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徐建顺----声音的意义3

三、关于任意性原则的讨论

西方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说：

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我们……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这就是现代语言学的第一大原则——任意性原则。这个原则认为，能指（概念）和所指（音响形象）之间的联系是任意性的，所以又经常听到“约定俗成”这个说法。

在索绪尔的理论中，任意性又分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绝对任意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但不排除相对任意性，即能指和所指在某些时候有可以论证的联系。这些联系要么是外围的、表层的，要么是后起的，即在原初的任意性联系建立之后，联系变成固定的了，就可以推展和论证了。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汉字的字音和字义就算是有联系的，也是任意性的联系，当初是随意用某个音表示某个义的，后来就固定下来，凡此音皆有此义，于是出现了同声旁的字。事实果真如此吗？

任意性原则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质疑，只是声音比较微弱。雅格布逊、洪堡特、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都曾指出过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联系，或者明确反对任意性原则。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对于任意性原则的争议越来越激烈了。反对者提出了语言符号的众多理据性证据，以及语言结构与概念结构的众多象似性证据，而捍卫者则认为这些证据不足。

在理据性研究方面，Langacker曾指出语言符号的理据是可以被分析的。Sapir (1929)、Jespersen (1933)、Jakobson & Waugh (1979)、Ohala (1982, 1983, 1984) 都做过实验验证。根据理据性音义联系规则，选取多组反义词，让不懂这种语言的人仅根据语音判断意义，成功率则在95%以上。再根据理据性音义联系规则，设计多组实际上不存在的“反义词”，让受试者区别意义，正确率也在90%以上。

在象似性方面的研究更多。比如，香港的朱晓农教授提出了音高与语义的关系：

我们从读语言学一开始就知道一条原则：语音跟语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但有个例外，那就是在有对立的场合，总是用高调表示要求合作拉近关系，表现在语调上就是所有的语言都毫无例外地用高调或升调来表示疑问，用低调或降调来表示陈述。这是音高和语义之间的一种生物学上的关系。小称变调也可以以此来解释。[1]

他从各个角度论证了高调与亲密、柔弱，低调与稳定、强大的关系，这不仅涉及到了元音，也涉及到了声调，甚至语调和句调。他研究的范围也不限于汉语。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英语、西班牙语等的辅音与语义的关系，汉语语音与语义的象似性，包括圆唇、开闭、爆破、口型和舌位的变化等等，都有比较一致的结论，即语音在模拟语义。

捍卫者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种认为所谓理据性、象似性都属于相对任意性的范畴。的确，质疑者们提出的证据中，有一些可以被划分到相对任意性一边，但是大量的证据都是用相对任意性难以涵盖的。而且就算是属于相对任意性，那么相对任意性过多的时候，是否也意味着绝对任意性的存在值得怀疑呢？

另一种观点认为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性是初始的，质疑者们谈的都是后起的语言发展现象。当然质疑者们并不这么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上古音研究，而这正是语言学还未能凿实的领域，所以争论只能继续下去。

还有一种观点比较有意思，认为大家争论的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索绪尔是结构主义大师，结构主义关心的是如何发现并建立语言符号的结构系统，对结构系统的形成过程不感兴趣，而承认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建立语言结构系统的首要前提”[2]。虽然以此观点回避不了争议，但是一语道破了天机。

西方近代科学所确立的研究方法，是数学式的方法，首先需要一个实验室式的封闭环境，把研究对象与外界孤立出来。所以索绪尔不希望语言与外界有联系，这样才能将语言看作一个独立自足的系统，从而揭示语言系统自己的结构规则。其次，还需要以统一的、简单的、固定的方式解释研究对象的结构。科学哲学所谓“证伪”、“可重复性”，就是要求科学研究能够在不同的对象、实验者之间互换。任意性原则就是做这个的。这个方法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原理，就是：世界是有统一的规律的，这就与基督教的世界由上帝决定观一致了。想一想为什么霍金会获得罗马教皇的嘉奖，说他的宇宙大爆炸学说证明了上帝的存在？统一的世界规律一定指向唯一的神意。然而，世界真的有统一的规律吗？那个规律真的那么简单吗？

中国的传统智慧，认为世界没有统一的规律，只有“道”。“道”是不断变化的。“变化”本身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中国古代没有发展以逻辑为基础的“科学”，却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

语言怎能与外界毫无联系呢？又为何能肯定语言自身的一定是“根本”的，与外界的联系一定是“次生”的呢？如果语言自身就是从外界产生的呢？

世界真的有任意的事情吗？“任意性”这件事实际上就来自于对统一规律的认识。事物有本质，有外在，本质是统一规律，外在也可以通过统一规律来推导，只不过复杂一些。现今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被解释、被建设的。

这一切理论的反面，就是“联系”。事物之间的联系将把本质与外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混融起来。这不是一层层的关系，而是千变万化的网络关系。

西方科学的基础是数学，数学的基础是1+1=2。没有这个公式，一切都是虚幻。然而，就是这个公式出了问题。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第一个1，就找不到第二个1。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如果认为第二片树叶是第一片的1点几倍，那么衡量的标准又在哪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1+1，哪里有1+1=2？所以问题还是出在统一的规律这一点上。

要言之，所谓统一的规律，就是简单化地看世界。这是科学的基础，也证明着科学的低能。人类认识世界的路，其实还很漫长。汲取中国智慧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回归整体性、联系性、个性、差异性、变化性地看世界，才是科学的出路。

