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徐健顺----声音的意义2

二、汉字是音形义的统一体

首先关注形声字的研究。

占了汉字80%以上的形声字，以前常被解释为“形旁表义，声旁表音”。这种解释就意味着，声旁与语义没有关系，汉语的语音和语义没有关系。而“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正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第一大原则，汉语这不是正好符合了现代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这种看法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严重的理念：全世界的文字都是由象形文字发展到拼音文字的，汉字已经表音了，但还没有放弃表义，所以是处于中间阶段，已经落后了，早晚有一天要发展成拼音文字。“五四”以来的很多汉语汉字事件就与这个理念有关。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许慎对形声字的定义是“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声旁 “以事为名”怎么理解，后世有不同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在《说文解字》收录的9352个汉字中，有222个字亦声字，如“姓，从女从生，生亦声”，说明“生”旁既是声旁，又表义。后世学者在对亦声字的研究中，不断扩大亦声字的范围，

最早系统整理研究《说文解字》的学者是北宋初年的徐铉、徐锴兄弟，徐锴所作的《说文解字系传》影响尤大。他除保留原书的亦声字外,又增加了很多亦声字，说明了声旁与字义的关系。徐铉评之为“形声相从”。相从，就不是相合，这里已经蕴含了形声相生、音义相转之理。稍后王子韶《字解》提出了“右文说”：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1]

形声字多左形右声，“右文说”实际上就是声旁兼义说。南宋郑樵《六书略》提出了“六书相兼”说，其中“形兼声”、“事兼声”等类，也有同义。至元初戴侗主张“六书推类”之说，因声求义，对同源词的声旁之义做了探讨。至清代，段玉裁更提出了“声义同源”说，黄承吉直接说“字义起于右旁之声”，很多学者补充了大量的字例。综合来看，古代文字学的研究结果，基本上是倾向于声旁兼义的，但是还有些细节问题没有梳理清楚。“五四”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就属于非主流了。近些年来，随着学界对西方语言学局限性的认识的提高，对亦声字和形声字声旁的研究又复升温，很多学者都对许慎的“亦声说”给予了积极评价,对亦声字和形声字进行了深层探讨，对于汉字声旁兼义（声符表义）的特性有了普遍的认同，只是在很多细节上还没有完全搞清，理论还没有完全建构起来。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声旁只表音的形声字应该是后起的，最早的形声字都是音形义的统一体，基本上也是会意字。台湾的字典已经把绝大部分的形声字也兼注为会意字了，这是令人欣慰的事情。既然同声则近义，声旁怎能与语义毫无关系呢？象形、指事、会意、假借等字按照传统的西方语言学的说法，大都不能算是表音，因为没有声符，但是实际上其字音与字义常是相关的，这已经不是西方语言学能涵盖的问题了。说汉字是象形文字、表音兼表义的文字都是不准确的。应该说，原初汉字基本上是音形义的统一体，既表音，又表形，又表义。形与义不同，形者，“取譬”也。表音与声符不同，表音不一定形成符号。把语言看成是一个数学模型式的独立封闭、由结构决定意义的系统，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优势，也是缺陷。对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来说，关心的是语言的结构是怎样的，我们关心的是在生活中语言的意义是怎样的。就算结构是真实存在的，结构之外的各种元素也是有意义的，有规律的。如果跳出结构主义的窠臼，就能还汉字以本来面目：音形义的统一体。

世界上的文字基本上都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为什么后来他们都变成了拼音文字？公元1444年，朝鲜朝世宗大王李祹命学者郑麟趾等创制本国文字，当时朝鲜已经使用汉文超过了一千年，按说应该深受这种音形义统一的文字的影响，可是新创制出来的朝鲜文字却是典型的拼音文字。为什么呢？世宗在《训民正音诏》中说的很清楚：

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为此悯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耳。

“人人易习，便于日用”，这就是原因。拼音文字因为包含的信息少，会说话就基本可以拼写，所以容易学习、容易应用。日文假名的创制在朝鲜之前，可以看出把汉字简化为表音符号的趋势。朝鲜定是吸收了日文的经验教训，索性把文字变成了彻底的拼音文字。

“五四”以来的“汉字革命”、“汉字拉丁化”、“国语罗马字母”、“汉字拼音化”、“简化字”等等活动，查其根源，也都与学用相关。钱玄同是最早最激烈的人之一，1923年1月，《国语月刊》发表其《汉字改革！》一文，其中说：

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于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虽然钱氏主张之谬已经无需再论，但是拼音文字在学、用上的简单也是毋容置疑的。这显然是世界其他民族放弃象形文字改用拼音文字的主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没有那么做？难道他们不知道拼音文字的便利吗？以前就是这么判定的：古人太笨、太保守、太封建、太不讲人道。实际上，怎么可能呢？古人也爱孩子的，这种看法无论从逻辑上还是生活上都说不通啊。

如果意识到汉字是音形义的统一体，就会发现，汉字比之其他民族的象形文字，还是有所不同的。象形文字，一般表形的成分比较多，音、义两者比较欠缺。汉字是一种非常发达的、相对完备的、体系比较严密的符号系统，不仅相对于拼音文字，而且相对于象形文字也是信息量更大的。信息量大，对于传承文化来说非常重要。这里不仅有量的问题，还有音形义之间的关系，有文化符号、文化理念的传承问题。所以汉字传承文化的功能比较强。

另一方面，信息量大，也是日用的一大好处。利用汉字的形、义所做的事情，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书法自不必说，就如现在的各种广告、商标，也在利用汉字的字形做文章。

有利必有弊，有弊必有利。汉字功能强大，所以我们的祖先不愿意放弃，宁愿加倍努力学习。

汉字碰到的问题，主要就是难学难记难用。在这方面，象形、形声等造书法，为学习者提供了大量的方便，兹不赘言。还剩下的难关，主要是声符的丰富复杂、造字法的多种多样的问题。同样的语音，在拼音文字那里一般只有一个声符，在汉字这里却可能有多个声符，这给记忆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多个声符，对应着不同的涵义，因为是有规则的、有分类的，所以也不是非常难记的。另外，我们的祖先还在漫长的历史中，发明了很多学习的捷径窍门。这些方法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吟诵。后文将会论及，更详细的阐述可见他文。

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汉字这种音形义统一的文字，这种信息最综合最大量的文字，在世界改用拼音文字的大潮中，始终坚持，没有放弃，还不断改革字体，创造各种学习、应用捷径，这才是历史的真相。中华文明为什么是上古文明中唯一传下来的？中国为什么一直是世界大国、文化强国？这里面是不是有文字的功劳？发达的文字才有可能承载发达的文明，传承发达的文化，造就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应该感谢祖先，为我们保住了这么好的文字。

然而，对这么好的文字没有正确的认识，乃至以西学割裂音、形、义，把汉字说成仅仅是符号，那么我们也将丢失祖先留下的这一文化优势。

上面所说的事情，主要是想证明，汉字的声旁也兼表义，那么绝大部分的原初汉字的字音都是与字义相关的。流传到现在，大部分汉字的字音仍与字义有关。

然而，字音与字义有关，还没有把汉字最深处的价值说出来。因为字音与字义究竟是什么关系，还没有揭示出来。这需要依靠语音学和文字学的合力才能完成。