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7、《如何成为某一领域的高手》古典
知识、技能与才干组成了能力的三核，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修炼成高手？
三核中，知识最容易习得。
往前追溯一百多年，知识分子的能力主要是拼记忆力，那个时候书不多且奇贵。清朝末年曾国藩买了一套《二十三史》，花了他一百两纹银，这大概是一个七品官员两年半的俸禄。现在网上《二十四史》一千三百人民币，大概是处级干部一周的工资。所以古人盛赞一个人一目十行且过目不忘，牛逼不说，这能省多少钱！
到了上个世纪中，书成为大部分人都消费得起的东西。知识的竞争力开始转向阅读量。这时候大伙主要拼阅读量和理解力。书上都是正确答案，你知道得越多，读的文献越多，就越能胜出——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就是这个阶段的思路。
而在今天的信息时代，互联网上的知识简直不花钱（除了电费网费）。一旦载体便宜，知识总量就开始爆发。
首先，知识本身变得丰富而廉价起来。如果曾国藩活在现代，他也许就会打“《二十四史》”“免费下载”等关键词，然后偷偷搞到一套免费的盗版电子书。只要你的搜索技术好，基本上大部分的知识是廉价甚至免费的。
其次，搜索技术改变了知识存储的方式，人们可以记得关键词，知道在哪里找就好。
最后，这个年代的人面对了太多全新的问题，相关的知识也不断更新，以至于我们无法知道哪些是被验证过的，哪些是扯淡。这就需要我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个年代，知识的差距转向了能力的较量——搜索能力、好奇心、独立思考能力——谁能在同样的知识海洋中学得更快、更多、更精准，谁就容易获胜。
知识的差距，变成了技能的差距，这也就让修炼转向了第二个层面——技能。当所有技能所需要的知识都存在的时候，谁先练出来，谁就是胜利者。如果有一天《九阳真经》《九阴真经》《易筋经》都上网，谁会成为武林霸主？练习最快那个呗。这个时候，知识的竞争升级到技能层面了。
技能与知识最大的差别是，技能是以熟练不熟练为判断的。他没有知识那种知道或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的瞬间快感。任何人刚刚接触技能，都是笨拙而滑稽的。虽然24个字母清清楚楚地写在每一个键位上，但是谁也不会一开始就运指如飞。
拐个弯，谈谈中国式英语教学的问题，他们把英语当成一种知识来教——你清晰地知道[θ]是从喉咙发起的气流通过上颚冲出唇齿之间摩擦发出的浊音，但是你不一定能顺利发得标准。你可以对虚拟语气的十二种可能了如指掌，但是还是无法脱口而出：如果我是你我死了算了。（Ｉf i were you ，Ｉwould rather die.）
语言是技能，而不是知识。知识能学到，而技能只能习得。知识学习是瞬间的，知道与不知道之间几乎瞬间完成。但技能则需要漫长的笨拙期——如果你不接受自己笨拙的开始，你永远也不会学好任何技能。
也正因为这个心智之墙，很多知识优胜者死别也不愿走入技能的练习领域。这也是为什么“好学生”往往不如“坏学生”混得好的原因——“混社会”是门技能啊。
而当一门技能被反复地操练，就会进一步内化，成为才干。正如你现在打字不需要看键盘，正如你说话张嘴就来不用考虑发音，正如你骑单车不用想着保持平衡一样，这些技能都因为反复修炼，成为你不知不觉的才干。
而才干一旦学会，可以很迅速地迁移到其他技能领域中去。就好像今天的小孩子学习个新电子产品一定比中年人快，他们与电脑的互动，早就成为才干，又重新迁移到新的知识和技能领域来。高手就是这样炼成的。
让技能升级为才干，我们就完成了最牛的一项能力修炼：才干是自动自发的能力。
无须过脑子就能够直接使用这项技能，他似乎成为你的天生属性之一。一个魔术在上台前，需要经过大概近3千次的练习，所以当刘谦对着镜头变魔术的时候，他的大脑肯定不会过关于“如何拉动皮筋”这样的事，那些动作完全自动化，他的脑子则在想如何配合当时的机位、镜头、所有人的表情。时间一长，这些技能也变成“镜头感”被存为才干。他可以发展新的技能了。
《一万小时天才理论》把这个能力的升级过程归功于大脑中的“髓鞘质”（我从未读准过），并且认为：“所有的动作都是神经纤维间沟通的结果。……技能线路锻炼得越多，使用得越自如，大脑就能够创造出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幻觉：一旦掌握一项技能，就会感到收放自如，仿佛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这就是知识—技能—才干的形成。
明星有“明星感”，老师有“个人魅力”，商业决策者有“精准的直觉”，一流的运动员有特殊的“节奏”，好的员工有天生的“责任心”，都不一定是“天赋”，而是经过大量技能练习后，才干与天赋交融的体现。人家是练出来的。才干如此的“自动自发，习焉不察”，以至于很多人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才干——这真的是一种巨大的浪费。生涯规划师常用“成就故事”分析，英雄之旅等方式帮助人们发现自己的才干。
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向张三丰学太极剑一段，就极大的体现了知识—技能—才干的升级过程。张无忌大敌当前，要与剑术高手比剑，却不会剑术。张三丰于是当场传他太极剑法，半个时辰后对敌。
张三丰当下站起身来，左手持剑，右手捏个剑法，双手成环，缓缓抬起，这起手式一展，跟着三环套月、大魁星、燕子抄水、左拦扫、右拦扫……一招招地演将下来，使到五十三式“指南针”，双手同时画圆，复成第五十四式“持剑归原”。张无忌不记招式，只是细看他剑招中“神在剑先、绵绵不绝”之意。
……只听张三丰问道：“孩儿，你看清楚了没有？”张无忌道：“看清楚了。”张三丰道：“都记得了没有？”张无忌道：“已忘记了一小半。”张三丰道：“好，那也难为了你。你自己去想想罢。”张无忌低头默想。
过了一会，张三丰问道：“现下怎样了？”张无忌道：“已忘记了一大半。”周颠失声叫道：“糟糕！越来越忘记得多了。张真人，你这路剑法是很深奥，看一遍怎能记得？请你再使一遍给我们教主瞧瞧罢。”张三丰微笑道：“好，我再使一遍。”提剑出招，演将起来。
众人只看了数招，心下大奇，原来第二次所使，和第一次使的竟然没一招相同。周颠叫道：“糟糕，糟糕！这可更加叫人糊涂啦。”张三丰画剑成圈，问道：“孩儿，怎样啦？”张无忌道：“还有三招没忘记。”张三丰点点头，放剑归座。
张无忌在殿上缓缓踱了一个圈子，沉思半晌，又缓缓踱了半个圈子，抬起头来，满脸喜色，叫道：“这我可全忘了，忘得干干净净的了。”张三丰道：“不坏，不坏！忘得真快，你这就请八臂神剑指教罢！
……要知张三丰传给他的乃是“ 剑意”，而非“剑招”，要他将所见到的剑招忘得半点不剩，才能得其神髓，临敌时以意驭剑，千变万化，无穷无尽。倘若尚有一两招剑法忘不干净，心有拘囿，剑法便不能纯。
金庸大侠给我们上了一门生涯课，剑招—剑术—剑意对应到职业生涯里面来，就是“知识—技能—才干”。这么短的时间里，“如何出剑”的知识和“出得熟练”的技能，显然不可能马上掌握。只有传递“剑意”才能成功。而才干的核心，就是自动自发，无知有能，所以“剑招”忘记得越干净越好。
但是为什么张无忌能够马上领会剑意？
显然与他之前已经踏踏实实地按照知识—技能—才干的规律，修习了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有关。上乘武功的才干一致，技能相通，只是知识略有不同。正如当你站到了17楼往下看，你就一定会比楼下的人明白，去某个公交站怎么走。当你在某一个领域做到顶尖，你也很容易掌握另一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在外人看起来，就是一通百通了。
真正的高手，就是这样炼成的。
关于才干，还有一个事情要交代：
很多人一旦接触了能力三核，会认为才干最重要，开始沉迷于各种评测与自我发觉，希望获胜。其实不然——才干虽然在职业优胜中非常重要，但是没有了技能和知识，也没戏。比方说我的才干：好奇、幽默感和求真，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只有结合了生涯和写作的技能，才干才能外化出职业能力——才干才有了被识别的价值。
在我看来，对于大部分职位，知识和技能就已经足够，而对于公司里面一上来就要发挥天赋，jump out of the box的小朋友，我要说，先进去你的盒子！知识技能只需要认真和努力，所以对于大部分工作，认真努力就有80分。以大部分人努力程度之浅，他们根本没做到80分。
如果你只是希望通过找到天赋少付出些努力而超车——你根本没有资格谈天赋。
(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6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6-22 17:09 编辑
428、《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陈平原
在中小学的诸学科中，没有哪一门学科引发的关注和争议有语文这么大。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母语教育总是教育的重中之重，语文教育的重要性自然非同一般。
从新文化运动算起，现代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已走过百年。纵然在如今的中学，诸学科排位总是按“语数外”之序，语文貌似“老大”，但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语文却难免沦为无足轻重“小三子”。
随着新高考改革的临近，语文应该怎么教，盘踞在语文课身上的矛盾和争议是否也该厘清一下了？在华东师范大学最近举行的“百年语文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不少学者达成共识：时至今日，语文教育不应再对自己“吝啬”，需站出来为自己的重要性再吆喝几声；另一方面，不该语文教育背的“包袱”，是不是也可以放下了。
今天谈教育，最响亮的口号，一是国际化，二是专业化。这两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牺牲“母语教育”或“中国文辞”为代价，则又实在有点可惜。
110年前，具体说是光绪29年（1903）11月，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在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时，在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的同时，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之所以刻意凸显“中国文辞”，不是基于文学兴趣，而是担心西学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此立场曾被批得“体无完肤”，今天看来颇有预见性。
1、阅读与写作课：国外高校是抹不掉的必修课，我们还在由大学“自作主张”。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我曾谈及：“‘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前一句好说，后一句很伤人，这其实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教育部在启动此次新高考改革时，已明确宣布取消中学的文理分科。但至于今后大学是否要开设“大一国文”或“大学语文”，教育部不敢硬性规定，任凭各大学自作主张。相比之下，台湾教育界目前还在坚持6个学分的“大一国文”，显得弥足珍贵。
记得4年前，在上海哈佛中心成立会上，与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交流各自的心得与困惑，我谈及“大一国文”的没落以及大学生写作能力的下降，对方很惊讶，因对他们来说，“阅读与写作”是必修课，抹不掉的。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生都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
学习本国语言与文学，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同时，此课程牵涉甚广——语文知识、文学趣味、文化建设、道德人心、意识形态，乃至“国际关系”等。最后一点是我的即兴发挥，起源于一件小事。
多年前，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很悲伤地告诉我，日本的中学国文课本将删去鲁迅的《故乡》，理由是国文不该收外国人的作品。表面上争的是“译作”算不算“国文”，背后则是国民心态；长远看，此举多少会影响日后的中日关系。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是收译作的，除了承认现代汉语受外来词汇及表达方式的深刻影响，还显示了国人的开放心态及国际视野。
2、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
我从16岁开始教书，最初教小学及初中的语文课，后来在大学主讲文学史。记得“文革”时知青下乡，若被请去教书，十有八九是从语文教起——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因为校长们觉得，凡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只要满腔热情且肯用心，都能教好语文课。换句话说，语文很重要，但教语文课的门槛很低，完全可以“无师自通”。4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当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不管教的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不太容易了。但即便如此，高中的语文课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依旧注重自由自在的阅读，没有那么多“先修课程”的限制，也不太讲究“循序渐进”。面对浩如烟海的名著或名篇，你愿意跳着读、倒着读，甚至反着读，问题都不大。这也是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不太被重视的原因——“专业性”不强，缺几节课，不会衔接不上。
可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数学或物理就算了，因为相关知识你已经掌握了。另外，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别的课程若非做专门研究，大都毕业就搁下，惟有研习本国语文，是“活到老，学到老”。
语文教学的门槛很低，堂奥却极深。原因是，这门课的教与学，确实是“急不得也么哥”，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时间与耐心。现代社会“知识大爆炸”，学生需要修习的科目很多，不可能只读“四书五经”；但贪多求快，道听途说，压缩饼干式的教学，对于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损害尤其明显。因此，如何在沉潜把玩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值得读书人认真思考。
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据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称，叶老从不给他们讲授写作方法，只要求多读书；书读多了，有感觉，于是落笔为文。文章写多了，自然冷暖自知，写作能力逐渐提升。叶老这思路，跟欧阳修的说法很接近。
3、我特别担心慕课风行的结果。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
为何先说“学”，再说“教”？因本国语文的学习，很大程度靠学生自觉。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这门课上表现特别突出。教师能做的，主要是调动阅读热情，再略为引点方向。若学生没兴趣，即便老师你终日口吐莲花，也是不管用的。十年前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小说欣赏》（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我在“前言”中称：“除了母语教学、人文内涵、艺术技巧等，我们更关注‘阅读快感’——读小说，如果味同嚼蜡，那将是极大的失败。”其实，不仅是选修课，语文课本都得考虑学生的阅读趣味。记得小时候新学期开学，最期待的就是领到语文课本，然后抢先阅读，半懂不懂，但非常愉快。
说到语文学习的乐趣，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阅读快感：一是诉诸直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是含英咀华，来得迟，去得也迟。“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二者并不截然对立。我只是强调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发现的目光”。发现什么？发现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所蕴涵着的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而这种“发现”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
长期的训练与培育。这方面，任课教师的“精彩演出”与“因势利导”，都很重要。
在笔者拙作《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的“开场白”中，我提及大物理学家费恩曼如何精心准备，投入极大热情，把物理学讲得出神入化、让人着迷，当时借用《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里的一段话：“对费恩曼来讲，演讲大厅是一个剧院，演讲就是一次表演，既要负责情节和形象，又要负责场面和烟火。不论听众是什么样的人，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他的同事也好、普通民众也好，他都真正能做到谈吐自如。”不一定是学术大师，任何一个好老师，每堂课都是一次精心准备的演出，既充满激情，又不可重复。
如承认讲课是一门艺术，课堂即舞台，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状态。记得去年我在《文汇报》上也写过文章，承认慕课（MOOC，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在普及教育、传播知识方面的巨大优势，同时又称：从事文学教育多年，深知“面对面”的重要性。打个比喻，这更像是在干“农活儿”，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很难“多快好省”。这“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的妙喻，不是我的发明，其实来自叶圣陶、吕叔湘二位老前辈。我特别担心慕课风行的结果，使得第一线的语文教师偷懒或丧失信心，自觉地降格为某名校名师的助教。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时刻与之交流与对话，这课才能讲好。只顾摆弄精美的PPT，视在场的学生为“无物”，这不是成功的教学，也不是称职的教师。
4、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
关于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的文学教育，我说过两句话：一是请读无用之书，二是中文系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现在看来，有必要增加第三句，那就是：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先说第一句，那是答记者问时说的。我谈到提倡读书的三个维度，其中包括“多读无用之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过于讲求“立竿见影”了。在校期间，按照课程规定阅读；出了校门，根据工作需要看书。与考试或就业无关的书籍，一概斥为“无用”，最典型的莫过于搁置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等。而在我看来，所谓“精英式的阅读”，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用途，但对养成人生经验、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义的作品。
第二句则是在北大中文系2012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这就说到了第三句。引述章太炎“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似乎有点高攀；那就退一步，说说普通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中学毕业生，通过高考的选拔，走到一起来了；可实际上，他们的学习能力及生活经验千差万别。一般来说，大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学业水平高，眼界也开阔，乡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第一年明显学得很吃力，第二年挺住，第三、四年就能渐入佳境——其智力及潜能若得到很好的激发，日后的发展往往更令人期待。如果读的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其对于生活的领悟，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对于幸福与苦难的深切体会，将成为学习的重要助力。
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多难兴邦，逆境励志，家境贫寒或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大学生，完全不必自卑。
5、大学生一定要学会表达。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
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单讲认真读书不够，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这里所指的表达，包括书面表达与口头表达。
几年前，我写《训练、才情与舞台》，谈及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倾听与提问，其中有这么几句：“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中国大学没有开设演讲课程，很多学者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具体的论述容或不准确，但强调口头表达的重要性，八九不离十。
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大学生在一起开会时，总会明显感觉到大陆学生普遍有才气，但不太会说话，或表达不清，或离题发挥，或时间掌握不好。这与我们的课堂教学倾向于演讲而不是讨论有关。
如今，我们的学校教育也开始实行小班教学，落实导修课，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并记分数，若干年后，这一偏颇才有可能纠正过来。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说，语文课最有可能先走一步。
我博士刚毕业那阵子，曾被老先生夸奖“会写文章”。当初还觉得挺委屈的，因为，比起“思想深刻”或“功底扎实”来，这“会写文章”不算专业评价，更像是雕虫小技。教了30年书，逐渐体会此中甘苦。我终于明白，作为学者，会不会写文章，确实是个“事”——而且是不小的事。最近10年，我撰写了若干关于“现代中国述学文体”的论文，一半是学术史研究，一半则为了教学需要。不说成为大学者，即便只是完成博士或硕士论文，也都不是“动手动脚找东西”，或引进最新潮的理论，就能手到擒来的。
在一个专业化时代，谈“读书”与“写作”，显得特别小儿科。或许正因此，当大学老师的大都不太愿意接触此类话题。既然没有翅膀，若想渡江，就得靠舟楫。不管小学中学大学，对于老师来说，给学生提供渡江的“舟楫”，乃天经地义——虽然境界及方法不同。在北京大学的专题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讲论会上，每当循例点评学生的论文时，我不仅挑毛病、补资料、谈理论，更设身处地帮他们想，这篇文章还可以怎么做。学生告诉我，这个时候他们最受益。
说到底，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人文学科，就是培养擅长阅读、思考与表达的读书人。只讲“专业知识”不够，还必须“能说会写”——这标准其实不低，不信你试试看。
（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6期）
429、《教育最大的结是什么？》李培根
中国的教育问题广为国人关注，世说纷纭。
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更为人所诟病，一个“钱学森之问”把大学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一类问题若只是在某些学校中存在，那么那种问题靠大学自身完全可以解决，但若是几乎反映在所有大学中，那么大学自身定然无法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是不是因为今天中国大学找不出蔡元培那样能力的人物?早就听说过，现如今“世上已无蔡元培”。但仔细想想，这恰恰是国家的问题，而非大学的问题。其实，对于某些关键问题，非但大学校长，教育部长也束手无策。如国家的教育宗旨，国家层面的教育理念等。这样的问题，可别难为教育部长了。
那么，部长都不能解决的问题，说了有何用?也许很多人都明白，就是不愿说。但我觉得，总要有人说，有人说比没人说还是要好。
教育的宏大问题一定不能回避。到底教育的宗旨是什么?我们现在是从什么意义上理解教育?又应该从何种意义上理解教育?长期以来，我们奉行的教育模式是否不自觉地把学生当成工具培养? 是否应该从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人的意义上的教育应该是怎样的模式?中国大学是否只是扮演工具的角色?是否应该有更大的担当?是否应该引领社会进步?学校中是否还存在某种“语言霸权”?为了使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转变为现代的人格”，教育该做什么?为社会广为关注的行政化问题到底如何解决?所有这些当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也应该回答的大问题甚至根本问题。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者及其管理者似乎都在刻意回避上述教育的大问题和根本问题，好像那都是敏感问题。我们的教育决策者总是容易陶醉在已有的快速发展(中国大学水平的快速提升也应该是举世公认的)和既有的教育模式中，过分的“自信”和政绩意识使他们不愿去面对那些教育的大问题(的确大问题可不是几年就能解决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民间，学生及其家长(家长中应该也包括众多官员以及教育者)对中国教育却表现出莫大的“自卑”，只要有一点可能就希望出国接受教育，而且出国求学的年龄也越来越提前。近些年民间对教育的批评声不绝于耳，然而多数批评恐怕还算不上是对教育大问题和根本问题的追问。
联想到十来年前，前哈佛学院院长哈瑞.刘易斯感叹(失去灵魂的卓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那些一流大学忘却了什么?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哈佛大学是卓越的，但刘易斯却看出了其中存在的“不实的卓越”，而且提醒人们：一些著名大学是如何忘记教育的宗旨的，近而告诫不要追求“失去灵魂的卓越”。我很感慨，美国人的危机意识真强，一所世所公认的卓越大学在保持卓越的道路上有些许偏离的时候，马上有人惊呼：不要失去远大的教育目标。而我国的一流大学还远不如哈佛之卓越，但是我们对教育宗旨的忘却可能早已成为习惯，且至今为教育宗旨而呐喊者却甚少。也许正是这种习惯造成了人们对那些教育大问题的麻木。
中国的教育问题似乎存在一个很大的结，那个结不解开，教育的很多问题恐怕难以解决。教育最大的结是什么?——当是对教育的工具意义上的理解。 而这种理解又自然导致教育及其管理中过多意识形态的东西。其实，一切把人性意识形态化的做法，不管目的多么高尚，总是难以真正控制在预期之内。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那么解教育之结该是时候了!
当然，也不是说在那个结还未解之时，大学的教育改革就无所作为了。毕竟，如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开放式的高等教育等问题，大学还是有可为之处。
谈及大学的教育改革，其实中国大学从来没有停止过教育改革。那么为什么成效又不明显呢?以前的教育改革往往停留在课程体系的改变、课程内容的增删、学时的增减、实践环节的修补等。这些当然都有意义，但仅停留于此，则可能是失去灵魂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魂之安在?如何把无形的教育改革的魂融入到日常有形的教学活动中?
