带来“副作用”
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忽略真实世界的存在，转而沉迷于小小屏幕中的虚拟世界？应该说，低头族的形成是科技发展与人性需求共同作用的产物。
2007年起，全球正式进入移动互联网的3G时代，移动网络速率和质量的大幅度提升，促进了3G手机终端的迅猛发展。于是，以iPhone为代表的智能手机引领了一场通讯革命，与此同时，新型社交媒体与移动终端紧密结合，人与人沟通交流的渠道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被急剧缩短。
在经典的“六度空间”理论中，你与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6个。现如今，你与奥巴马的距离仅仅是一个推特账号。移动网络和终端软硬件的发展史无前例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模式和生活习惯。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的时间被工作、应酬、聚会所占据，剩下的只有零散的时间。而移动终端上碎片化的信息刚好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需求。其社交功能满足了人们随时随地与他人沟通交流的愿望，也为自我展示提供了最佳的平台。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移动终端的普及是科技引领社会进步的一大体现。然而，充分享受人类科技进步的成果也意味着要承担副作用的代价，那就是过渡依赖和沉溺其中。低头族也由此应运而生。
人类因手机而“退化”？
好莱坞动画大片《机器人总动员》中，描述了公元2700年的“低头族”：那时的人类文明高度发达，但由于过度依赖智能设备，人们都变成四体不勤的大胖子，每时每刻面对的只有一个支在他们眼前的电脑屏幕。除了和屏幕对话，他们不懂得如何与其他人交流，甚至离开屏幕就几乎无法生存……
未来的人类是否真的会“退化”成这个样子，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智能手机带来的负面作用，现在就已经开始显现了。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77%的人每天开机12小时以上，33.55%的人24小时开机，65%的人表示“如果手机不在身边会有些焦虑”。超过九成人离不开手机。
发表在《验光和视觉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通过手机阅读文本信息或上网时，眼睛会比手里拿着一本书或一张报纸离得更近，这意味着，眼睛聚焦手机图文更费劲，更容易导致头痛和双眼疲劳等问题。长时间使用智能手机，会导致眼部结膜血管充血，甚至出现刺痛、流泪、畏光等症状。而长期低头看手机还会引起颈椎问题，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低头就可引起颈部的疲劳，时间长久会引起椎间盘退型性病变，骨质增生，进而压迫血管和神经。此外，长期玩手机还会引起失眠、听力下降、手指肌腱炎等健康问题。
此外，因专注于手机引发的各类事故早已不是新闻。研究表明，走路玩手机导致人们左右看的几率减少20%，遭遇交通事故的几率增加43%。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一项统计显示，因专注于手机而导致的伤害事件近年来明显上升。2007年有600名行人因看手机而受伤，201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500人。研究学者警告说：如果这一趋势继续的话，类似的伤害事件将在未来5年增长一倍。
部分国家和地区还对走路时玩手机行为予以制裁。美国新泽西州推出新法规，行人在街上边走边发短信将被罚款85美元。台湾地区也曾传出对行人边走边玩手机要予以罚款。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在玩手机。”网上广为流传的这句话，反映了人们对人际交往中手机这个角色的复杂心态。埋头于网络世界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伤害，更多还有对于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
去年10月，青岛市民张先生与弟弟妹妹相约去爷爷家吃晚饭，饭桌上老人多次想和孙子孙女说说话，但面前的孩子们却一个个拿着手机玩，老人受到冷落后，一怒之下摔了盘子离席。
有媒体评论称：老人摔盘离席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典型切片，手机引发的各种情感危机，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一再重复上演。沉醉于手机的虚拟空间消解了社会伦理，致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隔阂。正如小说《手机》的作者刘震云所说：“我就觉得手机好像自己有生命，它对使用手机的人产生一种控制。”
对手机的依赖使我们忽略了与自己的亲人、朋友、同事的交流。手机里的众声喧哗与手机外的众生沉默，反差强烈。可能谁都有过因为玩手机将别人或被别人晾在一边的经历。
在美剧《生活大爆炸》中，也展现了滑稽但颇有寓意的一幕：主人公拉杰和女友第一次约会时，两人都羞于言谈，场面尴尬，最终，两人选择在图书馆里面对面，用手机上的社交软件相互发信息进行交流。让人不禁感叹：科技发展，究竟带来的是人类的进步还是退步？
学会独处学会相处
应该说，低头族现象的兴起，反衬出的是社会对于现实的某种逃避与冷漠。人们越来越喜欢在真实世界里伪装自己，却又选择在虚拟世界里表达真实的自我。如今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时常会怀念，昔日四合院的邻里之间，常互相帮衬，亲如一家，现如今，隔壁房间的邻居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或许低头族所凸现的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而是我们应该如何处理科技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手机虽是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若不加节制，找回人们对自身的控制力，必然会给生活带来麻烦，致使人际关系退化，甚至引发情感危机。
心理学专家建议：对成人来说，应当有意识地减少使用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使用时间，培养自己对身边世界的观察能力，并且多参加积极有益的线下活动。不妨让自己锻炼一下独处的能力，戒掉手机瘾。所以不妨把手机放到一边，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单独待一会，慢慢培养这种能力，这有利于戒掉对手机的过分依赖。
而由于自控能力弱，儿童更容易沉溺于各种游戏和网页当中，与外界交流的时间大幅减少。对儿童来说，家长应教育孩子适度使用移动媒体工具，鼓励孩子多在现实世界中与人交流，并且要坚持以身作则。
或许，低头族的兴起，只是人类科技与文明发展的阶段性产物，相信人们终将意识到，移动终端中的虚拟世界无论如何精彩，都始终无法代替现实世界的真实美好。科技只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而心与心的距离，还是需要在“线下”构建。
（摘自《读者》2013 第24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3-12-30 19:51 编辑
161、《心静如水的宗璞》王素蓉
记得一位作家说过，这世上有些人不那么起眼，但他（她）那份从容和散淡让你在瞬间顿悟：他（她）可能什么世面都见过……宗璞就是这样一位“不那么起眼的人”，可她的文章娓娓道来，质朴而不做作，文字间流淌着一股激情，一种对生命的敬仰和歌颂，时而如波涛般汹涌，时而如潺潺细流。无论是波涛还是细流，她的文字和她的人都像水一样，看似柔弱实则刚强。无论是生活的浊浪还是疾病的纠缠，都奈何不了如水的她。 唐家人久闻鲁鲁的事迹，却不知它有观赏瀑布的癖好。它常常跑出城去，坐在大瀑布前，久久地望着那跌宕跳荡、白帐幔似的落水，发出悲凉的、撞人心弦的哀号……
这是作家宗璞笔下的小狗鲁鲁，在两次痛失主人后令人揪心的场面——鲁鲁常常坐到瀑布前，久久地望着……因为它的小主人是在那里不见的。
20世纪80年代，当我第一次看到宗璞的小说《鲁鲁》（刊于1980年第6期《十月》）时，就深深地被它吸引了，为那小狗鲁鲁着实难受了很多天。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宗璞的作品，喜欢宗璞的安静，喜欢她那不动声色的讲述，喜欢她那平静的文字下暗藏的波涛汹涌。我在想，如果我的至爱、至亲一次又一次地“弃我”于不顾（当然有着各种无奈的原因），我也会“坐在大瀑布前”久久地凝望吗？宗璞轻轻地划过这么重的一笔，差点让我接受不了。我在想，这是个有着怎样学识的人？
曾经看过有关宗璞的介绍：宗璞原名冯钟璞，出生于1928年，祖籍河南南阳。父亲冯友兰是当今一代哲学宗师。宗璞说她父亲“文学也有天赋，能写旧诗”，她的文学启蒙得自父亲。南阳冯氏，世代书香。据说，冯友兰先生的姑姑就是一位女诗人，写有《梅花窗诗稿》。宗璞的姑姑冯沅君，在五四时期与谢冰心、黄庐隐、凌叔华等人齐名，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女性作家的先驱，后来成为古典文学专家。宗璞自小在母亲的督促下，背了不少唐诗。抗战期间在昆明，她的住处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很近，所以又阅读了很多书籍。她曾就读于西南联大附中，然后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3年毕业后，她大部分时间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离开编辑部后，她从事英国文学的专门研究。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另一方面是外国文化长期的耳濡目染，二者集于一身，这就是宗璞有别于他人的极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我们几乎随处可见这种背景给她文学创作带来的潜在的深刻影响。
知道了这些，我很想走近这位多年来笔耕不辍、不事张扬的女作家，很想近距离感受一下那妙不可言的“静”。
2002年2月27日，我正好有个机会陪父亲去北大看望宗璞。尽管残冬还未退尽，但当我们走到燕南园57号门前时，门前那青翠的竹子立刻跳入了我的眼帘。抬眼望去，那灰砖灰瓦砌建的小小院门，那经历过时代变迁的门檐、瓦砾，已变得残缺不全。再瞧守门的那两尊小石狮子，岁月已将它们剥蚀得面目全非了。
因为父亲事先与宗璞约好了，我们到时，宗璞已经微笑地迎在了门口。推开纱门步入屋内，屋内虽然不够现代奢华，客厅里的一处墙角上还明显地洇着斑驳的水渍，但室内敞亮。那摆放着“二十四史”的书架让我深深地感到了书香门第浸润的古雅，雕花的博古架上摆放着一些叫不出名的老物件。摆在矮柜子上镜框里的，好像是冯友兰夫妇的旧照；一面墙上挂着冯先生为爱女录写的对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那宽大舒适的老式沙发，那被几代人踏过的旧地板，那通向院外的纱窗门，处处弥漫着一股浓浓的书卷气。宗璞带着我们，简单地看了看家里的环境。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宗璞，可惜那次是陪父亲去的，父亲关心的话题与我不同。多年来，宗璞身体一直不是太好，视网膜脱落，多次做手术，但她仍笔耕不辍，不仅写了许多细腻、讲究的散文，还创作了邃远、悠长、自述生平的《南渡记》、《东藏记》，以及当时正在努力完成的《西征记》、《北归记》四部长篇系列（总书名为《野葫芦引》）。宗璞炼意炼句，苦思苦吟，把抗战时期的人心正气、亲情友爱、生死别离、世情百态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和深刻的历史命运，刻画得入木三分。
来前我曾听朋友说，宗璞的眼睛几乎是看不清文字了，电脑上的字，要放大到最大号。我忍不住问道：“您怎么创作呀？”宗璞淡淡地说：“口述，由助手整理。这种创作很慢很慢，现在甚至一天几百字都很困难，后面还有两部要继续（指《西征记》、《北归记》）。”微笑轻轻划过她的嘴角：“我是蚂蚁衔沙子似的创作，一点点堆积着自己的沙包。”望着静静讲述的宗璞，我的双眼有些模糊了……
当我父亲听宗璞说到她经常感觉身体、臂膀不舒服时，热心的老父亲起身主动为宗璞治起病来，用他那特有的本领，为宗璞发“功”，一边告诉她平时应该多注意休息，并有意识地多活动。
记得那天我们去时，宗璞的丈夫蔡仲德教授因患肺癌正在住院，好像那天也聊了一些蔡教授的事，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宗璞安静的表情、清淡的表述，所以以为蔡教授并无大碍，过不了多久就会出院回家。
后来看到宗璞一篇怀念丈夫的文章，才知在那平静如水的表面下淌过多么大一股的洪流，燃烧着多么炽热的一颗心：
人人都以为，我最后的岁月必定有仲德陪伴，他会为我安排一切。谁也没有料到，竟是他先走了，飘然飞向遥远的火星。我们原说过，在那里有一个家。有时我觉得，他正在院中的小路上走过来，穿着那件很旧的夹大衣；有时在这边说话，总觉得他的书房里有回应，细听时，却又没有。他已经消失了，消失在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树木花草之间。也许真的能在火星上找到他……