回到语言学这里，可以看到，任意性原则并不是真理，索绪尔所举的例子也远非完善，这只是一个方法论上的必要条件，不然难以得出数学模型。现在，在语言学结构模型建立起来之后，再回头研究甚至消融这个前提条件，并不一定对语言学构成多大的威胁，反而会深化语言学的研究。

争论任意性原则的意义，在于把语言从实验室拉回到生活中。所有语言“科学”回避的东西，重又出现。必须重新审视和解释外界与语言的关系，因为这也关系到了语言的产生和语言“内部”的结构。

这项研究和争议很可能旷日持久，但是我们可以先考虑一下任意性原则消失之后意味着什么。让我们重新看索绪尔的这段话：

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我们……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

“概念”不是“事物”，“音响形象”也不是“名称”！“概念”和“事物”有什么区别呢？“事物”是现实的，更复杂，同样，“名称”也是现实的，更复杂。换句话说，语言学所谓的“语义”，并不是生活中语言的全部涵义，而只是他们认为的“核心涵义”。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事物恐怕不见得能分清哪是核心哪是外围，况且“外围”也直接影响着全局。

所以，要讨论任意性原则问题，或者讨论语音和语义的关系，我们需要新的概念。应该尊重索绪尔的概念：能指和所指，但要明确：“能指”并不是表达出的全部，“所指”也不是人们要表达的全部。

“能指”，主要为音质，而且是普通音质。语音四要素的其他三个要素：音长、音强、音高，只有在能进入语言学系统（即所谓“区别意义”）时，才被纳入“能指”。音质中的个人音质是从来不被考虑的。现在，我们要把音长、音强、音高、个人音质都考虑进来了。近些年比较热潮的语音情感因素研究，就属于这方面的进展，只是情感因素被赋予的地位仍然比较低，没有指出非普通音质同样可以起到主导作用。这里还有更多的非语言因素需要考虑，比如文字，比如表情和动作，这样才是生活中的语言的全貌。对此必须有个概念指称，才能与传统语言学对话。我建议把“能指”之外的表达称为“形指”，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形象的。“能指”和“形指”合称为“表指”。

“所指”，主要为概念，然而说话人通常想表达的不仅仅是那个概念，还有很多其他的思想感情，甚至与那个概念差异极大。我建议把“所指”之外的意图表达称为“情指”，因为主要与文化、情感有关。“所指”和“情指”合称为“达指”。

能指               所指

表指                               达指

形指               情指

当然，这些提法仅供大家参考。希望有一天能出现大家共同接受的概念指称。实际上这个概念图还是在承认“核心”与“外围”、“本质”与“现象”的对立，还是有问题的。我说这些，只是为了说明“能指”与“所指”之外，还有语言的意义存在，这是非常重要的。

有哪些意义存在呢？最重要的就是语音的意义。“语音的产生是随意指定的”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成立的，这有点太小瞧人类的祖先了。各民族的所指相同而能指不同的情况，恰恰说明了语音的产生与各民族的不同生活息息相关。没有共同的文化心理，某人硬造的字音怎么能通行呢？

语音的意义来自于声音的意义。后来，语音所指称的语义固定下来，但是，在简单的语义之外，这个语音仍然表达着一些声音的涵义。说话者说出来的，并不仅仅是概念，而是关联着一些情感和经验的涵义。承认这一点非常重要。语音的其他变化所承载的涵义，都是建立在这一点上，都是语音和语义最初关联的发展和变化。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文字是无法完全记录语言的。每一个母亲都知道孩子叫“妈妈”有多少种叫法，至少也有一百种，每一种叫法的意思都不同，但是写出来都是“妈妈”两字，加上标点符号也远远不足。这似乎是个人人都知道的道理，但关键是，西方语言学把“妈妈”表示的母亲的涵义作为第一性的，把语音的曲折变化作为第二性的，这种西方固有的思维方式，妨碍了对事实真相的理解。事实是，在很多情况下，语音的曲折变化所带来的涵义，超过了母亲的涵义，比如有的时候是表示埋怨，有的时候是表示疑问等等，并不是在呼唤母亲，或者确认母亲的身份。不要把事物总是分为核心和外围、本质和现象、基础和上层、第一性和第二性，而是把事物看成是浑然一体的永远变化互动的活体，这样才能突破思维惯性，触碰到事实真相。

语言无法完整准确地表达心意。在这个时候，语音、表情、动作、体态等等，就会充分发挥作用。其中语音的手段有音长、音强、音高，还有音质上的一些变化等，语音学常把这些叫做情感因素，这样的定义潜含的意思，就是毕竟是情感因素，起不了决定性作用。而实际上，情感因素往往正是说话者要着重表达的东西，那所谓的音质的语义，却是障眼法而已。就算是强调音质语义是情感因素的基础，那也不能把音质看成是决定性的，而要把两者的关系看成是互动和平等的，如此才能解释生活中真实的语言现象。

语言学一向对文学语言敬而远之，为什么呢？因为文学语言不符合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文学语言的常以“陌生化”来判断诗歌涵义。然而，文学语言又是来自生活。于是语言学又把生活中比较文学化的语言排斥出基本研究的范围。那么剩下的语言还有什么呢？那不就是文字本身了吗？不就是字典语言吗？或称语言教材式的对话：你几点起床？我六点起床。你买书了吗？我打算明天买。这是机器语言，不是活生生的人的语言。在生活中，即使是这样的一段对话，其中的涵义也远非表面文字。语言学要想探究真实的语言，必须要打破“能指——所指”的理论模式，建立起更全面更灵活的理论。

破除任意性原则，就凸显出了语音在所指之外的意义功能，这对于汉语汉文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