令人欣喜的是，分管教育的高层领导也在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但现实情况是大学中多数人可能还是从浅层次上理解此观点。很少人真正怀着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尊重，从人的存在、生命价值意义之根基上认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
对于某些相对技术层面的教育问题，如工程教育与创新能力培养，其实也需要从深层次去改革。如以前关于工程实践教育的改革，很多学校增加了实践环节，改善了实践条件，改变了某些实践方式。但很多并未触碰到实践的一个根本问题，即被动实践。被动实践其实是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严重问题之一。正确的实践理念当是主动实践，而且应该把主动实践的理念贯穿在学习的各个环节。
教育的问题很多，但一定要找到根本问题;知道了存在的问题，也要尽可能从根子上去解决。
（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7期）
430、《〈平凡的世界〉：“获得感”从何而来》封寿炎
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 《平凡的世界》正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首播。这部小说以现实主义笔触，全景式描写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陕北黄土高原的农村生活，着力展示了大变革时代，青年农民所蒙受的苦难以及他们的命运变迁和心路历程。这样一部电视剧率先“登陆”中国经济社会最发达的两座城市，不管是有意还是巧合，它都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隐喻。
走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走在上海的外滩和陆家嘴，人们很难把眼前所见，与农村、贫穷、苦难这些词汇建立关联，“平凡的世界”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然而这只是表象。在这两座最发达的城市里，早晚上下班高峰行色匆匆的人潮，摩登楼宇里正装鲜亮的白领，其中许多人就出身成长于那个世界。小说里所描写的一切，就是他们人生早期的经历写照。如果再把时间坐标拉长到100年，这两座城市里绝大多数人，他们的父辈或者祖辈，都曾经经受过相似的贫穷和苦难。
于是，站在繁荣的这一端，审视那个世界的贫穷和苦难，又恰如“跳出庐山看庐山”，目光里多了几分从容宽裕、客观理性。
《平凡的世界》里人们经受的贫穷苦难，自然环境恶劣，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导致的物质匮乏当然是主要原因。然而，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一些制度性安排、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传统习俗、社会舆论等等，也并非都在增加人们的福祉。甚至恰恰相反，它们中的一些内容，还可能成为压迫人性的力量，成为人们遭受苦难的社会性文化性根源。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创造更加丰富多元的物质产品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但是在社会生活方面，很多人依然处于浑然不觉的自发状态，很少带着“文化自觉”的意识，去审视、剖析和梳理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规范，去除其中压迫人性的积弊，按照科学、理性、人性化的原则，自觉地改造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
审视《平凡的世界》里面的苦难和抗争，一些问题油然而生：如何摆脱苦难？幸福从何而来？答案见仁见智。让我们回到小说和剧情本身。尽管具有相似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弟弟孙少平的精神痛苦却比哥哥孙少安来得更深刻，因为他在精神觉醒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同样一片黄土高原，相似的生活环境，在众多人物形象中，为什么独独是孙少平，具有让人难以释怀的魅力？因为他的思考、抗争和追求超越了具体的苦难，指向更高的精神价值，那就是自觉地追求尊严、自由和个体实现。在现实世界中，他遍历挫折，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在精神世界里，他得到了成长和升华，经历痛苦的蜕变，完成了内在自我的重建。苦难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但人性经受苦难的锻造，获得精神成长和情感升华，那就具有深刻的价值。
孙少平追求的尊严、自由和个体实现，超越了他的时代，也超越了其置身其中的社会环境。在《平凡的世界》那样的景况里，这些追求很难实现。所以他的人生挫败，具有某种客观必然性。然而，在物质更加富裕、精神更加富足的社会里，这些追求不但可能实现，而且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源泉。北京、上海等经济社会发达地区的人们，对今天的生活也许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觉得与生俱来、天经地义，但事实上，它们真是来之不易。《平凡的世界》 在这些地区率先播出，也许能唤起两种自觉：在个人的层面上，自觉意识到自己从何而来、今天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从何而来，因此更加珍惜权利和机遇；在社会的层面上，自觉意识到保护个人的尊严、自由和价值实现是现代文明的核心理念。平民百姓可以把握自己的人生，选择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精神追求，甚至完成自我价值实现，才会有真正的“获得感”。
（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7期）
431、《“一带一路”的历史被误读》葛剑雄
《政府工作报告》有个重要规划，就是“一带一路”的建设。“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这个规划提出后，一方面大家热烈响应，另一方面，好像实际动作也不多；一方面，得到有些国家的热烈回应，另一方面，也有些国家提出质疑，甚至认为中国是否要搞新“马歇尔计划”，搞扩张。
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历史。很多问题，无论是经验和教训，历史上都出现过，至少可以成为我们未来发展的借鉴。另外，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丝绸之路的历史真相是什么，很多都是从教科书、影视作品或者新闻报道中形成对丝绸之路的概念的。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既不是中国人兴建的，也不是中国人推行的，而是境外对中国的丝绸有需要，才形成了丝绸之路。所以查中国的古籍，是找不到“丝绸之路”这个词的。1860年前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到中亚考察，提出“丝绸之路”概念。他结合考察情况，又对照中国历史，提出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存在着这样一条丝绸之路。
公元前二世纪，张骞通西域，开了这条路。但这如果仅仅是一条交通路线，在张骞通西域以前，早就存在了。比如说，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朝，在河南安阳发现的妇好墓里，发现的玉器就是昆仑山的和田玉，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存在着从新疆到内地的交通路线了。张骞通西域，是有向导的，并不是他开的这条路。张骞通西域不是为了贸易。当时汉武帝为了打败匈奴，他想派张骞去现在的阿富汗一带去跟大月氏联系，大月氏本来在燕山这一带的，后来是被匈奴赶过去的，跟匈奴有世仇，因此汉武帝希望能联合大月氏，联合夹击匈奴。但张骞被匈奴扣住了，一呆呆了十年，后来逃脱，来到大夏，找到了大月氏。但大月氏已熟悉了这里的生活，不想再打仗了。张骞呆了一年多，用历史书上的话说“不得要领”，就回来了。
这时，汉朝已经打败了匈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带了很多人，浩浩荡荡，也带上了中国的丝绸、金银财宝，沿途散给这些小国，巩固汉朝对这些小国的影响。后来中亚、西亚的人发现丝绸是好东西，然后把丝绸带到了罗马帝国。罗马那边有钱，但没有丝绸，所以有非常强大的需求。因为丝绸适合长途贩运，并且利润高，所以李希霍芬把这条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了贸易和利润开辟过这条路。这些历史现在有些人不清楚，还以为是中国人为了卖丝绸才开了丝绸之路。
即使在这以后，中国也从来没有通过这条路输出丝绸。在这之后，每当有战乱，或者西方的需求变小了时，这条路也就不通了。因此从有了这条路后，往往是通的时间短，断的时间长。因为当时的自然条件恶劣，而运输代价是很高的。到了安史之乱，唐朝从中亚节节败退，一直退到长安附近，丝绸之路基本上不存在了，变成了中亚内部的一条路。
而这时，阿拉伯人掌握了航海技术，到了广州、宁波这些地方。海运一通，丝绸之路的价值就没有了，因为海上运输量大，除了丝绸，还增加了茶叶、陶瓷等日用品。所以丝绸之路并不是始终都有那么多的价值。
现在的形势和当时完全不同。
现在建设“一带一路”的主要动力来自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对方的配合，没有对方的需求，这个经济带能建设起来吗？新疆外面现在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如果这些国家没有需要，不跟你配合，你建得起来吗？他们就是需要，是不是只有从中国才能获得呢？他们的油气是不是只能卖给中国呢？
所以说，因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繁荣的丝路经济，所以现在就一定能够复兴，这是错误的。比如我们已经在阿塞拜疆建了油管，但这油管还要通过中间的国家，如果我们还要跟更远的国家建立经济带，还是需要跟途中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全面协调。还有就是要有双赢的思路，如何让对方有相应的需求，共同得利，而不是简单地复制古代的丝绸之路，再现辉煌。
丝绸之路畅通的前提是中央王朝的统一和控制。汉朝没有控制中亚，匈奴人就会把路截掉，西汉鼎盛时包括今天的新疆，也包括新疆境外的巴尔喀什湖，这就能畅通了。东汉就出现了对西域控制三通三绝，三次畅通过，三次又断绝过。唐朝对西域的控制不止新疆一带，而是远到中亚，甚至西亚，所以可以牢牢地控制。我们今天要建丝路经济带，我们要不要有战略控制能力？一旦对方发生毁约或者动乱，我们怎么办？这里不是没有教训的。当初我们在利比亚援建那么多项目，2003年，我到利比亚亲自看了中国援建的输水管道项目，等到利比亚动乱，我们匆匆忙忙撤退，留下的被战乱毁了、被抢走了，到现在也不让恢复。我们现在怎么保证丝路经济带建设项目的安全，如何不因对方或中间的问题而损失？去年吉尔吉斯斯坦一批人闹事，我们200多辆集装箱卡车被抛在路上。我们现在建缅甸输油管道，已经建成了，如何保证它的安全呢？现在斯里兰卡政权更迭，不确定的因素就来了。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不干涉别国内政，但人家干涉你的内政啊。如果我们的丝路经济带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同，我们该怎么办？有没有预案。我们有没有促使他们向有益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的措施，有没有安全的底线？比如美国的外交政策非常明确，保卫海外的交通线，很直接。
我们如何确保丝路经济带的成果，维护我们正当的权利？
我这次提了个提案，建议国家从现在开始建立“一带一路”的培训系统。现在连一些领导、专家都不明白，先对相关的领导、专家、企业培训有关“一带一路”战略的考虑、相关的历史背景，相关的政策等，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东西，再由这部分人逐渐扩大到从业人员和公众。此外，还要多向公众包括境外的人解释，不能光搞些空洞、甚至是错误的宣传。比如我看到有幅漫画，画的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运了各种各样的物资，这是不可能的，运丝绸之外的东西是赚不到钱的。这样时间长了，就会对公众误导，也容易让境外的人产生“马歇尔计划”的联想。这不是偶然的，而是跟我们自己说的话有关。
（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7期）
432、《重建我们与“故乡”的关系—对话王晓明》南风窗记者
这30多年，是一部中国的城市化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精神史。现在，城市的各种症状，体现着我们的文化、社会症状，反过来也如此。
城市化到底是如何导致今天中国人看上去成了一种好像和过去的乡村社会的人所不同的社会物种的？为什么很多人会感到在城市生活中，没有自我的家？在既有的城市生活的逻辑中，我们的未来可能是什么？
《南风窗》记者就此专访了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主任、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教授。
乡愁是因为城市的冷酷
《南风窗》：今年春节，博士生王磊光的返乡笔记在微信朋友圈被疯转，他正是你的博士生。在这场事件背后，有一个关键词叫“乡愁”。这11年来，对于中国人的“乡愁”—无论是对具体的哪一个故乡的“乡愁”，还是对抽象的自然，对过去的乡愁，在社会、文化变迁中，透出一种忧伤、无奈和愁绪。背后当然也有疯狂。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王晓明：磊光的这篇笔记，最初是一个发言稿，是在我们与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的同道一起组织的一个市民论坛上的发言。这个论坛叫“我们的城市”，借市中心的艺术馆或书店，定期讨论一些有关城市和市民生活的问题，已经做了两年多，今年春节前的这一场，就以“回家过年？”为总题，邀请了3个发言者，磊光是其一。
当时我不在现场，听策划这场论坛的同事说，讨论颇为热烈。其后磊光这一篇笔记在各类媒体上引发这么大的反响，仔细想想，也真是有几分必然的。
这个“必然”的意思是，今天这一股大家用“乡愁”这个很有几分古典意味的词来概括的集体情绪，其实是最近几十年的城市化的产物。它的字面含义要比古代的“乡愁”窄得多，比如你去了北美或南非，或从陇西的乡下迁到浙东的山里，你遥望故乡的种种情怀，就都不在这“乡愁”之内的。
它其实只是这么一类人的愁闷：出身乡村，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读大学—住进中国的大中城市，但时间还不很久，心智习性的城市化还不十分稳固，也就还来不及忘本…… 即便不是碰上春节，即便王磊光不写这篇笔记，只要这个群体在，就会有李磊光或张磊光，在别的时候，以别的方式，引发类似的广泛共鸣。
《南风窗》：“乡愁”不是“他乡-家乡”这个二元结构下的产物，而是在“乡村-城市”这个二元结构下的产物，古人之所以有乡愁，那是因为他在异乡，而今天一个人有乡愁，则是因为他在城市，这大概是今天的“乡愁”跟古人的“乡愁”的根本区别。换句话说，是城市化背景下的东西。
王晓明：对。今日中国，虽然只有1/3的人有城市户口，30年城市化下来，城市在各方面都绝对压倒乡村的悬殊之势，却已经相当牢固。这当然不全是因为这30年，但这30年里，这个势得到大幅度的强化。因此，广大乡村里有理想、能读书，或者虽考不上大学、却能吃苦的年轻人，自然纷纷都往城市走。
照理说，这样的年轻人，本来应该是最少“乡愁”的，尤其那些有文凭、能表达、比同龄的城里人更能奋斗的人，应该能较快地打开新天地，全身心感受新鲜的都市风尚，体会前景有望的喜悦：如果是处在这样的状态里，他们会有很多心思去“乡愁”吗？那可能是他们快要步入老年、对都市的一切都司空见惯的时候，才会起的心绪吧？
可是，如你所描述的，恰恰是这一个群体，现在就起了“乡愁”，而且是一种深广的“乡愁”。不仅是痛感乡村生态和人情的全面败坏，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跟故乡格格不入；与这多少还带着一点俯视意味的悲哀同时的，是一种更其消沉的沮丧：苦读多年，有了文凭，甚至也有了一份白领式的薪水，却依然活得紧巴巴，既不能衣锦还乡，收获父老的赞誉，也难有“成功者”的威信，可以引领乡人，一起改造和拯救农村。如果这个理解大致不错，那是不是就可以说，这其实并非古人多有的那种缅怀故土、想归而不得的思乡之愁。它固然是因返乡和思乡而起，针对的却是坐在城市里的这个自己，是自己这既不能惬意和借力于都市，又早断了回乡之路的困境，和造就这许许多多人的共同困境的时代？至少我是觉得，今天这“乡愁”的澎湃，正凸显了大城市的势利和冷酷，它们一面威逼利诱，将无数乡村青年招入城中，一面却严苛以待，令他们过早地明白了，在这个“拼爹”的时代，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城市。
城市化所挖掉的根
《南风窗》：我们可以发现，还在农村里生活的中国人很少去谈“乡愁”，他们不是没有意识到背后的文化焦虑，而是好像正处在追求物质欲望，追求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尽力在社会价值排序上往上攀爬的历史进程中。从小在农村里长大，在城市里已经稳定生活的中产阶层，可能最有“乡愁”的感触。他们已经经历了城市化，心理结构已经和城市社会同构了，但对应于原来的那个家乡，以及自然的那个小时候的自我还在，而这样的自我无法在城市中安放。另外，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从一开始就已经城市化，或城市化了几辈人的人们，虽然不会有王磊光所描述的意义上对应一个具体乡村的“乡愁”，但也有另外的乡愁—对一个城市的过去的怀念，对自然的一种向往。
王晓明：从你说的这个角度来看，“故乡”就是“过去”的代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并因此形成他的“过去”与“当下”的张力关系：一方面，他所以有如此的“当下”，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那个“过去”；另一方面，他的“当下”又不断地改写“过去”，要将其分解成不同的部分，有的收编，有的驱逐。在某个意义上讲，这种“过去”和“当下”的持续紧张，正构成一个人的精神丰富的基础。他如果能不断地发展这紧张，他的身心就不会偏枯于一面，就能保持多向的可能。个人如此，社会也是如此，一个再怎么庞大的社会，如果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一味追逐新潮，毫不在意地铲除旧物和记忆，以至其基本成分日益单面，它是不可能有长远的未来的。
可叹的是，这30年的新一波城市化，不但没有纠正过去历次城市化浪潮过于鄙薄传统、轻易就摧毁旧物的弊病，反而朝着这个方向变本加厉，更大面积地铲除历代城市生活的积累：建筑空间首当其冲，生活习俗紧随其后，一旦屋舍街道面目全非，人的生活和情感，乃至许多生理倾向，也势必一同巨变。曾有美国教授作惊人之语，说中国并非历史悠久之国：你看东西南北，城市村庄，到处都是大拆大建，一般人民更是追逐时尚，对历史一问三不知，如此在物质和精神两面都持续抹除“过去”的国度，有何历史可言？目睹这些年“拆”字横行的城市化现实，我不能不说，这明显偏颇的论断，也是尖锐触及了这些年中国社会变迁的一大可忧之处的。
《南风窗》：所以不仅从农村出来的人的故乡面临消失，从小就在城市里生活的人的故乡也面临消失。我们说乡愁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并不仅仅是从农村出来的人的特点，正是在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让所有人都难以寻找到跟过去、跟自然的联系的意义上来说的。
王晓明：我常觉得，在思乡这件事上，今日中国的城里人，是比乡下人更可悲悯的。乡下人当然不幸，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城里谋生，一旦离开得久了，故乡就日益破败，可是，你想过吗，因为城里的土地远远比乡村的值钱，各种有权有钱的势力，都急乎乎要靠折腾土地牟利，城里人的老家老街坊，就更容易成为下手的目标，会更快地被完全抹掉。
今日上海的本地人，有多少还有旧居老街可以回去探访？十不存一吧！当在电视上看着各式返乡人风尘仆仆、暗自庆幸的时候，像我这样的上海本地人有没有想过，自己其实更可怜，是连故乡都荡然无存、只能靠记忆摸索“过去”的无根族！
《南风窗》：城市化挖掉了很多人的根，首先还可能就是城市本地人的根。
王晓明：很多人都说—我也常说，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因为文字和文化的长期延续，而能大体记清楚几千年历史的民族。对比印度就能明白这多么难得，同样是文明古国，印度的历史，从现在往前数，据说只有800年是清楚的，再往前捋，就有点乱了。历史者，来历也，一个人越是看得清自己的来历，越是知道自己这一路走得多么跌跌撞撞，他就越可能比较清醒，比较知道远近大小，应对新挑战的时候，也就越可能少犯无知、狂妄和短视之错。我真是很希望，春节后的这一阵“乡愁”小爆发，其中正有一部分，是如你所分析的，表现了人们对丧失自己的精神家谱的普遍不安。
将乡村重新引入城市
《南风窗》：刚才我们讲到，人们想把心安在乡村、过去、自然，是因为城市化背景，是因为大家生活在城市，是因为大家在城市化的生活中，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很多，诸如拥挤，残酷的利益和心理竞争，人与人之间陌生冷漠，雾霾，城市好像除了可以满足欲望，对于人的身体和心灵来说，好像有某种“毒害”。你曾经阐述过这些问题，说城市化是“根本改变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的事情，一旦做了，可能就改不回来了”。
王晓明：城市是一个规模和程度上都惊人的人造的世界。1970年代就有文化研究的学者分析过，像购物中心这样巨大的建筑空间，将市民除了上班、睡觉之外的几乎所有生活内容：吃饭、娱乐、健身、购物、散步、亲子教育、谈情说爱…… 都搞成消费活动，并由此密集地聚拢于其中，灯光贼亮，没有昼夜之分，空调恒温，也没有四季之别，在这样的空间里呆久了，恐怕谁都会发生错觉，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吧。很多巨大的购物中心，更将酒店、公寓、博物馆、办公楼、地铁站、公交汽车站…… 都嵌接在一起，仿佛是要将市民的生活一网打尽，你就在这里转悠吧，哪儿都不用去！
《南风窗》：这等于已完全预设生活在这种城市生活环境里的人，跟生活在乡村，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老城区”（如果还算的话）的人，是不同的社会物种了。背后有什么样的心态，反过来又有何社会影响？