对于我的父亲，他不只是一个研究者，而且也远远超过半子。幸亏有他，父亲才有这样安适的晚年。他推轮椅，抬担架，帮助喂饭，如厕。我的兄弟没有做到和来不及做的事，他做了。我自己承担不了的事，他承担了。从父母的墓地回来，荒寂的路上如果没有他，那会是怎样的日子。可是现在，他也去了……
在繁忙的教学、研究之余，他为我编辑了《宗璞文集》四卷本。他是我的第一读者，为我的草稿挑毛病。用引文懒得查时，便去问他。他会仔细地查好。我称他为风庐图书馆长，并因此很得意。现在我去问谁？
记得一位作家说过，这世上有些人不那么起眼，但他（她）那份从容和散淡让你在瞬间顿悟：他（她）可能什么世面都见过……宗璞就是这样一位“不那么起眼的人”，可她的文章娓娓道来，质朴而不做作，文字间流淌着一股激情，一种对生命的敬仰和歌颂，时而如波涛般汹涌，时而如潺潺细流。无论是波涛还是细流，她的文字和她的人都像水一样，看似柔弱实则刚强。无论是生活的浊浪还是疾病的纠缠，都奈何不了如水的她。
那天我们离开宗璞家时，宗璞将当时已经出版的《南渡记》、《东藏记》及一本散文集送给我们。这些书我很喜欢，精心保存至今。
（摘自网络）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3-12-30 19:52 编辑
162、《成长有时只是瞬间的事》佚名
人们常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然而16岁的我，心中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愁。由于长期疏于学业，我的成绩一直在低处徘徊。尽管在众人面前我总是故作坦然，但心里却有难言的苦涩。我想，我不像其他同学那样聪明！
然而，那一堂极其普通的美术课，却无意中颠覆了我对自己的认识。
那堂美术欣赏课，讲的是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周五，又是下午第一节。很多同学都埋着头，用美术课本遮掩因犯困而迷糊的眼神。A夏日的午热混杂着少年的汗味弥漫在教室里；窗外的老柳树似乎懒得再摇曳，蝉儿却很高调地重复着昨天的老歌；远处传来繁忙的市音，隐隐约约，嘈嘈杂杂……
也许只是为了打破昏昏欲睡的沉闷，年轻的美术老师说：“我请一位同学谈谈对这幅画的感受。这样吧，姚远同学，你来说说。”我没想到，被喊中的人是自己，迟迟疑疑地站起来。周围有窃窃的笑声与私语。
我的心，因为那些轻蔑的话语而猛烈地跳动，手不自觉地攥紧了。我真想冲那些自以为是的同学说一句：住嘴！可是，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下意识地低头，再低头，想把自己滚烫的脸，埋进深深的臂弯。
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窘迫、很无助。美术老师轻轻地走到我旁边：“姚远同学，是不是不舒服？”老师侧着脸，关切地看着我。我摇摇头，双手很奇怪地卷着书角，然后展开，再卷起，好像一点点铺排着内心的局促、不安……
老师帮我把书角展平，指着那幅画说：“你好好看看，感觉到了什么？”是那幅莫奈的《睡莲》：水波粼粼，睡莲的叶子或聚或散，花朵像暗红的、摇曳的火焰，热烈而又含蓄。看似随意的柔美线条，捕捉住了水面似真似幻的光和影。看着那画，我心里竟有一种隐隐的感动。沉默良久，我听见自己用极不确定的语气说：“画家好像是想表现……温和、平静、美丽的大自然。”
只是几个字而已，美术老师却很欣赏地说：“说得好！莫奈的画，总是善于捕捉大自然的美丽。”她轻轻地按了按我的肩膀：“你挺有悟性的。这幅画，藏于法国奥赛博物馆，希望有一天，你能去亲眼看一看。”我愣住了，确定这句话是专门说给我听的！我定定地看着老师走向讲台的背影，满心的喜悦里夹杂一丝疑虑，“老师说我挺有悟性的！老师真的是这么说的！可老师这是在鼓励后进生吗？也许……”
接下来欣赏的是莫奈的《干草垛》。我凝视着这幅画，用心感受着画意。我敢说，我从未这么专心地上过课！老师先请后排一位同学谈观感，那同学只说画面太单调了。老师微笑地点评：“莫奈画的虽只是干草垛，却巧妙地描绘了光与色带给人的视觉印象。斜射的阳光下，淡橙的天空，橙紫的远山，橙绿的树林，橙黄的干草垛……阳光在跃动，色彩在变幻。画面虽简单，却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生命力。”我聚精会神地听着，默默地将老师的讲析与自己的观画印象一一对照。我发现，自己的观画印象竟然与老师的讲析大致吻合，只是我的感受稍显稚嫩。这一发现，让我惊喜万分！
那个周末，烈日流火。我兴冲冲地跑到艺术品商店，买了一幅带画框的《睡莲》。虽只是临摹画，我的喜悦却是那样真实而强烈。
我告诉父亲，这是美术学科的参考资料。C父亲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点点头，什么也没说，只是爬到椅子上，郑重其事地帮着把画挂在我的房间里。
我开始了一个人的战争，和自卑作战，和惰怠作战。我还一遍遍地为自己勾画未来的蓝图。越来越多的人真诚地用“阳光”、“自信”、“上进”这些词来形容我。
终于，我鼓起梦想的翅膀，飞向远方……
大学时，我主修国际金融，但我对莫奈的画却始终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亲切感，就连我的父母对莫奈的画都有特殊的感情。那幅《睡莲》，从我16岁那时起就一直挂在我的房间里。
再回故乡时，我想找到那位美术老师，告诉她，法国的奥赛博物馆我已经去过了。不过，毕竟是男子汉了，有些细节我会不好意思说的，比如，那天在奥赛博物馆里，面对莫奈《睡莲》真迹，我竟热泪盈眶！
摘自网络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4 08:49 编辑
163、《爸妈，请别粉我微博》冯凌燕
当我爸用看似不经意的口吻问我：“女儿，你的QQ签名是什么意思”之后，我就知道，我大概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在那个小框里更新一些无厘头的内容了。我甚至可以想象他在开口问我之前，是如何把这句话复制到搜索引擎上，然后逐一排查的。 当然，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困扰着我一个人。
事实上，我身边的同龄小伙伴们已经开始对社交网络上爸妈们的积极“入侵”做出了迅速的反应。他们或是弃置微博，或是在微信朋友圈里直接把爸妈拉黑，或是利用微博上的“消息分组可见”功能，或是索性另外注册个“小号”专门用来和爸妈聊天。真可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今天的社交网络，俨然是一个全民“晒生活”的地方。不过，很多“小伙伴们”貌似并不希望把自己的父母列入到观众名单中。对于他们来说，担心因此受到父母的远程“监控”和额外管束，是他们决心抵制父母“围观”的重要原因。比如，我对面寝室的姑娘在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兴高采烈地更新了一条状态：“又吃撑了。”隔天一早，她那远在几十公里外的妈妈就打电话来批评她说：“你一个女孩子大半夜的还吃这么多，会胖的。”而对于男生，可能上传一张台球房的照片就会让家里念叨上很久。
二十出头的我们，大多希望能在同龄人之中表现自己独立的生活，而家长的“入侵”显然打破了这样的幻想，其中的失落感不言自明。如果你没法理解，不妨想象一下：当你得意地向朋友们炫耀今天要在KTV里通宵喝酒的时候，你爸妈的远程指令突然出现在了评论栏里“回学校去！”这大概会让很多年轻人觉得很没面子。
不过，并不是我们之中所有的人都是出于这样的抗拒心理来抵制家长们的注视。小亚，跟我同岁，高中开始独自去澳洲留学。在这个女孩的社交网络上，可以看到“时差党”们略显孤单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学业压力、身体负担还有絮絮叨叨的关于家乡的故事。这里一样没有她的父母，她的父母被单独区分开来，加在她的一个“小号”里。在这样的“特别”对待之前，有一回，小亚更新了一条表达自己近来身体不适、心情抑郁的状态，结果没想到，“我妈当时看到之后就非常着急，也不知道我究竟怎么了；她说她都没心思工作了，还说要飞来澳洲看我。”不仅如此，小亚的妈妈还通过QQ联系到了她的朋友，旁敲侧击地打探女儿最近的生活。在这之后，她的父母就被“隔离”在一个小号里了。她很理解妈妈的担心，“她从来都没有来过澳洲，所以对这里的未知世界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这种恐惧被女儿在社交网络上的几句话激活并放大，造成了他们更大的不安。
对于年轻人而言，在社交网络上的抱怨，甚至发泄，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一种自我存在感。这在我们这一代人之间并不少见。因为我们被需要、被重视，所以我们很忙，所以才会有抱怨的资本。而这种在小伙伴之间默许的逻辑并不为新加入社交网络的父母辈所理解。他们往往会因为我们在网上随手更新的一句抱怨而“小题大作”，认为自己的孩子遭遇了困境，正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求助。正是出于这种对社交网络的认识差异，让越来越多的“小伙伴”选择逃避父母的追踪。在孩子们看来，这是一种在理解父母的关心之后，表达体谅的方式，“我不想让我的爸妈太担心，所以我宁愿什么都不让他们知道。”
除了这类默默旁观的爸妈，一些更加主动的爸妈们充分发挥了社交网络这一平台的优势，把教育孩子的事业进行到底。
“说出来你一定会笑死的，”朋友小澍无奈地说，“我妈专门给我分享一些什么《北大保安站着上北大》之类的文章看。”我的这位朋友试图用理智克制自己，觉得应该顺着家长的心意，表达“很受用”的意思。但是，小澍还是觉得自己做不到，生怕这么一天天地“惯”着妈妈，她大概会变本加厉。为此，她特地跟妈妈展开了一次“平等对话”。
不过，更多有着相同经历的小伙伴们还在默默地忍受着家长们在微信朋友圈、在QQ空间里孜孜不倦地分享的励志长文和心灵鸡汤。他们私下吐槽说：“其实我们也都理解，有时候也会匆匆扫一眼，可是有些内容实在是，你懂的……”
而当这些爸妈得不到他们所期待的回应之后，他们会选择更加直接的办法——把文章的网址链接直接发过来。比如哲立，他跟妈妈的对话基本局限于“今天晚上吃什么”这样的日常话题；而在社交网络上，他的妈妈完全开启了另一个模式，有关政治、经济的话题一律单独抄送一份给读法律的儿子。事实上，哲立不好意思地坦白说，这些内容他从来都不看。
尽管是在社交网络上，还是没能摆脱爸妈追着孩子跑的套路。在这种观点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刻板印象：在孩子的眼里，爸妈们总是试图抓住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教育孩子。这个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确实有朋友的爸爸会单独把女儿加入一个群，然后专发这类文章。这背后的动机是每个孩子都能理解，同时所不耐烦的。
可是这种观点似乎也不全对。哲立妈妈的朋友圈里，高频时间段里每天能更新上好几回；内容除了哲立所说的专门抄送给他的内容，还有一些她自己的生活琐事记录和感悟。而小澍的妈妈所分享的不乏一些关于家居装潢、养生保健之类的信息。所以说，这一部分爸妈们并不是以通过社交网络教育孩子为唯一目的的。事实上，他们也在发掘和探索新鲜事物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只不过这种乐趣在我们眼里看来略有些“过时”，所以才会生出一些厌烦情绪。因为一般来说，出于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的差异，父母辈对新媒体的接受速度会略微滞后于我们这一辈。当我们对这种新媒体上的转发或是分享功能，还有各式段子的新鲜劲儿都过去了的时候，他们刚好处于那个充满了好奇的阶段。
所以下一回，如果我爸妈开口跟我说，“女儿，我来加你微博吧！”我想，我大概已经想好答案了。（摘自 《意林》 2013 第23期）
164、《新西兰舍生取义之争》 福富
2010年11月20日凌晨3点钟，新西兰的准妈妈爱丽斯，被频繁的胎动扰得无法入眠。她打开电视，，一则新闻让她感到无比震惊：新西兰南岛的皮卡河煤矿，在12小时前发生爆炸，井下的31名矿工，生死不明。她的丈夫吉姆，整合四皮卡河煤矿的矿工。 居住在惠灵顿的丹尼，一直等丈夫的电话，可丈夫每晚必打的问候电话迟迟未来，她的电话也始终拨不通。丹尼觉得事情不对劲，便带着四个孩子坐火车，连夜赶往皮卡河煤矿。
洛克迅最小的儿子斯蒂芬17岁，当天，是他第一天去皮卡河煤矿上班。斯蒂芬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矿工，因为新西兰矿工的福利待遇是所有行业中最好的，一年只上半年班，工资却高出其他行业好几倍。
不准救援队下井救人
皮卡河煤矿位于山顶的通风井口，一股股烟气正汹涌地喷射，附近的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硫磺味。周围一些树木已被烧焦，附近的一个小屋已被震倒。
很多戴头盔、身穿救生衣的救援人员已经在煤矿外面待命，他们不清楚发生爆炸的原因和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当地政府担心矿内危险气体持续累积，会导致再次爆炸，不敢贸然派救援人员进入。
新闻记者第一时间向外界披露了井下被困人员的数字，井下油31人，年龄从17岁到62岁不等。第二天早晨，整个新西兰都知道了这期矿难，所有人都关注着事态的进展。