王晓明：这很明显。如果将到今天为止的城市化看作某种能量巨大的活物，我就觉得，巨大的购物中心这一类建筑，正以非常直观的方式，凸显了城市化的基本性格：认定人乃万物之灵，以人的欲望为最高意志，相信人定胜天，雄心勃勃地要重构天地！
正是这样的性格，令城市化一方面彰显出人类改天换地的巨大能量，一方面也持续助长人类自我中心、轻看天地万物的浅薄之心。为什么短视、功利、狭隘这一类的痼疾，在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作得如此严重，上述这一种浅薄之心，正是深层原因之一。要说什么是城市化对我们的心性的负面影响，我觉得这可能是最深远的一项。即便雾霾已经如大铁锅般扣到了我们的头上，顾头不顾尾、继续孜孜于追逐眼前实利的风气依然不见稍减，你就可以知道，这影响已经深到了何等程度。
《南风窗》：城市化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是预设了一个“向前走”的逻辑，我们跟不上趟，就会有巨大的恐慌，因为我们的存在好像被社会前进的步伐给剥离出去了。所以我发现，大家刷存在感，更多时候是用代表了新的和时尚的东西来刷的。同时，现代性还代表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分裂比较厉害（人与自我的分裂就是扛着一个“假自我”来应对这个世界），用一个词叫“异化”，是欲望，而不是心灵在驱动他，并且这个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似乎就是用来满足人无穷无尽的欲望。城市的这种生活逻辑，会带来什么呢？
王晓明：各地的城市化过程，不论其最初的动力来自何处，也不论过程中有怎样不同的因素掺杂其间，都很难避免资本主义的逐利逻辑的渗透，甚至会被这套逻辑绑架，拐入明显是前景渺茫的危途。那些所谓“资源枯竭型”的城市，那些高楼成群、人迹渺然的“鬼城”，都是这方面的显证。至少在其野蛮阶段，资本主义式的行事逻辑，是赤裸裸只要现钱，“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一个地方的城市化过程，如果是被这样的逻辑深刻支配了，各式的失衡和失控，就多半会等在不远的前面。与这世界上的大多数物种相比，人类都是后来者，这世界并不真像他在类似购物中心这样的封闭空间里错觉的那样，是以他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一旦他照着这样的错觉自行其是得过了头，就必然要受惩罚，而且惩罚还来得越来越快。
《南风窗》：可以认为，今天很多人在心理上频出问题，其实就是已经遭到了惩罚的其中一种表现。现代城市生活所需要付出的一个代价，似乎就是形形色色的神经症和心理变态。而大家有“乡愁”，有对过去的眷恋，有对自然的向往，有想寻找真实自我的渴望，就是一种警醒，警醒我们，城市生活某种程度上已让人的精神受到了挑战，有些生活是我们真不想要的。但既然已经这样，这个社会可以有什么办法来减轻精神和文化焦虑？站在今天的历史时间上，个体又可以做些什么？
王晓明：在今天，迫切该做而也可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在这里只能先说一个比较宏观的事情：如何构想和踏出真正可行的城市进步之路。它不能再是独自膨胀、吃掉乡村的，而该是城乡互动、一起进步的；它也不能再是GDP导向的经济独大、内外矛盾不断加剧的，而该是多面平衡，走向民主和资源共享的。
可以从很多角度构想和起步，此刻我特别想说的一点，借用一位日本建筑师的话：“将乡村重新引入城市。”生活节奏、作息时间、饮食习惯、价值观念、空间意识、市场规模、交通半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品的关系…… 如果说此前的城市化，是在上述这些方面，尽可能地抹除传统的格式，代之以所谓“现代”的格式，那现在就该反过来，到过去、历史、老家和故乡、残存的甚至已经只是记忆中的乡村世界里，去寻找那懂得天地之广大、明白人类之有限的智慧—这才是人的智慧，才是可以用来创造新的城市生活的资源。
再重复一句，只有激活“过去”，才能重建它与“当下”的互动关系，才能由此创造真正的新未来。人如此，社会如此，城市也如此。
（摘自《南风窗》2015第15期）
433、《外部不停地在建，内心不停地在拆迁》毕飞宇
只有一个办法应对这个不断膨胀的世界，那就是更加开心地活着、更加踏实地干活，用内心与外部世界周旋。否则，一个苹果就可以把你的人生毁了。
毕飞宇曾经是留着长发的校园诗人，坊间有一种说法，他能在三分钟内让女人对他产生好感。但是，毕飞宇应该是个传统的爷们。比如，当我赞扬他是最帅的中国男作家之一时，他便有些生硬地说，外貌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作用，既不能让我写出好作品，也不能让我的书卖得更好。其实我只是想说他长得不错，像赞扬女人的外貌一样。
有一次他去体育场看比赛，没有票，混进去后直接站在教练旁边看。检票的人观察了许久，问他是坐哪里的。他望着检票员，摇摇头说，没时间。对方犹豫半天还是走了，他抱着胳膊看完了整场比赛。这被他称为对话的力量。
第一天拿起笔来就伴随着莫名的压抑感。其实我天性并不压抑，相反，很乐观。但是，当我写小说时，那种压抑感就会跳出来。写完《青衣》，我发现压抑和痛感正是写作的动力。
二十多岁时，就是想用一句话把世界放倒。非常瞧不起小说，只想做诗人。我是1983年读的大学，那时候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是顾城、舒婷。不过，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爱诗歌，但能力不在这里，我还是擅长叙事。大学毕业之后，当了教师，突然发现时间太多了，诗歌十分钟就写完了，需要找个能够“杀”时间的事情来做，于是开始写小说。表达欲一直伴随着我，这个很重要。跟语言的亲近感也是天然的。
我脾气急躁，从来都以为自己没有耐性。开始写小说之后，才知道原来那么急躁是因为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做的事情。我常常一写小说就是十五六个小时，停下来之后，需要想一下：今天有没有吃晚饭啊？
虚构是小说家的基本功
从乡村、小镇到县城、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这样的成长经历让我一进入文学这个行当就有比较宽的“戏路”。35岁之后，我才敢走写实道路。45岁之后，如何面对急速变化的中国都市以及不停改头换面的文化形态，倒是一个新的问题。进入都市后，我们的生活的范围是很小的，视野受限。拓宽生活半径是当务之急，我常常需要通过朋友的关系到处去看，观察各色人等的生活。
以前，我的自信心有点不可思议。1994年，给张艺谋写《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剧本时，我都没去过上海，张艺谋拿了一本《上海滩秘史》给我，五六百页，我翻完就开始动笔。写《青衣》的时候就看了一本《京剧知识一百问》。小说出版后，有人以为我是一个老大爷，还有人认为我与某个京剧女演员有彻骨的痛。所以，新闻的本质是真实，宣传的本质是撒谎，而小说的本质则是虚构，小说家需要虚构的能力。
写作也凭运气
很多人认为我擅长写女性角色，我倒并不这么认为，只要我对某个人物感兴趣，就能将他/她写好。有时大家觉得某个人物特别出彩，很可能是我写这部作品的创作状态比较好，让人物有了光彩。
作为小说家，一定会有偏好的人物，一种是情感上的，一种是美学上的。比如，从小说美学上讲，《玉米》的主角玉米在各方面更饱满，但是，从情感上我更关注有庆家的。这个人一出现我就格外小心。我年轻时做老师，一直提醒自己要对学生一视同仁，但我也知道只要是一群人，就难免有亲疏。小说家对作品中人物的亲疏不是神秘的事情，而是人之常情。有庆家的善良、美丽，又是被损害的，自然我会站在她的一边。但小说家又不能被人之常情牵着走，小说有自己的逻辑，需要自己平衡。所以，福楼拜写到包法利夫人自杀后会大哭。
在矿业大学的那个假期，我完成了第一本小说。当时写小说的那支笔裂开了，缠了一层又一层的胶带，上面是一个假期的汗水和尘垢。当时觉得有种悲壮感，后来想，有什么好悲壮的呢？写完一个作品跟出租车司机拉完一天客也没有什么区别。
每一部作品的写作过程都是痛苦的，那些神来之笔对写作的人都是坎，是对作者的一次次折磨。我是一个宿命的人，很相信运气。33岁时，《哺乳期的女人》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得奖早对我来说是一个好事，因为很早就能看清这一点：有些作品自己写得很满意，但是发表之后默默无闻;有些作品写的时候没费什么劲，却能带来满堂彩。我得学会习以为常，无论什么结果都随它去吧。
宿命感与天性中的悲观情绪有关。但我本身是个乐观的人，悲观的是宏观的生命，很早就知道人总要死的。所以，无论瞬间有多么辉煌、快乐，最后都是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不需要有多深的哲学素养，而是某个神经类型决定的。
我们的文化是一个压抑的文化，我们的现状也是压抑的，在权力和资本面前，人们会觉得渺小。我在《推拿》和《玉米》中都写到了性压抑。性压抑其实是一个修辞手法，对写小说的人来说，性是一个公器，能够说明很多问题，有很多时代特征。《玉米》中的性压抑是“文革”时代集权政治的压抑，而《推拿》中的压抑是商品时代的压抑。对于中国人来说，能够压迫他们的也就是权力和资本这两座大山。
高速发展与战乱没有区别
时代发展太快了，中国处于快速的上升期，又遇上这个快速的时代，就是一个加速度。五年前的手机和iPhone放在一起，感觉一个时代过去了。所以，有人戏言，90后是怀旧的一代。当然，时间是恒定的，快与慢更是人心理的映照。
处于高速发展的时代与遇上一场战乱没有区别，每天都在和和美美地妻离子散。这对于小说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时代，有很好的素材。我们看到外部世界如此繁荣、强大，其实内心破烂不堪。外部不停地在建，内部不停地在拆迁。兵荒马乱，如何收场？我也不知道。大家都无法节制，今年收入三亿，明年一定要四亿。能力已经达到三亿了，内心的欲望告诉你没有四亿不行，只有得到四亿之后才能存活。
但是不发展又怎样呢？好像谁也不知道。未来像宇宙一样，无边无际，没有尽头。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你，到哪一点可以停止了。所以，我渴望的时代性就是尊重局限、尊重节制。但问题是没有人会选择克制。在外在的价值评判上，也与无节制发展有呼应。身价两亿的人得到的关注和肯定比两千万的多。人人都为着更高更强拼杀，文明社会便成了一个丛林。这几年，网络中最时髦的词都是表达负面的，“纠结”“悲催”成为全民使用率最高的词。这是时代的问题，人的幸福指数很低，一旦有一个表达负面的东西，就会广泛传播。
作为一个宿命的人，只有一个办法应对这个不断膨胀的世界，那就是更加开心地活着、更加踏实地干活，用内心与外部世界周旋。否则，一个苹果就可以把你的人生毁了。一会儿iPhone6，一会儿iPhone6p，不停地换，不停地追。所以，我觉得我儿子挺了不起的，我给他iPhone时，他说，不要，我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
（摘自《视野》2015第13期）
434、《肖全和他们这一代：自然而骄傲地老去》梁静
“你好，我是肖全，拍照的。”
见到陌生人，肖全一般这样自我介绍。摄影师、艺术家什么的，太造作，不好。肖全说，他喜欢自然、自在，他拍的人，都那样。
“我当然也是，讨厌造作。”
以前留长发的时候，肖全有好多女粉丝，而且是会为他尖叫的那种。现在，还是帅的，看不出今年56岁了，唯一会破功的，是他的眼角。
那上面，布满皱纹。一条条褶，又长又深，在眼睛四周延伸，就像老树的根。肖全的姐姐说，这叫“万丈深渊”。“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是拍照的，不停眨眼，眨了几十年，就变这样了。”
肖全一眨眼，眼角的褶，果然更深了。
这是褶，也是时间隧道，里面埋着，肖全的40年。
1976年，肖全17岁，拍了第一张照片。他用一台借来的相机，在成都家里，对着坐在庭子里看报纸的奶奶邹桂莲，按了一张。
1980年，肖全21岁，用爸爸寄给他的180元买了一台海鸥205相机，花了169元，那时每月人均工资也就四五十元。当时在海军航空兵部当兵的肖全，扛着相机，骑着自信车，拍家乡成都。
1986年，肖全27岁，不当兵了，常和成都文艺圈的人混在一起，抽烟、喝酒。钟鸣、翟永明、何多苓、易知难等等都挺熟的。这群人，长得好看，都挺臭美的，肖全喜欢帮他们拍照。
某天，肖全在钟鸣办的《象罔》中看到一张美国诗人庞德的照片。在照片里，垂暮之年的庞德，拄着手杖，立于石桥，目光坚毅沧桑，形如雕像，下面是一段文字——“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视线与照片接触的那一瞬间，肖全被击中了。“我也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拍这样的照片。”
这一个只有十秒不到就产生的念头，肖全整整花了十年去完成。
在这十年里，肖全在全国各地漂泊，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里。他常常接到电话：“×××在哪儿哪儿，你拍不拍？”“拍！”不说废话，肖全扛起摄影包就走。
1996年，肖全37岁，《我们这一代》第一版出了，组成这本摄影书的，是一个个现在已经被供在神台上的“文艺偶像”：北岛、顾城、三毛、崔健、杨丽萍、张艺谋……20年前，在肖全的取景框里，这些人还不是神，他们仍不脱青涩，仍不免轻狂。他们埋头干着自己的事，哪怕明天就没米下锅了。在这一点上，肖全觉得，他们都一样。
“你如果问我他们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没什么不同。他们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都有一样技能，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专业，并愿意用它去表达对生命、对世界的感悟。”
崔健的长征
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是老崔的粉，包括肖全。在暗房里晒照片的时候，肖全喜欢放《一无所有》。他把喇叭调到最大，让老崔的嗓音充斥整个暗房，冲进浸泡着的底片中。“从听到老崔的第一首歌开始，我心里就想，歌还能这么唱啊。”
1990年春天，崔健来成都了，来搞演唱会的，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肖全去了。他看到素不相识的人手挽着手，在老崔的歌中排山倒海地摇着、唱着、哭着，他眼睛里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
演唱会结束以后，肖全陪着崔健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有一堵被拆掉一半的旧墙，在它背后是水泥组成的TV的V字。看到这个奇妙的组合，肖全心动了。“这感觉像长征。”他把崔健叫下车，崔健想了想，下来了，站在墙前，换了好几个姿势。
肖全操起机器，按了21次快门。一分钟后，他知道，一幅好照片刚刚已经诞生了。
诗人与那些花儿
1986年12月，正值中国朦胧诗兴起，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北岛、顾城、舒婷都到了。肖全跟着拍了全程。在这些照片中，他特别喜欢那张在望江公园竹林拍的大合照，大伙都笑了，谢烨还躲在顾城的后面，羞答答地牵着舒婷的手。
在回去的车上，北岛带着大家唱《三套车》，唱得很大声，就连外面都能听到，大家都特别过瘾。北岛唱着唱着忘词了，大家又笑作一团。“那时候的快乐，就那么简单。”其实当时，大家的生活并不好，在北京，大家每天都在想着吃什么最便宜，早上起晚一点，不吃早餐，饿醒了就看看通讯录今天该去哪里蹭饭了。诗歌节，他们收到100块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了，他说，成都人太好了，他不走了，他还要开讲座。
肖全在酒店房间给他和谢烨拍了好多照片。顾城说，我最喜欢拍照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的。
回到北京后，顾城给肖全寄了一本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那些花儿已经走远了。给肖全。”
这是肖全与顾城的最后一次接触。
之后，那些花儿，就走远了。
多么倔强的女人
1990年9月21日，肖全和成都的其他记者，敲开了三毛在锦江宾馆的门。这是一个极其少见的女人！肖全想到了杜拉斯。三毛翻了肖全带来的像集，摇起头来：“不行啊，你给他们拍得这么好，你得给我拍才行。”
就这样,一个原本只有15分钟的群访,变成了三毛与肖全的一天。
他们走到了“柳荫街”,三毛笑盈盈地和老人打招呼,听着他们讲“闹水鬼”的故事。在肖全拍三毛的时候,三毛也在拍,她掏出自己的全自动“傻瓜”相机,拍挂在房子前的辣椒,拍摆在地上的布鞋。肖全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三毛赤脚地坐在地上,旁边是一张倒扣的竹椅。三毛没有笑,也没有看镜头,可这,反而更三毛了。
三毛说,她要走了,可是很想看到照片。晚上,肖全忙到了12点。第二天早上10点,他把这些照片,给了正在宾馆等着她的三毛。“太好了,太高兴了。瞧!多么倔强的女人啊!”三毛说,“肖全,我们俩是通的。”
临走前,三毛跟肖全约定,下一年的7月要一道旅行,完成她的旅行画册。“7月太热了,我们找个稍微冷一点的地方。”三个月后,当肖全还在想着去哪里完成这个约定的时候,三毛却走了。肖全知道,三毛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的选择,一定是她自己觉得最好的。
她开屏了,就像孔雀一样
看了肖全拍杨丽萍的照片,总有人问他:“说,你是不是爱上杨丽萍了?”每一次,肖全都是摇摇头,笑而不答。“自从认识了杨丽萍以后,我就把她搁在那。”
肖全觉得,杨丽萍和三毛有一点很像,她们都很接近自然。有一次,他们爬上了慕田峪长城。杨丽萍爬上了烽火台,扬起了一块白布,要肖全给她拍照。那天,风很大,白布就像要把杨丽萍拉向天边,肖全很紧张:“丽萍,风很大,你千万不要往左边倒。”平衡感极好的杨丽萍,最终还是控制了风,控制了白布,在白布把杨丽萍包裹住全身的那一刻,肖全双膝跪在地上,就像一个信徒,虔诚地拍下了这个奇景。
拍完以后,“丽萍拍拍我的背,我也拍拍她的背,我们都知道,我们刚刚做了什么。”
再过几年,杨丽萍又变了样,这个长城边上的仙女,成为一个大师了。在拍《云南映象》的时候,肖全哭了,他看到杨丽萍带着一群群小孔雀,飞起来了。“她阔达了,她开屏了,就像孔雀一样。”肖全说,杨丽萍就是一个媒介,通过她的舞蹈,人类知道了大自然的感情,大自然也知道了人类的情感。
杨丽萍说,以后,她老了,变丑了,就会躲起来,不再见人。“那时,我只会让一个人给我拍照,那就是肖全。”
（摘自《视野》2015第11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8-14 10:23 编辑
435、《人和人性》三毛
我最喜欢别人将我看成傻瓜。这样与人相处起来就方便多了。
我不劝任何人任何事。
其实，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作为只是假糊涂而已。
对待一个恶人退让，结果使他得寸进尺。
对待一个傻子夸奖，结果使他得意忘形。
世界上最公平的美事在于：聪明人洋洋自得。糊涂人也不认为自己差到哪儿去。
社会上最不公平的看法就是：摆在眼前一个自私自利，毫无道德良知，随时随处麻烦他人，占尽一切便宜的小人。一般只将这类人称为——“不懂事”，而对待一个胸襟宽厚，善待他人，凡事退让，况且心存悲悯，乐于助人的真诚君子，一般人说起来只得一句：“这个人嘛，不过是会做人而已。”
“平凡人”和“枯燥人”绝对是两种人。大半枯燥人都夸说自己平平凡凡。
最令人惧怕的一类人，在于性格的不明显。在这件模糊的外衣之下，隐藏着的内在人格又是什么呢？好邻居重要。好亲戚也重要。将亲戚请来做邻居，往往亲戚和邻居都成仇人。
化妆有助气色，无助气质。有家产和有家教没有太大关系。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令人心折。
人情冷暖正如花开花谢，不如将这种现象，想成一场必然的季节。
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到将丈夫当成好朋友，将朋友看成手足，将手足当成自己真正的手和脚，将子女看成父母，将父母看成心爱的子女……这些人际关系，可能不是目前的这个局面了。
问题出在：谁会这么颠三倒四地去做傻瓜？做过上千次人性试验之后，对于任何一次必然重演的失败，都抱着一种信念——起码这个试验又做了一次。
婴儿诞生，一般人并不知晓婴儿的未来，可是都说——恭喜！恭喜！
某人死了，一般人也不明白死后的世界，却说——可惜！可惜！
（摘自《读者》2015第15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8-16 08:13 编辑
436、《审美》洪晃
说到审美，大家都认为很深奥。其实审美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代表着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就比如中国人认为四合院是美的，而四合院的生活方式是四世同堂，四世同堂的价值观念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念—孝。
再比如，西方人觉得高楼是美的，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后西方人大多数都居住在城里。城里人都住在公寓里，其背后的价值观念是西方核心家庭的生活方式。在西方很少有两代人同居在一个公寓里面，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迫使很多失业年轻人只能回家啃老。而西方核心家庭的生活方式背后又是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
服装的审美不会超越价值观念，但多年来，我们的服装设计一直是跟着西方价值观念走的。中国和西方在审美上的区别是地主和资本家的区别。
老地主和资本家最根本的区别是对自然的态度。老地主是农民，靠天吃饭，对自然有一分敬意三分怕。资本家是要征服自然的，要控制自然为人类服务。
老地主管的是农民，而靠天吃饭这事情，不确定因素太多，管好一个村的农民，跟管好一群艺术家差不多。大家都是凭感觉。资本家管工厂绝对不是这样的，要规范化，要有ISO9000什么的，要把所有不确定因素一个一个变成确定因素。
老地主的管理方式是宅在家里，所以对服装的要求首先是舒服。其次是体面。宅在家里，大部分时间是随意的，不需要制服。资本家不一样，资本家有下属，有董事会，有同事，因此体面比舒适要重要，而且服装要有统一标准，工人有工服，管理人员有领带西装。
老地主对吃的要求很高，种地的人肯定对烹调很在意。什么季节吃什么菜，一切跟着二十四节气。资本家把吃看为一个生产环节中必须有的麻烦，所以越简单越好，来个三明治汉堡。填饱肚子接着干活儿。
中国当今的设计、审美都在疯狂地追随西方的审美、西方的生活方式、西方的价值观念。我们用公寓替代四合院，用CEO替代老地主，用西装代替大褂，用城市代替农村。
而西方在做完全相反的事情，资本家在反省，在考虑发展的自然成本，他们要保护自然了。他们开始回归，开始尝试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一家人，一块自留地，再养一窝鸡。
而我们的设计师还是紧跟西方的步伐，没有看到西方已经逐步变成东方了。中国人有五千年小农经济的生活经验，可以说我们所有的生活智慧都是小农经济生活方式的积累。
从服装到烹调到生活习惯，我们都应该在中国传统中去发现我们的生活智慧和审美。因为没有我们独立的审美系统，我们就不可能有跟西方审美交流的可能性。
这就是为什么今年的Met Ball选择了中国电影和西方设计师对话，而不是中国设计师，因为中国设计师至今还在重复西方人刚刚说完的那半句话。
（摘自《读者》2015第15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8-16 08:13 编辑
437、《非制度化的权力半径》张鸣
说起李莲英，都知道他是西太后的宠儿，最得宠的太监。批评西太后的人，往往拿李莲英说事，说她宠信太监，祸乱朝廷。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太监干政的罪名，一般都会落到李莲英头上。甲午战败之后，御史上书，也咬住这一点不放，把个李莲英骂的狗血淋头。连两江总督刘坤一见太后，都直言不讳，指出这一点。但是西太后却一直感到很冤，一叠连声地说，她不是汉太后，没有宠信过宦官，李莲英从来就没有对政事插过一句嘴，凭什么说人家干政？
要说也对，的确，你还真的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说李莲英对任何一件政务发表过意见。况且此人为人也相当低调，宫里的宫女和太监，都挺喜欢他，虽说有太后的宠信，但为人处世，能让人则让人，能帮人则帮人。有宫女评价他说，很像一种梨子，长的不好看。但吃起来很甜。这种梨，叫人见喜。甲午前西太后老佛爷派他陪醇亲王到天津校阅海军，外面的臣子们，听说他来了，都想借机拍拍马屁，可他一个外臣不见，躲在屋子里面，任凭人家怎么劝都不出来。自己亲自给王爷洗脚，满副精神伺候着。后来戊戌政变之后，西太后跟光绪帝闹翻，他也不像外人传的那样，作威作福，给皇帝气受，而是尽量做些补救工作，让皇帝能过得去。
所以，有这样的李莲英在，西太后怎么也不会服气，说自己宠信太监，祸乱了朝政。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时朝野上下，几乎像点样的大臣，都会竞相拍李莲英的马屁，连王公贵族，都跟他称兄道弟。而且，李莲英作为一个太监，也的确聚敛了大笔的财富，富埒王侯。一个既不弄权，又为人低调的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际遇呢？官场交际，自古以来不讲厚道两个字，人人都是势利眼，无利不起早，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这里，应该有别的道理。
其实，就算李莲英人品非常之好，低调不弄权，但只要他人在西太后身边，而且还能得到太后的宠信，对于下面的人而言，他就非常有用，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道理很简单，当年的西太后，就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一言九鼎，喜怒哀乐，都可能福人祸人，扬之则可以上天，抑之则可以入地。古语道，伴君如伴虎，萧墙之内，君威不可测，君主喜怒无从知晓，对某人，某事的看法，更是无从知道。如果能结交一个太后身边的人，最低限度，也可以打探一下太后对某些事情的真实看法，以后朝堂对答，至少称旨的概率要高些。称旨的时候多了，好处自然多多。朝堂之上，无论皇帝还是太后，很少能暴露自己真实想法的，但是回到宫里，安歇休息之时，未免放松，就算很有城府，也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某种情绪，对某人，某事的真实看法。竞相结交李莲英的人，要的，就是这种“情报”。
当然，李莲英的作用和他在权力圈的价值，还远不止于此。说他不干政，不就政事发言，那是西太后的一种印象。以情理推论，正式的发言也许是没有的，但非正式的影响，却很难说没有。有的时候，似乎很不经意地一句话，就可能影响某个事情，影响某个人的仕途甚至性命。张荫桓是李鸿章手下很得力的洋务干将，虽然不是科举出身，但为人精明能干，在仕途上一直都很顺利，长期主持总理衙门。可是，在戊戌政变之后，他却是西太后指名要杀的人，跟老佛爷最恨的谭嗣同等四小军机，一个待遇。只是因为英国公使的干预，才保了一条命，发配新疆。说实在的，在白日维新期间，说张荫桓倾向变法不假，但当时倾向变法的人多了，他也没有干过什么出格的事，说过出格的话，或者跟康梁有过特别的关系。西太后却似乎恨他入骨，非去之而后快。戊戌时没有杀了，到了庚子闹义和团，西太后跟所有的外国人都闹翻了，第一件事就是传谕新疆，把张荫桓给杀了，最终，倒霉的张荫桓，还是没能脱了老佛爷的毒手。
这事，据张荫桓自己讲，应该是李莲英做的怪。当年他出使英国，回来的时候，给两宫太后各备了一份礼物，超大个的宝石两颗。一为祖母绿，一为红霞帔，绿的值钱，送给揽权的西太后，红的差点，送给好好先生东太后。但是，当年外臣送礼，都得经过李莲英的手。一般明白事儿的，都得另备一份稍差一点的礼品，送给李莲英。可是张荫桓不知怎么，却忘记了这个关键的一环，什么也没给李大总管准备。当然，李莲英很守规矩，礼物还是照样送到了西太后手上，西太后也挺高兴，拿着大个的祖母绿把玩不已。可是这个时候，李莲英来了一句：“难为他如此分别的如此明白，难道咱们这边儿，就不配用红的吗？”这一句话，说得西太后脸色大变，心中大怒。原来，虽然清廷未必这样讲究，但民间嫡庶的衣饰，以红绿相区别，嫡妻配红，小老婆则配绿。西太后出身嫔妃，跟东太后相比，差了一截，按民间的说法，就是小老婆，她一生都对此耿耿于怀。张荫桓把绿的宝石送西太后，原本是拍她的马屁，但经李莲英这么一挑拨，他的马屁活生生拍在了马腿上。从此，对张荫桓的恨，就埋在了心里。还算西太后胸有城府，当时没有发作，但找到机会，就会报复的。如果此事属实，那么张荫桓的性命，实际上是丢在了李莲英的嘴上。
有权者，尤其是具有独裁权力的人，他们的身边人都得罪不起。很多时候，不用他们公开发难，只需在适当的时候，吹吹风，你就吃不了兜着走。皇帝太后身边的太监惹不得，其他人，也照样惹不得。只要能跟有权人说上话的，按理说都可以影响权力。应该说，在独裁性的权力周围，存在着一个非制度性的权力半径，这个半径内的所有人，都理论上拥有着影响权力的资格。有的时候，是出于情感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有权者有意把自己的权力渡让给了某些人，比如明朝皇帝身边的秉笔太监，原本就是伺候皇帝笔墨的小太监，在太监里面，品级都不高。但是，由于皇帝很懒（当然，由于没有宰相，政务也实在太多），自己懒得批奏折，就让秉笔太监代笔。一来二去，太监成了站着的皇帝，享有朱批权，可以力压群臣，自己也就变成了太监的首领，国家实际上的元首。
有的时候，是有权者出于感情，替所喜欢的人出头。连光绪这样可怜的皇帝，有时候也会犯这样的错误，替自己喜欢的妃子办点事。当年文廷式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翰林，由于他曾经做过光绪珍、瑾二妃的老师，而珍妃入宫之后，又深得光绪的喜爱。有传说光绪七年翰林大考，文廷式得了第一名，就是走了珍妃的门路，或者说，珍妃利用皇帝对自己的宠爱，替自己的老师撑了一回口袋。传说当时光绪曾经给了考官一个条子，明确告诉他们，文廷式要列一等。因为这个，珍妃后来还受到了西太后的责罚。
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处在权力半径之内的人，在有意无意之中影响权力的运作。有的时候，外面的人由于信息不对称，见到里面来的人，只要他妄作威福，多半会乖乖听话，不信也得信。因为，来自权力中心的人，影响权力运作由来已久，为了自保，只能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好些貌似有来头的人，出来招摇，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有的被揭穿了，但没被揭穿的，实际上更多。政务，就是这样被影响和左右了。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祸患，宦官、女主和外戚专权，虽然历代皇帝都力图避免，都避免不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避免宦官专权，还特意在宫里立了一个铁牌，但最终，恰是明朝宦官专权最厉害。古来帝王或者太后的权力行使，都在黑箱中运行，都是专制的独裁形式。只要有这样权力存在，这样的权力半径，就一定存在，无论有权者昏还是贤，智与不肖。所区别的，无非是破坏力大还是小而已。有这样的专制独裁权力，就一定有这样的非制度化的权力半径，也就一定会对政治造成负面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的中国，只要没有完成现代的制度转型，就永远无法实现完全的制度化，就永远都是人治。
（摘自新浪博客）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8-16 08:14 编辑
438、《我为什么总替医生说话》白岩松
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总替医生说话？我说：“说明我不傻。”别人不解：“你这话怎么说？不傻就替医生说话？”我说：“伤了医生、得罪了医生，倒霉的是医生吗？倒霉的是每一个人！”
如今，医患关系有很多乱象，过去的有些故事很可能是未来的预言。
梁启超的故事
1926年，梁启超尿血，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刘博士给他做的手术。割下右肾之后，发现只有黑点，没有肿瘤，显然是出了问题。
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马上发表文章说《宁信医不如无医》，接着徐志摩也写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抨击文章《如果我们得病怎么办》。一时间，社会上出现大量谴责医生的声音，大家纷纷建议梁启超到法院起诉大夫。
那时候的协和不像现在的协和，西医在中国刚起步，依然处于风雨飘摇和众多怀疑之中。鲁迅曾在文章里用反讽的语气说：“我告诉医院的朋友，从来都是这样的，不要去招那些没希望、不太好救的病人，因为治好了出去没人关心，但是如果死了抬出去的话，就是轩然大波，医院可能就要倒闭。”
对于这个有明显错误的手术结果，梁启超没有动用法律武器。他在风波之中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我和医院之间的事情》。他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而且医生的态度、治疗都很好，最后他希望大家支持协和医院。
这件事发生两年后，梁启超又得了病，他依然选择到协和医院去求治，最后在那里病逝。
梁启超当时充分认识到，西医刚进入中国，这是一门科学，如果因为自己的案例而击倒西医，更多的患者将来可能是直接受害者。他没为自己维权，是不是维护了我们所有人的权益？我们几代人是不是受到了后来西医快速发展的恩泽？
医生、律师与上帝的故事
再讲一个未来的预言。
如今，大家都认为医患关系最糟糕的是中国。去年我去台湾的花莲，参加台湾慈济中秋节的一个活动。有一个来自美国的大夫讲了一个美国最流行的段子，他说现在美国的医患关系也很糟糕，律师大量存在，他们跟在患者后面，等在医院门口，只要有人治病，就给患者发类似小广告的东西，告诉患者“出了问题找我”。也就是说，律师在怂恿患者跟医院打官司。因此，美国的医生几乎是在律师的监督下生存。监督本身没什么不好，但是当它成了这样一种乱象，医生当然有怨言。
段子是这样的：都说医生死后可以上天堂，有一天一个非常棒的医生上了天堂，他以为上了天堂一定有好的招待，没想到却是上下铺，一屋几个人。然后他就去找上帝：“我们救死扶伤，怎么到天堂之后住宿条件这么差？”上帝说：“对不起，我这儿正忙着准备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我还要亲自去致欢迎词。”医生连忙问：“什么人？至于您这样？”上帝答道：“律师。”医生一听更生气了：“我一辈子跟他们打交道，总是他们折磨我，为什么律师上来的时候，你还要如此欢迎他？”上帝说：“每天上天堂来的医生有很多，律师这却是头一个。”
美国的医生用这样一个段子挤对律师，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未来的故事？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医生恐怕也要准备好，在未来的某一天，患者的后面跟着的不再是职业“医闹”，而是律师。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一种退步。当一切进入正常的程序之内，患者的后面有法律进行保护的时候，恐怕是进步。
先守住底线，然后仰望星空
医疗和法治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法律的定义是一个社会最低的道德底线，不是上限，法律从来不承担过高的道德追求或者更完美的境界。但是法律的重要职责也恰恰在于此，一个乱的社会，如果底线不被守住，后果是什么？因此谈到医学的发展，我觉得应该分为三个境界：守住底线靠什么？靠法律。提高底线靠什么？靠自律。但是追求上限靠什么？靠全社会更和谐的旋律。
守住底线的时候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医学是科学，不是神学。结核病菌的分离者特鲁多医生有个著名的墓志铭，上面写着医生的职责：“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抚慰。”
偶尔去治愈，因为有相当多的病，人类目前是治不了的。在这个过程中，有相当多的医生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必须冒风险，但是科学一定会有失败。中国现在最可怕的一面就是，不允许有任何的过错，厌恶失败，整个社会充满着成功学。
我们不仅不能把医生的努力当作犯罪或过失，还应该表扬和鼓励。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好行当何尝不是？这个社会上夸医生的太少了！如果我们都对医生形成一种良性的尊重，同时又有方方面面的约束，自律才能成为现实。
我觉得我们要追求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和谐的旋律。中国古人早就强调了，做任何事，圣人从不为大，都是从小的事情做起，才成其大。换一个角度去说，追求更多美好的目标，都要先从守住底线开始。底线守住了，理想才有可能实现。
（摘自《读者》2015第15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8-16 08:14 编辑
439、《为谁守城，为谁而战》关山远
一
公元1276年春,扬州,苦守孤城的南宋大将李庭芝卓立城头,看着城外几个人慢慢靠近。远处,是密密麻麻的元军帐篷和围城的工事。
来人停下,大声宣读了太皇太后的手诏,手诏是这么写的:“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城?”意思是,我本人和皇上都投降元朝了,你还为谁守城呢?赶紧投降吧。就在不久前,元军兵临南宋首都临安,南宋朝廷求和不成,太皇太后谢道清抱着五岁的小皇帝宋恭帝出城,奉上国玺和降表向元军投降,各种图籍、户册、祭器、仪仗等,均落入元军之手。南宋事实上已经灭亡。
“卿尚为谁守城?”——扬州城外的这一句质问,注定成为自秦一统之后中国封建史上极富隐喻也极其震撼的一个关键问题。“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何况叫你投降?或许太皇太后的手诏充满了哀恸与无奈,或许太皇太后在懊悔没有多提拔几个像李庭芝这样的忠臣,但一切都过去了,赵家的天下已经易主,罢了,罢了,你不必再为赵氏皇族守城了,投降吧。
但李庭芝抗旨了,他一声不吭,只做了个手势,弩机一响,宣读手诏的使者被利箭射中,倒地身亡,其他人赶紧逃回阵中。一阵人喊马嘶,气急败坏的元军,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攻城。
这不是元军第一次劝降了。南宋刚灭亡时,元军就持太皇太后与瀛国公(宋恭帝降后被元封为瀛国公)诏谕劝降,李庭芝登上城墙说:“我奉诏令守城,没有听说有诏谕投降的。”
皇帝都投降了,皇帝已经不需要你守城了,你还为谁守城呢?——在封建社会,这几乎是一个终极之问了。如果有当代作家写李庭芝,这个固执而骄傲的将军,或许会在某个深夜登上城楼,看着城外旌旗遍野、城内累累死伤,孤独长啸问天:我是谁?
是啊,这天下是赵家皇帝的,赵家皇帝自己都不要了,你李庭芝还这么一意孤行,拼死维护,何苦来哉?
皇权之下,天下不是天下人的,只是皇帝一家的,所以才有慈禧太后的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大好河山,统统是我爱新觉罗一家的,我想给谁就给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难怪严复说得深刻:“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皇帝不为国家负责,只为自己的家族负责,大臣也不用为国家负责,只要为皇帝一家子负责即可。现在皇帝一家子都做了俘虏,李庭芝还硬挺着做什么呢?
历史没有让李庭芝说出他的心声。后来他令部下朱焕守扬州,自己驰援泰州。他一走,朱焕就投降了,泰州守将也献城投降,李庭芝投池自杀,水浅不死,与自己的战友姜才一起被俘,又被押至扬州。
元军将领阿术责李庭芝不降,姜才愤骂不已,大呼:“不降者,是我!”阿术倒钦敬他俩的才勇,不忍下手,这时朱焕挑唆道:“扬州积骸满野,皆他们所为,不杀何待!”阿术遂将李庭芝和姜才处死。
在这个结局中,忠诚与背叛、勇猛与怯懦、坦荡与阴鸷,尽在其间,此外,还说明:内奸比敌人,更狠。也许朱焕之流对死守不降、血战到底的李庭芝更痛恨:赵家皇帝都不要天下了,你这么起劲干啥?这样你就比我们高尚了吗?
二
今人看来,朱焕之流,无疑属于汉奸一类。巧合的是,人们考证“汉奸”二字由来,有一说是始于南宋灭亡之后:在蒙元大军的步步紧逼之下,南宋王朝虽有李庭芝和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人的英勇抵抗,却无法挽狂澜于既倒,至崖山一战,宋军彻底失败,陆秀夫抱幼帝投海,历时三百二十年的宋朝最后灭亡。崖山战事结束后,率元军征战的汉人张弘范自鸣得意,派人在厘山北面的石壁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字。而汉族子民每见此石,却情不自禁地默诵“大宋左丞相陆秀夫殉难于此”。没过多久,石壁上出现了一首诗:“沧海有幸留忠骨,顽石无辜记汉奸。功罪昔年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
近代以来,每逢国难,有慷慨赴死者,也有卖身求荣者,尤其是抗战期间,汉奸数量之多,令人咋舌。据统计,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而在此之前1931年“九一八”之后的局部抗战中,汉奸也多如过河之鲫,难怪杨靖宇殉国前,一边开枪一边怒骂:怎么到处都是汉奸!事实上,杨靖宇之牺牲,就是汉奸出卖造成的。
汉奸为什么这么多?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或许,长期皇权压制之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无论读书人还是文盲,心目中只有一家一姓的意识,缺乏国家、民族的整体观念。正如鲁迅所言:中国人看到日军杀中国人,他们只是围着看热闹,认为与己无关。
跟汉奸相比,群氓的数量,更多。他们是无处不在的看客,嘻嘻笑着,同时精明地寻找能让自己获益的机会。
1840年鸦片战争,既有中国百姓自发的英勇抗英斗争,但同样也有一些地方民众给英军当后勤运输食物,在广东甚至有商人贩卖补给品给英军军舰,英国人称之为:“世界上最勇敢的商人,敢于在双方交战期间在前线贩卖商品”。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载:在厦门,英军“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贫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事实上,英军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中记载说:英国人认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能趁打仗之机卖个高价钱,哪管是卖给谁?谁出钱多就为谁干活,管他雇主是谁?当时的《伦敦画报》还刊登了一群广东苦力的素描群像,他们是英军从香港征召来的随军苦力队伍,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贫民,只因为英军给了不错的报酬和衣食待遇,就毫不犹豫地为英军服务。一直到了1900年,世界进入了二十世纪,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京城群氓,仍然兴致勃勃地当看客,还有一些青壮年,在洋人们攀墙围攻皇宫时,他们帮着架梯、扶梯。在留存下来的照片中,这些帮助洋人进攻紫禁城的中国人,表情轻松得很,甚至有些愉悦——因为能赚钱了。
他们又怎么会把江山社稷的得失,跟自己联系在一起呢?那些都是爱新觉罗一家的,只有银钱,才是自己的。既然满清贵族只把这些人统统看成奴才,又怎么能奢求这些草根有国家意识、民族大义。
三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军水师与英军军舰激战,老百姓在岸上围观,当清军船只被击沉时,观众们居然欢声雷动。英军统帅巴夏礼在他的日记中记了下这一幕,他当时问买办这是怎么回事,买办给了经典的回答: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
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威斯特伐里亚公约》,后人认为,这是民族国家成型的开始。从公约里可以看到,曾经一统天下的神权世界已经无可避免趋于瓦解,民族国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国家之上不再有任何权威,这确立了国家主权至上的国际基本原则。
与此同时,在东方的中国,正处于明末清初的尸山血海之中。这一年,偏处一隅的南明小朝廷还在激烈地党争,而北京皇城里的满清顺治帝下诏旨说:满族贵族自开国以来,屡世出征,著有劳绩；命各部将他们分别升叙,实授官员,一概给与世袭诰命。这个规定,使满族贵族不仅本人获得了特权地位,而且可以传给子孙后代,并使这种特权地位永远继续下去。
当国家成为满清贵族统治阶层的私产,与老百姓又有何干?满清贵族,又怎么可能与草根百姓,结成命运共同体?
这样的国家,势必一盘散沙,危难时刻,谁都指望不了谁,但谁都会陷入悲剧之中,不可避免。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慈禧与光绪慌忙出逃,而东南诸省纷纷表态“自保”。皇城惨遭洗劫,陷在京城的达官贵人,更是遭遇噩运。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绮在城破前一天逃至保定,“其家属尽为联军所拘,驱至天坛,数十人轮奸之”。其妻瓜尔佳氏不堪受辱,归来后率领全家同日自毙。躲在保定莲池书院的崇绮听闻噩耗,也服毒自杀。
但是作为看客的京城百姓,并没有逃脱噩运。在侵略者眼中,他们同样不是人。针对平民的屠杀四处发生,英国记者辛普生这么记载他在沦陷后的北京目击的情况:“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义和团丁、平民相与掺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事实上,每逢战乱,无人能够置身事外,权贵者或许利用其资源尚有一些逃生机会,平民百姓,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四
为谁守城?为谁而战?