煤矿总经理惠拓尔向公众表示：每位矿工都携带着可以供30分钟呼吸用的氧气，他们有足够时间进入煤矿里的氧气储存室，那里有储备水，井下温度大概是25℃，矿工们可以在那里生存好几天。
惠拓尔的话给了人们希望，也暂时安抚住了陆续赶来的矿工家属们。
救援人员早已做好下井准备，可政府不允许他们贸然下井救人，并强调：救援人员性命与被困矿工同等重要，要确保井下环境相对安全，才可以下井。
现场指挥官对几名跃跃欲试的救援人员说：“这不是在演好莱坞大片，要表现个人英雄主义。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井口不时冒出一股股浓烟，专业人士需要检测并分析从井道采集的空气样本，在检测结果出来前，救援行动无法开始。
火速购买救灾机器人
爱丽斯此时已出现分娩前兆，但她坚决不愿离开，她要和肚中的孩子亲眼看着吉姆从井口上来。吉姆没等来，妇产科的救护车却到了。
丹尼带着她四个孩子，跪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祈祷。四个孩子发誓，他们再也不调皮了，只要爸爸能回来。丹尼也发誓，以后再也不跟丈夫吵架了。
67岁的洛克迅抱着头，一动不动，他一闭眼，就会想象小儿子在井底下呼吸艰难、生不如死的情形，他真希望自己能代替斯蒂芬。
在等待和祈祷中，他们发现竟然已经过去48个小时。
当地政府调集的救援设施十分周全，救火车、水车、挖掘机甚至飞机都来了，可就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救援行动。
几名家属实在等不及，他们想下井去搜救。还没等他们下去，大批负责安抚他们的心理医生就到了。
也许祈祷真的起了作用，此时，从井口爬上来两个生还的矿工。他们一上来，就被救护队和媒体的闪光灯包围。
经过48小时的等待，终于等到井下空气的检测结果：毒气指数超标，救援人员不能下井。
不过，工作人员准备了另一套方案，他们在事发当天，迅速从日本订购一架机器人。现在机器人终于乘着飞机跨越太平洋，又乘着火车和汽车，一路颠簸着来到皮卡河煤矿。
这是一个管道机器人，专用于在大型坑道中作业。机器人可以远程遥控，还有摄像头、探照灯和气体检测仪等，井上的人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作业情况，也能知道井下的情况。
刚开始，机器人传输上来的数据显示井下的毒气弥漫，状况复杂人们得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可机器人在前进不到五十米后，就停止了工作。机器人因为进水导致短路，无法工作。
11月22日16时，29名矿工被困井下已达72个小时。由于井内环境一直存在隐患，所以没有任何一名救援人员下井。
家属们开始给政府施压，有人甚至威胁说：“如果救援队不下去，我们就下去，看到时候丢的是谁的脸。”
公众舆论也一边倒地支持家属们：“政府到底做什么了？你们花掉我们纳税人的大把供奉，关键时刻，却如此不作为，那我们养你们干什么？”
在巨浪般的舆论中，此次矿难的救援总指挥、煤矿专家托维尔进退维谷，但他最后还是下了死命令：不许人下井。
起诉政府官司打两年
皮卡河煤矿乱作一团：刚刚生完孩子的爱丽斯，产后大出血，孩子也因为早产而缺氧，可她坚决不离开，她说：“要死，我们一家三口死一块。”丹尼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等丈夫上，结果小女儿爬进了马桶里，差点淹死。压力巨大的的洛克迅，竟然在矿难现场精神失常……
几乎每一个家属，在生离死别的期望和绝望中，都快崩溃了。
事态毫无进展，全世界的关注让煤矿专家托维尔也快发疯了。每次拒绝那些不顾安危请愿下井的救援人员，他都于心不忍，可是他必须得这么做。他说：“井下的是人命，井上的就不是人命吗？毒气那么浓，下去的人等于送死。”
可是，家属、媒体、公众不理解他，骂他是个没有的煤矿专家。公众开始指责新西兰总理，有被困矿工亲属指责总理在第一次爆炸后来到现场，却没有主动指挥营救。
总理向这些家属解释说：“我只是一个政治家，不是矿难营救专家，我去指挥肯定是愚蠢的，我根本不懂煤矿专业的知识。”
在各种争议与指责中，11月24日，井下又发生了爆炸。营救人员和被困矿工家属们终于明白，井下的人没有生还的希望了。26日和28日，井下又连续发生了两起爆炸。
皮卡河煤矿暂时被封闭。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虽然事发之后，每名死者的家属得到上百万新西兰元的抚恤金；虽然皮卡河矿难的纪念碑被立了起来；虽然举国哀悼……但是，家属们并不满意，他们表示：“政府欠我们一个答案，皮卡河煤矿究竟发生了什么？在矿难发生72小时内政府的不作为，是否该受到谴责和惩戒？”
随后，他们把政府和矿难救援队告上法庭。
法院调查发现，是电源设计中的两个疏忽导致矿难发生，而政府不救援的做法是否正确，则是很难判决的一件事情。
这起官司，一拖就是两年多。
很多人支持遭遇矿难家属们：“新西兰早该修改法律了。一旦大事故发生，有些救援队就袖手旁观。大爆炸、大台风、警察们都成了看客。在关键时刻，他们不应该首先考虑自己的安危，而应该已解救他人生命为第一位。这难道不是他们应该具备的品质吗？”
也有很多人不这么看：“从事后又发生三起大爆炸来看，救援人员下去，如果正赶上大爆炸，那么除了死亡人数上添加数字之外，就没别的意义。”“只要死亡系数超过40%，就不应该拿生命去冒险，哪怕用生命换上一条命来，也是不值得提倡的。”
经过两年多的争论后，不久前，这起官司终于有了定论：陪审团成员通过集体表决，认为救援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赔偿。
新西兰总理也站出来支持这起判决：“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明知不能为而勉强为之，舍身取义，在我们国家是不提倡的。”
家属们沉默着，似乎接受了法院的判决。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伤痛、不满、抱怨、都会淡化。
“救援人员的性命与被困矿工的性命同等重要。”这一准则，或许值得所有人思考。
（摘自《特别关注》 2013 第12期）
165、《为什么中国人富有但不幸福》曾航
几年前，陈志武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但我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富有但不幸福？ 时至今日，许多中国人已经变得相当富有了。中国人不仅在房地产泡沫中个人资产狂飙，出国时展现出来的消费能力也让人惊叹。 这次和我和一批朋友一起去美国，大家都互相称呼对方为“土豪”，有位同行的朋友，进奥特莱斯之前对大伙说，自己平时很少买衣服，购物的需求不强烈，但是等他真正走进去的时候，5、6个小时都不够逛，几个大提袋都不够装。其他人也大同小异，什么阿玛尼的大衣、LV的包、苹果的手机，好像不要钱一样，每个人都要大包小包直到提不动为止。 “中国人现在看起来有钱了，但是到国外看一下，发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还是不行。”很多年前，我的一位大学老师在课堂上讲了这句话，当时我很不以为然，认为该老师过于崇洋媚外，时至今日，我越来越觉得她讲的有道理。 这次来美国，我观察了下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精神状态，当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走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中国的人的资产、收入可能已经不比这个美国人低，但是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确实有很大差距。 美国人脸上浮现出的是从容、淡定和平静，在加州灿烂的阳光下，美国人悠闲地在室外跑步、骑车，或者在路边一家露天咖啡馆的阳伞下悠闲地喝咖啡。这是一种自然的大国国民精神状态，自信、安详、平静。 但是中国人，在满大街地打听哪里有“土豪金”卖，中国人喜欢到处合影拍照，并且讨论哪里的奥特莱斯在打折抢购……所有的精神状态可以概括为“抢”，中国人生怕买不到“土豪金”，回国失去了一个证明自己身份的机会；生怕自己在美国没买够东西，回到物价昂贵的中国自己吃亏了；生怕自己没有在旅游景点前没有照够照片，从而失去了一个向亲戚朋友们炫耀的机会…… 所有的这些，首先是中国人的一种不安全感，不自信感。在上海，月收入3000块钱的公司前台，往往用着5000块钱的iPhone,或者上万块钱的GUCCI包，他们省吃俭用，日子过的紧巴巴，却要让自己全身名牌，至少看起来光鲜，生怕别人瞧不起了自己。 一个中国人在香港花5000块钱买到一条成本几百块钱的打折Buberry围巾，会大呼自己捡到了大便宜。 在国内许多旅游景点，你仔细观察时都会发现，中国人忙着一遍又一遍拍照，而老外则更在欣赏风景本身，很少会去拍照。 国庆开车出去玩，在路上处处是“加塞儿”的人，许多人就为了抢那么几秒钟，冒着撞车的危险在高速上窜来窜去，有好几次都差点撞到。而在美国开车，则很少有人去插队。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中国人的浮躁？我认为激烈的社会竞争，是最大的原因。在许多人口稠密的亚洲国家，富裕并不能给你带来幸福，你必须承认这一点。 我去过很多次日本，日本人尽管很富裕，但是过的一点都不幸福，在这样一个岛国之上，挤着一亿人口，日本人同样处在巨大的社会竞争之中，导致日本的社会压力极大。这个国家再怎么发展，它的人民仍然无法幸福。 日本人普遍住在小得可怜的房子里面，他们可能买不起东京市区的房子，需要住在东京外围的神奈川、横滨、横须贺、静冈、千叶等城市，每天挤着拥挤的电车来到东京上班，东京的停车费大约是1000日元一个小时，大部分日本人也开不起车（东京92%的人坐地铁和电车上班）。 到了晚上，还需要和同事去居酒屋喝酒，生怕被排挤。在日本，一个男人晚上回家太早，会被老婆看不起，因为觉得你在公司混的不好。一些日本白领晚上在居酒屋喝到很晚，最后一班回家电车已经停运，又打不起车回家，只好在地铁站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坐最早一班电车回家，换一身衣服来接着上班。 这就是中国人的宿命，你一生下来，就处在巨大的社会竞争压力中。我们只能怪我们的前辈给这片土地创造了太多人口。 这次在硅谷斯坦福大学打车，那个巴勒斯坦籍的出租车司机问我：“听说在你们中国不允许生两个小孩，是这样吗？我认为这样是不对的，我在美国有5个孩子，过的很幸福……” 我只想对他说，这个社会容纳不了这么多人的梦想，就这么简单。
（摘自 《意林》 2013 第23期）
166、《谁有特权上大学》 刘瑜
来，给你出一道题。假设你来自于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国，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藏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幸的是，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就是去上中学，然后高考。当然了，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这样的牛校，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分数线又低嘛。但问题是，你被扔到这三个地方的概率一模一样，各三分之一。这个时候，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你会怎么设计？ 这个假设的情形，不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他有一个术语，叫 无知之幕 ，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一个站在 无知之幕 后面的人，既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 无知之幕 一拉开，发现自己就是比尔盖茨，恐怕你会后悔得一头撞死。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WINDOWS2000卖5000美元一套，万一 无知之幕 一拉开，发现自己其实是非洲饥民，估计也要捶胸顿足。
好了，你站在无知之幕后面，你不知道自己会是北京人，还是河南人，还是西藏人，你得想想什么的高考分数线制度最合理。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不如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AffirmativeAction（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 是60年代随着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兴起的一项政策。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平权行动 实施之后，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高校录取制度尤其是 平权行动 的热点。有的大学，甚至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 加分 的制度、或者给他们实行百分比定额制。这种拔苗助长的善良愿望，促成了美国的大学里各种族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90年代中期，一个曾经几乎是 纯白 的学校，已经被 平权行动 粉刷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然而从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 平权行动 嘀嘀咕咕 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 逆向歧视 。