南宋末年,元军兵临城下,临安朝官们纷纷匿名逃走,太皇太后谢道清无奈之下,在朝堂张榜做各位大臣的思想工作,说我赵家立国三百年,对大家不薄,现在我与嗣皇帝遇到困难,你们却纷纷跑路,哪里还像人的作为?又怎么见先帝于地下?但无用,大家继续跑路,弄得几乎没人上朝了。
而在北宋末年,是同样的场景:金兵围城,汴京乱作一团,守城部队斗志低落,徽宗、钦宗病急乱投医,居然靠神棍郭京的“六甲神兵”来保护京城。结果可想而知。徽宗、钦宗也因此成为史上结局最悲惨的皇帝,受尽屈辱,死在遥远的北方,他们的贵妃公主,金枝玉叶,沦为军妓,只爱丹青不爱江山的徽宗结局尤其悲惨,死后还被金兵焚尸熬油。
但徽宗、钦宗毕竟是皇帝,温饱无虞,苟延残喘数十年,而那些一起被掳往北方的十余万宋朝子民,命如草芥,冻饿而死,不计其数,一路上金兵“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而曾经有“清明上河图”之繁华著称的汴京,浩劫后形同废墟,老百姓饿死者日以万计,连一只老鼠都可以卖到十几文钱,人吃人的惨剧时有发生……靖康之耻,痛入心肺,并不仅仅只是赵氏皇族之痛。
可以设想,当李庭芝面对“卿尚为谁守城”的质问时,他也许想起了150年前靖康之耻,不仅仅只是一家一姓之耻。但李庭芝这样的人,在中国古代,太少太少。
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一直在探索如何在国民中形成“国家意识”。但是皇权之下,这是不可能的；皇帝退位了,军阀却混乱不休,也同样不可能。民国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焦虑地写道:“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蒋廷黻是在抗战期间思考这一问题的。抗战,是中国人近代以来面对外侮最坚决的一次抵抗,超越了地域、阶级、党派、意识形态,全民动员,众志成城,知道为国家民族命运而战,不再是一盘散沙。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在其新作《全民抗战是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中这么评价:“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抗战胜利的伟大之一,就在于此。
（摘自《读者》2015第15期）
这一集的文摘，内容都比较深刻，看起来需要静下心。
我每天看《小说月报》的电子版，看看中长篇，还有短篇小说。
我觉得看文摘和看小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前者思考多，后者感性足，因为需要慢慢讲述，慢慢展开。。。。。所以回味也更足一些。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8-16 08:14 编辑
440、《人造食品会改变世界吗？》刘莉莉
6月，人造蛋在香港超市开卖了。这款名为“Just Mayo”的“鸡蛋”装在玻璃瓶中，看起来像普通的蛋黄酱，但它的主要成分是从植物中提取出来的。
虽然颇具颠覆性，但人造蛋还是大受欢迎，引发香港消费者抢购，货架几乎被清空。按照计划，人造蛋不久将进军中国内地市场。
新上市的人造蛋是美国汉普顿克里克食品公司推出的，数月前李嘉诚投资了这家人造蛋公司。
而数十年后的某一天，你来到超市采购食品，或许还将买到产于某某实验室的牛肉。从人造蛋到人造牛肉再到3D打印肉，人造食品可谓正方兴未艾，并很可能改变人类的饮食结构。
产自实验室的牛肉
上世纪30年代，英国首相丘吉尔说，未来想吃鸡胸肉或鸡翅时，不必大费周折养鸡，只要把肉品分别放在适当器皿里培养就可以。
80年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马克·波斯特教授，将丘吉尔的这一梦想变成了现实，在实验室内培育出“试管牛肉”，这个项目得到了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100万美元的投资。
与素鸡素鸭素鱼不同，波斯特研发的人造牛肉，确实是用牛的肌肉组织干细胞培育出来的。研究人员先将分离出的干细胞放入营养液中，随着细胞不断分裂，数量呈几何级增长，三周后再将它们放入数个小型容器，合成大约一厘米长、几毫米厚的“肉丝”。据统计，每一克“肉”大约由500万个干细胞组成。此外，由于人造牛肉是在无菌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因此没有保质期，冷藏储存即可。
波斯特研制出的人造肉外观呈馅状，与普通牛肉相比，颜色更加浅，呈粉色，据说这是由于肌肉细胞中的氧分子比较少，但是用藏红花粉来染色，便可以假乱真。
2013年8月，波斯特带领研究人员在新闻发布会展示世界第一个“试管汉堡”。这个汉堡内的牛肉饼是用人造牛肉加工而成的。工作人员用干细胞培育出的“肉丝”做成一个个“肉丸”，慢慢凑够一个汉堡肉饼的量，烹饪的时候，就像制作普通肉饼那样，加入蛋粉、面包屑和各种调料。不过，这个“试管汉堡”十分昂贵，造价约32.84万美元。
在发布会上，两名志愿者有幸试吃了这个“天价汉堡”。试吃者表示，“试管汉堡”和普通汉堡基本没有区别，“就像是在吃没有脂肪的瘦肉一样”。
其后，随着研究人员对肉丝培育方法的改良和营养液的更新换代，人造汉堡的成本不断下降，目前每个人造汉堡的成本为13美元。
3D打印出来的食品
“试管牛肉”、合成鸡蛋之外，3D打印食品最近因李嘉诚的1000万美元投资成为热点。李嘉诚投资的美国Modern Meadow生物3D打印公司，可以打印出我们每天吃的猪肉、牛肉以及皮革。
这家美国公司的3D打印，与已有的技术有很大差别。已有的3D打印技术，虽可打印出鸡肉、猪肉、牛肉、土豆、意大利面、草莓等，但其材料还是来自养殖场和屠宰场的传统意义的猪肉牛肉。所谓3D打印是先把这真实的肉打成肉糜，相当于为打印机准备好了打印油墨，专用的食品黏合剂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辅料，另外可以配搭调料若干作为小量油墨，都装在打印墨盒中待用。
然后，人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控制电脑编程，设计出心仪的形状，电脑给3D打印机发号施令，打印机就一层又一层地挤压出肉片，二维的层被黏合剂黏结成三维的食物形态，打印结果就是味道与肉糜味道相差无几的3D肉。这样看起来很美，吃起来很软的3D打印肉，目标消费人群是老年人，入口即化，易咀嚼，好吞咽，味道比肉糜强多了。
至于3D打印水果，和肉糜原理大同小异，也是把浆果打成果浆，然后是海藻酸钠带着果浆，在氯化钙水里打个滚，一个个珍珠奶茶似的果浆球装进3D打印的墨盒，被打印挤压成薄片，黏结成电脑程序控制的水果形状，味道介于果汁和果茶之间。
而李嘉诚投资的人造肉则是完全不同的。其肉类培养的过程与荷兰实验室的相似——配制营养液来喂养细胞，最初的细胞是从牛或猪的肌肉组织中分离出来的，细胞可以从一个变到无穷多，三个星期细胞数目就能超过百万个。众多的细胞合成短短的细细的肉丝，肉丝再累积成肉块。
接下来的则是用3D打印技术打印肉，Modern Meadow预计，在原型阶段，将能够打印出2cm×1cm×0.5mm见方的肉片。
人造肉恐怕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首先它是没有脂肪的精瘦肉，风味打了折扣，吃到嘴里也缺少舌尖和牙齿啃咬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这种人造肉的价格同样昂贵，生产成本一公斤合计1万美元。即使嫁接3D打印的概念和技术，也还不能克服这些瓶颈。
那么李嘉诚为何要投资？有专家分析说，这是因为实验室里打印牛肉，减少了大量的碳排放，这属于李嘉诚的长线投资。
人们能接受人造食品吗
谈到制造人造鸡蛋的初衷，公司创始人乔希·泰特里克表示，是因为在非洲参加一个减贫项目时，目睹了那里食物短缺的严重性。
人造食品让人们看到了解决粮食短缺的新路径。
目前，全世界每年消耗的粮食总量达12亿吨，这等于在赤道上用粮食铺成一条宽17米、厚1.8米的环球公路。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全球人口在2020年将增至80亿，到2050年将突破90亿，届时粮食产量需提升50%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
而科技的发展，使人造食品从理论上可以为缓解粮食安全问题出力。正如波斯特所说，之所以研制人造牛肉，正是因为目前的畜牧业已经无法满足世界人口对肉类日益增长的需求。
不仅如此，人造食品甚至可以被赋予被模仿食品不具有的营养元素。例如，人造米以杂粮、瓜果蔬菜、魔芋粉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不仅可以成为普通大米的替代品，还拥有维生素、微量元素、蛋白质等成分，在营养价值上“更胜一筹”。
人造食品的另一大好处是可以大大降低碳排放。
世界银行前首席环境顾问罗伯特·古德兰曾提到了很少被人注意的数据：从1960年开始，牲畜数量已翻了六番，在2010年已接近600亿头；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现在用于放牧，三分之一的可耕地被用于生产饲料；五分之一的亚马逊雨林已被毁，主要用于牲畜和饲料生产。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则指出：由于人类对肉类和奶类的需求不断上升，畜牧业快速发展，畜牧业造成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18%，超过全球交通运输的排放。
除了畜牧业的低碳化发展，研制“人造食品”也被认为是解决该问题的途径之一。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分析称，与传统肉类相比，实验室所培育的“人造肉”可以减少96%的温室气体排放，45%的能源消耗，99%的土地占用以及96%的水资源消耗。此外，从1头动物取得干细胞所能制成的人造肉，比屠宰1头动物所得肉量多100万倍。
然而，人造食品能否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接受，是目前最大的难题。看看转基因食品带来的争议，就可以明白为何不少消费者对掺杂了“人类智慧”的食品谈虎色变。例如，人造蛋黄酱摆上超市后，一些主妇就表示鸡蛋就该是鸡生的，人工制作的食品显然不能和天然食品相提并论，因此不会给家人吃人造蛋。
尽管争议不少，且人造牛肉之类的人造食品要真正实现商业化，需要多少钱还是未知数，但波斯特坚信，到了工业化生产阶段人造肉一定会与天然肉等价或者更便宜。不少科学家也相信10到20年后，人造牛肉汉堡将会在超市出售。
而众多巨头正是因为看好人造食品的前景纷纷投资，比如比尔·盖茨、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泰尔、李嘉诚和谢尔盖·布林。布林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表示自己一直在寻找一种“一旦成功……就能真正改变世界”的技术。而波斯特的作品让他看到了希望，“世界需要一种新的生产肉类的途径，未来可能发生三件事情，其中一个是让我们所有人变成素食主义者。不过，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高。第二个是我们忽视这种人造肉，继续破坏环境。第三个是我们乖乖接受这种人造肉。”
（摘自《视野》2015第14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8-16 08:14 编辑
441、《更多的泡面与更少的茶》刘洪波
有一回坐飞机从北京到武汉，抓到了一张报纸，竟然连健康版都读了个底朝天，那上面的内容，包括羊水栓塞、抖腿或是病、喝水解关节疼痛、小龙虾不能吃头等，这样的内容，如果不在飞机上，我是永远不会去读的。
这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讲方便面。先说“我国方便面消费量排名世界第一”，然后讲方便面怎么吃才“健康”。我虽然经常消费方便面，但尚未了解到我国拥有世界方便面冠军的光荣，也不了解泡面要倒掉头泡的水，更不知道长期吃方便面会有营养不良、贫血、核黄素缺乏、缺锌、缺维生素A等机会。嗯，果然开卷有益。
在方便面消费的数量上，世界方便面协会说2012年全球消费了1014亿包，相当于全球每人吃了12包泡面，中国总数是440亿包。接下来是印尼141亿包，日本54亿包。但以人均而言，中国是34包，韩国以74包远远领先，接下来是越南和印尼，分别为60包和57包，都为中国所不及。日本人口不到中国十分之一，方便面消费超过中国的十分之一，平均消费量当然也多于中国。
牛顿被苹果砸头可以发现万有引力，我看到上面这些方便面数据，隐约有一种做牛顿的冲动，觉得或许可以用“方便面指数”来衡量一下各国的劳碌程度，那真是坐飞机的大收获。就性价比而言，方便面很难说是一种便宜的食品，你出门去吃一碗拉面，就比吃泡面要便宜而且健康。方便面的方便，是在时间紧促或者人处于旅行状态而产生的，旅行或缺少时间，就是劳碌。
不过，因为想到快餐，我又觉得用“方便面指数”衡量劳碌程度不是个好主意。若要衡量劳碌程度，应该是把方便面和麦当劳、肯德基、真功夫、小吃摊、拉面馆等归于同一类去，这些都具有“节时进食”的功能。但“各国快餐消费量”，没有数据。
还有一回坐飞机，不知在一张什么报的什么版上，看到“全球茶叶消费榜，喝茶最多的不是中国人”。这也是平常我不会看到的新闻。这消息自然令人有些沮丧。古代中国有时将茶作为战略物资，甚至作为贸易制裁的武器，以为马背民族若无茶饮就会便秘而死。China的来历，有瓷、秦、丝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茶。这些可见茶是多么重要的饮品。中国的茶文化真是源远流长、浃肌沦髓，现在竟然喝茶排不上号了，实在不好想。
根据国际茶叶委员会的数据，2011年，世界上人均茶叶消费量最高的是土耳其，人均每年3公斤多，接下来是爱尔兰、英国、俄罗斯、摩洛哥、新西兰、埃及、波兰、日本、沙特阿拉伯、南非、荷兰、澳大利亚、智利、阿联酋、德国、中国香港、乌克兰，这才到中国，人均每年1斤1两，排名第19位。亚、欧、非、美，都有比中国更爱饮茶的地方，实在有些出人意料。
或许这也能够让人骄傲于茶文化的光大吧，但多少还是令人有些遗憾。如果说方便面等快餐可以衡量劳碌程度，那么茶多少应该算是慢生活的材料，可以衡量悠闲程度。茶叶消费的数据，也可以表明我们失去了慢生活，中国人的节奏加快了。
有人可能会说，人均茶叶消费第19位，也很靠前啊。但与茶相似的，咖啡也是慢生活的材料，若把它也加上，中国人的慢生活消费又会排到多少，谁知道呢。例如加拿大，人均年消费茶叶第20位，达1斤多，但人均年消费咖啡5.7公斤；美国人均年消费茶叶半斤左右，人均年消费咖啡4.2公斤；法国人均年消费茶叶4两，人均年消费咖啡5.4公斤。中国人的咖啡消费数据缺乏，有报道称估计人均年消费5杯。茶和咖啡在慢生活的效用上如何换算还难说，但若两者合计，中国人消费的慢生活材料显然是相当靠后的。
哦，差点忘了，我们还有酒桌啊，慢生活在酒桌上消耗了。那么，再来看看世界人均酒的消费量吧，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可在维基百科上找到，中国排在第90位，考虑到伊斯兰国家禁止饮酒所以酒类消费量普遍靠后，中国的人均酒类消费并不像一度的公款饮宴那么夸张。至于休闲旅游，这应该也是社会慢生活的指标之一，各国人均旅游天数、消费支出，谁有数据？
从方便面、快餐、茶叶、咖啡、酒类的消费，是否可以准确度量一个社会的生活节奏，是否可以衡量一个社会的劳碌或闲适程度？我想，社会节奏的加快，是会留下物质性的足迹的，在相对位置上比较，当一个社会要吃掉更多的快餐而喝掉更少的茶叶或咖啡，一定意味着人们更加匆忙了。乐观而言，这是在赶超先进；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人人都在支付的人生成本。
（摘自《视野》2015第14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8-16 08:27 编辑
442、《被消费的英雄》张佳玮
2008年奥运会，刘翔低头走进跑道。自那开始，这场浪潮业已展开。那年你就可以满网络看到“刘跑跑”、“刘退退”，看到对他高调作风的厌恨，看到对他代言广告的讨伐，“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四年之后，你随便打“刘翔退赛”，还是可以找到当时的言论。
2012年，刘翔在伦敦奥运会的所作所为，和2008年相反。他没有知难而退。他跑了。他倒下了，受伤了，跟腱伤了。他走回场边了，然后又回来，一路蹦跳着完成比赛，和栏架吻别。这简直像是另一个平行宇宙里，2008年命运的交叉点。
如果你在2008年喊过一句“如果刘翔跑了并真受伤了，大家就不会骂他了！大家指责他，是因为他怕承担压力没跑！”——那么，看一眼2012年好了：
他跑了，然后跟腱伤了，可还是不会妨碍世界继续有罪推定、捕风捉影。世界那么大，总有人凑几个证据就想当柯南，虽然许多质疑手段更像是张绍刚。四年前，刘翔应当像个倒在沙场的英雄，带伤也要走完。四年后，刘翔走完了，于是他又成了演员。跟腱的伤？啊，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英雄并不那么好当的。2009年NBA西部半决赛，火箭VS湖人第一场，姚明终场前受伤，走进过道，又毅然回来，带领火箭决胜。两场后，这个伤势致了命。如果你能回到那时，你是希望姚明逞英雄回来，还是索性休息了？
往前一年，同样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应力性骨折不到半年的姚明提前复出，带领中国队把欧洲之王西班牙逼进加时，让中国最后一次打到世界第八。如果那时有选择权，你是愿意姚明多打几年，还是提前复出，拼这个第八？
但运动员，尤其是中国运动员的疼痛、伤病、手术状况，从来不发生在观众身上。对那么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四年才看一次奥运会，四年才看一次世界杯;他们偶尔也知道每年5月有欧洲冠军杯决赛，每年6月有NBA总决赛;时髦一点的，知道每年2月有NFL超级碗，每年3月有美国大学生篮球NCAA64强锦标赛。他们未必那么喜欢体育，他们喜欢的，仅仅是这样一种感觉：“我喜欢的球员和我是一体的，他成功了意味着我成功，他失败了意味着我失败”;同样，“我讨厌的球员一旦失败了，就是我的大成功”，如此而已。
在这个时代，很可喜的一点是，越来越多的人已明白，中国的竞技体育有其问题，举国体制和金牌英雄背后也有许多无奈，冠军伟大不等于中国伟大不等于自己伟大。但是，分得清冠军和英雄区别的人，却时常并不明白，曾经的英雄也是凡人。
去年姚明退役时，我写过一小段。世上总是有一群“姚明只不过是中国媒体和球迷集体塑造的假大空形象”的清醒真相帝。实际上，他们给自己预设的虚拟攻击对象，并非姚明本人，而是一个叫作“姚明”的概念，一个标签。加诸姚明身上的媒体宣传，以及随之而起的姚迷，是他们真正的攻击对象。在许多姚黑概念里，“姚明”=“主流媒体”=“商业吹嘘”=“某些对NBA知之甚少的姚迷”。
对刘翔来说，这道理有些类似。许多攻击者预设了“我是在揭露真相、戳破商业骗局”的立场。问题是，刘翔被他们绑在了刘翔背后那更庞大的东西上，当证据不足以确立时，这种对“更庞大的东西”的义愤感，就代替了证据。所以成了一个搞笑的局面：那么多人声称痛恨政治化，但遇到事情，第一件事就是把体育往政治上面引。
一个创造过世界纪录的、拿过大堆冠军的、过去十年最出色的110米栏运动员之一、优秀的田径老将，在奥运会输掉了比赛——这样简单的表述，为什么许多人难以接受？因为有段时间，一个普通田径运动员曾被推到英雄的高度，于是总有人不愿就此放过他。这像是我小时候遭遇过的局面，有个叔叔对我说：“小子，你妈妈说你五岁就会写好多字了，你写满这一面作业簿给我看看！”当时我都没想过，该跟他说：“这种事你找我妈妈呀，找我干吗？”这个时代得继续消费英雄，无论是英雄的辉煌还是英雄的疼痛。刘翔跑与不跑，都得被当作话题。你可以说，没人逼他跑逼他受伤啊，是组织的要求把他推上去的;但实际上，这是场合谋。有一片人把他当作了英雄和图腾，而另一片人就真的把他的职业生涯当作一场戏剧，最后必须配上好莱坞式的结局，才够完美。2008和2012的对比很是明晰：跑或不跑，命运的答案其实是差不多的。
《让子弹飞》里，陈坤对张默提出一个恶毒的逻辑：想证明自己没有偷吃，就得剖腹自明。刘翔差不多是如此：无论他是否表演，为什么他非得冒着受伤的风险，上场来这一趟？因为经过2008年的那段风暴，他总得上场来跑一次，跑到跟腱受伤，让观众亲眼目睹，才能有个交代——当然，他还是没法清白，因为“是否假装”、“有多少动作是作秀成分”，还是会被继续追问下去。跟腱的疼痛？世界才不管呢。对许多四年看一次奥运会看一次世界杯，体育知识依靠偶尔的新闻和即时百度的电视观众来说，英雄的血，永远只是番茄酱。
（摘自《视野》2015第14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8-16 08:28 编辑
443、《价廉物美的时代可以结束了》吴晓波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温州调研打火机产业，温州人把十多个零配件摊在桌子上，一个一个捏起来，告诉我温州造与日本造的价格差：电子点火器，日本成本1.1元，温州人0.2元；密封圈，日本成本0.2元，温州人0.01元；塑料配件，日本成本0.6元，温州人0.08元，再算上温州工人月薪比日本工人低20倍。
一溜成本账算下来，年轻的温州老板很豪气地一拍桌子：“一只打火机，日本造的市场零售价是一美元，温州造是一元人民币，看我们不干死小日本！”他大声讲出这段话的时候，温州有3000多家大大小小的打火机工厂，年产20亿只，俨然全球第一。
在过往的中国企业崛起史上，这样的景象从来就不陌生。同样的一个商品，我们的企业家们以令人惊讶的成本控制能力——包括原材料成本、制造工艺成本、劳工成本、土地成本、税务成本、土地成本以及环境治理成本、营销成本等等，硬生生地打垮了一个又一个领域的国际竞争对手，造就了Made in China的神话。
曾经中国最大的彩电工厂四川长虹(9.64, 0.06, 0.63%)的董事长倪润峰更是总结过一个“30%生死线”的竞争规律：在同等功能的前提下，长虹[微博]彩电必须比日本和欧洲品牌便宜百分之三十，这是必须守住的“生死线”。
这条“生死线”，我们守了三十年。
这条“生死线”还守不守得住？ 溯至于今日，我们似乎应该回答这样的问题了：这条“生死线”还守不守得住，我们还应不应该去守这条“生死线”？
再回头说那只打火机。
就在那位年轻的温州老板很豪气地拍桌子的时候，我拿起他的打火机，连打了三次才打出火，而那块薄薄的钢片却差点掉下来，他很坦然地对我解释说：“这是一次性打火机，很多人用几回就丢了，没必要像日本人做得那么结实。”
这个细节里隐含着一个事实，即温州打火机的巨大价格优势，除了来自各项成本落差之外，其实也来自配件质量和用户体验的刻意下降，此外，作为产业的模仿后进者，不必在技术迭代上进行投入。
因此，所谓的“价廉物美”，“价廉”是硬梆梆的，“物美”则其实未必。
从2003年前后开始，随着国内原材料和劳动成本轮番上涨，温州打火机工厂的压力越来越大，行业平均利润率跌到2%的可怜水平，大量工厂倒闭转产，3000多家企业缩水至100余家，且全数苟延残喘，而在这些年里，温州人对打火机产业的技术迭代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
小小的打火机，是一个小小的缩影，从中可以读出一代人的野心、付出与局限。
制造业可谓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它的可持续成长取决于量与质的均衡递进。三十余年来，我们的制造产能已经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从纽扣、家电到汽车、手机，无一不列全球第一，可是，赖以制胜的成本优势却在不知不觉中烟消云散了，因此“价廉物美”的空间其实已经被极端地压扁。
更重要的是，当今中国出现了数以亿计的中产阶层人士，他们开始认真地关注商品的质量与性能，这一族群有四个显著的消费特性。
第一，他们是典型的性能偏好者。即便是去买一双运动鞋，他们也明确地知道自己需要的是慢跑鞋，还是休闲鞋，或是登山鞋，而拉开他们的衣柜，一打清清爽爽的衬衫，春秋两季各有不同，正式休闲必须分别，细分意味着品位，品位诉求于品质，品质指向于品牌；
第二，他们是精明的广告辨识者。粗鄙的、脑白金式的洗脑广告在他们看来是对智商的侮辱，他们迷信体验，更愿意相信来自同一审美水平的口碑传播。他们很难认同一个品牌，不过一旦入得法眼，却会成为持续的消费者和慷慨的分享者；
第三，他们愿意为高品质埋单。他们相信好的商品就应该有相匹配的价格，这既是对商品提供者的尊重与犒劳，也是对自我品味的一次认可，消费行为的必需性让位于审美性，他们愿意为服务埋单，为设计埋单，为技术埋单，为流行元素埋单，商品提供者的每一份用心都值得用更多的金钱予以肯定；
第四，商品的定价与成本无关，而取决于消费者心理的价值认同。一只小坤包是用真皮还是人造革制成的，与它的标价是三万元还是一千元无关，那些订购12万元一只苹果智能手表的尝鲜者，对手表配件的制造成本毫无兴趣。
这些新的消费特性，是物质充沛时代的标志，意味着新的主流消费理念的变革，而它们无一不是对“价廉物美”观念的扬弃。
“价廉物美”的时代可以结束了 让人稍稍感到失望的是，当今国内的绝大多数制造商并没有察觉这一潮流的改变，甚至在新兴的互联网产业里，我们仍然目睹的是陈旧的“价廉物美”战略的延续。
我们看到一些新锐的企业家，穿着乔布斯式的牛仔裤，站在硕大的LED屏前，非常细致地告诉台下的听众，他们即将面世的衬衫，用了全世界最好的棉线、最好的印染工艺、最好的免烫技术，无论从质量到品相，还是从舒适度到体面，都堪比新光百货所有售价几千元的衬衫，而价格却只需129元。
每每看到这样的演讲场景，我总不由自主地遥想起当年的温州老板和倪润峰。
我相信他的真诚，但我真的不相信他的未来。
我宁愿相信，好的商品就应该有好的价格，有了好的价格才可能有好的利润，有了好的利润才可能有好的研发，有好的研发，才可能有更好的商品。
所谓的“价廉物美”，作为广告概念是可以存在的，甚至作为阶段性的促销攻击策略，也是值得尝试的，但它不应再是“中国制造”的绝杀神技，更不可能把“中国制造”带到一个新的升级层次。
我宁愿相信，已经粉墨登场的中产族群愿意为好的商品支付好的价格，他们愿意自己信赖的公司蒸蒸日上，有更高的利润和市盈率，用更多的投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商品。
星转斗移，万物蝶变。今日中国市场，“30%生死线”不但守不住了，而且已经完全不必再守。在这个意义上，“价廉物美”的时代真的可以结束了。
（摘自《视野》2015第14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8-16 08:28 编辑
444、《在宇宙中诞生 却在城市中毁灭》方佳娜
以前的世界是这样的。一本父亲买的厚厚的百科全书，似乎是牛津或者朗文出版的，上面按照字母排列了200多个国家的国旗、国歌、国花。书里有成千上万个词条，那就是以后你要吃的东西、要走的路、要见的人、要去的国家。那年你翻遍了世界地图，决定要去世界上最远的地方。
又或者是一本关于哈佛女孩或东大男孩之类的书。他们是中国第一批一出生就被精心培养的一代，早期教育、培优班、少年宫，让你觉得只要努力，就能够上剑桥、哈佛，在实验室里成为一名光荣的科学家，甚至连人类移民外太空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的世界是一面窄窄的显示屏，一切似乎都触手可得。你看视频网站、刷微博、上社交网站，你在显示屏里看到了无数人的人生。你可以跟比尔。盖茨等名人对话，也许他无意中也会回复你的微博留言。你可以成为姓名之外的另一个人，也可以来一段网恋。
但是，你却感觉到世界越来越小了，在世界上你只是个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你只是个过客，却不是归人。你在电脑前一坐一天，玩游戏、看韩剧、写报表、抄论文、总结账目、做文案设计、画插画，等下班、等放学、等赚钱、等爱情、等结婚、等着病痛、等着衰老、等着我们终将不可避免的结局。
显示屏里浓缩了很多人的人生，那是我们都终将走向的庸常。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他们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只会满口荤段子，可能只是曾经想着要奋发图强，去追寻夜空中那一颗模糊又遥远的星，却发现无论多努力地奔跑，却始终无法企及，最后只能通过插科打诨来让自己开心一点。
她们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只会天天发自拍、看韩剧、对着明星流哈喇子，可能也曾试图去摆脱无聊的公主梦，去努力拥抱儿时在梦中出现过的那片温暖天空，最后却只能熬夜加班，想着嫁个好人家，生个不太丑的胖娃娃。
很多人努力涌入大城市，也曾经有过梦想——那些在城市的光环下卑微的、可怜的，甚至是负有原罪的梦想。
这是我们现在小得可怜的世界。
其他的地方更加糟糕。
灰蒙蒙的故乡，吵闹嘈杂的故乡，那是我们毕业后无比想念、恨不得马上回去的故乡。
结果发现故乡也变了样。扁平的人际关系，凡事都要靠关系的社会；人与人之间都在互相攀比，别人家孩子升职了、别人家孩子买房了、别人家孩子娶到县委书记的女儿、别人家的孩子嫁给市委书记的儿子。
妈妈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快点结婚啦，妈妈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快点让妈妈抱孙子啦，回来考公务员啦，回来进国企啦，回来相亲啦，回来和领导交心喝酒啦，回来等着你的人生被别人安排好啦，哥俩好啦，五魁首啦，六六六啦……
和你一起长大的好朋友聚了，散了，结婚了，疏远了，没意思了。你无比真切地意识到，你的青春，散场了。
终于，你又一次翻开了那本在你少年时翻过几百次的百科全书。
那时你是个宇宙人，想去浩瀚无垠的外太空漫游；然后你是个世界人，想去世界上最远的地方；再后来你是个亚洲人，想想能去日韩等黄种人的世界放心吃喝也好；接着你是个中国人，报考了外地的大学，哭着闹着要去大城市；现在你是个城市人，上个月你可能还在论坛上和本地同胞同仇敌忾：“外地人滚出去！”刚刚你又对一个家住郊区的网友出言不逊：“我可是住在繁华的闹市区！”
那时你的世界是整个宇宙，现在只是弄堂头顶的一小片天空。
你无比清晰地意识到，你的青春，你们的青春都即将逝去，正在逝去，已经逝去。你只有尽最大的努力，才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回到那个你第一次翻起百科全书的下午。
那天你翻遍了世界地图，对自己说，要去世界上最远的地方。
那就一起上路吧。
（摘自《视野》2015第14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8-16 08:28 编辑
445、《故乡，暗恋与鄙薄》何三畏
在北京的理发店，听到青年师傅用家乡话招呼他的伙计，我一下就听出来了，他是我的老乡，因为他带出了一个口音，是四川广安地区特有的。我也说了一句家乡话，小师傅也听出来了，他问我来自哪里，我报了家乡的小地名，同样带出了那个口音，并问他家在哪里，孰料他坚定地说出了省城的名字！
省城的口音，我熟悉，跟我们家乡差别大。我只好哦了一声，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用家乡话交流，有一小会儿沉默。然后，似乎很自然地，我们又生硬地归顺了京城的语言环境。理完发出来，我还在为这个情节伤感。
在人性的范围，于异乡听到乡音的亲切，是一种反射，是不需要通过思维的。革命领袖曾经在革命影视剧里爽朗地大笑着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有一度，第一代打江山的革命领袖在影视剧里必须说家乡话，以致革命剧搞成了方言大会。这无非就是为了把他们人性化。而同样在这样的影视剧里，小人物却必须用普通话把他们统一成普通的战士，除非这是一位特别需要突出的战士。
没有一种语音是空洞的，语音是身份和地位的名片，而语音在使用中，自然标明了话语权。毛泽东用韶山土话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不经转述，很多人是听不懂的，但至今被人神话般模仿。邓小平也一直使用他十五岁前获得的广安土话，也是不好听的，但也没有人认为他应该说北京话。关键在于，他们的语言，要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就是“一句顶一句”，必须被倾听。
然而，换到一般外省人在北京说家乡土话是什么后果？别人听不懂，倒霉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别人。小人物跟大人物的区别，就是小人物的一生多使用祈使句。小人物的祈使句人家听不懂，可能就乐得听不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弹琴听声，说话听音，语言永远有一种背后的本质。小人物需要放弃乡音，才有更多的认同。
但乡音是一种顽疾。即使一位大人物可以属于某一种方言和乡音，也不足以让一种乡音流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乡音。当我对新朋友介绍我的籍贯时，可以在广安前面省略省籍，同时会听到，啊，伟人故乡。我非常清楚这句话没有恭维我，甚至也没有恭维广安。因为谁都知道，广安和全国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有土豪也有贫民，而人家在说这句客气话的时候，一是看你是不是当地豪强，二是你的语音是不是足够家乡。如果你出身一方豪强，又成功地忘记了乡音，那么，恭喜你，你足以受人尊敬，你的籍贯才不是你的负资产。
一个人要习惯性地背叛自己的籍贯和乡音，必须经过强烈而反复的刺激，在灵魂深处暴发革命。新中国以来，身份、出生地和户籍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每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就在那一纸卡片上。重要的是，各个阶层差别巨大。官员和百姓，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差别大到改变一种身份就意味着巨大的奖惩。例如，公职人员被贬为农民，城市户口被籍没成为农民，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命运转折。
而乡音却是洗不掉的身份证。八十年代中国的城市开始查验城市流民的暂住证，其实首先查的就是乡音。因为你一开口就暴露了你的身份。不知道有多少人吃过乡音的苦。终于，反乡音和反故乡就是反落后和创文明，摆脱乡音成为入城的硬通货和城市居留证。这种悖逆的感情不仅是现在，将来也会在嫌贫爱富的社会里和阶层差距长期共存。
我小时候感受过一点点革命时期的浪漫，主要症候就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还想拯救世界呢。这导致我心理上不承认自己的底层特色，甚至到了成年，读欧洲小说的时候，看到“外省人”的概念，也麻木到不往心里去。巴黎是多么势利的地方，外省人就是下等人。后来我成为教师，有一次旁听了一群女教师在一起取笑各自家的保姆，内容多与“家乡”有关。可见，家乡是可笑而且可耻的。终于我也开始反思“底层人民可笑的缺点”。到现在，我承认，只有真正的大人物才配拥有不避底层身份的豪气，像卢梭这样聪明的人，也会陷在底层出生的阴影里，“外省人”和“乡下人”是必须服气的。
即便今天的中国，故乡已经成为一种忧伤的抒情，乡音写在作品里，显得很文艺，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还是情不自禁地鄙薄自己的家乡，诅咒自己的乡音。原来，故乡只是一种暗恋，偶尔提一提，夜深人静时想一想，也就够意思了。
（摘自《视野》2015第14期）
446、《就算选错，人生也不会毁了》小野
我弟弟小时候和爸爸出门，回程天气很热，路上有人卖冰，爸爸问他要不要吃，他摇摇头说：“我不热，我不要吃冰。”回家后我爸爸写了一篇日记，说孩子很懂事，知道家里穷，即使想吃仍回答不要。
我弟弟做的选择，满足爸爸而非自己的欲望。弟弟是我这一辈小孩的缩影。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生存是唯一目的，怎么可能让你做选择？就算让你选择，你也知道哪个选项是大人想要的。
你以为孩子在做选择，但是他的选择有两种：一种是真的知道自己要什么；另一种是，他的选择是为了满足大人，而非自己，像我弟弟和我女儿就是这样。
儿子女儿和我生存的年代不同，他们从小就有很多选择机会，但两个孩子从小在“做选择”这件事上，反应截然不同。
哥哥很自我，每次都选最好的、最大的、最贵的，总是反反覆覆、犹豫不决。妹妹则很坚定、没有一丝犹豫，总选择最简单合宜的。他们小时候我有种误解，以为哥哥不懂自己要什么，而妹妹很会做选择。
一直到妹妹二十几岁，跟我抱怨一件往事，我才知道误会大了。
有次，全家去香港玩，念小学的哥哥和幼儿园的妹妹，回程可以去玩具反斗城各挑一个玩具。妹妹一开始就挑了个哪里都买得到、不到一百元的小黑板。哥哥从进门那刻起，一直挑一直换，最后挑到一个八百元的蝙蝠侠。结帐途中，看见一个限量版、要价四千元的蝙蝠侠，又换：“我要这一个！”他妈妈终于发火了，认为他没主见，只会选最贵的，不准他买。是我出面缓颊，替儿子说好话，兄妹才皆大欢喜带着自己选中的玩具回家。
事隔二十多年，妹妹对这件事竟然还耿耿于怀。她说，选完就后悔了，可是我们赞美她的坚定，拿她的表现骂哥哥，所以她不敢换。但她很羡慕哥哥，每次都这么坚持的要，不惜大哭大闹，最后都得到想要的。
就如女儿说的，我儿子是要选就选最好的，努力争取。从小，他喜欢的女生都是全校最漂亮的。高中时我还帮他追过女生，虽然没追成，他也不以为意，至少试过了。
大学毕业，他想出国念电影，没拍过电影也非相关科系毕业的他，竟然填了美国电影研究所最好的前十所学校。我在电影圈的朋友笑他；我也劝他选择符合他程度的学校。他说：“爸爸，出国念书要花那么多钱，如果不能念最好的，我在国内拿文凭就好。”后来，他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毕业作品回国也拿到了金穗奖。
他就是这样，一路都要最好的，努力去要。别的父母可能会骂他一顿，说他好高骛远、不实际。可是你为什么要阻断他对未来的想象？何不让他去，失败了再想办法，只要他愿意承担后果，为选择负责就好。
不敢要的女儿说：“我要休学！”
从小温暖体贴、做选择果断，人生看似一帆风顺的妹妹，高中时面临了很大的生涯困惑。高一上学期结束，她跟我们说：“我要休学！”
从小在我们家教育下，她知道，生命有许多可能；但她念的明星国中弥漫着“只有前三志愿才是学校”的价值。她那年没考上前三志愿，这个挫败让她对自己没自信、对学习产生怀疑。
我女儿提出想休学，我要她给我半天想想。我和太太去散步，半天后我们同意了，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自己规划休学后的学习与生活；第二，把高一念完再休学。
整个高一下学期，她都在为未来的休学生活做准备。规划休学后，每天早上七点半听《空中英语教室》，然后开始一天的学习、创作、看书加强国文能力、找课程补强对天文学的兴趣等。家中还留有一本写满同学祝福的纪念册，她向全世界宣告要休学，断了自己的后路，决心下得很大。
办休学手续的前一天，她写了一封信给我，说她这五个月够了，她其实是在闹情绪，因为高中考坏了，所以过不了关；现在想通了，决定高中读完，大学要念设计。想通了，知道念高中是为了什么，就比较快乐、比较甘愿，她选择念完高中后考大学。
我非常平凡，如果我的孩子很乖、很优秀、一帆风顺，我会像一般父母一样，非常高兴。但多数的情况是，你的孩子可能很普通、学业不突出，也没有特别优秀。我只是很了解，生命本来就是这样曲曲折折。
我念过生物系、当过生物老师、放弃在美公费攻读博士的机会返国写作、写过小说与散文、做过电影与电视，每次生命的转换，没有因此就不害怕。我只知道当老师无法满足我、我只知道我不喜欢美国的科学家生活，但我喜欢什么？我并不具体，当我隐约知道这似乎是我要的，我就去追求。
在这样心情下长大的人，当了爸爸，会很小心翼翼的，不轻易扑灭孩子的想法，不轻易告诉孩子应该做些什么。
我并不是多么英明的爸爸，知道孩子未来的道路。我只是真心相信，大人一辈子做这么多错误的选择，真的没有比较高明，不会知道哪一个选择是真正“正确的”选择。而且，选择也无所谓对错。你是谁？你要什么样的人生？都会决定你做的选择。
就算选错了，人生也不会因此就毁了。儿子也曾经问我：“如果我到后来去婚纱店当摄影，你会不会很失望？”我说不会，然后说：“如果你告诉我，我终于明白我走错路了，或是电影根本没有路了，你当婚纱摄影把自己养活，有什么不好？”他说：“这样根本不需要去美国念书那么久。”我告诉他，那是你人生中很珍贵、奢侈的一段生活，爸爸可以帮你做到，我也很高兴。我大学念生物系四年、医学院工作两年，公费到美国念书又放弃，不是浪费了十年吗？我后来做的电影、电视看似和这些经历无关，可是我的确因此和别人不一样。
我为什么那么放心让小孩做选择？因为我已经看清楚，人生的路每一段都有意义，失败也好，走错路也好，最后都让你变成今天的自己。
孩子小的时候我很少会跟他们说：“我教你。”
只是在他做选择的时候，陪着他去看，你是怎样的人？有哪些优点？适合什么？从他的个性中找出他适合的方向，他会比较有自信，有自信的人比较不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
（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8期）
447、《怀着长剑一样的阳光》王小妮
房间里出现了一条狭窄的阳光。午睡起来，它就极其显眼地在那儿，斜着，几乎不移动。我迎着光向前走，迎着那条界线极清晰的明亮。现在，我让它整条都照着我，从额头一直到脚下，我试到了三公分宽灼热的投入。我惊奇地看着我身上的第一件饰物，这是一条刚刚出炉的长剑。太阳应该普照天下，光芒的颗粒均匀地分布。这个下午，是什么原因触动了它，为我独自铸了这枚光的佩剑？
我不能真正体会一棵植物在每天早晨遇见太阳光芒的感觉。现在，它只在我身上。我的武器，无鞘，无剑袋，无论多接近我的人也不可能抽走这枚长剑。它特别地留在我的身上，它显现着光芒，它又隐藏至深！我弯下腰去取一张纸的时候，它也弯下去，弯成我膝盖上的一把短刀。然后，它又笔直地复原。
五月南方的热，使它像从火里抽出来一样，贴紧了我。这剑，想让温度在我这里均匀地生长，留下了一条狭长挺直的烙印吗？
我看着那光剑，它几乎一动不动。这道偶然之光，使我想到了关于古剑的各种传说。许多年前，有资格身戴佩剑出门行走的，只是武士和诗人。屈原身挟长剑，孤傲地望着名叫汨罗的大江；冯谖击打剑柄，抱怨食中无鱼；韩信佩了剑上街，招来了胯下之辱。在古人那里，它标志不凡，又招惹是非。
而我只是感觉到它在，它的光笔直漂亮地在我怀里。那光在似有似无之间。
这枚可感知、却不可抽取挥舞的长剑，它的光芒耀眼，只竖立在我这儿。它分割开我的左侧和右侧，也分割开位于我左右的一切。我相信从来没有人像它这样看待世界。它分别排列在我的两臂之外，光已经划开它们了。
没有要求，没有不平和仇恨，一个不准备出门，不准备做任何大事情的人，没有身怀利器之后的奇异勇武。我只是静静地感觉到它。我知道，正有一条热的锋刃在我的怀里，我空有一柄锋利之器。突然，它消失了。我的眼前消失了那条明亮。左和右都是原来的我，原来的一切。那把佩剑被太阳收回去了。
（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8期）
448、《我为什么憎恶心灵鸡汤》万方中
让我们来看一个心灵鸡汤文中的典范：
富翁在海滨度假，见到一个垂钓的渔夫。
富翁说，我告诉你如何成为富翁和享受生活的真谛。
渔夫说，洗耳恭听。
富翁说，首先，你需要借钱买条船出海打鱼，赚了钱雇几个帮手增加产量，这样才能增加利润。
那之后呢？渔夫问。
之后你可以买条大船，打更多的鱼，赚更多的钱。
再之后呢？
再买几条船，搞一个捕捞公司，再投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
然后呢？
然后把公司上市，用圈来的钱再去投资房地产，如此一来，你就会和我一样，成为亿万富翁了。
成为亿万富翁之后呢？渔夫好像对这一结果没有足够的认识。
富翁略加思考说，成为亿万富翁，你就可以像我一样到海滨度假，晒晒太阳，钓钓鱼，享受生活了。
噢，原来如此。渔夫似有所悟，那你不认为，我现在的生活就是你说的那些过程的结果吗？
这个故事在各大报刊杂志广为流传，可以说是心灵鸡汤文中的典范。那些写心灵鸡汤者和信仰心灵鸡汤的人也自认为找到了事情的本质：很多时候别人孜孜以求的，正是我们现在拥有的，只是我们自己浑然不觉而已。所以，比起追求我们追求不到的，我们应该更加珍惜我们已经拥有的。
这个道理乍一看好像是那么回事，事实上，他的结论是好的，但是他的推论是错误的。鸡汤作者为了得出他的结论，刚好写到对他自己有利的位置就马上停笔了，没有再深入下去，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他得出的感悟是站在渔夫这个狭隘的角度来看问题。
如果你跳出作者思考问题的圈子，站在亿万富翁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于富翁来说，他的享受生活并不只是来海边晒太阳，而是他们享受着选择生活的权利：今天他可以来晒太阳，明天他又可以去骑马，后天他还可以去森林里打猎，这些对于渔民、放牧人、猎人看来说都是他们的职业，他们当然觉得不稀奇。但对于富翁来说是新奇的，关键在于，他玩腻了就可以去选择其他，他有这种权力。但是渔人并没有选择生活的权利，渔夫为了生计，只能终日守在沙滩上，每天重复着他的生活，终老至死，这正是他生命的悲剧所在。
我们如果这样看心灵鸡汤，就会看清楚，他们实际上讲究的不是客观、严谨、方法正确，而是讲究的怎样将自己的道理看起来正面很阳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很多逻辑已经被他隐去避而不谈，而是选择一些对他自己有利的角度来阐述问题。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很多人对这个故事信以为真？
很显然，这个渔夫的身份隐喻了我们当代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大多数人为了生计，为了家庭，都像渔夫一样，不得不每天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朝九晚五，就此了了一生。现在突然来一个这样的故事，真是让人解气啊！然而，现实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个故事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使得很多人逻辑混乱。