1978年的 巴克案 （bakkecase）打响了反对 平权行动 的第一枪。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与此同时，这个医学院根据16％黑人学生的定额制，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不干了 我不就是白点吗？我白招谁惹谁了？他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 平权行动 。
紧接着，嘀咕发展成了议论，议论发展成了吆喝。最著名的吆喝，来自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长PeterWilson。他吆喝道： 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人才干 。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 平权行动 的运动。95年6月，公立的加州大学及其九个分校废除了录取学生中 平权行动 。96年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 平权行动 。97年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 平权行动 。
取消 平权行动 的效果是立杆见影的，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 平权行动 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从97年的562个黑人下降到98年的191个；拉美裔的学生也从1045个下降到434个。各大学校方很有点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的感慨。
2003年 平权行动 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因为今年最高法院遭遇了一个新的 巴克案 密歇根大学的Gratz/Grutter对Bollinger案。2003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个八面玲珑的裁决：密歇根大学给每个少数民族申请者加20分的本科生录取政策是违宪的；但同时，它又裁定法学院为了增加学生的 多样性 而照顾少数种族是合法的。这与其1978年对 巴克案 的裁定是一样的：原则上支持 平权行动 ，但反对用定量的方式来固定这种 平权行动 。
如果说最高法院1978年的暧昧还是理直气壮的，2003年的暧昧就已经是如履薄冰了。那个加分制违宪的裁定是6比3作出的，而法学院 平权行动 原则合法的裁定，是5比4惊险胜出的。PeterWilson们吆喝了这么些年，终于把 平权行动 的阵脚给吆喝乱了。
平权行动 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 程序性正义 和 补偿性正义 的矛盾。 程序性正义 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 同一条起跑线，兔子也好，乌龟也好，你就跑去吧。 程序性正义 的最大问题，就是对 历史 和 经济 、 文化 的无视。一个经历了245奴隶制、100年法定歧视和仅仅30年政治平等的种族，必须和一个几百年来在高歌雄进征服全球的种族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补偿性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 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二十分，那一个祖上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值又有什么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 莫非我们还要在每次高考前进行一次阶级成分调查？这就听起来有点耳熟了，而且是不太悦耳的一种耳熟。这种补偿性正义的原则，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而这种裁判权一旦被权力机器劫持，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对 平权行动 的暧昧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它一方面赞同将历史、经济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虑当中，否定了纯粹的 程序正义 ；另一方面，对如何具体地补偿历史、经济问题，又支支吾吾。毕竟，就算是爱因斯坦，估计也研究不出历史和现实之间、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承认一个一个的人，也承认一群一群的人。承认你矫捷的身手，也承认他人肩上历史的十字架 因为在 无知之幕 的背后，你可能是一只兔子，也可能是一只乌龟。
好了，终于可以回到咱们开头提的那个问题了 来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内地、边疆的可能性各三分之一，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你可能会说：三个地方分数线一样嘛！大家公平竞争嘛！
你也可能会说：让边区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那些地区贫穷，教育条件有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电脑打字，俺们这里还是凿壁借光呢。
你还可能会说：我选择让北京上海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 因为 咦？你们地球夏天真热啊？
我们知道，这三种选择，第一种叫 程序性正义原则 ；第二种叫 补偿性正义原则 ；第三种，姑且称之为 夏天总是很热 原则吧。
（摘自《读者》2012 第13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8 16:16 编辑
167、《我们今天怎样做父母》口述/杨东平整理/周大平
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中，很多家长陷入一种极度焦虑的状态。尽管还没有一抓即灵的方法帮助家长们改变，但在同样的教育环境中家长仍然有许多选择
怎样做父母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1919年鲁迅曾在《今天我们如何做父亲》一文中呼吁要“救救孩子”，当时的背景是新文化启蒙，要以割除陈旧传统的方式来为孩子成长开辟一条新路。斗转星移近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话题，又会产生丰富的联想。
近日，北京理工大学文科学部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杨东平，就这个话题在一次教育沙龙中针对城市的家长提出己见。他特别提到，家庭教育在城市是过度、在农村是缺失。
输在了起跑线上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家训、家教经验，但今天许多号称爱孩子的家长之所为，非常典型地严重违反了基本的教育准则。具体表现包括：
认为在考试分数面前可以牺牲健康。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中小学生的日均睡眠时间比国家规定的少了1小时24分，在全球范围内垫底。已经有科学研究证明，睡眠不足是导致儿童肥胖的最直接原因，因为儿童的生长激素主要在深夜的睡眠时间分泌。日睡眠不足9个小时的小学生，发生肥胖的概率是对照组孩子的四倍。
做人教育欠缺，削弱了诚实、正直的人格养成。中国传统的君子之教，培养人知书达礼、温文尔雅的教育空间被挤压。
许多孩子没有获得相应的生活自理能力。一些15岁的孩子生活自理能力还止步于十岁、八岁的状态，离开一直依赖的父母就寸步难行，没有自己做基本判断和基本选择的能力。
忽视孩子的精神成长。许多家长热衷于给孩子提供各种课外培训班，认为学习好就完成任务了，却没有帮他构建一个充实的内心世界，没有给他一个精神健康成长的方向。
我们与日本儿童作比较就会看到一些差距。日本的幼儿园对孩子实行严格的人格养成教育，秋冬季节都要求穿短衣短裤。还有幼儿园要求家长准备不同尺寸的包和很多套衣服，以备小孩在不同的场合背不同的包去远足，以及为不同场合的表演换不同的衣服。三年以后日本小孩上小学时的自理没问题，而中国城市中不少七八岁的孩子还不会系鞋带。
日本的幼儿园不怎么进行知识教育以及所谓的综艺教育，而是通过过这个节过那个节，让每个孩子在各种活动中展示自己，在展示中学会微笑、学会向别人说谢谢之类的礼貌用语等，这就是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
人格养成教育的失落
今天的家庭教育究竟失落了什么？
首先，是人格养成这个家庭教育的核心价值在功利化面前被逐渐淡出了。
尽管学历和名校有时被看得特别重要，但关键时刻的选择还是把好的人品作为首要指标。比如家长评价女婿，比如企业招聘员工，都会把好的人品放在第一位。家庭教育最根本的是培养一个好人。
其次，性格决定命运。社会各行各业能够有所成就的人，归根结底都不是靠自身有限的知识，以及高学历之类，而是靠他的综合素质或称人格特征，即勇气、意志力、坚持、兴趣爱好等等。
再次，情商大于智商。美国有过对1000名成功企业家的调查，其中大多数人说到自己的成功，一部分说是出于爱好，一部分说是由于坚持。上世纪初，美国还持续跟踪调查过1000名智商在140以上的学生，50年后其中被社会认可的七八十个成功人士，共同的特点是都具有比较好的综合素质，是他们情商中妥善的为人处世、广泛的兴趣爱好、幽默的性格等因素共同支撑起各自达到成功的高度。
第四，家庭教育的基本价值在于帮助人发展个性和实现自我。评价一个人的家庭教育是否成功，要看他的青少年时，第一，能否与书为友，养成了一个阅读的习惯？如能与书为友，就可以保证他不会学坏。第二，能否在高中阶段形成自己独特的兴趣爱好？如果能够，就奠定了他自我发展和找到自我的基础。
孩子是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家长的权威性、引导性和家庭文化的传递性非常深刻。其中，父亲的榜样对男孩的影响特别重要，会塑造男孩今后人生中的形象和生活方式。此外，女孩形成自己的性别认知，以及对异性的基本判断能力也都是在家庭中完成的。
总之，孩子的人格养成和个性发展主要靠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对孩子提供的是一般的关注，不可能像家长那样一对一地发现孩子成长的每一个变化。发达国家的学校，特别注重为一对一的家庭教育留有足够的时间。
家长仍然有许多选择
今天讨论“怎样做父母”特别艰难，因为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中，很多家长陷入一种极度焦虑的状态难以自拔。尽管还没有一抓即灵的方法帮助家长们改变，但在同样的教育环境中家长仍然有许多选择。
家长能够改变的是自己，包括一些不正确的教育观和教育价值。首先是要淡化分数竞争，不要迎合现在流行的应试教育的评价，尤其在孩子的小学阶段，考多少分真的没那么重要。安徽休宁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状元县，历史上出过17名状元，现在正大力打造状元文化，而那17名状元却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上海曾有位老师对所教过的每一届学生做过长达20年的定量调查，发现日后事业有成的，都是当年学习成绩中等偏上的学生。对这个所谓“第十名现象”的合理解释，无非是那些好学生为了一种评价规范，把自己真正的个性丢失了，这个代价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提到起跑线上的竞争，中国孩子的起跑线已经从高考提前到了幼升小，不仅幼儿园都留家庭作业了，而且幼升小的考题还有一定的难度。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上的秒秒竞争只对刘翔重要。今天的儿童有很多没有输在起跑线上，是“累死”在起跑线上的。
关于亚裔学生的教育奇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面试专家，面试过许多到美国考试的中国学生。他认为，对于每一个中国家庭创造的教育奇迹，都要耐心地等待后续篇章的展示。言外之意是拭目以待这种成功能持续多久。在美国16到24岁的亚裔女性中，华人的自杀率最高，其中麻省理工学院的亚裔本科学生自杀率是全美大学平均自杀率的三倍。究其根源，是在一种高压模式下和应试教育环境中形成的人格，缺少如何为自己负责，如何选择、判断和处理各种问题，如何自我控制和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他们的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流，又不愿求救心理医生，因而患有心理疾病的概率相当高。这种分析相当深刻。
确立平民教育价值取向
人生的圆满比某个时段的出彩更为重要。遗憾的是，今天人们每每把教育和幸福连在一起时，却将教育演绎在追求功利、上名校、满足家长虚荣心之类的肤浅层次。对于教育如何增进人的幸福，周国平有过一个简单的定义，即八小时内找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且能够干好的事，八小时外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这就是全面幸福的人生。
这话实际是涉及了教育的两大任务，一是要让孩子的内心有声音，要有自己喜欢的事；二是要让孩子能与人和谐相处，善于交往、合作与沟通，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人。
家长的成功观、价值观需要转变。对于儿童，一是理解，二是指导，三是解放，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高尚的道德情操、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不被淹没的力量。这是鲁迅在“五四”运动当天写的，今天仍然可以作为当代家庭教育启蒙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
解放儿童的头脑、解放儿童的双手、解放儿童的嘴巴、解放儿童的空间、解放儿童的时间——陶行知提出的“解放儿童”，针对的是封建主义对儿童的束缚。今天，是现代社会了，但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只重视应试教育对儿童的压制和束缚的状况怎样呢？
中国的家长需要确立平民教育的价值取向。我们进入到一个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时代，今天就是以平常心培养合格的现代社会的公民，不要只求出人头地，而要为这个社会尽自己的责任。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打造一个网络化的学习型社会，因此更有可能超越以往一次性学历教育对人的影响。我们已经有网络公开课程，有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资源，一个人只要愿意学习，完全可以在终身学习的视野下规划自己，通过利用社会化资源自主学习达到成功。
名人的家庭教育观
有一个尚未引起家长们关注的现象：大多名人之后都平平淡淡，没有所谓成功过；而且名人作为家长也不要求子女出人头地、成为名人。老舍对子女的要求很低，第一粗通文字，第二不欺负人也不被人欺负，第三有一技之长，可以谋生。儿子舒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长，主要做一些文学研究和评论，退休后开始画画，所画的非常个性化的国画，经常提供给公益活动，他是个有丰富色彩的人。
傅雷是家庭教育中严父的典型，其“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的名言令人耳熟能详，由于对子女要求非常之高，使他的家庭教育差一点走向反面，傅雷晚年对此有很多反思。傅雷之子傅聪与今天的郎朗都是天才的儿童，都是在家长的“捆绑”下长大的。于是“天才儿童不打他也能成为天才，否则打死他也成不了天才”又成为家庭教育的一个新话题。
叶圣陶的名言“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非常发人深省。孩子都是一颗没发芽的种子，最后长成什么，不完全是家长的意志决定的。每个儿童都是独特的个体，善待儿童的最好做法是顺应自然，家长的智慧应该在这里。
首先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健全的公民，要让孩子做最好的自己，有家庭的责任，可以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改变，这是我最想对中国家长们说的。在大环境暂时改变不了的时候，面对“是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还是第二战场，是让孩子多睡一小时还是多上一门课”的问题，家长们的选择至关重要。
（摘自《读者》 2012 第13期）
168、《没有谈过恋爱的》 张晓风
1
朋友的女儿还在读大学，她写了一篇武侠小说——哦，不，事实上是写了半篇小说，因为写到一半她便罢手不写了。
唉，写到一半的小说多么令人沮丧啊，简直像织了一半的布遭人剪断，或煮到半熟的饺子忽然遇上停电。此女幼慧，叔叔伯伯阿姨都很看好她，但她就是不肯把那篇小说写完。老妈催她，她竟说了一个奇怪的理由：“我又没有谈过恋爱，这一段我是写不下去了。你要我写，那，你去帮我找个男朋友好了！”老妈一时气结，暗中抱怨此女明明是懒惰，却把理由编得如此这般。我闻其言，不禁大笑，我说：“哎，哎，你这女儿果真是没有谈过恋爱。她如果谈了恋爱就会知道，描述恋爱其实最好没有谈过恋爱。真的谈了恋爱，写出来的未必能直逼爱情……”
这一段话说得有点像绕口令，可能让听者更糊涂了。我想只好找些例子来说明吧！
2
110多年前，英国作家王尔德讲了一个故事给法国作家纪德听，故事后来被人安了一个题目叫《讲故事的人》。在我看来，这故事简直是《老子》中“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批注。
故事是说有一个人爱讲故事，所以颇受村民欢迎。他会在返家时鬼扯一些奇遇：例如途经森林，惊见牧神吹笛、仙女群舞；途经海岸，又见三个美人鱼以金梳梳理碧发。听者觉得极其精彩。不料，他后来竟果然碰见自己描述的景象。当村民又来相询的时候，他却说：我此行一无所见。
3
1844年出生的亨利·卢梭其实终其一生都住在法国，他的职业是收税员。但他当过4年兵，4年中遇见了不少去过墨西哥的同胞。通过这些同伴或忠实或不忠实的描述，他居然也感受到一些南美风情。之后他又跑到城市里的植物园去写生，观察非洲热带植物。
1889年，当时他已经45岁了，由于巴黎办万国博览会，他也就间接了解了一些塞内加尔、东京和大溪地的事情。就这样拼拼凑凑，半揣度半狂想，他居然画出一组恍惚迷离、亦真亦幻的作品，如《睡着的吉卜赛人》（1897）和《梦》（1910）都令观者倾倒入迷，连毕加索也景仰其人。
4
2004年3月，我应邀去淡大听叶嘉莹教授讲“词”，叶教授80多岁了，风采依旧照人。满堂崇拜者，引颈以待。她是美丽清雅而又智慧灵明的。她的生平又有些传奇性，听她的演讲的确是无趣生活中的盛事。但那天她不知怎么说着说着就忽然冒出一句话，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在长辈安排下结了婚，而她此生最大的遗憾便是不曾谈恋爱，如果有来生，一定要谈一场恋爱。
可是，如果有来生，那个谈过一场好恋爱的美丽聪颖的女子会比此刻的叶嘉莹教授更好吗？经她诠释的情词会更细腻吗？经她吟诵的诗会更催人泪下吗？“无憾”以后的叶嘉莹教授又会以什么面貌活在来世呢？
5
神父无妻，却能指导婚姻；男性医师不怀孕，也能指导生产过程；梅兰芳并没去做变性手术，却能委婉唱出某个春天花园中的女子杜丽娘的情根欲苗……至于死，活着的人都没死过，却有人把死写得浃髓沦肌。
6
谁说要谈完一场恋爱才能把小说写好？
（摘自《读者》 2012 第13期）
169、《死亡地带 》 邓笛 编译
在美国腹地，曾经有这样一个地方，所有的生命都和谐共存。这里有一座繁华的城市，城市的周围是兴旺的农场。走进农场，给人一种步入人间仙境之感。这里树种繁多，葱笼茂密；奇山异石，雄奇美丽；流泉飞瀑，蔚为壮观。树林中百鸟争鸣，时有狐狸、野鹿等野生动物出没，它们有的奔腾嬉戏，有的仰天啼叫，好不畅快、惬意。这里，四季风光迷人，美不胜收。春天，遍地鲜花，莺歌燕舞；夏天，绿树成荫，水流潺潺；秋天，满山红叶，层林叠翠；冬天，山清水秀，腊梅争芳。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神奇与妩媚，过着平静安详幸福的日子。然而，有一天，有一种邪恶的魔力突然笼罩这一地区。紧接着，牛羊大批死亡，树木成片枯萎，碧草少了，蓝天不见了，野生动物也都消失了。人们谈得最多的是家人的病情。许多病仿佛是新出现的，连医生也束手无策。有一种病甚是奇怪，患者口齿不清，步履蹒跚，面部痴呆，手足麻痹，视觉丧失，有时会莫名兴奋，身体弯弓高叫，直至死亡。人们就这样一个接连一个地死去，常有儿童会在游戏的过程中突然倒地而亡。这里，到处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人们清楚地记得，有那么几天，所有的鸟儿都停止了鸣叫，好像一齐儿失声了。人们看到它们时，它们不是飞翔于天空或栖息在树枝上，而是趴在地上奄奄一息，有些虽拼命地拍打翅膀，但就是飞不起来。怪事接连发生。母鸡孵蛋，却孵不出小鸡；母猪产仔，一窝产不了几个，而且个个瘦小，活不了几天就死了；果树开花了，却结不出果子……忽有一日，老鼠铺天盖地而来，它们很快将农田里已经不多的谷类作物全部吃光，农田变为一片废墟。但短短几天之后，老鼠就像约好了似的全都死光了，简直让人莫名其妙。又不知过了多久，人们突然发现，曾经碧波荡漾的湖泊变成了“船只墓地”，到处是生锈的拖网渔船和搁浅在沙漠上无数的其他船只。鱼量充沛的湖泊变成了大范围的沙漠，船只陷在沙中，充满了超现实的悲哀。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遭到了敌国的入侵，还是遭遇了恐怖分子的袭击，抑或是外星人闯入了？都不是，这一切是这里的人自己造成的结果。那么，这是美国的什么地方？所幸美国并没有这么一个地方，但是你千万不要把作者以上的描述说成是无聊的杜撰，因为这些灾害的每一种情况都确确实实在地球上的某一地方发生过了，只不过发生的地点各有不同。所以说，一个狞笑的幽灵已经悄悄地爬到了我们身上，认识不到这一点，以上悲剧就会变成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严酷现实。
（摘自《读者》 2012 第13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6 12:37 编辑
170、《让科学变得有趣些》泰勒·迪威特（作者系美国一高中科学老师）
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成为高中理科老师的第一年，我非常兴奋，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但是慢慢地，我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现实，我的学生可能什么都学不到。直到有一天，我给学生们安排了一个作业：预习教科书中的一个章节，内容是生物学中我最喜欢的主题：病毒及其攻击原理。
我很兴奋地期待着与同学们讨论这个章节的内容。当我走进教室，问：有没有人能阐述一下本章节的主要内容，并解释一下为什么病毒会这么酷？课堂上一片沉寂。终于，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眼睛盯着我大声地说：“教材太差劲了。”她澄清道：“我不是说课程的内容差劲，我是说我根本看不懂，读起来非常枯燥。管他呢，就是太差劲了。”教室里爆发出了赞同的笑声，我才突然意识到班上的所有学生都是一样的感觉。也许他们做了笔记，死记硬背了教材中的定义，但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理解其中的意义。
重要内容如何变成故事？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这个内容很有趣，这些内容很重要？我完全迷茫了，我不知道接下来要怎样去做。我只能无奈地对大家说：听着，我来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细菌和病毒。我手里拿着玩具模型，还在PPT上展示着手绘动画图片来为自己的故事配图。我继续讲道：你们可能对细菌和病毒并不陌生，因为他们都能使人生病。但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病毒也能使细菌生病。
而后，我开始给学生们讲故事，故事的开头有点恐怖。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快乐的小细菌。别太投入啦，也许它正潜伏在你的胃里，或是在一些变质的食物里游荡。突然之间，它开始感觉不大对劲了。可能它午饭吃坏肚子了，然后事情变得非常可怕。它的皮肤裂开了，它看到一个病毒，从体内钻了出来。更恐怖的事情是，它的身体爆炸了，成群的病毒从细菌的体内奔涌而出。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细菌而你目睹了这一幕，这将是你最可怕的噩梦。但如果你是一只病毒，此情此景，你可能就会休闲地翘着二郎腿想，“我们太牛了。”
因为病毒需要通过很巧妙的方式来感染细菌，具体过程是：一个病毒紧紧抓住一个细菌，悄悄地把自己的DNA注入细菌。接下来，病毒的DNA生成了一些物质，破坏了细菌原有的DNA。于是，细菌的DNA结构被破坏了，病毒的DNA控制了整个细胞，并开始复制更多的病毒。
要知道，因为DNA就像是一个制造图纸，指示生命体制造指定的物质。这就像原本是一个造车工厂，图纸被替换了，开始造杀人机器人了。工人们第二天照旧来上班开工，但他们执行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指示。那么，将细菌的DNA更换为病毒的DNA，就使得细菌自身成为了一间制造病毒的工厂，直到生产的病毒把细菌杀死了为止。 但这并非是病毒感染细菌的唯一途径，有些方法更加精妙。当一个“病毒特工”感染一个细菌，间谍活动随即展开。这名潜行的特工不动声色地将其DNA送入细菌细胞，但秘诀在于：它不会伤害细菌——至少现在不会。相反，它默默潜伏于细菌自身的DNA中，犹如一枚定时炸弹，静静地等待指令。