在看这个关于渔夫和富翁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发现，他还有好几个版本，同样一个故事，他还想阐述不同的人生感悟，然而这些感悟跟我之前谈论的人生感悟一样，都是歪道理。
即便是讲述同一个道理时，渔夫和富翁的对话都不同，讲述的方式也不一样，这不得不让人怀疑，鸡汤作家为了说明一个他自认为很正确的道理，经常是不惜编出一个故事来。
（摘自《意林》2015第18期）
449、《不能每堂课都像看节目》吴非
在一些课堂可以看到许多“教”和“学”之外的东西。一节原本普通的课，如果面面俱到，节外生枝，如琢如磨，富丽堂皇，像装修房屋一样精工细作，可能教学效果适得其反。
为什么要把家装修得像宾馆？宾馆豪华，不过是为了提高住宿费；住在“像宾馆一样的”房间，能有“家”的感觉吗？有位经营快捷酒店的商人谈经营宗旨，“卫生达标，该有的要有，满足基本需求即可”。他的话对我很有启发。同理，课堂应当遵循简约的原则，简约并非简单，不是一个低要求，能做到很不容易。学生的基本需求，就是“学习”，课堂弄得花哨，学生注意力游移，甚至可能丧失思考。
我有时担忧：教师的课会不会对学生意识产生影响？学生从小学直到高中，大约要上两万节课，如果经常上那种“装修”过的课，都那样“求全”，枝枝蔓蔓，会浪费大量学习时间；更让人担忧的，是教师追求形式，不愿或不想割舍赘余的态度，会影响学生的判断。
一节课究竟能承载多少东西？总共只有几十分钟时间，看看相关章节，举一两个例子，讲授一个概念或技巧，启发学生关注一种方法，仅此而已。能做到这些，很不错了。简约的课，会很清晰，没有多余环节，也就未必需要所谓的“一环扣一环”；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上，可能会比较轻松。我愿意让学生轻松地上课，我愿意课堂上有笑声，我希望他们下课时，不觉得累，我不想让自己的课像警匪片惊悚片悬疑片那样惊心动魄波澜起伏。
一成不变的课堂模式会让学生疲倦，花样百出的课堂则让学生无所适从。我观察过一些课，由于开课教师标新立异，精心设计一些环节，甚至模仿流行的电视娱乐节目。那样的表演，一些学生会感到新鲜，自觉“配合”老师演出。但中小学主要学科每学期有100多节课，不能每天让他“看节目”，过多的变化有可能干扰学生，在基础学习阶段，他需要一些稳定的东西，以观察摸索出基本规律，把握常识和常理。因而我每看到借班表演“新法”的教师，总会想：在日常教学中，他真敢每节课都设计如此之多的环节？
学生有很多节课要上，教师千万不能把一节课当作“最后一课”。都德写的《最后一课》，那个真正上最后一课的韩麦尔先生也没有升国旗唱国歌，也没有设计什么富有意义的活动。
教学得法的“简约课堂”，会留给学生比较深的记忆。环节过多或是复杂了，学生，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就有可能忽略课堂最重要的教学内容。
还有，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名头”呢？有位小学校长认为自己“首倡”了独一无二的教学法，要求全校以此并命名课堂，这是把学校课程当成了“菜系”。教师的学科不同，任教年段不同，学不来，也未必认同，学校“强行推进”，于是大家只好在教学检查课上增加一两个环节演一下，如果实在没招，就“频频出现关键词”，作为标签，向学生、更是向听课人强调一下学校教学法的“统一特色”。这节课过关了，可学生有七八门课呢，学生在所有的课堂上都听到这个“统一特色”，等于洗脑。当他离开学校时，他对教室的记忆，也许像挂着的成串红辣椒，摆满酸菜坛子的五颜六色的小饭店，或是金碧辉煌，让人不自在以至于缩手缩脚的高档宾馆。
绝大多数人习惯住在温馨的家。把课堂当成简朴的家，只要有正常思维，就能实现。
（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９期）
450、《语文课堂亟须去假归真》王旭明
最近，我在一个教学研讨活动上听课，参与者都是来自所谓重点小学的语文老师，他们所上的语文课竟与语文相去甚远，充斥了那么多非语文的东西。联想到近期不断有家长跟我反映的其子女在小学、初中及至高中语文课上所学、所知、所感，都加重了我的担忧，也印证了这样的判断：语文课堂教学亟须去假归真。
先说、也重点说说一些大城市的小学语文课堂吧。我始终认为中国汉语水平的真正提高在未来，在现在的这些孩子身上，因此，我尤其关注小学语文教育和语文老师。
我听了一位年轻女老师讲丰子恺先生的《白鹅》。老师自己范读了一段课文，不仅让学生给自己鼓掌，还问学生：“老师读得怎么样，能不能把鹅和狗吃饭时的不同读出来？”四五个学生当然都说老师读得好，最后一位说：“我觉得某老师读得特别好，因为，您用讲故事的方式读出来了。”老师当堂高度评价这位学生：“同学们再把热烈的掌声献给他，他不仅把真诚的赞美献给老师，还告诉同学们读书的时候要像讲故事一样。”问题是，我整堂课听下来，从老师的讲课语言再到她读范文的语言，毫无讲故事的感觉，只是声音提高了八度。退一步说，就是真像讲故事，也不要这样引导学生当面赞美老师啊。讲课结尾，这位老师还没有忘记弦外之音，说：“作者称鹅是鹅老爷，旧社会这个称呼是给土豪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感觉出作者对大白鹅的厌恶，而是感觉到对它的喜爱，这就是课文的弦外之音。”我们又听糊涂了，这篇课文的弦内之音，不就是作者觉得这个白鹅逗，好玩儿，喜欢才写吗？
幸好，江苏省一位退休语文教师、真语文系列活动总顾问张赛琴的同课异构，也讲了《白鹅》这一课。她由听说到读写，再由学习白鹅的笔法进入写作训练，实实在在上了一堂语文课，我才释然。
在接下来的说课比赛环节中，不少来自教育发达地区的小学语文老师更是让我吃惊不小。这几位老师尽管说课篇目不同、学段不同，但有几个共同点：一是脱离文本字词句段篇本身所蕴含的含义，而去追求所谓弦外之音，拔高、贴标签或无厘头的赞美。二是背离了语文课听说读写整体推进的基本精神，过度解读和片面讲某一方面。三是语文课变成表演课，本来应该是学生学语文的过程，变成了老师拿学生当表演道具作秀的过程，忽视或弱化学生语文习惯的养成、语文能力的训练和语文素养的提升。四是教师说课授课时普遍拿腔拿调，语言高八度。五是过度使用PPT、音乐、图画等在语文教学中本是可有可无的，但在这些老师的课堂上成了主角。六是本应该在语文课上培养学生质疑批判精神，在这些老师的说课讲课中完全没有，成了灌输和填鸭式，不给学生思考的空间和想象的余地，更谈不上质疑批判，本来生动活泼的语文内容变成了机械枯燥的单一解读。
由此，我想到了近年来直接或间接听到的不少关于语文教育的事儿。有家长说，老师让孩子在课堂背诵并讲解《弟子规》片段，但要求制作PPT。还有学校的老师告诉我说，教研和教育行政部门把用PPT课件、视频、音乐等当成对老师教学设计的考察内容，要求必须使用，否则要扣除分数，甚至没有资格参加教学比赛。如此下来，语文课变成了老师用声光电对学生进行灌输的试验场，教学设备先进的大城市成为多媒体过度使用的重灾区。
假语文在一些地方中小学课堂如此大行其道，让笔者惊异不已，于是呼吁：语文课堂亟须去假归真。
什么是真语文？76岁的全国特级语文老师贾志敏说：“当下学生语文能力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该怎么办？学生没有学好怪谁，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家长和老师都有责任，现在的语文课堂，假大空，教学生说空话假话大话，这种现象比比皆是。我支持真语文，因为真语文真教，让学生真学，做一个真人。课堂教学不需要精彩，它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教学生识字、写字、写文章和做人。”贾老师的一席话简直是对不少语文课堂和语文老师不点名的严肃而尖锐的批评。
我们之所以对语文课堂充斥假的现象如此忧虑和严肃批评，还不仅仅是因为语文课堂教学本身有问题。我们还有更多的考虑。
其一，我们听到的这几堂课和从民间了解到的情况，都出自教育发达城市乃至全国闻名的所谓重点学校。这些老师影响的不只是自己的课堂，他们有的在学校是业务骨干、教学主任，有的在市区小有名气且到处表演。就在笔者听课的第二天，据说在某地就有一场数千人参与的讲课表演，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老师听到的就是这样充满假语文元素的语文课，可见影响之深，毒害之大。
其二，这些大城市的语文老师由于区位优势和多种原因，他们有极强的优越感，对不同意见基本上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状态，不接受任何批评和建议。笔者在听课后对某些语文教师的课堂教学提出批评，竟然受到某一位语文老师的恶意攻击，甚至不惜侮辱和谩骂之能事，其语文素养乃至做人素养之低，不仅令笔者咋舌，更让人难以相信这就是教育发达地区的语文老师。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某些教研人员和所谓语文专家对语文课堂存在的这种弊端不认识、不扭转、不改正，反而鼓励、扶持和片面支持假语文老师，致使假语文课堂在部分学校，尤其是重点学校泛滥成灾。
其三，一些地方日前出台了深化教学改革和高考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语文学科将突出语文作为母语学科的基础性重要地位，注重语文试题同其他课程、同生活实践的联系，注重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考查。有的还出台了课程调整方案，对语文学科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问题是，在当下不少语文课堂充斥假语文教学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实现自己提出的改革方案和调整计划？
当然，我们的学校里绝不是没有真语文教学和真语文教师。比如笔者听到的张立军老师的课、北京市东城区花市小学杨蕾老师的课、北京市京源学校王琪老师的课，以及东城区教研员吴琳老师的评课等，都是充满真语文理念的讲课、评课。可惜的是有关部门领导和不少老师将他们的课仅仅作为一个流派，一种个人风格，而不是作为一个语文教学必须遵循的普遍理念。
我们以一些大城市语文教学为标本进行解剖，绝对不是说如此假语文只在这些地方存在，笔者在全国各地听到的许多课，可以说大同小异。这恰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难怪社会各界诟病语文课，难怪学生不爱上语文课，难怪学校随便安排个什么人就教语文，如此教法怎么能令人满意？吴忠豪教授的一席话可谓振聋发聩：“小学语文重心一直指向文本内容理解，忽视文本语言的教学，这是我国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的战略性失误，直接导致中国国民语文水平的下降。”
其实，何止小学，中学、高中乃至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普遍存在的假语文现象令人忧虑，令每一个真正热爱母语的语文工作者痛心。因此，我呼吁全国语文学界和有关主管部门正视这样的现象，首先在语文教学中开展一场什么是真语文的大讨论，进而在语文教材、语文教师、语文评价的学校语文教育的各个方面全面融入真语文理念，使我国语文教育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摘自《 中国青年报 》（ 2015年03月03日 07 版）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9-19 20:49 编辑
451、《丹麦将成“无现金”国家》高震 单桂志
电影《枪王之王》里有一个这样的桥段：策划运钞车劫案的基金经理关友博在卖掉抢来的不记名债券后，得到了满满一货箱美钞。他查看这些新钞，惊讶地发现钞票的编号都是连着的———这是一笔“黑 ”，根本花不出去。
古天乐饰演的关友博在大笑之后，蹦出一句“人家在超市买东西，几块钱都刷卡”，道出了未来人类将如何花钱：电子支付成为主流，纸币、钢镚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听起来不可思议？丹麦已经迈出了打造“无现金社会”的第一步。
就在本月，丹麦政府公布了一系列动议，允许零售商拒绝现金支付，仅接受移动支付和银行卡支付。甚至是街头艺人、慈善机构和教堂都应当用POS机取代现金。
如果这一计划在国会通过，将意味着从2016年1月开始，去这个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丹麦旅游不会再有兑换当地货币的困扰，你可以用信用卡和街头小贩结账，可以用手机来为你想要的东西买单，可以不带钱包就去超市“扫货”……
“最不需要钱”的地方
在斯德哥尔摩街头，即使从小贩那里买一份水果，也能刷信用卡付钱。到了哥本哈根，在咖啡馆喝一杯也可以拿出智能手机，电话支付。再看赫尔辛基，逛超市的时候，钱包成了多余。
在这个星球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称得上是“最不需要钱”的地方———电子支付占据了主流，那些曾经代表人类商业文明的现金货币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眼下，丹麦商会正建议商店和服务业完全摒弃纸币现金收支。一旦这项议案在议会获得通过，那么从2016年1月起，丹麦境内的零售商将拒绝接受现金结算。
“我们注意到商家们时常提出的一个问题，”丹麦商会麦商会的苏菲·芬德林·安德森说，“他们抱怨使用现金的成本很高，因为要花时间给雇员发工资，还要考虑安全问题。携带现金会让你处于被抢劫的危险中，即便丹麦的暴力犯罪率较低。我们对此表示赞同。”
支持无现金的人很多
对于这一提议，无论消费者、商家，还是丹麦媒体，几乎都没有抵触情绪。
目前，丹麦最大的本土商超集团“丹麦超市”（Dansk Supermarked）正在研究与移动转账系统MobilePay合作研究一套系统，用于在无现金的杂货店里购物。
“顾客只要用智能手机扫一下食物上的码，然后点击‘接受’，之后就可以走了。”MobilePay运营商丹斯克银行的马克·若·汉森说。
按照汉森的说法，丹斯克银行正在研讨将MobilePay支付的手续费降到最低水平，为电子支付扫清障碍。
“我们正在商讨两种方案，一是对商家间的大额交易收取固定的费用，二是收取小企业每笔交易额的1%，最高不多于5克朗（约人民币4.58元），与银行卡的费用大致一样。”汉森说，“因此，这并没有多花很多钱，我们只想要一种简单的支付方式，与企业建立良好合作关系而已。目前为止，这件事进行得还比较顺利。”
“他们为此做好了准备”
对于无现金交易，丹麦的小微企业看上去同样热衷。因为这不仅能降低潜在的成本，更能提供无与伦比的便捷体验。
“现在已经很少有顾客用现金买单了，有人用现金结账时，会有小麻烦。”在日德兰半岛经营美发沙龙的梅特·施密特说，“我在劳累了一天之后，还要到银行把这一天的营业收入存起来。这边要回头张望有没有可疑的人，那边银行还要每次收我30克朗手续费。但用信用卡或MobilePay收钱就很简单。我的客人们也很开心这样做，他们为此做好了准备。”
改变不会一蹴而就
尽管如此，专家称改变不会一蹴而就。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瑞典的情况，该国曾带头打造无现金社会，但现在还是能看到很多人在使用挪威币。”安德森说，“究竟哪一个更合适是由顾客和商人们自己决定的，要是有商店因拒绝收取现金而仅仅流失了几个顾客，那么他们可能会觉得使用这种能让他们的工作更简单安全的方式是值得的。”
安德森认为，这可以让消费者们便捷地完成付款，而且无需排长队，“消费者已经告诉我们，比起现金支付，他们更喜欢用信用卡，我们只是想把这个变得更简单而已。”
很多迹象表明情况确是如此。在丹麦的7/11便利店里，顾客们即便买口香糖或瓶装水，也会刷信用卡。
“这样买东西更简便，”退休幼儿园老师苏珊·尼德加德一边说，一边品尝刚刚刷卡支付的拿铁咖啡，“我喜欢刷卡付费，用MobilePay的时候也挺多。取消现金对我来说无所谓。”
实现无现金世界的大胆举措还获得了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的“胜过现金联盟”的支持。该组织是由盖茨夫妇基金会、万事达公司（MasterCard）及维萨公司（Visa）资助，旨在加快向电子支付方式的转变。
为什么是丹麦？
福利高，民众没必要用现金
据独立支付业务运营商WorldPay的报告显示，银行卡支付已经成为丹麦的主导型支付方式。在2012年，丹麦就已实现了84.2%的交易均通过银行卡完成。
一名在丹麦生活的华人表示：“丹麦推行去现金化，有其自身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人少，数字化程度高。丹斯克银行表示有200万用户都在使用他们推出的手机支付业务，而丹麦的全国人口不过560万，一个银行的用户占了国家人口的近一半。第二，福利高，生老病死基本上都是国家在花钱，没有必要用现金。”
丹麦为何这么做？
纸币拖累了GDP增长率
丹麦政府推动改革的动机是，纸币占用了太多的“管理和金融成本”，拖累了GDP增长率。
丹麦财政部长表示，现金支付方式“产生了相当大的行政和财政负担”。例如，零售商必须得将一部分资源花费在保安及监控系统上，同时给顾客找零也很费时。
美国智库麦肯锡公司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美国实现无现金支付，那么将拉动GDP增长0.47%。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发现则更为惊人：美国每年用在印钞和发行上的费用就超过2000亿美元。
不用现金后……
1
抢劫的没活儿了
首先，没有了纸币就不需要雇人点钞票了，也不需要有人冒着风险带着一大笔钱去存银行了，抢银行的事当然也不会发生了。据美国人统计，他们每年的现金盗窃累计金额加起来有40亿美元那么多。即使丹麦的犯罪率和暴力事件发生的概率相对较低，但是企业主和工作人员依旧对此感到担心。
有丹麦商户表示，“给顾客找零很费时。结算时少用现金将有利于店内安全，也将断掉劫匪财路，我们不用担心会被抢，不用花钱在监控系统上，同时，即使被抢，根据电子交易记录也很容易追踪劫匪。”
2
不用带钱更方便
不用带钱更方便，带个手机出门又能打电话又能买东西，多好！
一名丹麦民众表示：“我上次使用现金是在去年，而且是在国外，今年我还没使用过现金，我一直使用我的卡和手机付费。”在丹麦街头，很多推销人员都会随身携带刷卡机，甚至在教堂旁边都会设个刷卡机，方便做礼拜者捐款。一名牧师表示：“很多做礼拜的人想要捐款，但他们兜里很少带现金，有人就建议我设个刷卡机，方便没有现金的人来捐钱。这确实很方便！”
3
物价可能更便宜
物价可能变得更便宜，因为政府不再需要斥巨资印钞造币，这些钱可是来自你交的税哦！
4
贪官更突突了
对于电子支付，丹麦政府认为，其相对于纸币支付更易于跟踪，既能帮助政府收税，也能在打击 败上发挥巨大作用。
在一些国家，10%到15%的经济犯罪，比如偷税漏税都是通过私藏现金实现的。米仓凉子演过一部叫《国税检察官》的日剧，里面经常有情节就是跑到一个疑似偷税的人家里，然后在犄角旮旯里搜出一大堆钞票，最后成功控告那人偷税。如果钞票无效了，那么藏钞票的事儿也没有了。一切都通过走账来完成，金融体系的监管也能更到位一些。
5
双手更干净了
现金也许真的“脏”到你难以想象，美国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发现7%的纸币携带致命病菌；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发现约九成纸币被可卡因污染，七成纸币含吗啡。
英国专家表示，这是十分具有经济意义的，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种“电子支付模式”都是很划算的。在传统的支付模式中，使用纸币或者硬币的成本是很“昂贵”的：现金会有磨损，你还得带着它来来回回，数钱、算钱。
6
品市场将萎缩
而德国经济学家认为，在目前的技术情况下，纸币和硬币不合时宜，使用纸币和硬币给货币快速流通增加了困难。如果取消现金交易，黑工市场和 品市场也会很快萎缩。各国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会变得更加容易。
7
乞丐逐渐减少
而美国政府曾经模拟过无现金社会。结果证实，无现金使用后，乞丐也会逐渐减少。
现实挑战
不习惯，咋整？
美国犹他州居民杰雷米·里格比认为，实物货币更具吸引力，“现金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你在很多时候都需要它。”
在美国，许多人和里格比的观点一致。但不管怎么说，美国已经显现出“无现金社会”的倾向。有研究预测，美国手机支付的规模将由去年的520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1420亿美元。
问题是：是不是所有人都能跟上时代步伐，接受无现金交易？
反对取消现金的美国金融界观察人士鲍勃·坎贝尔认为，电子支付要完全取代现金，还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现金的传统用处无法取代，我认为取消纸币不大可能。”他说。
坎贝尔称，一些低收入群体高度依赖现金，统计发现约有90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银行账户。
“很多人没有传统的支票账户，”坎贝尔说，“更别说银行账号或信用卡了。”
遭盗刷，咋整？
然而，也有人担忧，完全使用电子支付会增加网络诈骗或金融黑客的风险。比如在瑞典，这类犯罪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一倍。
为了避免这类犯罪，Mobile Pay的运营商丹斯克银行已经将客户端App与签名一体化系统NemID捆绑服务。
我老了，咋整？
“无现金社会”，听上去很美。伦敦卡斯商学院银行专业高级讲师皮特称，完全切换至无现金社会意味着颠覆传统，相比技术，文化问题才是更大的障碍。
一位丹麦老人说：“我们觉得自己被排斥在社会体系之外。即使给我们办了信用卡，我们也不懂得如何使用。”
德国央行的卡尔-路德维格·蒂勒近期批评丹麦政府的此项提议，认为“废除现金交易将损害消费者自由选择支付方式的权益”。他还引用了俄罗斯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名言：“金钱是铸造出来的自由。”
泄密了，咋整？
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调查发现，相比高收入人群，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美国人更喜欢使用现金。此外，一些不愿透露身份和姓名的人只选择现金交易。比如好莱坞电影《国家宝藏1》中，尼古拉斯·凯奇扮演的大盗就因为刷一次信用卡，暴露了行踪。
“他们只是不想暴露隐私，不想他们的个人资料被人利用。”坎贝尔说。
停电了，咋整？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现金，会是什么样子？首先将会有很多人失业，例如银行工作人员、验钞员等。其次，你会看到街头无家可归的乞丐、路口玩魔术小杂技的人日子更难……也有中国网友担心，“要是停电了怎么办？”
（摘自《教师博览》2015第9期）
小达人 发表于 2015-9-18 20:59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450、《语文课堂亟须去假归真》王旭明
最近，我在一个教学研讨活动上听课，参与者都是来自所谓重点小学 ...