有趣的是，接下来当细菌开始繁殖，有了自己的孩子时，它的孩子们也会带有病毒的这段DNA。当细菌繁衍成为一个大家族后，每个家族成员都带有病毒的定时炸弹。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直到信号出现。于是，“砰！”地一声，所有的潜伏DNA被唤醒了。病毒DNA控制了这些细胞，将其变为制造病毒的工厂，并让他们全部涨裂。于是，熙熙攘攘的细菌大家族，就这样被病毒由内而外全部消灭，病毒完全接管了细菌体。
现在大家都能理解病毒是如何攻击细胞的了。总共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我们称其为裂解性感染，病毒一旦进入即掌控整个细胞；后一种是溶源性感染，就是病毒特工闪亮登场的情境。 只要你高中毕业，我敢保证几乎每个人都能看到过前面我阐述的内容。但是，这些知识是以其他形式呈现的，并没有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当我的学生们初次学习这些东西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会痛恨这些？当然，有若干原因：其一，我可以保证他们的课本，可没有什么“病毒特工”或者是恐怖小故事。
科学界对“内容严肃”的执念真是折磨人
在科学界的交流中，通常有着对内容严肃性的执念。我被“严肃”二字折磨死了，我没有开玩笑。我曾经在一家教育出版社供职，作为一名撰稿人，我被告知永远不要用故事体、逗趣笑话或引人眼球的语言风格，因为如果我用了的话，我的作品就不会被视为是“严肃的”和“科学的”。就好像上帝禁止学科学的人寻求娱乐一样，所以我们的科学领域中充满了粘液、颜色的变化，当然，还有优秀科学家所擅长的“爆炸”！如果教科书非常有趣，似乎就不科学了。
另一个问题在于，教材中使用的语言真的让人无法理解。如果我们要总结我们之前讲的故事，我们可以这样说：“病毒通过把自己的DNA送入细菌体内来复制自己。”但如果要是写在课本里的语言，就会变成这样：“噬菌体病毒通过复制以病毒核酸向细菌体的引入而开始。”这个很好，对13岁小孩来说很合适。但问题在于，很多人会在看了这段话之后，说他们不能这样来教育学生，因为这段话中的措辞并不完全准确。比如，我之前告诉大家病毒有DNA。好吧，很小一部分病毒是没有DNA，相对应地，他们体内有另一种称之为RNA的物质。于是所谓专业的科学作者估计会把这处圈出来，说“这不行，得换成更严谨科学的表述。”然后经过专业科学编辑团队审阅了这段简单的解释之后，他们可能会发现我说的每句话都有毛病，而他们必须要改掉所有不严谨的地方，他们不得不改掉所有不是百分之百精确的事情。现在或许是精确了，但是已经完全无法让人理解了，这太吓人了。
科学教育需要情感的联系
我一直在说通过讲故事进行教学的想法，但是现在的科学课程教学是基于我称之为精确性质上的教学法。这套方法不讲故事，感觉讲故事的人很可怕，会把科学课程变成传授我们尽人皆知的细碎知识。就像是，“哦，一天我跟朋友吃饭，她穿的牛仔裤不好看。我是说，他们不是真的牛仔裤，而是窄腿裤。但是，我想他们某种意义上更像是紧身裤。”这会让你抓狂“我的天，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或者更糟，科学教育变成了一个总是说“实际上”的人。不是么，想象一下，“哦，伙计，我们要在午夜起床在黑夜中开车走100公里。”然后一个人纠正说，“实际上，是87.3公里哦。”然后你说，“闭嘴，实际上，我只是想说一个故事。” 好的故事需要更关注情感的联系。我们需要说服听众，我们说的话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忽略掉无关紧要的细节，重点才会得到突出。我记得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Misevan der Rohe）说过，“有的时候你必须通过谎言来传达真相”，我想这跟科学教学有相通之处。
可遗憾的是，我时常感到失望，因为人们会认为我是在鼓吹科学的弱智化。现实根本不是这样的，我现在在麻省理工读博士，我完全理解细节的重要性，专家之间交流时细节尤其重要。但在对13岁的孩子进行教学时，也许细节并不那么重要。如果一个孩子觉得病毒都是有DNA的，不大可能因此毁掉他们成为科学家的机会。但是如果一个孩子无法理解科学课程中的知识，并由于这些枯燥的东西而讨厌这门课程，这真的可能会毁掉他们成功的机会。
科学教育需要“讲个故事”
我们的教学方法需要寻求改变，我希望这些改变来自于高层机构，让他们能够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我祈求他们不要再用如此枯燥的方式进行教学，但是想要改变谈何容易。还好我们很幸运地拥有互联网这样的资源，我们可以撇开这些管理机构，自下而上地进行改变。网上相关的教程越来越多，都是尝试用简单和直白的语言来解释科学原理。我希望有一个维基百科一样的网站，解释你能想到的任何科学概念，用一种任何一个中学生都能够理解的语言和方式。
而我自己把闲暇时间都投入到了制作在线课程上，我用中学舞蹈的古怪动作来类比化学中的等价原理，我用夏令营中男生和女生的故事来解释燃料电池原理。我收到的反馈，经常包含拼写错误和各种网络聊天缩写用语。但是撇开这些，我非常感激这些评论，让我知道我的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这样传授科学知识。虽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你也参与科学工作，我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列中。录段视频、写篇博客，怎样都好，但是请抛开严谨性，抛开术语口号，逗观众开心，引起他们的关注。抛开这些没人关心的恼人的细节，直击重点。
如何开场？为什么不尝试说：来，我给你讲个故事。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1期）
171、《高考作文 命题与阅卷都成难题》吴非
每年高考第一场都安排考语文，已是惯例。依我之见，好像未必是体现重视母语，而是因为语文考试的评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像数理化，会不会做，考生心里有数），第一场下来，不会让考生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在语文试卷中，考生对一篇作文的估分，往往也稀里糊涂。然而，每个参加过高考的人，隔多少年，能记住的也只是那一道作文题。因为作为“一道题”，分值太大，故而每年语文高考结束，总是众议纷起，全都冲着作文题去的。 2004年下放命题权，一是为了考试的安全，因地制宜，更重要的是集思广益，发挥各省的创造性。遗憾的是，十年来，一些省区的命题仍然达不到语文教育界所期望的水平。
十年前，当高中课改启动时，很多有识之士都曾指出，如果高考制度和命题方式不改革，课改肯定失败。因为全社会都瞄准了高考，持“指挥棒”者举步维艰，因为高考命题的一点点的微小的变动都涉及利益群体，各省区每年发布的“考试说明”都会牵动千百万考生敏感的神经。
作文命题应着眼于考查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特别是应当鼓励考生的发现和批判能力，鼓励自由思想和创新精神，不应限制学生思想，鼓励或诱导考生说假话空话套话；命题要有创新意识，不能用一张平庸的试卷引导学生在战战兢兢之中走向平庸。
作文命题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不能违背常识、违背常理常情，特别是不能让考生为了分数放弃是非判断，放弃个人意志。今年有位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即使作文命题有科学性错误，基础好的考生也应当不受影响。这是很不负责的言论。一位受过正常教育，思维正常的学生，面对根据错误材料命出的题，他的思考将会很困难，因为他不可能根据错误的材料正确立论；而如果一个不善于思考的学生，不会质疑，“顺竿子爬”，说一番套话，可以不影响得分，这种考试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作文试卷评价的误差仍然比较大。究其原因，一是阅卷人资质没有保证，二是阅卷时间太紧，复查量不足。每份试卷的评判，是否经得起检验，真不敢说。
行家都知道，高考作文试卷评价有一定的专业要求，并非所有的高中语文教师都有资格参与，也并非高校教授都能胜任，而未经考核，让没有语文教学经验的在读博士硕士参加作文阅卷，令人担忧。十年前曾有专家考虑设立作文阅卷人等级制度，或者延长培训时间，以减少误差，但各地似乎并不重视，或过于敏感，这类问题始终没能展开讨论。
如果作文阅卷质量无法保证，语文高考的改革将很艰难。因为一些国家的招考，母语测试往往仅仅考一篇作文，而我国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过多，如果只考一篇作文或提高作文分值，以现在的误差率，对考生显然更不公平。现今分值60的高考作文，如果三名阅卷教师分别打出42分，50分，58分，而这可不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就能解决的，因为这名考生的作文成绩完全可能就应当是58分！怎样减少误差？谁来仲裁？解决这类矛盾，首先要正视问题的存在。
为了解决阅卷评价的公平性，需要加大复查力度，这就需要增加投入。阅卷经费需要有保障。目前大多数省区的阅卷费用仍然从考生报名费中开支，根据国家目前的财政状况，政府可以少收或免收考生报名费，阅卷费用由政府包下来，加大财政投入（相对于政府其他开支，900万考生的“报名费”并不是很大的数目），有利于增加人手，提高复查比率，以减少误差。
社会不要干扰高考作文命题。应当有相关的严厉措施，禁止媒体和社会补习机构猜题，因为猜题损害考生利益。根据考试命题的有关规定，不管以什么形式公开过的题目（复习题、例题、模拟题，预测题等），命题工作组在命制试题时不仅要回避，也不能“相似”。
多省区自主命题之后，很多专家都称苦不堪言。为防止意外，有些省区制题被逼“走冷”，然而这一来很可能就害苦考生——难度适中，他或许还能正常发挥；如果难度加大，题目变“冷”，他完全可能思维“短路”，胡乱写一通。
什么时候社会不关心高考作文了，语文教育的情况可能会好一些。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1期）
172、《教育的真正负担是什么》 王立志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教育理想，但理想的教育却不易得。教育是一个关系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复杂系统，家长、教师和教育工作的管理者都担负着创造民族未来的责任。一个国家的教育状况是国民精神世界的晴雨表，也是这个国家发展前景的预兆。关注当下的教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未来的命运。目前，我们教育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集中表现为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家长不堪其扰，老师无可奈何。教育的沉重负荷从何而来？层出不穷的包袱为何总是甩不脱？我们亟须对其根源慎思明辨。
无教与误教 上世纪20年代，晏阳初先生对中国的教育做了一个基本的评价：一是无教，二是误教。我们今天的教育仍然要面对这两个问题。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太多的文盲是可怕的。然而，掌握了先进技术的“心盲”比“文盲”更可怕，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最先进的手段，包括法律、制度和公共资源一味地攫取权力和金钱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知道自己到底去向何方。 中国的小学生每天“知识”的摄取量是美国孩子的30倍。乍一听，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数据，这么大的知识量一定会造就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才，可是我们原创性的东西很少。我们只知道填塞，没有给孩子们留出知识“发酵”的时间，我们用12年的时间和了一块“死面”。我们不遗余力地填充一个活动的书橱，饱和的内存。超负荷地运行，使学生们身体机能严重受损。等升入了大学，他们不是处于“待机”状态，触任意键就可启动，而是处于“死机”状态，等待“重启”。我们的教育做了一件投入最高，收益最小的事情。
教育节奏失调 在孩子需要学招式的时候，我们给他讲道理太多，结果他“烦”了；需要具体描述事实的时候，我们说的话太大，结果他“懵”了；在本该庄重虔诚的场合我们又虚又秀，结果他“浮”了。一个不能说出符合自己年龄特点和具有自己独特风格语言的孩子已经误入歧途，他的思想在这条不“自然”的道路上僵化了。这种“思想的早熟”是一个民族教育的悲哀。 行为的准则，道德的规范本该在小时候养成，可是我们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到了毁坏孩子的“内在秩序”上，各种“兴趣班”最终的收益是“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给自己造就了一尊不得不受其控制的“教育巨灵神”，受到它的胁迫和宰制，我们必须按照它的成长节奏调整自己。自觉者心忧，不自觉者随流。 面对这个自造的、高速运动着的“巨灵神”，谁能改变它的运行方向，调整它的运动节奏？所有的人都没有为它的下一步运行编好程序；更困难的问题是，新程序安装后，原来的硬件能否兼容？
找到内在的自我 一人一国一族的强大，不仅仅取决于身体的强壮和物质家园的豪华，更取决于精神家园的和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思潮和意识形态通过信息网络涌现在“心盲者”面前，他只会被动地接受，不会主动地筛选。他的精神自我被俘获，他没有还手之力，他在没有痛苦的麻醉状态中被掳掠。 教育的全部职责是唤醒人们找到内在的自我，教育是进行内在的革新，这种内在的革新可以带来社会和世界的根本性改变。内在革新的目标是使心灵保持新鲜、明晰和迅捷的状态。我把这种内在的改革成为“心灵生态学”，心灵生态是价值长生的源泉，因为只有内在的生态环境健康了，崭新的关系模式才会源源不断地涌现。
负起我们的责任 我们自己的困境需要我们自己寻求突破。管理者们应该思考怎样领导教育和教学？教师应该探究学生精神生成的机制，家长应该把握子女成长的节奏，从而使“真正的教育得以发生”。真正的教育发生之时，就是我们放下负担之日。读书作文何曾累人，所累在计较得失而已。 真正的教育要想发生，“教育者”必须深刻地理解教育过程中最微妙的细节，并通晓它深远的根源。若能通过展示大自然如何诱导万物的生长而使教育成为一种创造和享受，就能使学生的精神世界可持续发展。为此，我们努力寻找一种教学的方法，使教师可以少教，但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多些闲暇、快乐和坚实的进步。 孤立地教授名目繁多的科目，而不能建立起它们之间的联系是现代教育最大的不幸。最有价值的理智发展是自我发展。为了保持精神的活力，我们的教学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不要教授太多的科目；二是不教则已，教必透彻。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1期）
173、《怀念朱先生 》王祥夫
我的父亲好客也好酒，那时候总是有人来和父亲喝酒，总是已经很晚了，父亲和他的朋友还在喝，蒙蒙胧胧中都是些东北的口音，所以我这个东北人到了后来对东北人没什么太好的印象，嫌他们话多，夸夸其谈。而我父亲的朋友中有一位很瘦，北京口音，后来成了我的老师，便是朱可梅先生。朱可梅画花鸟草虫，那时候的朱先生是中山装，衣服口袋里总好像装着什么，鼓鼓囊囊。有一次他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果子，我以为他要吃，或给我吃，但他看了看，又放回口袋。有一次他口袋里放着一个玉米棒子，那时候鲜玉米刚刚下来。 我跟朱先生学画的时候已经十三岁。去了，也只是看他画画而已，不画素描，也不画速写，去了，可以翻翻书，都是些老画谱。窗台上，还有那两个衣柜上都放着些书，衣柜上还有个青花的胆瓶，里边插着一把掸子。朱先生对我说，我画画儿，你看就行。我就站在那里看。朱先生画画儿一般都站着，但画草虫就必坐下。他用生纸画草虫，一边画一边说第一遍勾线要淡，笔上的水份要最少。我就站在那里看朱先生勾线。朱先生勾很细很淡的线，很快。然后是施色，用一只小号儿羊毫，一手使笔，一手是一块儿叠成小方块的宣纸，火柴盒那么大一块，一边施色，一边马上就用这小纸块在纸上轻轻按一下，不让颜色跑出去。朱先生画工虫很快。但颜色总是要上好几遍，一只虫子就在纸上了，然后再用深一点的颜色再把线勾一遍。如画蚂蚱，须子是最后加，从须子的根部朝外挑。朱先生的这两条线勾得很好，他自己也得意，说：你看看这线。又说：草虫的颜色最怕上闷了。 后来，朱先生让我给他磨墨，我磨好，他用笔试一下，说还不行。我就再磨。朱砂也要研，先把水兑进去再不停地研，研得差不多，先生说别研了，再研就坏了，然后先生再把胶兑进去。一边兑一边用笔在朱砂里蘸一蘸，说“好了。”或说“你看这就不行。”用朱砂画雁来红，画完朱先生就会把纸马上反扣过来。说这样颜色就不会往后边跑。有时候画干了，朱先生会在纸的背后再把笔一跳一跳地补些朱砂，朱先生的雁来红很好看，颜色好，但不是一大片，通透。朱先生对我说，别画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朱先生把叶子与叶子的空隙留白处叫“气眼”。朱先生画桃子，先在纸的背后用藤黄和赭石调好的颜色打一下底，然后再用胭脂从正面画，左一笔，右两笔，再一笔，三笔就成。朱先生的桃子很饱满。朱先生反对学中国画画素描，朱先生自己就不画素描。朱先生画葫芦，总是从葫芦屁股那边画，朱先生画蝈蝈从不画绿蝈蝈，只用赭石画麦杆儿颜色的蝈蝈，朱先生说红肚皮的绿蝈蝈不好看，鼻烟壶上才画这种蝈蝈。朱先生的小小画案上放着一个火柴盒子，火柴盒子上用大头针扎着一个蝈蝈，这个蝈蝈在朱先生的画案上放了许多年。朱先生画画总是先看纸，把白纸挂在立柜旁边墙上的那根铁丝上，一看就是老半天，嘴一动一动。朱先生对我说，要把纸上的画看出来再画。画完这张画，还要把它再挂在那根铁丝上再看。朱先生说画平放着是虎，挂起来看有时候就只是只猫。所以画完一定要挂起来看。 我跟朱先生学画，是从帮着裁纸，磨墨，兑颜色开始，朱先生最喜欢的画家是齐白石，他不怎么喜欢王雪涛，说王雪涛笔墨太显摆。他说吴昌硕太灰，任伯年笔好但没什么意境。徐渭是个疯子，容易让人学坏。八大的鸟是漫画，总是在那里瞪人也不好。而朱先生说自己画了一辈子没着落，我不知道朱先生要着落到什么地方去？ 朱先生画紫藤的老藤用一种笔，画紫藤的花又是一种笔，朱先生用大笔画很细的线和很小的叶片，而落款却是用小衣纹，小笔写比较大的字，写两三个字，墨就没了，再蘸墨再写，朱先生的题款总是浓浓淡淡直至枯干，很好看。朱先生画画儿，工作却在邮电局。朱先生没事拉京胡，嘴跟上动。忽然他不拉了，过来看我，说：“这地方交待清，这些叶子是这根上的呢还是那一根上的？画画儿别复笔，别描，一描就臭了。”“写字不能描，画画也不能描。”朱先生的单位正月十五出灯，单位要他给灯笼上画些东西，他也照画，很认真，灯挂出去，有人说不好，先生说：你懂个屁！朱先生很少说粗话。 后来，我已经大了，但还是经常去朱先生那里看他画画儿，给他磨墨兑颜色。朱先生用的时候总是说：“这回合适”。有一次，朱先生忽然很高兴，说花鸟能行了。我不知道朱先生这话什么意思？后来就看到了那张《毛竹丰收》，朱先生很兴奋，说还是竹子好看。 朱先生教我画画，从来没什么理论。朱先生说，中国画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又说：“齐白石就不画素描！”又说“学中国画就要先学会磨墨兑颜色裁纸。”朱先生叫“蜜蜂”叫做眼睛。画紫藤，总是说“眼睛在哪儿？眼睛在哪儿？你这眼睛在哪儿？”朱先生把蚂蚱也叫“眼睛”，说“怎么‘眼睛’在那儿啊，不对！这可瞎了”螳螂也叫“眼睛”。记得有一次朱先生把父亲的人参酒拿起来对着光看，看来看去看那根酒瓶里的人参。父亲说你又不画人参你看什么，喝酒吧。朱先生不高兴了，说不画就不能看了？朱先生的口袋里，总放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有一次他一手掏手绢，一手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个树上结的那种柿子，黄黄的很好看，他把柿子擦了又擦，我以为朱先生要吃。他把柿子擦完看了好一会儿，又把它放回了口袋。 我们那地方不长柿子树，不太好活，活了也不会结柿子。 怀念朱先生。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1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16 08:28 编辑
174、《攻读的日子哪里去了》 王蒙
回首往日，读书的感觉是多么甘美，读书的光阴是多么珍贵，读书的收获是多么清爽，读书的心境是多么丰满。 不能忘记9岁时候到“民众教育馆”借阅一本雨果的《悲惨世界》。冬天，当日“配给”（限量供应）的煤烧完了，馆内的两名工作人员因为我的贪读而不能下班，他们和颜悦色地与我商量，说由于室温直线下降，下次再来接着读好不好，而我沉浸在主教对冉阿让以德报怨的精神冲击里，我相信，人们本来应该是非常好，而我们硬是把自己“做坏”了。在寒冷与对别人的歉疚感中，我又读了11页。 不能忘记十来岁时我对于《大学》、《孝经》、《唐诗三百首》等的狂热阅读与高声朗读背诵，那也是一种体会，道理可以变成人格，规范可以变成尊严与骄傲，人可以变得更好。 不能忘记11岁时从地下党员那里借来的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新知书店的丛书如杜民的《论社会主义革命》、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与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那是盗来的火种，那是吹开雾霾的强风，读了这些书，像是吃饱添了力气，像是冲浪登上了波峰。 不能忘记十八九岁的时候对于大量国内外文学经典的沉潜：鲁迅使我深邃，巴金使我燃烧，托尔斯泰使我赞叹,巴尔扎克使我警悚,雨果使我震撼，契诃夫使我温柔，法捷耶夫使我敬仰…… 而在艰难的时刻，是狄更斯陪伴了我，使我知道人必须经受风雨雷电、惊涛骇浪。 甚至在“文革”那种绝非适于读书的日子里，我仍然乐此不疲地偷偷阅读着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出版的维吾尔文、乌兹别克文，还有以上语种的斯拉夫字母版图书《纳瓦依》、《布哈拉纪事》、《骆驼羔眼睛》，乃至阅读与背诵手抄本的波斯诗人奥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的乌兹别克文译本。 阅读使我充实，阅读使我开阔，阅读使我成长，阅读使我聪明而且坚强，阅读使我绝处逢生，阅读使我永远快乐地前进。 如今却也有忧虑，是不是现在的儿童，现在的青少年，不再像我们当年那样热衷于阅读了呢？ 他们的生活与获取信息的手段是怎样的便捷、舒适与多样啊。不一定读书籍报刊，看看电视或者从网上下载的一些图片与搞笑段子，你已经知道某些国际国家大事与某些洋洋大观的书籍的大概了。不一定也不需要弄得太清晰，你只要有手机，已经知道哪个官员出了丑，哪个大人物要倒霉，哪个名家的家庭成员犯了事，还有哪样食品吃死了人。当然也知道了哪个鸟叔成了世界第一的舞蹈明星，还有哪个5岁的孩子出版了他或她的第一本诗集。 甚至越来越多的人没有认真读过书，只不过是看了一点视听节目，就已经觉得自己懂得了，大大败坏了对于经典作品的观感与品味了。 不止一人大声宣告纸质书籍的式微，文学的终结，小说的衰亡，语言符号在更加直观一百倍的多媒体与信息量更大的网络面前的窘境了。不止一人用网上的浏览来代替专心致志的阅读，用虚拟的世界代替真实的体验与思考了。甚至连玩游戏、竞技、比赛也龟缩在电脑的显示屏前，可以数小时不离屏幕与键盘一步了。 然而，轻松愉快、马马虎虎的浏览当真能替代潜心认真的阅读——我们有时候称之为“攻读”的强心力劳动吗？听听歌曲音乐、看看千形万状的演员表演，果真能代替反复默诵与咀嚼那些花朵般、金子般、火焰般、匕首与针刺般的言语、段落、章节与名篇巨著吗？ 不，那是不可能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语言学家与生理学家都已经判定，没有发达的语言系统，是不可能有深刻丰饶的思想的。阅读主要是通过语言符号来激活人的思维与想象能力，最大限度地运用精神资源，取得融会贯通、发展充实延伸的最大化。而仅仅是浏览，是视觉与听觉的刺激，则容易停留在相对较浅薄的层面上。目前，世界各国，已经出现了一批万事通、万事晓、不查核、不分辨、不概括、不分析、绝无任何解析能力更无创意的平面信息性“能人”了。干脆说，离开了阅读，只有浏览与便捷舒适的扫描，以微博代替书籍，以段子代替文章，以传播代替学识，以表演代替讲解，将会逐渐使人们精神懒惰，习惯于平面地、肤浅地接受数量巨大、获得廉价、包含着大量垃圾赝品毒素的所谓信息，丧失研读能力、切磋能力、求真求深的使命与勇气，以至连讨论追究的习惯也不见了，苦思冥想的能力与乐趣也没有了，连智力游戏的水准也降到幼儿级别以下了。这样下去，我们会空心化、浅薄化与白痴化，我们的宝贵的头脑的皱褶将渐渐平滑，我们的“灵”的思辨思维功能将渐渐萎缩，而我们的大脑将只剩下海量获得八卦式的信息然后平面地记忆下来、转销出去的“肉”的能力。 眺望书籍的大海，我不过是岸边的一只小蟹，生也有涯，书也无涯。读书是享受也是追寻，是撞大运也是冒险，是精神的发展提升也是对于经验与自我的挖掘。读书是快乐的，从这本书想到那本书，从这一地的书想到另一地的书，从这一领域的书想到另一领域的书，例如从科学技术类的书想到文史哲的书，那就像发现了新的大陆，新的海洋，新的天空一样，登高望远，心神俱旺，人生能有几次这样的欣喜！ 阅读使人文明，如果常常读书，这是一幅陶然美景。也许明天早晨醒过来，有些父母见到儿子的第一句话不再是关于作业或者早点，而是关于全家正在热读的一本书，这简直像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啊。
（摘自《教师博览》2014 第1期）
175、《鲁迅为什么我们总会想起你》 郭娟
鲁迅，死于1936年10月19日，距今已快80年了。一个人，死了那么久，为什么我们总会想起他？
一
许多时候他是那样一个令人尴尬的存在——
一群人围着刚满月的男孩，向他的父母说着讨喜的话：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的，是要做官的……一个傻冒却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说要死的是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既不想说谎也不想挨打，怎么办呢？你只得这样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啊唷！哈哈！Hehe!he,hehehehe！”