语文课不应该成为洗脑工具，语文要回归语文本身。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10-6 08:35 编辑
452、《你会被机器抢去饭碗吗》兰小欢
上课时我常对学生讲：“你们在未来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做那些很容易被电脑或机器人取代的工作。Computer这个词，最早指的是一种职业，就是那种做计算工作的人。现在早就被淘汰，没人知道了。我在上世纪9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财经类院校学生要想毕业，还必须通过‘珠算六级’考试，花了很多时间学，噼里啪啦练习，现在想想都觉得可笑。智能机器人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如果你从事的工作不能和它们形成互补，而是被它们替代，你一定会失业。别觉得我危言耸听，现在大城市大学生毕业的起薪，不如街上送快递的，不如饭馆里洗盘子的，更不如做家政的阿姨，你以为是什么原因？” 工业革命以后的两百多年来，机器慢慢取代了人类的很多种体力劳动，比如装卸和运输，这是“第一机器时代”。现在我们处在网络和数字化的“第二机器时代”，机器会慢慢取代人类的多种脑力劳动。 人们通常认为，机器只能做重复的简单工作，人脑才能做更复杂的事。并非如此。不适合机器做的事，无论看上去多简单，机器都做不好，比如整理房间。虽然现在有了扫地机器人，但机器人仍然很难叠衣服、洗抹布、换床单。衣服的大小尺寸都不固定，每次把衣服扔在哪儿也不固定，所以机器人很难找到衣服并叠好它，起码目前是这样。 而适合机器做的事，无论看上去多复杂，只要能遵循一定的规则，机器都会做得比人好。以股评为例，大多数股评都是噪音，东拉西扯些零碎的信息，加上些错误百出的个人臆想和解读，号称“判断”。这件事如果让机器来做，可能还更有信息量、更准确一点。机器可以直接处理股市的各种数据和公司的历史数据，经过模型的分析运算，给出总结和预测，道理和天气预报差不多。现在《福布斯》的主页上，有个“科学叙事”（Narrative Science）的版块，里面全是由机器人撰写的各种财务报告和分析。比如2014年底《预期耐克公司收入会增加》这篇文章，是机器在分析各种数据之后自动生成的文本。根本看不出来是机器写的，除了文章结尾的声明：“通过独有的人工智能平台，科学叙事将数据转化为故事和洞见。” 2014年，麻省理工学院的艾瑞克·布伦乔尔森和安德鲁·迈克菲合作出版了《第二机器时代：聪慧技术时代的工作、进步和繁荣》一书，很畅销。作者问了三个问题：为什么第二次机器时代也就是智能机器时代无法阻挡？这如何影响人类的工作和生活？我们该怎么办？ 该书最有趣的是第一部分，解释了这个时代技术进步的三大特点：摩尔定律或者指数增长、数字化信息、组合式创新。摩尔定律和指数增长，大意是说过去40年，同样成本所能买到的计算能力，每年都翻一番。每年翻一番，从1到2，从2到4，从4到8……可能不算什么，但这种增长的速度不变，积累到一定阶段，再从2亿到4亿，4亿到8亿……人们感受到的就是排山倒海、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 比如经过了20年似乎缓慢的发展，2006年突然有了智能手机，然后一切都跟着变，各种移动服务、互联网金融、3D打印等等，集中扎堆出现，这就是指数级增长的结果。90年代初摩托罗拉的“大哥大”，除了当成砖头防身以外，只能打电话，短信都不能发，价格要近2万块，相当于当时5000斤猪肉。现在2万块只能买2000斤猪肉了，但可以买4台iPhone 6或10台“小米”，这些手机可以做无数以前无法想象的事。而短短十几年，别说摩托罗拉手机了，就连取代了摩托罗拉的诺基亚手机，都已烟消云散。信息数字化的威力我们也都见识过。一旦信息数字化了，就能借助指数级增长的计算能力和储存能力，完全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上小学初中时，一盘正版磁带要10块钱，进口的更贵。上高中大学时，正版CD要60块，进口的价格则翻番，都是十几首歌打包卖，不能拆分。就算一个亿万富翁，能买多少张CD？现在我用网易云音乐，无限量，免费。 信息最终都会数字化。用不了几年，孩子们可能就会不知道什么叫“书”，纸媒介可能会绝迹，都会数字化，那样易携带、易检索。成本也会由于指数化增长而急速下降。更重要的是，数字化之后，可以零成本精确复制，容易传播。想想小时候拷贝一盘音乐磁带，要高质量的空白磁带、高质量的双卡录音机，为保证效果，不能快速播放，所以要花一个多小时…… 面对无穷的信息，组合式创新强调的就是对已有信息进行更加有效的组合和利用，比如打车软件。出租车业务的供给和需求都是老问题，GPS定位技术也是旧的，但加上移动支付和社交网络朋友圈里互相发红包式的推广，组合在一起就是革命性的。有车人提供的服务和用车人的需求之间，有这些环节就够了。 如果按所需技能给工作和工资分类，美国和中国的大城市都有“两头高，中间低”的现象。高技术的职业和低技术的服务业（比如保姆和饭店服务员）工资在涨，越来越高，而中间的普通职业工资水平停滞。高技术的从业者，借助科技进步，生产率和收入越来越高，这又带动了他们对低技术服务业的需求，提高了低技术服务人员的收入。比如大城市很多双方都工作的年轻夫妇，通常都雇用保姆，保姆的工资年年涨。而处在中间技术水平的很多工作，包括很多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所谓白领工作，可能都是在和机器竞争，劣势明显，需求不足。不仅如此，今天的很多工作，都通过网络“外包”了出去，如不用买计算机和配备技术人员就能租用云计算，不用雇人也可以使用远程文秘等等。懂得更好地利用科技的人，生产率会飞速增长，会服务和占有越来越大的市场，挤掉很多人的饭碗。这样的时代，教育资源会越来越便宜。网络教育已然兴起，文凭会持续贬值。只有主动获取信息、终身自我教育的人，才有能力解决层出不穷的实际问题，处理更多工作。也只有主动学习的人，才可能在分析和处理海量信息的竞争中胜出。如果只是被动适应，那和机器有什么分别？机器每天工作24小时，每周工作7天，不偷懒，不请假，不要社保医保，不抱怨老板，不讨厌同事，不看《杜拉拉升职记》，而且每年“工资”都比上一年低一半，和它竞争，你赢得了么？
（摘自《视野》2015第16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5-10-6 08:38 编辑
453、《母亲的宗教》刘城龙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们坐在自家的屋子吃菜豆子，远在对门园子里的菜豆怎么看得见？母亲说：怎么看不见，风就来了。我看见风从对门过来，进了我家的方格子木窗。风是庄稼们的眼光，还是她们的听觉？我不做声了，我们规规矩矩地等父亲回来。时候过了晌午，屋背后有山，山背后有田，父亲赶着孱弱的水牛在哦起哦起地犁田。不犁完那块二三亩的蛇湾丘，父亲是不会回来的。 我们的肚子早饿了，平时母亲会让我们先吃，今天不。今天既不是观音菩萨的生日，也不是我爷爷的忌日，今天，只是吃今年的第一道蔬菜。过了一冬天，或者说又过了整整一年，菜豆子带着水灵灵的春意与清亮亮的阳气，奔赴母亲做就的盛宴。母亲说，要等父亲先尝，菜豆子才肯结的。母亲平时煮菜，总是要用筷子先尝尝，今天不，母亲相信她几十年的下厨经验，今天的菜豆子一定是咸淡合适的。谁先尝谁后尝，蔬菜们怎么知道？母亲说：怎么不晓得？天地万物都是有灵心的，她们什么都晓得。菜豆子是报春最早的蔬菜吧，那开着红花黄花五颜六色的，是菜豆子;那一袭纯白的，是冬豆子。她们都是非常柔软的植物，一节一节地往上长，长成一株藤蔓，空心的藤蔓。母亲从山上砍来柴枝，一株豆子插一根枝条，把她们扶起，搭在枝条丫间，她们便扶着枝条，放肆地生长，开着蝴蝶一样的花。她们长得那么快，长得那么美，当然也有因由，母亲厚待乃至厚爱她们。她们下地之初，母亲就烧了草皮山灰，与大粪一起搅拌，母亲用手抓，一兜一兜散播。你知道，那山灰掺粪便多肥，你不知道，那味道有多重，三五天那手依然不可闻的。母亲曾经叫我抓，我找了一双手套，母亲一巴掌拍过来，你对庄稼这么不敬？ 我见过母亲抢肥。牛吃草吃饱后，后面会跟着好几个叔伯婶嫂，他们有的拿笸箩，有的拿灰斗，有的拿撮箕，虎视眈眈，等牛拉屎，牛尾巴一翘，一哄而上，谁抢得归谁。那次我母亲没拿工具，一头牛要拉了，母亲一个箭步，拉起上衣，全兜了，脸上都星星点点，母亲以胜利者的姿态哈哈笑，一路兜着，倒在自家的菜园子里，那菜园子里正长着菜豆子，那一坨的菜豆子长得格外茂盛。菜豆子皮柔肉嫩，可做菜;冬豆子皮老肉硬，只能成熟后炒着吃。 这些柔韧的植物，其内心坚韧无比，她们在大雪覆盖的严冬腊月，早早下了地，太阳照着积雪，问道春天消息，她们小小手掌天真地举起来，抢先回答：春天马上就到。菜豆子之后，便是土豆，便是蕃茄，便是青辣椒，便是丝瓜、线瓜、苦瓜、南瓜，这些蔬菜们，像赶赴一场盛宴，呼朋唤友，一拨儿一拨儿来了。母亲说：要是菜豆子说，那个铁道冲的刘家去不得，这些蔬菜们都不来了，你们到哪吃去？母亲说这话的时候，她不笑。母亲平时说话，很爱笑，比如，别哭，外面有老虎，我们噤口，母亲就笑了;比如，你闭眼睛不读书，你爷爷在神龛上看得到，我们就有点紧张，母亲就笑了。孩子都是狡黠的，看到母亲的笑，就晓得这是个有点破的神话。但母亲说到蔬菜，说到庄稼，她不笑。这里，也许有神灵吧。母亲不太信神灵。隔壁的三奶奶信，三奶奶时时刻刻手上都拿着一副卦，砌房子出远门这些大事，要打卦，就是扛只锄头去锄麦子，也要打一卦问神仙宜不宜动土。母亲从不打卦，父亲不在家，端午、中秋乃至元旦、春节，母亲都有可能不给祖宗上香。母亲信另外一种神灵。母亲下红薯种，挑选阳光热烈的晌午。晌午时分，人都回去吃饭了，鸟们也回去午休了，母亲便领着一帮孩子上园子，闷着挖土，不说话。总是有那么几个迟归的婶娘，这时节还在野外，碰到母亲总要喊：刘婶子，还不回去啊？母亲不应，母亲平时很热情的，此刻却装聋作哑，不应人。母亲说：不能应人的，一应，鸟就晓得了，鸟就来啄种了;一应，老鼠就听到了，老鼠就来偷吃了。鸟是走世界走江湖的，它见多识广，它有本事到哪里都能活下去，话语能力肯定超人;老鼠是土著，祖祖辈辈生活在我们这里，懂得我们的方言不是一件很怪的事情。有鸟嗖的一声带着哨音飞过，母亲就举头打了一个手势。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母亲的这个手势与鸟做了一次什么交流？所有的宗教里头，都会存在一些神秘莫解的东西，母亲也一定会有。我们的红薯或者小麦在此之后确实平安无事，都蓬勃生长。对门的伯母与屋背后的婶娘每次下完种回来没几天，都会骂，骂老鼠偷吃了红薯种，骂麻雀把麦子啄了个稀烂。母亲从来没这回事。这是超然于我们感官之外的神秘力量。 对门的伯母与后面的婶娘喜欢骂。她们喜欢在菜上做记号，南瓜、冬瓜这些大家伙，她们在上面写莲1蛾2，莲是伯母的名字，蛾是婶娘的大号，莲1蛾2是序号。辣椒茄子不好写，她们就使劲记，一个夜晚下来，莲3蛾4丢了，就拿一块虬树菜板，拿一把厚钝菜刀，砍一下，骂一句。母亲不骂人，我家的菜园子也经常失窃，母亲不骂。母亲说：菜园子是不能骂人的，那些恶话毒誓从口里骂出来，落到土里，会变成虫子咬菜。母亲的菜十分光鲜，毫无瑕疵，即或是天生“麻疹”的苦瓜，也比别人家的光滑。我老家有个说法，人太恶，养个崽都是“实屁眼”。像所有的教徒一样，母亲虔诚地修炼自己的内心。每一年新鲜蔬菜上桌，母亲都要请父亲先尝。鸡爪，母亲夹给父亲吃，那是因为要父亲扒财喜;新鲜蔬菜叫父亲先吃，是叫我们孝敬。竹子有上节下节，人有尊长晚幼。忠信孝悌，与人为善，那些蔬菜们大概在她们种子时节就考察了我母亲的品性的吧。开春的菜豆子也许这么喊：铁道冲的刘婶子家是个好人家，我们都去她家吧。菜豆子一声喊，蔬菜们便纷纷响应，结伴来了。我们家的南瓜都有一抱大，个个都像弥勒佛;我们家的冬瓜站起来有人高，一排排靠在屋墙上像十八罗汉;那豆角，一线一线地吊串串，像春天密密麻麻的雨脚。年年都是这样，我家蔬菜大丰收。 我家的碓屋有个神龛，正中端坐着我的爷爷，爷爷是梨木雕刻，身上罩着一块红绸布，我家的祖宗都在神龛上，平时只有我爷爷值班，到我们供飨的时候，他们都回来。我爷爷旁边有一只青瓷坛子，里头装的都是种子，辣椒种子，玉米种子以及南瓜、线瓜、高粱种子，她们被母亲分门别类，用红布包裹，一层一层地放在坛子里。神龛的后面是我家的柴火灶，在寒冷的腊月，我家在这里煮猪潲，酿酒，蒸饭炒菜，天天有薪火燃烧，种子们在这里既享受春天般的温暖，又歆享母亲宗教般的供奉。这是母亲的宗教。 庄稼，是母亲的宗教，也是我们农耕民族子民的宗教吧。
（摘自《视野》2015第16期）
本帖最后由 小达人 于 2016-5-13 20:48 编辑
454、《柔软的父亲》波佩
清晨，经过小区的池塘边时，见到一个穿着黑西装的中年壮汉，趴在雨后潮湿的木栏杆上，执着一根简易的木勺费力地在水面上舀些什么。 原以为是小区的清洁工，走近一看，不是。不会有清洁工穿一身休闲西装来工作的。这人约莫40岁，面孔和身材都带着北方人的轮廓，显得很硬朗。他另一只手上提着东西——那是一次性塑料袋，灌了点水，里面游弋着一只黑蝌蚪。 这时，另一位好奇的老头儿也背着手凑了过来，开始给他提意见：“这哪有蝌蚪哟，还早哩……”男子唯唯听着，也不辩解，仍旧兢兢业业地沿着栏杆逡巡。 其实我很想告诉他，在小区隔壁的政法大学，有一块大水塘，那里已经是蝌蚪成群了。上周我就带着孩子去过，孩子第一回见到那么多黑溜溜的蝌蚪，欢喜得不得了。但由于天生不善与陌生人搭讪，我并没说。出了小区很久，我还在想，这个粗粝的男人适才捕捉蝌蚪时的那种神情，看起来竟是如此“柔软”。我当然也猜得出来，这位显然并不擅长捕捉蝌蚪的男人，之所以出现在池塘边，必然是为了某个孩子。准确地说，是为了孩子的愿望而来。没有喧哗，没有铺张，甚至于有些笨拙，但这就是父亲啊。父亲大多就是这样的。 他的神情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人。 我读初中一年级时，有一位十分要好的同学。我经常去他家玩，很恣肆，但只要他父亲一回家，我就不自觉地收敛了。他父亲是一位拳师，满脸横肉，彪悍异常，我心底十分怕他，从不敢正眼看。然而，有一天，这种感觉被彻底改变了。那是在初夏，我在同学家耍到很晚，干脆留宿。至半夜酣然大睡时，一只手——那是一只非常粗糙强壮的手掌——把我跟同学从蚊帐里轻轻摇醒，我们半睡半醒睁开眼睛，一只手朝我们眼前伸了过来。就像变魔术那样，一个透明的玻璃瓶被放进了漆黑的蚊帐里，亮晶晶的，闪闪烁烁的——里面全是飞舞的萤火虫。 从此，我知道了，拳师跟我所见过的另一些父亲并无区别，在那令人畏惧的外貌下面，其实也藏有一颗慈爱而且浪漫的心，那是父亲的柔软之处。 年少时，当我们提起父亲，总觉得这是一个坚硬的词，抑或是一个沉默的形象，因为他们总是话不多，总是让你惧怕，让你觉得难以接近。我跟父亲就是如此，从不交流。记得十岁那年的一个黄昏，父亲在后门口为我洗澡，他的手搓在我身上，就像砂纸摩擦在我皮肤上，我极力地压抑着，才没让自己叫出声，没让眼泪流出来。而疼痛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被邻居们笑嘻嘻地围观，才是最令我痛苦的。但我没有告诉他这些，一直到四年前他去世，他也不知道我对这件小事有如此深刻的记忆。我们之间总是缺乏一种通道。 很多年来，我总认为自己没有享受过“父爱”。然而，当他离世，当我自己也成了一个孩子的父亲，我终于明白，原来我不是没有得到过爱，而是那时的我根本理解不了——父亲的表达总是很隐晦，隐晦得让你无从察觉。 就像那个让我羞耻的黄昏，他可能早已预知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给我洗澡，所以他把全部的不知来处的愠怒和酸楚都积聚在了手掌里。那一种疼痛，现在想来也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柔软。
（摘自《视野》2015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