这篇短文题目叫做《立论》，收在他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野草》里。这本捏在手中薄薄的小册子，令人往往读着读着就沉重起来，有时令人起坐不安，有时令人颓唐到极点、绝望到极点，有时令人兴起一种拔剑四顾、心绪难平的激越。
很多时候他就是那个说真话而遭打的人。不是吗？想想看，当孩子们开始大背《论语》、《三字经》、《弟子规》，当大人们熨帖地喝着于丹女士煲制的“心灵鸡汤”时，突然听到他在一旁呼喊：
在中国写满“仁义道德”的古经卷册中，字里行间闪着“吃人”二字！
中国历史是排着吃人的华宴的历史。
中国的路上，挤满了爬和撞的人们。
中国人的生存状况自古有两种：一、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前一种就是百姓要念阿弥陀佛的盛世了——
这是多么煞风景啊！简直是捣乱！可恶至极！
他的书被禁于民国时期，文章有时被删得仿佛作者得了错乱病，传他得了大脑炎、被流弹炮火击中之类谣言此起彼伏……他曾愤激地说，败坏普罗米修斯不必让老鹰啄食他的心，只让些蚊子、苍蝇、跳蚤去吸他的血，在他头上拉屎，臭他、埋汰他，就足以让英雄死得不明不白地难堪了。然而他说，有缺点的战士也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仍是苍蝇。他执着，变换种种笔名，写他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将密不透风的铁罐子捅个窟窿，让压抑的中国人透一口气。
他生前就有数不清的论敌，其中不乏有名有姓、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有各色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他们穿着的好看的外套上，绣着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他们有的本是官家鹰犬，有的却是政府的帮闲，也有官家、百姓两面讨好的“二丑”，有为虎作伥借以得一点利的高等华人，也有吃过洋面包、臭起司而发昏地主张“费厄泼赖”的“海龟”，也有借向他寻衅而期待被一骂成名的文坛混混……翻翻《鲁迅全集》，这样的人物还真的得计，其实他们远不是够分量的对手，若不是被鲁迅骂在他的雄文里，谁会记得他们？鲁迅骂人无数，却坦然说，其中没有一个是他的私敌。
然而关于他的刻薄、偏激、褊狭、睚眦必报、好斗、刀笔吏这些恶名，即使在他死后，即使现在，也始终如苍蝇的嘤嘤嗡嗡，败坏他的声誉。但无数哀告无门、无刀无笔的人，却从他的“呐喊”乃至他的“彷徨”中感到心意相通的温暖、勇气和力量。
鲁迅先生的人格魅力，首先在于他的真。他呼吁人们“睁了眼看”，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善于掀开各式各样光鲜的“瞒”与“骗”、让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
他的“真”洞穿过去与现在，直向我们发问：你如何“立论”。
二
我有时会细细端详鲁迅的照片，一张一张，单人的，合影的。他沉静，严肃，与人有距离感，望人的眼神的确有怀疑的神色。和他同时代、与他近距离接触过的人形容他的面色常常是灰黄的。
他对于国与国人是有过深深的绝望的。那样深刻的洞察力，在那样黑暗的时刻，必定有深深的绝望；那样热情的呐喊呼号，遇到冷冰冰的现实，必定有深深的绝望。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墓碣文》）
在他的小说《药》中，革命先驱者牺牲的血，被愚昧民众蘸了馒头去医治儿子的病。这是何等的悲哀与惨烈。
最让他痛恨的国人的麻木、愚昧与怯懦，都在描写中的如鸭一般抻长脖颈、张大嘴巴的“看客”的呆傻相上曝光、显影，并且他预言，这样的国民终将被人“倒提”着、如鸡鸭般被屠戮。
事实上他对于国人的更深的绝望，源于他对中国古文明有这样的惊疑：没有吃过人的人，还有没有？同时使他伤感的，更有同一战壕的人莫名的打击。他不得不一面小心这样的冷箭而侧身迎敌，一面哑子吃黄连，苦楚不能说。
更多的时候，他解剖自己，诊断自己是“中了庄周、韩非的毒”，有时“峻急”，有时“颓唐”。于是他开出了看上去颇为偏激的药方，号召青年不要读中国书，要读外国书——因为中国书读了让人麻醉，是僵尸的乐观，而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绝望的时候，他曾耽于酒，麻醉自己。他甚至想丢开一切，只管自己度日，不再苦苦工作，攒几文钱，让自己闲适起来，随便玩玩。这些颓唐的情绪、激愤的话，都写在给至亲爱人许广平的情书中，无须隐晦。
他不是没有条件过那样的生活。以他的文名与声望，他可以在政府中谋一官位。他也曾在民国初年做过官，任教育部佥事，主管文化工作，他勤于任事，亦有所作为。因此走这条路也算得上轻车熟路。当时，他的浙籍先贤蔡元培一直做着民国的官，他的老友陈仪还是蒋介石器重的军界要人，他的学生李秉中参加过北伐、也在国民党中，这些人与鲁迅的关系始终亲密。
他也可以不问政治，像他的许多老友，如刘半农、马幼鱼等，进大学当名教授，潜心研究学问。讲小说史，有现成的教案，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其学术水准之高，是胡适也盛赞过的。
或者就只写写小说，把构思中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的事演绎一番，既远离现实，又蛮有新意，那新意是郁达夫听过他的构思而下的判断，想必也能引起文坛轰动。“诺奖”不是早就找过他吗？虽然他自谦“不配”。不写小说也可以写写幽默文字，他的老朋友林语堂不是在提倡幽默吗？其实鲁迅的幽默比林语堂高明许多，现在看他的杂文都时时为他的幽默叫绝！林语堂的幽默则带牛油气——外国洋幽默，不接地气，再说他也没有鲁迅洞察三世的“天眼”，没有入木三分的深刻，幽默也来得不痛不痒。
他也可以玩玩古董，搞搞收藏。据鲁研界专家统计，鲁迅一生收藏，数量可观、质量上乘，可分为碑帖、汉画像、古陶瓷、古钱币、版画等大类。其中石刻4217种5900余件，中国现代版画6000余件，外国版画4000余件。这还不包括与周作人闹翻时没有带出的大量古董。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建议，鲁迅这批古物被分散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此外广州、厦门和南京的鲁迅纪念馆以及国博等处也有少量收藏。所以当个收藏家，鲁迅绰绰有余；且他也有此好，有乐趣。他曾托史沫特莱代购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的原作，不惜金钱，且一买就是十几幅。古物保值增值，衣食可无忧；还可以到处给人鉴宝，挣点日常花销，又不失风雅。
他也可以像胡适之博士那样参政议政，温文又始终不懈地批评政府、建言献策以期改良中国政治。当然他脾气不如胡适好，容易起急，不耐烦与政府周旋。他可以出国，那时去苏联、去日本都是可以的，还可治病疗养。在国外生气骂政府，也总比藏在上海租界里更安全。
但他终于不曾那样做。推究其原因，一是对中国不能忘情，尽管故园“风雨如磐”、古国如沙漠荒寂，他仍然肩负、选择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使命、道路；二是对于恶势力不服，偏要给他们安稳的好世界捣乱，鲁迅的骨头是硬的。他的学生、友朋如刘和珍、殷夫、瞿秋白们的血不能白流。他的对敌态度，是执著如冤鬼、决不宽恕的。
于是，最终他选择做中国文化的批判者（亦何尝不是守夜人？）。他见微知著并毫不留情地指出国人精神上的创伤，引起疗救的注意。如果没有鲁迅，我们民族的精神高度会低矮一大截。
郁达夫是同时代人中对于鲁迅的伟大与宝贵最早给予热烈颂赞的第一人，他在《鲁迅的伟大》一文中写道：“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又说：“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
但工作损蚀他的身体。他的灰黄面容有疲惫神色。他生于1882年，死于1936年，年仅54岁。
鲁迅将他生命的光与热，“烧”在他的文章里面，至今我们仍能感受那热量与血性！同样，我们也仍能感受到他的绝望与反抗绝望，因为——“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的人格魅力正来自他的大爱大勇。
三
也是郁达夫，在参加了鲁迅丧仪后，于10月24日写作《怀鲁迅》一文，其中有这样严正沉痛的句子：“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今天，当有人拜金、拜物、拜基督、拜观音、信风水，当“表叔”在灾难现场傻笑，当雷政富与情妇恶心全国网民，当海南小学校长带女学生开房，当恶“城管”对卖菜老人拳脚相加……一定有人“出离愤怒”并想起鲁迅。
有人说，今天不再需要鲁迅了，因为孔乙己以论文《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儿》当博导了，不再“窃书”，改网上“窃文”了；资本家的乏走狗，变身精英，论证物价与美国接轨、工资与非洲接轨的合理性；红眼阿义、王胡、小D们混入“城管”、“联防”，穿上制服，兴奋得脸上“横肉块块饱绽”；假洋鬼子都入外籍，变真洋鬼子，回来大唱爱国高调；华老栓、阿Q、祥林嫂、闰土辛苦辗转，情绪稳定，仍是看客……
听说鲁迅的文章从语文教材中逐渐被剔除了。是因为内容艰深难懂吗？再艰深还会比古文更难于讲解吗？几十年前有个小学生马珏曾这样写道：“在所看的这些小说里，最爱看的，就是鲁迅先生所作的了。我看到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都是跟小孩说话一样，很痛快，一点也不客气；不是像别人，说一句话，还要想半天，看说得好不好，对得起人或者对不起人。鲁迅先生就不是，你不好，他就用笔墨来痛骂你一场，所以看了很舒服，虽然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意思，我看不懂，但是在字的浮面看来，已是很知足的了。”
应该给孩子读一点鲁迅。鲁迅曾将渺茫的希望寄托于孩子。他愿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的地方去。他曾大声呼吁：救救孩子！
应该读一点鲁迅的岂止孩子？
然而——
读或不读，鲁迅都在那里。
最后谨录郁达夫书赠鲁迅的诗一首：“醉眼朦胧上酒楼，
彷徨呐喊两悠悠。
群盲竭尽蚍蜉力，
不废江河万古流。”
（摘自《视野》2014 第1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4-1-20 21:01 编辑
176、《痛点常常在转移 》刘原
每天驾车在宛如仙境的长街穿梭，我在琢磨那些巨幅户外广告的品牌是否应该索赔，因为这种鬼天气没人能看清商标，而那些买豪车耍酷的人只怕也会涌起淡淡的惆怅—浓雾扑面，人人都像得了白内障，谁还能看清你的车是奥迪还是奥拓、捷豹还是猎豹？电视上看到哈尔滨的大雾，更是夸张，学校直接停课，估计劫匪都不用戴面罩就可以抢运钞车了，反正一米开外只有黑影。 无钱果腹，这是人生最大的苦痛，想必所有经历过饥饿年代的人都会同意这个观点。但人活在世间，不当饿死鬼似乎不应成为最高目标。去年夏天我忽然发现天空骤然变得澄澈了许多，当时感慨地想，如果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能够重来，我宁愿忍受经济衰退的苦痛，宁愿收入少一大截，就当花钱买一个心旷神怡的生存环境。而今时今日，我才发现最大之痛是：收入没增加，物价在上涨，存款在贬值，税赋要增加，而中国大地的雾霾却越来越严重了，亦即是说，钱包里的主席和城楼上的主席已经携手远去，而我们，都是策马直扑延安却扑了个空的胡宗南。
随着时空的迁移和心境的变异，我们的痛点经常在转移。有回我喝骨头汤时忆起了往事：小时候，母亲所在的学校养了几头大猪，过年时宰杀分给教师，几十垛肥肉如女神般娉娉婷婷地卧在案板上，等待着婆家。每垛肥肉边照例有骨头和下水拱卫，去得早的老师定是选肥肉最多的，眉眼里的幸福简直喷薄而出，去得晚的老师只好选骨头和下水多的那份，扭头就黑下了脸，如丧考妣地骂自家的跟屁小孩拖了后腿。那个年代，吃肉即富贵，吃骨头是贱命，哪像现如今，排骨和猪下水比肉贵多了。
人终究是一种得陇望蜀、见异思迁的动物，总在惦记着得不到的物事，并且为此痛苦。某次我参加某系统的会议，他们想多推些本行业的典型，我说：出名毫无意义，当大众遗忘你们的时候，才是你们工作最成功之处；你想起医生必是有恙之时，你惦起消防员必已火光冲天，你念叨交警必是马路水泄不通；老子曾曰：最好的政府是人们感觉不到的政府。
我初入新闻行当的时候，最痛苦的是不知如何才能出名。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忽然成了新闻的主角，那时才觉悟出名是最悲催的一件事。时至今日，我依然认定，当新闻人成为新闻的主角，那一定是大祸临头了。
每个人的痛苦指数，与他自己对幸福的定义有关。孩童最痛苦的是玩具被抢走，青年最痛苦的是失恋，这些在中年人眼里都不算个事，因为无数玩具可以用钱买到，许多爱情也可以用钱买到，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问题。及至中年，健康渐渐出了问题，花再多钱都不可能康复如初，待到苟延残喘的暮年，死神更不是能用金钱行贿的。所以说，当鲜衣怒马的人生忽然闯入一个不能返头的死胡同，才是最甚之痛。
有导演在微博上说：饭局上聊天，居然席间十多个朋友全都办好或正在办移民手续，除了他自己。我们现世最常见的便是这种痛：有心无力。正如李莲英碰上赛金花，弥留老人中了六合彩，捆在椅子的美食家眼睁睁看着满汉全席鱼贯而过，那都是近在咫尺却不能触摸的幸福呵。每次我接到大洋彼岸的旧人邮件，我那苍老的心房都会被强拆一次，只能默默地训诫自己：贫贱，不能移。
（摘自《爱你》 2014 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